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成:“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的“斗、批、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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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的“斗、批、改”运动

信息来源：银川党史网　　　发布时间：2010-11-24 16:30

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的“斗、批、改”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根据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及自治区革委会的部署，开展了持续时间长、造成危害大的“斗、批、改”运动。　

一、“斗、批、改”的由来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提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斗、批、改”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了出来。1967年至1968年，毛泽东主席还陆续提出了一些“斗、批、改”的具体设想和措施，如搞好干群关系、整党建党、废除级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教育革命等等，但“斗、批、改”的全面展开，却是在党的九大召开以后。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委会面临的中心任务。”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又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斗、批、改”的内容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些内容虽然是对工厂说的，但实际上对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斗、批、改”的具体内容又不断有所增减、变化。从总体上看，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进行的各项政治运动，都在“斗、批、改”这个总题目的范畴之内。

二、“斗、批、改”的内容

　　（一）三项基本内容

　　“斗、批、改”的内容虽然庞杂，但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和“革命大批判”的活动贯穿始终，并对其他各项具体内容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1、革委会的建立

建立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是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定的“建国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一种常设的政权形式或行政机构。而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委会，就要广泛宣传、制造舆论，清除障碍、形成前提，统一行动、做好准备。

“革命委员会好”的广泛宣传，为其合法性制造了舆论；在1967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后，包括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杨静仁，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马玉槐在内的一大批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被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地方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同时，地、市、县党政主要领导也被批判。这些领导干部的被批判、被打倒，为革委会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而实现“革命大联合”则为革委会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精神，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下，宁夏几派群众组织开始协商大联合事宜。1967年11月25日深夜，“宁总指”、“宁三司”、“宁总司”“大联筹（革造）”赴京代表各2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即“一一·二五”协议）。12月9日至29日，几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参加学习班，在极不协调的情况下，于12月9日勉强达成了《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即“一二·九”协议）。

在几派群众组织开始大联合工作的过程中，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407号文件），宣布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回族）、李天冲、许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回族）、陈养山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任副组长。筹备小组行使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

在自治区革筹小组和“支左”部队的努力协调和安排下，自治区和银川市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一方面相互加强联系，征求大联合的意见，另一方面，内部陆续召开代表会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公开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检查错误”，号召所属组织认真执行两个协议，倒旗联合，表示拥护自治区革筹小组的领导。1968年1月27日，“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 “银总指”）、“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 “银总司”）、“银川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银三司”）”的三派群众组织实行联合，成立了“银川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2月2日，新华社报道，“宁夏各地广大革命群众围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整个宁夏地区革命大联合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2月11日，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组织自治区和银川市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高举革命大批判大旗，狠斗深批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在宁夏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揭发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人、马玉槐的“滔天罪行”。

2月13日，《宁夏日报》发表《革命大联合必须走“斗私批修”的道路》的社论，提出“不做张派，不做李派，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举这旗，不举那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倡导各派群众组织做好大联合工作。2月15日，《宁夏日报》报道，目前银川市已有140多个单位建立了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或革命大联合小组，40多个单位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5天后的2月20日，《宁夏日报》报道，银川市270多个单位中，已建立革委会的有50多个，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有160多个。值得注意的是，几派群众组织虽然名义上宣布撤消，但实际上组织活动并未停止，又坚持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银川市革委会成立之前，各级革委会的建立工作就已经开始。1968年2月16日，《宁夏日报》公布了截止2月13日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134个基层单位的名单，其中包括银川市的不少单位。2月18日，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批准，灵武县革委会成立，萧风任主任，李开杰、杨明、高生祥、李立俊任副主任。19日，永宁县革委会成立，王明清任主任，安继周、蔡春志、薛致隆、纳学仁为副主任。20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批准，银川市革委会成立，张晓林（军代表）任主任，常乃光、王干臣（领导干部代表）、毛至善（军代表）、孙尚武（群众组织代表）任副主任。市革委会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部、室下设立了办事组、组织组、政宣组等12个组（1969年10月撤消12个组，又分设若干组）。2月23日，由23名委员组成的贺兰县革委会成立，王志国任主任，苏克、张宪光（军代表）、李进德、崔生祥任副主任。9月，经中共银川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银川市城区革委会成立（后于1971年7月正式升格为县级市瞎区），桑兴祥任主任，郝玉宝（军代表，回族）任副主任。1972年12月1日，经中共银川市委同意并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银川市郊区革委会成立，王文采任主任，杨福亭、刘万保、李广生、向礼任副主任。

“银川市革命农民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银川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也分别于2月上、中旬宣告成立。在市、县、区革委会成立的同时，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如银川橡胶厂、银川铁路分局、长城机床厂等革委会也陆续建立。

银川市及其各级革委会的普遍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天下大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基本的社会秩序，使全市生产和各项工作有组织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但是，银川市革委会的酝酿、建立，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以全盘否定原有党政领导体制、以“走资派”的名义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为前提的。它非但没有达到政治民主、联系群众、精简高效、廉洁公正的理想境界，反而更加发展了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传统体制的弊端。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它既不符合客观需要，也没有生命力。党的九大以后，随着“整党建党”的进行，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并成为同级革委会的直接领导后，革委会的职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它不再是党政合一、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领导机构，而事实上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政府机构、行政领导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中行政领导部门的代名词。这种初步的分化缩小了革委会的职权范围，使党政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当时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组织和同级革委会一般是两块牌子，一套办事机构，两个班子一套人马。

除了党政关系的分化外，革委会建设中还遇到了如何处理地方党政系统与部队“支左”机构、人员相互关系的问题。1968年以后，相当多的革委会、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是由部队“支左”人员担任的。“军队支左，权力大的很。大权在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页）。这种状况造成了“支左”机构对地方党政系统干预过多，甚至地方党委讨论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同级军区、人武部去讨论的现象。“支左”干部往往因“大权在握”而与地方干部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不仅妨碍了地方党政系统的工作，也不利于部队的建设。正因为革委会在人员结构上实行“军（当地驻军代表）、干（革命领导干部）、群（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他们对地方工作并不都熟悉，履行行政职责难以到位。进入革委会的原来少数的领导干部，受形势所迫和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一些素质较差的干部和“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分子则互相联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始终难以安定的重要因素。进入革委会的一些群众代表大多成为摆设，不做实际工作，个别打、砸、抢分子还乘机作恶，使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

银川市革委会成立后，一部分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先后出来工作，从上到下开始恢复生产管理、指挥系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导下，政治可以冲击业务，以革命代替生产，使经济工作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

从1968年2月银川市革委会成立到1981年3月恢复银川市人民政府，革委会机构撤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张晓林、马信、陈静波、王瑞刚先后担任银川市革委会主任。常乃光、王干臣、毛至善、方培经、马子良、马彦虎、赵志强、李青萍、韩景正、刘震寰、鱼化龙、陈玉田、杨克、邢善贵、孙尚武、张怀乐、徐志先后担任副主任。

2、“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

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蔚然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提出，“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1966年7月至8月召开的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委员会议期间，结合学习、讨论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又对推动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召开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迎接全国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了配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1966年国庆节前后，银川市的街道、机关、学校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发动群众，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到处书写毛泽东主席语录和标语，呈现出了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景象。许多老人和小孩也动手粉刷墙壁，书写语录。许多单位不仅书写语录，而且还加工语录牌和毛泽东像框。当时人们把书写毛泽东语录视为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仅市级单位就在大街上挂出大、中、小各种语录和标语牌3万多块，挂出和贴出毛泽东主席像124500余幅。10月12日，《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1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推广解放军“为革命而学”、“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重点文章经常学，根本观点反复学”、“干部学在前头”、“活学活用”等经验，推动了银川市的学习活动。

1968年3月24日，银川市革委会作出《关于实现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若干规定》，强调：必须坚持向毛主席请示和“天天读”的学习制度，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规定》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做到：每天第一个动作是向毛泽东主席敬礼，第一句话敬祝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第一支歌高唱《东方红》，第一件事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7月中旬，市革委会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政治工作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了银川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狠抓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今后继续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10月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提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后，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的群众运动，兴起了新的高潮，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银川市革委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了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先后建立并派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宣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基本上达到了工厂、公社有宣传队，车间、大队有宣传组，班组、生产队有宣传员。当时，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称为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诞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轻骑兵”、“农村斗批改的突击队”、“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工、贫宣队员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两报一刊”社论，忆苦思甜，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晚上到问题复杂的生产队搞阶级斗争。尤其突出的是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尊照毛泽东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深入工厂、农村人民公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传播、大普及。从城市到农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娃娃，人人怀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感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并突出一个“学”字，狠抓一个“用”字。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银川市革委会于1968年12月召开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会议提出要讲“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体会，学“三忠于”榜样，取“三忠于”的经验，走“三忠于”的道路。各县、区、公社，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也都层层召开经验交流会、座谈会，推广“活学活用”的经验。学习活动“热气腾腾。‘天天读’、学习日、讲用会、学习班、‘积代会’逐渐形成制度”。1970年9月，银川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老三篇”的群众热潮，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决定》，强调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中的政治，核心中的核心”来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10月中旬，银川市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全市各条战线“一切围绕红太阳，步步紧跟毛主席，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乘胜前进”的经验。树立了东方红饭馆等9个单位、刘万保等4人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大会还推选了45名出席自治区“积代会”的代表。

在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中，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生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学习，他们“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认为：毛主席的书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是改造思想、战胜困难的金钥匙，是造就新人的法宝。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一事无成。毛主席著作是贴身宝，时时刻刻离不了；按毛主席指示闹生产，天大困难吓不倒；看见毛主席的指示，干劲就来了，办法就有了，困难就跑了；毛主席著作象太阳、是明灯、闪金光、是源泉等等，并表示决心树立一个“公”字，深入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斗私批修”结合起来，认为斗不斗私，是关系到“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他们大找“私”字的苗头，大摆“私”字的危害，大挖“私”字的根子，“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许多群众说：要为公字活到老，不为私字活分秒；提高一个认识，必须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解决一个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并表示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各地都创造了一些活学活用的新方法、新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看、想、问、议、用、写、查”。看就是带着问题学；想就是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办；问就是向领导和同志请教；议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用就是实践，活学活用；写就是写心得体会；查就是总结经验。总之就是反复看、认真想、不懂问、互相议、狠狠用、重点写、不断查。狠抓一个“读”字，坚持一个“挤”字，强调一个“钻”字，突出一个“用”字，提倡一个“写”字。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林彪提出的“急用先学”、“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庸俗化的学风，为这个学习运动定下了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逐渐与革命大批判、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阶级斗争等联系起来，被极“左”路线利用。这种貌似重视理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实际上恰恰违背、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活学活用”导致了人们思维的庸俗化。一个阶段，“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成了人们的追求，“早请示、晚汇报”形成了制度。人们炼“忠心”，并向毛泽东表“忠心”，献“忠心”。从上到下大传“忠”字的经验，大颂“忠”字的威力，大树“忠”字的典型，大找“忠”字的差距，大定“忠”字的措施，攀登“忠”字的高峰。“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开展，把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单位、团体，象“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到处刷写标语、语录和画像，竖立语录塔（碑），一片“红海洋”。“户户挂起毛主席像，处处语录写满墙，家家办起小课堂，斗私批修摆战场，一颗红心永向党，心中升起红太阳”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每当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人们便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大力宣传。跳“忠字舞”，唱“忠字歌”、“语录歌”，作“语录操”，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这些个人崇拜、形式主义做法的实际效果，则是极大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地创伤。

为了满足运动式学习的需要，把印刷毛泽东主席著作、画像等的数量视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标准和手段，印制了大量的多种样式的毛泽东著作。从1966年8月起，自治区千方百计大量印刷毛泽东著作和画像。1969年4月10日，新华社报道，宁夏出版、印刷、发行战线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宁夏印刷毛主席著作632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总数的16倍。按当时全区户数和人口平均，《毛泽东选集》平均每户好几部，人手至少两本；《毛主席语录》平均每人1册有余，毛泽东主席像平均每户9.8张，张贴语录平均每户4张。随着大量毛泽东主席著作的印刷、发行，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助长了形式主义。

随着“斗、批、改”的发展，在语录式学习的同时，也逐渐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一些基本著作比较完整、系统的学习。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曾多次发表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文章，并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等形式，要求人们结合三大革命实践，把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当作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党中央于1970年11月6日发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不仅提出了学习要求，而且还规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党中央的《通知》发出后，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作出了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银川市又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高潮。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学活用运动基本上是朝着两个方面发展着：一方面是在一片理论学习的繁荣景象后面，不断发展着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弥漫整个社会的应付和慌言；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是任何形式的庸俗化、形式化都无法束缚和压抑的。越来越多的勤于学习、勇于思考的人们，带着“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困惑不解的一系列问题，以严肃认真地态度孜孜学习，苦苦求索。这种学习逐渐使他们把那些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之庸俗化、简单化的做法与形式，与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真正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这种理论上的觉醒，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识别、抵制“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3、开展革命大批判

在“斗、批、改”阶段，与“活学活用”同等重要的，还有“革命大批判”。“革命大批判”的内容和形式较之“文化大革命”初期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内容或主要任务是：

第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个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它的影响。”先后批判了“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公私熔化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群众落后论）、“文艺黑八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以及大量文艺、文学作品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理论。以期解决“敌我矛盾”，“使人们分清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全区上下掀起了批判刘少奇和“二月逆流”的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彻底批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大会”、农村革命大批判现场会等会议，《宁夏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论，集中批判刘少奇、谭震林等，猛批所谓刘少奇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马黑帮”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个阶段，银川市的家庭批判会、院落批判会、专题批判会普遍展开。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召开了成千上万次的批判会。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商店的营业员、农村的贫下中农、学校的师生，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娃娃，纷纷登场，口诛笔伐，把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并结合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毛泽东主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最新指示，全市上下深入地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形成了“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许多工厂、社队采取“忆、比、颂、批”的方法，即“回忆解放以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史；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受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苦；颂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和伟大胜利；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使两条路线斗争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969年下半年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的热潮中，银川市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4月17日，银川市革委会制定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安排意见》，提出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是：挖出刘少奇等在银川的黑根黑线，肃清流毒；挖出混入内部的叛徒、特务和党内顽固走资派；把蒋、马匪帮残留在各条战线上的反革命分子和隐藏较深的反革命两面派挖出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以后召开的市革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等会议上又对“革命大批判”进行了部署并认真抓了落实。

1970年10月1日，银川10万军民在南门广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11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大批判小组在《宁夏日报》发表《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文章，对1959年宁夏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秦剧《西芨滩》和1964年改编为京剧的《席芨滩》进行批判，称其为大毒草，是杨静仁、马玉槐推行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并对宁夏文艺战线上的一大批作品予以否定。银川市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座谈会，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红卫兵小将等，也批判了《西芨滩》和《席芨滩》。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次年。在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批判的同时，陆续开始推广和上映革命样板戏。

第二，“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侧重于解决“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第三，批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批判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矛头指向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一切行为，如投机倒把、物质刺激、腐蚀个别青年、破坏生产、宗教迷信、破坏民族团结，等等。

第四，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和生产、工作实际开展大批判。第五，作为改造世界观手段的大批判。

在进行每一项“斗、批、改”活动或每一项生产活动之前，都要在“活学活用”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大批判以期分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界限。如在整党建党时，首先大批“黑六论”；在进行教育革命时首先批判“分数第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师道尊严”等等；在干部下放劳动时首先批判“劳动惩罚论”；在进行医疗卫生革命时首先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在精兵简政时首先批判“烦琐哲学”；在进行科研和技术革新时首先批判“专家路线”、“教条主义”和“洋奴哲学”；在组织生产时首先批判“生产第一”、“利润挂帅”、“对工人阶级的管、卡、压”、“物质刺激”和“唯生产力论”，等等。

1969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斗、批、改”的全面铺开，大批判也走到了它的全盛阶段。各地各单位都成立了大批判常设机构，组织了大批判写作组，报纸上开辟了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的形式也日趋统一。许多基层厂矿、学校、公社都成立了经常性的大批判小组，数千次、数十万人次参加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大批判会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各单位主办的，遍布于街头巷尾或单位内部的大批判专栏，在形式上更为精致、系统，成为衡量各单位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报刊、广播中发出的指导各项工作的大批判文章，也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千篇一律的样式。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靠政治高压推行的、不讲事实、断章取义、任意引申、不准反驳不许思考、蛮横专断的大批判，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左”的思潮在各地各单位普及，给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危害。

（二）、八项具体内容

1、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随后，银川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的要求，先后几次从自治区和市属企业抽调270多名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开进35所中、小学，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斗、批、改”。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由贫下中农代表组成的贫宣队也陆续进入学校。9月29日，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对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通知》。《通知》指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在农村则应有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引下，我区广大贫下中农已经并正在有领导、有步骤地进入教育阵地，领导农村学校的斗、批、改”。之后，银川市选派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村中小学，同教师结合起来，共同管理学校。

学校普遍废黜“学区制”，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小学由工厂、公社和大队领导。在学校领导成员中，一般都采用“三结合”的办法，即：社队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学校师生一起领导学校。而在领导成员中，又保证工人、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的优势。在课程设置方面，把毛泽东主席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工人、贫下中农登上讲台，讲家史、厂史、村史，向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还讲授劳动生产知识。

1969年二、三季度，还兴起了工人、贫下中农编写教材的热潮。由“厂史”、“村史”、“家史”、“两条路线斗争史”、“忠于毛主席”等几部分内容组成的中、小学教材盛行一时。同时，还改了上学时间：有的学生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学生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城市学校由企业领导后，一时间，厂、场办学校成风，还美其名曰：“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

1968年底，银川地区35所中、小学校全部由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接管，实现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直接领导。之后，强调“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入农村学校阵地，掌握学校领导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要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牢固地把这个阵地占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

2、教育革命

随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进行，教育革命被提上日程并不断推进。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教育要革命”的指示。8月上旬，自治区革委会在中卫县召开的全区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对现有的教育制度必须彻底砸乱。从1968年10月起，自治区革委会将教育革命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抓。1969年6月16、17日，自治区革委会分别召开常委会和电话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区教育革命的问题。认为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斗、批、改”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提出认真做好整顿教师队伍、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读书做官论”、“读书无用论”，抓好教材编写等工作。

按照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银川市革委会制定了《城市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于1969年6月20日刊登在《宁夏日报》，经全区讨论、补充后从1970年试行。主要内容：实行9年一贯制；教学工作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工农兵走上讲台讲“三史”（即历史、村史、家史，忆苦思甜）；实行“开门办学”，老师带学生“学工、学农、学军”。1973年10月23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改变中小学学制和始业时间问题的请示报告》后，银川市的市区中小学实行十年制，即小学5年，中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农村中学暂实行四年制（初中、高中各2年）（实际上已从1972年秋季开始）；从1974年起，全市城乡中小学的始业时间，一律由春季恢复为秋季。

在进行“教育革命”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教育战线上的革命大批判”。1969年7月14日至2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二次教育革命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占领学校阵地，领导学校“斗、批、改”的所谓经验，讨论修改了全区城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试行草案》，研究制定了加快全区“斗、批、改”步伐的所谓具体措施。会议一个劲地强调学习“九大”文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加快教育战线斗、批、改的步伐”。1970年11月1日至8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第三次教育革命座谈会，提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批判“教师倒霉论”等错误思想；“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学习毛泽东主席“五?七”指示，加强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1970年，开始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改革）。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这一招生制度的改革立即给大学教育带来了混乱。被推荐入学的学生中，文化程度有的不到初小，有的是初中或高中，文化基础方面悬殊的差异给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虽然后来增加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考核，但仍然是以“群众推荐”为主。“群众推荐”式的升学制度貌似平等，实则是给那些有实权和特权的人物把自己的子女、亲戚送进大学、脱离农村、脱离体力劳动大开方便之门。那些没有特权的学生和家长们，则只有找关系，走门子，请客送礼，打通关节。这一“新生事物”所带来的不过是陈腐特权的泛滥，它以特权、“后门”、“关系”的竞争取代了分数的竞争，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严重地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风气。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以后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以大批判开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破除烦琐哲学，精简课程。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

1972年5月，按照自治区革委会《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通知》精神，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开始招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国家重点院校兄弟省、区、市的高等院校，也在宁夏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银川师范、固原师范、吴忠师范、银川财校、宁夏新医学校、固原农牧学校等中专学校也同时招生。大中专院校主要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实行“社来社去”（哪里来就到哪里去）。一些工农兵学员称曰：“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党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1975年，这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家长、学校和所在单位的支持下，有一些凭着满腔热忱一度回到原单位继续做不拿工资的工农兵。从天津初中毕业到宁夏阿拉善左旗巴音诺尔公公社下乡插队的宁夏农学院学员李士兰，毕业后带头回到她插队的草原当了牧民。继李士兰之后，宁夏大学应届毕业生董紫艳、魏德元、詹雪儿、郭宝林和宁夏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康彦贵也相继到农村，到山区、草原当了新型农牧民。1976年，宁夏农学院学员刘自明毕业后也回乡当了农民。几年后，均被确定为国家干部，工资照拿。1973年6月，宁夏大学设立民族预科班，开始招收政治条件好，有培养前途，而实际文化程度略低于初中毕业水平，年龄不超过25岁的少数民族学生，经过一年的文化补习后，进入各专业普通班学习。

1973年6月，在辽宁省兴城县考区发生了下乡青年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却写信发泄不满的事情。按照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的指令，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信。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肯定了张铁生的做法。此举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张铁生成了“白卷英雄”，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崇拜“白卷英雄”的热潮，认为张铁生的“答卷”，“是向着资产阶级的进攻，向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向着那种企图把青少年一代引向一心想着上大学、一切为着上大学而不去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危险苗头，投出的一把匕首，甩出的一颗炸弹”，赞扬张铁生的“反潮流”精神。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对此予以重视。从8月中旬起，《宁夏日报》开辟专拦，围绕“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如何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等题目，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对这种“反潮流”精神予以肯定和赞扬。这种宣扬交白卷有理的做法严重败坏了受教育的风气，在银川乃至整个宁夏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银川市各中小学积极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减少文化课的讲授，增加劳动内容，以劳动代替学习。考试考核学习成绩流于形式，学生可以翻书，可以照抄。

在教育革命过程中，还兴起了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的热潮。1975年2月，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创办了全区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后，银川地区的长城机床厂等工业、交通、建筑行业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越办越多，学习时间有长有短，学习专业按本单位的实际需要设置，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1975年10月，自治区文办和自治区总工会在大武口召开“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讨论发展和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方针、政策，总结交流全区厂矿办工人大学的经验，落实办学计划和措施，提出大力、迅速、务实地发展“七·二一”工人大学，推动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开办。1975年2月，自治区农恳局在灵武农场创办了第一所农恳“五·七”大学后，永宁等“五·七”大学陆续开办。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校：韩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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