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文革二三事（原创三）

铁背山

（三）小努克来访

七十年代时，流亡在中国的西哈努克曾经访问过抚顺，据当时新华社报导：

“新华社抚顺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今天到抚顺参观访问，受到十万工人和群众的热烈夹道欢迎。今天，抚顺市和整个矿区红旗招展，全市人民沉浸在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欢乐气氛中。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乘车来到西露天煤矿时，抚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峰光在这里热烈欢迎，并向贵宾们介绍了抚顺煤矿发展的情况。随后，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观看了露天采煤的生产情况。在同西露天煤矿工人告别后，贵宾们驱车来到市区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市区主要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欢迎群众举着红旗，手持花束和彩带，排列在街道两旁。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敞篷汽车通过欢迎群众队伍时，人群一片欢腾，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西哈努克亲王，老抚顺人都戏谑他为“小努克”。按说，平时来抚顺的亚非拉外宾也不少，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被抚顺人这样关注过，因为平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外宾来访，只是从车队上判断：哇！这又是哪个非洲国家的“黑驴鸡巴总统”来访问了。抚顺人之所以对西哈努克有格外印象，是因为他整整折腾了抚顺人两个多月，要不新华社怎么会报导说“十万工人和群众热烈夹道欢迎”呢？这“热烈夹道欢迎”其实是指西露天矿和铝厂而言，因为外宾来抚顺访问，主要就是参观这两个地方，西露天矿世界有名，场面壮观，铝厂则是现代化生产程度高，可以代表中国的工业水平。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中央首长经常到这两个企业视察，工人已经被训练有素“见过世面”，政治觉悟高，能保证外宾安全，不会出外交礼仪方面的麻烦。但是除了这两个企业之外的“十万工人和群众”，当局就没有把握了，这可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事，周总理不是经常说“外交无小事”吗？所以说，当年抚顺人“热烈夹道欢迎”西哈努克，完全是个巨大的面子工程。

这个面子工程，首先是在水库的一处临水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大型别墅，不分昼夜的抢工了两个月，这座小楼最后成了一笔三角债，当年受市革委会之命承建这座别墅的建筑公司,可能直到破产那天也没收到这笔工程款。其次，是那些在街上走动的情侣，领着小孩子的工人夫妇，路边打球游戏的中学生，本来都是便衣警察和学生干部们假扮的，甚至手上拎着的水果啦缶头啦点心啦，也都是从商店借用的样品，那些准备接受外宾访问的“家庭”，也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劳动模范，党团员和幼儿园中挑选的乖孩子拼凑起来的。为了防止万一，他们的胸前还都挂着“工作人员”的小标签。至于一旦“小努克”来了兴趣，真的想访问一个工人家庭，那也是有充分准备的，和排戏排电影一样，这样的“家庭”早就进入角色建立了“亲情”，借来的小孩子，一定会亲切的称呼借来的叔叔阿姨为爸爸妈妈。而且，观光线沿途，凡有碍观瞻的，丢面子的建筑物包括平房民居，都用蓆子围起来，写上“施工重地”。总之，一切都是假的，全是演戏。特别是在“小努克”来到那天，上级要求学校不放学，工厂不收工，交通停顿，商店关门，要保持一种静止的稳定。观光沿线的中小学校，欺骗学生说是组织欢迎不得缺席，却把学生们囚禁在教室里整整一天，午饭由政府提供一个面包几片香肠，那时还没有瓶装矿泉水，凉水还是随便喝的。而观光沿线的居民则被要求不得出门，自己囚禁自己整整一天。   

一个国家，能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这种境地，能在极短时间内调集人力物力，全仗它有个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已经不是公民了，更不是所谓的国家主人，他们都是实际上的奴隶。而奴隶之间也有等级压迫，就象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也要有“大角”（音甲，牢头）。什么是“大角”？盖房子砌砖，墙的四角要由技术高超的瓦匠来完成，这个“把大角”的通常是领班。在监狱牢记里，能睡在墙角的，也基本是犯人头头或老犯。那么在城市居民中，这个“大角”，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群众专政”，三五反镇反，反右，文革，严打，清理精神污染，反邪教，什么综合治理啦，向阳院啦等等，街道居委会都是首当其冲功莫大焉。今天，小脚侦缉队们虽然大多已经做古了，但仍然后继有人，现在叫社区干部了，充当的还是小脚侦缉队这个角色，小脚侦缉队充当了专制社会践踏人权的打手，她们有对居民进行监视和报告公安的权力，当公安非法闯入私宅，侵犯公民隐私时，都是由她们带路和叫门的。她们觉得是党和政府在重用自己，积极卖力的在专制下充当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就象她们当了多大官似的。

遍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小脚侦缉队，在首长或外宾来访时，都要接受这样的政治任务，即负责监视那些有“阶级敌人”（特务嫌疑）的邻居，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国民党军人的遗孀按例都是“反属”，甚至有海外亲属的家庭，都是专政对象，每当政治运动或非常时期，都要严密监视。不过，尽管经过多次下放清洗，这样的“阶级敌人”在大城市中可能还会有千千万万，总不能全关起来吧？但是“群众专政就是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都要向居委会报道，街道干部们会表情严肃地向她们交待一番党的政策，同时警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所以每逢欢迎贵宾来访演习时，“阶级敌人”都要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作若干小时的囚犯。而这次“小努克”来访，不是反锁了，是正锁，由小脚侦缉队负责把“阶级敌人”的房门外都上了锁。尽管这么控制人民，还是不放心，在外宾来访前，照例是安全大检查，特别是铁路，要分段扫雷，甚至欢迎人群手里气球充的都是惰性气体。在那些日子里，每个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都把“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那时还不叫爱国呢，说爱国就显得阶级觉悟低了，应该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反正在安全上是滴水不漏，绝对没可能出现刺客，更不可能出现有辱党的形象和国家面子的事情。

为什么抚顺对“小努克”来访这样下大成本呢？因为在此之前出了这么个大事：

以往外宾来辽宁，按例要走三个城市：大连，沈阳，抚顺，这三个城市分别代表辽宁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个面貌。当时大连够星级的下榻之处是东方红饭店，事情就出在这个东方红饭店上。东方红饭店楼下有个车库，停放着专门为西哈努克来访配备的红旗轿车。这天，可能是“小努克”出行用车，红旗轿子刚刚开出库门，就从上空落下一物，叭喳一声，前风档玻璃立时就被砸个稀碎，幸亏车内只有个司机没有外宾，不然就是一埸震惊中外的国际事件了。这个飞来之物是什么呢？是一只直径十寸的大菜盘子，从东方红饭店四十多米的高空落下，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其冲击力会有多大可想而知。这还了得？立即，大连公安局，军分区全都倾巢出动了，把东方红饭店围个水泄不通，戒严，大搜捕。搜捕的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住在这饭店顶层的房客顺手扔下来的！其实这只大菜盘子，本来不是在房间里，也不知是哪个房客吃过了丢弃在楼梯拐弯处窗台上的，还不是一只，是一叠，服务员也没收拾。这位老哥和同事出外学习归来，大概是爬楼梯爬的不耐烦（电梯不对普通客人开放），爬到这层时，看到了这叠菜盘子，就顺手扔出窗外一只，高空飞物，虽然在中国可能也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这次他可是闯了大祸，砸什么也不能砸到红旗轿子吧？红旗轿子是啥人坐的？  

这位老哥是何方神圣呢？是奉抚顺市革委会之命，来学习大连“革命大批判”先进经验的抚顺各界代表之一，一行十几个人。啥叫“革命大批判”？说起来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就是各企事业单位里为斗批改而设立的机构，叫革命大批判组，相当于一个部门科室，是专门搞“大批判专栏”的一些人，其中有编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配合形势需要及时宣传，著名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等，都属于这类喉舌班子，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五毛”。这十几个人立即全被抓起来隔离审查，惹事的几个，被一面测谎，一面反复表演扔菜盘子的动作，排成了电影（当时还没有录像设备）回放，由中央派来的刑侦专家分析他们供词的真实性，一面组织人员外调这几位大仙祖宗三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折腾了半个多月，经过仪器测谎，电影回放和内查外调，刑侦专家们最后肯定了他们的供词是真实的，扔菜盘子不是蓄意破坏，结论是不属于反革命事件，也不属于反革命集团。这事儿，他们算是“捡着了”，一是没赶上点儿，没发生在文革后的清队时期；二是这几位的祖宗三代都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三是惊动了上锋，搞了科学侦讯，谁也不敢胡乱判案。不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要他们承认什么，那就是什么，狗熊也要招供自己是兔子，打成反革命集团枪毙几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而且和抚顺人有关，所以抚顺对迎接“小努克”的筹备，格外的不敢掉以轻心。  

“小努克”终于来了，他路过时，并没有象新闻电影里那样的可爱亲切，似乎很疲倦，与他的莫尼克夫人偎依在车中，半睡的样子，而且车队是飞快地驶过的。亲王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假装笑逐颜开的，向他频频招手欢迎的人，他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欢迎者们其实都是假扮的。那些居住在观光线上，外窗沿街的居民因为被严厉禁止出门，只好都象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向外张望，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小努克”和他的法国太太，还有那个害了帕金森病，整天摇头不止的宾努亲王，因为他们天天上电视报纸，大家都熟悉，这次能亲眼目睹也是人生幸事。至于徐向前是哪位大仙，天高皇帝远倒没人关心，人们关注的还有陪同访问的陈锡联，不是喜欢他而是恨他，全国的城镇市民都是每月只供应半斤食油，这个陈锡联因为夸下海口“辽宁粮食不过关我死不瞑目”，他不是从发展生产上下功夫，而是让辽宁人民勒脖子扎裤腰带，硬是把辽宁人的配给份额尅扣了二两，所以落下个“陈三两”的绰号，谁都巴不得唾他一口。再说，本来市民们也不知道是谁陪同，即使看到了也不认识。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车窗的窗帘。为了迎接努克亲王的到来，为了看一眼飞驰而过的汽车窗帘，抚顺人劳民伤财的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月！每次都是“努克来了！”结果是没来，演习。“十万工人群众”不知误了多少工，停了多少课，手里拎的从商店借用的新鲜大鲤鱼不知烂了多少条，鲜肉臭了不知多少斤。两个多月里，这个城市的上空，每天都回荡着那首亲王谱写的歌曲：啊！亲爱地，中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