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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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运动中的一桩个案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又名邹素寒，陈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流亡到内地的东北大学的学运领袖， “一二·九”运动时，是示威游行队伍的“总纠察”。在北平学联期间，他受地下党委托，曾三次见到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也多次提到陈蜕这个名字。  后来他之所以改名邹鲁风，一是因为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山东坚持打游击，山东简称鲁，改这名字，是为纪念那一段经历；第二，更主要的是感念鲁迅先生他对一个 素不相识的青年所予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决心毕生学习鲁迅先生，处处以鲁迅之风自励。建国以后，邹鲁风调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 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1959年10月26日，邹鲁风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一案，被逼自杀，年仅49岁。

　　“两校调查组”的由来

　　1958年8月29日，面对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两校师生300人（一说是168人）组成“人民公 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藁城县、河南省信阳县、鲁山县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组的总负责人是邹鲁风。

　　调查组出发之前，两校党委召开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都出席欢送。在此之前，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全国上下 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公共食堂化已经显现出恶果，农村生产力遭受到极大破坏。所以，此行如何调查，该说好说坏？曾有人为邹鲁风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说： “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 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极左”口号是有所怀疑的。

　　调查组所了解的真实情况

　　学者汪子嵩当时是“两校调查组”成员，在河北藁城组参加调查。前两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长信中，详细谈及了自己所经历的“两校调查组”的来龙去脉。他回忆：当年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致。

　　“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 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 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

　　调查组还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 跃进”。他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子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还有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 照射，说是可以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

　　等到了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调查组发现：这里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了，汪子嵩回忆，“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了，只能吃褐 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 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掺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 的”。

　　不久，邹鲁风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听了调查组汇报后，认为问题严重而迫切，随即要求大家将调查的资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成 专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给有关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说邹鲁风“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仿佛就像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田家英等 人的心情一样。

　　形势突变，风向掉头

　　这年夏天，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全部结束。调查组回到学校后，开始紧张地写调查报告，最后整理成《问题汇编》。邹鲁风当时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他邀请人大、北大两校党委的负责人来听取调查组汇报，地址在北大的临湖轩。

　　年届九旬的汪子嵩回忆说：“他告诉我们，在北京时曾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意见与市委领导交谈过，他们大多表示同意”，“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 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 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了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然而，正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不久传来了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公报。于是形势突然逆转，风向马上掉头，此后便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

　　据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党员和干部有300多万人，受到处分的普通党员和群众达807万人。“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就是北京市委于当年政治形势下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中，把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有人跟着揭发 说，调查组所写的《问题汇编》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其矛头所向，直指调查组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北大副校长 和第一副书记邹鲁风。邹鲁风还被揭发出曾经说过：“党的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吃饭不要钱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大 办钢铁赔钱”，“干部浮夸，强迫命令严重”，“1958年的缺点很大，伤了元气，教训惨痛”等等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语言。

　　对邹鲁风的批判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现场还有大喇叭广播。批判会上，当年指派邹鲁风“挂帅”的人，声嘶力竭地指责考察队“全军覆没”，是“北大的奇耻大辱”。

　　对突然受到错误批判，毫无思想准备的邹鲁风难以承受，但虽然身处逆境，他首先考虑不是个人的委屈，而是为调查组的大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 说：“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我个人没什么，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痛心的是党的是非被颠倒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59年10月26日，传来邹鲁风在北大镜春园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出事的那天清晨，有人曾看见他独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条小径上长时间地徘徊……

　　随即，有关方面宣布：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被开除党籍。当时人大、北大两校的党委书记还将所有参 加调查组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是“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正所谓此一时彼 一时也，原来调查组出发前，两校的党委还敲锣打鼓地开会欢送过，而到了此时，却被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了。

　　陆平对邹鲁风之死的态度

　　比自己大五岁的副校长邹鲁风自杀身亡后，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原北大国际政治系教师陈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一书里，有着详尽的描述。

　　书中说当时对调查组展开大批判，是北京大学“反右倾”的重要任务，由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被揭发的如“公社办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办得有点冒 进”、“干部作风粗暴”，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矛头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个组长，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与会的党委书记陆平斩钉截铁 地说：“揭！揭！”于是，矛头又指向了邹鲁风。到了10月27日，邹鲁风自杀的消息传来，陆平感到的却是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妈的，叛 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一个工作人员拿过来了纸和笔，陆平就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那时候，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是对革命、对党的叛变行 为。陆平的所谓愤怒，只不过想表现一下他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

　　陈哲夫回忆，邹鲁风死后，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个碑，竟不被批准。邹夫人（方志西）只好在一块砖上写着“邹鲁风之墓”的字样，放在墓前。而且当年这件事 是保密的，在北大只有少数党内干部知道，众多的北大师生无从知晓邹鲁风死亡的消息。据说后来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宝山去，突然在一个墓前发现了一块写有 “邹鲁风之墓”的砖头，十分惊奇，回到学校后询问，没听说副校长邹鲁风去世呀，怎么会有“邹鲁风之墓”呢，会不会有两个邹鲁风？一位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 记、副校长就是这样悄悄地走了。

　　批判邹鲁风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曹靖华心酸地说，“鲁风一下子老了很多……”“一二·九”时期，他们是共风雨的同学兼知交，也是家里能经常谈心的常客，邹鲁风还是曹靖华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为冯雪峰）。对于邹鲁风的死亡，曹靖华自是痛惜万分。

　　历史学家眼中“可悲的陆平”

　　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是1957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陆平比他晚来几个月。他在自己回忆录中，有一节“可敬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对陆平有过这样的评价：

　　有一位邹鲁风，1957年是人大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 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 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陆平狡猾地躲过了 “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 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 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王曾瑜写道，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一位同学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 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我的同学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 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女儿陆莹的说法

　　而在亲人的描述中，陆平又是另一番形象。陆平的女儿、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的陆莹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及陆平到北大补划“右派”时，她说：

　　父亲去北大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 “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 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 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 “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陆莹在访谈中提到他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她认为父亲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陆平的“左”，也正源于此。所以，陆莹说“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因为见到未名湖就难受，那是他挨打挨批斗的地方。

　　据中国人民大学所出版的人物传记载，到了1961年，“两校调查组”一案曾得到甄别平反，“文革”期间，又推翻了原先的甄别结论，让已经冤死的邹鲁风再次受到诬陷。等到“文革”结束、庐山会议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等到了如邹鲁风所讲的“真相大白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