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两个孩子所经历的青海省文革“223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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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三十天

　　 －－两个孩子所经历的青海省文革“2.23事件”

作者：陈平
1967年2月23日。

这是一个在青海省文革史和我们一家命运中都刻痕很深的日子。
那一年，我刚跨过12岁的生日不久，进入13岁，我弟弟11岁。我们不会想到，这个日子竟成了我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至今我也难以判断，它的意义是化成了今后生命中砥砺我顽强前行的勇气呢，还是深深的恐惧注入了我稚嫩的心灵以至难以走出对强权的卑躬屈膝？不管如何，它就这样没有任何注释地横亘在我人生的初始阶段。

一、枪声
上午8时，在青海西宁，这个时刻属于清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没有了上学压力的我们刚刚起床，就在此刻，一阵枪声传来。
我们住在西宁市七一路上的省委家属院中，向西四五百米是青海日报印刷厂，枪声就来自于那个方向。
我们这个家庭，在青海省的文革中，多少有些特殊。父亲陈逸，母亲谢端尔，都是青海日报的采编人员。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的社论，社论由我父亲执笔。我父亲在报社编辑部中以文字犀利、出手快捷著称，因急需发排，6月2日下午我父亲受命起草社论。作为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和新闻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央的异动以及由此带来变化的可能性，因而作为呼应，这篇社论用词夸张激烈、火药味十足，以尽可能地展现革命的愿望和热情。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异乎常态的变动必将对现有体制形成威胁与破坏，而现有的体制也必将对即将到来的破坏顽强抗拒。因此下笔时失去戒备的父亲必然地进入了中国历史上那长长的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行列。“六、三社论”马上被青海省委宣布为“大毒草”，而我父亲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革命分子”。“六、三社论”加上他所有的文章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背景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佐证，并遭到系统而有力的批判。
“六、三社论”由此成为青海省文化大革命肇始的标志性事件，随后几个月里，围绕“六、三社论”的“香花”与“毒草”之争，我父亲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青海省文革的风暴核心，而我们的家庭也随之飘摇沉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之久，尝尽了政治风浪的酸甜苦辣。
枪响的那天，我的父母都不在家。
作为青海省文革的中心人物之一，我父亲这时正肩负着上达青海省革命群众呼声的重任，在北京千方百计寻找向中央首长汇报的机会；而我母亲则作为青海日报的普通员工正在报社上班，同时与所有在报社的“革命群众”一样，兼顾着守卫报社的职责。
枪响的直接缘由，是两派“革命群众”，“八.一八”与“捍卫队”争夺青海日报这一舆论阵地的掌控权的斗争。
“八.一八”全称为“八.一八红卫兵”，取名自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这派坚持认为“六.三社论”是“香花”。我们家庭是这个派别的当然支持者。“捍卫队” 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 ，属于认为“六.三社论”是“毒草”。
那时“夺权”斗争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广泛展开，为把权力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双方都自诩为“造反派”，并都指责对方为“保皇派”，从而使自己的夺权行为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政策上的合法性。其斗争之激烈，已经开始进入“你死我活”的阶段。
2月2日，青海日报上刊载的一张宣传画引发轩然大波：“捍卫队”指责画上造反派的袖标为“造毛”，而那只伸出去抓“牛鬼蛇神”的手中隐约可见一个“林”字，于是这幅画便成了挑战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丧心病狂”之举。而引发“造毛抓林”事件的作者，是青海日报摄影美术部的女画家崔振国，她所属的派别为“八.一八”。
事实上这当然是文革中众多穿凿附会荒唐事件中又一普通事例罢了，且不说崔振国根本不可能有此意思，即便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着切齿仇恨，也断没有在媒体上公开发泄，从而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胆量，更何况那时人们正处于满怀赤诚将自己的身心全部交付革命的狂热之中，行为和言论唯恐不左，哪还会去反对革命？
于是’“八.一八”反驳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阴谋。口头争论与笔墨官司很快便升级为“革命行动”。2月3日，“捍卫队”组织人马开始冲击报社，而“八.一八”也紧急抽调人马守卫报社，两派在报社内外形成了对峙。但事态的发展很快便脱离了“群众组织”的掌控，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远远超出了“群众组织”的预期。
在青海日报争夺战中，“八.一八”的坚持不懈与“捍卫队”的久攻不下，对“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步改变着社会上的力量对比，这一状况也对支持不同群众组织的当权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是“捍卫队”的支持者，他对报社的状态十分不满，他在软禁了支持“八。一八”的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并夺了他的权后，在青海驻军其他部队首长张晓川、陈郁文支持下，擅自从独立师调动了十三个连，2月20日，几十辆军用卡车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包围了青海日报社，并用高音喇叭命令守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这一命令被反复广播。
而报社的守卫者们显然并不真正相信军人们会向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开枪，而军车和枪口的包围，反而使守卫报社的行为涂上了坚贞不屈的色彩，革命热情更为坚定。他们集体高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使自己的“革命行动” 显得更为悲壮，他们断然不会想到这样做更加激怒了军方，加速悲剧的发生。
枪声终于响了。疏一阵、紧一阵，然后越来越密，临近中午，枪声才停歇下来。
开始我和弟弟以为那爆豆般的声音是在放鞭炮，因为春节刚过去不久，那些日子，鞭炮声时有所闻。但很快就听得走廊里有人喊：开枪了，开枪了，解放军开枪了。我和弟弟立即冲出屋子，扒在走廊的侧窗上引颈而望，天空阴沉沉的，我们下楼，试图往枪响的方向去侦察一番。
作为孩子，我期待着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动，盼望着在常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经历与体验。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传单满天飞，几乎每天都有出乎意料的消息，那段日子我常常上街，看不同的游行队伍，听各种义愤填膺的口号，捡五颜六色的传单，在近乎癫狂的现实氛围中感受着无人管束的、如痴如醉的兴奋。因此枪声响起，并被证实这确属枪声后，我心中升起的首先是没有理由的兴奋：一件大事发生了，比那些街头的口号革命还要大，大得多。至于它将影响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行踪，以及今后数十年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是我当时不曾料到，也是毫无准备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平时期军队对平民的开枪举动，都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此院里早已站满了人，各种消息在人群中传递流淌，并在这一过程中被筛选、放大、发酵、扭曲。
我们刚到楼下，各种消息便纷至沓来：
枪声来自报社的东南方向，解放军在老城墙上架了机枪，瞄准报社的大门……
报社西北角的桥头方向，解放军有好几个连，枪是在那里打的，路上已拉上警戒线，任何人都只能出不能进……
有些消息是同学告诉我的，而且言之凿凿：“我亲眼看见的，解放军把机枪架在卡车车顶……”现在想来，所谓的“亲眼所见”云云，是绝无可能的，只是为了增加消息的可信程度和炫耀消息持有者的独一无二罢了。
各种谣传也在四处游荡：
“八.一八”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才还击的。
“八.一八”用冲锋枪向解放军扫射。
“八.一八”把人用铁丝吊起来拷打。
青海省委大院在文革中被视为“保皇大院”，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当权派”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许多人的脸上看到了幸灾乐祸的兴奋，在话语中听到了兴高采烈的得意。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闻到了危险的气味。瞬间，我心中期盼变故的兴奋荡然无存，重新沦为“狗崽子”而任人羞辱欺凌的恐惧和大难临头的预感冲向了我的胸腔，让人喘不上来气，我再也无心打探消息，拉着弟弟赶忙回到家里，静静地，无能为力地等待着，心中希望那些消息是假的，希望噩运能在时间的流逝中逆转。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噩运不可抗拒地降临了。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2.23”事件中共有170余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子弹的确来自两个方向，那是朝南的正门和西北方向的后门。据说当时守报社的群众以为解放军不过是朝天开枪吓唬吓唬他们的，还手挽手念着毛主席语录向外冲，只是看见前面的人一排排倒下，身上冒出了鲜血，才知道动了真格的，纷纷逃回院内，找墙根屋角蹲下躲避，直到解放军进来被一个个抓走。事后我曾专门去到事发现场，看到报社砖砌的门柱和外墙上布满了弹孔，还有毛笔乱涂的“弹洞前村壁”等字句。
正规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并且一次死伤人数如此之多，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都属绝无仅有。“2.23”事件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央，一个多月后，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八.一八”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平反，这一事件的制造者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则在北京一次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众多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被公开摘去领章帽徽，正式逮捕。
事件似乎就此划上了句号，但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一个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据传，是一个战士走火导致了事件的发生，那么事前有无开枪的命令？如果有，开枪的命令是谁下的，作出这一决定的现实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捏造的，谁捏造的，如何捏造的？如果没有，解放军为何会实弹包围报社？众多细节或许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但却是事件的亲历者和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属们永远的追问。

二、惊恐
迟来的平反阻挡不了噩运的脚步，噩运来得不仅急促而且强烈。
2.23当天午后，在青海日报社中被抓获的“反革命组织”成员，由于人数太多，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捍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共同押解下，分赴省委家属院操场和省公安厅操场。他们被喝令跪下，有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前来辨认甄别，以查明那些是“首恶”那些是“胁从”，以便分级分档予以惩处。
这期间，他们被打、被踢、被骂，被揪头发、打耳光，饱受凌辱。当然对敌人的仇恨和行为上的无情也属于革命立场的一部分，在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以革命的名义合法施虐的过程中，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人的狰狞飞扬跋扈。
据说许多人的腰椎骨骶骨被踢裂，许多人头发被一绺绺地拔落，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在回忆起这幕时依然悲愤难当。这其中当然掺杂有个人恩怨和人品德行的高低，但这种行为的发生首先是社会赋予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肆意侮辱的权力，并对这种侮辱予以赞赏，用泯灭人性的方式来维持对领导者的崇敬，来守护一种信仰，来稳定政权的基础和社会的秩序，这是一个时代的耻辱。遗憾的是，这种方式成效卓著。
我们住的家属楼距省委操场仅隔一幢楼，从窗口望去，通过楼与楼的缝隙，可以部分看见操场上跪着的人群，以及影影绰绰的活动身影，但看不真切。母亲在哪里？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下楼向操场－－那个对我意味着危险和不幸的地方走去，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对望的目光，在很远的地方便停住了脚步，一边在人群外逡巡，一边使劲打量在枪口下跪着的人，我们看到了大人的惊恐，看到了大人的哭泣，但没有发现妈妈，也没有看到熟悉的人。这使我在不断增强的害怕中心神稍定，甚至荒谬地升起了微小的希望：或许我母亲不是“反革命分子“，傍晚下班时分，她仍然能回到家里？
操场边的围观者远比想象为少，或许是远离是非之地的本能，或许大多已经投身其中，在人群边缘的观看者主要是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他们中间，我遇到了一位同学，他的父母也在青海日报工作，与我父母属同一派别，因此与我一样，也来这里寻找父母。
遇到一个和我一样倒霉的人，心中多少产生了一丝同病相怜的宽慰。可是，在谈到有关“八.一八”罪行的时候，他立即表达了激昂的愤怒，其中也包含着对他父母的批判，这使我暗暗吃惊。在我们当时所处的年龄段，父母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既是我们的生存依靠，也是温暖的主要来源，更是安全的守护者，我们无法想像没有父母的生活。之所以我们敢于在枪口下寻找父母，不就是寻找心中的依傍么？但恐惧改变了我们，尤其是解放军的枪口带来的恐惧与震撼更为巨大。那时孩子的是非判断和善恶观念基本上来自坚持不懈的洗脑教育，这种教育告诉我们，解放军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枪口所指，一定是阴险狡诈、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而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敌人。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懂得生活和历史的真相，并不总像经过精心选择后所展示给世人的那个样子，有时甚至谬之千里。但在当时，恐惧和本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掩饰我们“阶级敌人”的真实面目，必须展现出革命者应该具有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生存的保障，哪怕为此将至关重要的亲情抵押出去。因此，在吃惊之余，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愤怒具有合乎规范的正当性和生存的逻辑性，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赞同着他的观点，告别回家，和弟弟一道，忐忑而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妈妈，可谁能料到，那个夜晚以及今后很多个夜晚妈妈都没有能回家。
事后我才知道，青海日报的被捕的人大多押往了省公安厅操场，没有见到妈妈，是幸？抑或不幸？事后我曾设想过，假如当时我在省委操场上见到了妈妈，我会怎么办？是因为害怕，只敢躲在远处偷偷地看着妈妈被人踢打辱骂而不敢相认？还是冲上去保护妈妈不被打骂，展现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本份？甚或是大义灭亲斥责她的“罪行”，并在划清界限的同时坦白交代以换取宽大处理？坦白地说，我不具备冲上去的勇气，但我也实在做不出大义灭亲之举，那么只能胆怯地任由别人打骂母亲而无所作为。果真如此，那将是我一生洗刷不掉的羞耻。好在这一切都仅是猜想，但这种猜想已不断在咬噬着我的良心。
天色渐暗，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心中小小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妈妈不会回来了”的念头一次次地涌上心头，要不要做饭？犹豫再三，但饭还是得吃呀，可饭做好后，我和弟弟都没有胃口，呆呆地看着天黑下来，天终于黑透了，希望彻底破灭，我们确信妈妈不会回来了。
黑暗中，我和弟弟哭了很久、很久。那是忍了一天的眼泪，眼泪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这样的眼泪在今后的日子中常常不期而至，成为那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内容。
我们没有开灯，震惊和恐惧比悲伤更尖利地撕扯着我们的内心，希望在无法看清的黑暗中寻觅并不存在的护佑和安全。
与新的一天同时到来的是我们进一步被深化的恐惧和另一派对胜利的欢庆。刚到早上上班时刻，窗外的高音喇叭开始反复播放关于取缔“八.一八”反革命组织的通告，伴有激扬嘹亮的革命歌曲，省委操场上有鞭炮声传来，间或还能听到宣传车上传来的亢奋的口号。
省委大院里，人们目光中原先隐讳的敌意变成了公开的仇视，那些半大孩子肆无忌惮地辱骂和威胁我们，尽管那时我们还未被正式证实“狗崽子”的身份，但双方都意识到，天已经变了，他们拥有了整治“阶级敌人”的责任，而我们则丧失了抗拒与争辩的权利。
西宁城里已经开始了对“八.一八”成员的大规模搜捕，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那段日子后来被“八.一八”们描述为“白色恐怖”。以“恐怖”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实在是非常贴切。
让我们感受到敌意与仇视的，决不仅仅是目光和威胁。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家常常会无端地响起剧烈的砸门声，但等你开门出去，却又不见人影，只有散落在门口的石块、砖头。为看看究竟是谁这么使坏，在一次砸门后我迅速开门，看到的是一帮十岁左右的孩子，他们没想到门会骤然开启，稍一愣神，便一哄而散。而走廊深处则站着几个大人，脸上挂着得意的奸笑，一看便知，是这些大人怂恿孩子们干的，如果我去抓那些孩子，大人们便可出手干预，他们正等着教训我们的机会。我只好吞下羞辱，返回屋内，这当然大大助长了这帮孩子的气焰，这种事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其实这些大人我并不认识，不过是楼上楼下的普通邻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阶级仇恨”罢了。
“对敌斗争“的乐趣激发着”红小兵“的想象力。我们家的一面墙外为楼梯井，这面墙上设计有一个壁橱，壁橱的墙体极薄，如果拍打这部分墙体，屋内就会发出巨响，犹如扩音器一般。这给了那些向“阶级敌人”挑战的孩子们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用砖石在墙外隔着楼梯向壁橱部位投掷，只要砸中，那种空洞的巨响便会在走廊间蔓延回荡。
自从我迅速开门发现了那群孩子后，他们就转而以砸壁橱取乐，等我出去绕到楼梯井时，他们早就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这未必是“两大阶级”之间的理性斗争，更多的是恶作剧后所带来的游戏快感。而对于提心吊胆等着不详灾祸来临的我们，这骤然而至的巨响，不仅是脆弱神经上的再次惊吓，其中还浸透了受人欺负却又无可奈何的屈辱。

三、抄家
与孩子们的挑衅与欺凌相比，给我们兄弟俩带来更深绝望的是－－抄家。
大约在“2.23”事件后两、三天的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并伴有“开门、快开门”带有明显命令意味的断喝。门开后，涌进来大约六、七个中青年男子，个个戴着红色的袖标，一个看上去像是领头的人问我：“这是陈逸的家吗？”我点点头，于是他宣布：“我们要搜查。”
我们住的是筒子楼中的一个套间，里屋外屋合计约30平米，与那时所有的家庭一样，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可称为“财产”的东西，所有的家当一览无余－－里屋一张床，那是父母的，外屋一张床，那是我和弟弟的，两个屋子各有一张桌子，里屋有一个小小的书架，还有几把椅子、凳子，这些全是公家配发的，只有几只皮箱和一只樟木箱算是“私人财产”。
东西简单，抄家的速度便很快，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抄家结束，抄家者几乎一无所获，领头者警告我们“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后，便离去了。留下惊魂未定的我和弟弟，默默地收拾着被翻得凌乱不堪的屋子。
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恐惧的日子总是让人充满戒备，我马上清醒过来，借着余光看看闹钟，时针指向一点多。半夜敲门非灾即祸，我的心开始狂跳，嘴里发干，从2月23日以来常常出现的感觉再度袭来，我赶紧摇醒弟弟，不敢出声，心中期盼着那不过是孩子们的又一次恶作剧，敲门声又响起了，并不剧烈，但很执拗，这显然不是孩子在捣乱，而且看来躲不过去了。但门外的人却大出意料，是报社里曹启玲阿姨的丈夫蔡云祥叔叔。他们夫妻与我们的父母属同一派别，而且与我们住在同一层楼，仅隔几个门。
他已经知道我们家被抄了，简单询问了情况后，他嘱咐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回答什么问题，有人问，就说不知道，以免被抓住把柄。他预料还会有人来抄家，他在书架和桌子上查看了一下，竟然找到了几个笔记本，可见第一次抄家的粗疏，他让我把笔记本藏在火炉下面的炉盘底下。

青海的冬季，家家都要生煤炉取暖，而煤炉下面都垫有一个木制的包著铁皮的炉盘，以防煤火掉落引燃地板。 我们家的炉盘最下面有些空隙，炉盘着地而放，不抬起来，什么也发现不了。
蔡云祥叔叔告诉我们，我父亲有些材料放在他家，因为他预料他家也会被抄，让我跟他去拿，而他们家的炉盘下面没有空隙。曹阿姨夫妇是上海人，跟我们算半个老乡，而曹阿姨与我母亲是十分要好的姐妹。印象中曹阿姨“2.23”时应该是一同被抓了。因此蔡叔叔的话应该可信。
现在想来，蔡云祥叔叔的心思真是十分缜密，他是空手而来的，万一被人看见，不过是对孩子的同情，属立场不稳，而决没有反革命串连的证据，材料也是我去拿来的。其实当时我父亲系核心人物，材料放在我家被查抄和被发现的风险要远远大于放在他家。但他关于藏匿地点的建议实在是非常高明的，后来我们家又多次被抄，那炉盘底下的笔记本和材料始终没有被发现。当然哪些材料也决不会有任何“反革命”的内容，只是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内心的草木皆兵罢了。
我随蔡云祥叔叔去拿了材料，蹑手蹑脚走过走廊，然后和弟弟用火钳子将炉盘撬起一条缝，将笔记本与材料塞到下面，再用炉钩捅到最深处。那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机密感和每次抄家中唯恐被发现时悬起的心，真像极了电影中地下党在国统区秘密活动的情节。
蔡云祥叔叔深夜来访，在我心中升起了暖暖的感动。原本以为“2.23”之后，我们再也不会有朋友了，我们在别人的目光中读到的是敌意，是幸灾乐祸，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厌恶，至少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蔡云祥的出现，让我们发现，我们还有命运相似的同类，还有能保守同一秘密的朋友，还有可以相互取暖的关切，还有逆境中的信赖。1967年的严冬中，我们实在太需要温暖了。
在“2.23”事件以后，直到3月23日我们离去的这段时间里，还有两个同学来家里看过我，一个叫许伟，一个名叫石军立。都是我当年的好朋友。
许伟的父母也在报社，同属“八.一八”，是他告诉我，我母亲和他的父母在“2.23”之后都被关押，这是我第一次确切知道妈妈的下落。我母亲后来说，许伟曾写信给他的父母，劝说他们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回家，这封信传到女号，他妈妈念了这封信，被关押在女号的报社女同事全都哭了。
石军立只是同学，与我没有政治上的瓜葛，他讲述了在所谓“八.一八”罪行展览中看到的“反革命行为”。
44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早已天各一方，但他俩的友情我却一直铭记在心。
他们带来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外部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后来的行为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蔡云祥叔叔真是料事如神，仅隔一天，第二批抄家的来了。
这次来的人年纪要比上一批大些，脸上的表情更为持重和严肃，查抄的程度也比第一次要认真仔细，他们细细地翻看着每一张纸、每一本书，将箱子内的衣服全部拿出来，一件件抖开查看。在一只皮箱中放有我父母在当志愿军时的奖章和军功章以及相关证书。我父亲曾在朝鲜战场立过两次三等功，这对一个文职人员而言殊为不易，还有朝鲜停战时的和平奖章，据说其中含有金的成份。这一发现看来使抄家者颇感意外，他们全都凑过去审视把玩一番，并低声议论着，然后一个头头模样的人拿着军功章问我们：“这些是真的吗？”而我们则颇为骄傲地大声回答：“当然是真的”。但看来为无产阶级政权立下过功劳，对改善我们的处境没有丝毫帮助，一切该来的照样发生着。
抄家过程中发现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让我们感到意外，那就是钱，是300元还是500元我记不清了，总之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它放置在一只皮箱的角落深处，与钱放在一起的还有50斤全国粮票。我们从未想到家里竟然会有这么多钱，这个发现，萌发了我们另作他用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断发酵，最终促成了我们的逃亡。
这笔“巨款”一定是很打动人的，那个发现者低声询问要不要把钱拿走，头头模样的人思索了一会儿说：钱还是不要拿了，于是钱被放了回去，我们也牢牢记住了那个位置，那里有我们的希望。
后来又经过多次抄家，但这钱和粮票始终在那个地方被发现、被拿出、被清点，又被放回，不曾少一张。我相信在那上面曾经停留过许多贪婪的目光和占有的冲动，但这些念头最终都却步于古老的道德信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充满了政治上的出卖、背叛，尔虞我诈的阴谋和置人死地的狠毒，但人们心中那条基本的道德操守底线尚未被冲决，至少在1967年的年初时是如此。如果这笔钱被拿走，估计在那种纷乱的状况下也是难以查找和追回的，而我的个人经历也将被改写。
这次抄家的唯一收获是收走了一批书籍，因为书籍的留白处有些批注和感悟之类的文字。
几天之后，又有人来抄家，比前两次更威严、更恐怖，也更彻底。这次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还有几个穿便衣的人。
前两次抄家，还有人问我们“你爸爸到哪里去了，家里都有谁来过”之类的问题，我们照例回答“不知道”“没人来过”。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家中也确实没什么人来过，前两次抄家没人限制我们的行动，只是不让我们触碰家中的东西。
这次不同了，一进来，一个军人命令我们站在墙角，用枪指着我们，脸上挂满了警惕的神情，没有人问我们任何问题，然后抄家就开始了，我们只听见翻箱倒柜的声音，近乎耳语的商量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偷偷望去，抽屉被抽出倒空，床板被翻起，几乎每一寸地方都被查到，连烟筒都被卸开查看，幸运的是，炉盘下面始终没人去动。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脚都站麻了，抄家终于结束，看守我们的解放军收起枪，抄家队伍拿着“战利品”，不发一言地走了。
这次抄家彻底击碎了我们心中那一丝残存的侥幸与希望。在这次抄家前的所有经历，虽然我们也害怕，心中总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派别的斗争，我们只是另一派的敌人，虽然我们年龄还小，但也知道，在政府层面，我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范畴，或许在“划清界限”后能够享受到“给出路”的政策。但解放军来了，并用枪对着我们，这性质就全变了，前面曾经说到，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解放军是正义的化身，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某些人的敌人，而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敌人。任何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都化为了泡影。
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弥漫全身，令我们无力自拔。
这几次抄家和以后所有的抄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合法的理由，也没有任何合法的凭据，抄家中拿走的东西也没留下任何凭证，但似乎抄家与被抄的双方都对此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抄家都是正确的一方，被抄者是错误的一方，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哪儿错了，为什么是错的，但只要胜利者说你是错的，你也会认为自己是错的。对强权的认可与顺从似乎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基因。
但强权未必强大，在短时间这么密集的抄家，多少揭示了他们的焦虑。合理的解释是，平白无故杀死一百七八十人，任谁都会心虚胆怯，因此想方设法搜集“证据”，使这场杀戮变得合理，成为重中之重，可以想见，查抄的绝非我们一家，而查抄的结果又无法为开枪找到依据，于是只好加大力度反复抄查，以便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
尽管胜利者焦虑心虚，但多次抄家的确吓倒了一个13岁和一个11岁的孩子。我们开始了远达数千公里的逃亡准备。

四、逃亡
逃走的念头是逐步清晰和成熟的的。在我们的经历中，再大的倒霉事也就是三两天，而这次灾难好像看不到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抗压能力。爸爸在哪里呢？还在北京吗？他还安全吗？妈妈一直没有回来，看来也不会再回来了，衣食住行以及之外更难以对付的一切，都必须直面相对，不断强化的灾难和不断积累的恐惧终于把我们压垮了。
逃走的念头刚刚冒出来时，让我们感到有些羞耻，因为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告诉我们，在面对危险与困难时，应该挺起胸来与之斗争，战而胜之。况且动用这笔钱，也多少让我们有些顾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深信，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了，我们已经成为了“打倒、砸烂”，并“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对象。而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将很快面临危机，我们是靠父母养活的，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全部的生存资源就是抽屉里的菜饭票和一点油盐面粉，经过一段日子的消耗，已所剩无几，恐惧压倒了羞耻，生存战胜了道德，在抄家中发现的“巨款”招唤下，我和弟弟很快达成了共识：逃！
事后我和弟弟的逃亡经历被“八.一八”用作控诉那一段“白色恐怖”的生动例证，并被赋予了与“错误路线”勇敢抗争的传奇色彩，但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在恐惧重压下的胆怯和逃跑，与勇敢毫无关系。
一个13岁男孩所理解的勇敢的全部内容，仅限于爬水塔，打架，背着父母到湟水河戏水和打破别人玻璃后的死不认账，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我们才懂得，那个仅大我两岁的刘胡兰，面对严刑拷打时的无所畏惧和面对敌人铡刀时的慷慨赴死，才配称为真正的英雄。我只是个怯懦的凡人，我无力抗争，也不敢抗争，而只是被迫选择了远离危险。
大政既定，我和弟弟对逃亡的计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去哪里？以我们生活经历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回老家”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在那时的青海，“老家”是一个极具诱惑的词汇。青海的外地人极多，从解放青海到后来的援建，来的全是外地人，因而对家乡的回忆与描述在青海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每个人说起“老家”，无不充满着温情与向往。
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与干燥荒凉、满天风沙的青海相比，杏花春雨的江南的确值得留恋，于是对老家浙江的赞美与对青海艰苦的诅咒几乎成为父母间一个永恒的话题，不断强化着我们对老家的美好印象，直至在想象中如仙境一般。其实我们兄弟对老家并非全无认识，那时我们家差不多每年都要在年关前后回浙江探亲，而我弟弟就是在萧山外婆家长大的，直到两年前才来到父母身旁。客观地说，老家并没有父母思念中那么美好，尤其是乡下阴暗潮湿的住处与简陋的卫生条件，让人难以忍受，但在回忆中这一切都被忽略了，尤其在当时，浙江老家在我们心底里，更是一个鸟语花香，远离乱世的世外桃源。
逃亡的方式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火车。
根据我们每年回老家探亲的经验，应该是先乘火车到上海，然后转车前往杭州。而到了杭州就等于到了目的地，因为杭州有我们的舅舅，我们将把命运交给他安排。
在那时，我心中任何与火车相关的记忆都十分美妙，不仅有大量远比平常丰盛与可口的食物，并且在“咣当、咣当”声中，一座座陌生的城市被拉近又渐渐远去，滚动的车轮带着我们前往神秘的远方，那里藏着与我现在并不相同的生活。而现在“不相同的生活”已经成为了及其紧迫的需要。
在逃亡目的地和方式都确定之后，就是对未来生计的谋划了。
尽管我们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但也知道那笔“巨款”总有花完的时候，我们必须算计一下，它在最节省的情况下能支持我们多长时间，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一切看来都不会改变了，一旦离开我们居住的屋子，今后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于是我们调动了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在过往的生活积累中搜寻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最终是弟弟的农村生活经验帮了大忙，他说，在萧山农村，孩子们干活是可以挣工分的。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经过一番思考，他给出了答案：放牛。他说放牛的工分大约是四分，这与全劳力的十分有着很大差距，但估计已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了，于是我们决定，回到老家后，我们将尽可能早地前往农村外婆家或诸暨奶奶家，实施我们的“放牛”计划。那笔尚未花完的“巨款”将成为我们应对不时之需的“储备”。
现在看来，这个我们自以为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是那么荒诞不经，我们根本不了解当时我们国家从中央直到居委会和农村大队、小队几乎滴水不漏的管理体制，不了解身份与生存紧密联系的户籍制度，这一切都注定了这个荒唐的“放牛计划”无法实施。但我们已经一次次切身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与可怕，因此我们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逃亡计划的实施，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在恐惧重压下的逃跑欲望。
当逃跑的全部细节敲定后，我和弟弟便前往火车站购买车票。
我们一边排队，一边左顾右盼，以确保无人注意我们，终于轮到我们了：“买两张到上海的票”。当我把钱递上去时，不想遇到了女售票员高度警惕的诘问：
“你们是哪里的？”
“多大了？”
“钱是哪里来的？”
这是未曾料想到的变故。
首先涌上来的念头是“八.一八”正在被搜捕，我们是否被发现了？这个想法使我惊慌失措起来，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么小的孩子拿着这么多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临时编造的谎言在大人的盘问下，很快被一一戳穿，紧张与害怕逼出了我的眼泪，抽泣中我一口咬定钱是父母给的，父母在老家，让我们去团聚。
我们一口普通话，以及整洁的衣服和长得还算端正的模样，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街头扒窃流浪的野孩子，售票的阿姨似乎明白了什么，低声问道：“你父母是'八.一八’吧？”
实在瞒不下去了，我带着听天由命的绝望点了点头，窗口内传来了低声的叹息：
“真可怜！”
久违的同情换来了久违的信赖，我告诉她父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们要到杭州去投靠亲戚。这位善良的售票员为我们安排了出行计划：
“你们应该买到杭州的联票，中途只要签证转车就行，不用重新购票了。”
“西宁没有直达上海的列车，应该在西安、徐州或南京转车到上海，上海转车再到杭州。”
我们买了一张全票，那是我的，一张半票，那是我弟弟的。
售票员阿姨反复叮咛了列车的开车时间（那是隔一天后的车次，最早只有那一班车有座号）和联票的有效到达时间（10日内到达有效）后，我心中带着暖意离开了车站。
我原本不相信神灵，可世界上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一定是他在帮助我们这两个孩子了。
等待的时刻似乎格外漫长。
我们不敢过早整理行装，怕万一再来抄家的人发现我们的逃亡计划。对我们来说，这属于最高机密，它决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但越是秘密就越觉得有人会发现这个秘密。
终于等到了要走的前一个晚上，我们把剩下的全部饭票买了十个馒头，其中五个夹豆腐乳，五个夹辣酱，这是我们一路的干粮。到晚上十点后，我们确信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将衣物细细地装进旅行袋，将被子像部队背包一样扎好，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们把一幅新的毛主席像贴在墙上，两侧贴上主席语录，那两句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在主席像下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只有六个字：“妈妈：我们走了。”
毛主席像和主席语录是为了向世人表达，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而纸条则是告诉妈妈，我们非常想她－－如果她能回来的话。
做完这些，我们静候黎明的到来。
天终于亮了，那是一个寒冷的黎明，天阴沉沉的，飘着细细的雪粒，地下铺上了一层惨白。
我们以最轻微的动作溜出房门，在天即将大亮的明暗之间，匆匆奔向火车站。
在候车室，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尽可能地缩小自己的身形，以避开所有的关注，提心吊胆地打量着四周，看有无可疑人物，心中暗暗祈祷，千万别有人发现我们离去，在火车临开前的一刻把我们抓回去。
在几个小时的煎熬之后，开始检票了，登车、发令，车厢微微动了一下，接着脚下传来了等待了很久的“咣当、咣当”声。
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被重重放下，解脱的喜悦蓦然升起，我们把一切伤心、怨恨、焦灼、恐惧，连同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快乐都留在了青海，驶向难以预测的未来，在终点等待我们的或许仍然有很多磨难，但我们希望其中不再有巨大的恐惧。
这一天是3月23日，距“2.23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这二十几个日日夜夜是如此漫长，它在记忆中的长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年”的单位的记忆刻度。
当时间过滤了孩童的幼稚和惊慌后，再来审视我们当时的状况，可能并不会发生我们设想的种种可怕结果，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却是真实的，在遭到恐惧二十几天不间断的折磨后，安全显得那么甜蜜，沁人心脾。
经过了西安和上海的两次转车，三天后我们抵达了杭州，找到了舅舅，几天后舅舅把我们托付给小叔叔，我们又辗转来到绍兴。
平反后我母亲找到了我们，带我们重返青海，就像通常童话里结尾的那句话：“从此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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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28/12/19446_159823921.shtml

hachen

太感人了。我曾看过一些关于青海2.23惨案的文章，包括多位亲历者的回忆。但这篇是从儿童视角讲述“无产阶级专政”之恐怖，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