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西城故事系列：西郊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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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下午５时许，晴朗无风，春天的太阳将温暖的光线洒满郑州国棉一厂生活区。六七十岁的老人三五成群地闲坐着，或打牌，或什么也不干，纯粹地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西郊的几个国棉厂，无疑是郑州市老龄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数万曾经为郑州创造奇迹的大姑娘小伙子，如今成了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
　　“５０年前，几个纱厂说起来‘呼啦啦’都起来了，那架势，跟现在的郑东新区一样！”
　　７３岁的杜麦来弓着腰坐在路边的花坛沿儿上，跟记者聊起了从前。他是郑州老城北边杜岭村人，目睹了半个世纪来郑州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指着国棉一厂生活区东南角，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以前这里都是烧砖的窑，三厂那边是脱坯的地方，我十多岁的时候在这儿脱过坯！”
　　老人说，那时西郊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几个村庄里草房低矮破旧。现在的建设路那时是一条三四米宽的大沟，最深的地方有七八米，西起三官庙（今郑州汽车客运西站附近），向东到商业大厦一带，这条沟底是条路，那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古道。三官庙因地处古道边，形成一个集市，“逢单儿”都有集。杜麦来的姥爷家在于砦（今嵩山饭店南），他小时候常随姥爷推车菜去三官庙卖，两个人天不明上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只记得路上浮土很厚，车轱辘轧下去一脚多深。
　　建国棉一厂时，年已二十的杜麦来在运输公司上班，跟着大队人马用架子车往工地拉砖，亲眼看着整齐漂亮的厂房在原野中建造起来。“郑州哪有过那么大的房子呀！”
　　在杜麦来看来，５０年前西郊发生过一个奇迹：沟壑纵横的原野，几年时间工厂林立。国棉厂一年建成一个，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煤矿机械厂、电缆厂、郑州纺织机电学校（今中原工学院）、河南纺织学校、郑州机械学校以及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五六年的时间便铺满了西郊。面积比郑州原有的城区还要大，说再造了一个郑州，那是一点儿都不含糊。
　　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以积郁多年的强烈渴望，发起了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浪潮，而郑州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中原大地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郑州的成长。１９４８年解放时，郑州只有卷烟、面粉、纺织、木业等几个小厂，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仅有３００万元（按１９８０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一五”期间，国家对郑州的工业基建投资３亿多元，到“一五”结束时的１９５７年，郑州的工业企业发展到５７５个，工业总产值达到４亿元，９年间增长了３００多倍。
　　历史为何青睐郑州？西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记者走访了上世纪５０年代郑州的市长、国营厂的厂长及数十位干部工人，他们的讲述，使我仿佛走进了那段岁月。
　　河南资源支撑“郑西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个世纪５０年代郑州没少“叨”武汉的“菜”。建设郑州五大棉纺厂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砂轮行业老大的郑州第二砂轮厂，都是在武汉组建，后来搬迁到郑州的。其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中国缺少编制长期规划的能力，对资源分布的家底也不十分清楚，所以计划在不断调整，原本要建在郑州的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在郑州厂址都选好了，后来改建在了洛阳。因此在“全国一盘棋”的时代，也说不上谁“叨”谁的“菜”。从根儿上说，是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将国家投资吸引到了郑州，使这座城市搭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班车”——“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５３年，中国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年年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人们：“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这样的建设，是几代中国人一直以来所渴望和梦想的，其核心就是实现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早在１９４５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的１０５年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这样的国家行动，是充满激情和富有感召力的。“一五计划”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１９５３年１２月，鞍钢三大工程提前完工，成为“一五计划”第一个建成投产的重要项目，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炉铁水、第一根无缝钢管。随后，武钢、包钢、一汽、长江大桥也开始施工并建成使用。郑州的机遇，就是在这次工业化的浪潮中到来的。
　　当时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现代工业几乎全在沿海地区，内地几乎一片空白。为了改变这种不均衡局面，也因为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得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工业布局，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向了中西部地区。坐落在京广、陇海铁路十字路口的郑州，其价值曾长期被战争淹没，大规模工业建设时代的到来，使郑州被刮目相看。而河南丰富的棉花、煤炭、铝矾土等矿产资源，也纷纷站出来给郑州撑腰。这样“一五计划”将郑州定为重点发展城市。
　　最早决定在郑州建设的，有棉纺厂、砂轮厂等。当时河南是全国最主要的产棉区，所产棉花以棉质优、纤维长享有盛誉。而作为交通中心的郑州，长期以来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集散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火车站就有几十家棉花打包厂。在这里建设棉纺厂，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二砂原本要建在武汉的，由于发现主要原料铝矾土出产在郑州附近的巩县（今巩义），才决定在郑州建厂。
　　这么多工厂要建在郑州，应该建在什么地方？９０岁高龄的王均智老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曾先后担任郑州副市长、市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专家为郑州设计了一套城市规划：以火车站为大门，以人民路为中轴线向东北发展，这个规划当时已经实施。潘复生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后，总觉得斜着的人民路很别扭，提出中国人习惯棋盘式城市，把城市道路都建成斜的，以后是要挨骂的！他指令王均智负责，重新进行研究，再搞一套方案。王均智召集有关部门、专家，认真研究了郑州的地质和地理特性：西郊地势高，不会被水淹；西郊是荥阳、巩县那种可以挖窑洞的土，东郊则是中牟那种适合种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３～５米，而东郊地下水位太高，挖一两米就见水了，建造多层建筑有困难（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郑州西郊地下水位有２０多米）。他们依据这些情况提出一套规划方案：工业企业集中向西发展。潘复生主持会议讨论，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从１９５３年开始，郑州西郊的原野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基建，而东郊则建设为河南行政中心。这两部分，如同郑州张开的双翼，带动了上个世纪５０年代郑州的起飞。当时人们习惯性地称东边的行政区为“东郊”，西边的工业区为“西郊”，原来的城区为“市里”。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很多外地人都不明白：明明是城区，为什么叫西郊、东郊？
　　住大席棚盖大工厂　　
　　居住在郑州西郊前进路的骆家权老人，是省建五公司组建时的“元老”，更是西郊建设的见证者。骆家权是上海人，１９４６年毕业于上海　江大学经济系，解放后在一家私营“营造厂（即建筑公司）”工作，武汉国棉一厂建厂时需要监理人员，他被营造厂派到武汉。１９５２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纺织局（以下简称中南纺管局）组建工程公司，当时人才匮乏，动员骆家权等十来个专业人员加入。
　　骆家权大学毕业即遭遇战乱，工作难找，生活动荡，目睹解放后百废俱兴的局面，十分愿意加入国营企业，自己生活安定，也可投身祖国建设。公司成立后，在上海、武汉等地大量招工，当时的建筑工人流动性大，工作极不稳定，四处流浪，听说国家要招固定工，都很乐意加入。但这时武汉要建重工业基地，没力量建设纺织厂，而郑州已确定大上纺织厂，因此纺织部决定将这个工程公司搬迁到郑州。
　　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南纺管局工程公司进驻郑州西郊。郑州修筑二七纪念堂的两三百名建筑工人被并入该公司，加上从南方来的１０００多人，成为一个具有２０００多人的专业建造纺织厂的建筑公司。
　　这批建设者来到郑州时，正是严冬季节。他们顾不上为自己建造像样的住房，用粗大的毛竹在野地里撑起架子，顶上和四周用芦席罩严实，就成了办公室、食堂和宿舍。
　　“一个席棚千把平方米，里面一排排的通铺，一个通铺睡三四十个人。那时候年轻，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苦！”长沙籍的老工人熊国尧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样的席棚里住了一年多，经历了一个夏天和两个冬天。直到国棉一厂建成，他们才为自己建造了固定住房。
　　熊国尧原来是木工学徒，因年纪小，进公司后被安排当了供销科长——老红军陈长尧的通信员，主要工作是到位于德化街的邮局收发信件。“那时的路太糟糕了，尘土埋脚脖儿，一脚下去溅很高！那时风沙太厉害，走在路上沙子打眼，早上起床被子上一层土，刮起风吃饭都要快点，不然就得吃沙子。”后来公司为通信员配了自行车，熊国尧很高兴，但很多路段高低不平，自行车没法骑，只能推着走，去一趟德化街，紧赶慢赶一上午能走一个来回。
　　自行车那时很少，一般人去市里只能骑毛驴。骆家权告诉记者，那时每天工作时间是９个小时，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当时西郊除了炮院、医学院正在建设，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休息日大家都想到市里玩玩，下馆子改善改善生活。不过骑毛驴进市可不便宜，到京广铁路要两角钱，过铁路还要再加５分钱，要知道，那时候一只烧鸡也不过三角钱。比较起来，那时骑毛驴比现在“打的”还贵。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筑工人们一年多内建成了国棉一厂。以当时的建筑经验，建造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按照解放前的情况，建造一座五万纱锭的棉纺厂，在外国人指导或承包下，也需要两年多时间。而当时省建五公司刚刚组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要在一年多内建造这么大的建筑，实在是一个挑战。
　　国棉一厂的建设，受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郑州市委极大的重视。中南纺管局副局长亲自兼任工程公司经理，公司科一级干部，大多由从地方抽调的县团级干部担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吕英更是常驻工地，随时帮助解决问题。
　　那时施工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工序靠肩挑人抬，劳动强度极大。但那个年代人干活不偷懒，不管什么级别的干部，一到工地都跟工人一样劳动。公司的管理也很严格，砌墙要求横平竖直，清晰美观，不合格的坚决推倒重砌。建造厂房时，发现古墓暗井１００多处，全部做了加固处理。
　　经过两千多工人和数千名本地民工艰辛的劳作，１９５４年５月１日，国棉一厂建成投产。
　　国棉一厂建设成功，当时是轰动郑州的大事。不久，市政府就开通了郑州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开到国棉一厂。
　　１９５５年，骆家权将老婆孩子从上海接来，一家人从此成了郑州人。与他一起来的南方人，基本上也都定居在了郑州。
　　□首席记者姚伟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使郑州令人刮目相看，被定为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图为上世纪５０年代西郊的建设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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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明白，郑州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在西郊建设路一字排开，为什么二厂独独远在陇海东路的布厂街？

　　说起来，国棉二厂的历史比一厂早得多，其前身豫丰纱厂，创办于１９１９年，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

　　豫丰纱厂的创办者、上海人穆藕初是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中国“四大纱王”之一，他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创出了“宝塔牌”棉纱，在１９１６年北京商品质量赛会上一举夺魁，一时声名鹊起。１９１６年前后，受教育家蒋梦龄的启发，穆藕初奔赴郑州考察，看到这里“地当中枢，陕西、山西两省所产棉花之由彼东下者，为数甚巨；且其地介于京汉、陇海两路线之间，东西南北四路畅运，交通便利，销场甚广……”他当即对朋友说，阿拉上海人一定要在郑州办纱厂，办大纱厂！

　　在郑州办纱厂，不但接近原料产地，而且接近广阔的内地市场，同时这里劳动力充足且低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郑州大兴纺织厂的原因。穆藕初可说眼光独到而超前，回上海后，他筹资２００多万元，经过数年辛勤操办，一个拥有５万多枚纱锭、两百多台布机和４０００多名工人的大型纱厂，于１９２０年在郑县（今郑州）豆腐寨（今布厂街）建成投产，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

　　豫丰纱厂建成后，周边兴起了小型商业圈，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很快呈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饮食小吃也适应纱厂工人的三班倒，昼夜营业。

　　遗憾的是，豫丰纱厂生不逢时。开工不到一年，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先后爆发，郑州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纱厂虽幸未毁于战火，但有关银行钱庄大有戒心，纷纷催款，致使豫丰金融陷入困境。穆藕初辞去两个上海纱厂的总经理职务，常驻郑州苦心经营，但接连不断的内战让他吃尽了苦头，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喝拉撒全要管。纱厂生产时起时落，长期亏损，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于１９３６年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办。第二年，抗日战争的烽火逼近郑州，豫丰纱厂被迫拆迁到重庆，改名为“豫丰公司重庆分厂”，为解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这个厂后来再也没有回郑州，解放后成为重庆国棉一厂。

　　１９５３年，在被日军炸剩下的旧厂房里，政府安装了３万枚新纱锭，在上海和本地招收工人，重开豫丰纱厂。１９５４年，郑州西郊新建的纺织厂投产，由于拥有５万纱锭，被命名为郑州国棉一厂，豫丰纱厂屈居为“国棉二厂”。此后，三、四、五、六厂相继建成，急需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此时郑州除了在废墟上复工的“豫丰纱厂”，纺织业几乎一片空白。“计划经济也有好处，‘全国一盘棋’，调人方便，国家从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郑州纺织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一位亲历者这样告诉记者。

　　由纱锭、布机牵线，郑州和上海来了个“第二次握手”。

　　远离繁华拓荒郑州

　　“仲根娣、吴小妹、顾全妹……”２００６年４月８日上午，记者拿着这份南方韵味十足的名单，穿行在国棉一厂生活区，寻访落户郑州的上海纺织工人。

　　她们是援建郑州棉纺厂的第一批外地工人。大约１９５４年的春天，她们与另外２００多名上海人一起来到郑州。初来乍到，这些南方人闹出不少笑话，看到大片的麦苗，有女工惊叹：“北方的韭菜长多高呀！”有人在大同路买了几个高粱面儿花卷，吃得直皱眉头：“北方的豆沙真涩！”拿着勺子在“甜汤”里搅了半天，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放白糖还叫“甜汤”？差别远不止这些，在郑州“落地生根”、最初的新鲜感失去后，新兴的郑州西郊与繁华上海之间巨大的差距，他们才真切感觉到。

　　“那时西郊全是庄稼地，国棉一厂像个孤岛，周围连路都没有，晚上没人敢出去，天一黑就关门关窗。风沙太大，风卷起的小石子把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吴小妹的家干净整洁，虽然在河南生活了５２年，但老人仍难改南方口音，靠着一厂退休办刘姐的“翻译”，我才能听明白：“在上海，早上小吃几十种，想吃啥吃啥。厂房设施好，有大花园、大球场，有舞厅和戏院、电影院。到了北方，首先是吃的非常不习惯，没有大米，菜又没有油水，红薯面、高粱面做的黑馍涩得咽不下去。吃饭没桌子没凳子，在席棚里成群的人蹲着吃。每到吃饭的时候，一些年纪小的女工都偷偷地哭。”

　　来郑州那年，吴小妹２４岁，她是作为上海国棉一厂技术骨干被选中的。当时家里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父亲去世早，母亲一身病，弟弟只有十二三岁，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吴小妹说不出口，当时选人是一个党员搭配一个群众，她是党员，怎么能不来呢？！老人说，那时人积极，不为自己考虑，明知道是吃苦受累的活，领导不叫你干你心里还难受呢。初来郑州那么苦，领导来视察，问苦不苦，大家异口同声说：“不苦！”来郑州后的很多困难是事先想象不到的。当时没有假期，她回不了上海，母亲想她的时候，就坐２０多个小时的火车到郑州住几天。吴小妹成家有孩子时，一厂还没有幼儿园，纺织工人工作极其紧张，女工们给孩子喂完奶往马路边一扔就干活去了，许多不会走路的孩子，就由厂里找病号看着。母亲体谅吴小妹又心疼孩子，先后将她的４个子女都接到上海抚养。那些年，她对上海更多了一份浓浓的思念。

　　仲根娣是和吴小妹一批来郑州的。她１１岁到纱厂当童工，技术非常好，郑州招收的新工人送到上海培训时，她被选为老师。后来号召支援郑州建设，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报了名。初到郑州那段时间，新工人技术不熟练，独自操作时到处是断头，接都接不及。仲根娣、吴小妹等老工人手把手地教她们，一天到晚都要在车间忙碌，弄得领导吵着不让干：“注意身体，回去休息！”但车间的事她们放不下心，常常瞒着领导偷偷加班，就这样，她们带出了一批批技术过硬的徒弟。

　　郑州棉布拿了全国第一　　

　　“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国棉一厂的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以“一年建一个厂”的速度扩展。

　　“一厂马路，三厂楼，四厂平房碰破头，五厂污水到处流。”这是郑州纺织厂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原河南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解释道，一厂生活区马路宽，因为施工时工程师看错了图纸，据说这位工程师还因此被判了刑。三厂赶的时候最好，跟北京二厂、石家庄二厂和咸阳四厂用的是同一张图纸，三厂的人到了那几个厂都是熟门熟路，厕所不用问准能找到。三厂的生活区都是楼房，最有趣的是除了厕所，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烟囱，“大概用的是苏联图纸”。建四厂时，国家开始提倡“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基建费用比三厂少了六七百万元，住房都建成了平房，五厂、六厂用的都是四厂的图纸，也比较简易，特别是五厂地势低，污水管道又没处理好，后来很是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新厂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三厂，“比上海的厂还好，走遍全国这么漂亮的厂也没几个”。

　　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起来了，人怎么办？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办一个厂需要四五千工人。河南工业底子太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极为缺乏，当时每建一个厂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招本地工人送出去培训，另一方面通过纺织部大量调人。除继续求助上海外，也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调人过来，据说当时共有１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郑州。张贺亭当初就负责这项工作，“来的人都很能干，技术都过硬，工作踏实”。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份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的《南通日报》，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就是《到郑州去》，文中说：“大生一厂（南通著名纺织厂）已有５００人报名支援郑州国营棉纺厂。该厂已批准胡桐等１１个保全、保养工人前往郑州……工会组织了报喜队给批准的工人戴上了大红花，这１１个同志，已于３日下午在２００多人组成的欢送队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启程前往郑州。”这份报纸的主人，就是文中提到的胡桐，如今是国棉四厂的退休工人。５０年过去了，他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份报纸，为的是记住那个特别的日子。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１９５９年，郑州国棉一厂被评为“全国工业先进集体”，１９５８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量评比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示，１９５９年该厂上缴利税３５６７万元，而国家在这个厂的总投资不过３６２８万元。

　　市长出面“换大米”　　

　　对于众多来郑州的南方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没米吃，他们能吃苦能干活，就是不能没米吃。郑州当时不产米，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找米吃，成为当年他们一项重大事情。

　　办法之一是换。八斤红薯面或二斤白面换一斤大米，只要勤快多跑腿，再加上运气，你可能会弄到一点儿大米。办法之二是从家乡带，一厂的上海女工仲根娣就用过这办法。当时女工的产假只有５６天，没有人敢在产前休息，都是坚持到临盆。仲根娣在孩子满月后，利用剩下的２６天时间回上海探亲，回来时买了肥皂、皮鞋、毛巾等带上，另外她还要带上些大米，不敢多带，就一二十斤。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返回郑州，因为东西太多，差点儿下不了车。

　　为了让南方人吃上大米，当时的郑州市长王均智动用了种种关系，扮演了“换大米”的“官倒”角色。计划经济也不是没一点儿余地，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调剂，还可以找南方地区“协作”。所谓“协作”就是拿彼此的特产交换，王均智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与南方地区“协作”来了不少大米、鱼虾。虽然不能足量供应，但南方人可以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后来黄委会引黄河水淤大堤，王均智感觉是个机会，想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一个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的，必须给人家原料人家才会给你加工电线。为这个问题，王市长没少伤脑筋。

　　当时第一机械部部长来郑州视察电缆厂。王市长陪了他一天，发现电缆厂有很多铝线头、铜线头，就对部长说：“你把这些废料给我点吧。”部长摇摇头说：“这东西我当不了家，我要打包运到上海，那里不少小企业等着呢。”

　　恰在这时，冶金部铝业公司设在了郑州，公司总经理是王均智抗战时的老战友。他心一横“讹”上了老朋友，让他给想办法，这样才买到１０吨铝，用这个换来了建立农田水利化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

　　记者把这事儿告诉那些南方来的老工人时，他们都很吃惊，没想到当时是这么回事。他们说，那时的领导是真关心他们，下了雪，厂里的领导会为女工扫出一条道路，让她们行走方便。过年过节会到家看望，称他们为“开厂元老”……

　　但在郑州几十年，南方人不顺心的事情不少，心理不平衡的事也不少。当时上海经过工资改革，工人工资很高，吴小妹在上海每月拿１０５元，到郑州后由于地区差异，降为８０多元。吴小妹的母亲是病号，“吃劳保”每月只有３０元，吴小妹每月要往上海寄４０元钱。如今他们心理更不平衡：他们过去在南方的老同事，如今的退休金都是２０００多元，而他们却只有六七百元。最让他们不服气的是，“徒弟的退休金比师傅高”。５０年代参加工作的，因为退休早，如今收入普遍低，而退休晚的收入相对要高一些。

　　不管怎么说，５０年前来郑州的南方人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吴小妹老人说，前些年曾想过回去，“不想把老骨头丢到这儿”，但回去看了看，又想回郑州：“上海没房子没至亲的人了，还回去干啥？说句良心话，郑州也不错。大女儿带我去看郑东新区，我觉得很漂亮，不亚于上海。”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１９５４年，国棉一厂建成投产，只是郑州棉纺业建设的一个开始。随后，国棉三、四、五、六厂相继而起，并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图中这种风格独特的国棉厂生活区大门，几乎成了纺织厂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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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建一个厂，一年收回一个厂。”谈到过去，郑州纺织行业的老人常常会自豪地说出这句话。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会发现这句话并不很准确。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郑州五大国棉厂的确以“一年一个”的速度建成；在效益最好的年份，各厂一年上缴的利税也的确差不多能收回当初的投资总额，但并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好的效益。棉纺厂的生产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

　　“棉花仓库是严禁烟火的，可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放在仓库前。”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当时是三厂的工会主席：“犁铧、生铁锅扔进去，没日没夜地干，炼出来的东西跟炉渣一样，我问一位工程师这是钢吗？工程师用砂轮一打，火星乱飞，说是钢。再问这钢有啥用，就没人吭声了。”张厅长介绍说，后来推行“纱厂高速化”，纺车开得太快，结果“锭子‘跳舞’，铜管‘唱歌’”，弄得断头太多，棉花绷得到处都是，纱厂都快变成“棉花厂”了。

　　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两年，“大跃进”对纺织厂的影响还没显现出来，当时郑州的国棉厂经过数年的磨合，制度完善，工序合理，形成第一次高峰。１９５９年，国棉四厂一年上缴的利税３５６７万元，这一年基本就帮国家收回了投资。但“大跃进”、“高速化”的影响在１９６０年后显现出来，加上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职工减员，生产缩减，到１９６１年上缴利税降为８５０万元，不足１９５９年的１／４。

　　到１９６９年，四厂上缴的利税又恢复到１９５９年的水平，但“十年浩劫”中，纺织厂再受重创。时任三厂厂长的张贺亭经常被拉上高台批斗，这一套他倒不怕。为学技术，武工队队长出身的他曾在每个车间实习，“谁不认识我？我不认识谁？就那几十个造反的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他却被排挤出工厂，到淮阳县兴办小棉纺厂。所有的管理规范被破坏殆尽，到１９７６年，四厂上缴利税跌落到６００多万元。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郑州国棉厂迈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到１９８１年，国棉四厂的利税达到创记录的４４００多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苦菜花”一样的国棉厂，在上个世纪３０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国家财政和外汇的摇钱树、聚宝盆。

　　纺织业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丰厚、需求稳定，是全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的最佳选择。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赚的钱不是企业所有，郑州市也没份儿，企业不能用这钱搞基建、买设备、发奖金，除了国家规定、批准的费用外（如劳保用品），这些钱必须全部上缴。

　　前几年几个国棉厂都统计过上缴利税的总和。三厂算出的数据是，他们５０年为国家赚了３６个厂，其他国棉厂的数据，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概念。数据是枯燥的，但那个时代的干部工人知道数据的背后是什么。


　　非常生活之非常瞌睡

　　凌晨三四点钟，是人睡觉最好的时候，对于上夜班的纺织工人来说，那是最瞌睡的时候。

　　“工长拿个铁棍到处敲，冲着犯迷糊的就‘当当当’一阵，防止人睡着了。工人腿都是软的，站着都能睡着，接着线头就睡了，迷迷糊糊去接，有的人因此胳膊被轧断！”

　　说起纺织厂当年的“三班三运转”，７２岁的徐阿姨语速一下子加快了。

　　纺织工业属于轻工业，但“轻工不‘轻’”！车间机器震耳欲聋，棉絮四处飞舞，温度高、湿度大，这些都不说了，大家都适应了，劳动强度也特别大。按“郝建秀工作法”的标准操作计算，布机车间的工人一个班要走８０里，８小时下来，很多工人“腿都比较粗”；挡车工以前看３００纱锭，技术改进后看五六百纱锭。劳动强度大还不算啥，更主要的是“三班倒”实在太累人。

　　单身的时候还好说，一成家有孩子，下班时休息就不能保证了。最难的是两口都在纺织厂，两个人必须错开上班，上夜班那个，白天还要洗洗涮涮，照顾孩子，补衣服……有时抱着孩子就睡着了，孩子掉地上也不知道。过会儿一激灵醒了：“孩子呢？！”有的时候知道孩子掉床了，也起不来，闭着眼往地上摸，摸到一条腿拽上来，搂着继续睡。

　　那时候“６个早班、６个中班、７个夜班”这么轮换着上班。上夜班是最难受的，下了夜班人要瘦一斤多，整天在灯下不见太阳，人都迷六七瞪的。有时候，下了夜班还要再上中班，中间八个小时，人都跟打败仗的兵一样，低着头走路，有人说：“不走了，睡马路边吧？”旁边就有人应：“不中啊，家里还有孩子！”

　　纺织女工还真有瞌睡得没办法在马路边睡觉的。一位在市里住的女工，夜里１２点下了中班，瞌睡得要命，勉强走到大石桥，实在走不成，自行车往路边一丢，枕着车子就睡着了，醒来身上有劲了，再骑回家去。多亏那时社会秩序好！

　　夜班工人在凌晨两点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大家都是风卷残云地吃完，然后找个地方躺下就睡，工长不能睡，她要叫大家。睡１０多分钟舒服极了，“车间噪声大睡不着？不会！噪声再大都能睡着，有一分钟时间都能睡一觉！”

　　１９８０年，郑州几大纺织厂扩招１／４的工人（都达到近万人规模），开始实行“四班三运转”，对纺织工人来说，这是天大的福音。他们不再是连轴转，从夜班转到白班时，终于可以有休息、调整的时间了。

　　徐阿姨已退休多年，但腰肌劳损、胃病等疾病还在折腾着她。这些都是纺织工人的职业病，“三班倒”的工作制，使生活不规律，吃饭不准时，不是饭点，常常热的凉的随便抓点吃，吃得又快，很容易得胃病。

　　当年纺织厂的请假制度很严，病假不好请，“发烧不到３８．５度不让歇，烧３８．５度才让歇三天。”徐阿姨说，她在纺织厂只请过一次病假，那次她发烧，浑身难受没一点儿力气。到医务所想请假，医生一量体温，发烧３８度，按照制度不准假，开了药让去上班。“我心里非常生气，赌气不吃药。没多大一会儿就烧到３８．７度，车间领导慌了，让我去医务所打针，给了我三天假。”

　　徐阿姨说，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文化大革命”前大家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当时纺织厂是多好的地方啊！工人干劲大，没偷懒的，心可齐了，有什么工作，大家一齐上，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工人下班没完成任务都不走，到一边把活干完才下班，有时带孩子的阿姨找来：“你怎么还在这儿？孩子饿得哇哇叫！”这才想起孩子，“啊”一声，匆匆走了。

　　工厂加班多，有加班费的，不少女工因为家务多来不了；义务加班的，没有一个人不来。１９６０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低标准”，吃不饱肚子，工人们还是照样干。

　　其实不只是工人，纺织厂的干部一样辛苦，一样要上夜班。曾任四厂厂长的李振声说，最苦是“低标准”时期，工人都吃不饱，干部标准比工人更低，去上夜班，肚子饿得没办法，就买点酱油冲开水喝，不然这一晚上熬不过来。


　　非常生活之非常育儿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每到周末，就会有单位找国棉厂办舞会。高炮学院（简称炮院）就经常联系三厂，到周末派车来接人去跳舞，那时候，建设路还是一条大沟，来往很不方便。

　　其实组织舞会的人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借舞会搭鹊桥。在那个年代，国营厂属于“最好的单位”，工人地位高，工资也高，纺织厂有大量年轻女工，炮院、二砂、省委机关、市委机关的年轻人都“瞄”着呢。有的单位出面组织舞会，单位不给操心的，就自己找人介绍。厂里的女工也大多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快，女工们都成家有了孩子。

　　现在的产假都是半年，那个时候只有５６天。产前没人敢歇产假，大着肚子行动不便，但活还要干完。国棉一厂的一位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曾经流产了四次。当时的现实是，纺织厂女工太多，照顾不过来。

　　“纺织工人生孩儿简单，到医院就生了，都是到时候了。”一位退休老工人这样说。

　　５６天产假过得飞快，还没享受到做母亲的喜悦，女工就要上班了。厂里设有哺乳室，婴儿放在里面，上班时间可以出来喂奶，但从车间出来到回去，只半小时。出来哺乳时，妈妈们不敢到更衣室去换衣服，下雨的时候也没人敢去找伞，冒雨就跑。每个班组二十来个人只有一个预备工可以顶岗，一个妈妈回来了，另外一个才能去。

　　当时房子很紧张，厂里专门为带孩子的女工安排了“妈妈楼”，一间房子住四五个妈妈。房子里摆满了床，中间一个窄过道，给孩子把尿都要很小心，不然就尿到别人床上了。

　　孩子一岁时，就要转到外面的托儿所，没哺乳时间了，必须断奶。纺织厂换班时人潮涌动，最紧张的就是那些妈妈，抱着孩子“颠颠”地跑，送了孩子才能进厂上班。

　　一岁的孩子，很多还不会走，不好照顾。“要说咱也得理解人家，孩子多，阿姨少，照顾不过来。”一位退休女工并不是埋怨当年幼儿园的阿姨：“孩子拉肚子不敢跟她们说，说了她们就拉个痰盂，让孩子坐上，再拿绳子绑在那儿。去接的时候，孩子坐那儿睡着了，小屁股淹在痰盂里。”

　　有的人家不送孩子，大的看小的，常常是三四岁的看一两岁的，这叫“大猫衔老鼠”。有户南方人，三四个孩子都这样养着，家里蒸一锅馍不敢放桌子上，放那儿一会儿就没有了。想办法装在篮子里挂梁上，结果孩子像猴子捞月一样，大孩儿抱小孩儿够下来吃光了。

　　“那帮孩子，不知咋都一个个长大了！”说起这些事，那位退休女工至今仍很感慨。

　　纺织厂的女工，特别是从南方来的那些人，有不少两地分居的。按照规定，这样的情况一年可以有１２天的探亲假，但男的要是过来看了，厂里就不再给假。后来人就“学能”了，先过去，然后男的再过来。有了孩子后，这样的家庭特别艰难，很多人想方设法调到郑州来。

　　原国棉四厂医院院长袁俊先就是这么来的郑州。他爱人１９５６年调到郑州，来时厂里就让登记配偶情况，马上去上海要人。袁俊先当时是上海一家医疗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那边不放人，一直拖了三年，他爱人跑到上海去要求，那边才放人。


　　非常生活之非常不平衡　　

　　袁俊先今年７５岁，１９９２年退休，现在每月退休金７１５．９５元。他在上海当支部书记时，手下的两个支部委员工资都比他低，现在的退休金却都是每月两三千元。袁俊先曾有机会调到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因厂里需要没走，如果在四院退休，他现在的退休金每月能拿到２５００元左右。

　　１９９２年退休的人是最不走运的，因为第二年退休金就开始上涨。四厂人事处原处长李静也是１９９２年退休的，她现在每月６８０多元，老人给记者算了笔账：因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她的药费每月至少要１２０元，水电暖平均每月也要支出上百元，每月都是捉襟见肘。按级别，李静本来能享受１２０平方米的住房，但因为没钱购买，她现在仍住５７平方米的旧房子。

　　从江苏南通调到郑州的老工人胡桐１９９３年退休，每月比１９９２年退休的人多拿１００多元钱，但他心里也不平衡：１９６４年他带的徒弟，现在的退休金每月１３００元，比他多了近一倍。

　　这种情况在郑州西郊非常普遍。

　　为采写这个题目，记者接触了数十位老工人、老干部，他们都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西郊创业时的老工人，为国家做贡献他们无怨无悔，但如今很多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四五百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也远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这使他们心里不能平衡。

　　老人们说，医药费是按照工资的４．５％提的，工资低，医药费就低，每月不过２０多元，一年３００多元，“不够打两次针”。老人们说，吃饭是不成问题，但就怕生病，“吃饭不吃药，吃药不吃饭”。按照过去的就业制度，这一代人的子女很多在西郊的工厂上班，如今也很困难，不但没能力照顾老人，有的还需要父母贴补。

　　李静说，以前有人说纺织厂难就难在一个在职的要养活一个退休的，“我不爱听这话！我们干了一辈子，怎么要在职的养？怎么吃的是在职职工的？”她说，“我们都是７０多岁的人了，希望有生之年得到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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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第二杀驴厂养活驴车间怎么走？”

　　遇到这样问路的，就是“老郑州”也发蒙。其实这人要找的，是郑州第二砂轮厂氧化铝车间。这是一个曾经在郑州西郊广为流传的“段子”，可见人们对磨料磨具行业的陌生。别说一般人，就是１９５４年前后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的人，也很茫然：“砂轮是什么？”

　　当时，中国只有一个砂轮厂，即沈阳苏家屯砂轮厂（后来改称第一砂轮厂）。但磨料磨具号称机械工业的“牙齿”，没有它，飞机大炮造不出来，汽车拖拉机也做不出来，就是小小的钢笔笔尖，也要用比纸还薄的砂轮劈开。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没有砂轮根本不行。

　　“一五”之初，国家就决定上马大型砂轮厂，１９５３年５月在武汉成立筹备处，数月后，巩县（现巩义市）大储量的铝矾土矿，将筹备处吸引到了郑州市敦睦路５６号。铝矾土名字叫“土”，其实是种石头，是生产磨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把工厂建在靠近矿源的地方，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磨料磨具行业技术基础薄弱，不具备建设大型砂轮厂的条件。二砂当时不属于著名的“１５６项苏联援助项目”，由民主德国（简称东德）援建。由于这个厂投资规模巨大，被戏称为“第１５７个项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第二砂轮厂（现白鸽集团）占据了郑州乃至河南多项第一。它是国家在郑州投资最多的项目，投资额１．５亿元，几乎相当于５个国棉厂的总投资；厂区面积最大，１平方公里见方；有最高的烟囱，达６４米。其实不光在郑州，在全国二砂也“很牛”，当时它是全国最大的砂轮厂，也是全世界第二大砂轮厂。

　　这个生产磨料磨具的大型企业，建厂的过程可说是“好事多磨”：从筹备到正式投产用了近１２年，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也有９年之久。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由于这个厂太大，超出了东德人的设计能力，试生产时没能如期生产出合格产品；二是当时中苏闹崩，影响了中国与东德之间的合作，双方在谈判桌上坐得太久，影响了后来的改建工作。

　　时光隔不断的情谊

　　１９８５年，为了得到新设备新技术，二砂一行人前往东德考察。当他们在著名的皮斯特里茨厂参观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高喊：“陈！陈福恒！”

　　时任二砂技术管理部副主任的陈福恒吃惊地抬起头，他有几十位情深谊厚的东德朋友，但彼此隔绝了２０多年，虽然这次出国前心里就期待着与他们的重逢，但茫茫人海谈何容易！猝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陈福恒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人疾步走过来，陈福恒依稀认出是当年的刚玉专家柯卜克。没等陈福恒做出反应，对方已将他紧紧拥抱。他心里一阵暖流涌动，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对方也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放开手的时候，彼此眼中都有泪光闪动。

　　柯卜克说，二砂人出国前，来访者的名单和行程就已传到东德各有关部门，他已经等待多时了。

　　二砂人此次行程非常顺利。每到一个城市，陈福恒的房间都是电话铃声不断，有问候的，有介绍所到城市特色和风景的。７３岁的安装专家军特驱车前来，专程看望老朋友；专家组长克鲁克纳的女儿凯蒂几次三番地打电话，邀二砂人去她家做客……

　　二砂和陈福恒与东德人的这种特殊的感情，还要从５０年代郑州那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说起。

　　１９５４年，陈福恒“转业”到了二砂。当时说的“转业”，不是指从部队转到地方，而是指地方转到工业。陈福恒原在漯河市委工作，那一年和上千名干部一起被安排“转业”，他被分配到二砂筹备处工作。１９５５年年初，筹备处领导找他谈话，安排他到北京学德语。“当时外语人才极其缺乏。厂里曾派出一批人去学俄语，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二砂是东德援建的。于是又派我们１８个人去北京学德语。”

　　也许就是这样的阴差阳错，使陈福恒有机会成为一名德语翻译。陈当时２０岁，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对德语一无所知。在北京的一年时间，陈和另一同学学习最好，每次都考５分的好成绩。１９５６年年初，他被调回二砂，厂里办了个德语学习班，由他担任教师。陈福恒自编教材教了半年多，到１９５６年９月，东德专家来了，虽然总共只学了一年半，当时的情况是，他不干也得干，因为全国也找不来更多的德语人才，他只有硬着头皮上！那一批来了３０多个专家，陈福恒跟了专家组长。

　　需要翻译的不是一般的生活会话，而是复杂的专业术语，翻译的时候陈福恒经常憋出一身的汗，这边专家、那边领导都盯着他，那个急啊！他常常不得不说的德语是：“对不起，我没听清，请您讲慢点。”

　　所谓“时势造英雄”，就这样一来二去，翻译得多交流得多了，一年多前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的陈福恒，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德语翻译。先是跟土建专家，然后是安装专家，然后是工艺专家，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５年，陈福恒几乎跟东德人朝夕相处。他似乎很容易接近那些“老外”，到现在他觉得中国人、德国人没多大区别，只不过他们鼻子高点，头发黄点，眼睛蓝点，可都是人，都重感情。

　　他印象最深的是专家组长克鲁克纳。１９６０年，克鲁克纳知道当时中国人生活困难，两人一起去北京出差，住在友谊宾馆，那里的饭极贵，陈福恒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在那儿吃顿饭，他的工作又使他不能离开单独去吃饭，克鲁克纳总是丝毫不让他难堪地请他吃饭。老外一般不跟别人住一个屋，但克鲁克纳不同，他主动跟陈福恒说：“你别再花钱开房间了，跟我住一起吧。”

　　当时二砂试生产出现问题，不能顺利投产。而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１９６０年８月，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将专家全部撤走。那一天陈福恒正好在北京友谊宾馆，看到很多苏联专家前一天晚上刚到，行李都没打开，第二天就匆匆走了。曾经很真诚地帮助中国的苏联专家，随着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拿了图纸，扔下干了一半的工作匆匆而去，当时很多专家很无奈，是掉着眼泪走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德之间关于二砂的谈判也很艰难，气氛非常紧张，但克鲁克纳认真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从来没有一句失礼的话”。

　　磨料磨具磨炼中德情缘　　

　　在二砂工作的东德人，曾经是郑州西郊一道别样的风景。

　　先后有６７位专家和他们的４８位家属长期在郑州生活，二砂为他们盖了专家楼，修了游泳池和网球场。这时西郊已经建起了几所大中专学校，到了周末，学生们不爱去“市里”了，他们喜欢去看东德人打网球，去看舞会上东德女孩红色的布拉吉飘扬。

　　过惯了苦日子、并且还在过苦日子的中国人，马上发现东德人的不同了：他们设计的厂房和办公用房都是“超豪华”的！二砂原企管办主任余志坚说，当时中国正提倡“勤俭节约”，厂里认为东德人设计的建筑标准太高，一层建筑，没负荷也没震动，不需要把柱子下去几米深！

　　但东德人坚持。他们认为砂轮厂在战争中会成为破坏的首要目标，希特勒进攻苏联，第一批轰炸目标就有砂轮厂：砂轮是机械工业的“牙齿”，破坏了砂轮厂是对军工企业的重大打击。争论的结果是东德人占了上风。二砂的厂房、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最终都是按照东德标准来的，后来这个企业能成为中国砂轮行业的“龙头老大”，或许跟这样的建厂标准不无关系。中方在争论中也不是一无所获，原本设计得“特别气派”的办公楼，被建得简易了。但就这样，二砂的办公楼在当时的郑州也是“超豪华”的，有屋顶花园，还有餐厅、电影院，后来“大屋顶”受批判，二砂办公楼上的屋顶花园等被去掉。

　　余志坚说，尽管双方有分歧，但那时大家对东德专家还是很佩服的，对他们也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什么东西都手把手地教，还时常办培训班讲课。那些专家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干活，进行指导和监督，质量方面要求很严格。

　　陈福恒告诉记者，东德人的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够勤快了，还经常被他们批评：“太懒了！交代三天了怎么还没干？！”

　　二砂的《厂志》记载，当时东德专家提出的书面建议就达２９７８条，对保证工程质量、节约建厂投资都起了很大作用。土建专家西蒙与中国技术人员一起，试制成功３０跨度的钢筋混凝土屋架，节约了大量的钢材；原设计要把厂区表层土挖去３０厘米，但有专家现场查看后，认为这里的土地从未施过化肥，无酸性，不必挖除，节省了土建费用、加快了工程进度。

　　或许就因为当初对二砂的这份真诚和这种责任感，多年以后，那些年已老迈的德国专家，仍对二砂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当时东德专家在郑州也生活得很愉快，他们感受到了郑州人的热情和友好。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去旅游。克鲁克纳迷恋上了壮阔的长江，陈福恒陪着他从武汉坐船去上海，他一路兴奋不已，回来时坚持坐船逆水而上。

　　美好的友谊，在１９６０年６月出现了意外的变化。

　　这一年，二砂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经过试生产，却发现刚玉磨料系统、磨具精加工系统和碳化硅冶炼系统等存在问题，需要改建，不能按期投产。

　　与东德协商建设二砂时，中方考虑到中国工业发展迅速，对磨料磨具需求量大，所以要求建设一个特大型砂轮厂。当时这样规模的砂轮厂只苏联有一家，东德的砂轮厂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设计有点纸上谈兵，因此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出点问题倒也容易解决。但恰在此时，中苏关系恶化，民主德国没有像苏联那样马上撤走专家，但与中方的合作也无法顺利进行。从１９６０年９月到１９６３年２月，中国和东德就二砂问题先后进行了６次大的会谈，分清了责任，东德承担了技术和经济上的责任，同意对有问题的厂房和工艺设备进行改建和更换。

　　“郑州二砂这个项目是‘通天’的！”当时担任翻译的陈福恒说：“到总理那儿了，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让步，得让总理批。”东德人最终很不错，承担了责任，做了大幅度的让步。

　　１９６３年４月，改建工作开始，到第二年年底工程完工，通过了验收。二砂正式投产，东德专家撤离郑州。他们走的时候很留恋、很伤感，也很无奈，“私下的感情是很好的，但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大家都很无奈。”陈福恒说。

　　随着国家之间恩怨的冰释，陈福恒于１９８５年与东德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长期保持书信来往。在陈家，记者看到厚厚一沓德语信件，多是工整的手写书信。陈福恒说，他患脑血栓、左眼做白内障手术，许多德国朋友知道后，都来信问候。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曾在二砂工作的专家西蒙、亨弗林等人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了郑州，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沧桑巨变的郑州西郊找到了第二砂轮厂。在老朋友的陪伴下，他们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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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西新区”：从荒莽到繁荣

　　１９５４年，刚刚完工的郑州国棉一厂，如同西郊荒野中的一片孤岛。

　　两三年后，三、四、五厂连成了片，但西郊仍是荒凉的。

　　“只有农村的小土路，汽车开不过来。我们都是走到三厂，坐一路公共汽车到市里去。有时从庄稼地里斜着走到碧沙岗，经医学院到市里。”在二砂退休干部余志坚的记忆中，１９５５年的郑州西郊是这般模样。

　　“可多深沟，可多荒坟。晚上外边灯光稀疏，女工胆小，天一黑都不敢出来了。”五厂一位老工人说，那是１９５６年的西郊。

　　虽然看起来仍很荒凉，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的蓬勃的生命活力，使“郑西新区”迅速“长个儿”，大约１０年的工夫，这里就从荒郊野外，“出落”成规模相当可观的城区。华山路一带，从南到北郑州电缆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煤矿机械厂一字排开；建设路一带，五大国棉厂、郑州印染厂、河南省纺织机械厂依次就绪；而郑州工程机械厂、郑州勘察机械厂、热电厂等也各就各位。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现中原工学院）、郑州粮食学院（现河南工业大学）等学校，邮电部设计院、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河南省电力设计院等研究机构相继扩展着“新区”的模样。西郊逐渐人气旺了起来，特别是纺织厂换班的时候，厂门口数千工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１９５７年，为推动“郑西新区”发展，郑州市委、市政府从现管城区委一带搬迁到西郊，市直机关单位也随之而来。１９５８年，距离兴建一厂不过四五年的时间，“新区”人口达到１７．４万多。

　　随着企事业单位的兴建，道路和上下水管道开工建设，行道树广为种植。由于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区，郑州西郊道路的名字显然有着统一的思路：南北向的路多以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伏牛路、华山路；而东西向的路多以河流命名，伊河路、汝河路、淮河路。一些小街道的名字，则鲜明地体现着西郊初创时的时代特色：互助路、协作路、前进路、计划路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郊建设，有一个后来很多次城市扩展所不具备的优点：城区规划中注意协调发展。中小学、医院、商业网点等布局比较均衡。西郊的企业如今大多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偏低，在很多东郊人的心目中，这里萧条得跟“农村一样”，但其实这里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并不逊色，这不能不感谢当初的城市规划者。

　　挖掉沙丘建家园

　　１９５７年７月初，山西榆次纺织机械学校（中原工学院前身）即将放暑假，准备离校的学生接到通知：下学期不要到榆次了，直接到郑州新校址报到。

　　一个多月后，天津籍学生刘以元（毕业后留校，曾任该校人事处处长）来到陌生的郑州西郊。“当时这地方很偏僻。”在位于中原路与桐柏路交叉口的中原工学院，刘老师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没有院墙，四周也没有路，校园高低不平，有坟地，有菜地，教学楼、宿舍、食堂的周围到处是丛生的杂草。东北方向一条３米多宽、７米多深的大沟横贯院内。”

　　学校的架子搭起来了，但一堆堆的建筑垃圾围在建筑物旁，从榆次运来的上百台机床，摆放在实习工厂厂房西侧高低不平的地面上。

　　师生们陆续来到新校区，学校决定一边上课，一边平整土地、建设学校。“各班挖了多少土方都有记录，相互竞赛，每月评先。校领导、老师，都跟学生一起干。”刘老师所在的班级刚开始早晨５点多起床干活，后来看别的班干得多，就３点多起来干。干到７点多，大家吃了饭去上课。就这样，学校的教学进度一点儿没落下，甚至照常上晚自习。“年轻，不觉得累。那时精神面貌不一样，穷，艰苦，但上进心强，荣誉感强。”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李晓义也是建校时的学生，说起当年，李老师很平和：“大家都那样就不觉得苦了。”李老师曾是一家纺机厂的六级钳工，因技术出众，表现好被推荐上的学。对艰苦的学校生活，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抱怨，只有珍惜：“我１６岁在上海当学徒，每天早上６点起床，晚上１１点才能睡觉，夏天在太阳暴晒下干活，也都过来了。解放后真的有当家做主的感觉，国家培养你，怎么能不珍惜？学校需要建设，这有啥说的？我们都很上进，一定要学好知识，一定要把学校建好！”

　　这一年的寒假，很多班级的同学放弃假期，没回家过年，继续在学校挖土平沟。那一代学生日复一日地劳作着，扁担磨肿了肩膀，汗水浸透了衣衫。一年后，学校有了围墙，修筑了平整的道路，修建了操场，安装了水泥电线杆、路灯，松树、杨树、苹果树也栽满了校园。当年栽下的小树苗，如今已合抱粗细。

　　当年西郊的单位大多这样，挖掉了沙丘、填平了深沟，在一片荒芜中，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如今在西郊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都要小心点，说不定就挖出点什么东西：当初填沟的时候也不定填进去什么了。前两年，中原工学院盖学生宿舍时就遇到了难题，地基怎么也挖不动，问过老教工才知道，当初这里是沟，实习工厂的废铁屑，结结实实都填在这儿。

　　“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都跟记者说过一句话：“那时建设路是条大沟。”但我走过宽阔平整的建设路时，实在难以想像出深沟横陈、尘土飞扬的画面。

　　但这条沟在老一代西郊人的心目中印象太深了。这沟原是郑州通往洛阳的官道，解放后沟底的路废弃，改走沟上边。１９５３年为了兴建国棉一厂修筑了建设路，但这条沟并没填平。当时建设路是西郊通往市区唯一的大路，人们来来往往都要走沟边，也许是这个原因，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５８年，几大国棉厂的干部工人义务劳动，才把这条大沟填平。后来这条路经过三四次大整修，最著名的是１９７１年时，建设路被扩宽至４４米，使这条路多年都是郑州市最宽的道路。

　　为了配合火力发电厂、第二砂轮厂、电缆厂等单位的兴建，西郊随后修建了中原路、棉纺路、桐柏路、伏牛路、伊河路等主次干道。１９５７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西郊市政建设发展迅速。１９５９年，推行“民办公助”，兴起义务筑路，当时的西郊人都没少出力流汗，整修各种简易道路、人行道、慢车道、边沟，使西郊道路有了点模样。１９６２年，棉纺路、工人路等由土路修成煤渣路面。１９６３年，主要交通干道复浇柏油，完成“升级换代”。

　　西郊建设之初，郑州市政府就提出“道路修到哪里，树种植到哪里”。从１９５５年在建设路两侧种植行道树开始，实行地段责任制，园林部门负责提供苗木，沿街各单位负责“各种门前树”。而园林部门负责在空旷地带栽植林带和片林。三五年后，树木成阴，十多年后，郑州享有了“绿城”的美誉。而过去恼人的风沙，也逐渐得到控制。

　　这个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电影院，当年曾经惊动了纺织部、财政部惊动两部委的电影院。　

　　当时企业的利税全部上缴国家，郑州财政来源有限，想搞市政建设没什么钱，好在当时“发动群众”这招百试百灵。但要想建文化设施什么的，没钱可是真不好办。郑州市老市长王均智回忆说，１９５５年，西郊已经有一两万产业工人，并且随着各大厂陆续建设，工人数量将会急剧增加，需要一个大型文化娱乐场所。市里很想建一个文化宫，苦于没钱，就想方设法说服省工会拿钱建设。但省工会有顾虑：这文化宫建在郑州西郊，工会拿钱，新乡、洛阳等城市会有意见。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决定“暗度陈仓”，由省工会拿钱，市工会负责建设，名字叫“省工人文化宫”。谈起此事，年已九旬的王均智仍很得意地笑着说：“这个文化宫１９５８年建成，一直是市工会管、市工会用，叫省工人文化宫实在是名不副实。可将错就错，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但王均智也有失算“翻船”的时候。１９５９年，几个国棉厂到市里开会时，提出西郊少个电影院，说他们愿意出钱，让市里帮助盖一个。有钱好办事，１９６０年，中原路、桐柏路西南角的中原影剧院拔地而起了。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这个电影院一直是西郊有名的地方，曾经给无数人带来愉快的时光。但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会想到，这个现在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影院，曾经惊动两大部委，给身为郑州一市之长的王均智带来不大不小的麻烦。

　　几个国棉厂拿的这笔钱很快被纺织部发现，追问之下，国棉厂遮掩不过，只得把郑州市“供”了出来。于是纺织部向财政部行文，说郑州市动了他们的钱，财政部行文河南省财政厅，财政厅转给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财政局局长拿着公文去找王均智，问怎么办。王均智这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得苦笑着说：“能怎么办？一点点还给国棉厂吧。”

　　王均智说，那个时代纪律严明，不能动的钱动一分都不行。那时省直各厅局一些干部宁愿到其他地市，也不愿到郑州。因为按照规定，本市不招待吃饭。到郑州市来检查工作，中午他们还得跑回东郊吃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那的确是一个没有“吃喝风”的时代。曾担任三厂厂长多年的张贺亭告诉记者，他在三厂就请过一次客，那是他在南阳当地委书记的老战友带着家人来看纺织厂，他在三厂招待所给老战友接风，上的是“四菜一汤”。吃完饭，张贺亭转身就给了食堂管理员２０元钱１５斤粮票，管理员说“用不了这么多呀厂长”，张贺亭挥手不让他多说了。

　　市委副书记下厂当学徒　　

　　接受采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特别艰苦，生活也很清贫，但那时心情比较舒畅，人与人关系融洽，特别是领导跟群众没什么距离。“他们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还有什么牢骚？！”“那时领导是真关心人！”“干活时，不分领导群众，大家一起干！”

　　郑州市委副书记刘必曾在五厂当“学徒”，他一到车间先声明：我是学员，该让我干啥让我干啥，听你们安排。他在五厂待了三四个月，虽然因年纪大不上夜班，但白天都准时上班。“人家可虚心啦，学习技术，了解情况，真是来体察工人辛苦的！”他的“师傅”、五厂的一位退休工人这样告诉记者。吃饭的时候，刘必到食堂照样排队，车间的人认识他，让他到前面，他笑着摆手：“不，不，排队！”

　　中原工学院退休教师刘以元也说到了类似的事儿。当时的校长郑群、副校长陈挥，时常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听课。他们常到食堂与炊事员一起干活，同学去打饭，一抬头，给他盛饭的是校长！平时校长跟老师关系都很融洽，但如果听课时发现问题的话，他会很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

　　刘老师说，那一代学生跟校长感情深得了不得。校庆的时候，只要听说老校长要来，同学不管多远都回来。大家围拢在一起，没有西方人那样的拥抱，只有握手，久久地握手，深情地问候……

　　后来留校当了老师，刘以元更感觉到了领导的可亲可敬。每到大年初一，副校长陈挥都带着时任团委书记的他，到单身楼看望没有回家的青年教师，倾心交谈，解决问题。

　　刘老师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校长郑群动员学校几位家属轮流为他们做饭，询问情况，无微不至。“我只是个普通的教工……”郑群后来到天津居住，刘以元每次回天津老家，都要去看望他。

　　说起往事，刘老师显然动了感情：“那时师生之间，同学、同事之间，如父母，如兄弟。现在富裕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与人没有那时融洽了，太淡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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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过去有“三不通婚”之说，就是“路内路外不通婚”、“南方北方不通婚”、“回汉不通婚”。

　　“南方北方不通婚”主要说的是西郊。记者采访南方人时，有意问起此话的虚实，被问到的五户南方人，三家来自上海，两家来自湖南。他们都知道这种说法，解释说南方与北方生活习惯差别太大，组成一家人过日子有诸多不便。但五家人都表示，自己并不很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强求不得。

　　这五家人中，仲根娣老人到郑州时还是单身，她嫁的就是郑州印染厂一位来自山东的保卫干部。其他四家的“第一代移民”，有的本来就是两口一起过来的，有的在郑州找同乡成家，但他们都表示，并没有要求儿女们找对象非找南方人不可。“儿大不由娘”，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有位老人说：“为什么非找同乡？难道我们还要回去？”

　　省建五公司退休工人熊国尧是湖南长沙人，他性格乐观直爽，颇像北方人，他说自己“一家四省人”，老两口是湖南人，几个儿女找的对象有河南的、有山东的、有浙江的。

　　５０年前，从外省调来支持郑州建设的干部和技术工人非常之多，来源地也非常之广，北方有山东、河北、东北等地，南方有上海、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郑州西郊的“移民”及其后代到底有多少，记者没能找到确切的数据。询问之下，有人估计有三分之一，有人估计有一半，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有没有确切的出处，也许只是主观感觉。但你在西郊千万不要被别人地道的郑州话给蒙了，随便问个人，他就可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省“移民”。

　　５０年前，那次规模宏大的大工业建设，吸引了１０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郑州西郊。本来相隔千里的人，在这一方水土上相遇，很多人因此相识、相爱，组建家庭，有了子女。冥冥之中，命运之神成就了无数姻缘，成就了无数家庭。

　　南方人和北方人组建了家庭，在饮食习惯和方言等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有一个谁改变谁的问题。一般南方人勤快而又善于做饭，所以在吃的方面北方人大多就那么“从”了；而语言上，由于生活在地处北方的郑州，南方人也不得不“从”。

　　河南话成“官方语言”

　　“江——米甜酒——”前些年，在我所住的西郊某家属院，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吆喝声。那腔调婉转轻扬，悠然温雅，有着浓浓的南国水乡的味道。开始的时候听不懂，从阳台上探头看去，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作服，戴着干净的蓝色袖头，用细而高的白搪瓷茶缸给别人倒江米甜酒，这才知道他吆喝的是什么。

　　那是一位上世纪５０年代从江苏来的老工人，自己做了江米甜酒挣点小钱。家属院的南方人极多，老人带的甜酒很快就能卖完。近几年一直没见老人来卖甜酒了，不知他的身体是否还好？

　　在郑州西郊的外省移民，南方来的“第一代”口音是很难改变的。那些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南方老人，如今依然满口的南方话，就是说普通话也带着十足的南方味道。由于方言、风俗、饮食习惯都差别太大，南方第一代移民，与北方人多多少少是有隔阂的，他们有时会称北方人“侉子”，北方人则回敬他们“蛮子”。

　　而北方各省来的移民，由于饮食和口音与河南相差不是特别大，就比较容易融入本地人群。

　　１９５６年从山东来的徐阿姨，如今一口地道的郑州方言，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在郑州长大的。徐阿姨说，当初她来了没多久就给家里写信要回去。她在郑州过不惯，一是吃的方面不习惯，１９５６年麦收时下连阴雨，麦子捂了，蒸的馍又黑又黏，难以下咽。二是她说话别人听不懂，老开玩笑学她。家里来信劝她，让她安心在郑州。那时年轻，适应快，同屋的姐妹天天教她说河南话，开始学洛阳话，后来经人提醒改学郑州话，没多久就说得很溜了，后来竟然不怎么会说家乡话了。

　　到了第二代移民，不管是南方的北方的，郑州话说得都很地道了，最“土”的话都会讲。他们或许也会说老家的话，但只是在家里跟父母说，出了门，就是满口正宗的河南话了。不同地域、不同口音的人共同在郑州生活，河南人占的比例最大，人们很自然就接受河南话为“官方语言”了。

　　中原工学院教授李雄诒河南话、湖南话、普通话说得都很地道。他父母是湖南人，父亲开始在河南省纺织工业学校工作，后来调入郑州纺织机电专科学校，母亲曾参与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和郑州２４中的筹建，他本人从小在郑州长大。

　　“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湖南人。”李教授用正宗的郑州话说，“一家四口人，父母、奶奶和我，在家都说湖南话，吃湖南饭菜。我们常回老家，郑州是交通中心，南来北往的家人来得也多，在家的环境绝对是湖南的。”

　　记者了解到，这些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家里有老人的、跟家乡联系多的，南方特色就保持得多一些；相反的情况，本地化程度就高些。

　　到了第三代移民，那就基本上彻底本地化了。李雄诒曾告诉他的儿子：“你是湖南人。”儿子颇有点儿“不忿”：“我啥湖南人，我生在郑州，长在郑州，我就是郑州人！”

　　饮食习惯难以改变　　

　　饮食习惯或许是最根深蒂固、最难以改变的。

　　李雄诒的儿子自认是郑州人，但他面条、馍、烩面都不吃，只吃米饭，“对米饭简直是迷恋，有米有菜就觉得太幸福了”。

　　这是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李雄诒的父亲吃不惯河南饭菜，以前回湖南老家，总要带酱油、红菜薹过来。比较起来，南方人确实爱吃、会吃，“那时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鱼也不怎么吃，就吃猪肉，排骨也不怎么吃。南方人来享福了，这样的东西多又便宜。我小时候身体好，就是吃这些多。阳澄湖的大闸蟹，一买一篓，几家分”。

　　下乡当知青时，李雄诒回郑州打零工给生产队挣钱，他在一、三、四、五、六厂和中原铝厂都干过，捅下水道、挖地道、车工、食堂炊事员都干过。最舒服的是在中原铝厂上夜班，铝熔化后再冷却了，用“铁对子”（铁扦）把硬化的铝块敲下来，“铁对子”很重，开始掂不动，后来手上磨得都是茧子。还要往铝槽里倒铝氧粉，一袋４０多公斤，开始也弄不动，车间的地上带电，让人头晕晕的。“幸亏小时候吃得好身体好，很快就习惯了。”

　　他觉得舒服，是因为８个小时只用干两次活，其他时间可以睡觉，车间里冬天又暖和，铺个席子就可以睡。有时不想睡了就听工人讲故事，“你们有知识的人别说了，听我们讲”，工人的故事荤的素的都有。那时觉得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他觉得舒服，更主要的原因是白天可以跑着玩，顺便给家买菜，到须水、二马路买茼蒿、竹笋什么的，西郊的南方人多，这些菜早上６点多就被买光了。到须水可以从农民那儿买，到二马路也买得着，“当时市里人不吃这菜”。

　　中原工学院副教授金明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来郑州的。这位武汉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件大好事：食堂的大排骨一毛钱一块！油炸后红烧的大排，都是“干货”（真正的好排骨）。他每天中午一块大排骨，一份炒菜，两毛钱吃得舒舒服服。“现在不行了，河南人都吃排骨了，这东西价格上去了。那时候河南人不吃螃蟹、不吃老鳖，猪下水什么的也不吃，南方人吃得有滋有味。”

　　这些年河南人的饮食习惯变化很大，以前不吃的现在也当好东西了，这一点向南方人靠近了。但差别还是明显的，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仍有很多北方人适应不了。

　　我曾去西郊一朋友家吃饭，那湖南人弄点白水煮面条，捞起来加一坨猪油，美其名曰“阳春面”。问我加不加猪油，出于好奇我就让加了猪油。为此我后悔得肠子疼，那叫一个难吃。

　　邻居一对夫妻，丈夫是湖南人，妻子是河南人。丈夫极会做饭，可惜妻子消受不了，饭桌上总摆一碗凉开水，叨起那又辣又油的湖南菜，用开水涮了再吃。

　　这座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小楼，当年是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西郊曾比东郊富　　

　　郑州的西郊和东郊都是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发展起来的。这两个新城区如同双翼，带来了５０年前郑州城市地位的腾飞。但西郊和东郊差别很大，主要是人员组成非常不同，当时西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东郊以机关干部为主体。以前，西郊的话跟东郊都不太一样，东郊人一开口西郊人就能听出来：“这家伙是行政区的，河南腔说‘普通字’，咬文嚼字的。”

　　如今西郊跟东郊没法比了。东郊多的是高档酒楼，西郊多的是中低档饭店；东郊多的是名牌专卖店，西郊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小服装店；东郊车多得显路太窄，西郊车少得路有点冷清。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这句古话真是洞察世事变迁的名言。曾几何时，西郊人比东郊人有钱，“西郊的姑娘漂亮、时髦”，这是过去被郑州人公认的事实。

　　东郊、西郊初具规模后，就都超过了“市里”。相比之下，老城区街道狭窄，房子破旧，没有新城区勃勃的生气。最主要的，是很多人没有“单位”，那年代有“单位”可是最重要的。有单位就有固定工资、有福利，生病可以公费医疗；没单位这一切都没有，甚至洗澡都成问题。据《中原区志》记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区对外营业的理发店有两个，浴池只有一个。没单位的人及其子女成年难洗个澡，而有单位的，不花钱就可以经常洗澡。

　　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富裕，日子都很艰难。商业很萧条，当年西郊很有名的绿东村商场，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小楼。但比较而言，那时西郊人的生活不仅比老城区的好，也比东郊人富足点。

　　“东郊就花园路繁华，政七街、纬四路那边西瓜便宜，西郊的要贵几分钱；青菜那边都比这边便宜。那边梧桐好，人少，幽静，都说那边适合居住。”老西郊人这么说东郊。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兴建工厂几乎是国家最为重视的事情，国营厂配备的干部级别非常高。原省纺织厅厅长张贺亭说，上世纪５０年代国棉三厂的厂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的，到６０年代他当厂长的时候，也还是省委书记亲自任命的。厂里的中层干部，也多是地方的县长、县委书记调来担任，行政上配备的力量非常强，相应的工资级别也比较高。而从南方过来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工资水平同样很高。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纺织厂的平均工资近６０元，而机关干部的平均工资四五十元。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西郊工厂的平均工资仍比东郊高出不少。“那几十年大家都靠工资吃饭，西郊人日子就过得比东郊人好。”

　　那时郑州人的印象里，西郊的姑娘时髦、漂亮，其实现在看也没什么，顶多就是烫烫头，穿双高跟鞋。主要是西郊收入较高，南方人多，会做吃的又会做衣服，生活过得精致些。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西郊的国营企业效益大多很好，那１０年，西郊仍比东郊好些。省直机关的干部相女婿找媳妇，很多就“瞄着”西郊国营厂的帅小伙儿、俊姑娘。

　　那时郑州纺织厂和全国的纺织行业一样，大把大把地挣钱。中原工学院金明老师说，作为纺织部部属院校，当时他们学校日子过得很不错，基建费用年年花不完上交，教职工发沙发、发书柜，大家开玩笑说，“除了老婆不发啥都发”。当时有位外地老师想调走，人事处一位领导劝他：“走啥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单位？”

　　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西郊的国营厂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９０年代中后期，很多企业一蹶不振。昔日风光无限的工厂区，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近十年来，西郊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漂亮，但步子要比东郊慢很多。尤其是工厂区，很多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

　　今年郑州市作出规划，七大国有企业将逐步搬迁出市区。对于西郊来说，这或许是又一次机会，但问题不少，规划的实现将面临种种的考验。在此默默祝福：西郊，愿你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