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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16: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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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温柔的王义珍 �� 重庆市长寿湖右派采访录（摘选之一）
裴桑（四川）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
王义珍：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连团员都不是。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啷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手震得火烧火辣。管我们的人叫韦少清，是个下放干部，人还不错，给我们找手套，收工后，还打热水让我们烫手。在最初那段精神和肉体都很痛苦的日子，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义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五一校的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成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2000年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甫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甫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骇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笔者按：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象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打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渡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篼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子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长寿湖教师右派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我把小儿子送到幼儿园，他抓住铁门，坚决不进去。晚上我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娃儿没得办法，不吃不喝，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抓住每一个人要妈妈，还钻到外面抱住一个过路人说：�叔叔：你带我去长寿湖嘛，你带我去找妈妈嘛。�
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左邻右舍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娃儿。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渡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平反。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落实政策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陈大中的朋友也帮忙，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象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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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5 11: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