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恒/陈雁慈溪“三支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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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三支两军”

http://www.cixi.gov.cn 2010年12月31日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夺权，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夺权。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疯狂破坏，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具体内容包括5个方面：支左（支持左派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担负制止武斗、军事保护等项工作。至1967年初，慈溪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据此，浙江省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甬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走向社会，担负起当地“三支两军”任务。

支 左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中，全国各地陷入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资产阶级派性斗争日益严重。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左工作在全国正式开始。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三支两军”的其他四项任务也陆续开展起来。慈溪真正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是从1967年2月下旬开始，这时，中共慈溪县委虽然名义还存在，但实际上已不起作用。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慈溪县人民武装部（简称 “县人武部”）奉命“支左”，正式介入慈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主要是“支左”，去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一部分群众组织。支持“支左”首先要识别左派。但何谓左派？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信，还是中央的《决定》，都没有讲明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是“左派”。这在执行中不能不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为什么没有讲明？其实并无客观标准。省军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犹豫之后，只好凭借掌握的情况来确定支左的对象。2月27日晚，县人武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人民解放军驻甬部队领导讲话精神：分清敌我，支持左派。通过这次会议，县人武部对识别左派，统一了四个标准：1.矛头是否指向“走资派”；2.是否在斗争中产生；3.“敌人”是否反对；4.革命是否真心。根据这个标准，县人武部对慈溪县存在的其他三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等定性。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后，县人武部对现存在的这些组织表示“都不满意”。2月底，县人武部召集一部分人，秘密召开会议，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无总”），并宣布支持这个“左派”组织。县人武部开始旗帜宣明地支一派、压一派，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被支的”和“被压的”群众组织互不服气，都标榜自己是“最革”、“最纯”、“拥军”、“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指斥对立面组织是“保守派”、“大杂烩派”、“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等等。同时，各派斗争的矛头由对准“走资派”转向对准对立方，斗争方式由初期的大辩论转向互相攻击。使“支左”的县人武部则是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无法当好这个“判官”。因为政策上只允许支持左派，若是几派都支持，又担心成了“和稀泥”，旗帜不鲜明。县人武部的“支左”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挑起了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形势变得越发混乱。
　　3月5日，县人武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分析目前慈溪存在的“红总”、“总司”、“联总”、“无总”四大组织的性质，并确定改造“总司”，攻击“红总”，解散“联总”，扶持“无总”等相应对策。3月中旬，县人武部按照宁波指示，指使县公安局实行抓捕行动，抓捕4人，勒令“红总”造反派头头到县人武部，检查交代所谓“问题”，并宣布解散“红总”组织。同时，县人武部采用分化瓦解手段，迫使“联总”、“倒旗”、“总司”自动解散，并支持“无总”串联学生、贫下中农、工人造反派在3月31日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慈溪部队发出公告：坚决支持慈溪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一切革命行动。但“无联总”的成立并未化解慈溪当时内部各派组织的矛盾，实际上派性有增无减，内乱继续升级。此后，全县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从此，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1967年2月，《红旗》杂志发表题目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夺权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建立临时的权利机构。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要以“三结合”作为基本组织形式。同月，《红旗》杂志又发表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省以下各级开始夺权，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3月14日，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党、政、财、文一切权利归革委会。3月15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正式成立，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同时，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宁波各造反派组织纷纷掀起“全面夺权”的浪潮。5月5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甬某部批准，由军代表、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慈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人武部部长任主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名为自下而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不可能不遭到抵制。慈溪县革委会成立后，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被打散的“总司”“县联总”等造反派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纷纷走访“省联总”寻求支持，并将矛头指向县革委会和“无联总”，慈溪掀起一股反夺权斗争。5月15日，商校红卫兵贴出第一张矛头直指县革委会的大字报——“评慈凑会”。造反派认为县人武部“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批判县人武部操纵保守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商业局战到底兵团等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人武部“制左”还是“支左”，县革委会开始受到冲击。县人武部和原“无联总”头头不断受到“县联总”的冲击，8月29日，县人武部党委迫于压力，发出公告，检讨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撤销驻慈部队第1、第2号公告，驻慈溪部队所有“三支”人员退出县革委会；重建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坚决支持“省联总”、“县联总”。自此8·29公告发出后，第一次建立的慈溪县革命委员会宣布解体。
　　1967年6月，《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群众》的社论，指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即看他们“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此后，各地群众组织为证明自己最为“革命”，开始更大规模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打击和迫害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造反派矛盾加剧、斗争不断升级。6月24日，中共中央针对浙江两派日益严重的武斗情况，发布了《六·二四通知》，要求两派双方能够达成“六不”协议：一不上街游行；二不互相打架、冲击；三不抓人扣人；四不阻碍交通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开枪。但全省局势已无法控制，慈溪亦是如此。原来被压垮的“总司”“县联总”等造反派人员重新集结，东山再起，于7月20日成立新的慈溪县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县联总”）。8月底，第一次建立的县革委会解体后，慈溪“县联总”得到县人武部的支持。慈溪“县联总”不断冲击原“无联总”，对原县革委会常委、原“无联总”组织头头进行批斗，甚至毒打。“县联总”俨然以革命造反派自居。1967年10月16日，“县联总”强行“接管”慈溪县人民广播站，成立新慈溪人民广播领导核心小组。23日，“县联总”所属的彻底砸烂公检法革命行动委员会以公检法窝藏黑材料为名，冲击公安局内的“无联总”所属“公检法总部”，抢走了武器库的枪支弹药。11月13日，“县联总”所属观城区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在观城大操场召开所谓的“揭发三反分子黄建英、姚学礼及无联总坏头头方永来大会”，遭到观城镇“贫总”和部分群众的冲击，“县联总”即派部分造反派赶往观城，双方发生武斗。19日，在泗门揪斗黄建英、方永来时，“县联总”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毒打、审问农民24人，两派又发生武斗。此事即被称之为“11·13事件”、“11·19事件”。武斗期间，除造成人员伤亡外，砸、抢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同月13日、19日，“县联总”先后两次砸开县人武部军事仓库，抢走大量枪支、弹药，发给其所属造反派组织。抢走步枪79支，冲锋枪2支，轻机枪5挺，手枪16支；手榴弹6枚，子弹近3万发，炮弹805发，信号弹11发和其他军用物资若干，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恨。县人武部感到已无力扭转慈溪目前的局势，为稳定局势，遂向宁波地区军管会发出紧急报告，强烈要求对慈溪实行军管，12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慈溪县部队支左联络站成立。
　　 实现革命大联合是中共中央试图稳定局势的一项重要措施。早在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了解浙江的情况后，感觉到过于混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因此，他在对省革委会谈话中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此，浙江军队“支左”进入“支左不支派”阶段。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现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泽东的讲话纪要于10月7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对于“解放”一批干部、促进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省、市在传达毛泽东“谈话”中，要求各地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根据省、市指示，慈溪县部队支左联络站要求召开“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精神，要求各派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针对“解放”老干部问题，“县联总”内部意见不一，内部矛盾爆发。1967年12月28日，“县联总”所属浒山中学“红三司”中“全无敌”、“关心国家大事”两个兵团突然用大字报形式发表《关于立即解放黄建英的严正声明》。经激烈交锋，两种对立的意见无法调和。29日，“红三司”、“教革司”等组织积极响应并成立“解放干部办公室”。1968年3月中旬，“县联总”中持“解放黄建英”观点的势力一度占据上风，迫于压力，“县联总”“宣布”“解放”黄建英。此后，全县一部分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县“无联总”瓦解，群众组织大分化，受遗弃的原“无联总”为基础的一些革命群众也在1968年2月联合组建四大总部革命造反指挥部（简称“四总指”），慈溪造反派形成新的两派。
　　 根据省革委会决议精神，1968年4月17日，县人武部向区、社生产领导小组发出通知“举办全县区、社全体人武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4月19日，“县联总”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决议，号召全县群众开展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三忠于”活动。20日，“县联总”又举办“三忠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后，全县掀起了以“一祝、二唱、三读”和“早请示、晚汇报”为内容的“三忠于”活动。4月中下旬，“县联总”、“四总指”两派代表赴杭参加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中央“一二·三通知”和中央批示的“十二条协议”等文件，参加省、市大批判活动，开展“斗私批修”。5月25日，赴杭参加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县联总”、“四总指”两派代表经过两个多月的协商签订了《慈溪县“县联总”和“四总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及《慈溪县“贫三司”和“贫总”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9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全县实现“革命大联合”。
　　 毛泽东主张的“大联合”“三结合”方针在全国各地陆续贯彻执行。1967年12月18日，浙江省军管会文件规定：“市（地）县属的厂矿企业、事业、各中小学校建立革命委员会，由市（地）县革委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当地驻军支左联络站、军分区、人武部审批，并报省军管会备案。”根据省市军管会文件精神，慈溪在全县基本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各基层组织紧锣密鼓地纷纷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1967年12月19日，周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全县一批基层革命委员会陆续建立。至1968年11月，全县共建立9个公社革委会和10个企事业单位革委会。
　　 在筹建县革委会过程中，由于涉及新政权机构的设置和各项权利的重新分配，因此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一些自恃“造反”有功的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较量。“县联总”一些造反派企图操纵各基层革委会，联合各区联站公开与县人武部对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派性，主张以我为核心夺取政权。例如“县联总”对1968年5月25日成立的大云公社革委会内部成员所占比例不满，联络各区联站集中数百人到大云公社进行游行示威。7月，在县部队支左联络站支持下，“县联总”与“四总指”两组织针对是否解放黄建英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9月8日，庵东“区总司”和“区联总”两派组织召开“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大会”，后因观点分歧发生冲突。9日，“余姚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前来增援“区联总”，参与了武斗，打伤20余人。“县联总”领导的这场全县范围的斗争，夹杂着极大的资产阶级派性因素，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8月12日，“省联总”头头张永生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名义来慈，声称黄建英必须隔离。继后，县人武部对黄建英进行了隔离审查。8月25日，省革委会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慈，帮助慈溪开展“文化大革命”。县人武部把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到周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县又掀起了所谓的揭开旧县委盖子、狠批黄建英的狂潮。
　　1968年11月13日，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慈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革委会实行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原县委常委和县人武部干部各1名。18日，举行成立大会，并宣布从即日起，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均归县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四大组。11月30日，县人武部发出通知“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慈溪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及其所属各组”，“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慈部队支左联络站”。在人员结构上象征性的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县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县近两年之久的“夺权”斗争基本结束。
                    支农、支工
“支农”、“支工”即派部队去支援工农业生产。其主要使命是去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政策规定，其中尤其强调的是“促生产”。根据中共中央“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指示精神，鉴于慈溪全县党政机构瘫痪和工农业生产不容耽误的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和浙江军区召开的全省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1967年3月6日，慈溪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成立，下设政工秘书、检查、技术指导、后勤等4个小组，负责和领导全县的工农业生产。此后，全县各区、社工作均由县人武部长“拿总”，并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三结合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工农业生产，并规定“不准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28日至31日，全县区、社武装部长等130多人参加的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宁波军分区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研究制订了四月份的生产计划。4月1日县人武部党委扩大会讨论并部署了关于生产方面的安排，并提出“抓毛著学习武装社员，打好（棉花）春播第一仗”的口号。11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召开全县棉花春播现场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省棉花生产工作会议精神。12日，全县棉区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现场会议。这些措施对稳定日益混乱的工农业生产局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7年7月11日起，慈溪连续112天基本无雨，旱情严重。全县61.8万亩农田受旱（不含横河区，但包含泗门区），其中15万亩晚稻大部分无收，亩产仅有93公斤，损失粮食2万吨，农民口粮发生严重困难。1967年慈溪县农村年人均收入仅95元。河水干涸，部分集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饮用水出现严重困难。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多次召开有关方面会议，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部署抗旱和夏收夏种工作，并请求解放军驻甬部队用汽车抢运粮食，度过难关，并组织原县委、县人委①许多干部下乡参加全县抗旱和夏收夏种工作。县人武部开展的各项工作，对当时的生产、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根本不能平息对立两派的激烈斗争。7月20日，经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慈溪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交给县革命委员会，改组成立第一线指挥部。经县人武部党委会讨论决定，原生产办公室全班人员暂不撤散。在第一次建立的县革委会解体后，9月14日，为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更好地做好支农支工工作，经上级批准，慈溪县人武部发出《关于重建生产办公室的通知》。这次成立的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成员由县人武部干部、“县联总”代表和一批熟悉生产的原县级机关干部组成。此后，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挑起了慈溪“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12月11日至23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县联总”联合召开全县三级群众组织负责人、革命领导干部和部分公社人武部长共1048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议总结了生产办公室成立以来的工作，部署了下一步的生产和工作，并就所谓“支左”工作中的“路线错误”做了检查。支工、支农宣传队开赴工厂和农村之后，要求广大工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坚决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谁不坚持生产，就要受到破坏和违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强大舆论的压力，甚至会被说成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了生产。1968年3月17日至23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在观城召开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总结上半年生产经验，动员春耕生产。7月3日，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组织县、区、社三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分批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经验，至11月底，赴大寨参观学习人数达1200余人。在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的正确指导下，再加上当年慈溪风调雨顺，1968年慈溪农业生产大丰收，全县43.17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48斤，创造历史新记录。当年慈溪农村人均收入169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收入最高的一年。在第二次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11月30日，县人武部发出通知“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慈溪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及其所属各组”。在支工、支农的实践中，广大指战员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了积极作用。但“支农”和“支工”也带来某些消极后果，比如在“支农”中，部分军队同志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强调“农业学大寨”，推行某些左倾和形式主义做法；由于缺乏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生产管理难免发生一些失误。

　                     军管 军训

“军管”即指派部队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即指派部队对大、中、专院校师生职工进行军事训练。“军管”主要是针对边海防要害地区，电台、电站、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部门，邮电、民航、海运、铁路、重要科研等大系统以及公检法专政机关的。总之，对于凡是可能发生意外和正乱得不可收拾的地区、部门、单位、系统，都以军事管制来控制和管理。一经军管，本地方、本单位的安全和秩序就有了基本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混乱局面开始被控制。196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关。10月12日，为稳定慈溪混乱的局势，慈溪县人武部要求宁波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慈溪实行军管，12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慈溪县部队支左联络站成立。12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军管实行以后，外部造反派应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联；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联，只在内部协助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1968年4月1日，在省公安机关军管会负责人会议上，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等人表示“浙江公检法干了不少坏事，要彻底砸烂”。此后，全省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4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和县人武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慈溪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领导内部革命运动和业务工作。军管组共7人，6412部队4人，县人武部3人。宁波地区统一在15日施行军管组权利，公检法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在实行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时，将原一大批公检法干部、民警集中办学习班，进行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削弱了政法系统的组织领导和业务骨干力量。由于公检法系统原来的工作被全盘否定，工作秩序被打乱，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直至1972年批林整风过程中，12月21日，县革委会决定，正式恢复慈溪县人民法院。1973年4月9日，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被撤销，县公安局工作得以正式恢复。
“军训”工作，主要是搞军事技术基础训练，派往学校的指战员被称为“军训队”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训工作在1967年的混乱情况下，在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也减少了一些不应有的动乱和损失。根据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和浙江省军区的要求，1967年1月宁波地区成立大中院校学生军事训练领导小组。慈溪成立军事训练团，具体组织实施学生军事训练工作。主要训练对象为慈溪各中学学生。受训学校以班为单位。按部队正规化、军事化管理施训。军训对提高学校师生的素质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内乱的混乱局面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解放军的艰巨任务。参加三支两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局势非常混乱、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缓和紧张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稳定，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体上是执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思想，所以也产生了一些错误，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和撤出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中共中央《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发布，宣告全国全军三支两军任务的结束。从此，在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军队，除省委规定参加省、地、县党委的军队干部仍留在地方工作外，其余“三支两军”人员分期分批调回部队。

　　（执笔：陈小恒 陈雁）

　　①县人民委员会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