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 红色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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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元宵夜

作者：孙正荃（摘自《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第28章）


    我至今保存着一张1967年2月23日拍的照片，那天恰好是农历正月十五，青海高原上最冷的日子，从中午起便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照片上的我跪在青海日报社印刷厂院子里的沙石地上，五花大绑，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四周是扛着枪的“人民解放军”，可他们一个个都毫无精气，有的棉帽上的护耳耷拉着，有的手里的枪还在肩上斜挂着……他们在跪成一片的“反革命分子”中来回穿梭，看得不顺眼了，就打上一记或踢上一脚，我现在常常备受折磨的五节腰椎全部变形的毛病，就是“子弟兵”留给我的礼物。记得先是自己不肯低头，挨了一脚，还算是“脚下留情”，后来又因为我跪得太久了，便想让自己的屁股在脚后跟上稍事休息，也能籍此舒展一下筋骨，又想看看在同院住的妻子是不是也被抓了过来。这下好了，只听后面一声“跪好！”几乎就在同时，先是头上挨了一枪托，继之腰间又受了猛一脚，北方部队冬天穿的是那种所谓“大头皮鞋”，这一脚功夫如何，可想而知，只记得那时疼得我哇哇直叫，而脑袋上也开始有冷冷的湿湿的东西慢慢地流下来（时至今日，我头盖骨顶部还有二三公分的一块凹瘪，算是文革留给我的永久纪念）。

    怎么会有这么一张照片的？原来这是他们为“青海反革命罪行展览”作的准备。当然拍了许多许多，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展览会八字还没一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便宣布青海省军区是“反革命政变”。真叫眼睛一刹，老鸡婆变鸭，“革命”与“反革命”顷刻颠了个倒。我在前面对这次血腥镇压已有所涉及，这里再留下些我亲历的若干细节，这些民间记忆可能比正史更可靠更人性化因而更不可摧毁。

     青海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初，就如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开始进入你死我活的“夺权”阶段。由于青海的运动是从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的一篇社论开始的，所以各派都特别关注报社运动的进展情况。这年一月，上海文汇报首先夺权成功，毛主席特别批示高度评价“一月风暴”，青海日报立即效仿，在一月底还是二月初也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青海的党、政、军领导纷纷用各种形式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表示了反对；到2月3日，青海军方联络总后驻青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明确支持与“8.18”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并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于是，从二月十四日起，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大约上万“革命群众”（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司令部）便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人海战，他们在报社印刷厂四周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吃在斯睡在斯，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和印刷厂工人拿出家里的米面煤砖给守卫人员做饭烤火…….那些赤忱而善良的人们在瑟瑟寒风中，含着热泪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就这样连续坚持了九天九夜，气氛昂扬又悲壮。

    在报社外面，是从草原调来的部队，一辆辆汽车、装甲车把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他们南面占领了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晒台，西面则在民房屋顶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河一座木桥上，更是布满了军车，上面是荷枪实弹的年轻士兵（他们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这个严峻的形势是谁也见到的，可大多数人都相信那多般是“吓唬吓唬”，不少工人、学生甚至一次次靠近军车、装甲车，企图向穿着绿色军大衣的士兵解释和说明，以求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都说，哪能真的朝我们开枪？我们在学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他们没看见没听见？世上有这样的反革命？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势下，上万善良又忠诚的普通百姓，照样饿了啃个馍冷了烤烤火，一面哭着一面唱着，一面呼唤着遥远的那位神灵。他们太相信共产党了，太相信人民政府了，也太相信人民军队了……其意也真其情也悲！

    就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口号响彻夜空的时候，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血腥方案已经在青海省军区、总后205部队以及青海省党政首长的严密部署下完成：“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彻底镇压反革命动乱”。四十年过去了，再来讨论文革中两派群众孰左孰右谁是谁非已经毫无意义。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只是封建皇权的一场回光返照而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以死亡的绝对人数而言，青海自然不是最多的，但肯定是最惨的：1967年2月23日上午11点钟左右，仅仅十分钟，从三个制高点上密集射出的机枪子弹和冲进印刷厂士兵冲锋枪扫射的子弹便使五百多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后来，我的一位好友这样给我叙述第二天一早在“胜利者”看押下“参观现场”所见到的惨烈场景：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守卫者以煤砖烤火取暖）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据说，全西宁几乎所有被“宽大”为“受蒙蔽”的人，都被组织到现场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想想吧，这是何等恐怖的“教育”，又是何等灭绝人性的“教育”呀！

    我是1963年因犯“严重政治错误”（指1962年秋同右派分子结婚，见下一节），而从省委家属院（编辑部）被赶到印刷厂来住的。由于围困的部队前两天已经断绝了所有人员进出的自由，我们只能在方圆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活动，当然也只能在机器旁写稿发稿，家不在此地的编辑记者吃住也都挤在一起。这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下……这时，老陈说，别站在窗口（此举实在高明，有人就是站在窗前被飞来的子弹打死的），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那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上已是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老李），左前方是一位妇女，好象是报社印刷厂的一位女工，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边是编辑部的冯显国和王水；照片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座三层楼房，身后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出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稍稍地抬着，我正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久好久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那是另一位“人民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冲锋枪管留给我的“教训”。是的，完全不应该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明真相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傍晚开始，雪越来越大了。大约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每个人都被捆绑着，有的“骨干分子”还在喉咙处勒了一道，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依稀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仅有四五百米距离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无下文。

    那夜，正月十五，却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竟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饭睡觉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许是一天没吃没喝，或许是又惊又累，也或许是“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支撑，倒也睡得比较安稳，早上看到满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更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过呵。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么办？于是屋子里喊声一片。一个肩上背着枪的走过来：“不要乱叫，有事要‘报告’。”

    “报告！”“报告尿尿！”“报告班长尿尿！”“报告政府大便！”煞是热闹。
    “一个个来。”
    “不行呵，我都憋不住了。”“我们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来就带了不少新闻，有个家伙特别夸张地说：“满了，全满了，少说也得有上千。”有人马上补充：“我来过的，这里是新生皮毛厂，隔壁是印刷厂、服装厂，全是劳改厂子。”马上又有人接上话茬：“那这回抓了有多少呵？”“我看（保卫）报社的肯定一个都逃不过，家（指单位）里的头头脑脑还能放过？不也得抓一点？”“抓得越多才好哩！”“咱们算运道，死了的，不晓得有多少呵！”于是，七嘴八舌的热闹迅即变为一片死寂。

    或许是白天“报告”的实在太多，夜里就抬进来一个大木桶，原来就是厕所里的尿桶，那个臭呵没法说，尤其是跟前的几个真是得熏死。可是任凭大家怎么“抗议”，就是没人理睬。寒冷、紧张、休息不好，饮食失调…….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体不适，有的感冒，有的还发烧，我的喉咙也干得难受。在起起落落的一片“报告”声中，终于同意有病的可以“报告”出来看病。我随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没想到排队的人已经绵延曲折到了我们屋子门前。不过都特别开心，至少外面的空气要好一点。虽然不准说话，却都在寻寻觅觅，有时也能碰巧四目相对，那时就会做出一种动作或者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会心的一笑。终于轮到了我。我艰难地对医生说：“我-不能-说-话。”谁知他竟大声回答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说，滚！”我只好向后转。回到屋子里，我看到睡在我旁边的老编辑刘醒华，五十多岁了，由于昨天铐子太紧时间太长，现在十个手指发青发紫，手腕上那条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轻轻地在揉搓，我为他“报告”来一杯开水，让他用热毛巾敷敷；我建议他出去看看医生，他说没用；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因为凌晨来了“最高指示”，换稿子，时间拖长了，还没来得及回家，在车间里就给带走了。

    又过了一天，突然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一个看上去是个不小的干部首先训话（后来知道是省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此人长得酷似猫头鹰，此后大家私下就叫他“猫头鹰”，这是取重庆“渣滓洞”里的称谓），他抖了抖那件披着的高级毛料大衣，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一通“回头是岸”的陈词滥调，接着便有一个“政府”的干部宣读一封“反革命家属”来信，这信是我们报社一个记者的母亲写来的。“政府”的人刚读了一个开头，猫头鹰就说，谁叫周**？现在由你来向大家宣读。这个家伙先还读得象个样子，越读越没腔调了，后来竟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后干脆放下信大喊起来：“妈妈呀，我对不起您呀，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彻底揭发反革命罪行，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最后，猫头鹰又谆谆教诲了一番，要大家“认清形势，丢掉幻想”，并且警告说，死不悔改，死路一条。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他态度和霭地慢慢地说：现在，谁愿意，站出来，表示，决心，同反革命，决裂，的，可以，出列。等了一会，才有一个老头站了出去，猫头鹰带头鼓了两下掌，没想到这个老头开口就说：政府呀，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呀，他们抓错人了啊…….当然只好立即宣布散会。回到屋子里，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对那个周某嗤之以鼻，还说，那不明摆着是在演戏嘛（平反后，他不好意思在报社呆下去而换了个单位）。我记忆里，好像没见有人去“交代”“揭发”的，即使偶尔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东西，凑过去一瞄，原来是“政府”让他在登记单位里“造反派”的名单，这早不是什么“秘密”。（后来才知道，由于逮捕的人太多，一时混乱不堪，他们需要逐步“清理”）。

    记忆里只吃过一次肉，那是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每人在排队领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处领取一块肥肉。我从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党的生日、国庆之类盛大节日时供应几两猪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没有一丝肥的。这回我把这块肥肉给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马大，每天两个窝窝头让他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常常省下那么一小块，说我吃不了，给他，他总要推辞再三，这次更不肯受，说，难得的，吃吧。我说，我从来不吃肥肉。他说，现在不一样，吃了吧。我坚持，他又在我碗里把上面那一点点瘦的夹了下来，嘴里还在说，实在不该，不该呵。

    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属于你的那几十公分宽的地方，根本无法舒展筋骨；这屋子原本是劳改犯的宿舍，上下铺，对面对，也就是装三十来号人吧，现在象沙丁鱼罐头似的挤了超过一倍的人，就别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动一下身子，里面的人要出来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这常常让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描写的场景，记得那是在一个饿着肚子的冬夜，我和早我半年被发配到青海来的同学文秉勋（我两次坐牢，他都被株连，单位上对他反复批判，逼着“交代”并“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弄得他寝食不安，差点也被投进大狱），围着火炉促膝畅谈，入夜，他又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炉盖边上是晚饭节省下来的两个馍（两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干的馍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黄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吃一层，分几次一点一点吃光的。三十年后，他为我一本书写的序中回忆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

    “于是，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且把漫天风雪关在窗外，两人围炉而坐，我一边译，他一边看，待到译完，几乎已是一个通宵，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而现在，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鱼肉就是连那些“黑鬼” 都不如的地狱里任大小阎王鞭笞的小鬼！

     前面已经写到，我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获得平反，此后，我作为省报资深记者，深入许多地方，包括部队领导层，对这个血腥的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彻底弄清了真相。我把那些珍贵的资料装订为《文化大革命资料（第19集）》（共四十集，2000年我全部无偿赠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其中有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以及林彪等人的讲话，特别在事件发生后，部队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为了欺上瞒下，在一次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罪证）。非常遗憾的是，这本资料从我第二次坐牢被释放后归还的资料中竟然不翼而飞了，那些无耻之徒甚至不敢说被他们“没收”（当时有文件规定，文革资料必须“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没见到过”。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一些重要的细节记述如下（当然，在国家、军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档案馆里，肯定可以找到我丢失的这些资料的原件或复制件，所以我相信我这里记述的准确性一定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关于“第一枪”和“死了三个解放军”。
    那场大屠杀不仅使善良的百姓无比震惊，死伤500多人空前的惨烈也使制造大屠杀的刽子手们惊慌失措。他们散布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守卫报社的“反革命”首先开枪打死了解放军。确实，是死了三个解放军。问题在于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到来的由中央最高领导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是军事专家组经过调查，毫不费力地就做出结论：完全是部队自己的误伤。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报社，制高点上的机枪还在发威，死三个就算幸运。且不说里面是普通群众，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军事指挥上也是重大错误。

第二，关于“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
    既然是“反革命”开了“第一枪”，当然就得“寻枪”。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种会议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的讲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紧找到枪！报社那块地方自然是象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两遍三遍，家家户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住的那间12平米的平房连天花板也撬开了），可是没有；各个有“反革命”的单位也都反反复复地清查过了，有的甚至已经掘地三尺，但都令他们失望。与此同时，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已经“一麻袋一麻袋”（北京的造反派，包括前面提及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在中央文革看到了这些材料，他们还把当时逃到北京的青海“反革命”，其中包括报社的陈逸、刘守和等藏在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但是光有“材料”没用，关键是要枪。我看到的文件里有一个文件是总后205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的讲话，他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对那些至今没找到枪支的“蠢货”们说（以下系原话）：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与会者立即醒悟，当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枪支送到规定的地方。接着全省举行了空前的大游行，而那些“反革命罪证”自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中央调查组一眼就认定，这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第三，关于“反革命烧死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制造的又一个弥天大谎。他们拿出了照片，有些善良的人便信以为真了。其实很简单，那是地上一处处的煤火堆，是守卫报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当部队冲进去的时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弹倒下，自然极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细节的。即以常理想想，一条烧焦了的腿，或者一只胳膊，能证明这些人是因为反抗而惨遭“自己人”“火刑”的吗？那堆没有“火”的煤火堆能“烧死”人？还有，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已经身中数弹（调查组验尸所见），这该如何解释呢？当然，照片上是怎么也看不出枪眼来的，再说了，在一片红色恐怖中，谁敢表示哪怕是一顶点儿的怀疑呢？据说，在他们准备的终于没来得及展出的“青海818反革命罪行展览”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反革命丧尽天良，他们是一批比魔鬼还要残忍的家伙。他们把已经看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企图逃出报社的人，活活烧死。这是现场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张跪着的照片会写上怎样的“说明”，可惜，我没看到。

第四， 关于总后勤部205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及其赴京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要专门记下这个陈某人，实在是因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最为精彩的是他，头脑最为清醒的还是他。前面说到的“捞稻草”那番话可以作为“精彩”证明，但千万别把他看成了一个小丑，不，他怎么说也是个“军级”，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特别是中央要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205部队主任张晓川和他进京汇报时，我相信，他的那颗灵魂肯定颤栗甚至完全撕裂了。他为“赵副司令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汇报讲话”，不用说是如何成功地镇压反革命之类，且总结了若干条“体会和经验”，然而，据后来张晓川的“交代”（此人由于交代彻底，后来判的刑期最轻，记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问陈某，此去京城如何？陈某答曰：“凶多吉少”。一行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会是“林副主席”主持的，据说他们刚刚“介绍”完“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没等走下台，就被上来的警卫“带走”了，十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便发布《决定》，为青海“2.23事件”彻底平反。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派来的代表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十天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点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要保证还关押在监狱里的上万革命群众的安全呵。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了，可青海还有他们的人在，特别是还牵扯到部队，如果透露一点点消息，就不得了呵，可能狗急跳墙大屠杀呵…..我们听了都感动之极，有的还热泪盈眶呢。

    记得平反不久，我就写出了关于2.23事件的长篇通讯：《血与火的报告》。40年后，终于看到了京西宾馆那场大戏的完全记录，之后，又得知了事件决策者的先是受难接着受奖的悲喜剧：历史将如何评定这一切呢……

    今夜月色清朗，那天可是飘着雪花，没有月色的夜躲藏在雾蔼中淹没在血色中消失在哭泣中。都说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头了，不久前巧遇其中一位70多岁的老工人，经历了那场大屠杀之后侥幸活下来的他，非常沉静非常舒缓地对我说，中国老百姓的命其实并不宝贵，非常脆弱，非常非常不值钱，非常非常没有价值。我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想到了1967年那个风雪的日子，那个红色的元宵之夜。他每年到那些“烈士”的墓地烧把纸，他说，不是为他们，是为自己……我不由想起《茶馆》里那些给自己烧纸钱的爷们。是的，那个正月十五的枪声是一种抹不去的震撼，一想起它，心灵深处就会有一种难以抚平的颤栗。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走到了今天，那些偏执与狭隘的肉食者们尽管允许（这可是一种恩惠）对过去了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尽情地诅咒，也允许（这也是开明的一种表现）老百姓把十年中某些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一些故事化成茶余饭后的笑料去传播，然而至今依然不准人们去作理性的思考和研究，一句“宜粗不宜细”使多少血泪在轻描淡写中化成了七彩云烟。于是，原本善于和乐于忘记过去的这个民族，在一片喜鹊叫声中，在半个世纪里，它在这方面的特色、特长、特点、特征便长足地发展起来，慢慢地，人们只记得了当局希望和允准记得的东西，而将一切不希望、不愿意、不应该、不批准记得的东西统统禁锢起来，让它渐渐地从记忆里、书本里，从一切可以回想起来的角角落落打扫干净，即使恩准可以回忆的那块世袭领地，也必须让它快乐化、嬉戏化、粗鄙化，甚至下流化。一场尸骨成堆、流血漂撸的空前灾难真的变成了轻歌曼舞的滑稽戏！

    至少，他们取得了某些成功，且看今日那些活泼可爱的大学生们，还有几人知道“文革”呢？即使听说，也已经妖魔化粗鄙化，什么选妃子啦、飞机爆炸啦、红海洋啦……但愿是杞人忧天，我真担心，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我们是不是要远渡重洋到人家的什么“图书馆”“博物馆”寻找文革资料研究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人类暴行呢？

    然而，我毫不怀疑，历史终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尾声：44年后，2011年7月6日，我把文章中提到的那张照片上传到新浪微博。现在把“老年之友”的微博和照片附录于此，也算是自己对那段历史的一个交待。

    青海省会西宁，196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发生一桩血案。几分钟时间，倒下数百人（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更无死者名姓）。青海日报职工一半被捕入狱。这是被捆绑后跪在操场上的场景。左起第三人即为老年之友，右下方女子为报社印刷厂工人：怀抱孩子者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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