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革史随笔
血的神话
……我正在看关于道县大屠杀的一本（07年）新书：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这本五十万字的书，是由这名官方记者，八十年代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在1300人工作组的调查基础上，自己在做了大量的采访，前后花了20年的时间写成（可谓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可谓“空前绝后”！边看边有一些想法，想找人聊聊，便想到你也是大兴县屠杀的调查者，于是。。。。。。
现在我先把这本书发给你，很长，需要一些时间等您读完了，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我也是广州大屠杀的调查者——我突然想到“广州大屠杀”这个名称，以前一直是称广州“吊劳改犯事件”，其实想深一层，文革期间，全国有哪一城市一夜之间活活打死两百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老百姓？还是最文明开化的南方大城市！我总在琢磨这事，并且担心不久的将来中国这段历史还会重演。如果我和您，还有谭合成（不知道何蜀先生有没有可能代联系上他？）我们三个人，三位调查者，就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一次对话，我觉得一定很有意义，也算是“比较文革史”吧。您的意见？
附件三份：
谭合成《血的神话》
阿陀《追踪遇罗克之死》
阿陀《文革“广州大屠杀”》
（录自12/03/2011 给罗文的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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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每天抽空读一点，谭书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档案!
多少年来，对文革暴力的谴责，好像受害者都主要集中在文化人，教师和干部，其实从人数、惨烈度、地域范围和被迫害的时间长度等，农村的地、富、反及其家属才是最大的冤主，也是无声的弱势群体。文革后“落实政策”和“脱帽”已经是皇恩浩荡，历届执政者从来没有公开表示一点歉意，更不要说反思、忏悔和“国赔”（补偿的那点钱和民主社会的“国赔”性质不同，那是国家犯了错误，对国家的重罚，对含冤者的加倍补偿）。令人扼腕！
我也想到广西、道县、大兴县和广州的大屠杀，当然可以说是文革中的浩劫，但账不能都算在毛身上，甚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具体的这笔账，主要还是算在刘周的那条线上。原因很简单，就是看当时这样做谁得利。66、67年毛的重点是整“走资派”，是“矛头向上”。（开始不反对打死老虎，甚致纵容鼓励，如卞仲耘之死、破四旧、大兴县屠杀，只是点火烧荒的策略运用）。相反，作为毛文革目标的当权派，以及维护他们的基层势力，自始至终都本能地去“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向下。大屠杀其实就是党内主流认知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表现。贯穿十年文革，从开始的“斗牛鬼蛇神”，到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可以说都是周（邓）主导的转移目标战役。地富反才是文革最大的牺牲品，他们也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彻底剥夺人权最悲惨的贱民。
还有文革暴力，道县发生的，只是“土改”暴力的翻版，而文革和土改，又几乎都源自于那本教科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唱红，也包括文革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电视上那军旅作者还很自豪，播放时还有潘冬子牵戴高帽的地主游斗的镜头）。文革后的中国，从没有真正面对过文革暴力——不仅仅是派性暴力，群众暴力，根本是XXX暴力。现在左右中国的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无论历史观还是世界观，都对暴力缺乏认识，几乎没有免疫力。随着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矛盾激化，不断加强暴力管治从而激起更多以暴制暴的反抗，将会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恶性循环。
（录自12/04/2011给何蜀的电邮）
何蜀复：
我觉得不宜把毛与刘周截然分开。毛决不会因强调打击走资派而放弃他一贯的阶级斗争思维，正如你所说，那些做法都源于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打击底层“阶级敌人”这方面，他是从不会改变方向的。文革中六七年春的镇反实际上就是他搞起来的，后来发现对他的文革部署有妨碍，又翻脸把责任转嫁给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各地开始镇反都是在“二月逆流”已经被否定之后。清队也是他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好了的。
12/0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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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不能截然分开，本来就是一体，且毛始终掌控。只是个怎么表述的问题。毛是两个拳头，但刘、周、邓不是，后者自始至终都针对传统敌人。
总学委 = 中央文革
延安整风，42年，毛已掌控，仍绕开政治局，设“总学委”。
整风开始，大量的自传、履历、交代、揭发。。。。。。各单位“分学委”不但接应不暇，而且也没有能力进行跨越调查，很自然需要求救于“中央社会调查部”帮忙。康生完全听命于毛。结果，毛越过组织程序，以总学委公开名义，实质通过康生中调部控制运动。
66年以通过中央名义设立的“中央文革”，最终取代政治局，直接领导运动，乃至国家，是刘邓始料不及，也是历史重演。
12/13/2011 芝加哥
丁玲、王实味——正反样板
知识分子向往延安，原因：1、三十年代（中国二十年代末）世界范围的左倾思潮影响。史称“红色三十年代”；2、抗日救亡及对乌托邦的向往。
特点：自古“文以载道”传统，加上五四以来的自由风气和批判精神,中国文人的窝里斗习气。爱指手画脚，吵吵嚷嚷，既和土八路格格不入，自己也搞山头宗派。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主义”，对党和领袖还未形成随时可以附和指鹿为马的忠诚和畏惧。
王《野百合花》和丁《三八节有感》共同点都是“暴露黑暗”，而随后因二人而触发的延安整风中毛的《讲话》主旨就是“歌颂光明”，把知识分子打造成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把王往死里整，是因为他思想上走得更远，对斯大林尚且敢私下批判，对延安制度更有种种指责。性格太倨傲，不合作。要杀鸡儆猴。（其实王也已部分屈服，配合上级向记者扮演“平安无事，心诚悦服”的角色。但事后又郁闷痛苦。）
转移路上枪毙王，毛闻后大怒：还我一个王实味！未必毛真的不想杀，也可能是演戏。事实上历数毛的政敌、宿敌，有那一个是毛明说要杀之的？结果死无数，苟生者，生不如死。
有意思的是，《野》是42年3月在解放日报由丁玲签发，她自己又有《三》文，应是罪加一等。4月毛亲自主持对二人的批判会。5月《讲话》（成文迟近两年）。6月丁玲反戈一击，得以“脱出”。48年6月，在胡乔木“指导”下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肯定写得好，9月赶印，11月带到苏联，52年得“斯大林文学奖”。
《讲话》得到“实证”，又有洋“背书”，从此力透纸背。丁玲得到的回报：解放后一度高官厚禄，接着是划为右派12年的北大荒劳改，文革5年冤狱。
大棒加胡萝卜交替运用下制造出来的王实味和丁玲两个样板，框定了后来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包括我父母。
12/15/2011 凤凰城机场
两篇文章改变中国
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土改及其后毛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程度不一，范围不同的群众运动，但运动中无论是无法无天的暴力和流氓行为，还是有组织有名义有政策约束的专政暴力，都可以在《报告》找到合法依据。解放后的电影、文学书和课本，都充斥戴高帽、抄家、批斗和抢毙，文革一开始，几乎就是新一代中学生的全面模仿和实践。
67年8月道县大屠杀，并没有来自中央、省、市的任何具体指示，完全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左倾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但蓝本就是土改，就是毛《报告》，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给予的“合法性”。
O6年文革座谈会，吴迪说文革带有鲜明的毛特色，没有毛就不可能重演文革。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复制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吴说没错。但五年过去了，今日中国“复辟”文革的土壤还在，气候更适合了：1、对贫富分化的反感和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2、通过暴力改变社会的正当性延续。
“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现在并非危言耸听了，尽管可能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出现。
《讲话》是套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此被彻底剥夺。社会上层的智者全成了俯首帖耳的太监奴仆。全国一个声音，像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大疯狂这样明显灾难，也几乎无人敢说一句不是。（文革的异端思想份子极少学者，基本都是青年学生和工农、基层干部）
《报告》鼓吹人身暴力剥夺。
《讲话》肯定精神暴力剥夺。
12/15/2011 凤凰城机场
文革是一场革命？
06年座谈会讨论文革是不是革命，陈家琪说三个条件：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时间的持续性和一定的暴力性。此说不全面。解放后那一场运动没有这三个特点？文革可以说既是自上而下发动，但也有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应该看对原有的东西是不是根本性的颠覆破坏，与此同时，是否也在重建新的东西。因此，土改是“土地革命”，四清就不是；文革是“文化革命”，反右就不是。49年以后只有这两场运动可以称之为“革命”。文革也不单是革传统文化的命，它从本质上说，也是一场社会革命，虽然这场革命的结果并没有按发起者的意愿建立起一个“五七公社”乌托邦，但它毕竟是曾经一度摧毁颠覆了原来铁板一块的社会制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诞生于建立于文革的废墟上（也就是文革中受了致命内伤正在力图重建已经运转迟缓调度不灵的社会主义废墟上）。
沈迈克说革命就是“折腾”，至少前面还要加个“大”字。而我的理解，革命之区别与改良，同是变革，差别在于程度。革命不是修补的，局部的，和缓的变革，而是指带根本的，全面的，激烈的变革。很多科学家在改良水稻品种，但只有袁隆平的杂交改良才称得上是“农业革命”“水稻革命”。“折腾”是带有贬义的，指做无用功，白费劲，内含“瞎折腾”的意思。欧洲工业革命是“瞎折腾”吗？文革，也不是“折腾”两个字可以概括的。
打个比方，49年新中国就好比毛老板一手创立的一个大公司，66年正是收支平衡，运转正常，风调雨顺，民心稳定的正常年景。老板突然说公司其实已病入膏肓，如果不动大手术，拆散重建，注定没有前途。于是，在全公司绝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不支持的情况下，老板硬是搞起一个翻底朝天的“革命”。十年之后，新的实验全都昙花一现失败了，旧制度卷土重来。于是，人们无不嘲笑毛文革是“瞎折腾”。
又过了20、30、40年，尽管毛的理想已成为笑柄，但毛的预言却不断被证实。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的躯体上寄生发展壮大。。。。。。
没有文革，没有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的冲击破坏，没有文革后觉醒，扬弃对这个制度的主义、党和领袖的迷信，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而资本主义寄生在原来所谓社会主义之上，产生“中国特色”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怪胎，又恰恰是文革不可避免半途而废的历史宿命造成的。
主要问题是，革命这个词，在西方的使用习惯上是中性偏贬的，而49年以后强力的宣传灌输，以及中国革命成功掌权的实证，让革命这个词在中国不但正面，还罩光环。于是，当执政党新一轮上台者把文革定性为“浩劫”，此结论也得到不堪社会动乱之苦的大多数民众认可以后，“文化大革命”一词就变成许多人既不愿承认，有无可取代的尴尬标签。
12/16/2011 洛杉矶
关于“革命”一词的解释
一．《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57年北京一版，79年12月修订版）
革命1。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十月革命。2。事物的根本变革：思想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二．《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78年12月北京版）
革命1。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2。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3。根本改革：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三．《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80年北京一版，01年3月修订版）
革命 1。社会革命的简称。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旧的上层建筑，即改变社会制度，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革命通常要使用暴力。2。重大改革。例如技术革命。
四．《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57年北京，香港一版，84年修订版。郑易里，曹成修编）
Revolution 1。革命；剧烈的变革2。回转，绕转，旋转；转数；周期；一转。
五．《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81年北京修订版）
革命 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晋书王敦传上疏：“西汉祖以神武，开价地。继以文章之贤，纂成洪绪。”今谓社会政治，经济之大变革为革命。
六．《中文百科大辞典》（台湾“百科文化公司”85年版）
革命Revolution 1。古代以天子受命于天，故朝代更易，称为革命。2。现则指政治权力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如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
七．《辞海》（台湾“中华书局”85年版）
革命 古者以天子受命于天，故王者易姓曰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疏：“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为变革，而独举汤，武者，该舜禹禅让，犹或因循，汤武干戈，报其损益，故取向变甚者，以明人革也。”近世习用此意，称政治上或社会上急进根本之变革，曰革命。
社会革命 为社会制度之根本变革也。马克斯学派谓资本主义发展至某一程度，因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相冲突，社会革命必然爆发。
政治革命 为政权之转移，统治阶级之变换也。别于社会革命而言。
八．《维基百科》
革命，一种激烈的变革。往往是一个利益集团采取暴力等激烈的方式打击另一个利益集团，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的系列性变革。革命的进程一般比较迅速，速度相对于演变或者改革快得多。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革命一词，政治学上的经常相对概念是“改革”。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通常是系统性的计划。
在中国，“革命”一词最早喻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朝对于其推翻夏朝取而代之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在近代，该词则始于晚清时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
通常，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含义等同于西文“revolution” 在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思想观念里，基于人、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神所创造，并和谐共存，形成一种宁静的秩序。而如果自由民单方面依赖于旁人，并且失去了“德（virtus）”，即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那么整个社会、单独的团体及个人，都会受到持续存在的corruptio （堕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回到原点（Machiavelli: Ritorno ai prinicipi），由“乱”重新回归到“治”。实际上我们从现代革命运动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始，总是可以看到回归“旧秩序（公正、公平）”这样的要求。“revolution”在今天的新的含义，则是1789年之后产生的观点。
“Revolution”，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交际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它由创新者尽可能秘密组织的团体发动，并且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如果没有极端的社会变革，只是由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紧密联系的关系网发动的，且只有相对较小的群众基础，这样的行为，一般称为政变，或者在有军队参与的时候称为“叛乱”。这时“Revolution”就成为一种辩解。“Revolution”这个概念，还被用于没有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社会变革，例如全球范围持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Revolution”，或者从英格兰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的，发生于1750到1850年间的“工业Revolution”，而这个Revolution又成为这段时期各个政治Revolution的前提条件。
按照“revolution”的本来意思，有另一个汉语词汇“反正”。不过自孙中山使用日制汉语词汇“革命”来指代“revolution”以后，便成为习惯翻译。这里，“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革xx的命”属于曲解“革命”的原意。
革命（revolut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VGK）
参考书目
①谢尔治•布里西安纳：《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1978年英文版。
②罗宾•布莱克本编：《革命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读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鲍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兹•马雷克：《世界革命哲学》，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Revolution 革命
一种重大而相当快速的社会变革。它可能采取推翻政府的形式，也可能像“工业革命”一样，起源于社会或经济方面的改变。在历史上，“革命”是描写政府形态的循环论替的一个名词。在18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后，革命开始一直彻底的脱离先前的历史形态。欧洲的重大革命包含了多种重大的改变，不只是政府的形式，也包括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文化价值的变更。
在历史上的古代希腊时代到中世纪时期，革命的观念被视为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力量。古代希腊人认为，只有在社会的道德和宗教基本心跳崩溃之后，革命才可能发生。柏拉图相信，一种持久而根深蒂固的信念法则，可以防止革命。亚里斯多德更详尽地发展柏拉图的概念，得到如果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薄弱将容易发生革命的结论。
中世纪仍然以保持已建立的信念和政府形态为主。人们投注了许多心力寻求打击革命的压制社会变异的方法。当时宗教权威的势力强大，因此教会指示人民接受不公正的权力，以免破坏社会的安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的人文主义出现后，这种认为革命将亵渎社会的概念才转而增添了一份现代的展望。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体认到建立一个经得起革命考验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在同时，他对权力的详尽分析却导致政府结构需要改变的信念。马基维利的这项观点，使他成为近代革命思想的先锋，虽然他从未在他的论文中使用革命一字，而且他主要关切的是创造一种真正稳定的国家。
（以上为2010年为探讨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概念收录的资料）
陈寅恪和《讲话》
这三天来交替读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郝建编的《2006 北京文革研讨会全纪录》和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饶有兴味。
六六年底留宿长沙第一师范那一夜，在展厅通宵不眠，由观者变成讲解员，最激动我的，就是青年毛的乌托邦理想和苦行僧似的毅行。中国特色的乌托邦“新村”，世纪之初在湖南，三十年代在北京，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都有年轻人的这种实验。《红太阳》341页提到，奔赴延安的许多左翼文艺青年，就是把延安当成最大的“新村”：“在他们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的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
大跃进是毛的第一次“新村”实验，文革是失败了再来的第二次。
毛为什么如此执着？我们一代年轻人又为什么如此痴迷？在明星和粉丝之间，必然有一种相通。留待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给所有知识分子戴上紧箍咒的《讲话》和令人人恐惧自危的延安整风已经让知识分子幻灭。明知黑暗，明知不可为，为什么他们后来都成了继续鼓吹这个乌托邦的积极吹鼓手。
智者集体投降帝王，他们放弃的是什么东西？
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预定三个主持人分别是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当陈的高足（此时已是党员）兴匆匆怀揣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请老师赴任时。一介书生提出两个条件：研究所可以不宗奉马列，不学习政治；请毛公刘公立据保证。在场的两位女助手对陈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回答都很吃惊。一位问他，如果答应了你又怎么办？陈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另一位劝他不必如此，陈答：“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乌托邦非不好，但如果消灭了个性，乌托邦就是集中营，而且惨无人道，如红色高棉。
12/17/2011 洛杉矶
痛史
妈推荐我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确是一部好书！
寅恪yin ke ， 恪字旧读que，外人称陈寅ke，家人、故旧称陈寅que，陈皆接受。对一字多读，一词多解，应包容。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史学大家，以文言文写作的陈几乎是完全不问政治的，他只是本能地清醒意识到，“新学”将不容“旧学”，在向北京说客表态试探之后，在瓦全和玉碎之间，已经双目失明的史者徘徊苦闷。他既曾为追求精神解脱投河而死王国维作过碑文，这位因治隋唐史把中国史学研究带上一层楼的史家，又正当治学盛年，写一部通史能力不在范文澜之下。两难。
恰逢此时，病中翻读闲书《再生缘》（一个在动乱中女扮男装逃出生天的奇女子，最后功成名就之时，身份暴露，亲人不能相认，皇帝不愿相从。。。。。。），激起强烈共鸣，感情澎湃写下《论再生缘》一文。特别之处是：1、史家一般不会关注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坊间弹词，何况这么一个大教授 ，老夫子； 2、史家向以冷静客观为本，治史最忌主观感情色彩。中外一同。陈都突破了，原因是无心栽柳，他只是憋闷之中突然发现一扇窗，尽情宣泄，如同日记，笔记，油印100本在朋友学生之间传阅。此书偶然被路过来访的章世钊带到香港，传播出去，视为奇书，更被郭沫若接过来一再大做文章，《再生缘》如深山瑰宝被发掘，一时洛阳纸贵，几与《红楼梦》并驾。接下来陈寅恪更上一层楼，穷十年之力，写下80万字“以诗证史”的经典巨著《柳如是别传》，此书也大大偏离了作者原来的轨道，因为柳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才女歌伎。陈显然是寄托朝代兴亡之忧。后书学术性更高，成就更大。陈的才华的尽情挥洒，还靠机缘：1、最高当局把陈划为保护对象，免受政治运动的直接冲击；2、中大相对宽松的环境和部分领导的赏识保护包容；3、本人有远见地始终坚持（政治上）沉默；4、得益挚友学生的倾力相助（国内首屈一指的“目录学”古籍专家，中大图书馆长，十年如一日为其搜索提供史料；27年清华研究生，复旦教授倾心为他编辑遗著）。
抚书感叹，大石压小草，缝隙得生，其志不改，还能成就，旧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幸运者能有几人？多少才华横溢的智者失语，甚至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如画家谭华牧、周大集（母亲补充的梁锡鸿、赵兽等。我还谈到中大书记冯乃超，既是同情关心陈的文人朋友，又是执行政策的忠实党人，当面向陈传递的是“党信任知识分子”信息，背后，在党的会议上，又并非恶意地汇报陈攻击党的言论，意思对这类人要加强改造。我爸好像也是这种双重身份的角色，叫“统战”。母亲说，爸也曾有过把她的资产阶级思想汇报上去的事）。
原来治史偶然也可以用情，滥用当然不对，但适当也可增加文章力度。我是以一个文革当事人的身份治史，好文学，更非史学科班，又是性情中人，写这类文章很容易就带有感情色彩，这也正是学者一庆多次批评我的原因。我一再约束自己，在最近写《追踪罗克之死》一文时，算是比较严谨、客观，但结尾还是按不住弄了个“仰天长叹”的后记。这是我的长处，也是短处，关键是拿捏。
我是凭心灵的感应领悟历史。灵感。
12/18/2011 洛杉矶
岁月甘泉
我前两年看过一个知青组歌，不知道是不是苏纬编的这个甘泉的前身，以海南兵团知青生活为主，其中有断魂桥一幕：母亲来到当年洪水淹死的女儿的小桥，遇到也来凭吊的女儿男友 ，女儿鬼魂出现，三人对唱。这个构思比现在的《岁月甘泉》有意思，可惜基调错了，相反了。晨星农场淹死22个知青的事故，和当时牛田洋淹死大批大学生一样，都是非常深刻的时代悲剧，荒诞剧，要上文学，可有很丰富的内涵挖掘。那组歌回避了这一切，英雄化加一点人性化，表面得很。我很不以为然，这不是纪念，是亵渎。
我一直以为甘泉就是那组歌，今天去看华附的李桓兄，还提到这一段。幸亏没有信口开河。
网上把歌词录下来，一目了然，省了好多时间！
原来比那个还不如！
前几年编知青文集，才知道我们许多海南兵团同学，精神世界，认识水平，语气文字等还封冻在当年。苏纬是兵团报道组的，他这篇大作，什么屯垦戍边、胶林翻绿 、理想歌声 、突击队红旗、迎朝阳、赶蛮荒、热血洒边疆。。。。。。放在3、40年前的兵团战士报也完全可以。这作品主旋律就是“青春无悔”，基调是英雄主义，特点一个字可以形容——空！
不过苏纬现象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常说，当文革这一代人当事叙述或研究自己的历史时，这种叙事本身也是原来历史的延续，也值得研究。包括我自己。《岁月甘泉》就是后知青时代的一个缩影。如果要我们连队30多个广州知青看了这个戏后表态，我想大多数人不会怎么激动，也不会表示否定反对，也许会认可接受，在儿女面前还有点自豪。
当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还没有被清理还原之时，现实是很无赖的，也是很无奈的。
（写于12/21/2011 读《岁月甘泉》在华盛顿演出实况）
岁月甘泉
一、序曲：岁月甘泉
朝霞，朝霞似锦，啊……晚霞，晚霞啊……若金！
朝霞似锦，晚霞若金，汗水和脚印，铺满我们每一个早晨。
遍地篝火，满天繁星，那是我们青春长路上，闪烁的眼睛。
朝霞似锦，晚霞若金，从泥土获得真情，从草根中了解责任。
遍地篝火，满天繁星，走过了千山和万水，我们不再年轻。
朝霞似锦，晚霞若金，向大地父老乡亲，献上我们的感恩。
遍地篝火，满天繁星，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
岁月的甘泉啊……啊，岁月甘泉……
二、汽笛一声海天阔
领唱：范竞马（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挥手云山远，珠水起浪波。
告别亲人上征途，汽笛一声海天阔。
海天阔，海天阔，海天阔，啊……
海天阔，海天阔，啊……
再见了再见，童年的梦想，我们要出海，迎击风浪。
再见了再见了，往日的欢歌，我们到岁月深处，点起灯火。
再见，再见，童年的梦想，往日的欢歌啊，再见了再见。
汽笛一声海天阔，汽笛一声海天阔。
海天阔，海天阔，海天阔，啊……
海天阔，海天阔，啊……
记住了，记住了，亲人的嘱托，在天涯海角，扬起风帆；
记住了，记住了，荒野的诉说，为屯垦戍边，辛勤耕耘开拓。
记住了，记住了，亲人的嘱托，荒野的诉说啊，再见了再见！
汽笛一声海天阔，汽笛一声海天阔……
抬头望沧海，千里怅寥廓。
远山远水呼唤我，壮歌一曲从天落！
从天落，从天落，从天落！
三、垦荒曲
烧荒（根据麦田光原词改写）
嘿哎！嘿哎！嘿哎！嘿咗嘿咗嘿！嘿咗嘿咗嘿，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
踏着红红的山泥，我们点燃一个个山岗。
荒草化作烈焰，把山野林莽来唤醒；
山风吹拂烈火，映红了我们青春的脸庞。
劈开丛林呀，嘿咗嘿咗！炸开顽石呀，嘿咗嘿咗！
烧尽荒草呀，嘿咗嘿咗！希望在明天，胶林翻绿浪。
啊啊啊……
嘿哎！嘿哎！嘿哎！嘿咗嘿咗嘿！嘿咗嘿咗嘿，
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咗，嘿！……
劈开重重的山岭，我们筑起一层层山行。
荒野献出沃土，把青春年华来相迎；
山风吹拂烈火，拍打着我们骄傲的胸膛。
劈开丛林呀，嘿咗嘿咗！炸开顽石呀，嘿咗嘿咗！
烧尽荒草呀，嘿咗嘿咗！希望在明天，胶林翻绿浪。
推土机手之歌
山风呼呼吹，推土机车隆隆响。
钢铲一声吼，突击队红旗过山岗。
我们是开路先锋，我们是垦荒战士。
看我们劈开顽石，赶走蛮荒，把移山重任担在肩上；
看我们劈开顽石，赶走蛮荒，把移山重任担在肩上。
履带辚辚走，推土机车闪闪亮。
铁牛列成行，穿过暴雨迎接朝阳。
我们是开路先锋，我们是垦荒战士。
看我们劈开顽石，赶走蛮荒，把移山重任担在肩上；
看我们劈开顽石，赶走蛮荒，把移山重任担在肩上。
把青春热血洒遍边疆，让理想歌声四处飞扬！
把青春热血洒遍边疆，让理想歌声四处飞扬！
飞扬，飞扬，飞扬！
四、半湾银月半湾潮
领唱：刘东红（国家二级演员）、陈前（国家一级演员）
半湾银月半湾潮，三更灯火五更号，噢咧噢……
半湾银月半湾潮，三更灯火五更号，
南渡江头收胶忙，歌声追着那彩霞跑，歌声追着那彩霞跑。
半湾银月半湾潮，三更灯火五更号，
南渡江头收胶忙，歌声追着那彩霞跑，歌声追着那彩霞跑。
咿——
啦啦啦……你收胶水我来挑，我来挑，
一路欢歌一路笑，一路都在笑，一路都在笑。
若问我和阿哥我俩的心，山也知道，水也知道。
山水都知道！山水都知道！
清晨里飞过比翼鸟，飞过比翼鸟，
来也悄悄，去也悄悄，来去都悄悄，来去都悄悄。
甜在心中笑在脸，笑在脸，早霞知道，晚霞知道。
早晚都知道，早晚都知道！早晚都知道，早晚都知道！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海南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都知道！
哈哈哈……
半湾银月半湾潮，三更灯火五更号，
南渡江头收胶忙，歌声追着那彩霞跑，歌声追着那彩霞跑。
哎！嘿啰喂！哎！嘿啰喂！噢咧噢——
五、一封家书——夜校归来
领唱：穆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月明星稀，月明星稀，啊，月明星稀……
群山静谧，群山静谧，啊，静谧……
轻轻地，掩上夜校的小门，默默点亮茅草房的油灯。
远方的妈妈啊，女儿想你，三言两语，道不尽万千思绪。
我想眺望星空啊，思绪被云雾遮挡；我要飞翔啊找不到翅膀。
早起的寒露，西下的夕阳，和着我的汗水，带走我的悲伤。
啊……
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
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
妈妈啊，女儿想你，想你，想你！
满满的，夜校坐着阿叔阿婶，一字一句我教他们学文化。
汗水和心思啊，都在笔画里；多少话儿，连着乡亲和土地。
白天烈日下啊，阿叔教我学割胶；
夜晚风雨狂啊，阿婶端来热姜汤。
山泉的流淌，山花的芳香，
带给我亲情，带给我希望，带给我希望。
啊……
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
山苍苍，夜茫茫，人生的路，走向何方？
妈妈啊，女儿想你，想你，想你！
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
月明星稀，群山静谧……
六、山的壮想
领唱：廖昌永（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山的壮想，山的壮想，啊……
大山里静静地站立的墓碑，荒草里掩埋着沉默的土堆。
那一场暴风雨铺天盖地，把多少年轻的花季粉碎，把多少花季粉碎。
啊……噢呀喂，噢呀喂！
山风轻轻吹，青山高巍巍。不要问我青春悔不悔？
山风轻轻吹，青山高巍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雨后的彩虹，对苍山无愧，对大地无愧。啊，无愧！无愧！
大海里重新竖起的船桅，等待着和风浪再次的相会。
品尝过峥嵘岁月千般甘苦，最知道什么是幸福滋味，最知道幸福滋味。
啊……噢呀喂，噢呀喂！
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不要问我青春悔不悔？
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我们曾经沧海，对风浪无畏，对黑暗无畏。啊，无畏！
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不要问我青春悔不悔？
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我们曾经沧海，对风浪无畏，对黑暗无畏，啊，无畏！无畏！
我们是那大山大海的儿女，有海的辽阔，有山的壮伟！
山风轻轻吹，青山高巍巍；山风轻轻吹，山风轻轻吹……
七、我们回来了
啦啦啦啦……我们回来啦！我们回来啦！
啦啦啦啦……我们回来啦！
橡胶林，我们回来了！带来了珠江水日夜的牵挂；
芒果园，我们回来了！带来了潮汕平原清风的问好……
带来了，往日的歌声缭绕；带来了，今天的泪水和欢笑。
欢叙着土地结下的深情；诉说着儿女成长的骄傲。
歌唱着岁月滔滔，青春永不老！
啊，我们回来啦！啊，我们回来啦！
啦啦啦啦……我们，我们回来啦！
小学校，我们回来了！带来了山南海北儿女的欢闹；
老班长，我们回来了！带来了大洋彼岸游子的关照……
带来了，往日的歌声缭绕；带来了，今天的泪水和欢笑。
欢叙着土地结下的深情，诉说着儿女成长的骄傲。
歌唱着岁月滔滔，青春永不老！
啊，我们回来啦！啊，我们回来啦！
啦啦啦啦……我们，我们回来啦！我们回来啦！
八、终曲：情系青山
领唱：范竞马、廖昌永
感念人生，感念土地，我们感念乡亲父老，情系青山，心连乡土。
感念人生，感念土地，我们感念乡亲父老，情系青山，心连乡土。
向今天，献上我们的爱心；向未来，献出我们的骄傲。
向大地，献上我们的爱心，向祖国，献出我们的骄傲。
心连乡土，情系青山……
向今天，献上我们的爱心；向未来，献出我们的骄傲。
向大地，献上我们的爱心；向祖国，献出我们的骄傲。
心连乡土，情系青山……
向今天献上，向未来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向大地献上，向祖国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向今天献上，向未来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向大地献上，向祖国献出，献出我们，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向今天献上，向未来献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向大地献上，向祖国献出，献出我们，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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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4 01:4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