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二二三事件

havingacold · 发表于 2012-2-21 09:12:20

海子，　二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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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行走的考拉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只因为偶尔翻到海子一首诗，让老考拉想起另件事来。不知道放哪合适，麻烦版主裁量。
　　这里是海子的诗，略表敬意先。
　青海湖
这骄傲的酒杯
为谁举起
荒凉的高原　
天空上的鸟和盐为谁举起　
波涛从孤独的十指退去，
白鸟的岛屿，儿子们围住
在相距遥远的肮脏镇上。
一只骄傲的酒杯，
青海的公主请把我抱在怀中
我多么贫穷，多么荒芜，我多么肮脏
一双雪白的翅膀也只能给我片刻的幸福
我看见你从太阳中飞来
蓝色的公主青海湖
我孤独的十指化为天空上雪白的鸟。

　　下面提的这档子事作为曾经的一段历史，河里的大虾们想必有不少人知道。那就是发生于1967年2月23日，曾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当时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的赵永夫和总后兵站部驻青藏办事处（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等几人软禁了军区司令刘贤权，派部队（约十三个连兵力，有一个火焰喷射器班）欲强行军管由对立派“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在遭到顽强抵抗，并历时九天九夜的包围仍无法驱离八·一八一派的情形之下，下令部队开火，酿成了平民一百六十九人死，一百七十八人伤；军人四人死，四十六人伤的文革第一件惨案。由于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前前后后的是非恩怨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以不才之拙笔实难述其万一。请大虾们指教，也请有兴趣的河友灌水。
　　我个人亲身体验的一点故事来自事发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记不太清了）。这天一早，由赵支持的一派“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们，将省上各单位所有在家的处级以上头头不分青红一律揪到报社现场排队示众，参观“反革命下场”并下跪请罪（这是我始终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方），我老爸当时亦位列其中。其时，我仅有五岁。我老姐惦着老爸，便于当天下午偷偷地带着我去了现场。那时的青海日报社还很简陋，我只记得报社里面空敞的大院中间有个硕大的，像是要建楼的基础坑。坑东侧报社主楼的屋顶上架着机枪，院子里四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和戴袖标的捍卫队们，现场气氛恐怖。我们随人群站到坑西南边上，可以清楚看到大坑里到处抛洒着的染红的衣物，旗帜和鞋帽等等，还有坑对面平地上几垛用军用帆布苫着的四方形的物体。而老爸一干人等则在远远的地方低头跪着直到傍晚才被放回家中。对于这一天的遭遇，老爸始终未曾说过一句。后来听老娘讲才明白帆布下
那一堆堆垛着的都是死人。至于我老爸也被弄去陪跪，则是因为该次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捍卫队成员张桂兰被八·一八的汽车轧死一事，而该张桂兰者正是我老爸单位的一位职工。

　　关于这个事件中双方几个主要责任者的结局大约如下：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1911——1992），最后职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杨植霖的对立面，王昭，1970年2月12日，惨死于青海西宁南滩监狱中，年仅53岁；
　　时任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批斗致残，秦城监狱十年，1978年按正师职予以安排。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时任省军区司令刘贤权（1914—1992，55年少将），最后职位：济南军区顾问；
　　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38年八路军），自1967被关后，一直未予解脱，下落不详。
　　时任省军区副司令张江霖，亦为赵之对立面(1917-1999，四方面军老红军)1978年按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88年7月被授予2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66年底，67年初是文革路线方向尚不明朗，党内政争最激烈的时候。叶帅，罗瑞卿等还在发挥作用。兰州军区内两派由暗至明，互斗日激。反映到青海，便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瀮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外来户省长王昭，这个罗瑞卿得力助手之间的明争暗斗；与之相应的是省内驻军刘贤全，张江霖等文革派与赵永夫，张小川等等保守派之间的强力冲突。其实质无非是因为各自后台背景和对中央文革路线判断不同导致的权力斗争。而斗争的首要自然是看谁掌握舆论主导权，争夺党报《青海日报》遂成了双方的当务之急。不果这些并不足以构成日后发生二·二三事件的全部成因。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至今尚不为世人知的内幕存在，但我想以青海当时的社会情况做些分析，或许也能从中找出些其它的原因。
　　青海自1949年9月被第一野战集团军一军解放后，党政军机构便主要由一军及相关地方人员，特别是陕北出身的干部主持构成（西北局以及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情况也大体类似），进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陕北派实权体系（80年代，随着最后一个该派大佬马某退居幕后渐而式微；现陕西省委书记赵某可算是出自该门的最后一个佼佼者。赵某80年代初任职省商业厅团委书记，我有个发小在其手下行走。商业厅厅长杨某系马某一脉红人，号称青海四大猛人。赵得意于杨，并终得意于马）。而青海这个地方，素为苦寒之地，建省历史短暂（始于1928年9月），解放前由回族军阀统治，民族关系复杂，文化落后，经济凋敝。解放后方方面面均靠内地支持，人材一途亦不例外。一方面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后期为止的支援大西北，包括变相的下放、支边等等使得内地人（北京、天津、江浙沪、四川、山东、河北乃至广东等）成了当地各行各业的中坚。尤其是省会西宁，完全成了移民城市，交流以普通话为主，本地居民及其方言被彻底边缘化；此种情况直到80年代后才逐步改变。这当然已属后话，可按下不提。
需要一提的是另一个方面，外来人口中的知识分子。我个人的观点，这些人尽管在那个时候处境大多不好，部分人文革中更是饱受摧残，但在文革初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积极参与且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且在文革初期颇为有力，充分发挥了笔杆子和军师的作用。反思历史，当以为借。
70年代及之前去青的知识分子可大略分为两大类型——只专不红的和又红又专的；前者大多有个共同特点，家庭成分高或本人有所谓历史或现行问题；后者多为来源于军队或地方部门经过大专院校培养的调干生。前者来青多非心甘情愿，对于只红不专的上司和同行们，这些人即小心翼翼又心有不屑。而后者虽有政治优势却因在当地没有根基，自觉得不到重用，也有怨气。
　　等到文革一起，天下大乱，因投机，因不满，因挟怨，一时间部分不甘寂寞者拉帮结派文攻武卫。譬如在青海话剧团，当年的名角张良（董存瑞扮演者）夫妇与李丁（如今的老名角）、陈士濂（作家，59年盲流青海，话剧团编剧，省作协副主席）等先大字报互骂到动手互殴；省干部招待所内待分配大学生两派武斗致一人死亡，一人自杀。省内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均成为文革之初的重灾区。再到大串联开始后，各派利用其各自在内地的人脉资源内引外联，招来首都红三司等外地派别直接插手当地（其时，有个身为首都红三司小头目的北师大学生武斗受伤送省人民医院，当时叫东方红医院，因伤重不治死在手术台上。红卫兵们认为是当值医生们加害，大闹医院。最终使主刀大夫齐某，麻醉师郭某被打成反革命入狱，74年后才出狱。那个学生被以烈士名义葬于西宁烈士陵园直至70年代末），并伴随当地兴起的工人和学生派别，造成青海，特别是西宁地区紧张形势急剧升温。
　　《青海日报》自于1966年6月发表了代表造反意识的6·3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后，挑起青海文革，成为混乱中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青海本地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社的权。此后这里便成为造反派8·18的圣地。而保守派于此心有不甘，最终互不相让导致血腥结果，罪成千古。

　　六、七十年代，地广人稀的青海，可谓是战略上重要，地位上尴尬。
　　战略者，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偏僻多山海拔高，难进难出易于隐藏，又是新疆和西藏的后院；所以拥有大量国防和军工保密单位（如二炮，二二一厂——核，海晏兵工厂——鱼雷，乐都52信箱——56式和69式火箭筒及弹，兰州军区陆、空驻军及青藏兵站部等等）。然而战略即重要却不能为青海人换来脸面上稍许的安慰。许是出于与国防考量同样的，基于地理特殊性的理由，可怜的青海又成了事实上的劳改劳教首选地（所谓中国的西伯利亚）之一，劳改农场及监狱遍布全境各州地市，著名者如哇玉香卡农场、塘格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和南滩监狱等；所关押人犯或劳教人员更是形形色色，有刑事犯、特务、战犯、神职人员、一贯道成员、土匪、反革命右派、犯罪军人等等，人数之众难以尽数。单单五十年代末全国各地被发配青海者就不下二十万（六十年代，上海市公安局甚至在西宁建立了“上海市西宁劳改支队”。文革后，再一次发配高潮，蒯大富、韩爱晶等著名造反派入住塘格木。八三年全国严打，到了七月以后，隔三岔五就会有一趟专列到达，从西宁至格尔木一站一站地卸犯人。长串的囚车成为当时一景）。
至于同时期的工业及基础建设，除去西部柴达木和省会西宁等少数地区外，可说是少有发展。以交通为例，在七十年代后期青藏铁路青格段通车以前，铁路仅通到海晏（青海湖及二二一厂驻地，距西宁二百公里）；除青藏线外，等级公路一般只存在于西宁到各地、州首府间；而除东部少数几县以外，其余各地的县、乡、村或只有简易砂石路，或根本不通公路。乡干部们去县里全靠骑马。我一朋友八四年被分配到玉树州杂多县查当乡（位于县境西部，距县府驻地萨呼腾 130公里，距省会西宁大约1000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人口0.1万，99％为藏族。面积0.9万平方公里。出产沙金、冬虫夏草）乡政府，想去趟县里骑马要走一天，且要冒着被狼果腹的危险。其艰难可想而知。
青海多少数民族，有藏、汉、蒙、回、土、撒拉、哈萨克（水土不服，通婚圈太小，八十年代迁回新疆）等。其中，藏族有平叛后的遗祸，回族有马步芳的余孽，兼有宗教问题隐患；相比较而言，此等情形我以为要比广西，宁夏情况复杂得多。但遗憾的是，青海虽有几个自治州、县，却因整体上不是自治区，得不到中央给予五个自治区的特殊优待。同时，军事国防与地方互不相干，地方上沾不到什么光。工业情况上面已提及，财政贡献十分有限。农业则规模亦小，加之生产方式又落后，粮食产出直到八十年代末还不能满足本省需求。这也是六零年大灾后，西北局刘澜涛点名向中央调王昭主政青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王昭务实有为在几年内控制了饥荒问题，也成为多年后青海人民仍然感念他的原因之一。
　　自然人文既如此，人口又少，发生点什么对全国大局也是无足轻重，故而中央政府对于青海抱的态度恐怕只能是“平日自保，需时小补，不求有成，但求无事”了。因而便有了以后青海人用以自嘲的“555”一说，即5个亿的财政补贴，5个亿的粮油补贴和5个亿的以工代赈补贴。
　　不过话说过来，其实青海迟迟不得发展且在文革初期混乱如斯，其关键还在于领导问题，在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事实上存在的派系间争斗。这样讲，或惹夸张之嫌，但绝非凭空而来，也不是我一家之言。我所述一方面来自于对建国后直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间主政青海的领导成员及其表现的追溯；另一方面则源自本人对父辈，特别是我父亲和其几个亲密战友们的经历以及个人日后亲历的点滴体会。说明一点，我父亲三七年年底离家赴山西，三八年元月参加八路军，从文化教员干起，同年七月入党，所在部队为120师358旅716团。五二年年底随一军七师入朝，任师后勤部政委，五八年自朝鲜回国后转业。当时放弃去天津的机会选择到青海省委组织部工作，主要原因一是想离家乡河北定州远点，二是考虑青海当时有不少出于同系统部队的上级和战友（因为青海是西野一军解放的），如来自一军的时任省委秘书长“黑眼镜叔叔”（山西太原人氏，文革前自杀，七七年平反。为其后人计请恕我沽隐其名），来自一军的时任某县委书记，七七年成为省委书记的赵海峰等；而我母亲则去了省人事厅工作。由于双方都在管人的部门，所以比较了解当地政情。
闲话短说。下面先列举几个台面上的大人物，他们是
　　省委书记：高峰（1954·10～1961·8），地方出身，在青期间开发柴达木有功。五八年反右时，大搞扩大化，曾将省长、副书记等等一干人打为右倾，弄得省委省政府大院鸡飞狗跳，得罪人一大堆后，被免职。
　　杨植霖（1962·1～1966·5），蒙古族，地方出身，解放初期在内蒙地位仅次于乌兰夫。在青情况平庸，与同期省长王昭有隙，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另外，当时其夫人刘秀梅任组织部副部长，因心胸狭隘，作风跋扈，招怨不少。
　　刘贤权（1966·10～1977·2），老红军，五五年少将，军事学院毕业，职业军人，曾任三十八军副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因支持军内造反派，受中央文革赏识主政青海。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任内最大贡献，以铁道兵司令职，修通青格段。其它政绩乏善可陈。
　　省长：袁任远（1958·7～1966·6），二六年党员，与邓有深交，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在青期间，与省委书记高峰不合，五八年反右时挨整，六零年遇大灾后措施不力，被上调中央。
　　王昭（1962·8～1967·7），青海人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省长，也是文革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位在任省长。曾任六十四军政委，公安部副部长。在青期间解决了农村危机。为人谦和有礼，常下基层，有口碑。
　　刘贤权（1967·8～1971·3革委会主任），见上。
　　张江霖(1971·3～1977·6革委会主任），刘贤全之搭档，军内造反派，与一班地方造反派颇投缘。老红军，大专学历。对王昭受迫害应付一定责任。文革后以师职待遇交地方安排。在青主政无任何建树。
　　这些人虽在台面上，但在人事布局上除杨植瀮有夫人相助能发挥较大作用外，其他几个或不为，或者根本就插不上手。文革期间不算，文革前后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是长期主持具体工作的陕北地方出身的干部们。这些人与当年主政西北大局的刘澜涛、习仲勋等关系密切。所以，即使是在如今的青海，当你发现许多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明明平时都讲普通话，但在某个场合会操一口陕西话时，别觉得奇怪，潜规则是也。八十年代之后，青海政坛渐变成为镀金之地，除赵乐际、宋秀岩等人外，多数都是过渡性的安排。

　　写一些青海的往事并非因为本人对那里情有独钟，也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所以会有些兴趣讨论还要从我父亲说起。对我而言，最真切的历史莫过于每个人及其家庭的“私史”。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一个个私人的小历史汇聚起来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大历史。而当我发现历史学家们总在有意无意地涂改着历史时，这些小小的“私史”就会起到警示自己的作用。
　　前文中曾提到过我有个“黑眼镜”叔叔在文革前自杀，原因是他被批右倾后想不开。尽管老战友们想方设法开导苦劝，他还是选择了跳河了断。其后他夫人带着四个孩子被发回太原老家，尝尽了人生悲凉。这件事对我父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起经历过无数的生与死之后，却会有这样一个结局，怎么想也是个不通。等到了66年初完成四清任务后回到省委组织部，我父亲接到西北局调令，没想到被L付部长以所谓四清中存在问题的莫须有楞卡着不放（她自己倒是不久就跟着她老公去了西北局，并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于是乎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他决定离开组织部去找个清静所在，全然不顾此刻已是风雨欲来的时侯。当时W部长曾反复地做我父亲的工作，见起不到任何效果只好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单位，要么先去省统计局当局长，要么只能去省医院当院长，你自己选”，那意思还是不要走，但我父亲二话没说去了省医院（那个引起文革两派冲突并导致后来二·二三事件的导火索，被车撞死的张桂兰就是省医院的职工）。本来从组织部外放，多半是先过渡一下后就安排高一级的职位，不过我父亲没这个意思，而且在后来的形势下也没了这个可能。他没想到自己给自己选了条死路，六年后死在那里。
　　文革一起，医院的书记L老红军借口养病躲了起来，一个副院长（原国民党上校军医官）成为历史反革命而销声匿迹，两个女副院长（一个是原政协主席的夫人S，一个是原某军工单位书记的夫人Z）挨了两天斗便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我父亲一人独当。那时候我每天看到的父亲或戴着纸糊的高帽站在桌上挨斗，或整夜不眠地写材料以备声讨，帮厨当护士，再被结合进革委会，与军宣队周旋，直到一病不起。不过我并不恨任何人，毕竟无论是老保还是造反派，医生或者司炉工在我父亲病重之时都表现出了真诚的关爱。即到我父亲去世时，全院绝大多数的职工自发前来追悼并一直送到了陵园。以后我姐姐在医院工作时更被全票保送去了辽宁大学使她能从此改变人生，并且也捎带着有了我的今天，我应当感谢他们。父亲走了，只留下一句话：“勿从军，莫从政”。所以我们放弃了参军入D，选择了与世无争，选择了来到海外，但那些历史我无法忘记。无法忘记孤零零躺在万水千山之外黄土堆里的父亲，也无法忘记被抬尸游行的平民张桂兰，死在手术台上的北京小将，被折磨死的高官王昭，卧轨自杀的赵永夫夫人（好像没有人提到过这档子事？赵被关押后不久，赵的夫人在西宁北郊铁路边一所民房的后边留下了一堆烟头后，与驶来的火车迎头相撞粉身碎骨），枪下屈死的冤鬼，发配到荒山僻野的大学生们，监狱里的革委会主任们。
　　如今文革已过去三十多年，不论当初那些人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其中，结果都是一个“痛”字，没有人是胜利者。过后不论你是乐极生悲，抑或是否极泰来，不是大彻大悟者是难以客观如实面对的。然而想要大彻大悟又何其难也。即使勇于自省如巴金老先生者，我也未能从他的《随想录》中读出更深刻的感悟来。也许中国人从来就缺乏客观的意愿和能力。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总是非黑即白，连一点点的中间地带都很难存在。或者是我们的文化太有魅力了，一壶茶一杯酒一句禅，所有的疑惑便在顷刻间被消解得无影无形。虽然我知道事实兴许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太多的“不可言”。于是在新右派那里，新中国的历史只有三十年；于是在新左派的那里，新中国的历史同样只有三十年。这很有趣，也很有特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人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创造。这听起来不符合逻辑，但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时下的当代史叙事除了一边倒的偏颇，恶意的歪曲，假惺惺的眼泪和荒谬的猜度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别的了。当历史被硬生生割断以后，我曾以为在人们的内心那断口会完整地自动地缝合起来。然而现实告诉我，我们曾亲身经历的历史对于紧随我们身后的一代代人竟不比两千年前的历史来得更为清晰和真切。不仅如此，即使是更近一点的历史也已被涂抹地失去了原有的色彩。这便由不得我不发出一声感慨，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存在？
　　不过感慨归感慨，冥顽不灵者如我之辈不如先去看看教授级师奶如何忘情于“唯女子与小人不可教也”，然后洗洗睡吧。可惜又睡不着。打酱油的，俯卧撑的，再大的被子也捂不住存心不害臊的妖精打架不是？但还是要祝您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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