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厚明：怀念父亲许之桢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5:02

许之桢（1901─1964），湖南省汉寿县人。1921年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11月抵莫斯科入“劳大”学习，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汉口地委书记。1928年8月─1938年3月在苏联工作，1938年4月回国后，赴延安任马列学院编译部部长、中共中央出版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1964年10月病逝。　　父亲许之桢，1964年10月26日在北京去世，离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每当我们回想他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精神境界，他对我们慈祥的关爱而又严格的教诲，永远铭记难忘。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一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事无巨细，耐心处理，对人民满腔热情，对同志谦虚诚恳，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马列主义和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党和工人运动、工会的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1898年2月4日生于湖南省汉寿县大连障一个农民家庭，祖父许云瓶，参加科举考试落榜后回家务农。1907年家乡遭受百年未有的水灾，农作物颗粒未收，农民们没饭吃，饿死、冻死，不计其数。后来，大家推许云瓶为代表，向当地大地主郭饶阶借粮救灾，郭不但不肯借，第二天将大批粮食搬上船准备运往长沙，农民得知，自发地将船上的粮食分了。郭告到县衙，派县团防局长郭尔豪带领十名士兵将许云瓶抓到县衙收监问罪，经过严刑拷打，最后杀害在县衙门坪示众。许家遭受家破人亡之痛苦，给年轻的许之桢三兄弟留下深仇大恨，为了报仇解恨，曾采取了多种活动，但由于敌强我弱，没有成功。最后许之桢兄弟们选择走革命道路。
　　据姑爷说，父亲七岁入高小读书，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养成了勤奋刻苦和执着追求真理的习性。因祖父被国民党杀害，家破人亡，没钱升学，缀学回家务农，后得姑父帅荫东资助旅省求学，考入了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学习，从那时学校里的新式课程中，学到了一些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萌发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同时在长沙结识了一些湖南的进步青年。如毛泽东、刘少奇、罗亦农、邓中夏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父亲首先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读了李大钊、陈独秀论新文化著作，很受启发和教育。1919年5月他从学校毕业，作为最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五四”运动，成了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在这时，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纪元，掀起了世界革命的新浪潮。十月革命给了辛亥革命后苦难更加深重，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中国，首先起来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人们走俄国工人阶级革命道路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1918年11月，正当军阀政府煽动群众狂热地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胜利之时，李大钊在天安门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同时他还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一同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明确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还号召人民适应这个潮流，使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父亲就在这些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联系国内实际，勤奋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认识了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进行革命，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才有中国和世界的光明前途。正基于这样，他决心离开家乡、离开妻儿，远赴国外勤工俭学以报效祖国。1919年8月，他经过多方周折到达上海。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李达、李森等人，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参加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表很多重要文章，特别是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指导当时“五四”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跟李达学习了日文、俄文、英文。他学习很刻苦，除了工作外，从不上街游玩，有时深夜一两点还在攻读。当时因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很困难，有时吃饭都是饿一餐饱一餐。由于工作勤奋、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很快。1921年1月由林森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他受党组织的派遣，1921年3月启程去莫斯科学习。当时同行的有12人。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
　　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还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经济上的很大困难，加上俄国与中国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去俄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等到1921年4月赴俄的行程终于才落实。出发的路线是先乘船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伯力，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工作人员杨明斋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他们一行人离开上海港，轮船在海面上颠簸航行，途中在日本长崎稍停留后前往俄罗斯远东边城海参崴。当时海参崴仍被日本军队统治着，他们找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伊诸夫指示要抓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停留。国民党在这里有办事处，对中国人去苏联查得十分严。为了不引人注意，便分开走，到伯力再集合。海参崴和伯力之间有条伊曼河。是日本占领区和苏俄红军控制区的分界，这段是最危险地段，日军经常向河里放炮，盘查也很严，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到伊曼河时顺利通过了检查，准时到达了伯力。
　　伯力当时是苏俄红军的天下，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帮助下，一行人继续乘火车经伊尔库茨克，又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向莫斯科进发，这最后一段铁路旅程也困难重重。国内战争刚结束，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经济很困难，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冰冷的装货用的闷罐车，吃的是随身带的黑面包，由于没有煤炭火车用木柴生火作动力。路轨状况也很差，列车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修铁路，有时还会遇到土匪搔扰，走走停停，搞了十几天以后才抵达莫斯科，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三个月。正好赶上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父亲等12人参加了大会，作会务工作。会后他们被安排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斯大林任校长，参加学习的有各国革命青年，也有苏俄民族干部。该校是莫斯科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父亲入校学习很努力，进步也快，1922年12月经罗亦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员中负责人之一，并留在学校工作，于1924年初才回到祖国。在国外三年的经历，对父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奋斗目标，满怀激情地准备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壮丽事业。于是他回国后同刘少奇、李立三、陈潭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一起，在湖北武汉开展工人运动。先后任湖北省委工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7:05

当时，汉冶萍总工会是我国最早最大的产业工会之一，是刘少奇、李立三同志创建起来的，第一任委员长是刘少奇同志。该组织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积极开展活动，影响很大。因而在“二七”惨案后被敌人查封了。父亲在1924年回国后秘密恢复该组织活动并担任委员长。那时条件十分艰苦，他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使被查封的汉冶萍总工会又重新活跃起来。1925年5月，汉冶萍总工会与中华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组织联合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对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父亲等人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劳大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首届执行委员25人，最后，大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工人阶级宣告，大会已正式组织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大会号召全国工人今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系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铲除使我们贫穷痛苦的根源而共同奋斗！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国性团结和统一。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此时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领导全国工人阶级多年奋斗的结果。这次大会的筹备和各项会务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各地党部和国民党左派等各方面的支持下，由参与筹备的各大公团代表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胜利完成的，但是，作为个人来说，父亲作为参与会务成员之一，自始至终发展了重要作用，对推动工人运动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名人大词典”中所以称他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成立后，根据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父亲于1926年参与创办了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并由他任所长，亲自主持讲习所的工作。讲习所请来讲课的都是些著名的革命家，如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恽代英、许白吴等。课程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民族解放、国际工人运动等。讲习所培养了一批有领导才能、有觉悟的工会积极分子，成为各地工会组织的骨干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又到我国侨居苏联伯力远东地区的中国职工中开展工作，担任工人刊物“工人之路”总编。“工人之路”创刊初是邓中夏授意郭瘦真担任主笔的，后由父亲任总编。还增辟了“罢工消息”、“政治要闻”、“国际要闻”、“工人常识”。该报的文风在讲究通俗生动平易近人方面，创造了特色。

　　该报在坚持反帝斗争中，及时澄清一切妥协投降和挑拨离间的论调，在巩固工人阶级战斗，坚持反封建军阀斗争，在正确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加强国际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壮大工人阶级队伍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父亲在苏联远东地区，在中国职工中做了大量工作，许多职工回国后担任了领导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根据党的指示，辗转回到延安先后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部长，他会四国文字，编译不少外文著作，并任中央出版局秘书长。在此期间，还按照毛泽东亲笔指示，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发展党的宣传出版事业作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8年父亲奉令调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即将进行战略反攻，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形势下，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首先由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起，参加大会的代表，是经筹委会研究确定的，由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和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解放区各地区工会、国统区各民族工会和海外华侨工会的代表以及铁路、矿山、军工、电业、纺织等各大产业部门和职工代表，共518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283万多人。

　　在大会上父亲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报告”，号召解放区职工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之下组织起来，提高觉悟，发展解放区的经济，支援前线，国统区职工要善于联系群众，聚集力量，扩大队伍，以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在城市取得解放后帮助民主政府有秩序地接管城市。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陈云为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其中执委53人，候补执委20人。父亲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全国总工会宣传、组织部门工作。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7:32

　1948年8月23日，全总第六届执委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全总领导班子，经中央书记处10月18日批准的全总党组由李立三为党组书记，父亲等8人为党组成员。全总党组是党中央派出的机构，承担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职能。全总机关的办公地点设在哈尔滨南岗区义洲街16号。

　　大会结束后，除了会议的善后工作外，主要是由父亲负责抓六次劳大的传达、宣传贯彻和工会组织建设工作。这期间东北战局发生急骤变化，8月30日本溪、辽阳解放，9月初阜新、抚顺和鞍山解放，10月15日锦州解放，19日被围困半年之久的长春守敌投降，11月2日沈阳解放，至此东北全境解放。东北局要工会派人去沈阳参加接管工作。全总派张维桢带数人连夜赶赴沈阳，11月16日成立了沈阳市总工会筹委会。

　　在12月20日东北日报上刚刚发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东北职工总会已由哈尔滨迁往沈阳办公的消息，第三天晚上就突然集合，李立三告示大家，“全总工会机关要继续南迁，由许之桢负责。”同时宣布了28人的名单。为了行动与联系的方便，经军区批准南下的人员按部队建制编队，工会编为“平津支队”，配戴军管会胸章，除已有手枪的领导和警卫外，发给每人冲锋枪一支，还配备了三辆军用汽车，一辆美制中型吉普，两辆苏制嘎斯51卡车，这样一武装倒也象个解放军部队了。

　　“平津支队”在12月25日由沈阳站上火车，汽车也随着上了平板火车。出发后火车总是走走停停，开得很慢，因为战争路况也不好。到锦州本不是很远的路程，还是在车上过了一夜。这是个很破旧的车厢，没有人打扫很脏，也没有灯，靠自己带的手电筒来照明。父亲看到大家有些畏难情绪，就召开一个会，对大家说：在困难面前，要看到光明，我们这支队伍虽不是军人的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要遵守的，还要按部队规矩办事，不能那么随随便便不守纪律。还讲了这次南迁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克服困难。车过锦州天已大亮，战事虽已过去两个月，但这里仍是一片狼籍景象，处处有房倒屋塌的残墙断壁，在铁路与村庄间的开阔地上，散落着一个个的弹坑，一些破布和乱絮还半埋在坑边的黄土中，不时被风吹而拂动着，残留的痕迹告诉了我们，当时战争打得是多激烈。

　　火车过锦西，就不再前进了，“平津支队”人员都下了火车。父亲带领着这支队伍又转乘汽车。天气虽然是比哈尔滨暖和多了，但毕竟已是12月底的冬天。车虽然慢，但开起来还是很冷的。与四野大军同行。天气虽冷，但进关后看到了另一番热闹景象，这就是第四野战军大军南下的场面。大路中间都是部队的人流。有时“平津支队”的车也被夹在其中一道行进，个个都精神抖擞面带微笑。马队和炮车，常常要挤过人流，炮军先行。路旁则是时多时少的欢迎和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出现扭着秧歌，打着霸王鞭的欢迎队伍。

　　晚上宿营地是昌黎，到昌黎时已是日落西山。很快有人把他们领到一处一排挨着一排的砖瓦房住下，地上早已铺好了稻草。看来这是专用于接待南下大军的住房。吃过晚饭大家早早就睡了，第二天上午开了个小会后休息了一天。第三天要赶到唐山过元旦。到了唐山，住进了开滦煤矿的顾问住的“洋房”，条件非常好，大家吃一餐红烧肉。父亲带队伍在唐山住了两天。这里是一路上来最大的城市，看了看市容。第三天“平津支队”一直向西去北平。经丰润、沙流河、玉田到宝圻。车离开玉田没多远，吉普车的前轮离开车箱滚出十多米，横着在马路上，幸好没有人受伤。父亲只好挤在大车的驾驶楼中。在宝圻住了一宿后第二天接着赶路。前站是良乡，良乡是座古城，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汉高祖6年就建起了县制。现已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当时这里到处是穿灰军装的军人，穿干部服装的人也多了。刚住下来就要他们到一个大庙去听“首长”的平津形势和入城政策报告，报告人很年轻，还发给了每人一份手册，回来后才知道去的地方不是什么庙，而是清朝的“行宫”，报告人也是名副其实的“首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他是首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父亲在这里去见了叶剑英参谋总长，请示全总机关入城的有关问题，也提出全总入城后的办公地点问题。叶总长说：“你们的意见都清楚……，统筹安排时一并考虑。现在准备进城的中央单位都集中到青龙桥，那里压力太大了，你们是做工人工作的，现住在这里。”他回来后即派彭光伟打前站去了，等到有消息他们立即奔向石景山，路过长辛店时，他要李景春、高元、穆春阳、寇永平下了车，是安排他们去二七车辆厂作工作组。其他人到石景山钢厂，住在半山坡的小白楼。什么时候进北京城还没定，因为和谈成功尚无定时。父亲只好就地安排随行人员，一部分和他留在石景山钢铁厂搞调查，一部分去门头沟煤矿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情况。去门头沟煤矿了解工人生活的，都不带枪支，换上便装，仍然乘嘎斯卡车。在门头沟，他们在矿区外面一所小院里，找了一位老师傅做饭，住处离矿区还有一段路，每天来回走路，十分辛苦，多是找工人或家访。这里的工人生活艰苦，用不着调查，一看就清楚了，住的不是什么砖瓦房，都是工人自家或合伙搭起来的。墙是石头，房顶是石片，下雨外边不落了，屋内还落。除了碗、锅、瓢、盆等炊具，再也找不出什么东西了。破旧被子摆在光秃的旧坑上，家有老小的、主妇的都在矿上拾柴，或找事做。因为只靠一个人做工养不活一家人，更惨的是那些在矿区住大棚的工人，没有床和家什，都是草席做床，稻草作被，风里来，雨里去，吃不饱，穿不暖，这就是国民党留给我们工人的悲惨生活处境。这些情况后来父亲曾多次禀报中央领导。

　　1949年1月30日和谈成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开始入城。父亲带领工会干部于2月4日集中到石景山，他们乘坐车子进入北平城，出了石景山直奔复兴门，在夜幕朦胧中经过了天安门，那时的广场，还是被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来，到了御河桥，他们住进北京市委干部们住的日本兵营。“平津支队”进城后，父亲工作特别忙，差不多天天带人出去，一个多星期后，笑着对“平津支队”的同志们说：“同志们，告诉你们好消息，决定了，中央让我们接收伪市参议会大楼”。除天安门外，参议会大楼是长安街上第二个高大建筑，地理位置非常好，对面是中南海，中央机关所在地。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8:02

　中央进城单位很多，条件这么好的一栋楼为什么一下子给了工会？答案就是父亲在良乡会叶剑英同志时，父亲向叶帅说：“参照苏联的做法，是否可以考虑将北京饭店给全总做办公楼，如果另有安排，希望市内再作安排。”叶帅说：“你们意见都清楚了，主席有话，中央也有这个精神，要把好干部好房子给工会，等进城后统筹安排时一并考虑吧。”这恐怕就是把好点的房子优先给了全总的原因。也是全国各地的工会在解放初都能在当地得到最好条件的办公楼和较强干部队伍的原因。这也和许之桢积极向中央争取分不开的。

　　父亲是1921年入团，1922年转党的老同志，与中央的领导都很熟，他给毛主席写信，报告全总工会已由沈阳搬到北平了。在北平的市参议会大楼办公。希望毛主席能给中华全总工会题个字。没过几天就收到了毛主席的题字，是用大16开纸横着写了两排“中华全国总工会”让挑选。父亲懂书法很快就挑好，请人做好吊装在正中最高的门楼之下。非常鲜明。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匾牌一挂，北京的市民们没有人不知道长安街上有个“中华全国总工会”。

　　父亲心里装的是工人群众，他一进北京城，看到北京多数机关都是解放军战士站岗，全总也是如此，工人群众进出找领导办事很不方便。就与全总主要领导商量，他说咱们工会是群众组织，是工人之家，不是政府机关，更不是军队，不好再让解放军来站岗了，那样工人还怎么来找工会，咱们不能让工人群众不好进工会的大门啊！就这样，没有多久全总门口解放军岗就撤了。另外在他的倡导下，在全总机关养成了一个只称同志不称“官衔”的好风气。他总是说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叫同志比叫什么都亲切。以后全总机关上上下下都称同志，没有称叫什么主席什么部长的了。

　　进城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把工会机关的架子搭好，摊子铺开，为搞这项工作到处招兵买马调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找房子要房子也成了秘书长和办公厅的紧急任务。父亲常说“我这个秘书长要上管方针政策，下管鸡毛蒜皮，可实际干起来，明知道要丢掉西瓜，为了工作需要还不得不去捡那些芝麻。我得长三头六臂才行啊。”做行政工作还确实很辛苦，一处房子到手，最顺利的也要跑五六趟，麻烦一点的就要跑十几趟，也有忙了几天白干了活的时候。全总机关最初28人一下子翻了28番，增加到800多人。来的这些人都不仅要办公场地，也得要住处。任务十分繁重而又具体。在这段时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辛苦，也获得了值得称赞的成绩，把进城时只有的一个府前街1号变成了北起小关、南至白纸坊，东从日坛到西面的老虎庙，星罗棋布，满城开花共有92处办公楼、招待所和宿舍。建筑面积在15万平方米以上，可谓是家大业大为以后的工会工作的开展打好了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我父亲许之桢的辛勤劳动、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当然，他在工会工作做出贡献还不止这些。他主要在于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发挥工人群众积极性和工会组织建设，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做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父亲奉命调回全国总工会，从此他重回领导岗位，先后在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为执委、常委，先后任全总文教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和全总党组书记、人大代表等。

　　父亲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无私无畏，忠心耿耿，把毕生精力献给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他知识渊博，有能力，有魄力，1949年全总从哈尔滨迁来北京，工会面临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一方面参与研究工会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承担了大量复杂纷繁、难以计数的日常工作，如工会办公地点、干部住房、干部的调配，都得参与研究解决，保证了进城以后工作的正常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父亲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和较高的俄语、英语水平，翻译不少马列主义著作，他写一首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发表了不少文章。解放后，他虽然早已离开了编译部门，国家编译局还曾把一些翻译出来的重要文献拿来请他帮忙审定。他出国访问回来，亲自撰写出访报告，内容既有与外国领导人会面的情况，又有对该国自然环境的描写，内容生动。他深入基层写的调查报告也是如此，反映情况非常生动、真实、有力。不少中央领导人看后都称赞说：“真有文采呀！”

　　父亲一贯谦虚谨慎，不计较个人名利，在解放以后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人当中除李立三与他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外，他的资历最老，革命年限最长，但是在年轻干部面前，他不仅从来不摆老革命的架子，没有丝毫居功自傲的表现，而且能够顾全大局，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全力支持年轻的一把手主持工作。

　　父亲生活很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抽烟，不喝酒，除了外事活动穿得很整齐，一般都粗布衣服，吃的也很节省，很少吃鱼吃肉，他说勤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何况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即使富裕了也要细水长流。办更大的事业，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不能只考虑个人问题。

　　父亲心系工会工作和职工群众，在1964年他身患癌症做了第一次大手术之后，身体还很不好，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还主动提出到内蒙、宁夏等边远省份考察工作。他说：“过去全总领导人到这些省份去得太少，应该去看看。”就在这次考察途中，他的病情恶化，回来住进医院后，再也没有出来。他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谱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篇章。

　　父亲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工会工作，特别是工会组织，做出了重大贡献。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以后，赖若愚同志调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主持全总领导工作（1953年中国工会七大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父亲从此不再担任秘书长，除了分管一些部门和产业工会的工作以外，主管工会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中国工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人事安排、章程修改等筹备工作，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还在两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国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下召开的。由于工人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作用、活动方式和工作内容都同取得政权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要求在总结建国三年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取得政权以后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工会组织建设等原则性问题做出回答，并体现在工会章程当中。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8:55

父亲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中，用了较大篇幅着重阐述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下工会的性质、任务与作用问题。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工会组织的阶级性与群众性，工会组织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前后方针、任务与作用的变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任务的不同侧重等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革命胜利以后，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保卫人民胜利的果实，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而发展生产，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中心环节，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保证。因此，人民主专政下的工会，就必须以搞好生产为自己经常的中心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关心并逐步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报告还强调了“应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而努力”。“七大”工会章程还对工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工会的组织原则与组织机构、工会基层组织、手工业工会的组织问题等工会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57年12月召开的。这次大会肯定并重申了中国工会“七大”所确定的工会工作方针、任务和作用。大会对工会组织建设原则作了重大的修改。把“七大”工会章程规定的“我国工会是按照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修改为“我国工会是按照产业与地区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父亲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产业与地区相结合的原则”的内容、具体规定和修改的原因。他说“这是鉴于我国各地工业的分布情况，发展情况和工作基础不同，我国产业的组织形式，很难要求全国一致，上下完全相同”。实践证明，这是一重大修改，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

　　这次修改章程，还对于工会基层组织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一是首次把企业民主管理，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工会章程中做出了规定，即：“厂矿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小企业指全体职工大会），是职工群众参加管理、监督企业行政和加强自我教育的组织”。他在《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报告》中还提出：“工会基层委员会应该通过它所属的各种组织，充分做好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职工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工会还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上做出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工会基层组织的任务，强调了工会基层组织的重要作用，要求工会各级领导机关都要经常深入基层，加强对基层工会的领导。

　　时隔四五十年以后，重温这两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深深感到在建国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能够就工会工作的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在工会章程中做出明确规定，至今对工会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重要贡献。

　　他长期主管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他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爱护干部，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干部，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的典范。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全总协助中央管理全总各部正副部长、各产业工会正副主席。为此全总组织部（后成立全总干部部）设立了干部管理处，负责协管干部的工作。父亲多次对负责干部工作的人员强调，要管好干部首先要了解干部，要求管干部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单位参加有关的会议了解情况，到各省市工会考查干部。在考察干部当中，要求广泛听取意见，既要听上级领导人的看法，又要广泛听取下面群众的意见，防止偏听偏信。他还很重视听取干部本人的意见，对全总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及直属单位主要领导的任用或调动，他常常亲自找人谈话，听取意见后报请中组部批准。

　　父亲常说：“工会干部是工会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骨干力量，这支队伍建设得如何，不仅是衡量一个工会组织是否健全的重要标致，而且也是体现工会组织有无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工会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一个基本环节。”工会干部队伍是整个党的干部队伍的一部分。工会章程对工会干部提出了四点具体要求：1.勤奋工作，任劳任怨，为职工说话办事。2.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3.坚持原则，不谋私利，扶持正气。4.作风民主，实事求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一、要按照这四条要求配备工会干部，按照这四条要求选举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二、要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制度，改变实际上的干部委派制和终身制，实行工会主席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制和任期制；专职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制、合同制。三、要执行《工会法》的规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四、要改进工会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五、要重视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六、要健全工会干部培训制度，不断对工会干部进行有关新知识的继续教育；对新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员，要进行岗位培训。七、要建立健全对工会干部的评议、考核、监督和奖惩制度。八、在管理体制上，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改革。

　　父亲关心爱护干部，是有口皆碑的。他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入情入理，从不说大话套话，听了使人受到鼓励，感到温暖。有的同志满腹心事来找他谈话，经他耐心的启发帮助，轻松愉快地离去。有一次，人们在走廊里远远就听到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大声说话，说得很激动，可是却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原来是一位耳聋的同志在向他诉说自己的心事。父亲耐心的听，然后把自己的意见用笔写在纸上，最后这位同志笑容满面地走了。有一次谈起关心干部的问题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有的领导人身边有一帮人围着转，照顾得很周到，这样的人用不着你们去关心。有的干部很会关心自己，遇事先替个人考虑，你们可以少去关心；有的干部一心埋头工作，从不考虑个人，你们要多去关心。这些充满哲理的至理名言，至今让人难以忘怀。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类事例举不胜举。

　　一些老同志都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审干、肃反、反右派等运动，每次运动结束时，都有一部分干部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需要提交党组书记处讨论。在讨论中，父亲几乎对每个人的结论都提出过意见。对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由于负责审查的同志不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往往把一些问题看得很严重。例如当时任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秦达远同志，他曾经利用在国民党任高官的哥哥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任职，为我党收集情报。对此董必武同志也证明秦确实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审查小组认为秦历史复杂，虽然为我党提供过情报，也为敌人做过事，性质很严重。对这个问题，会上争论激烈。他耐心说明如果秦当时不能取得敌人的信任，也就无法取得重要情报，最后为秦做了较为客观的审查结论。可是事隔几年后，在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上，仍然把秦达远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当作“黑旗”拔掉。1957年“反右”运动讨论各单位被错定的“右派分子”结论时，他总是实事求是，用心良苦，对每个人的结论都认真研究分析提出意见，最后有的否定了原右派的性质，有的修改了原来无限上纲的提法，尽力使绝大部分都减轻了原定的处分。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29:18

　父亲还非常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解放初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中，青年占了很大比重，有来自基层企业的工人干部，有解放前后经过华大、革大培训后调来的学生干部，有从上海等大城市选调的知识分子。父亲在百忙中对年轻干部的成长，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倡导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要加强团结，互相取长补短，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学到一点知识就满足，学而后知不足啊！”他要求机关党、团、工会组织积极为青年学习创造条件。在他的倡导下，机关里开办了各种补习班，语文、数学、语法修辞、俄文、政治理论等等，形成人人争先恐后学习，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父亲对青年干部的培养着眼于长远。一些同志要求脱离工作岗位到正规学校系统学习，往往由于工作离不开而无法实现。父亲得知后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帮助。一位同志由于工作离不开而错过了几次脱产学习的机会，父亲听说后破格推荐他到全总干部学校为培训司局级领导干部而举办的“劳动经济研究班”学习，这位同志不负领导的期望，毕业考试全得了满分。一位女干部经过专门培训成为记录的骨干，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要求报考大学，她所在单位的两位领导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未予同意。父亲听说后表示“青年人要求学习是好事，能支持就支持嘛！”使这位同志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位学有专长的人才。

　　在父亲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经常聆听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富有哲理、远见卓识分析评论，看到他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终身难忘。他常说：“你们文件都能看到，条件有多好！不能一天到晚忙于事务工作，要抽出时间多看文件学习呀！”他还经常把自己看过的好文章推荐给身边的同志学习。

　　父亲细致入微地帮助青年干部解决工作、生活面临的困难，感人至深。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犯了错误，往往殃及全家。一位同志由于丈夫犯了错误，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宜在原来的重要岗位工作，他听后亲切地说：“他是他，你是你，千万不要背这样的包袱”，几句话使这位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一位同志由于亲属出了问题，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生活负担坚持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父亲亲自打电话帮助联系医院，事后还写信鼓励“要有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1962年中央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当他看到一位身体弱、孩子小的年轻女干部名字时说：“她的孩子那么小怎能下去！”尽管父亲做过许多诸如此类关心爱护干部的具体事情，至今这些同志还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的崇高品德却广为人知，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逝世时，人们络绎不绝地主动前往吊唁。他的灵堂设在西长安街全总旧址礼堂，偌大的礼堂摆不下大家送来的花圈，只好层层叠叠摆满了东边的小院。

　　父亲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受了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实践的考验，锤炼出刚毅的革命意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崇高品格。他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曲折，总是冷静思考，沉着面对，坚持原则，绝不盲目跟风，趋炎附势。不论是李立三主持工作时期，还是赖若愚主持工作时期，他都是工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当李立三、赖若愚先后遭到错误批判时，他没有回避自己，推脱责任。在赖若愚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父亲主持全面工作。当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全国总工会八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贯彻成都会议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工会体制问题，提出了产业工会调整的意见。同年5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全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程，重点是研究解决工会体制问题。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会议突然转向，由已经离开全总的两位领导回来主持会议，完全改变了会议预定的开法和日程，把会议主题改为“开展工会工作领域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要插红旗，拔白旗。彻底解决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的问题。”历时71天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从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工人日报社社长的陈用文和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秦达远入手，随即矛头直指已故全总主席赖若愚。会议初期批判了陈用文同志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两篇文章《西行纪要》和《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前者是作者随赖若愚西行考察工作期间记述赖若愚的系列讲话；后者是作者赴南斯拉夫考察后写的反映工人管理企业的文章。进而把批判和斗争的范围扩大到各个方面的工作，打击一大片。会上是非颠倒，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无限上纲，诬陷赖若愚等同志“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权夺利，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做法，父亲同一些出席会议的同志一样，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推出午门斩首也不知赖若愚犯了什么错误”。中央个别同志对他也有不少误解。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使工会工作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片面性，搞乱了理论是非。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同年9月，全总主要领导人鉴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县工会被取消，随即提出，今天工会的任务“就是为工会消亡而斗争”，“将工会工作纳入人民公社”，“要多谈公社，少谈工会”等等。由此，“工会消亡”之风吹遍全国，使工会工作遭到严重挫折。父亲头脑冷静，沉默寡言，对这些错误的做法从未表示附和与支持，他说真金不怕火来炼，到时总会弄清楚的。

　　当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许多人都沉浸在“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的喜悦当中，父亲也曾到一些地方考察，当看到农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地里庄稼来不及收、把家里的锅拿去炼钢等现象，他对此忧心忡忡，当时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照这样下去将来喝北风？”后来，果然出现全国范围最困难时期。有一次，父亲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一篇纠正过左偏差的文章，他高兴地提醒身边工作人员说：“看了这篇文章吗？应当好好研究这些问题，只要把粮食搞上去，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父亲是一位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凡是他看准的问题，敢干直言。他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曾经在全国范围铺天盖地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父亲却仍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发展的提案。

　　对于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及以后工作中发生“左”的错误，他始终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如今党中央已经对全总党组第一次、第三次扩大会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对李立三、赖若愚等同志受到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进行了平反昭雪。父亲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倍感慰藉而含笑九泉的。

　　父亲许之桢身居领导岗位，不谋私利，心系人民群众。自始至终地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准则。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几十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崇高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誉和拥护，集中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精神风貌。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高贵品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作者系许之桢之子，湖南省总工会退休干部）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2-29 17:31:23

　父亲还非常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解放初期，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中，青年占了很大比重，有来自基层企业的工人干部，有解放前后经过华大、革大培训后调来的学生干部，有从上海等大城市选调的知识分子。父亲在百忙中对年轻干部的成长，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倡导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要加强团结，互相取长补短，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学到一点知识就满足，学而后知不足啊！”他要求机关党、团、工会组织积极为青年学习创造条件。在他的倡导下，机关里开办了各种补习班，语文、数学、语法修辞、俄文、政治理论等等，形成人人争先恐后学习，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父亲对青年干部的培养着眼于长远。一些同志要求脱离工作岗位到正规学校系统学习，往往由于工作离不开而无法实现。父亲得知后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帮助。一位同志由于工作离不开而错过了几次脱产学习的机会，父亲听说后破格推荐他到全总干部学校为培训司局级领导干部而举办的“劳动经济研究班”学习，这位同志不负领导的期望，毕业考试全得了满分。一位女干部经过专门培训成为记录的骨干，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要求报考大学，她所在单位的两位领导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未予同意。父亲听说后表示“青年人要求学习是好事，能支持就支持嘛！”使这位同志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一位学有专长的人才。

　　在父亲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经常聆听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富有哲理、远见卓识分析评论，看到他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终身难忘。他常说：“你们文件都能看到，条件有多好！不能一天到晚忙于事务工作，要抽出时间多看文件学习呀！”他还经常把自己看过的好文章推荐给身边的同志学习。

　　父亲细致入微地帮助青年干部解决工作、生活面临的困难，感人至深。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犯了错误，往往殃及全家。一位同志由于丈夫犯了错误，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宜在原来的重要岗位工作，他听后亲切地说：“他是他，你是你，千万不要背这样的包袱”，几句话使这位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一位同志由于亲属出了问题，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生活负担坚持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父亲亲自打电话帮助联系医院，事后还写信鼓励“要有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1962年中央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当他看到一位身体弱、孩子小的年轻女干部名字时说：“她的孩子那么小怎能下去！”尽管父亲做过许多诸如此类关心爱护干部的具体事情，至今这些同志还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的崇高品德却广为人知，博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逝世时，人们络绎不绝地主动前往吊唁。他的灵堂设在西长安街全总旧址礼堂，偌大的礼堂摆不下大家送来的花圈，只好层层叠叠摆满了东边的小院。

　　父亲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受了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实践的考验，锤炼出刚毅的革命意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崇高品格。他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曲折，总是冷静思考，沉着面对，坚持原则，绝不盲目跟风，趋炎附势。不论是李立三主持工作时期，还是赖若愚主持工作时期，他都是工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当李立三、赖若愚先后遭到错误批判时，他没有回避自己，推脱责任。在赖若愚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父亲主持全面工作。当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全国总工会八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贯彻成都会议的决定。会议着重讨论工会体制问题，提出了产业工会调整的意见。同年5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全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程，重点是研究解决工会体制问题。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会议突然转向，由已经离开全总的两位领导回来主持会议，完全改变了会议预定的开法和日程，把会议主题改为“开展工会工作领域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要插红旗，拔白旗。彻底解决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的问题。”历时71天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从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工人日报社社长的陈用文和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秦达远入手，随即矛头直指已故全总主席赖若愚。会议初期批判了陈用文同志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两篇文章《西行纪要》和《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前者是作者随赖若愚西行考察工作期间记述赖若愚的系列讲话；后者是作者赴南斯拉夫考察后写的反映工人管理企业的文章。进而把批判和斗争的范围扩大到各个方面的工作，打击一大片。会上是非颠倒，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无限上纲，诬陷赖若愚等同志“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权夺利，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做法，父亲同一些出席会议的同志一样，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推出午门斩首也不知赖若愚犯了什么错误”。中央个别同志对他也有不少误解。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使工会工作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片面性，搞乱了理论是非。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同年9月，全总主要领导人鉴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县工会被取消，随即提出，今天工会的任务“就是为工会消亡而斗争”，“将工会工作纳入人民公社”，“要多谈公社，少谈工会”等等。由此，“工会消亡”之风吹遍全国，使工会工作遭到严重挫折。父亲头脑冷静，沉默寡言，对这些错误的做法从未表示附和与支持，他说真金不怕火来炼，到时总会弄清楚的。

　　当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许多人都沉浸在“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的喜悦当中，父亲也曾到一些地方考察，当看到农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地里庄稼来不及收、把家里的锅拿去炼钢等现象，他对此忧心忡忡，当时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照这样下去将来喝北风？”后来，果然出现全国范围最困难时期。有一次，父亲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一篇纠正过左偏差的文章，他高兴地提醒身边工作人员说：“看了这篇文章吗？应当好好研究这些问题，只要把粮食搞上去，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父亲是一位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凡是他看准的问题，敢干直言。他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重大问题，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曾经在全国范围铺天盖地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父亲却仍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发展的提案。

　　对于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及以后工作中发生“左”的错误，他始终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带着遗憾而离开人世。如今党中央已经对全总党组第一次、第三次扩大会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对李立三、赖若愚等同志受到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进行了平反昭雪。父亲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倍感慰藉而含笑九泉的。

　　父亲许之桢身居领导岗位，不谋私利，心系人民群众。自始至终地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准则。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几十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崇高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誉和拥护，集中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精神风貌。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高贵品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作者系许之桢之子，湖南省总工会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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