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

bluesky · 发表于 2010-1-18 15:22:29

•周泉缨•

◇　作者自序（摘录）

　　本书原先计划中的名称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后来，听说国内外有的读者读了我的《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之后，对其中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看法提出异议，为之我突发灵感，决定将本书改名为《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简称《试错》。“试错”一词，在概念上，是指科学界为了寻找正确理论，用实验的办法排除可能的理论错误的意思。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意思，指文革是人类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必然的探索过程。

　现在距离文革发动虽然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是世人对文革关注的热度不减，并且有关文革的看法分歧极大：有人认为，文革历史如同二战史一样，是中华民族可耻的浩劫史；还有人认为，文革只是毛泽东主席错误地搞个人崇拜和封建集权的结果，因此文革是我们民族的一场噩梦；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防治中国共产党腐败，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一直相当严重，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不治之症，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让国人彻底否定和遗忘文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甚至断言在未来的中国，迟早会爆发真正彻底砸烂共产党腐败体制的二次文革，到那时中国才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我认为上述种种有关文革的看法，都是片面和不正确的。为了方便读者迅速读通《试错》这本书，我用人类探索治疗癌症的正确途径为比喻，将《试错》破解文革奥秘的内容通俗地展示出来：

　　（１）如果，我们将解放前蒋介石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比喻为中国社会身上的癌灶；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好比是西医切癌灶的外科手术；同时，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如同西医治疗癌症时动完手术后的过度的化疗或放疗。

　　（２）由于文革如同西医的过度化疗或放疗一样，虽然可以大力度地杀灭社会的癌细胞，但同时也大力度地杀灭社会的好细胞，甚至要了社会的命，所以有人评判文革如同评判西医的过度化疗或放疗一样，是“彻底错误的”，是“一场浩劫”。然而，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则认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革开放都解决不了中国社会滋生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所以相当于西医治癌症的过度的化放疗的文革，迟早还得在中国再现。

　（３）然而，事实上与人类探索癌症治疗途径一样，中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大革命，终于像人类开始发现以中医“扶本祛邪”为主、以西医开刀放化疗为辅的方法才是防治癌症的正确办法一样，发现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治疗腐败的“阶级合作”的好方法，这个好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治国方略：“高举划时代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改革开放路线，构建‘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

　　所以，我在《试错》中认定：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中华民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同时，事实上通过失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证伪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的试错，不仅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全面崛起的快车道，而且使世界迅速走出了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甚至使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

◇　总　论

　　众所周知，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晚年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革结束三十年来，由于国内外舆论的主导潮流对文革的评说，一直在社会局部的功利得失和道德情感问题上纠缠不休，既没有正确有效地回答文革正面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没有真正搞清楚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面临贫富悬殊和腐败的挑战的时候，文革的幽灵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应用我１９９７年创生的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破解文革的失败原因并正确回答文革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以便引导世人从人类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去重新正确评判文革和记取文革的教训。

一、存在三种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文革错误论、文革浩劫论、文革试错论）

　　实际上自文革结束后三十年来，作为社会舆论的主导潮流，否定文革的理论观点不外乎两种：第一种观点，我称其为“文革错误论”；第二种观点，我称其为“文革浩劫论”。

　　关于“文革错误论”，大致上又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官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主要是领袖毛泽东主席个人失误引起的、被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利用的历史性的严重错误。言外之意，如果毛泽东主席能够坚持党内民主、不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文革是可能避免的。

　　第二种观点，在文革两派红卫兵头头中流行较为普遍。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合理的，文革失败主要原因是造反派红卫兵的素质低下、派性严重、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从而坐不稳文革打下的江山的缘故。

　　第三种观点，干脆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打开了潘多拉神盒，放出了一群造反派恶魔，结果搅得整个中国昏天黑地几乎难以收拾，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动用铁的手腕将造反派这帮恶魔捏得粉碎，文革也就只好以彻底失败而收场。所以，文革期间中国存在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按照文革理论发动的文革，一个是群众按照自己实际利益和切身感受进行的文革，由于两个文革完全相悖，所以导致了文革的惨败。

　　“文革错误论”实际上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试图“打下天下，坐天下”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关于“文革浩劫论”，一般地讲，在倾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们中比较流行。“文革浩劫论”认为文革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社会浩劫，是毛泽东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和相关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

　　“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经过长期艰难的实践和研究，我在１９９７年终于在佛祖的“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大彻大悟，发现“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都是错误片面的，关于文革的唯一正确全面的观点，是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派生的“文革试错论”，“文革试错论”认为：

　　文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两极冷战之必然；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恶性循环之必然；文革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是人类社会不记取历史教训从而重复过去老错误的浩劫，而是类似古罗马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古中国陈胜吴广农民暴动、近代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代的十月革命那样，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永葆青春！

“文革试错论”实际上代表了现代社会诸阶级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利益和政治倾向，这种利益和政治倾向就是现代人类在现代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领导下构建和谐世界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二、“文革试错论”的哲学理论依据

“文革试错论”不仅是在证伪“文革错误论”和“文革浩劫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文革试错论”作为现代知识阶级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在证伪现代无产阶级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了让读者对“文革试错论”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在本书的“总论”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文革试错论”理论来源。

（一）统一论哲学的基本原理

历史证明，几千年来人类的世界观原则上都被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统治着。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都认定宇宙起源和本质为一元化的物质或一元化的精神。所以，中国的老子有一生二、二生三、生万物之说，德国黑格尔有宇宙合而为一为绝对精神之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世界唯物之说，最后现代科学也认为在宇宙大爆炸的起点（宇宙奇点）上的物质是绝对统一的。

然而，近些年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在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上的物质不是绝对统一的，其内部是存在具体的结构的，只不过在宇宙大爆炸奇点上的物质结构比我们地球上的物质的结构要密集得多，其中的粒子只能以大大地超过光速的速度运行，才能维持宇宙奇点上的极为密集的物质结构罢了（请参阅英国伦敦技术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卢杲论著的《统一强核力、电磁力、引力、弱核力》）。由此可见，几千年来统治人类的世界观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起点，即认为宇宙的起源和本质是一元化的物质或精神的观点，是没有任何科学实验依据的。因为，物质一旦有自己的“结构”，就意味着物质永远与其“结构信息”同在，即物质与信息（精神）永远对立统一地同在，绝对一元化的纯粹的物质或信息（精神）在宇宙中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此，１９９７　年我在学佛过程中，突然顿悟和发现佛祖释伽牟尼创生佛教的原始理论，即二元论的“缘起说”思想，是人类几千年来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

佛祖的“缘起说”思想认为“大千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佛祖讲的“大千世界”就是指宇宙；佛祖讲的“缘”，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讲的“因缘”、“关系”或“矛盾”；佛祖讲的“缘生缘灭”是指充满宇宙的“因缘”、“关系”或“矛盾”，永远只能转换形态而不可能消灭或灭亡；所以，佛祖明确指出，宇宙是缘生缘灭和无始无终的。

于是，我将佛祖的“缘起说”思想拿到现代科学中去检验，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整个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中所有的正确的理论都无条件地支持佛祖的“缘起说”思想，更重要的是凡是不支持佛祖的“缘起说”思想的科学理论，都是没有科学实验依据的主观猜想，例如前面讲的宇宙大爆炸起点（宇宙奇点）上的物质是绝对统一的观点就属于此列。

所以，我以佛祖关于“大千世界缘生缘灭”的“缘起说”思想为理论起点，创生了当代最先进最正确的“统一论哲学”，同时又由“统一论哲学”推演和派生出“阶级合作理论”和“文革试错论”。

（二）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

“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是“宇宙规律系统理论”。

首先，“宇宙规律系统理论”认为，宇宙规律作为统一的整体或系统是由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组成的，宇宙的三大具体规律是：宇宙缘生缘灭规律；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宇宙中的系统三位一体规律。

因此，宇宙的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对控制宇宙间的所有的具体事物或系统而言，都是必要和充分的，即宇宙的三大具体规律的三种控制作用，在宇宙的任何时空中，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杀灭；至于宇宙的三个具体规律对具体的事物或系统的控制作用的比率关系，则决定于具体事物或系统与其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

“统一论哲学”的“宇宙规律系统理论”中讲的三大具体的宇宙规律内容如下：

（１）“宇宙缘生缘灭规律”

“宇宙缘生缘灭规律”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上面已经讲的佛祖“缘起说”思想关于“大千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的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充满宇宙的“因缘”、“关系”或“矛盾”，永远只能转换形态而不可能消灭或灭亡。例如，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这对矛盾只能具体地转变形态而不能消灭。又例如，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劳动阶级与财产阶级的矛盾，可以转换形态，比如转化为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但其实质无法改变或消灭。很明显，“统一论哲学”关于“宇宙缘生缘灭规律”的理论，从根本上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所以，“宇宙缘生缘灭规律”明确指出，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起，宇宙中的基本矛盾有五对：首先是时间与空间的矛盾；其次是物质与信息的矛盾；第三是事物或系统与其环境的矛盾；第四是人的实体结构与人的思想意识的矛盾；第五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等。

（２）“宇宙有序发展规律”

“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实际上是由“宇宙缘生缘灭规律”直接推导出来的。由于宇宙万物组成的矛盾在其生命周期内，既不能相互杀灭也不能合二为一，因此必然导致：宇宙的时空永远在单方向无限膨胀；宇宙万物的具体形态永远都不可能重复；宇宙万物的物质结构只能从简单走向复杂；宇宙中事物或系统的信息量只能从小变大；宇宙中所有具体矛盾的双方虽然不可能合二为一但是相互间的关系只能从对立走向统一；最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速度永远在不断地增加。很明显，“统一论哲学”关于“宇宙有序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对江泽民主席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的强有力的支持。

（３）“宇宙三位一体规律”

“宇宙三位一体规律”实际上是直接从现代科学家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推导出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都能自动调整自己的内在结构去适应自己的外在环境。所以，从宇宙从大爆炸产生最简单的氢原子起，到今天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为止，宇宙间所有的事物或系统，其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都必然都自发地倾向于由三个要素形成三对连环式的矛盾组成的三位一体形态，因为现代应用科学证明，三位一体的形态相对而言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稳定性最强。下面读者将会看到，应用“统一论哲学”的“宇宙三位一体规律”，可以论证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结构，是现代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和谐制衡、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的模式。

（三）统一论哲学的认识论

“统一论哲学”的“认识论”，是以“顿悟理论”为核心的“思维理论”。“统一论哲学”的“思维理论”认为：

（１）依据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人是思维指导实践去适应和改造环境的高级生命系统，所以人的思维或认识不可能是一元化唯物的或唯心的，而只能是二元化的、随缘的或主客观统一的。例如，对于同一个妇女，其父识其为“女”、其夫识其为“妻”、其儿识其为“母”，三个男人对于同一个妇女的三种认识之所以都正确，就是因为人的认识永远是是二元化的、随缘的或主客观统一的。所以，人的认识不但决定于客观的人的认识对象，而且也决定于人的主观方面的“认识能力”。而人主观方面的“认识能力”，既决定于人作为生命基因系统长期适应环境的先天性的进化积累，又决定于人后天的实践积累。

（２）依据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思维图式理论”，人的认识过程是人的思维在既定的逻辑控制下，对来源于认识对象的新的信息与过去存储在人的记忆中有关的旧信息的复合（人的既定逻辑原则上是人记忆中的所有的思维信息的综合结果）。例如，我们在校庆中与老同学久别重逢，我们对老同学的识别过程，是老同学的现实的新形象与过去的旧形象，在我们头脑中的识别陌生人的既定逻辑控制下的复合；因此，当我们识别久别重逢老同学时，老同学的现实的新形象、过去的旧形象与我们识别陌生人的逻辑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人的思维是一个思维信息不断增长和更新的单向的不可逆发展过程；同时人的认识的真理性水平，主要决定于人的既定逻辑的真理性的水平。

（３）由于人的逻辑的突变和更新，对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必然对于人的实践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人的思想和实践不能适应人的外在环境时，就意味着人的逻辑面临来自人的外在环境信息的挑战，而需要更新。“统一论哲学”发现，人的逻辑的突变或更新过程是一个顿悟过程：当指导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旧逻辑，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遇到
挑战时，一旦这种挑战积累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人的思维或思想就可能会突然自发地顿悟，从而神奇般的彻底推倒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旧的逻辑，并同时建立起人的思维或思想的新的逻辑。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科学界用科学实验和科学理论竞争对牛顿的“以太理论”不断地进行挑战的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划时代地推倒了牛顿关于以太物质绝对存在的旧的错误的科学逻辑，树立了宇宙万物彻底相对的新的正确的科学逻辑。

人的顿悟过程的神秘性在于：人在顿悟前不可能预见自己顿悟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而当人在顿悟之后，再回望和对比顿悟前后的新旧逻辑时，就会惊奇地发现顿悟更新的逻辑，原本就是顿悟前人的实践对旧逻辑的挑战积累之必然。所以，人的顿悟过程雄辩地证明了人思维中的信息系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的突变规律。

三、“文革试错论”的政治理论依据

依据“统一论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就可以推演出关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合作理论”。“统一论哲学”派生的“阶级合作理论”就是“文革试错论”的政治理论依据，其中有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人类社会首先不是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元化的唯物的系统，而是物质和精神原则平等和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的系统，同时也是社会内在结构与外在环境对立统一的二元化系统。换言之，依据现代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人类社会是能够自动调整内在阶级结构去适应外在的国际和历史环境最高级的生命群体系统，因此能够自动调整内在的阶级结构去适应自己外在的国际和历史大环境，是具体的人类社会在世界上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标志。

（２）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原则上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元化的结构，而是多元化的，是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结构。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社会的基本阶级有三个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只有两个，它们分别是财产阶级、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人类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在它们共同的生命周期之内，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必要和充分的，它们决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可以相互杀灭或改造；因此人类社会三大基本的阶级，原则上只能在适应共同的外在环境的条件下，同舟共济、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其中，财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积累社会财富；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事社会劳动；而知识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处理和积累信息或知识，建设和运用政权管理社会。

（３）人类历史上三大基本阶级在具体的人类社会所显示的地位的差异，原则上决定于具体的人类社会所适应的特定的国际和历史大环境，因此人类历史上各种具体的人类社会在结构上的差异，只是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理想的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适应国际和历史环境的要求，将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制衡关系尽最大可能地调整到“等强度制衡”的水平的和谐社会。具体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关系，其最终标准决定于适应外在国际环境的需要，其具体的形态还决定于具体社会的历史条件，但其实质只能是三大基本阶级为了适应共同的国际环境，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可能支配谁。所以阶级“等强度制衡”的理想的人类社会，是远离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相互残杀，远离国家政权暴力更替的和谐社会。

（４）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阶级以来，原则上有序地出现了三种常规社会：第一种常规社会是劳动阶级主政的“母系社会”；第二种常规社会是财产阶级主政的“父系社会”，“父系社会”有三个有序的变种，它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它们分别由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主政；第三种常规社会就是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这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和谐社会，也是现代人类的理想社会。因此，人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名称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常规社会，一种是现代资产阶级主政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另一种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现代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

（５）在“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与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特殊的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是东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无产阶级为代表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革命建立的社会，因此它们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对立，形成世界两极冷战之格局。世界两极冷战格局有两种历史作用，一是逼迫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加速和平演变为现代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二是逼迫东方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试错，加速向西方瑞典模式的社会靠拢；从而让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

（６）人类社会的三种常规社会和一种特殊的社会，其内在的阶级结构是不同的：劳动阶级主政的“母系社会”，三大阶级都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这种社会以代表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母亲”为核心的社会；财产阶级主政的“父系社会”，原则上是财产阶级统治非财产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现代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是现代知识阶级主政的和谐社会，社会三大基本阶级原则上是平等制衡、共同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最高的理想社会；最后，人类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特殊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作为对抗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剥削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社会，三大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水平最低，它完全是社会规律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向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演变的现时代的工具。

（７）阶级结构不同的人类常规社会和特殊社会，其发展逻辑或“结构逻辑”也是不同的。所谓社会的发展逻辑或“结构逻辑”，是指社会三位一体的阶级结构的“框架”、“模式”或“标志”，它实际上就是社会主政阶级治理社会的总方略。例如，“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结构逻辑”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其他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结构逻辑”是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

（８）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通过思维指导下的实践进行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社会，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从信息运动和变化的角度分析，与人的思维过程和规律，原则上是相同的：

首先，由于人的认识过程是人的思维在既定的逻辑控制下，对来源于认识对象的新的信息与过去存储在人的记忆中有关的旧信息的复合；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来源于社会外在环境的结构信息与社会内在已有的结构信息，在社会“结构逻辑”的指导和控制下的复合，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按照如此模式进行的。

同时，由于人的思维存在更新逻辑的突变规律或顿悟规律，因此人类社会也存在更新自己的“结构逻辑”的突变规律或顿悟规律：人类社会“结构逻辑”的更新过程也是一个顿悟过程，当人类社会旧的“结构逻辑”因为不适应社会外在环境而不断地遭到时代的挑战时，一旦这种挑战积累到某种圆满的程度，人类社会就可能会自发地突变或顿悟，从而神奇般的彻底推倒人类社会旧的“结构逻辑”，并同时建立起人类社会新的“结构逻辑”。例如，中国社会在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之前，包括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社会对旧的无产阶级专政“结构逻辑”的挑战的积累过程，而“三个代表”思想则是中国社会划时代的顿悟结果，它事实上彻底推倒了中国社会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同时树立起中国社会的新的三大基本阶级“三位一体、相互制衡、共同发展”的“结构逻辑”。

四、“文革试错论”的基本观点

依据前面展示的“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就可以推演出“文革试错论”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之必然

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财产阶级（资产阶级）主政的社会，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社会的“结构逻辑”，即资产阶级的主政方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法适应空前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所以资本原始积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力度和速度也是空前的，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性，无产阶级普遍被“逼上梁山”。在这种严酷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首先发现“阶级相互残杀政权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癌症”，为了根治人类社会的这种“癌症”，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于是，有关国家在知识精英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动和领导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陆续建立起不少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两极冷战的世界新格局。从此之后，在两极冷战的国际大环境的压迫下，西方社会被迫重新调整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关系，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自在地创生了现代瑞典模式社会（和谐的福利社会），不但使西方社会避免了原先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西方社会逐渐远离“阶级相互残杀政权暴力更替的恶性循环”。

所以，“文革试错论”首先认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社会走向灭亡之必然。换言之，如果没有传统马克思主义推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资产阶级要迅速退出人类社会主政的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

（二）毛泽东思想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必然

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底，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伟大胜利，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抗美援朝的胜利；土地革命的胜利；对全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教育的成功和胜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胜利；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恢复国民经济的成功和胜利等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主政方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呢？无产阶级专政逻辑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的三位一体的内涵如下：

（１）在经济领域里，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通过对立的斗争，使用价值最后消灭价值得到统一，结果商品消灭，计划经济替代商品经济。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经济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商品经济的自然规律——价值规律。

（２）在政治领域里，正如１９６４年中共《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讲的：“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马克思在解释革命社会主义的时候说，‘这种社会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说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想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政治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

（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专政逻辑意味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世界观，成为人类文化领域里唯一的源泉和标准。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在人类的文化领域里，意味着企图消灭人类多元化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规律。

（４）最后，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的上述三位一体的三方面的内涵综合起来，在哲学上就演化为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到“矛盾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统一实现统一”的逻辑，简称毛泽东的一分为二逻辑。具体举例来说：例如文革开始，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政的统一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分为二为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接下来，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统一为毛的文革司令部；再接下来是毛的文革司令部又一分为二为中央文革为首的现代法家司令部与周恩来为首的现代儒家司令部；……如此地从“矛盾的一分为二”到“矛盾的一方消灭另一方”一直进行下去，极端地讲，世界最后变成为一元化的铁板一块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宇宙最后变成为一元化的铁板一块的所谓的“纯粹唯物的物质”。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逻辑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消灭价值”的逻辑；“无产阶级消灭其他所有阶级”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消灭世界上任何其他任何文化”的逻辑；由“矛盾一分为二”向“矛盾一方消灭另一方”方向发展的一元化的完全彻底革命的逻辑。

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

首先，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社会无剥削阶级的宝塔式的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形成：最上层是执政的“当权派”阶层；其次是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先进人民”阶层，这主要是指工人和贫下中农；接下来是包括中农、上中农、一般知识分子和在人民中政治地位最低的剥削阶级子女在内的“普通人民”阶层；最后是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被改造或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阶层。

其次，从社会领域的角度看问题：在经济领域里，以集体农业为基础以国有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顺利运转；在政治领域里，共产党政权已经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在文化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

所以１９５６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的鼎盛之年，然而越过１９５６年这个鼎盛之年，共产党的信仰，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逻辑”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遇到了社会实践不断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右派进攻。

以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右派分子，利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机会，直接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为武器，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这无疑大大出乎毛泽东所料，因此毛不得不用“引蛇出洞”的说词掩饰他不合时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法，并在党内一致赞同的前提下，干脆利索地将右派镇压下去。所以，反右斗争不仅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在的倾向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同时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其成功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还没有被证伪之前，任何企图动摇它的统治地位的政治企图和社会实践，都是无效和徒劳的。

第二个挑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

据国外有关的学者测算，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因此而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之多。为此，彭德怀首先为民请愿向他的“老毛”发难；同时刘少奇也在党内公开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人祸”；最后直到今天，国内外和党内外的舆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败的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的缘故。然而“文革试错论”认为，上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评说，都没有击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本质或要害。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发动在反右斗争结束后不久，广大知识分子已经被共产党动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法宝镇压右派之壮举吓破了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再也不可能说三道四，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事实上成为清一色的广大工农劳动大众的运动。正因为如此，运动的实际情况确实如同毛评说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所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不仅意味着单独依靠劳动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意味着，无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吹嘘劳动阶级如何的伟大、正确和先进，但是实际上劳动阶级与人类社会其他任何阶级一样，只要它脱离社会其他阶级有效的制衡，那么其自在的对立统一的本性中的劣根性必然会膨胀，最后使自己发生某种“异化”或“癌变”，从而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惨败，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证伪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此外，“文革试错论”还揭示，毛和他领导的干部和群众的素质，只是惨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实际载体而已，毛的“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素质，之所以能够充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败的载体，是因为毛这些素质：在哲学上符合马克思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理；在政治上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化地依靠无产阶级独掌天下和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反科学”和“好大喜功”的；在情感上代表了当时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大众“打天下，坐天下”的意志和愿望。

第三个挑战，是苏联出现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

在国际共运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同样受到苏联老大哥向西方和平演变倾向的严重挑战，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主张，包括专家治厂、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物质刺激等等在内，无疑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核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苏联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毛泽东不可能认识到苏联向西方和平演变的倾向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而属于现代必然主政的知识阶级的范畴，但是有一点毛相对于马克思而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因为毛从中已经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领域的问题。

因此，在上述国内外各种力量和因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的催逼下，历史决定了只要毛泽东还要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毛必然要结合当时历史的新情况新问题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创生文革思想，并借之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继续推进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毛的文革思想，在以下三方面发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但其辩证法并不正面否定黑格尔“合二为一”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双方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转化或矛盾双方可以通过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求统一。而毛泽东提出所谓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干脆从正面否定黑格尔“合二为一”辩证法，并完全彻底地认定矛盾的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是矛盾求统一的普遍方式。所以，从哲学来源上讲，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不仅不违背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彻底更全面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内含的无产阶级可以消灭资产阶级一统江山的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２）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认定毛的文革思想违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理由，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概念，而不是毛泽东文革理论所讲的意识形态概念，因此不可以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界定阶级。然而，依据“统一论哲学”，阶级永远是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统一的实体，与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事物一样，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或信息）两方面，不存在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同时，由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尤其在现代世界信息是可以联通和共享的，因此阶级只能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概念，而不是以个别国家或民族为局限的断裂性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当年中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产阶级所依存的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仍然可以依靠意识形态和与全世界的联系，顽强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复活自己的所依存的经济关系。实际上依靠自身信息机制和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复活或再生物质机制的事例在世界上普遍存在，比如当年中国没有原子弹的物质机制，但中国也可以依靠人类共享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研究出原子弹技术并自创出原子弹的物质机制来。所以，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复活和再生阶级的经济关系问题上，与其说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文革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毛的文革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框，划时代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也承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这就决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必然也承认阶级在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也是在相互渗透的。所以，只要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就必然会在逻辑上推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基本上被战胜之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里来。至于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具体界定阶级的问题，无疑是一个有待实践中摸索的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文革解决的主要问题。

（３）在国际上，正如上面所说的，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的基本逻辑，苏联走全民的党和专家治国的道路，显然不是通过不断革命去消灭资产阶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只要毛泽东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就必然要反苏联道路而行之，继续沿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在的阶级斗争逻辑，发动文化大革命，探索和尝试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到底的新路子。与此同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毛泽东完全有理由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逻辑出发，认定当时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市场，肯定不是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而应该是在苦大仇深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正好是第三世界的大国，所以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的中国社会国内外的条件下，必然要进化或演变为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革思想，同时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比当时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更为坚决和彻底。

（三）文革是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必然

依据“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中国文革前的社会作为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其“结构逻辑”——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还没有被证伪之前，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必然存在一个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的“顿悟过程”。而这个“顿悟过程”，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充分地展示出了：首先，大跃进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关于只依靠所谓的先进的劳动阶级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其次，人民公社则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关于劳动大众必然欢迎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体制的思想；最后，文革证伪了，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内含的无产阶级能够一统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大领域里，都逐一被证伪，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逻辑”最后才可能在江泽民主席划时代地顿悟和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惊雷中，历史地消亡。所以，文革是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必然的环节。换言之，文革理所当然地是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必然。

文革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主要功绩，是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这个悖论就是用世界上最自私、最不平等、最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和手段，去谋求所谓的最公正、最平等、最善良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全面揭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有自身不可克服的悖论的具体表现如下：

（１）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实际上代表了文革前中国宝塔式的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阶层，即“先进人民”阶层和“普通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其中文革中较激进的左的群众组织代表“普通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而较保守的右的群众组织则代表“先进人民”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应该说无论是较左的派别还是较右的派别，都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和打倒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但是由于两派代表的阶层不同，有关解决文革提出的走资派问题的主张也不同：较左的派别主张按照群众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重新界定中国社会的左、中、右阶级关系，即所谓“彻底砸烂”旧体制和阶级关系“大翻个儿”的政治主张；较右的派别为了保持自己文革前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主张在基本上维持文革前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大前提下，用“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解决党内走资派的问题。显然，较左的派别的文革主张，更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内在逻辑，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公开赞誉，毛公开赞誉群众中较左的派别的文革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让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阶级斗争逻辑，成为中国广大老百姓习惯和道德的标准；而较右派别的文革主张，则似乎更符合中国百姓安居乐业的本能和愿望，更符合长期以来老百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主张的自发的理解，因此这种主张在骨子里不倾向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阶级斗争逻辑作为老百姓习惯和道德的标准，而倾向于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或“为人民服务”作为老百姓习惯和道德标准，正因为如此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毛泽东公开批判。由此可见，文革中两派群众始终貌合神离无法真正地联合起来的问题，不是群众人为的素质问题。文革群众两派始终不能真正联合的根本原因，是文革前中国社会内部的“先进人民”阶层与“普通人民”阶层的矛盾，远没有发展到毛泽东主席文革理论所描述的敌我矛盾的那种尖锐的程度，甚至无产阶级当权派与走资派之间的矛盾也远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的那种尖锐的程度，所以这些矛盾无疑不可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逻辑）彻底解决之。这意味着，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所谓的“反修防修”的问题，必然导致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人为的激化和升级，因而也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基础的不断破坏和摧毁，显然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不可克服悖论的一个重大表现。

（２）文革的主要手段或形式就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所谓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大民主。实际上，民主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东西，民主永远与法制对立统一，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民主是与毛泽东主席手中的军权及其相关的制度对立统一的；同时，由于民主与法制的本质上是体现社会阶级结构相互制衡的水平的工具或标尺，因此一个社会民主与法制发展的水平如何，本质上不决定于这个社会形式上采用何种制度，舆论上如何鼓吹民主，而在于这个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之间制衡的水平达到何种程度。所以，由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本身是一元化的宝塔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本质上是严重失稳和单向控制与依赖的结构，而不是像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那样是诸阶级通过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去共同适应社会外在环境的稳定的结构，因此在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基础上完全按照无产阶级专政逻辑展开的大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意志的奴隶或工具，这种民主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全民的大民主，而是绝对倾向于单一的无产阶级的小民主。正因为如此，文革大民主只能沿着无产阶级专政内在的“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或“一方吃掉或消灭另一方”的逻辑，将两派之间的斗争不断激化和无限上纲，直至最后企图依靠武斗和暴力将对方铲除和消灭为止。所以，文革大民主，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手段开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异化”和“癌变”为群众相互残杀的工具，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文革的指导思想的来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的缘故。

（３）传统马克思主义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问题最后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总体方略上：一方面在理论上毛由衷地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肯定红卫兵激进派“彻底砸烂”十七年来共产党建立的体制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毛又为了保住可能被文革彻底推倒共产党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只能被迫接受文革失败的事实，最后违心地用无产阶级专政铁的手腕将红卫兵激
进派捏得粉碎。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事实上都是不自觉地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内在不可克服的悖论，锁死在必然惨败的泥潭里的；所以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文革领袖和文革群众，就像大型机械粉碎机里永远在相互拼砸的大小“铁块”，自觉或不自觉地最终只能砸烂对立面的同时也砸烂自己，而不可能建设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一句话，文革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

按照“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毛泽东和中国九亿民众，仅仅只是文革的载体。文革载体的素质，原则上不影响文革的政治实质和历史价值，而只是影响文革的政治实质和历史价值展示的速度、质量和水平。应该注意，文革的载体及其素质，在文革历史中不是纯个人或偶然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在文革中能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有三个：第一，他们是文革前中国革命必然产物；第二，他们适应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宝塔式的阶级和阶层结构；第三，他们的言论和实践与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结构逻辑”，即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内含的逻辑兼容。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素质，包括他集中国法家帝王之大成之治国术在内，都是发动文革和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领袖载体，同样中国九亿民众万众一心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和统一地按照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逻辑的理解进行自己的文革实践的历史事实，也说明现代的中国老百姓也是展示文革实质的绝妙和高效的民众载体。而领袖和群众双方都是文革绝妙和高效的载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众万众一心试图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让自己的共和国在世界历史上万年牢，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渴望崛起的必然。

（五）文革是展示知识阶级现代地位的必然

历史证明，在两极冷战的后期，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事实上已经在西方普及，因此当时的西方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主政的资本原始积累社会，而属于知识阶级主政的阶级合作的福利社会。这意味着人类社会总体上已经划时代地开始了由财产阶级主政的社会向知识阶级主政的社会过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过渡。

综上所述，文革不仅是国际共运的最后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社会通过两极冷战证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的环节，甚至是人类社会由财产阶级主政的“阶级统治社会”进变为知识阶级主政的“阶级制衡社会”的最后的环节。反过来讲，继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如果不通过文革彻底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彻底揭示国际共运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不合理性，那么非但中国不可能迅速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误区，通过改革开放顺利向现代理想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演变，甚至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也不可能迅速认识现代理想的“瑞典模式”和谐社会是与资本原始积累社会本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社会，从而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由于“统一论哲学”揭示的“宇宙有序发展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一部有序发展的试错史，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唯一的方式，是不断地依靠试错（创新）实践，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所以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决不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重复先人旧错误的浩劫，而是现代人类迎接现代理想的和谐社会必然的试错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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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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