曾彦修：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31 15:33:47

曾彦修，1919年6月生于四川宜宾。19岁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历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7年，曾彦修的“答黑板报记者问”编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被康生点名批判。当时仍然担任反右领导成员的曾彦修，最终将自己划入右派名单，这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潜心研究苏联崩溃的历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书。
　　在晚年的一首小诗中，他回首往事，“微觉此生未整人” 。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本文是他对往事的回忆。

　　被杀的不是工农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岁时，恐怖就来了。我懂事起就恨蒋介石。说蒋是亲日派，要投降日本，确实不能成立。但他当时杀青年人杀得可怕，却是真的。
　　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其实我们那里（四川宜宾）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本地的军阀政权。
　　杀掉的什么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爷枪毙了……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
　　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些人反倒不是穷光蛋，家里都相当富裕。被捕后，全家卖房产凑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赎出来的时候，要写悔过书，都是长辈在狱外给准备好的，“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唤起了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宾叙州联合中学35班，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35班五六十人，后来有3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而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艺作品、电影、音乐等。社会科学类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30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大得不得了。
　　假设没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地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电影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30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党中央觉得这些人有用，按计划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些比较落后的、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5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到3个月，村里的人都闹开了。
　　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搞3个月，基本上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两三万人的小镇，3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整风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消费不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风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部停，说这些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41年7月间，开了一个什么会，把张闻天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
　　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泽东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得不得了。反对党八股开始时候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即使是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后，1942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查“小广播”整“半条心”
　　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的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开始要求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怀疑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地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自己是甘肃兰州来的，说他加入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还有人坚持说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谈陈伯达、胡乔木
1942年下半年起，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这些叫整风文件，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很多都不起作用。
　　真正起很大作用的，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那是真正起了作用。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陈伯达有名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
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党成立以来，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这样子一来，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罢课包括这些，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这一点是懂得的。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方法均是对的。
　　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二三十万，都有枪有炮的。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贴个标语，工人罢个工。你要把他打倒是打不倒的。这点一说就通。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
　　斯大林1927年讲过，中国的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看出来了，东方这么专制、落后，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你靠什么罢工，靠一个报纸，一个刊物，打不倒。要打倒，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这一点，一比较，二十年代末，瞿秋白也好，李立三也好，一直到后来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也好，依靠什么？重点依靠示威，依靠罢工，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你真要罢起工来，损失很大，罢了两三天了，工人不一定愿意，还受损失。回来说陈伯达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毛是比人高明。
　　他对中国的情况，比人家了解的深刻。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游行示威、贴标语打得倒的。没有这个（军事力量）打不倒。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什么原因呢？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所以不提了。
　　谁都不强调，但是谁心里都明白，从延安出来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还是毛泽东行。因此，毛泽东经过整风，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是真实的。
这里面建功最大的，公开建功最大的，我以为是陈伯达。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
　　因为胡乔木的资历，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解放区进延安的，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把1927年以后，党内的各种文件，尽量收集，尽可能收集。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后来主要是他在编。编成这么厚的《六大以来》。然后就有上下两本的《两条路线》。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谁帮助树立的？是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后来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懂了，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闹不懂。
整风期间，延安的各个机关，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上层几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即毛主席还指挥一切。（1943年，胡乔木把曾彦修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
　　我们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吊在空中。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不愁衣食。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真实的。但是1942年到1943年，搞抢救运动搞得太紧张，死了些人，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抓。
　　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三个人都抓起来了，都进了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两三个月，在杨家岭延河对岸，公路上，忽然看见一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说什么叫做保安大学？保安处，就是公安处。监狱就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他说1943年被弄来的。我说，那你早我一个月嘛，我四月份我也是从绥德急调回延安的，回去实际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监狱里，捉了这么多人，闹来闹去，一个特务也没有。我说，监狱死了多少人？他说，好像只死了两个，其余正式枪毙的好像没有。
　　我说这好啊，很好，没有人被枪毙，阿弥陀佛。他说我还跟蔡子伟他们在一起。我说，蔡子伟不是枪毙几年了吗？他说，是啊，公开说是的，实际上没有。滑稽的事情多了。
　　这个蔡子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一个罪状，反革命，枪决，公开发表了罪状，实际上都没有处决。蔡子伟解放以后是农业部副部长。我说阿弥陀佛，宣布了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留下来了。
　　整风抢救以后，各个机关也停下来了，其中包括中宣部，中宣部已名存实亡。各个科室的名字都没有了，最初的宣传科长叫吴亮平，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1942年六七月间，就到晋西北去了，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么其他的，就是散兵游勇，人也不多。有几个人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剩下的人已无业务。
　　但是反而调了几个人进中宣部，我们说叫“四大家族”。范文澜范老一家，范老两夫妇，一个儿子，后来划了右派。王学文两夫妇，一子一女，四个人，张仲实两夫妇，一个孩子，还有曹宝华两夫妇，曹宝华根本没有任务。他就是埋头翻译俄文书，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去了宣传部。
　　这个“四大家族”，最年轻的曹宝华，比我还要大十多岁，因此我们剩下这些人，还得照顾这“四大家族”。我们都是很尊敬他们的，特别是对范文澜、王学文，张仲实这些前辈。
　　但是偏偏胡乔木坐在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坐在这个地方指挥一切，主要是宣传机构，《解放日报》，跟新华社。那么，宣传部他就附带管管，没有什么这个科那个科的，名字都没有了，科长也没有了。
　　他本人组建宣传部，从没有宣布部的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这样子，为什么1943年以后，1944年3月，1943年11月反而调我去，去干什么？叫我去协助他编中学教科书。
　　胡乔木他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想，找几个人。中宣部胡乔木1943年3月把我调去了。田家英比我先过去几个月，他叫我整理一些材料，在国民党区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搞一个假封面，无非是揭露国民党怎么黑暗、专制，蒋介石应该打倒之类的。
　　那么第一次我把这个材料的文字给他看，我也不认识他，规规矩矩的，他讲的很简单，但是讲得很中肯，就是非常之正确。一个青年，你自己不要骄傲，虚心一点，这样的老师是不好找，经过胡乔木点拔以后，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胡乔木别的事情不是说样样都高明的不得了，但是写文章的规矩、技巧、无病化，那是很高明，轻描淡写，说几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
　　他觉得把这些人调来了，没有事儿干，那怎么办，所以他会想许多事情的。他觉得既然没事情干，他就叫田家英和我二人协助他编语文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科书就是在根据地使用的，高中初中加起来，五年制语文教科书，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根据地，艰苦奋斗大概还有很多年。
　　当时中央正在讨论历史问题，就在杨家岭开七大。我看很多同志，延安出来的，似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中央开会，批判哪个，好像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住在胡乔木办公室，所有这些事，一个字都不知道。中央在干什么，在批判彭德怀，在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中宣部内，胡乔木保密到我们不知道，一个字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日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送来一个张去，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这些基层人员才知道此事。
　　胡乔木没有告诉我们半个字。什么样的斗争，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开七大，全不晓得。有些人的回忆，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识分子占中央比较重要地位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谁知识面达到胡这个水平的。康生的知识面比较宽，陈伯达有一些方面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戏曲史、版本史等，他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音乐、美术、篆刻这些方面他更比不上康生。但古今中外，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我以为，胡乔木可能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突出的一个。
　　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恐怕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著名的人物，一二十个，瞿秋白等人最大了，但是知识面还是不及胡。胡乔木是扬州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所以他的中文、历史，这些修养基础是在扬州中学就奠定了，再加上自己特别用功，记忆力特别好。
　　1942年开始整风以前，张闻天走了，我是一个小随员，六七个人跟着他走了。去参加晋西北的农村调查。那么剩下的这个宣传部的任务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延安只有一两个宣传机器在开动，这个就是《解放日报》跟新华社。毛通过这两个东西控制全国的一切工作。当然内部还有一些指示。公开的知道的工具就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创办延安广播，是日本投降以后创办的，是温济泽他们办的。
　　胡乔木1949年后秘书的名字，有多少谁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毛的秘书。这个秘书就决定了一切。一会儿又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会儿又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秘书，不晓得有多少秘书，说秘书专政又谈不上，但是通过秘书来干。所以当时最忙的人是胡。他是全心全意。
　　新华社跟《解放日报》，延安唯一的两个机构，不准完全停工。这两个机构不能停工，其他的机构统统关门。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运动”。我太知道这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解放后在一个我所能控制的小单位，就不真搞什么“运动”。
　　在中央宣传部慢慢形成以后，新闻出版这块阵地就是胡乔木管，别人就不好管了。胡乔木自己担任新闻总署的署长，另外出版署长是胡愈之。胡乔木另从新华社调一很左的负责人，（陈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去控制它，任副署长。
　　传统上呢，中宣部有个出版科还是出版处，但是中宣部部长、副部长这一层，一涉及到新闻出版统统推给胡乔木，他也不客气。因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归他偶然管管。
　　人民出版社是奇奇怪怪的机构，吊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谁也不真管。你说什么级的单位，什么级啊？一会儿归出版总署管，那么你是科处级单位。一会儿又是归文化部出版局管，仍是科局级单位。但是多年来，出版总署尤其是文化部，它们似乎离开你越远越好。人民出版社的书都是政治性的问题，犯错误是你人民出版社，我给谁担这个担子啊？
　　周扬这些人不会去侵犯胡乔木在这方面的权力，胡跟毛的关系大大超过其他人跟毛的关系。我个人在延安这段时期跟他是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请示就方便一些。我请示的是些什么问题呢？1954、1955、1956反右以前，这个两三年，当时不是百花齐放吗？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重点95%是三联书店，我们来不及搞一些新书，所以把一些老书重印，当时在土地革命，我估计别人不一定知道。
在出版这一方面，人民出版社同胡乔木的关系，就是只有请示他才行。这个工作中央从延安一直到进城都是他来抓，没变过。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历史形成的关系，没看见过文件规定。
　　新华社主要的消息、重要的评论通通要给他看，才能发。弄来弄去，新闻出版归他抓，99%是新闻，一个新华社，一个《人民日报》，1%才是出版。出版也不是我们一家，两家，人民出版社跟人民文学。这两家他管，其他的他不大管了。只有这两家，大事都请示他，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传统。
　　对于胡乔木这个人，现在、今后在共产党内，官方来讲对他肯定是100%或90%是赞美的，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但是这个前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问题就是给他加了几顶帽子，当了一支笔，就是什么时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这样子当然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没有办法谈。像原来，他写的很多东西，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任何事情只要是从最高权力发出的命令，他心里不赞成都会把它说得似乎头头是道。
　　我举两个最大的例子。一个就是1956年3月苏共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批评和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的时代，干的一些异乎寻常的内部屠杀的事情，总算是门缝打开了。跟着大概是在7月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陈伯达起草的。
　　这篇文章是对赫鲁晓夫这个报告采取一种原则上没有反驳，也不是原则上支持，是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毛病，原则上承认一点。这样一来，七八九几个月，全国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批评就比较多一些。这一下不得了，失火了，所以立刻就收回来，当然是老人家（毛泽东）的意思。
　　大概是11月前后，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再论无产阶级专制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把前面那篇陈伯达的文章批判的全部收回。这都是很巧妙的，变成斯大林缺点是有，肯定斯大林是根本基调。原来那篇也不是否定，是批评的语气偏重一点，胡乔木这一篇就变成了歌颂继承为主。那么这个意见是不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呢，是不是他本人赞成呢，不一定。但是毛主席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
　　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还在《人民日报》写了篇长文，两三版的大专论，《论三个世界的划分》，三个世界跟过去的“第三世界”说法不一样，毛在文革期间在地图上画，世界上分三块，苏联美国，这是第一世界，其实他们两个是斗得要命的。欧洲的英国、法国，那个时候的西德，或者还有日本，这个算第二世界。于是乎其他全世界加起来都算第三世界。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奇思怪想多得很，他是只出结论而从不解释的。
　　这个东西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继承毛主席的这个思想，胡乔木又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登了几版《人民日报》，那么这个东西他赞成不赞成呢？李慎之散步时问他，三个世界是什么好像不大好理解，乔木讲“哎，胡说八道。”就这么四个字回了他，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胡乔木头脑清楚的很，但要他写什么他就能写。哪怕这东西他内心是不赞成的。
　　任何东西只要你是上面的最高权力分配这个任务，他就得努力去完成。你可以学他的才能，学他的技巧，学他的学问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能学，就是不能够学那种说不通的硬要把它说通，只允许1+1=2，甚至1+1=3都可以，不能说1+1=一个茶杯，那就是离题万里了。
　　经过他的努力，从延安1941年开始，50年，《中共党史》这一套，就是胡乔木的一套。后来，何方的《党史笔记》一样一样考证下来，结果现在何方《党史笔记》的威信似乎反而要超过胡乔木的《中共党史》，原因很简单，何方比较注重根据事实。
　　当一个权力成为一个真理的唯一代言人的时候，随便怎么说，大家都只能拥护。但是到了这个权力的作用没有这么大的时候，那你有一些离题万里的东西人家就不会接受了。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胡乔木就全力用在建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上，意识形态部门，必须要统一在他的思想控制下，离开一步都不行。而且往往他自己也发生矛盾。
我的任务是绝对听从他，如果稍微不听从一点都不行。
　　有没有绝对听从他的？有，典型的就是吴冷西。我跟吴是很熟悉的。吴冷西至死还是坚持那些60年代、70年代反修全是对的。他是广东新会人，后来地位高了，打倒四人帮以后他重新出来，他的身份已经不得了，毛在的时候，他参加政治常委会，甚至比常委会还要小的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会，他都能够去。他有时候回到老家新会去，那个新会城到了80年代、90年代新会也是电视、广播（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套东西）这些东西也有了。新会城知道吴冷西要回来，把电视节目、广播都改了，怕他看见又是修正主义，告到中央去，所以这样的情况变成一个广东的新会连吴冷西都怕，他去的时候整个广播电视都得改变面貌。这是几个广东人告诉我的。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毛）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

曾彦修，1919年6月生于四川宜宾。19岁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历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7年，曾彦修的“答黑板报记者问”编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被康生点名批判。当时仍然担任反右领导成员的曾彦修，最终将自己划入右派名单，这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潜心研究苏联崩溃的历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书。
　　在晚年的一首小诗中，他回首往事，“微觉此生未整人” 。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本文是他对往事的回忆。

　　被杀的不是工农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岁时，恐怖就来了。我懂事起就恨蒋介石。说蒋是亲日派，要投降日本，确实不能成立。但他当时杀青年人杀得可怕，却是真的。
　　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其实我们那里（四川宜宾）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本地的军阀政权。
　　杀掉的什么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爷枪毙了……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
　　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些人反倒不是穷光蛋，家里都相当富裕。被捕后，全家卖房产凑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赎出来的时候，要写悔过书，都是长辈在狱外给准备好的，“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唤起了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宾叙州联合中学35班，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35班五六十人，后来有3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而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艺作品、电影、音乐等。社会科学类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30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大得不得了。
　　假设没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地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电影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30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党中央觉得这些人有用，按计划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些比较落后的、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5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到3个月，村里的人都闹开了。
　　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搞3个月，基本上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两三万人的小镇，3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整风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消费不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风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部停，说这些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41年7月间，开了一个什么会，把张闻天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
　　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泽东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得不得了。反对党八股开始时候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即使是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后，1942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查“小广播”整“半条心”
　　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的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开始要求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怀疑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地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自己是甘肃兰州来的，说他加入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还有人坚持说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谈陈伯达、胡乔木
1942年下半年起，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这些叫整风文件，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很多都不起作用。
　　真正起很大作用的，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那是真正起了作用。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陈伯达有名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
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党成立以来，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这样子一来，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罢课包括这些，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这一点是懂得的。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方法均是对的。
　　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二三十万，都有枪有炮的。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贴个标语，工人罢个工。你要把他打倒是打不倒的。这点一说就通。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
　　斯大林1927年讲过，中国的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看出来了，东方这么专制、落后，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你靠什么罢工，靠一个报纸，一个刊物，打不倒。要打倒，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这一点，一比较，二十年代末，瞿秋白也好，李立三也好，一直到后来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也好，依靠什么？重点依靠示威，依靠罢工，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你真要罢起工来，损失很大，罢了两三天了，工人不一定愿意，还受损失。回来说陈伯达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毛是比人高明。
　　他对中国的情况，比人家了解的深刻。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游行示威、贴标语打得倒的。没有这个（军事力量）打不倒。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什么原因呢？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所以不提了。
　　谁都不强调，但是谁心里都明白，从延安出来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还是毛泽东行。因此，毛泽东经过整风，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是真实的。
这里面建功最大的，公开建功最大的，我以为是陈伯达。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
　　因为胡乔木的资历，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解放区进延安的，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把1927年以后，党内的各种文件，尽量收集，尽可能收集。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后来主要是他在编。编成这么厚的《六大以来》。然后就有上下两本的《两条路线》。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谁帮助树立的？是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后来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懂了，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闹不懂。
整风期间，延安的各个机关，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上层几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即毛主席还指挥一切。（1943年，胡乔木把曾彦修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
　　我们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吊在空中。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不愁衣食。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真实的。但是1942年到1943年，搞抢救运动搞得太紧张，死了些人，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抓。
　　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三个人都抓起来了，都进了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两三个月，在杨家岭延河对岸，公路上，忽然看见一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说什么叫做保安大学？保安处，就是公安处。监狱就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他说1943年被弄来的。我说，那你早我一个月嘛，我四月份我也是从绥德急调回延安的，回去实际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监狱里，捉了这么多人，闹来闹去，一个特务也没有。我说，监狱死了多少人？他说，好像只死了两个，其余正式枪毙的好像没有。
　　我说这好啊，很好，没有人被枪毙，阿弥陀佛。他说我还跟蔡子伟他们在一起。我说，蔡子伟不是枪毙几年了吗？他说，是啊，公开说是的，实际上没有。滑稽的事情多了。
　　这个蔡子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一个罪状，反革命，枪决，公开发表了罪状，实际上都没有处决。蔡子伟解放以后是农业部副部长。我说阿弥陀佛，宣布了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留下来了。
　　整风抢救以后，各个机关也停下来了，其中包括中宣部，中宣部已名存实亡。各个科室的名字都没有了，最初的宣传科长叫吴亮平，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1942年六七月间，就到晋西北去了，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么其他的，就是散兵游勇，人也不多。有几个人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剩下的人已无业务。
　　但是反而调了几个人进中宣部，我们说叫“四大家族”。范文澜范老一家，范老两夫妇，一个儿子，后来划了右派。王学文两夫妇，一子一女，四个人，张仲实两夫妇，一个孩子，还有曹宝华两夫妇，曹宝华根本没有任务。他就是埋头翻译俄文书，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去了宣传部。
　　这个“四大家族”，最年轻的曹宝华，比我还要大十多岁，因此我们剩下这些人，还得照顾这“四大家族”。我们都是很尊敬他们的，特别是对范文澜、王学文，张仲实这些前辈。
　　但是偏偏胡乔木坐在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坐在这个地方指挥一切，主要是宣传机构，《解放日报》，跟新华社。那么，宣传部他就附带管管，没有什么这个科那个科的，名字都没有了，科长也没有了。
　　他本人组建宣传部，从没有宣布部的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这样子，为什么1943年以后，1944年3月，1943年11月反而调我去，去干什么？叫我去协助他编中学教科书。
　　胡乔木他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想，找几个人。中宣部胡乔木1943年3月把我调去了。田家英比我先过去几个月，他叫我整理一些材料，在国民党区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搞一个假封面，无非是揭露国民党怎么黑暗、专制，蒋介石应该打倒之类的。
　　那么第一次我把这个材料的文字给他看，我也不认识他，规规矩矩的，他讲的很简单，但是讲得很中肯，就是非常之正确。一个青年，你自己不要骄傲，虚心一点，这样的老师是不好找，经过胡乔木点拔以后，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胡乔木别的事情不是说样样都高明的不得了，但是写文章的规矩、技巧、无病化，那是很高明，轻描淡写，说几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
　　他觉得把这些人调来了，没有事儿干，那怎么办，所以他会想许多事情的。他觉得既然没事情干，他就叫田家英和我二人协助他编语文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科书就是在根据地使用的，高中初中加起来，五年制语文教科书，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根据地，艰苦奋斗大概还有很多年。
　　当时中央正在讨论历史问题，就在杨家岭开七大。我看很多同志，延安出来的，似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中央开会，批判哪个，好像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住在胡乔木办公室，所有这些事，一个字都不知道。中央在干什么，在批判彭德怀，在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中宣部内，胡乔木保密到我们不知道，一个字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日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送来一个张去，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这些基层人员才知道此事。
　　胡乔木没有告诉我们半个字。什么样的斗争，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开七大，全不晓得。有些人的回忆，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识分子占中央比较重要地位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谁知识面达到胡这个水平的。康生的知识面比较宽，陈伯达有一些方面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戏曲史、版本史等，他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音乐、美术、篆刻这些方面他更比不上康生。但古今中外，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我以为，胡乔木可能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突出的一个。
　　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恐怕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著名的人物，一二十个，瞿秋白等人最大了，但是知识面还是不及胡。胡乔木是扬州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所以他的中文、历史，这些修养基础是在扬州中学就奠定了，再加上自己特别用功，记忆力特别好。
　　1942年开始整风以前，张闻天走了，我是一个小随员，六七个人跟着他走了。去参加晋西北的农村调查。那么剩下的这个宣传部的任务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延安只有一两个宣传机器在开动，这个就是《解放日报》跟新华社。毛通过这两个东西控制全国的一切工作。当然内部还有一些指示。公开的知道的工具就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创办延安广播，是日本投降以后创办的，是温济泽他们办的。
　　胡乔木1949年后秘书的名字，有多少谁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毛的秘书。这个秘书就决定了一切。一会儿又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会儿又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秘书，不晓得有多少秘书，说秘书专政又谈不上，但是通过秘书来干。所以当时最忙的人是胡。他是全心全意。
　　新华社跟《解放日报》，延安唯一的两个机构，不准完全停工。这两个机构不能停工，其他的机构统统关门。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运动”。我太知道这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解放后在一个我所能控制的小单位，就不真搞什么“运动”。
　　在中央宣传部慢慢形成以后，新闻出版这块阵地就是胡乔木管，别人就不好管了。胡乔木自己担任新闻总署的署长，另外出版署长是胡愈之。胡乔木另从新华社调一很左的负责人，（陈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去控制它，任副署长。
　　传统上呢，中宣部有个出版科还是出版处，但是中宣部部长、副部长这一层，一涉及到新闻出版统统推给胡乔木，他也不客气。因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归他偶然管管。
　　人民出版社是奇奇怪怪的机构，吊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谁也不真管。你说什么级的单位，什么级啊？一会儿归出版总署管，那么你是科处级单位。一会儿又是归文化部出版局管，仍是科局级单位。但是多年来，出版总署尤其是文化部，它们似乎离开你越远越好。人民出版社的书都是政治性的问题，犯错误是你人民出版社，我给谁担这个担子啊？
　　周扬这些人不会去侵犯胡乔木在这方面的权力，胡跟毛的关系大大超过其他人跟毛的关系。我个人在延安这段时期跟他是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请示就方便一些。我请示的是些什么问题呢？1954、1955、1956反右以前，这个两三年，当时不是百花齐放吗？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重点95%是三联书店，我们来不及搞一些新书，所以把一些老书重印，当时在土地革命，我估计别人不一定知道。
在出版这一方面，人民出版社同胡乔木的关系，就是只有请示他才行。这个工作中央从延安一直到进城都是他来抓，没变过。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历史形成的关系，没看见过文件规定。
　　新华社主要的消息、重要的评论通通要给他看，才能发。弄来弄去，新闻出版归他抓，99%是新闻，一个新华社，一个《人民日报》，1%才是出版。出版也不是我们一家，两家，人民出版社跟人民文学。这两家他管，其他的他不大管了。只有这两家，大事都请示他，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传统。
　　对于胡乔木这个人，现在、今后在共产党内，官方来讲对他肯定是100%或90%是赞美的，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但是这个前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问题就是给他加了几顶帽子，当了一支笔，就是什么时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这样子当然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没有办法谈。像原来，他写的很多东西，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任何事情只要是从最高权力发出的命令，他心里不赞成都会把它说得似乎头头是道。
　　我举两个最大的例子。一个就是1956年3月苏共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批评和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的时代，干的一些异乎寻常的内部屠杀的事情，总算是门缝打开了。跟着大概是在7月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陈伯达起草的。
　　这篇文章是对赫鲁晓夫这个报告采取一种原则上没有反驳，也不是原则上支持，是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毛病，原则上承认一点。这样一来，七八九几个月，全国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批评就比较多一些。这一下不得了，失火了，所以立刻就收回来，当然是老人家（毛泽东）的意思。
　　大概是11月前后，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再论无产阶级专制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把前面那篇陈伯达的文章批判的全部收回。这都是很巧妙的，变成斯大林缺点是有，肯定斯大林是根本基调。原来那篇也不是否定，是批评的语气偏重一点，胡乔木这一篇就变成了歌颂继承为主。那么这个意见是不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呢，是不是他本人赞成呢，不一定。但是毛主席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
　　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还在《人民日报》写了篇长文，两三版的大专论，《论三个世界的划分》，三个世界跟过去的“第三世界”说法不一样，毛在文革期间在地图上画，世界上分三块，苏联美国，这是第一世界，其实他们两个是斗得要命的。欧洲的英国、法国，那个时候的西德，或者还有日本，这个算第二世界。于是乎其他全世界加起来都算第三世界。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奇思怪想多得很，他是只出结论而从不解释的。
　　这个东西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继承毛主席的这个思想，胡乔木又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登了几版《人民日报》，那么这个东西他赞成不赞成呢？李慎之散步时问他，三个世界是什么好像不大好理解，乔木讲“哎，胡说八道。”就这么四个字回了他，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胡乔木头脑清楚的很，但要他写什么他就能写。哪怕这东西他内心是不赞成的。
　　任何东西只要你是上面的最高权力分配这个任务，他就得努力去完成。你可以学他的才能，学他的技巧，学他的学问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能学，就是不能够学那种说不通的硬要把它说通，只允许1+1=2，甚至1+1=3都可以，不能说1+1=一个茶杯，那就是离题万里了。
　　经过他的努力，从延安1941年开始，50年，《中共党史》这一套，就是胡乔木的一套。后来，何方的《党史笔记》一样一样考证下来，结果现在何方《党史笔记》的威信似乎反而要超过胡乔木的《中共党史》，原因很简单，何方比较注重根据事实。
　　当一个权力成为一个真理的唯一代言人的时候，随便怎么说，大家都只能拥护。但是到了这个权力的作用没有这么大的时候，那你有一些离题万里的东西人家就不会接受了。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胡乔木就全力用在建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上，意识形态部门，必须要统一在他的思想控制下，离开一步都不行。而且往往他自己也发生矛盾。
我的任务是绝对听从他，如果稍微不听从一点都不行。
　　有没有绝对听从他的？有，典型的就是吴冷西。我跟吴是很熟悉的。吴冷西至死还是坚持那些60年代、70年代反修全是对的。他是广东新会人，后来地位高了，打倒四人帮以后他重新出来，他的身份已经不得了，毛在的时候，他参加政治常委会，甚至比常委会还要小的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会，他都能够去。他有时候回到老家新会去，那个新会城到了80年代、90年代新会也是电视、广播（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套东西）这些东西也有了。新会城知道吴冷西要回来，把电视节目、广播都改了，怕他看见又是修正主义，告到中央去，所以这样的情况变成一个广东的新会连吴冷西都怕，他去的时候整个广播电视都得改变面貌。这是几个广东人告诉我的。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毛）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

曾彦修，1919年6月生于四川宜宾。19岁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历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7年，曾彦修的“答黑板报记者问”编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被康生点名批判。当时仍然担任反右领导成员的曾彦修，最终将自己划入右派名单，这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潜心研究苏联崩溃的历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书。
　　在晚年的一首小诗中，他回首往事，“微觉此生未整人” 。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本文是他对往事的回忆。

　　被杀的不是工农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岁时，恐怖就来了。我懂事起就恨蒋介石。说蒋是亲日派，要投降日本，确实不能成立。但他当时杀青年人杀得可怕，却是真的。
　　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其实我们那里（四川宜宾）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本地的军阀政权。
　　杀掉的什么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爷枪毙了……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
　　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些人反倒不是穷光蛋，家里都相当富裕。被捕后，全家卖房产凑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赎出来的时候，要写悔过书，都是长辈在狱外给准备好的，“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唤起了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宾叙州联合中学35班，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35班五六十人，后来有3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而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艺作品、电影、音乐等。社会科学类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30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大得不得了。
　　假设没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地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电影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30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党中央觉得这些人有用，按计划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些比较落后的、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5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到3个月，村里的人都闹开了。
　　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搞3个月，基本上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两三万人的小镇，3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整风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消费不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风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部停，说这些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41年7月间，开了一个什么会，把张闻天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
　　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泽东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得不得了。反对党八股开始时候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即使是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后，1942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查“小广播”整“半条心”
　　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的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开始要求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怀疑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地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自己是甘肃兰州来的，说他加入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还有人坚持说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谈陈伯达、胡乔木

1942年下半年起，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这些叫整风文件，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很多都不起作用。
　　真正起很大作用的，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那是真正起了作用。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陈伯达有名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

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党成立以来，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这样子一来，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罢课包括这些，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这一点是懂得的。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方法均是对的。
　　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二三十万，都有枪有炮的。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贴个标语，工人罢个工。你要把他打倒是打不倒的。这点一说就通。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
　　斯大林1927年讲过，中国的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看出来了，东方这么专制、落后，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你靠什么罢工，靠一个报纸，一个刊物，打不倒。要打倒，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这一点，一比较，二十年代末，瞿秋白也好，李立三也好，一直到后来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也好，依靠什么？重点依靠示威，依靠罢工，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你真要罢起工来，损失很大，罢了两三天了，工人不一定愿意，还受损失。回来说陈伯达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这句话对不对呢？应该说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毛是比人高明。
　　他对中国的情况，比人家了解的深刻。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游行示威、贴标语打得倒的。没有这个（军事力量）打不倒。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
　　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什么原因呢？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所以不提了。
　　谁都不强调，但是谁心里都明白，从延安出来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还是毛泽东行。因此，毛泽东经过整风，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是真实的。

这里面建功最大的，公开建功最大的，我以为是陈伯达。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
　　因为胡乔木的资历，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解放区进延安的，没人知道他。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把1927年以后，党内的各种文件，尽量收集，尽可能收集。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后来主要是他在编。编成这么厚的《六大以来》。然后就有上下两本的《两条路线》。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谁帮助树立的？是陈伯达。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后来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懂了，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闹不懂。

整风期间，延安的各个机关，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上层几个人，主要是一个人，即毛主席还指挥一切。（1943年，胡乔木把曾彦修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
　　我们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吊在空中。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不愁衣食。虽然水平不高，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是真实的。但是1942年到1943年，搞抢救运动搞得太紧张，死了些人，抓了很多人，动不动就抓。
　　我的初中、高中同学有三个人都抓起来了，都进了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两三个月，在杨家岭延河对岸，公路上，忽然看见一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说好久不见了，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说什么叫做保安大学？保安处，就是公安处。监狱就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他说1943年被弄来的。我说，那你早我一个月嘛，我四月份我也是从绥德急调回延安的，回去实际就没有自由了。
　　我说你们干什么？他说我们在监狱里，捉了这么多人，闹来闹去，一个特务也没有。我说，监狱死了多少人？他说，好像只死了两个，其余正式枪毙的好像没有。
　　我说这好啊，很好，没有人被枪毙，阿弥陀佛。他说我还跟蔡子伟他们在一起。我说，蔡子伟不是枪毙几年了吗？他说，是啊，公开说是的，实际上没有。滑稽的事情多了。
　　这个蔡子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一个罪状，反革命，枪决，公开发表了罪状，实际上都没有处决。蔡子伟解放以后是农业部副部长。我说阿弥陀佛，宣布了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留下来了。
　　整风抢救以后，各个机关也停下来了，其中包括中宣部，中宣部已名存实亡。各个科室的名字都没有了，最初的宣传科长叫吴亮平，当过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1942年六七月间，就到晋西北去了，干什么我搞不清楚。那么其他的，就是散兵游勇，人也不多。有几个人调到《解放日报》去了，剩下的人已无业务。
　　但是反而调了几个人进中宣部，我们说叫“四大家族”。范文澜范老一家，范老两夫妇，一个儿子，后来划了右派。王学文两夫妇，一子一女，四个人，张仲实两夫妇，一个孩子，还有曹宝华两夫妇，曹宝华根本没有任务。他就是埋头翻译俄文书，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但是他去了宣传部。
　　这个“四大家族”，最年轻的曹宝华，比我还要大十多岁，因此我们剩下这些人，还得照顾这“四大家族”。我们都是很尊敬他们的，特别是对范文澜、王学文，张仲实这些前辈。
　　但是偏偏胡乔木坐在这个地方，他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坐在这个地方指挥一切，主要是宣传机构，《解放日报》，跟新华社。那么，宣传部他就附带管管，没有什么这个科那个科的，名字都没有了，科长也没有了。
　　他本人组建宣传部，从没有宣布部的什么事情。但是，既然这样子，为什么1943年以后，1944年3月，1943年11月反而调我去，去干什么？叫我去协助他编中学教科书。
　　胡乔木他有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想，找几个人。中宣部胡乔木1943年3月把我调去了。田家英比我先过去几个月，他叫我整理一些材料，在国民党区印的宣传材料，上面搞一个假封面，无非是揭露国民党怎么黑暗、专制，蒋介石应该打倒之类的。
　　那么第一次我把这个材料的文字给他看，我也不认识他，规规矩矩的，他讲的很简单，但是讲得很中肯，就是非常之正确。一个青年，你自己不要骄傲，虚心一点，这样的老师是不好找，经过胡乔木点拔以后，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胡乔木别的事情不是说样样都高明的不得了，但是写文章的规矩、技巧、无病化，那是很高明，轻描淡写，说几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
　　他觉得把这些人调来了，没有事儿干，那怎么办，所以他会想许多事情的。他觉得既然没事情干，他就叫田家英和我二人协助他编语文教科书。他编的语文教科书就是在根据地使用的，高中初中加起来，五年制语文教科书，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东西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看法：我们在根据地，艰苦奋斗大概还有很多年。
　　当时中央正在讨论历史问题，就在杨家岭开七大。我看很多同志，延安出来的，似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中央开会，批判哪个，好像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住在胡乔木办公室，所有这些事，一个字都不知道。中央在干什么，在批判彭德怀，在批判王明、博古、张闻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中宣部内，胡乔木保密到我们不知道，一个字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日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送来一个张去，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我们这些基层人员才知道此事。
　　胡乔木没有告诉我们半个字。什么样的斗争，什么历史问题、决议、开七大，全不晓得。有些人的回忆，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知识分子占中央比较重要地位的，我想了一下，就没有谁知识面达到胡这个水平的。康生的知识面比较宽，陈伯达有一些方面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戏曲史、版本史等，他比不上康生，关于中国的音乐、美术、篆刻这些方面他更比不上康生。但古今中外，包括自然科学知识，我以为，胡乔木可能是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突出的一个。
　　有人会说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恐怕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著名的人物，一二十个，瞿秋白等人最大了，但是知识面还是不及胡。胡乔木是扬州中学毕业的，高中毕业。所以他的中文、历史，这些修养基础是在扬州中学就奠定了，再加上自己特别用功，记忆力特别好。
　　1942年开始整风以前，张闻天走了，我是一个小随员，六七个人跟着他走了。去参加晋西北的农村调查。那么剩下的这个宣传部的任务也就停止了。实际上，延安只有一两个宣传机器在开动，这个就是《解放日报》跟新华社。毛通过这两个东西控制全国的一切工作。当然内部还有一些指示。公开的知道的工具就是这两个。还有一个就是创办延安广播，是日本投降以后创办的，是温济泽他们办的。
　　胡乔木1949年后秘书的名字，有多少谁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毛的秘书。这个秘书就决定了一切。一会儿又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一会儿又是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的秘书，不晓得有多少秘书，说秘书专政又谈不上，但是通过秘书来干。所以当时最忙的人是胡。他是全心全意。
　　新华社跟《解放日报》，延安唯一的两个机构，不准完全停工。这两个机构不能停工，其他的机构统统关门。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运动”。我太知道这些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解放后在一个我所能控制的小单位，就不真搞什么“运动”。
　　在中央宣传部慢慢形成以后，新闻出版这块阵地就是胡乔木管，别人就不好管了。胡乔木自己担任新闻总署的署长，另外出版署长是胡愈之。胡乔木另从新华社调一很左的负责人，（陈某某，名字记不得了）去控制它，任副署长。
　　传统上呢，中宣部有个出版科还是出版处，但是中宣部部长、副部长这一层，一涉及到新闻出版统统推给胡乔木，他也不客气。因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归他偶然管管。
　　人民出版社是奇奇怪怪的机构，吊在半空中，上不上下不下，谁也不真管。你说什么级的单位，什么级啊？一会儿归出版总署管，那么你是科处级单位。一会儿又是归文化部出版局管，仍是科局级单位。但是多年来，出版总署尤其是文化部，它们似乎离开你越远越好。人民出版社的书都是政治性的问题，犯错误是你人民出版社，我给谁担这个担子啊？
　　周扬这些人不会去侵犯胡乔木在这方面的权力，胡跟毛的关系大大超过其他人跟毛的关系。我个人在延安这段时期跟他是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请示就方便一些。我请示的是些什么问题呢？1954、1955、1956反右以前，这个两三年，当时不是百花齐放吗？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重点95%是三联书店，我们来不及搞一些新书，所以把一些老书重印，当时在土地革命，我估计别人不一定知道。

在出版这一方面，人民出版社同胡乔木的关系，就是只有请示他才行。这个工作中央从延安一直到进城都是他来抓，没变过。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这是历史形成的关系，没看见过文件规定。
　　新华社主要的消息、重要的评论通通要给他看，才能发。弄来弄去，新闻出版归他抓，99%是新闻，一个新华社，一个《人民日报》，1%才是出版。出版也不是我们一家，两家，人民出版社跟人民文学。这两家他管，其他的他不大管了。只有这两家，大事都请示他，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传统。
　　对于胡乔木这个人，现在、今后在共产党内，官方来讲对他肯定是100%或90%是赞美的，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但是这个前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问题就是给他加了几顶帽子，当了一支笔，就是什么时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这样子当然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没有办法谈。像原来，他写的很多东西，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任何事情只要是从最高权力发出的命令，他心里不赞成都会把它说得似乎头头是道。
　　我举两个最大的例子。一个就是1956年3月苏共开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上批评和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的时代，干的一些异乎寻常的内部屠杀的事情，总算是门缝打开了。跟着大概是在7月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陈伯达起草的。
　　这篇文章是对赫鲁晓夫这个报告采取一种原则上没有反驳，也不是原则上支持，是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毛病，原则上承认一点。这样一来，七八九几个月，全国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批评就比较多一些。这一下不得了，失火了，所以立刻就收回来，当然是老人家（毛泽东）的意思。
　　大概是11月前后，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再论无产阶级专制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把前面那篇陈伯达的文章批判的全部收回。这都是很巧妙的，变成斯大林缺点是有，肯定斯大林是根本基调。原来那篇也不是否定，是批评的语气偏重一点，胡乔木这一篇就变成了歌颂继承为主。那么这个意见是不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呢，是不是他本人赞成呢，不一定。但是毛主席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
　　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还在《人民日报》写了篇长文，两三版的大专论，《论三个世界的划分》，三个世界跟过去的“第三世界”说法不一样，毛在文革期间在地图上画，世界上分三块，苏联美国，这是第一世界，其实他们两个是斗得要命的。欧洲的英国、法国，那个时候的西德，或者还有日本，这个算第二世界。于是乎其他全世界加起来都算第三世界。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奇思怪想多得很，他是只出结论而从不解释的。
　　这个东西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继承毛主席的这个思想，胡乔木又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登了几版《人民日报》，那么这个东西他赞成不赞成呢？李慎之散步时问他，三个世界是什么好像不大好理解，乔木讲“哎，胡说八道。”就这么四个字回了他，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胡乔木头脑清楚的很，但要他写什么他就能写。哪怕这东西他内心是不赞成的。
　　任何东西只要你是上面的最高权力分配这个任务，他就得努力去完成。你可以学他的才能，学他的技巧，学他的学问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能学，就是不能够学那种说不通的硬要把它说通，只允许1+1=2，甚至1+1=3都可以，不能说1+1=一个茶杯，那就是离题万里了。
　　经过他的努力，从延安1941年开始，50年，《中共党史》这一套，就是胡乔木的一套。后来，何方的《党史笔记》一样一样考证下来，结果现在何方《党史笔记》的威信似乎反而要超过胡乔木的《中共党史》，原因很简单，何方比较注重根据事实。
　　当一个权力成为一个真理的唯一代言人的时候，随便怎么说，大家都只能拥护。但是到了这个权力的作用没有这么大的时候，那你有一些离题万里的东西人家就不会接受了。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胡乔木就全力用在建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上，意识形态部门，必须要统一在他的思想控制下，离开一步都不行。而且往往他自己也发生矛盾。

我的任务是绝对听从他，如果稍微不听从一点都不行。
　　有没有绝对听从他的？有，典型的就是吴冷西。我跟吴是很熟悉的。吴冷西至死还是坚持那些60年代、70年代反修全是对的。他是广东新会人，后来地位高了，打倒四人帮以后他重新出来，他的身份已经不得了，毛在的时候，他参加政治常委会，甚至比常委会还要小的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会，他都能够去。他有时候回到老家新会去，那个新会城到了80年代、90年代新会也是电视、广播（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套东西）这些东西也有了。新会城知道吴冷西要回来，把电视节目、广播都改了，怕他看见又是修正主义，告到中央去，所以这样的情况变成一个广东的新会连吴冷西都怕，他去的时候整个广播电视都得改变面貌。这是几个广东人告诉我的。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毛）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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