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沧海一滴--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连载，未完待续）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1-14 22:12:29

4 赴蓉挺进纵队(1)

重庆的“文革”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相对来说成都就冷清得多。这时成都的造反组织已经有了学生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工人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东等。四川大学826战斗团这时还是红成的一个下属团队。成都的造反派决定要开一个大会来促进一下，当然要请重大815来助威。于是就有了召开四川省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誓师大会（因没有记录，会议全称我记不清，反正是这个意思）之举，会议将于11月13日召开，所以又叫“1113大会”。总团出于坚决支持成都造反派，派机械分团和采矿分团的部分人到成都参加这次大会，总共有好几百人。
我们是11月11日坐火车到成都，肯定是硬座。到成都是傍晚，在火车站外集体晚餐，菜是炒暴腌小萝卜带缨子。饭后自行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住地。我们几个人是走去的，一路上问着一号桥成电，不停地走，走了几个小时，到深夜才到了目的地。
12日，我的任务主要是写大标语，用漆刷和墨汁，写在墙上和街道上，一直写到晚上，不知写了多少条。记得在人民南路广场地上写大标语，有好多的人围观，说我写得既快又好。大标语写得熟了，我写“重”字，先写七横，再加三竖，是可以写得很快的。
13日开大会，大约有二十几万人吧，声势非常浩大，人民南路广场上坐得满满的。会场上不停地呼口号，敲锣鼓，摇旗帜等。
主席台设在高高的皇城城楼上。皇城有枣红色的城墙，三个拱形的城门洞，这就是成都人号称的“小天安门”。大会由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议程原定要叫李井泉作检查，但会议中途被四川大学826战斗团造了反。川大826借口红成的领导“右了”、“修了”，组织了许多红卫兵强行冲击主席台。我们在台下只见主席台上乱作一团，听到广播里乱七八糟地声音，到底在干些什么也不清楚。会后才知道李井泉的检查没有作成，就被转移走了。会议是流产了，但是应该说，1113大会对鼓舞成都造反派的士气和斗志，肯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重大815来成都是有目的的，首先要在省会扎下根子，省会的“文革”毕竟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有了重庆大学815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的成立。机械分团和采矿分团都有人留下来。要武战斗组留在成都的人有童正蓉、我、涂植辉、范定芳、薛运芳等人。
赴蓉挺进纵队队部设在西南局，占了几间房子。我们先在四川医学院西校园住了几天，后也搬到了西南局。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是采矿系67级的学生，原是采矿分团负责人。副队长张正茂，机五（66级）学生，原是机械分团负责人。工作人员主要有邹茂根（冶67），负责对外联络，因为他是成都人，关系熟。我主要负责文书工作，全部的文稿、大字报等都由我起草，事情很多的。大家戏称邹为一秘，我为二秘。全部人员有近百人。郑全体有一个随从，说保镖或跟包吧又是同班同学，说是副官吧又是国民党那一套，反正就是那种身份的人。这个人我想不起来名字，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鼓，结膜上带有一块白斑。他与郑形影不离，但很少见他讲话。郑还有一个为他管钱的人，也是采矿系的，叫刘燕喜，管着从学校领来的公款。刘燕喜小小的个子，不苟言笑，一副很认真的神色。
我们都找刘借过钱。因为在“文革”中，除了笔墨纸张是各取所需，应有尽有外，个人的生活开销都是自费的。到快离校时，他还来《815战报》编辑部找我，拿出借条来要我还钱。我找出一张从成都回重庆的车票，顶了10元多钱，还欠他20多元，只得从每月向学校借的20元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还他。因那时中央已下文件，延迟毕业分配，不发工资，可向学校借生活费。这些钱，我分配到单位后，从工资中扣出还了国库。
重大815战斗团来成都还有一个目的——成立西南的造反派总指挥部之类的组织，由重大815当核心。为什么要以西南的名义？因为成都是省会，如果想组织四川省的什么指挥部，那简直太狂妄了，喧宾夺主，成都的造反派绝不会同意。经过和成都的造反派协商，终于成立了“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下称“红造联”），由重大815赴蓉挺进纵队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红造联的单位很多，包括成都、重庆等地的造反派，但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其中有南充的中学生十来人，头儿叫高炮轰。自贡来了几个中学生。还有一个贵阳来的某歌剧团的演员。我们闲下来时叫他唱歌，他唱了一曲《茶花女》的主题歌，那真是有点水平，音色高亢而优美。有这么几个人，好像就代表了大西南的造反派。红造联刚成立的时候，门庭若市，人来人往。有了解情况的，请求支援的，已经参加红造联的造反组织来谈工作的，简直是应接不暇。连新华社四川记者站都来人了解过情况，还给了我们几个电话号码，说有情况可以随时告诉他们。我后来给他们打过几个电话，通报过一些情况。后来看红造联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就慢慢地少了。红造联的工作人员，不登记，不发证，来去自由。可以说完全是乌合之众，维持了一个多月，就无疾而终，连名义都消失了。“文革”中自生自灭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一点不奇怪。所谓红造联，实际上就是重大815赴蓉挺进纵队在操办，无非有这个名义办事可以方便一点，从这里透露出重大815战斗团当时的一点野心。
在西南局时，省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经常派他的秘书来找我们，他的目的是先来搞好关系，随着运动的进展好反戈一击，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他的秘书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给我们带来好多的《毛主席语录》本，正好给我们作为交际的礼物。我们搬到四川大学以后，住在校长办公室，张广钦又亲自找上门来。郑全体找了十来家造反组织，为他召开亮相会，把他揭发省委的材料抄成大字报等。但他不是地方党委的主要领导，他的揭发材料太专业化，人们对此兴趣不大，很快就湮灭在运动的大浪潮中。
红造联成立了，就要体现它的存在，就要活动。正好，四川省委要召开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会，地点在锦江宾馆。省委召开三干会的目的，是传达中央的一些新精神，改变各地的领导干部对“文革”不理解造成的被动局面。红造联就找省委提出要求，要在会上插入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扬言如果不同意，就要强行冲击三干会。后来达成妥协，他们上午的报告会、讨论会我们不介入。下午由红造联组织揭露和控诉会。
这样，在会议的四五个下午，我们组织了重大815、成都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等20多家来揭露和声讨，出席三干会的人员在锦江大会堂台下坐得满满的，听得很认真。会议上大家都很平和，没有发生过激行为。会后，我按郑全体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在四川省委“三干会”上插入革命造反派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内容的情况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我写了好几天，信笺纸密密麻麻五六页，有六千字吧。那时还没有打字机，是我用复写纸手写的。我用大红纸作信封，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共三份。是郑全体的那位随从去寄的。寄出后是毫无音信，我后来想，这是肯定的，谁来看这样毫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起到了锻炼写作能力的作用。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听说了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团的人抓到北京的消息，此时彭在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在三干会的前些天，有人来报告，重庆公交公司的工纠来了两车人，说是重庆公交815迫害了他们，要找省委告状，住在省委接待站。时间已是晚上，郑全体马上带着我们十几个人赶到省委接待站，到他们住的一个大房间，把守好大门，把他们叫起来训话。他们开始不承认是工纠，有人从卫生间找出放在抽水马桶里没有冲走的一大卷传单。上面都是所谓重庆公交815和重大815“暴徒的罪行”，落款为重庆工人纠察队公交大队，人赃俱获，他们这才无话可说。郑板着脸，用“文革”时的大道理，结合市井俚语，把他们狠狠地臭骂了一通。郑还联系了成都公交公司造反派，把他们开来的两辆大公共汽车扣留了。这些人第二天灰溜溜地离开了成都。以后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成都街上有重庆公交公司的大客车开行。
过了几天，我正在为三干会忙着。到川大办事，见校园里停着四五辆重庆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一问是重庆公交815的。我向他们打听谢致知，他们说：“你找‘大脑壳’，刚才还在”。过了不一会，就把谢找来了。谢致知是我家原来隔壁邻居家的老三，谢三毛，比我小五六岁。我上高中时他父亲调到北碚玻璃厂，他跟着到了重庆，进了公交公司。我们分别五六年了，他从小调皮捣蛋，我估计肯定会加入造反派，果然不错。我们见面，非常高兴，他长高了，但还是矮，头还是大。互相讲了些别后的情况，家庭的情况等。他说知道我考上了重大，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我问起这次来成都的事，他说他们把重庆市公用事业局的局长齐金安抓来了，要找省委解决他镇压革命运动，打击造反派的问题。他把公交815的头头黄知广找来，和我见了面。黄是转业军人，30多岁，中等个子，比较瘦，看起来蛮有精神的。我告诉他，目前正在开三干会，省委领导都在，可以到会上找，我可以帮忙。另外，可以安排他们到大会上发言，控诉公用局镇压运动的罪行。黄高兴得不得了，觉得他们这次来到成都，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下好了，来的目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了。后来黄知广果然上台发了言，而齐金安是趁人不注意跑掉了。挺进纵队决定会上所有的发言稿由我收集，加以必要的修改后，印成一本《四川走资派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录》。但不知是哪一个环节没弄好，后一直没有印出来。联系印刷的事不是我办，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黄知广催过几次，我也没有办法。一年后，黄知广拉了一些人转向了反到底，这是后来的事。
我和谢讲起前些天他们公司保守派来成都的事，他说已经知道了。听公司的人说：重大815那个郑全体太恶躁（四川方言，厉害的意思）了，把他们那伙人骂得服服帖帖，屁都不敢放一个。车也被缴了，公司职工人见人骂。从他们回来后，公交的麻儿工纠再也不敢跳了。
三干会的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郑全体带我们找到了省委书记廖志高和省长李大章，目的是找他们要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重大815的名义请求接见，他们不敢不来。地点在锦江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厅，大约有四五张双人沙发，有几张茶几。我们参加的有郑、邹茂根、我和其它的几个人。参加接见的领导有廖、李和几个秘书之类的人。开始时，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在三干会上增加揭批内容的原因。红卫兵小将的看法是，目前当权派的思想普遍跟不上形势，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正确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避免犯更大的错误。然后提出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是我根据郑全体的意思拟的，内容有：1.红绸大红旗两面，一面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字样，另一面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字样；2.公章两枚，字样同上；3.机器脚踏车一辆（即现在带单缸发动机的自行车）；4.自行车10辆；5. 照相机一架；6.打字机一台；7.棉衣若干件；8.油印机数台；总共有十来项，其它的小东西记不清了。
廖志高斜靠在中间的沙发上，微仰着头，表示着他的身份。李大章随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廖志高中等身材，偏瘦，脑门较高，也就是说稍有点秃，白净脸皮，黑头发，一副很会思考问题，比较精明的样子。李大章有点胖，浓眉大眼，脸色红润，有点像陈毅的模样。那时四川还没有电视，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些领导的尊容。大家交谈后，他们二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在我们的清单上批示：同意发给。二人都签了字。
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大家都饿了，宾馆工作人员送来宵夜。不知是不是廖、李的秘书安排的？白面馒头、清稀饭、泡萝卜丁，三样都是雪白的颜色。廖、李和我们一同吃后，就各自分手。
几天后，这些东西我们就在省百货公司拿到了，都是全新的。队旗在有重大活动时打出来，颇有造反派的声势。机器脚踏车成了郑全体的专车，我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件棉衣。照相机由邹茂根保管，其它东西公用。照相机是一架中档的135相机，到手没多少天，一卷胶卷都没照，遇到成都一家造反派的工人要到北京告状，找邹茂根借用。因既然是红造联，那就要帮着办事。邹就非常放心地借给了他们，连借条都没有打一张，借的人姓甚名谁他都没闹清。他一借出，我们就埋怨他，他还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肯定会来还的”。那个时候照相机还是非常稀有的东西，这台照相机我连看都没有看清，从此就不知落到谁的手中了。我写这件事是说我们学生那时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天真，对人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打字机是用来打传单用，后来涂植辉在西南局的宾馆里找了一个标准间住着，用的是否就是这一台打字机？他用来打印过一本当时流传的斯诺记录的毛泽东的《我的回忆》，还送过我几本。
郑全体骑着这辆机器脚踏车回过他的家，在成都北边，几十公里远，是青白江还是广汉。他去看望他母亲，我当时还说，郑全体好有孝心。
我的那辆自行车，真太好骑了，我也很得意，经常骑着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乱逛，充分享受到了在成都这样平坦的大城市中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便捷。但好景不长，一次川棉一厂发生两派冲突，我们去支援红卫东（与红成同观点的成都市的工人造反组织），车被保守派扣留了，理由是没有牌照。我们的车确实是没有上过牌照的。川棉一厂保守派势力大，红卫东也无力帮我们要回单车。我后来在西南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发现有一辆旧单车，我拿去修理好了，就一直骑着它，直到我离开成都。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39:26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2 西南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重大八一五要在成都地区名正言顺地开展活动，并争得一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需要一个由自己主导的联合机构或组织，也就是说需要一帮兄弟伙的拥戴。经过与成都及外地的一些造反派协商，提议成立一个西南的造反派总指挥部之类的组织，定名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下称红造联）。 11月19日，由我纵队发起，在川大校长办公室召开红造联成立筹备会。参加的单位有成都、重庆、南充、贵州、北京、哈军工等造反派组织，新华社四川分社也参加了会议。11月20日，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正式成立。会上确定红造联的任务是：一、互通情报；二、采取必要的联合行动。大家公推我纵队负责召集，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这说明当时重大八一五确实享有一定的威望，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红造联设在玉沙路西南局的革命楼，也就是一进大门右手的第一幢楼，占了好几间房子。工作人员主要有邹茂根（冶67），负责对外联络，因为他是成都人，关系熟。我主要负责文字工作，也叫笔杆子、写手，各种对外的文告、文稿、大字报等都由我起草。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大家戏称邹为一秘，我为二秘。我也住到了西南局革命楼。

刚成立的时候，红造联门庭若市，人来人往。有了解情况的，请求支援的，有参加了红造联的造反组织来谈工作的，简直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也经常来了解情况，给了我们几个电话号码，说有情况可以随时告诉他们。我给他们打过几个电话，通报过一些情况。

红造联的工作人员，不登记，不发证，来去自由，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在西南局驻地的有南充的中学生十来人，头儿叫高炮轰。自贡来了几个中学生。还有一个贵阳来的某歌剧团的演员。我们闲下来时叫他唱歌，他唱了一曲《茶花女》的主题歌，那真是有点水平，音色高亢而优美。有这么些人，好像就代表了大西南的造反派。

参加红造联的单位很多，但这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后来大家看红造联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来联系的就慢慢少了。维持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为继，就无疾而终，连名义都消失了。文革中自生自灭的造反组织多如牛毛，一点不奇怪。所谓红造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挺进纵队在操办，无非有这个名义办事可以方便一点。从这里反映出重大八一五当时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豪壮气概。

在西南局时，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我们联系很密切，经常派他的秘书来找我们套近乎。这位秘书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经帮我们解决过一些具体问题。他每次来，都会带几本袖珍版的《毛主席语录》。那时这种语录本还没有敞开供应，比较难得到，正好给我们作为交际的礼品。

张广钦厅长对我们重大八一五情有独钟。后来，他要正式宣布站出来造反，这在四川省厅局级领导中是独一份。那时我们已搬到四川大学校长办公室，他还亲自找上门来。郑全体联系了红成等十多家造反派组织，为他召开亮相会，宣读他的《造反宣言》，散发揭发省委的材料等。这些材料我们抄成大字报四处张贴，但揭发的问题太专业，人们对此兴趣不大。

红造联成立时说将要“采取必要的联合行动”，实际上根本办不到。所能做到的只是互通情况，交换材料而已。另外，这段时间文革运动已经较普遍地开展，各单位造反组织的成立如雨后春笋，我们整天忙于应付请帖，到会祝贺等。

但我们以红造联这一组织的名义，也干成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干预四川省委三级干部会，在会上插入造反派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行。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3 干预四川省委三干会

红造联成立了，要体现它的存在，就要开展活动。正好，中共四川省委要召开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会（下称三干会），地点在锦江宾馆（当时改名东方红宾馆）。三干会的目的，是传达贯彻10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改变各地领导干部普遍对文革不理解，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我们决定利用三干会的机会，组织大西南和四川的革命群众来控诉李井泉、廖志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阻碍文革运动向前发展的罪行，作为红造联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11月23日，挺进纵队以红造联的名义，找到省文革副组长、水电厅的张广钦厅长和省三干会秘书组，提出强硬要求：三干会不能按李井泉、廖志高的意图，四平八稳地开。我们代表造反派，坚决要求在会上插入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开始他们不同意。我们就扬言，如果不按我们的意图办，就组织造反派强行冲击三干会，叫你们开不成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无可奈何，经请示省委领导，同意考虑我们的意见。开始只同意给24、25日两天时间。我们想，开起来再说，到时才不管你的呢！最后达成妥协，他们上午的报告会、讨论会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下午由红造联主持揭露和控诉会，他们负责安排协助。商定下来的时间已是24日凌晨4点，第一次插入揭露批判的时间就在当天下午2点。

首场会议安排在锦江大礼堂（时称东方红礼堂）左侧会议厅内举行，到会的人不过数百，由贵州工人控诉在文革初受到的迫害。由于时间太仓促，经验也不足，开张不太成功。不过在会上各组织散发了大量传单，干部们都抢着要，也算起到了宣传文革的作用。

25 日下午，大会改在大礼堂开，由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和重庆八一五派（学生造反组织）控诉。因为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确实在重庆搞了不少的鬼名堂，可以揭批的内容多，也很生动具体。这天的揭批会很成功，气氛非常热烈，取得了好的效果。楼上楼下按票对号入座，全部坐得满满档档的。26、27日全天由省委组织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有关文件。28日下午，由南充地区控诉。29日下午，由成都地区控诉。30日下午，分地区召开干部座谈会，座谈收获体会认识。各组我们都分派了红卫兵参加，了解动态信息。从下午2点到6点，吃过晚饭又继续开。在座谈会上，李大章、阎秀峰等发言吞吞吐吐，言不及义。但地、县干部发言较多，也很深刻。以上会议，事前双方有所协商约定，没有发生任何过激行为。

整个插入揭批的干预行动，由郑全体领导主持，纵队人员除办公室值勤的以外，基本上都参加了。我们认为，这次活动是成功的。首先，使广大干部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我党我国变色，反修防修的重大举措。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其次，使广大领导干部化解了与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他们亲眼看见了造反派不是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的暴徒。造反派大多是讲道理的，懂政策的。造反派的活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底。从此以后，一些领导对运动、对群众有了新的理解，避免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三干会是四川文革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挺进纵队主导的揭批活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通过这次大会，重大八一五在成都的影响更大了，甚至超过了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成都造反派有问题找我们的多。红造联停止活动后，直接来川大我们纵队驻地联系者络绎不绝。

会后，我按郑全体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在四川省委三干会上插入革命造反派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内容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我写了好几天，信笺纸密密麻麻五六页，有六七千字吧。后用复写纸复写了3份，红纸做成大信封，寄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由郑全体的那位随从王××去邮局寄发，寄出后杳无回音。当然，这是肯定的，谁来看这样啰啰嗦嗦、毫无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只是起到了锻炼写作能力的作用。我后来想，如果能够发生奇迹，在什么角落里找到这份东西，那就可以知道更加详尽的三干会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听说了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人抓到北京的消息，此时彭在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三干会中的一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郑全体带我们找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和省长李大章，目的是要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重大八一五的名义请求接见，他们不敢不来。地点在锦江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厅，大约有四五张长沙发，有几张茶几。我们参加的有郑、张正茂、王××、邹茂根、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接见的领导有廖、李和几个秘书之类的干部。开始时，郑向他们说明了为什么要在三干会上增加揭批内容的原因：目前当权派的思想普遍跟不上形势，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正确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避免犯更大的错误。然后拿出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是我根据郑全体的意思拟的，内容有：1.红绸大红旗两面，一面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字样，另一面为“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字样；2.公章两枚，字样同上；3.机器脚踏车一辆（即现在带单缸发动机的自行车）；4.自行车10辆；5. 照相机一架；6.打字机一台；7.棉衣若干件；8.油印机数台……总共有十来项，其它的小东西记不清了。

廖志高斜靠在中间的沙发上，微仰着头，表示着他的身份。李大章随便坐在侧面的沙发上，他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廖志高中等身材，偏瘦，脑门较高，稍有点秃，白净脸皮，黑头发，一副精明的样子。李大章有点胖，浓眉大眼，脸色红润，有点像陈毅的模样。那时四川还没有电视，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些领导的尊容。大家交谈后，他们二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便在我们的清单上批示：同意发给。请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办理。二人都签了字。

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大家都饿了，宾馆工作人员送来宵夜。不知是不是廖、李的秘书安排的？白面馒头、清稀饭、泡萝卜丁，三样都是雪白的颜色。廖、李和我们一同吃后，各自分手。

几天后，清单上的东西我们就在省百货公司等处拿到了，都是全新的。队旗在重大活动时打出来，颇有气势。机器脚踏车成了郑全体的专车，我分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件棉衣。照相机由邹茂根保管，其它东西公用。照相机是一架中档的135相机，到手没几天，一卷胶卷都没照，遇到成都一些造反派工人要到北京告状，找邹茂根借用。既然是红造联，那就要帮着办事。邹就非常放心地借给了他们，连借条都没有打一张，借的人姓甚名谁他都没闹清。他一借出，我们就埋怨他，他还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肯定会来还的。”那个时候照相机还是稀有之物，这台照相机我连看都没有看清，从此就不知落到谁的手中。我写这件事是说我们学生那时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天真，对人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打字机用来打传单，后来涂植辉在西南局对面的宾馆里住着一个套间，用的就是这台打字机。他打印过一本当时流传的斯诺记录的毛泽东《我的回忆》，还送过我几本。

郑全体骑着机器脚踏车回过家，去看望他的母亲。在成都西南的簇桥，十几公里远。我当时还说，郑全体好有孝心。

我的那辆自行车，真太好骑了，我也很得意，经常骑着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乱逛，充分享受到了在成都这样平坦的大城市中单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便捷。但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川棉一厂发生两派冲突，我们去支援红卫东，与厂里的产业军辩论。产业军被辩得理屈词穷，就拿我们的单车解气，把车扣留了，理由是没有牌照。我们的车确实没有上过牌照。川棉一厂保守派势力大，红卫东无力帮我们要回来。我后来在西南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辆旧单车，拿去修理好了，就一直骑着它，直到离开成都。

在三干会前和会中，有关重庆公交公司的两件事，有必要讲一下。

三干会的前些天，有人来报告，重庆公交公司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来了两车人，说是重庆公交八一五迫害了他们，要找省委告状，住在省委接待站。时间已是晚上，郑全体马上带着我们十几个人赶到省委接待站，到他们住的一个大房间，把守好大门，把他们叫起来训话。他们开始不承认是工纠，没有反对攻击过八一五。我们有人从卫生间找出丢在抽水马桶里没有冲走的一大卷传单。这些传单用的是道林纸，印得很漂亮，上面都是所谓重大八一五“暴徒”在八二八事件中的“滔天罪行”，落款为重庆工人纠察队公交大队。人赃俱获，他们这才无话可说。郑板着脸，用文革时的大道理，结合市井俚语，把他们狠狠地臭骂了一通。郑还联系了成都公交公司造反派，把他们开来的两辆大公共汽车扣留了。这些人第二天灰溜溜地离开了成都。以后，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成都的大街上有重庆公交公司的大客车开行。

另一件事，是在准备三干会召开时。我到川大办事，见校园里停着四五辆重庆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一问是重庆公交八一五的。我向他们打听谢致知，他们说：“你找‘大脑壳’，刚才还在。”过了不一会，就把谢找来了。谢致知是我合川老家隔壁邻居的老三，谢三毛，比我小五六岁。我上高中时他父亲调到北碚玻璃厂，他跟着到了重庆，进了公交公司。我们分别五六年了。他从小调皮捣蛋，我估计肯定会加入造反派，果然不错。我们见面，非常高兴，他长高了，头还是大。互相讲了些别后的情况，家庭情况等。他说知道我考上了重大，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我和谢讲起前些天他们公司保守派来成都的事，他说已经知道了。听公司的人说：重大八一五那个郑全体太恶躁（四川方言，厉害的意思）了，把他们那伙人骂得服服帖帖，屁都不敢放一个。车也被缴了，公司职工人见人骂。从他们回来后，公交的工纠再也不敢跳了。

我问起这次来成都的事，他说他们把重庆市公用事业局的局长齐金安抓来了，要找省委解决他镇压革命运动，打击造反派的问题。接着，他又把公交八一五的头头黄知广找来，和我见了面。黄是转业军人，30多岁，中等个子，比较瘦，看起来蛮有精神的。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三干会，省委领导都在，可以到会上找，我可以帮忙。另外，可以安排到大会上发言，控诉公用局镇压运动的罪行。黄高兴得不得了，连说他们这次来到成都，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下好了，来的目的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还有意外的收获。

后来黄知广果然上台发了言，而齐金安是趁人不注意时跑掉了。

挺进纵队决定会上所有的发言稿由我收集，加以必要的修改，编印一本《四川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录》。印刷是郑全体交给王××办理，王找张广钦以省文革组名义印，但后来一直没有印出来。黄知广催过几次，我也没有办法。一年后，黄知广拉了一些人转向了反到底，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0:04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4 重庆“一二·四事件”在成都的反响

12月4日，从重庆传来了当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严重武斗的消息，说“保皇四军”打死打伤八一五派数百人，事态非常严重。这就是重庆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当时被称作“一二·四惨案”。6日，郑全体通过红造联召开成都地区造反派勤务员联席会议，建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声讨重庆保皇派的滔天罪行，对死难烈士进行哀悼。大家都表示要同仇敌忾，大力支持，决定7日召开大会。

7日下午，我们在成都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谴责重庆保皇派挑起大规模武斗，愤怒声讨重庆黑市委镇压群众运动新罪行大会”，有数万人参加，体育场里人满满的。会上有十多家造反派发言，气氛非常热烈。大会由红成负责人伍渝生和郑全体主持。具体的会务是我在办，我在主席台上要安排发言，要听取参会单位的各种要求，还要写会议决议等，忙得一塌糊涂，精神高度紧张和亢奋。文革中的这种大会事前没有周详的具体安排，突发的事情多。我是第一次参与组织这样的大会，可说是受到了锻炼。

大会结束，人走场空，送来的200多个花圈怎么办？这些花圈有的是用夹竹桃枝编的，大的直径有3米，大大小小的堆在成都市体育场，一大堆。晚上，郑全体带着我们去找省长李大章，当时李被四川地质学院红成派控制。所以由红成川地的一个头头带着，有郑、他的那位随从王××、张正茂、我、童正蓉、是否还有邹茂根，共7个人，骑着6辆单车。童不会骑车，由张正茂载着。我们向成都西北方向骑行，路上没有路灯，就着天光可以看见路。我想童是我班的人，老由张副队长带好像不那么好意思，便叫童下来由我来带，我带童骑了一大段后她又上了张的车。我的反应太迟钝，后来才知道，他们正在热恋当中，我是好心好意地去影响了人家的情调。

那时一路上房屋很少，中途我们还敲开几家单位的门问路，骑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到了位于金牛区的高干招待所（现在应该是叫金牛宾馆）。天气很冷，时间也很晚了，但我们骑得满头是汗。进得门来，招待所把我们安排在一间会议厅，去叫李省长，答说时间太晚了，明天再说。那时我们没有表，估计在晚上一两点钟吧。招待所搞了夜宵来吃，是一大面盆面条，我们都很饿，吃得很香。招待所没有给我们开房间，抱来几条棉被，就在会议厅的沙发上和衣而卧，童也和我们一样。

第二天早餐后，也就在这间会议厅里，李省长和我们见面。他穿着蓝卡其布面带毛领的厚棉大衣，显得有些臃肿。大家谈了不少的话，李表露了他对文革的不理解，我亲耳听见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现在中央不相信我们这些老秀才了，他们要重用那几个新秀才。……不用就不用，但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想不通，我们不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办事吗？……”当然他也看出，我们不会为这些话找他的麻烦。李大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直爽、坦诚的人。我们提出要几辆卡车送花圈回重庆，他签字批条由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负责派车。谈完后，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中午在一起吃饭，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厅的茶几上摆上菜和饭，记得有一大盘韭菜苔炒肉丝，他的胃口和饭量都很好，不停地添饭，吃得也很快。

下午，我们离开了招待所。过了两天，花圈也送到了重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二·四事件”的真相：保皇四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揭批西南局、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八一五派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以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理由，组织人员冲击会场，对其造反，双方确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说有数百人受伤，但没有死一个人。八一五派利用这次机会大造舆论，对保守派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尽管“保皇派打死人”是谎言，但起到了基本上打垮保守派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八二八事件”的“反其道而用之”。谁敢说造反派就完全是光明磊落的呢？造反派里面鱼龙混杂，出谋划策的是谁？是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是红得发紫的罗广斌？……保守组织也公布过真相，但他们大势已去，从此走向了没落的道路。

两个多月后，“二月镇反”浪潮袭来。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李大章省长被五花大绑，押在一辆卡车上游街，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的“李大章”三个字还加了一把大红叉。随行的还有十多辆车，押着其它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但没有见押廖志高的。此时李大章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关押，该组织刚发生“冲击公安局抢档案”的“一·二九事件”。解放军成都军区镇压“反革命”，借此说李是兵团街道工业分团的“黑后台”，抓起来游街。利用反击“走资派”幕后挑动群众的名义，达到为“镇反”造声势的目的。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5 赴上海活捉李井泉

1967年1月18日下午，大约6点钟左右，我从外面回到川大校长办公室的院子。觉得与平常相比，气氛不大一样，首先是人突然多了起来，当然都是挺进纵队的人。院子外面有人三三两两像玩乐又像巡逻。进了办公室的走廊，见用灰色的幕布（可能是去川大礼堂取来的）把进内院天井的通道隔了起来。我想进去看看，有人拦着。我奇怪地问他们什么事，答说也不知道。晚上睡觉的时候，许多原来不住在川大的挺进纵队的人，也都在这里住，我们原来住的几大间房地板上挤得满满的。这才听人说悄悄话：“抓到李井泉了，住在里边。”这件事绝对是秘密行动，怕川大八二六知道，也怕红成、红卫东知道，就连挺进纵队内部，如我等比较上层的人都不知道。

第二天，等我们起床时，警戒已经解除。后来才听说，事情的过程是：有西南局机关的的造反派来找郑全体，告诉他一件极其机密的事，最近中央给李井泉发来一封机要电报。内容是要李回成都向西南人民作检查，不要去北京治病……。又据住在成都的国家建委副主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说，李井泉目前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他们问郑抓不抓？郑说：“我们来成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抓李井泉去重庆批斗。有了线索，岂有不抓之理？”当即很果断地去找程子华，叫程带路，郑、吴成金、赖明国和西南局、建委的几个干部同乘飞机去上海。到上海把李井泉抓住，乘飞机回到成都。当晚在川大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由建委派车，郑全体等把李井泉送到重庆。关押在重大六教楼，一直关押了四个多月（关于活捉李井泉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看何蜀先生所著《“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文，本文只作简略介绍）。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飞回重庆？我不知道。

吴成金，我原不认识。这位赖明国，大家叫他“癞格宝”，也就是四川人对蟾蜍的俗称。他个子中等，但比较魁梧，脸色白净，大眼睛，短头发。郑等三人肯定都是硬帮帮的“红五类”，响当当的重大八一五的红卫兵。之所以不让我等知道，是为让出身不好的人免去“阶级报复”、“反攻倒算”的嫌疑，对我这种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人的一种保护，同时也不让组织被人抓到攻击的把柄。那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也想得通。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估计还是从建委那边传出来的。过了几天，街上就有了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抓了李井泉的大字报，在成都引起了轰动和议论。挺进纵队经商量，由我起草了一篇《特大喜讯》的大字报，用很大的字，油印了上百份贴了出去。

这件事也引起了川大八二六的不满，因为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居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重大八一五抓走了，甚至在他们学校住了一晚，他们竟毫不知晓，是太丢脸面的事。可以说，这也是后来川大八二六与重大八一五交恶的一个原因吧。

重大八一五出过一本小册子，详细地讲述了抓李，和看管他的过程。我手中没有这本书，我记得是关在重大六教楼，专门派了4个红卫兵监护他，给了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人身侮辱或体罚等。在文革的混乱中，他的妻子肖理经多次批斗在监禁中服大量安眠药而死，他的儿子在大学里被红卫兵打死。而李井泉本人在重大的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受到监护，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段。重大八一五对待李井泉的这种平和态度，也是后来被砸派攻击为“右”了的罪名之一。

负责监护李的红卫兵，恰好就有那位紧跟郑全体的王××。他毕业后分配到重庆一家大型国防企业，当了厂办公室主任秘书。1983年的清查运动中，重大来了一纸公函，他就成了重点清查对象，党籍差点都没有保住。后来请李井泉写来了证明信：“重大八一五的同学没有任何虐待，……那段时间的生活，我感觉很好。”才得以侥幸过关。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1:32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6  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的夭折

文革的过程中，由于指导理论本身的混乱，中央文革和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偏向和有意挑动，加上各自利益的驱动，全国各地刚刚起来的造反派，几乎无例外地都分裂成两大派。成都地区尽管保守组织的实力还很雄厚，活动还很活跃。而造反派却逐渐分裂成红成派和八二六派。八二六成立了派性组织“解放大西南联合总指挥部（？）”（下称解大联总），指责红成派“右了”，“修了”。提出“反帝必先反修，要打倒李井泉，必须先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派则组织了“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下称地区联总），批判八二六派是“极左”、“分裂主义”。两派闹得不可开交。

八二六搞分裂的活动日益严重，提出造反派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我纵队顾全大局，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纵队的要求，我接连执笔起草了《给全市革命人民的第三封信》、《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接待室答群众问》、《告全市革命人民的第四封信》几篇文告。油印成大字张贴在全城主要路段。在文章中坚决反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对北地东方红、川大八二六等倡导的造反派“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进行了批驳。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成都地区也开始了夺权。川大八二六等11个单位，抢走了省人委的大印。对此，我们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是抢权、偷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夺权。这时还发生了一起可笑而又滑稽的３个人夺西南局大权的闹剧。1月28日晚，解大联总的３个人去西南局办公厅要王同臻（办公厅干部）交出大印。郑全体等纵队队员刚好在现场，立即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值班的钱某某汇报，根据他的指示，制止了这种荒唐行为。

在成都地区造反派愈演愈烈的分裂局面中，重大八一五挺进纵队等外地造反派，相对要超脱一些，没有参加那两个派性组织。认为造反派内部闹分裂，放松了对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了克服这种倾向，使造反派联合起来。1967年2月10日，由赴蓉挺进纵队、北航、清华、西交大、空字028部队、新华社四川分社等发起，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下称促进会）。
   2月11日下午3点，在桐梓街统战部召开促进会成立小型座谈会。12日，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盐道街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改名为东方红人民出版社）召开，有216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宣布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促进会宣言》。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建立“成都人民公社”，把权力交给工、农。14日，召开了促进会勤务组会议。

促进会的机关报定名为《征腐恶》，取自毛主席词句“六月天兵征腐恶”，报头也用的毛手迹。有出版社的人参加，这很容易办到。我是主要编辑人员之一。可惜这张报纸只出了创刊号就完结了，刊登的是《促进会宣言》和主要参加单位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正在这时，“二月镇反”开始，造反派普遍遭到打击。大联合等说不上了，促进会也就自动解散。

在大联合促进会活动期间，我们在曾希圣（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家住过十多天，他家在永兴巷7号西南局的宿舍大院里。进大院经过好多栋普通的单元楼，在靠里边的一个单独的小院子，装的是双扇大门，两边门柱顶上有圆球形的灯。进门有小院，有草地，有万年青的花圃等。房子是别墅式的三层楼，二楼退进来，一楼的顶成为大露台。然后三楼退进来，二楼的顶又成为露台。房屋平面呈曲尺形，一楼中央拐角处是一间大会议厅，有十来张大沙发和茶几等家具。一楼除去厨房饭厅等都给我们用，二、三楼由曾家居住，我们没有上去过。我们人多时就在会议厅挤着睡，平时有三四间房给我们住。房间里摆着几张床，有席梦思床垫，接待站拿来的新的生白布床单、被子、枕头等。我第一次睡席梦思，很软和，所以印象很深。

这里原来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雄关漫道战斗队驻扎着。这个雄关漫道战斗队就是四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成都有过什么活动我不知道，除了交接时见过一面，与他们没有接触。郑全体是在筹备大联合促进会时与他们熟识的。

曾希圣是“死老虎”一只，为什么又和红卫兵有了往来？这是文革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作为“走资派”的曾希圣，对红卫兵敬畏三分。但后来发觉红卫兵不是铁板一块，也有懂政策、讲道理的。文革的前景谁也估计不了，他们家便联系由清华雄关漫道来进驻，实际上是为他们当门神。再有红卫兵来捣乱，自然有御前“三司”的红卫兵来干涉和加以保护。雄关漫道离开时，和郑全体联系，叫我们来进驻。曾家肯定了解重大八一五，一是名气大，如果有事压得住阵脚。二是比较讲政策，被批评为“右”了之类，所以也表示欢迎。我们去时，曾希圣已经被周恩来保护起来，没有见到。只和他的夫人余淑见了一面。还有他们八九岁的小女儿，另有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保姆。余淑表示了欢迎，她说相信重大八一五。郑全体也讲了些话。最后余淑说如果要打饭，可以找阿姨（保姆）拿饭票。记得我们找阿姨拿过一次，他家厨房后门外院墙有一道小门，出去就是西南局的机关食堂。

当时我见余淑40岁样子，容貌存留着年轻时的美丽。后来我又见过她一次，她和小女儿、保姆在院子里的石桌边坐着，旁边有几只鸡在吃食。我们打了招呼，没有讲什么话。也不可能讲什么，她要避“走资派”勾结红卫兵，当红卫兵“黑后台”的嫌。

文革时有大字报说，余淑原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解放后在一次演出时被曾希圣看上了。曾强迫她与原来的男朋友断了交，与曾结了婚，还把那个男的军官远远地调到了新疆。当时我们也相信这一说法。后来看到水静著《特殊的交往》，说1944年她在新四军七师，亲眼见到曾和余的恋爱过程。当时曾希圣是七师政委，余淑是上海的女学生，投奔革命来到七师。我才明白大字报所说是不确实的。

我们挺进纵队部在川大校长室住的的时间比较长。我那时成天忙得很，要写不少东西。电话特别多，尤其是晚上，一个接着一个，主要是说哪里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冲突了，请重大八一五赶快去支援等等。那时文革还只有文斗。所谓支援，就是在双方在辩论时帮助某造反派。用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号召，《十六条》等文件，加上我们的理解，批驳保守组织的论调。

后来又搬到川大望江馆，两三间大房子，这里有上下铺，住了几十个人。写大字报和油印传单都在这里。望江馆旁有一座高大的水塔，还有一片草地，我们经常在这里练习自行车。草地凸凹不平，骑自行车有如骑马在草原上奔跑一样的感觉。

1966年即将结束时，纵队出了一张传单，8开纸大，是我写的《新年献辞》。那时写的东西无非是八一五派的战斗历程，八二八的血雨腥风，九三、四北上告状的艰辛历程，一二·四的生死考验。当前要集中精力，反对造反派内部分裂，目标一致地与走资派和保守派进行斗争。以及1967年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等。现在想起来，都是陈词滥调。写好后，纵队的鄢家尤（电67）说“要加一点东西”，便拿去修改。改后送来，一看，是在每段前面都加上一句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句或其它警语，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等等。我一笑之后，把这些全部删掉，只留下了一句“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当然这一句也是俗不可耐的东西。我当时觉得鄢家尤（后来官居贵州省安顺县副县长）比我还要酸。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7  “二月镇反”在成都

1967年2月，有了一次“二月镇反”，也就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小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抓了不少人。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个月，便又宣布全面平反。

“二月镇反”运动的高层背景，我不甚了了。后来找过官方发表的关于文革历程的记载，都不提这次“镇反”运动。为什么刚刚才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要来一次主要针对造反派的“镇反”？有人说是叶剑英等的“二月逆流”，军队抵制文革所引起，我不相信。叶等老帅及副总理只不过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看不惯，搞不懂，发发牢骚，他们不可能有反对文革的实际行动。而且，牢骚刚发完，马上就被江青等人报告到毛主席那里，毛发了脾气，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镇反”在全国各地展开的时候，已经是叶帅等遭到批判、处理之后了。况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发动长达一个多月的运动，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同意是不可能的。

这场“二月镇反”，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抓捕关押了数以百万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比起刘少奇、邓小平派遣工作组图谋控制学校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打击压制群众的严重性来说，不知大过多少倍。但事后仅仅平反了事，没有人为此受到追究，不了了之。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众多谜案中的一大蹊跷事。

在成都，“二月镇反”直接的起因是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为首的八二六派围攻解放军成都军区的事件。

1月21日，毛主席下达了“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正式介入和主导地方文革。成都军区力图稳定混乱的局势，对一些过分突出的事件采取了干预措施。成都的造反派已经分裂，红成和红卫东等统称红成派，而川大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下称兵团）等统称八二六派。八二六派不断提出一些激进口号，采取一些极端做法，这就与成都军区产生了冲突。1月29日，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市公安局，成都军区对其7名头头实行逮捕。川大八二六和兵团为袒护和声援街道工业分团，遂组织数千人围攻成都军区，提出释放被关押的人员，并予以道歉等要求。

我所看见的场面是在北校场军区南营门口，在朝向大街的八字形门道及大街上，几千人坐在地上，有高音喇叭，有旗帜，有大标语，持续的时间有六七个日夜。解放军干部多次劝说他们离开，没有效果。而且这种示威行动，越劝闹得越大，反倒是不要理睬还好一点。造反派闹事最怕无人喝采。照我看，他们的行动本来不太严重，毕竟没有冲进军区大门，只在大门口瞎嚷嚷。但是，他们运气太坏，遇上了“二月镇反”。

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大战斗团的信》，用最后通牒的口吻，严正警告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那天深夜，我正好在现场，亲眼看见军区参谋人员向川大八二六示威人群宣读命令。当时一片大哗，现场的几个头头还与宣读命令的参谋纠缠，说命令的落款只有“中央军委”四个字，没有用全称，肯定是伪造的等等。其实，作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给一所大学的派别和一群工人的自发组织写信，本身就太抬举他们了，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但到第二天，大概核实了信的真伪，他们就服贴了。川大八二六承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发出请罪电：“向毛主席请罪，向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向四川人民请罪”。他们来到人民南路广场，上千人跪在地上，摘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向毛主席请罪！一时里，烧八二六红卫兵袖套、团旗成了成都的一大风景。但请罪并没有得到原谅，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政委（一号勤务员）江海云和工人造反兵团的头头等数十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

江海云是川大数学系二年级学生，因其身矮，只有1.43米，所以得了一个雅号：“√¯¯2 ”（根号2）。在文革运动中，她是名震四川的风云女将，响当当的学生领袖。

此后，不单是抓八二六派，其它的造反派也陆续被“镇压”，一起抓，在“二月镇反”中全川被逮捕的人数达十余万人。

因为筹备成立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我们这时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造反派是筹备组成员之一。当时出版社的保守派势力还较强，造反派需要支持和帮助，欢迎我们进驻。记得出版社的主楼是一幢倒“凸”字形的四层楼房，我们住在突出的一间的底层，是木地板，十多个人打地铺。

这时的一个深夜，天很冷，下着小雨，我们都睡了。突然间，外面有响动。出版社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跑进我们的房间，他披着衣裳，牙齿打着战说：“他，他，他们来抓我们了，×××（出版社造反派的一号头头）被抓走了！……”郑全体马上披起棉衣，跑了出去，我们也跟着跑出去。只见汽车正要开出出版社前的一小段巷子，郑全体站在汽车面前，迎着车灯，举起右手，让汽车停下来，打算与他们理论，不让把人带走。我们在边上看见，都认为郑全体真英雄。但他看见汽车是军用卡车，抓人的是解放军，也就无可奈何地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出版社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因为我们支持的是造反派，平时就有人对我们横眉冷对。第二天，我就带了两个人，在出版社院内刷满了大标语，有十几条吧，内容都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错误的战士毕竟是战士。不犯错误的苍蝇毕竟只是苍蝇！”之类。过了几天，我见也没有人敢撕，或者涂盖。只见有人在边看边咬牙切齿地嘀咕。后来，我们搬出了出版社，回到了川大。

回忆起来，出版社食堂的小面真好吃，与外边面馆相比则更是价廉物美。

过了十来年，一次我回成都探亲，住在四川大学我大哥（后为川大法学院教授）家。大哥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朋友，那人问：“我知道一个人，和你的名字差不多，是不是你的什么人？”我大哥问：“你说是谁？”他说：“叫黄肇炎。”我大哥说：“那是我弟娃儿。你怎么知道他？”他就说起我在出版社刷大标语的事，说我有胆气，不怕事，对当时处在极度压抑状况下的他们，着实鼓了一把劲，言语之中充满了钦佩之意。后来，他帮我大哥买了一套全本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在那个刚刚经历了文化浩劫，精神食粮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对于从事人文科学工作的大学教师来说，也算帮了一个忙。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2:14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始末

黄肇炎

8 郑全体等被关押及挺进纵队告别蓉城

四川的“二月镇反”，主要被打击的对象是造反派，首当其冲的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对“二月镇反”，最抱欢迎态度的是以产业军为主要力量的保守派。尽管我们与川大八二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毕竟都是造反派。兔死狐悲，他们今天惨遭镇压，说不定哪天就是我们的下场。我们不能容忍老保翻天，向造反派反攻倒算。2月20日，挺进纵队全体出动，高举红旗，高呼着八一五的钢铁势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开向成都市中心区——盐市口、人民南路等地，张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老保翻天！”“坚决支持兵团、八二六！”等大标语。对还能合法存在的红成、红卫东则更加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

面对众多造反派头头被抓，文革运动低落的形势，挺进纵队没有什么事好做了，根据总团的决定，准备撤回重庆。但我们不能沉默无言，灰溜溜地离开成都，我们要亮明观点，表明态度，堂堂正正地走。2月末，按照纵队的要求，由我写了一篇《告别蓉城——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后又与首都南下红卫兵一起发表了《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八二六派战士的公开信》。文中指出：兵团、八二六广大战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完全是革命行动。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疯狂地掀起更大的反革命逆流，大刮翻案风，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我们要坚决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文革中我们和成都造反派结下的深厚友谊。然后指出，目前的局势是暂时的，相信革命烈火还会重新燃烧起来的，光明即将到来。这两篇文章各用四张蜡纸拼接，用工整的魏体硬笔字刻印，不叫大字报叫“中字报”吧，贴满了成都全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在当时的成都引起很大反响，影响面很广。非常多的人在中字报上留下了批语。红成派和八二六写下的是激动的话语，认为说出了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对文章观点表示赞赏。而产业军则多是谩骂。这两篇文章被当局显要人物和产业军评为三大毒草之二。

说真话，我们心中也没有多少底气，对前途同样感到迷茫。我们敢这样写，无非是造反派对文革大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和在重庆八一五派没有遭到镇压的缘故。

就在这时，纵队队长郑全体也被抓了，关进太慈寺临时监狱。

当时，纵队为了更深入地揭露产业军阻碍运动的保守面目，组成了以陈雷为首的“专打鬼战斗队”，与产业军辩论高手进行过好几次辩论交锋。虽然我们有理有据，但客观形势和处境对我们不利。有两次，在开始辩论前，就被对方群众拉出会场。

3月5日，纵队与产业军在人民南路进行公开辩论，这次由郑全体亲自出马。上午9时左右，广场上聚集了万余人。我们在人民南路皇城上宣读声明，揭露产业军。不料对方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冲上皇城，其中还有几个公安人员。一上楼来，就对我方的辩论人员围攻殴打。然后产业军19师和成电红旗成员十数人，把郑全体、陈雷、鄢家尤3人连推带拉，拖进了皇城下的一辆吉普车，扭送到成都市公安局。后又关进太慈寺，郑关在14号牢房。直至4月1日才释放。

郑后来回忆说，太慈寺大门内垒起砂包，架着机枪，院内不到10米就有一个荷抢实弹的哨兵。14号牢房，宽4米，长7米，无窗（原来的已全部钉死），门上开了个20平方厘米的监视孔。一间房关20人，睡下后就只剩下1平方米的地方放鞋子。除了有过几次简单的提审外，天天关在牢房内，只有吃饭时才能走出来透一会儿风。解手要先喊“报告”，待获同意后，20人列队进厕所。

他特别提到，在监狱里最难耐忍受的是刻骨铭心的饥饿，按规定囚粮是每天8两，但被克扣后能吃到嘴的不到6两。年轻人一顿就能吃下去，在这里却是一天仅有的食物。

在关押中，郑全体猛然想到一事：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今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看起来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一旦入狱，又是多么的孤独无援啊！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不会为了今天的造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呢？谁能保证今后没有人“秋后算账”呢？从此开始，他多了一个心眼，凡事处处小心，事事留神。还把把自己的行踪，参与过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活动等记录了下来。

毕业后他分配到了广东省平石矿务局，从工人干起，后任技术员、建井工程处生产技术负责人，工作积极负责，多次创造月掘进尺先进纪录。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更是不错，很快入了党。被组织培养，提升为副矿长、副主任工程师。后正在考查将提拔为矿务局局长。殊不知在1983年后的整党清查运动中，被重大党委组织部的几纸公函说是“三种人”嫌疑，遭到整肃。左查右查，局长没有当成，反而给予留党查看一年，撤消行政职务的处分。印证了他当年的预感，牺牲了一生的事业。他那些笔记本的记载，没有使他摆脱被整的命运。但作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还是洗刷掉不少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错”。

本来像郑全体等这样的，不是成都军区镇反名单上要逮捕的人，是被群众扭送的辩论对象，完全是误抓。当时在重庆，重大八一五与54军打得那样火热，如果由总团出面，通过54军与成都军区的渠道，释放郑等人，应该办得到。但总团对此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让郑等人白受了28天囹圄之灾。回想起来，不禁令人为之寒心！

郑全体被抓，在纵队造成一些情绪波动，我们决定撤离成都。正好，这时重庆公交八一五来人要那两辆原来工纠开来被扣的大客车，我们出面帮助要回了车。趁便，挺进纵队五六十人（包括十多位中学生），乘坐这两辆大公共汽车回了重庆。这时是1967年3月中旬初。

成都还剩下几位队员留守，主要是家在成都的同学。他们为营救郑全体，想方设法，进行着艰难的，也是无效的奔走。

（未完待续）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9 第二次挺进纵队的主要活动及其终结

1967年4月中下旬，挺进纵队又恢复了活动。队长仍然是郑全体，副队长还是张正茂。重大八一五的有30多人，另有十几个八一五派的的中学生。

我在4月下旬接到通知，叫去成都负责主办《8.15战报（成都版）》。编辑部有动力系69级的刘星权和机械系70级的王益富。他们二位都是校体育队的，刘是乒乓球队的，王在田径队练长跑。我们5月5日到达成都。这次纵队部驻在四川医学院东校区解剖楼，这是一幢有大红门柱、翘角屋顶的古色古香的三层楼房。我们住在一楼，走廊两侧放满了大棺材，里面装着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着的解剖过的尸体。解剖楼几十米外就是有名的华西坝钟楼。

第二天，就发生了轰动四川的“五六惨案”。一三二厂的保守组织产业军开枪打死了几十个造反派群众，主要是学生。因为这些都往川医送，我亲眼看见许多的尸体和伤员。尸体呈青灰色，枪眼多成贯通伤，进洞小，出洞大。我们是初来乍到，又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没有去现场。

5月7日，中央发布了《红十条》，正式宣布李井泉是“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立了由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张西挺为成员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直到这时，产业军见大势已去，才彻底土崩瓦解了。

《8.15战报（成都版）》的所有文章都要自己写，既写又编，还要校对，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三人形影不离，在纵队里就得了个“三家村”的美名。

出版了两期报纸后，总团派周孜仁来主办《8.15战报（成都版）》，周带了郎兆华、陈开阳来，他们都是校文工团美术队的。周来后，指导我们办报，报纸的文采及编排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就发生了著名的“红成北上告状事件”。事情起因是刘结挺、张西挺操纵四川省革筹支持偏袒八二六派，而对红成派采取打击压制的态度。引起了红成派的强烈不满和愤慨，遂于6月24日砸了省革筹办，据说抄出大量整红成和八一五的黑材料。25日，群情激愤的人们又冲击成都军区捉拿刘结挺，没有抓到。红成决定上北京告状。

6月26日，红成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十多万人的誓师大会，会后在城里的主要大街上游行，然后数千人的队伍步行出发。面临着第二次被打成右派的处境，红成的情绪是极其壮怀激烈，慷慨悲壮的。

为了全力支持红成，也是对刘、张打一派拉一派的坚决反对，重大八一五表示要与红成同生死、共患难，赴蓉挺进纵队派遣了20多人随同红成前往。我也在其中，还有刘星权、陈开阳等。王益富留下来和周孜仁、郎兆华一起办报。我们由童正蓉、何培余带队，步行走到新都（还是广汉？）。这时天色已黑，大家胡乱过了一夜。我是在野地的大混凝土管道中睡的觉。第二天，爬上北行的火车。车里很挤，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有的人爬上行李架睡觉，有的人用报纸铺在座位下边，钻进去睡觉。车到广元，停了两天。童正蓉说肾炎发作，回了成都。其实是我们这一伙人只有她一个女生，大家都不方便。我们继续由何培余带队。

到西安后在西交大住了两天，扒火车到济南，再扒火车到了北京。后来听说在广元时，北上告状的事惊动了中央文革，是陈伯达要军队送红成的头头到北京。

7月7日下午，我们到达北京，七弯八拐地找到前门外某条胡同的高教部招待所，重大八一五驻京联络站就设在这里。联络站的负责人是动力系的曾世民，我们来找他报到。当晚大家挤住在一起，有的两人睡一张床，有的睡在地上，有的用四把椅子拼起来。第二天，我们找设在东四的北京市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到城北平安里的二轻部接待站。那是一片新建好还没有分配的职工住宅楼，给了一个套间。地下铺的是芦席，有十几条再生棉线织的线毯，枕头就用自己的黄布军包，20多人挤着刚好住下。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带卫生间、厨房的单元楼住房。

重大八一五派出队伍和红成一道北上告状，到了北京，也就完成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他们的历史使命。到京后，我们没有和红成发生过联系，头头们是否有联系不知道。驻京联络站也不想管我们。

我和刘星权、陈开阳、李川荣四人结成一伙，同出同进，甚是相得。在北京的主要工作就是到驻京联络站领取《8.15战报》，拿到天安门广场或北京饭店下的长安街头去卖。这里经常有几十个人在卖小报，全国各地的都有。卖报纸有一点提成，一天的钱刚够简单的晚餐。偶然去一些机关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就是游览北京的风景名胜。李川荣是总团摄影组的，带了一架照相机，大家照了不少相。

轰动一时的“七二〇”事件发生后，7月25日，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声援大会，林彪出来讲了话，江青等出席。我们是散兵游勇，无人通知安排，不能到天安门广场去。只能听街头的有线广播，得知是因为王力等人在武汉被“百万雄师”围攻。后来才又听说，毛主席当时也在武汉，受到一些惊动。周恩来亲临武汉解围等等。

在北京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我们四人去东四接待站借了回成都的车票，于7月29日回到成都。

到了川医，见周孜仁和郎兆华已回了重大，只有王益富还在。不久，陈开阳和李川荣也回校去了，就还是我们这个“三家村”来办报。我们又出了两三期报纸，王益富回了夹江的家，编辑部只剩下我和刘星权。

再过了些天，成都的武斗逐步升级，是用拳头、棍棒和石块，还没有用枪的。听说重庆已经大规模使用枪炮，打死不少人。我开始觉得武斗已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这场运动有点走样，不大对劲。天天都有起哄说八二六派要来血洗川医，我们睡觉要东跑西跑，晚上要换几处地方。有一天晚上，在川医西校区大门外，我亲眼看见有上百个人用石头、瓦片投掷击打一个解放军军官，他被好些石头打中。我感到危险已到身边，没有人身安全感，成都不能再呆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8月23日，为了绕过正在激烈武斗的重庆，我取道内江、大足、铜梁，回到合川的家中。刘星权回了簇桥的家。《815战报（成都版）》无疾而终。

时过境迁，赴蓉挺进纵队全然没有了当年在成都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有声有色的气势。郑全体带着几个人，坚持驻守在川医。承担着与兄弟造反派组织联络交流，互通情况信息；晋见省革委张、梁首长，汇报情况，反映问题。或者接受张、梁等首长的接见；接待总团头头，并陪同谒见张、梁首长等项工作。逐渐演变成重大八一五驻省会办事处那样的机构。其间，郑全体还两次上北京，参与解决四川、重庆问题。

再过了大半年，到1968年6月26日，郑全体回重大参加毕业分配。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到此全面结束。

（全文完）

原载网刊《蜀道》第一期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4:39

沧海一滴

第十章马塘生涯

5 刘世一“叛国事件”

1969年的“七一”，厂里要开庆祝会。因为听说我能写一点东西，厂政工组的徐从政（空军飞行员转业，原是厂办秘书）来找我，叫帮他写一份领导的讲话稿。我写好交上去，厂革委安金章副主任在大会上作了宣读讲话。大家认为稿子写得有点文才，评价不错，于是叫我到政工组下辖的人保组专案组去整材料。因为厂里“走资派”、“反军乱军分子”、“牛鬼蛇神”等太多，要整很多份的材料，人保组人手不够，需要补充。我本来不愿意去，不想干这类整人的事。但在那时被认为是受重用，我又是初到厂，没办法拒绝，所以就去了。

人保组的组长叫ZZZ，是来自沈阳724厂的一个工人。别看是工人，专起权来一套一套的。他管着专案组、斗批改组、红卫队、警卫班。专案组里还有两个大学生，一个叫杨松，毕业于昆明工学院，机械专业。另一个叫董存芝，云南大学化学专业毕业。他们二人都是66级的。张志学叫杨当专案组组长，负责管我们。董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大学生，为人诚恳、和蔼。杨就比较世故，对张唯唯诺诺，对我们却摆出一番架子，但他没有太大的本事。

我们只有一间办公室，和ZZZ在一起。但张一般不和我们直接说话，他只向杨发指示，然后由杨再使唤我们。这种做派，是为了显示他的地位高得很多，和我们之间的级别差得很远。ZZZ看我们的时候，是斜扬着脸，一只眼睁，一只眼半闭，装出一付了不得的神态。

在人保组整材料，说起来好像很受重用，很荣耀。但实际上很不舒服，精神上非常压抑，紧张得不得了。成天怕这怕那，生怕出什么问题，就要挨骂，犯错误，挨整。看见人保组的其他人员开些神秘的会议，或者叫上红卫队的人拿着枪进进出出，不知要出什么事，似乎总有些阴谋在进行着。

拿整材料来说，那些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但非要你把当事人的罪行整得非常严重，个个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最好统统都送去劳改。具体的事实我们不能造假，因为那是需要旁证材料来说明的，不能瞎编。那就只好上纲上线，往形容词上动脑筋。于是这些词汇就成了常用的了：“丧心病狂”、“恶毒攻击”、“死不改悔”、“妄想翻案”、“贼心不死”等等。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幸好我们所整的这些材料最后没有任何用处。不久，军代表进厂来主持工作，首先抓的就是克服派性。人保组的工作就停了下来，原来所整的材料统统成了废纸。不然的话，我还真该要为我所整的材料的那几个人深切地、诚恳地道歉呢！

大约是1969年8~9月，发生了一起刘世一“叛国事件”。

我第一次知道此事，是在人保组办公室听张志学布置出差任务。奉命出差的是一个干部和一个工人，都是转业军人。听见张对他们说：“回来的路上要防止他逃跑，手要铐起来。你们坐火车只能坐硬座，把他堵在里面，要跑不方便。睡觉要轮流睡。吃饭一天只给一个馒头，或者买一铝盒饭，让他饿着，这样才跑不动。进厕所要盯着。他的鞋底上要扎上几颗图钉……”。我心里一沉，心想什么事儿？这样搞，未免太狠毒了吧！后趁张不在，悄悄地问杨松。杨告诉我：“刘世一叛国出逃了。他借探亲的机会，到了丹东，想涉水过鸭绿江到朝鲜，被民兵抓住。丹东市公安局打电话来，陆良县公安局要我厂派人去把他押回来。”

刘世一是一个青年工人，当年不到30岁，从抚顺474厂来。刘的父母均已去世，父亲是474厂的老工人，474厂来的都知道他们。凡是从大城市老厂来山沟的人都有一定的个人目的，刘的目的是想找个对象。此人外貌稍差，性格有点“楞”，就是北方人所说的“二百五”，所以在老厂找对象很困难。结果到了新厂，姑娘们（云南对没有结婚的女青年的统称，结过婚的叫婆娘）也瞧不上他。加之站错了队，挨了多次批斗。他就打起了别的主意。

可能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辽宁与朝鲜交界的地方，两国的边民来往比较友好密切，有互相移居的现象，是否还有过一段较宽松的政策。我就常听东北老师傅说起他们老厂的谁谁谁、谁谁谁去了朝鲜，谁谁谁某年回来探过亲，讲那边生活如何如何等。

不知刘世一从什么地方听说，朝鲜在残酷的战争中，男人战死了很多。到战后，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讨四个老婆。于是他就想到朝鲜去，目的就是找老婆。

刘被抓回来后，在厂里挨了多次的批判和斗争。都是五花大绑，挂牌子，下跪，拳打，脚踢等。还把他一路上写的日记拿出来批判，那日记写着先去了人间天堂杭州、苏州，那里的姑娘如何白，如何漂亮等。在批斗会上，我才见到他，白脸，眼睛小，下巴外凸，长相确实不太理想。

后来他被县公检法部门以叛国罪判了5年徒刑，监所在滇东北的某个劳改煤矿。

现在来看，如果刘知道朝鲜是当今举世闻名的无赖国家，人民吃不饱饭，精神上受到极度钳制。恐怕要慎重考虑，不会贸然走上偷渡的道路吧。

后来刘被提前释放。风传公检法的人说有神经病（标准说法应为精神分裂症），再关下去嫌麻烦。他在监狱里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写过几封信，内容是设想在印度尼西亚某个无人岛建立一个“女儿国”，请求秘书长委任他当总统。有人看过他写的《××女儿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居民300人，都是女性，男人只有他一个。生下的女儿留下来，男孩送到印尼等。当然这样的信肯定是寄不出去的。

他放回厂后，在405（机加）车间当机修钳工，技术很不错，但就是懒。他有洁癖，上班任何时候手里都拿着一团白棉纱，不干活，怕把手弄脏。平时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也是刷得白生生的。他释放后为什么能回厂上班？是否当时的政策判刑不开除厂籍？我还没有弄清楚。但在以后，被逮捕判刑的人都是开除了厂籍的。

1979年末，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土娼，在厂里九大路口的干打垒土房中做起了生意，3元一次。刘世一曾数次光临惠顾。十多天后，保卫科在县公安局的指令下实施取缔行动，把土娼轰走了。同时，对参嫖人员给予了处分和罚款。找刘谈话，刘振振有辞地说：“我出了钱的！我出了钱的……”。后保卫科对他网开一面，没有处理，理由是说这个人脑筋坏了。

有一天，刘世一来办公室找我。厂里的一般人都认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大城市，知道的事情多些，有点把我们当成技术权威的意思。还有人给我取外号叫“黄科学”，大家有闹不清楚的事喜欢来问。

他递给我一张纸，是一张旧信笺，顶上印着红色隶书体的“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纸上画着一朵花一样的图，花的柄部是两条平行线，平行线的下端内切一个圆圈。花有8个花瓣，花瓣中间有一个圆圈。每个花瓣的一条边是直线，另一条边是圆弧线，花瓣的直线和弧线的排列保持着一顺的规律。纸的下部盖有一个红色的大印，有钢笔字批的“×年×月×日收到。”盖印的单位我没看清楚。

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这画的什么东西？”

刘说：这是他在煤矿劳改时搞的技术发明，画的是圆盘式挖煤机。上部花瓣样的东西是旋转的齿状挖斗，下部的平行线是输送皮带。挖斗挖的煤旋转倒进输送带，煤就运了出来。

他很气愤地说，这个发明被日本人剽窃了，他看见电影记录片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挖煤机。现在中国有了《专利法》，他要去法院告这家日本制造厂，起码可以要来一大笔赔偿费。如果中国法院不管，他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要向国际法院控告。

我问他盖的章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交给监狱领导时盖的章，可以证明他早就发明了这台挖煤机。他释放的时候，监狱退还给他了。

我说：“你这张图太简略，最多只能算一张示意图。要靠这点材料去告人家，恐怕很难吧？”

他直着脖子说：“我看见《参考消息》上说过，有人几十年前画了一张电视机的草图，现在拿去告电视机公司，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赔了好多的钱”。

我见他那么有信心，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于是就不讲话了。他后来为这事去了一趟北京。但回来后我没有见到有什么表示，恐怕是结果不理想！

关于搞发明的事，还有一位姓唐的老中专生（湖南人），拿了他发明的“旋转式汽油发动机”来找我，要我帮他提咨询意见。

另外，郭潮海（就是那个在划线站队中被打得非常厉害的人）在调到寻甸新建的为民机械厂（云南第二期建设的小三线厂，这家厂最后没有建成功）以后，还专门回厂来找我，说他只用直尺和三角板就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我不相信，他拉着我，非要演示给我看。

当然这些都是山沟里荒唐的趣事，痴人说梦而已，在此记下一笔。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5:40

9 艰难贫乏单调的山沟生活(1)

在这一节中，主要讲我作为一个单身职工，在厂里的生活状况，这段时间从1969年1月到1976年5月，有7年多。

我们的厂区坐落在深山里。当时没有建围墙，生产区的围墙是好几年后才砌筑的。有过这样的趣事：厂里的雷管装配工人的工作服是白大褂。有山民从小路下山进城看病，路过我们的车间，就要我们的工人给看病。工人说：“我们又不是医生，怎么给你看病呢？”农民说：“你们这么多穿白大褂的，随便请哪一个来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看看吧……！”他们以为只要是穿白大褂的就是医生。过了好几年，解释了好多次，才消除了这种误解。

衣食住行，我先说住。

工厂生活区布置在大马塘的东西两岸，就是在荒山上顺着山坡修筑的若干排平房，房屋旁边就是山石、松树、红土和野草。

东岸有一片家属房。西岸的南面一带是家属房，中间是厂食堂，招待所，食堂北边一片是集体宿舍。马塘的北岸是卫生所、托儿所、小学、汽车班等。再往北上山，是厂生产区。

我作为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房子是干打垒平房，有八九排，一排有十来间。每间15平方米，放4张双台床。墙是土基砌筑的，抹了一层石灰砂浆，房屋是瓦顶，没有天花板，三合土地面。门在正中，后墙有窗。床靠墙放置，中间1米来宽作为走道和活动之用。两张床头中间留出1米的空位，可以放箱子之类的东西。上铺暂无人睡，也可放东西。我来得晚，住门边，是最差的床位。白天下班后，门经常大开着，我的床也就面对着门外。中午睡午觉，任何人过路都可以看见直条条的一个人躺在床上，谈不到什么私密性。

门外有一溜平地，平地边缘种了几棵树，下边是一道坎，坎下是两个篮球场。树上绑了长长的一根8号铁丝，作晾衣服用。公共厕所离宿舍70多米。屋外的平地和道路都是红土，没有铺水泥或三合土。一到下雨，红土又粘又滑，被过往的人们踩得稀烂，弄不好就会摔交。只要一走动，两只鞋就带了厚厚的湿粘土回宿舍，你怎么也清理不干净。

几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发动邻近几间宿舍的人，把附近的的石灰渣运来，铺在门前的空地上，才稍稍地改善了一点。

云南风大，门外是土场，只要一起风，宿舍里就都是尘土。瓦缝也会进砂尘。我的床对着门，那就最脏。云南没有很热的天气，终年用床单，没有用席子的。人们多在床沿铺一块大毛巾（浴巾），一是遮灰砂，二是供人坐，以免把床单坐脏。我没有浴巾，就铺了一块塑料布，把床全部盖起来。宿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人们坐的是自做的小凳。到木工房去要五块小木板，一块做面，两块做脚，另外两块钉在侧面做固定加强板，用钉子一钉，凳子就做好了。厂里油漆很多，我的小凳漆的是天蓝色。还有的人去板桥买草墩。那是用稻草辫缠绕编成的圆柱型坐具，直径为30多厘米，高20多厘米。为了好提动，用稻草辫在侧面做了一两个半圆形的抓耳。这种草墩坐起来比较舒服，它软和，在冬天屁股不觉得冷。坐具不多，基本上是一人一只，所以更多的是坐床沿，特别是来串门的都是坐床上。

陆良的冬天比昆明冷，厂里给每人发有几十公斤焦炭，叫做“烤火煤”。宿舍里有人有小火炉，厂里、山上都可以找到柴，生上炉子，就不那么冷了。如果要煮东西吃，也就有了火。

要写信或写点什么东西，就只有坐在小凳上，把纸放在床上写。

我宿舍里同住的是饶先祥、晏晓留、成信4人。他们都转业军人，饶和晏是战士，在在冲压班当工人。成信原是小军官，在组织科当干事。在“划线站队”时，下放到冲压车间当工人，当时在纸管班当班长。饶、晏家属在农村，在哪个县我记不起来了。成的家属在城市有工作，但不在陆良县。所以都只有在探亲时才能回家去团聚。

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不很适应，较少有共同话题，与成信还可以谈得拢一点。所以平时就只有看看书，写写信，睡睡觉。比较喜欢去隔壁与木工车间的赵友铭、林玉富等吹牛。他们都是曲靖招来的青工。

1970年1月5日，云南的通海县及附近地区，发生了里氏7.7级的地震，是一场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当时是保密的，按现在解密的数据，死亡超过15621人，受伤超过32400人。通海距我厂直线距离160公里左右，我厂有较强震感。为避免余震的伤害，厂里布置搭防震棚，我们住了一个多月的防震棚。我们是在宿舍前面的坡下，用椽子搭架子，上面钉油毛毡作顶。其他人也是用公家的材料，搭的五花八门。

我厂卫生所的护士赵德芳的男朋友在这次地震中遇难。赵是昆明卫校毕业，人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男友是昆明工学院的助教，因为那时的教育改革，大学搞开门办学，面向基层，从昆明搬到了通海，就在地震中遭到不幸。昆工共有138名教工遇难。不用说，赵是非常悲痛和伤心的。不久，她又找了一个在省地震局工作的大学生，她随后也调到了省地震局。先后两位男友都与地震有关，有一点碰巧。

大约两年后，成信因两地分居的原因调去了爱人那个县。我搬去住他的那个床位，即在我的对面，门的背后。门打开可以遮住半张床位，比靠门边的那个床位好。我把床往中间挪了半米多，在床端头和墙的空间钉了一块搁板，有半张床宽，与一般的桌子差不多高。我从车间悄悄拿回一个方凳，躲在里边看书或写东西。门打开时，刚好遮得严严实实，谁也不知道。这样，我才有了一个比较私密的角落。

又过了几年，隔壁宿舍木工班的赵友铭结婚，搬去了家属房。我就去睡他宿舍的床位，在靠窗的关门这边的位置，是最好的那个床位。没有书桌。我找到一块木版，约有80×60厘米。用小水管和小角钢焊了一个架子。把木板用木螺丝钉装在架上，再找了一个雷管包装箱做抽屉。又焊了一个椅子架，用塑料板做椅面。全部漆成天蓝色。因陋就简地做成功了一付桌椅。我在405（机加）车间当技术员，办这点事很容易。桌上放热水瓶、茶杯等物。书、纸、文具等放在抽屉里。我的住宿和写字条件大大地改观了。

但这间宿舍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同宿舍的木工高燕生有一个习惯，要开着灯睡觉，而且是300瓦的大灯泡。烧坏一个，马上又到车间去拿一个，公家的大灯泡有的是。这样我就睡不好觉了，晚上要醒来好几次。另外，他喜欢拉二胡和京胡，水平又不那么高，每天要拉到很晚。与他商量，又听不进去，照旧拉过不停。这间房本属木工车间，他住的资格正，又是老住户。我没有办法，所以就有了矛盾。

1972年前后，从西安804厂调来了几个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是云南人，50年代某国防技工校毕业，分配到西安的。云南人习俗为“家乡宝”，时间长了，终归对北方的生活不习惯。有的人是夫妻两地分居，所以就要求调回云南来。其中的张崇兴、宋绍武等人的家在大理县的农村，家属不能迁往城市。现在到了陆良县，离家仍有400多公里，但毕竟比西安近了许多。他们年岁较大，又是从老厂调来，所以每人分了老招待所的半间房子住。这半间房子是把原来的一间房隔成两半，每间大小为2×3米左右。

我去看望他们，就这样一小间房，我就羡慕得不得了。我经常想，如果能够住上这么一小间房子，那就太好了！每当为住宿条件而烦恼，或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想着如果有这样一小间房，将要怎样安排。床怎样摆，桌子怎样放，还要添几件什么家具，在纸上画房间的平面布置图。还想着有客人该怎样接待，怎样地泡杯清茶，高谈阔论等。这样的梦想，不知有过多少次。现在的年轻人为住房苦恼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那段时间，住宿是我最苦恼的事。我太想能够拥有一间单独的房间，这个强烈愿望，用书面语言来说，是非常地渴望，用通俗的语言说，那就是做梦。当然，比起新招进来的青工，那又好一些。后来宿舍越住越挤，只能睡上铺。

1973年秋天，401车间的青工李玉仙要调去丈夫所在的云南汽车厂，地点在昆明黑林铺。因有小孩，她原住的是探亲招待所的一个单间。我在401车间工作过，关系比较好，所以她私下里把房间让给我。一大早，她的东西刚搬上爱人单位的车，我预先叫好的人就搬了东西进去。这在厂里叫做“抢房子”。

我正在整理东西，管招待所的芦因堂就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搬来住啦？”我说：“是啊！”他说：“你这样做不对嘛！谁同意啦？”我说：“要说对那肯定不对，但我需要住，要经同意就住不上了。现在的情况我就是要住。你看着办吧！想怎么办随便你！”他瞅了我两眼，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我就只管收拾屋子，不理他。厂里这种抢房子的事时有发生，他确实也没办法，无可奈何，站了一会就走了。

于是，我在这里住了下来。这间房子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大小为3.5米×3米。后来，我与杨桂兰结婚，厂里的住房越来越紧张，这间房就成了我们的新房。
9 艰难贫乏单调的山沟生活(2)

下面说食，也就是吃饭。

我们厂那时还在基建阶段，粮食定量比较高，叫做吃基建定量。除了锻工、铸工、锅炉工每月是45（市）斤外，其余不分男女都是42斤。大多数人都吃不完，就连我这样饭量较大的人都可以有结余。吃饱是没问题，问题再吃好。

厂里办有食堂。大食堂是一座砖柱土基墙瓦顶的建筑，有30多米长10来米宽，兼用作开大会的会场。北头隔出一大间作厨房，隔墙上开了3个一米见方的窗口作打饭用。食堂另一头垫高约一米作开会的主席台，两侧有几步台阶供人上下。食堂里没有桌凳，空荡荡的。人们打完饭后都是一边吃一边走着离开。

早餐基本上天天卖稀饭，下饭菜是豆腐卤，云南叫做卤腐。还有白糖。都是要收饭菜票的。

厂里有许多人不吃早餐，食堂卖稀饭时打饭的人不多。我问过厂里的青工为什么？他们说：“那个稀饭，不吃不饿，吃了倒饿！”我一想，也有点道理。经过一夜的消化，胃已完全空了，即使不吃早餐，感觉有些麻木，好像不太饿。而稀饭比较清薄，到10点11点钟已经消化完了，饿的感觉确实更明显。但我是要吃早餐的。除了偶然起床晚了，来不及打饭以外。早餐偶然地卖馒头，这时职工们就来劲了。只见他们用尼龙网兜，一买就是一兜，有几公斤吧！山沟里没有什么糕点，用冷馒头蘸白糖吃，有一点像糕点的味道，这是他们喜欢馒头的原因。

食堂大约一个月卖一次米线，这时就热闹了。人们头天就会互相转告：“明天早上卖米线”。连那些平时不来打饭的家属也都来了，拿着铝锅饭盆，排上数十人的队。米线有剁肉加酸腌菜的帽子，味道不错。对于山沟里的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来吃。如果起床晚了，那就买不上了。所以遇到卖米线，我这样的人可能连稀饭都吃不上。

中、晚餐是大米饭。陆良县坝子大，水田多，不吃杂粮，都是吃大米饭。打饭很简便：排队，把饭票交给炊事员，说要几两饭。炊事员手拿两个镀锌铁皮做的上大下小圆台形的饭瓢，大的堆尖是0.25公两，刮平是2公两。小的堆尖是1.5两，刮平是1公两。那时0.5公两饭是2分钱。陆良大米带点枣红的颜色，品种不是太好。饭里碎石较多，经常会被细小的石籽儿磕着牙，要吐半天。

菜肴是素菜，每餐只有一种菜。山沟里的蔬菜品种极少，食堂里基本上只有白菜、苦菜、萝卜，一年到头就是这三种。偶然地卖炒莴笋，炒洋芋，那就是难得的细菜了。什么是苦菜呢？就是不长菜头只长茎叶的青菜，带点苦味，在云南就叫做苦菜。一份菜收5分菜票，遇有莴笋、洋花菜等要收1角钱。我的饭量大，中晚餐要吃5-6两饭。即使这么能吃，每月也只能用上十几元的饭菜票。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月才用了13元伙食费，也即是13元的饭菜票。你想要多用也是用不掉的，因为没有什么贵的菜。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的伙食多么糟糕。

大锅菜炒得很马虎，调料只有盐和辣椒。在锅里闷着，白菜苦菜就没有了青绿的颜色，变成类似四川煮猪潲的暗黄绿色，也带点猪潲的溲味。

如果运输任务紧张，派不出汽车拉菜，或者没有联系到货源，食堂里就没有菜吃，那么只有吃卤腐。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最长的一次，曾经连着3天吃卤腐下饭。云南的许多县都会做卤腐，食堂里也经常都存储着好多罐。价钱便宜，5分钱一块的卤腐可以下两三餐饭。

作为我这样的四川人，哪怕想吃一碗在重庆最平常的酸辣小面，那都是办不到的。因为没有面条，更没有佐料，如酱油、醋、辣椒等。

山沟里买不到酱油、醋，买不到辣椒面。每逢到外地出差或探亲都要买上几块固体酱油，巴掌大方方的块状物，就是盐加点酱色和鲜味剂，包装盒上印着广东庵埠某酱菜厂出品。味道比真正的酱油差得很远，只比没有好一点。后来市面上又有了瓶装的水解酱油，据说是用人的头发用盐酸水解的产物。这种酱油特别鲜，但鲜的味道感觉不正常，多吃了使人反胃。后来这种酱油就不再看见了。有一次，我出差时买到了一瓶镇江香醋，带回山沟，那就是很难得的宝贵调味品了。我请陆良人的青工李小文从城里代买一点辣椒面，结果是假货，里面掺了不少米糠。把我气得要死。

那时每月供应0.5公斤猪肉，分成两次吃。食堂里经常是把肉切成大拇指见方的块，煮在萝卜汤里，萝卜和肉都是白色。炊事员从部队转业，烹调水平差，弄不出什么花样。

长年累月吃这种饭菜，需要佐餐，只有买点卤腐。5角钱可以买到一口杯，吃上一段时间。吃饭时候，有熟识的人端着碗从门前路过，也会进来用筷子叼一块去。

我就想起了四川的泡菜，于是去板桥赶街，买来泡菜坛，买来萝卜等蔬菜。我的粮食关系在食堂，买不到定量供应的食盐。板桥杂货店里有海盐，不用凭供应证。海盐的样子像蚕豆豌豆黄豆大小的不规则的颗粒，带着不少泥沙，呈棕黄的颜色。这种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买来后用开水溶解，静置一段时间，滗出上边的溶液装在瓶子里，下边的泥沙不要。我就用这种海盐饱和溶液加水和酒来做泡菜，做得很成功。

但很快就发生了问题。一是蔬菜来源，要到芳华或板桥去买。光为了吃泡菜，经常跑几公里、十几公里去买菜，那样毕竟划不来。二是泡菜的清洁问题，四川人都知道，做泡菜需要特别注意，不能沾生水，不能沾油等。在集体宿舍里，有人就传开了：“小黄那里有四川泡菜，味道好得很……”。于是张三打开坛子来一下，李四来一下，刚吃饭的筷子也不管，很快地泡菜就生花了。生花少还可以加点酒处理一下，严重时就没有办法，只好倒掉重来。我还做过糟辣子——剁红辣椒腌生姜片。酸酸的，辣辣的，也很好吃。但同样很快就生花变味。几次以后，就没有心思再做了。坛子也被同宿舍的老转（转业军人的俗称）拿去做活酸菜（类似北方人的酸白菜）了。

遇到“五一”、国庆、元旦、除夕等节日，食堂会餐，有较多的肉菜。一般收1-2元的菜票加几两饭票，换餐券。自由组合，8张票打7-8个菜、一盆饭和一碗酒。因为没有桌子，就放在食堂的地上，8个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围着吃起来。聚餐一般还包括在家吃饭的职工，这时食堂里就很热闹，可以看到几十伙人在喝酒、吃饭。也有时是各自打一份有几种菜肴的饭，各自吃自己的，这要看食堂临时怎么规定。我大多的春节期间都要回重庆探亲，这是为了多3天的假期，所以除夕的聚餐很少参加。

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山沟里关于吃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史鉴修（厂技术科技术员）去模二厂（生产7.62毫米枪弹，我厂的底火为其配套）处理技术问题，事办完后已是中午，肯定要在这里吃饭了。模二厂也在山沟里，技术科的人去厂办公室领了来宾接待饭票，带我们到食堂，向炊事员交代了就走了。炊事员让我们在厨房的一间空房里等着，端来一碗菜——炒白菜，两碗饭，说一声：“你们慢慢吃吧！别客气！”。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我们把菜放在地上，端着饭蹲着吃了起来。因为我们是客人，炊事员也觉得不好意思，便拿了几个红辣椒，烧了烧，放在一碟盐上送来。还说着：“没有菜，这个给你们下饭”。这就是那时到兄弟厂出差，人家接待的真实情况。

1969年秋天，我在401（冲压）车间劳动锻炼，曾被抽出来为蒸汽管道包保温的石棉瓦。这是在野外，把山野里安装的蒸汽管道用石棉瓦包裹起来。那时正是火把果成熟的时候，豌豆大小的果实挂满了枝头，火一样的颜色，一片片地在漫山遍野里红得诱人。火把果，学名大棘，又叫火棘，蔷薇科常绿灌木。它还有一个俗称叫救军粮，是否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充饥。但这东西籽多肉少，一股酸涩的味道，不那么好吃。

到工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见一起劳动的女青工小马去采摘火把果，用手巾包回来，不停地往嘴里塞。我感到奇怪，心想再饿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因为我们厂还在基建阶段，粮食定量不算低。有人悄悄告诉我，小马怀孕了，爱人在外地。因为反应强烈，想吃点酸东西。女人怀孕了，竟连这么一点极普通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只好吃火把果。说起来真心酸。

在1977-1978年的一段时间，陆良空军的解放军星期天很喜欢来厂踢足球，一来就是开一辆卡车，拉着20来名解放军。因为大马塘里有一块标准的带天然草皮的足球场，我们自发地组织了一支水平还可以的足球队（这在后面将详细地讲到）。当兵的生活也很枯燥，所以他们就经常来找我们比赛。那个时候，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踢完球后，厂里总要招待吃饭吧。所谓的招待，就是和我们一起在食堂里，蹲在地上，吃大锅炒白菜就大米饭。有一次，炊事员抓了一把豆腐皮掺在白菜里，我们就感觉比平常的菜好吃多了。我们这边是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吃完了，但见他们那边好像非常勉强，随便扒拉了几口就不吃了。次数多，才听说他们飞行员一个月的伙食费标准是90元，这就相当我的工资的两倍。地勤人员标准是20多元，难怪要嫌我们的饭食太差了。

长时间没有肉吃，有一天欧阳华来约我，找龙潭村的羊老倌（云南人对放羊人的称呼。其他有马老倌等）买羊。这放羊的老倌放有30来只羊，每天早晚都要从车间路过。他出面讲好，买了一只老羊，价钱为5元。因为只有将要淘汰的，老得不得了的羊，老倌才敢卖。羊是我杀的。用一只脚跪在老羊背上，把羊压倒在地，左手抓住角，把羊头仰起来，右手拿菜刀，对准脖子用力一刀，血流了出来，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然后剥皮，切肉，煮了一大锅。可惜的是羊太老，味道不好，嚼起来像草一样。但毕竟是荤菜，多少有些肉味。

欧阳华是从重庆791厂调来的老技术员，中专毕业，患有肺结核，3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

1971年秋天，我厂的老技术员高守山和李承民到外地出差，回来时经过南宁。办完事后，在街上找了一家饭馆吃饭。一看是饺子，而且是肉馅，高兴得很。便要了1（市）斤。吃完后觉得还馋，又买了6两，仍然吃完了。再要4两，也吃得精光。那位女服务员很奇怪，怎么这两个小老头这么能吃？便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怎么肚子饿成这样？”他们说：“我们云南的那个工厂在山沟里面，难得吃到饺子。”回厂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讲得津津有味。他们说，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么能吃？老高50多岁，西安人，个子黑、瘦、高。老李河南人，40多岁，中等身材。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确实吃不了这么多。在山沟里长期缺乏油水，他们都是北方人，也很少有他们喜欢的面食。一下子看见了肉馅饺子，那个馋劲，2斤肉饺子，轻轻松松地就吃下去了。那时在昆明市还不容易吃到肉饺子。我就有了一个印象，广西的生活比云南好，“文革”后比云南恢复得快。

我也是很能吃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拿着大号铝饭盒去打饭，这天晚餐的菜是炒莴笋。青青的笋片，算是难得的细菜了。我就打了6（市）两饭和一份炒莴笋，一边走回宿舍一边吃，吃完觉得没有饱。于是又回到食堂，再打6两饭和炒莴笋。回到宿舍，把饭菜全部吃光，这才感觉差不多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一餐吃下1斤2两饭（上一次是在农村“四清”工作队的时候），所以留下的印象比深，现在都还记得。

有一次出差，是在冬天里。到了曲靖，要等下午去昆明的火车。中午时分，肚子饿了，吃什么呢？我走到城中心的人民饭店，这是当时曲靖最大的一家饭店，有两层楼，店堂很宽敞，桌子很多。进去一看，哟！厨房里有沙锅白菜，一大排小沙锅，座在相配的灶孔上，冒着热气。登时我就觉得寒气减退了不少，身上也就热乎了起来。就决定：吃沙锅白菜！于是，五两饭，一个小沙锅端上桌来。菜里有几片火腿、几片瘦肉，几个肉丸子，几块豆腐，煮得很粑的白菜，还有很鲜很烫的汤，真是一餐非常满意的中餐！价钱也不很贵，沙锅白菜6角，饭1角，总共7角钱。这餐饭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以后我凡是来曲靖，一般都会来这里吃它的沙锅白菜。

厂里办有托儿所，有大、中、小班，接收职工的小孩。那时的产假是56天（包括星期日），只要产假结束，家里没有老人的就要往托儿所送，一直到上小学。外界的托儿所一般每天给小孩发糖果糕点，一是适当补充一点营养，另外也为小孩解解馋。山沟里的托儿所没有这个条件，阿姨们只有两样东西给孩子吃，他们叫做“黑咸菜”，另外是卤腐。黑咸菜就是云南的玫瑰大头菜，是用酱腌制的大头菜，黑颜色，特别咸。切成指头大小，每个小孩发一条。卤腐就是豆腐卤。每个小孩发一小片纸，给刮上指头大小的一丁点卤腐。左手巴掌上托着，右手用一根小竹棍（那时市面上还没有牙签卖）挑着吃。这就是每天的点心。

直到1980年后几年，我的孩子上托儿所，都还是这样的情况。问今天吃的什么？她就说：“吃的黑咸菜”。或者说：“卤腐”。这样的食品哪里谈得上营养，只能是哄哄小孩。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7:30

9 艰难贫乏单调的山沟生活

下面说穿，也就是衣。

那个时代，服装工业不发达，没有多少成品服装供应。人们大多是自购布匹，请成衣店加工。山沟里的穿衣问题，就有了两个困难。一是布料，棉布要布票，化纤很难买得到；二是没有加工制作的服务条件。布料的缺乏是全国性的，在山沟里就格外突出。服装缝纫的服务更是难得。有一位唐老头，从湖南来的。他的儿子唐继禹和儿媳都是50年代的中专生。唐继禹在405车间当技术员，老婆在厂生产组管设备。唐老头可能原来是裁缝，为了挣点钱，在厂里干起了缝纫服务。这在山沟工厂里是非常需要的，所以给了招待所的一间房，生意好得不得了，他也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几年后他跟着儿子儿媳到了云南机器五厂——本系统生产82毫米迫击炮的工厂。唐继禹的弟弟和妹妹招工后留在了厂里。

我在那时有一两套外衣和衬衫，两件毛线衣，两件衬裤和背心。一件重庆人叫做敞摆夹克的棉衣。最好的衣服是有一件白的确良衬衫。因布票紧张，秋衣和秋裤都是没有的。

厂里发工作服。在401车间，冲压班的班长阎进堂说我们是下放劳动的，所以只给我和卫生所下来的胡医生发背带裤。我后来调到了405车间，才有了夹克式样的上衣和裤子。这件深蓝色的劳动布夹克就成了我的宝贝，很爱惜。春节回重庆探亲，或到昆明出差才拿来当礼服穿。

衣裳不够，好朋友李建借给我一条黑色的锦纶裤子，这条裤子我就穿了好几年。

有一次，我穿着补过的背心在大马塘踢足球，补巴是不一样颜色的布。就有人笑话我，说连背心都要补。

到1972年的秋天，我的那件棉衣穿了好几年，已经很脏了，就把它拆开来洗。洗后要把它缝合起来却遇到了困难，我拿去找唐老头缝合一下，会给他加工费。但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不干。我说了许多的好话，答应多给些钱，但他死活不干。我才明白了，他忙得很，手上活计很多，有那么多简单的可以赚钱的事，何苦来弄你这个麻烦事呢！

我很着急，因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云南的冬天有些天是很冷的，没有棉衣绝对过不去。如果要买新的，既没有多的布票，又要花一笔钱，还得求人到昆明才能买到。怎么办呢？想了又想，看来只得自己动手。我从小经常看见父母亲缝制衣服，大概知道一些工序过程。另外我的动手能力一直比较强。心想，这不会是难得不得了的事，再说现在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这时好朋友黄荣树家刚买了缝纫机，可以去借用。于是请人到昆明买来几尺灰黑色的化纤布，照着拆下来的布块剪成新的棉衣面，里子仍然用原来的。我就用缝纫机加手工，把新棉衣做成功了。原来的面子另缝成了一件罩衫。当然第一次做，返工多一点，不敢说做得很好，但毕竟有棉衣穿了。我很高兴，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地靠自己的能力做衣服的故事。

这以后，我到昆明买来几本裁剪书，自己学着裁剪和缝制衣服。利用自学的技术，不单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服装问题，还帮助过许多人制作过衣服。除流行的“三线包”、“不显包”外，还独出心裁地设计过几种新花样，当然不敢太出格。要知道，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大家对“奇装异服”的警惕性还很高。

山沟里的人，在穿着上真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条裤子要很爱惜地穿，到快破烂时就在膝盖和屁股处打补丁（巴）。云南人对补巴比较讲究，一定是用颜色相同的新布，补巴面积要相当大。屁股上是补成两个相接的大半个圆块，组成一个蝴蝶形。膝盖上的补丁长约40厘米，宽约18厘米，两条裤腿要求对称。在补巴上用缝纫机扎出很规则的回纹，间距约为8毫米。这种补巴裤子，在人们心里是等同于新裤子一样的服装。甚至那些家庭条件很好的人都是这样的穿法，没有寒酸的感觉。

有一年11月份，我到重庆出差。心想在重庆那么多年都是穿的两条裤子过冬，看看才11月，不会太冷，所以就这样去了。到重庆后，恰遇寒潮来临，两条腿冻得受不了。见街边地滩上有因质量问题处理的秋裤，不收布票。赶紧买了一条穿在身上，顿时人就暖和了不少。这是我第一次穿秋裤的故事。

那时厂里的女职工没有穿裙子的，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特别是年轻姑娘。有一次，一位姓韩的女工就穿了一条裙子，确实是很美的。她到食堂打饭，从篮球场的石台阶上往下走，突然一阵风吹来，把裙子翻上来蒙住了头。一下子大走其光。这事在厂里传了很久，认为太大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穿裙子的了。

再说山沟里的行，也就是交通问题。

我在前文说过，山沟里的出行是很困难的。首先要步行8公里到板桥，才能搭上过往的班车，前去曲靖或者陆良。

厂里那时只有4辆解放牌卡车，没有其它的车辆。驾驶员每天出出进进，运输任务很繁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经常外出，有买东西的机会，所以成了厂里最热门的人物。要买缺乏的东西，求他们的人很多。所以在厂里，驾驶员是最受人尊重、最受人欢迎、最被人巴结的人。比厂长都还厉害，因为没有大事不会找厂长。一般的人重要事不会多，而求驾驶员办的小事却是经常都会有。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驾驶员赵培贤、柴善国、李应德、安朝普等的大名。

厂领导的出行和职工一样都很困难。要去昆明开会，也只有坐卡车，那肯定会照顾到坐进驾驶室。

职工要外出，就要搭车，与驾驶员关系好的，可以提前约好坐驾驶室，一般的人就只有站在货箱顶上。搭不上车就只有步行走路。

我需要外出主要是去云南模具三厂。当时建厂的分工，模三厂是专门为其它专业厂配套制造非标设备和工具工装的机械厂。401车间的冲压工具、工装都是在他们厂加工。工装的加工和使用中，有不少的技术问题需要衔接和处理，这样我就去过模三厂许多次。一方面可以见到涂植辉、黄代富等老同学，他们都在车间担任技术工作，联系有关的工作很方便。模三厂距我厂20多公里，在地名叫张角冲的山沟里，从公路口进去3公里许。

要去模三厂办事，要头天给驾驶员说好，搭乘到曲靖或东山拉煤的车，中途在张角冲下，爬3公里坡，就到模三厂了。办完事，中午一般是在老同学那里吃饭，可能的话，会弄点菜招待一下。到下午4点钟，就要回到路边的高坡上坐着等车。那时路上车很少，半天才有一辆车开过。厂里的卡车，我们都能认得出来，远远地看见来了，就下到路边。驾驶室里经常都有人，只有坐在车顶的煤上。回厂后，身上脸上都是黑煤灰。

如果职工私人有紧急情况需要用车，那就非常困难。有一次，401车间女工徐昆芳的女孩病了，发高烧已经好几天，卫生所条件有限没办法治，比较危急。徐昆芳找领导要求派车，没有获得同意，她就在办公大院里哭闹。那天正在开中干会，会议室比较小，里边坐不下，有几人坐在门、窗外边。主持会议的是厂长王庆本。徐站在会议室门口，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指着开会的人大哭大骂，闹了好半天。王厂长看看会开不下去，不解决也不行，才叫供销科长派了一辆卡车，送徐带女儿去陆良县人民医院住院。这事是我亲眼所见。

我那时年纪轻，身体好，没有什么病，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一般的感冒发热，厂卫生所可以对付。年纪大的、身体差的要看病就很麻烦，主要是交通困难。

那时的公路路况很差，公路全是土石路。沥青渣油路和水泥路是20来年后才有的。曲靖到陆良的有养路段专门养护，还比较好。从板桥到厂的路那就很糟糕了，这三家工厂不可能设专门的养护队。土石路面，时间长了，土越来越少，剩下的都是石头。建材上有一个名词叫狗头石，是很准确的。路上到处是比拳头大的狗头石，凸凹不平地突出在路面上，汽车在上面行驶非常之颠簸。

有这样一件事。改革开放刚开始时，重庆的建设、嘉陵等国防厂军转民造了摩托车。山沟里也有人买了这种车。有一次，我们厂的张××骑摩托带着母亲去板桥赶街，在机三厂前边的路上，竟把母亲颠下车来摔死了。可以想象那个公路不平整，坐车颠簸的情况。

大约在1971年末，曲靖汽车客运部门根据几家工厂的现实需要，开通了工厂到曲靖的班车。下午3点多从曲靖开出，5点多到机三厂，再到我们厂，最后开到包装厂。路况很差，58公里要两个多小时。驾驶员晚上住包装厂的招待所，第二天早上开出来。我们要外出，可以到厂外的路口等车。以后，我们出差或探亲都是乘坐这趟班车，到曲靖再转火车。到1975年前后，昆明的客运部门也开通了到昆明的班车，每天一趟。早上从昆明西站出发，途中开行7个多小时，最后也是到包装厂，第二天早上开回昆明。我们到昆明出差才可以不到曲靖转火车。这两趟班车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厂里的商业服务。

简单一点说，我们的山沟远离城市，除了有大米、一（市）斤猪肉、几两菜油供应以外，基本上没有其它的社会商业服务。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大小事，都要靠自己解决。

厂里设有一间小卖部，大家就这样叫它。有两间门面大小，靠左手开一扇门，其余是柜台，柜台是砖砌的，上半截装的那种上下有槽，一块块木板竖直地梭进去的柜板。这个小卖部，满打满算有50多个品种的商品。可能有人说，呵！50种，不少了！我说，对于现代人那样丰富的生活内容来说，太少了！太少了！

我来数一下有哪些东西：纸烟3种（春城每包0.37元、金沙江0.28元、春耕0.08元）；火柴1种；布4-5匹（红、土白、兰、花）；白糖（云南产糖，到处都有）；茶叶2种（其中1种是砖茶，少数民族喜欢）；搪瓷口杯、碗、面盆5-7种；酒1种；笔墨纸张练习本10来种（因有小学生）；肥皂1种（定量供应，每月1小块）；牙刷1-2种；毛巾1-2种；等等。差不多就这些了。

售货员是厂里的工人，后来改为家属工，只有一个人。

有家的职工买米要到包装厂，设有粮管所；银行设在机三厂，主要是对公业务。那时大家都没有什么钱，所以银行对职工基本上没有用处；其它要买肉、蔬菜、鸡蛋、盐等物品要在街子天到板桥。陆良地区赶街是逢星期日，所谓赶街，在北方叫赶集，四川叫赶场。

龙潭村的农民很少来厂里卖菜，偶然可见一二人，带来的菜也很少。到夏天雨季来临，山林里菌子多起来，可见到有卖菌子的，但这也很少。农民不来卖菜，估计一是经过多次运动，动不动就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家都被整怕了；二是云南农村自给自足的传统比较牢固，农民自己种粮食，种油菜，种葵花（向日葵），自己养猪，养鸡。多少卖点鸡蛋，换点盐，买点布，就能够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

既然生活物资那样缺乏，所以职工利用公家材料干私活就顺理成章。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全厂找不到没有干过、用过私活的人。只要是生活需要的，通过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出来的东西，就有人做。我在405车间时，有材料和机器工具的方便，就干过许多私活。例如：镀锌铁皮的水桶、洗衣盆、水壶；黑铁皮做的火炉，炉膛是用铸工班的耐火泥搪的，很好烧；火钩、火钳、煤铲；煤油炉；用不锈钢片做的菜刀；用有机玻璃做的台灯；有一段时间没有肥皂供应，401车间有人用豆油（生产用的）和氢氧化钠熬肥皂，这种自制肥皂呈深咖啡色，脱污能力强，泡沫多，好用得很，等等。我见到的最精致的私活，是用有机玻璃棒料车的擀面杖，用抛光膏抛得晶莹透亮的。
9 艰难贫乏单调的山沟生活(4)

山沟里的信息资源也是极其匮乏的。

厂里有内线电话，各科室、车间和边远吊散的工房装有分机。十来年后，给厂领导家也装了分机，再后来才给中层干部装。如果要打外线电话，需总机与陆良县邮电局申请，再与国内所需的地点连通，且只有到总机室才能使用。当时是那种手摇的交换机，要摇好多次，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接通。发电报要到设在机三厂的小邮局，挂号信、汇兑钱也要到机三厂，来回就有4公里。邮递员骑单车一二天来厂送一次报纸、信件和电报等邮件。后来，邮电局委托厂总机室用明码代为收发电报，多少方便了一些。

厂里有广播室，每天早上7点放解放军的起床号，8点放上班号。中午12点准点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然后放新闻。下午2时放上班号，晚上8点放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连播。报纸和广播，是我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有的家庭才有收音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人是社会化的高级动物，有着了解、分析和传播信息的天生的需求。在山沟相对封闭的小社会里，没有外界社会的信息来源，就只好传播厂里发生的事。人们的口中淡得出鸟来，只要有人来撒上一点盐，马上就有滋有味地传播开去，这是否就叫做扯淡！如厂里召开了什么会议，讨论了什么问题，任命了谁，担任什么职务；谁和谁发生了纠纷，吵了架，动了手；谁家来了客人，来干什么；谁家老婆生了小孩，是男是女；谁和谁有了点风流韵事……等等。每天吃晚饭时，空闲时间相对长些，就成为闲谈的和交流各种消息的最好时间。一传十，十传百，任何小事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弄得全厂尽人皆知。

山沟里的文化生活基本上只有电影一项。陆良县电影队时不时来厂放电影，一般是在宿舍下边的篮球场上放露天电影，遇下雨等情况时就在食堂里。后来厂里买了放映机，专门安排了一个放映员，这人叫朱儒昌。朱是陆良县人，在城里关系较广，遇有难办的事好疏通。另外家属也在县城，这样也就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他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城里，联系到影片时打电话通知厂里派车接。所以得了个非常好的差使。厂里还给了他一小间单独的房子，住宿兼保管放映机。是大食堂南头邻接主席台外边的那一间，这间房从中间隔成两半。食堂开间大，即使隔成两半，房间的面积依然相当大。另一半是广播室兼广播员住宿，与主席台有一小门相通，因为开大会需使用扩音器材。

放电影是山沟里的一件大事，小孩们下午就开始用凳子占位置，或用粉笔划地为牢，上写“这是××家的位子”。冬天天气冷，有的人家拎着火炉，边烤火边观看。好看一点的电影，要联系到片子还不容易。一个地区的放映公司才能有一部拷贝，在各个县流转，到陆良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要往其他县传。加之县里的单位、厂矿不少，大家都想看。往往一家单位正在放映，另一家就派好车在旁边等着了。

有一次，县里到了某届足球世界杯集锦片的《世界在我脚下》，只有机三厂得到了片子，而且轮在了半夜。我们几个足球爱好者到机三厂，等到凌晨三点，才睡眼朦胧地看到了这幕难得的、精彩的记录片。

还有一次，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风靡全国，云南也不例外。据说好看得不得了，厂里想了不少办法都没有拿到片子。有不少的年轻职工专门坐班车到曲靖去看，当天没法回厂，就在街头露宿，或者溜达一晚上。

“文革”中的电影主要就是“三战一打”（《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等政治教育片、京剧样板戏和一些新闻记录片。

“文革”后期有了一些抒情的电影。我在山沟所看的最好的电影应该是英国片《苔丝》。片中人性情感的矛盾，女主角金斯基漂亮的外貌和精湛的表演，异国风格壮丽的外景，包括著名的巨石阵遗址，到现在还存留着难忘的印象。受到震撼的科教片是《火山》，那些火山爆发的宏大壮观的图景，现在还浮现在脑海中。我还第一次从电影中听到了电子琴的演奏，那美妙的音色和旋律，真不止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这样的精神生活最大的困扰是寂寞。这种寂寞，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愁苦。上班时，有工作负担，思想有一定的寄托，还稍好一点。下班后，那些空闲的时间，真是难以打发。自己心爱的姑娘（后来是妻子，再后又离婚）远在天边，一年只能见上一面，平时只能靠写几封信来倾诉思念之情。父母弟兄也是远在几千里之外，不要说尽孝悌的责任和义务，连交流谈话也成了难得实现的奢望。

这种寂寞，没有任何办法劝解，也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为了排解难耐的寂寞，我经常在大马塘的草地上转圈行走，一走就是一两个钟头，一边想着心事。在夜间，我多次环顾四野，东西两边高低起伏的山形天际线上，都可以看到隐约的一大片亮光。东边的山背后是机三厂，西边的山背后是包装厂。两个厂的上空，都有一片淡淡的光幕。在漆黑的暗夜，只要稍有一点光照，哪怕不那么强，都会形成隐约的光带。头顶是星空，脚底是黑地，两岸是疏落的灯火，周围是暗黑和沉静的山野，这就是自己长期生活的马塘之夜。

为消磨那些寂寞的时光，我读了许多的唐诗宋词，希冀从诗词的意境里寻找慰籍。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李白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柳宗元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陆游词中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都能引起我的共鸣，帮助驱散那无边的愁绪。

我还学着套用辛弃疾词《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改了一首词：“燃料一厂马塘水，中间多少离人泪。西北望蜀川，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何时能归去。秋晚人愁余，怀乡最孤苦。”

山沟里还有一件怪事——跳蚤特别多。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跳蚤，不知道竟有这么厉害。叮了人后，皮肤上就起疹块，痒得使人心烦意乱，要不停地搔，一直搔到渗出星星血点。跳蚤咬人不止一处，它是东跳西跑地咬个不停，最多时有七八处，叫人真难受。叮咬腿脚后，只有把裤子脱下来，翻过来仔细地找，掐死才算完。因跳蚤很小，很难发现。有时没找到，刚把裤子穿上，过一会又咬起来了，还得再次脱裤子。晚上睡觉，被子里有了一个跳蚤，那就睡不成了。只得打开灯，慢慢地掀开被子，一小块一小块地找。那东西不像臭虫，是平面的扁形，爬行的动作慢。跳蚤是纵向的扁体动物，会在很窄的缝里活动或躲藏，动作又特别快。你刚看见它，眨眼间就跳跑了，所以很难对付。后来我总结的经验是用塑料袋套在巴掌上，一发现有敌情，就迅速地压住，然后把手退出来把它掐死。才算多少有了一些效果。

在山沟生活的那18年，是我人生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艰难的两个时段之一。另一段是“全国大饥荒”。我曾数次把这两段经历进行比较。山沟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极其单调贫乏的，处于一种接近原始的蛮荒状态。从生存的要义吃饱肚子来看，山沟里的这一段较好，因为粮食定量比较高，不存在饿肚子的情况。但“大饥荒”那一段，人毕竟在一个完整的社会里，在一个城市的社会当中生活。食物的量上很不足，但品种和内容上是多种多样的。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需要在信息当中生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各种信息多样而丰富。在“大饥荒”的时候，可以得到城市市井中传播的各种消息，并据此与社会发生互动，对各种信息进行思考、处理，从而与社会共同前行。而山沟里的这十几年，就像时间停顿在一个坐标点，人处于睡眠状态。外界发生的许多事，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出差人员回来传一点道听途说，领导去工办开会后传达一星半点。外界的消息，只要传回来，都如同天外飘来的圣音。鲁迅先生写过一篇《理水》，那些被世纪洪水围困在文化山上的人们，只有靠飘荡的木排和古肱国的飞车传来些微的外界消息。这种状态与我们在山沟里就非常地相似。

在时间上来看，“大饥荒”年代有4年多，而山沟里的生活时间却长达18年，占了19个年头。试想一下，人的一生，有几个18年！

我曾经对许多人讲起山沟里生活状况之艰难，但都得不到对方会意的反应，说明这是没有在那种环境中长期生活过的人很难想象的，很难理解的事。2005年，电影导演王小帅拍了一幕电影《青红》，说的是上海内迁贵州山沟的三线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年轻人感情与生活环境纠葛的故事，放映后许多观众对那样的生活环境很陌生，竟然感到奇怪。看来这种漠然是很普遍的。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3-2 17:48:54

第十章  马塘生涯

10 401车间概况

我一到厂，分配到401车间冲压班当工人，后来抽调搞技术工作，对该车间有了些了解，所以多说几句。

401车间下设冲压班、纸管班、表面处理班（表处班）、手检班4个班，任务是为工厂的产品制造外壳和内部结构零件。

冲压班是一座约40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工房，有20来台冲床。最大的是两台20吨双动冲床，专用来冲压民用纸雷管的加强帽，和铝雷管壳的下料冲盂。有两台6.3吨的双动冲床，专用来冲压7.62毫米枪弹底火壳。后来产品多了，冲床的型号和数量也增加了。其中值得一说的是五连冲，用于铝、复铜钢外壳雷管的引长，它可以在一台冲床上连续完成盂子的4次引长带切口，真可以说是巧妙而又有高效率。

冲压的材料有铝带、紫铜带、黄铜带、钢带、复铜钢带等

纸管班，顾名思义就是制造纸壳雷管的外壳。

中国工程界用量最大的工业8号雷管是用纸做外壳，恐怕是跟着前苏联学的。国际上发达国家多用金属，这与国家的富裕程度有关。当时我厂纸雷管的年产量约为2000万发，云南大的雷管厂就有两家（包括我厂），小厂还有7~8家，全国的年产量至少是2000万的上百倍，也就是数十亿发。如果都用金属，哪里有这么多哟！所以只好找代用品，纸是最节省、最易得的材料。

雷管壳用的纸是佳木斯造纸厂生产的专用牛皮纸，这种纸有0.14-0.18毫米厚，特别密实。这与大兴安岭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关系。厂家提供的牛皮纸是大卷的，直径大约有0.7-0.8米，长度约为1.8米，一卷纸的质量有上百公斤。

纸管的制作过程是先切纸，在切纸机上把纸切成约100毫米宽的小盘纸卷。再用磨纸机把纸的一边磨成10毫米宽的斜刀口，因纸面太光滑，需磨毛在胶粘时才能吃胶，使粘结力增强。另外在纸的粘接处没有台阶。再在卷管机上卷成内径6.5毫米，长40毫米的纸管。纸管班的核心设备可算卷管机了，它把切纸片、卷管、涂胶、压紧、退管等工步集中在一台机器上全自动完成，全靠着凸轮、杠杆、间歇齿轮等机构的配合。最巧妙的是卷管冲子，它是空心的，侧边有一条窄缝。冲子前移的时候，使纸片的光端插入窄缝，随即旋转，在压块的靠扶下卷出纸管，已经涂了胶的纸片毛端由压块在管子上粘牢，冲子后退，箍在冲子上的刮模将纸管退下。这是我所见到的纯粹靠机械构件达到自动化的最先进的设备之一了，当时401车间有4台卷管机，每天的产量可达数十万发，也算是高效率的设备。

纸管再经过把胶烘干、浸虫胶漆、烘烤，就制作成功了。

黏合剂（胶）是干酪素加氨水，调配时有一股浓重的奶香和尿臭，每天要调一大盆。后来改用聚乙烯醇。

虫胶漆，是用虫胶片溶解在乙醇里制成的。虫胶片是紫胶虫吸取寄生树的汁液后分泌出来的天然树脂，经采集提炼后得到的。是云南特产的一种重要原料。浸漆、吹干、烘烤后的纸管呈深咖啡色，发着亮光，使纸管能耐潮湿。

表面处理班，承担对车间所有的金属冲压产品进行表面处理。紫铜、黄铜、铝、复铜钢等是钝化（氧化），即是用化学方法，在产品表面形成一层牢固的特殊氧化膜，使产品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钢件（如加强帽等）是发蓝，也是生成一层薄的黑色氧化膜。加强帽还要浸虫胶漆、烘烤，形成黑色发亮的保护膜。

因为班里都是桶、槽、盆、罐之类的容器，里面装着热水、冷水、强酸、强碱和其它化学药品，所以人们也叫作酸洗班。酸、碱的腐蚀性很大，班里发的工作服是用高级纯毛呢做的，比较耐腐蚀，不像棉布容易烧成破洞。毛呢工作服的式样仍然是工装甲克和又肥又大的裤子，穿起来全然没有毛料制服的挺括和有型。

那时生活区没有澡堂，下班后，我们经常来这里，放上一槽热水洗澡。

手检班，是对全车间的产品进行检验。那时班里工人全是年轻姑娘，眼睛好，因为全部的产品都要逐一用眼睛判断是否合格。车间是普检，然后由检验科派检验员来抽检，合格后方能送半成品库。

当时手检班的班长是转业军官张文忠，40 来岁，好像肝脏有病，黄皮寡瘦的。因眼睛已经开始发花，他不参加手检，只管点行政工作。一个班没有多少事，很清闲。我每次去手检班，他都要找我聊天，毕竟我刚从大城市来，知道一些新的信息。

当时401车间的领导权掌握在几个年青人手中，斗批改小组组长是李国华、副组长白正洪，好像还有王国芳。革领小组组长是罗兴良，副组长王化武。其中只有王化武是从沈阳724厂来的酸洗工，其余都是从元谋县农村招来的。这些人是站合了队的，被认为是政治可靠。他们搞政治运动，整人、批斗人很内行。

斗批改组不管生产，革领小组不懂冲压技术，产品试制主要靠几个老厂来的老师傅。出力最多的是李玉林（抚顺474厂），其次是梁裕民（沈阳724厂）、班长阎进堂（阳泉104厂），他们以前都生产过冲压产品。其他工人主要是转业战士，有的去老厂实习过。当时我已从工人抽出来搞技术工作，有技术员的称呼，但没有正式任命过。我参加试制，只是帮着画画图，跟着学习，做点辅助工作。记得较重要的工作是画过20吨冲床自动送料装置改进的图纸，因为每日的产量很大，所以算是比较实用。

冲压班试制的产品差不多我都参加过，约有十多种。所谓试制，其实就是复制。首先是50年代初老厂跟着前苏联复制，我们又跟着老厂复制。最复杂的产品要算МГ-8，它的外壳引长后底部要打底成突出的一圈，底部中间打薄，口内部有一圈台阶。它的火台，先下料成一个“工”字形，然后弯成一个圆环加一个“人”字形的尖突，尖突的头部墩成小的圆柱形。还都有严格的尺寸和光洁度要求。冲压班试制的产品的特点，一是不大，直径几毫米，长度最长的几十毫米，短的2毫米多；二是数量大，拿加强帽来说，每天要生产几十万颗；三是质量要求高。

1969年的下半年，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备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厂里的基建和安装抓得更紧。除了省建安装公司要加班外，把401（冲压）车间的人也抽出来搞安装。我参加了蒸汽管道的安装工作，为蒸汽管道包保温层。厂里各车间的生产基本上都要用蒸汽，蒸汽管道四通八达，为防止热量散失，就要保温。那时保温层的做法是：先打石棉瓦，用石棉纤维加石灰加水泥和匀，放在专门的模具里打成瓦。两块瓦合起来刚好成一个圆筒形，有 40厘米左右长，不同直径的管道有不同的模具。用两块凝固后的瓦把管道夹好，用细铁丝绑紧，一长段都绑好后，再用圆弧形的抿子刮上石棉水泥砂浆把石棉瓦外部抿好，最后用油漆刷成绿色。管道有粗有细，我都包过，前后包了好几个月，大概有十多公里管道吧。

管道包完后，我又参加安装锅炉，主要是省建安装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负责，我们只是当劳动力配合他们。这样我就学了些初步的电焊、氧割技术，不敢说精通。还在炉膛里学着砌耐火砖。我对锅炉也就有了一些基本知识，知道了上汽包、下汽包、加热管、下降管等部件的功能和作用，锅炉验收水压试验等的基本知识。厂里的锅炉是一台K2和一台K4的快装锅炉，产汽量分别为每小时2吨和4吨。

我还协助何止敬为406车间设计了一台带锯，到昆明、下关有带锯的工厂参观过。那时买现成的设备很不容易，都要计划，申报了计划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所以要自己设计制造。最后这台带锯不很成功。前文说过，406车间的工作是为厂里的产品钉合包装箱，也要为厂里制作一些家具。它们使用的木料较多，需要一定的木材加工设备。
11  我在405车间

401车间的政治气氛“左”得要命，我对此很不适应，加之专业不那么对口。我开始活动调往405（机加）车间，开始是借调，没有办正式调动手续。后来401要我回去，我不愿意。他们便找厂生产组副组长夏贵志要人，夏没有办法，叫我先回去了。大约在1971年初，经过多方活动，才正式调到405车间。405车间人多，有200多，大都有一手技术，管理起来难度大，人际关系要宽松得多。

405车间，又叫机（械）动（力）科、动力科。

车间机构除领导外，分成四部分：机关、工具、机械、动力。有一段时间后三部分设立过工段，我还被任命过机械工段的副工段长。可惜这一级是虚的，实权在车间和班组，工段不久就自动淡出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借用工段这个词。

机关：包括计调、技术、工具设备（全厂的）等业务管理组；

工具工段：下有机工（车、铣、刨）班，磨工班（外圆磨、内圆磨、平面磨、工具磨、手磨），钳工班（工具钳工、样板钳工），热处理班（兼镀铬）；

机械工段：下有铸工班、锻工班、金工（车、铣、刨、镗）班、钳工班（维修钳工、制作装配钳工、划线钳工）、冷作铆焊班、塑料焊接班；

动力工段，俗称水暖电：下有锅炉班、电工班、管道班。

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机械厂。

我在405车间时，党支部书记是李培埠，主任是陈国瑞。技术副主任原是郭俊吉，后来是贾福元，再后是段其义。

李培埠，我在前文已经讲过。

陈国瑞，我们都叫他陈科长，部队转业的叫他陈连长。40岁左右，他的家原在昆明顺城街，在长城中学上的高中。长城中学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是抗日战争时由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原清华大学校长）和教授潘光旦、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人发起，云南贤达襄助，于1944年创办的。创办伊始即以民族复兴和自强不息为己任，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严则衡烈士，前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前贵州省委副书记龙志毅，较高知名度的伍达观先生和歌唱家黄虹等……。现今这所中学已经不存在了，殊觉得有些可惜。陈在上学时正逢抗美援朝，他报名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了几年仗，当了炮兵连长。因经常打炮，耳朵震得有点聋。回国后部队驻在北京。是“最可爱的人”，与高中同学，昆明医学院毕业在北京宣武医院当医生的赖振英结了婚。1966年陈转业，按“哪里来回哪里去”原则，被安排到我们厂，赖医生也随同调来。从首善之区到了山沟，从繁华的大城市一下子跌落到荒凉的边陲之地，反差如此大，可想见他们的心情多么悲凉。陈科长是个好人，不整人，办事比较公道。不足之处是缺乏主见。按中国的官场文化，如果碰到一个好的一把手，那么他是一个理想的副手。

1983年，国防工办将几个工厂自办的技工培训班集中合并，兴办了云南省国防技工学校，调他去当副校长，他们一家终于回到了省会昆明。退休后，他因患癌症，于2006年4月1日病逝。我写了一幅挽联：“抗美援朝枪林弹雨赫赫战功垂青史 / 国防建设燃一技校耿耿节操感人心 / 陈国瑞同志千古。”以此表达我心中的悼念。

郭俊吉是从抚顺474厂调来的，近50岁，有技师职称。当时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据说有不允许码顶的规定，所以他的工资为为七级半，算很高的了。不久他就调到了同系统的机器五厂，是一家制造82毫米迫击炮的大厂。离曲靖十几公里，算是向城市靠拢了一大步。我没有看到郭技师在技术上有多大的建树。

贾福元也从474厂调来，近40岁，是个技校生。高大的个子，显出东北人的魁梧。他的优点是能吃苦，身先士卒。机械工段大工房建成后，带领大家安装设备，几十台机床，卸车、搬运、安装，他出的力气最大。那时没有行车、吊车等起重设备，就用三角钢管架挂手拉葫芦，他喊着号子“哟—刹勒，哟—刹勒……”，指挥着大家干活。有时没有工人，就独个儿拉着葫芦卸车，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但他有一些致命的弱点。一是喜欢蛮干，想到什么，不考虑是否可行就干起来，结果不少事都有头无尾，成不了功。如看见厂里基建用砖多，就买来一台制砖机，想要自己来烧砖。但没考虑我们这样的工厂，人员、技术配备不上。结果机器丢在荒草丛中，没人管，白白地生锈。一次他叫我上昆明买设备，我去厂办公室开出差证明，办公室拿给王庆本厂长看，厂长把我叫去，说：“你们老贾怎么搞的？乱弹琴！产供销、人财物是厂长职责范围的事，也不打招呼，就买什么设备？这样搞不是乱套了吗……”

二是自视甚高，总认为能力强，什么都能干，但领导又不提拔，心里很委屈。据我观察，他从抚顺来山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个人前途。照他的设想，当个分管设备动力的副厂长应该没问题。另外是为老婆找一份正式工作。结果两件事都办不成，很失望。正好他的弟弟在黑龙江某林场当了场长，他就要去投奔。临走的前几天在厂中干会上，还在放大炮，说：“厂里的吉普车（意大利产）为什么不修理？不行的话我来修。”人们就顺水推舟地凑捧附和，说修好了就给你们车间用。他把车拉到车间，召集技术员开会，研究修理方案。殊不知修车是要更换专用配件的，需要一些专用设备和模具来制造。我们车间的加工手段，哪里有这个能力来单件制作这些配件？过了些天，他就打道上路，修车的事不了了之。

过了30来年，他已退休，来昆明为儿子谋事。我们见了一面，讲起别后景况。他去林场没多久，弟弟就下台了，他也混不下去。想回厂里来，老同事、老领导又不帮忙。只得先后换了内蒙和山西榆次的两家雷管厂，得过且过而已。我问他当时为什么坚决要走，留下不是很好吗？他说：“组织上看不上我，他们想培养段小三。”这就证实了我当年的猜测。

贾走后，真的是段其义接任了副科长。段30多岁，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安仪器工业学校。50年代的中后期，五机部为了提高苏联援建的国防厂职工的技术水平，办了若干技工学校。这些人毕业后，从事一线生产。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又有实践经验，技术上是顶刮刮的。有的人入了党，政治上也是过硬的。老段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博得党支部的青睐，从工具钳工提拔为副科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老段，我在后面的章节还要讲到。

我在燃料一厂17年中，在405车间的时间最长，有10年之久，我先后从事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一些：

开始时在工具工段当技术员，编加工工艺单。说到工具，有的人就想到扳手、榔头、起子、锉刀等。那些东西确实是工具，但属于通用工具。我们这里所说的工具，在火工厂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工具装备，简称工装，是厂里雷管生产需要的各种专用工具。例如冲压车间，就需要模具，冲子、模子等。装配车间就需要装配用模板、模具、冲子等。当时车间生产的冲压、制药、装配的工具品种，有数百种之多。工具工段制作工具，先要对每件产品编写工艺单，按次序写明各工序的加工过程和主要技术要求。例如一根冲子，加工过程为：下料、退火、车、淬火、校直、外磨、手磨、镀铬、抛光、检验，以及加工要点。

为提高手磨技术水平，和老师傅池俊玉到重庆791厂出过一次差。了解和学习手磨的工艺技术、设备知识等。

当过调度员，每天的工作是安排加工任务，有时也周转半产品及成品入库。当调度员，有一点加工安排和处理的小权力。那段时间是厂里产品试制阶段，对工具的要求非常急迫，动不动就要加班，交不出工具来就追究调度员的责任。非常忙碌，压力很大，责任大，却没有任何好处。是一个夹在领导和工人中间受气的人物，经常挨批评，受埋怨。

我在机械工段的时间较长。作为技术员，要处理有关的技术问题，和搞些工、夹、模、刀具的设计。这些工作很琐碎，也很不起眼，我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用在日常的技术工作上。

当时不少的转业战士和青工看不懂机械图，我自发地办过几期机械制图识图培训班。刻钢板油印讲义，尽可能通俗地给工人们讲解三面视图、剖视剖面、加工符号、材料品种等。讲课时没有模型，我用铸工的耐火泥做成机件模型，晒干后用来作讲课的教具。对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起到较一定的作用，受到工人的好评。

根据党支部的要求，办了一个壁报专拦。在露天用木料做架子，铁皮做底板，上面有不宽的雨搭，这就是壁报架。在室内把刊头、文字、图画写和画在绘图纸上，每期有三大张纸，再贴在底板上。为什么不办简单方便的黑板报呢？因为云南雨季比较长，风也大，如果是粉笔写的黑板报，不便保留，甚至刚出刊就会被冲刷掉。

有一段时间，我借调到技术科整理图纸资料。我想留在技术科，技术科也希望留下我。陈科长来要我回去，我心中很不高兴。那时因两地分居问题，我正在闹着要调走，而车间和厂里都坚决不同意，就想出点难题。这时厂里已新盖了机加大工房（后来又建盖了更新更大的带行车的工房），原来车间里的维修班只有20来平米，现在的大工房有400平米左右。配备了各型车床、牛头刨、龙门刨、大小立铣、卧铣、摇臂钻、镗床等20多台机床，维修钳工也有了很大的工房。我回到车间，就在大工房的端头布置了一个生产、管理两不像的场地。领了一张大钳台，一个工具柜，一套钳工工具。大钳台既当办公桌又作钳工台用，除了技术工作外，就大干其私活。钳工的活计，我差不多都会，需要配合的车铣活也好办，或者干脆上机床自己干。那段时间，做了许多私活，只要想得到的，都曾经做过。光是煤油炉就做了三个，两个圆柱形的，一个方形像小凳子式样的。除自己做，还指导其它人做。那时厂里热衷打麻将，我们领来灰色塑料板加工成小块，刻成麻将牌。我时不时顶撞领导，出难题，所以领导对我的印象不那么好。1973年我转正（工作了5年多才给予转正），车间给作的鉴定，没有写几句好话。

在1972年前后，厂里从昆明调来一批上海工人。这句话看起来有毛病，昆明和上海不搭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1959年，面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为了减轻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全国有过一次“精简”城市职工的运动。凡是1958~1959年招收的职工，全部“精简”回农村。上海市因压力特别大，便把那些家属在农村的职工都划进这个范围。这样就压缩了一大批人，具体有多少？我估计上海有数万人吧！这批人被赶回乡，没有了经济收入，没有了粮食供应。空有一身高超的工业（主要是机械行业）操作技术，却要去从事丢荒已久的农业生产，生活的困境可想而知。几年以后，粮食问题稍有缓解，云南等西部地区要发展工业，非常缺乏技术工人，打起了这些人的主意。派人到江苏、浙江等上海外围地区，以在本人原级别上增加一级工资的优惠条件，招收了一批被疏散的技工，充实到昆明等地的各家工厂。应该说，这批人对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工业技术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们的问题是，年龄都比较大，还要与家人两地分居，只能在短暂的探亲假时才能回到家乡的农村，与家庭团聚，这是现实的困难。这样，国防工办再次打起了主意，以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的条件，调进一批愿意从昆明来山沟的人。我厂就来了20人左右，这些人被称作“老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很紧密的圈子。他们主要都在405车间，也即是机械工种。记得起姓名的就有朱明学、王登清、陈永生、曹祖培、袁福民、王宝贵、王荣良、刘金良、徐炳坤、陈文荣等。这些人，大多数都把家迁来了山沟，老婆有了一份家属工的工作，有可观的收入。子女在厂里招工时，可以进厂当正式工人。还在家居的附近，开荒地种菜，他们的生活确有非常大的改善。同时，厂里的机械加工水平，也一下子得到很大的提高。最使职工受惠的是，调来了两位炊事员。记得其中一个叫蔡阿末，恐怕是原来叫阿毛，嫌不好听改的。他俩来后，厂食堂的菜肴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一些花样。节假日的聚餐，才增添了些叫得出名目的菜式。不像原来，本来就没有多少猪肉，还只会煮萝卜。这批人中，也有几个最后调回了家乡，如寿如松、郑银潮、郁廷栋、施荣宝等。

我与这些人的关系很好，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主要原因是在技术上谈得来，可以互相协作和帮助。

1973年末，车间领导决定全部管理、技术人员集中办公。供销科原在车间的地盘上有一间库房，腾出来移交给车间使用，正好用来作办公室。用报废的卡车车厢板把库房隔了一下。搬进来办公的有：计调组，组长丁云娣；技术组；工具设备（全厂的）组有黄振华、赵秀兰、于海君等。其中技术组最大，有八九个人。组长樊荣堂，技术员有我、张崇兴（分管工具加工）、李永祚（分管锅炉）、秦怀见（分管设备维修）等，描图员梁天庆、陈翠荣。厂里的机械设计业务由技术组承担，我的主要工作转为机械设计。只要是厂里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生产上用的，还是公众生活上用的，都要由我们设计，画出图来，再送往加工。

例如厂里要搞灯光球场，我就设计了灯柱座、灯柱、悬臂、灯罩等全套设备。我们山沟里提供配套器材很困难。拿灯罩来说，我根据看到过的灯罩形状，设计成椭圆形，用合金铝翻砂浇铸，再机械加工而成的。透明的面罩，是用有机玻璃板，加热变软后在模子中压出来的。为了压制面罩，就又要设计热压模具。凡是搞一项东西，都要花费许多的精力来搞配套的工作。后来才知道，昆明的电气商店里就有卖标准的灯罩，很正规，很漂亮，根本不用自己伤精费神地作那么多的工作。

其它如钢管焊接件的厂大门、新建招待所钢管花栏杆、篮排球架等。

地处山沟，技术信息很缺乏。我们搞机械设计，动不动就要用减速器、轴承座、联轴器之类的器件。在山沟里都是自己画图，自己制造加工。后来到了昆明，才知道各种型号的减速器，蜗轮的、齿轮的、行星摆线针轮的，有关商店都有现成的出售，拿张支票去买就行了。其它如轴承座、联轴器等器材也是如此。可想而知，我们搞设计，画了多少不必要的图，作了多少无用功。

那时正是厂里职工自制家具成风的时段，我为公家和私人画了上百张家具图。我在昆明等地出差时，看见一些新式样，回厂改进后画出来。那时时兴的式样是圆角、假脚家具。后来一段时间，我也为自己画了所有的家具图。

在405车间，也干过几件大一点的事，我在下面详细地叙述。

12  K2锅炉改造

在调来的“老上海”中，有一个人名叫寿如松，这个名字取得好。寿如松，30多岁，是锅炉工，他高大的身材，讲着带点普通话口音的上海话。他是中共党员，在昆明是工厂党委委员，政治地位优越。来厂后即担任405车间副主任兼锅炉班班长，车间支部委员。后作为基层党员代表，增补为厂党委委员（工厂党委没有常委一级）。这在那个时代，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上的时尚风景，毛泽东不是把陈永贵、吴桂贤、姚连蔚这些农民、工人拉去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吗！我和老寿的接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老实憨厚的人，一个品质高尚的好同志。他自觉遵章守纪，严格要求自己，达到近乎迂腐刻板的程度。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到上海出差，有要事需给厂里打电话。到邮局挂长途（那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他只告诉人家9824厂。问在什么地方？他答这是机密，不能泄露。邮局满天下给他查9824厂，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最后还是只有告诉人家在陆良县，才接通了电话。

他到厂后即提出要改造厂里的锅炉。前文说过，我厂原配备有一台K2、一台K4锅炉，每小时的产汽量分别为2吨和4吨。这种手工操作的锅炉比较落后，加煤是人工，从半米大小的炉门中投煤，很费力气。每天几次的打渣更是艰难，需用长柄的钩扒，从炉门中先把上层燃煤扒进锅炉里侧，把下层已燃尽的炉渣扒出来，再把先前的燃煤扒平，投入新煤。整个过程灰尘满天，灼热的炉灰炙烤着人的身体和脸，劳动环境相当恶劣。所以锅炉房的人浑身满脸都是黑灰，每天要洗澡。

老寿提出，现在的新式锅炉是机械加煤，自动连续除渣。建议把K2炉改成K4链条炉排新式锅炉，他在老厂已经成功地改造过一台锅炉，所以是完全可行的。经研究，厂里同意了这个方案，上报国防工办批准立项拨款，厂里就开始动起手来。那时工厂没有自主权，连盖一个厕所都要由上级主管部门立项拨款。

要按现在国家的规定，私自改造锅炉的行为是非法的。为了保证生产的安全，防止发生事故，维护人身安全，国家专门设立有锅炉和压力容器监督检测结构。设计、制造、安装、检验锅炉，都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条件，申请批准取得相关的资质后，才能开展工作。但在那个时代，私改私造却被推崇为“敢想敢干”，“打破成规”，“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

因为要画不少的图纸，老寿便把我拉进改造组。所以这次锅炉改造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我原来对锅炉的原理构造不清楚，是按照老寿的指点进行工作。我爬进锅炉，进行测量；按照需要画了大汽包，上百根弯曲的水、汽管道，炉膛内的前后拱体，各种部件和整体的上百张图纸；亲手参加了制作汽包、弯制管子，和安装工作。

汽包的封头是到昆明轻工机械厂买来的，本体也是去昆明外协制作，厂里再自行焊接。“老上海”王宝贵、施荣保、王荣良等焊工的技术都是顶刮刮的。弯管要先填进砂子，两头用木塞堵住，弯曲时就不会变瘪。砂子要先炒热，在弯曲部位局部加热时，不会因产生水汽而爆炸。直径1米，长5米的汽包上要加工上百个尺寸精确、位置准确的直径50多毫米的孔。我们是在T68镗床上加工的。朱明学、王登清、袁福民三个人倒三班，日夜不停地操作，干了好多天才干完。我也当班给他们当助手，这是我第一次操作镗床。链条炉排的链节用铸铁铸造，全部有几千件。我们设计了钢模，一模可以浇铸8件。连接炉排的销子，长120毫米，直径24毫米，共有几千件。车工没有问题，但每件上有2个定位用的凹槽，用虎钳夹持在铣床上加工，每次只能加工1件，且装夹很费时间。我就运用偏心凸轮的自锁原理，设计了一台偏心凸轮虎钳，每次夹4件。只要用手一扳，1秒钟内就可以完成夹紧或松开的过程。安装汽水管是在汽包内用涨管器把接口涨紧，其他地方多是焊接。焊工是以王宝贵、施荣保为主。管工是以陈兴华为主，陈是东北来的老水管工。砌筑炉体请的是昆明昆湖针织厂的张师傅，他40多岁，脸上长有麻子，技术很高超。他给我们讲起，在昆明及云南省内吃香得很，各地都在邀请他去。筑炉工作，包括用耐火混凝土在炉内浇筑前拱、后拱，用耐火砖砌炉膛，以及外墙等。安装工作每天连续倒两班，我都参加了，目的是想争取得到一点调休，好在探亲时多有几天假。

新改的锅炉是自动加煤，用一台煤车顺着斜坡把煤拉上高处，倒进大漏斗，再撒在转动及平移的链条炉排上，带进炉膛。老寿他们先搞的煤车比较原始，用钢管作轨道。试车时因钢管太小，在重压下变形断裂，煤车就垮下来了。我就运用《材料力学》的知识，进行了计算，选用合适截面的槽钢，设计了新的轨道。煤车也重新设计制作，底板作成活门，拉上去后会自动打开，让煤漏下来。原来的卷扬机太落后，我设计了一台新的卷扬机。电机控制带有行程开关，煤车到顶端和底端会自动停车。老寿对轨道的计算特别感兴趣，问道：“啊！这个都可以计算呀？”我告诉他，搞设计凡是受力构件，一般都要先行计算，不然怎么知道要用多大的材料呢！

安装完成后打水压试验，以使用压强的1.25倍打水压，没有发生泄漏，安装质量合格。最后，国防工办请云南著名的锅炉专家——本系统298厂的劳本瑞，来厂做了非正式的鉴定，表明这台锅炉的改造是成功的。

1974年9月3日，锅炉改造工程正式完成。投入运转后，对于厂里的供汽及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连续上两班，为了节省时间，中晚餐由食堂挑着送来，每天只有闷炒得发黄的白菜或苦菜、大米饭，饭菜票照收。没有休息室，就在堆放工业盐（用于减轻锅炉水垢）的小破房里，坐在麻包上吃饭。那时王宝贵的家已从江苏农村迁来，是家里送来的可口饭菜和一点酒，而陈兴华家送来的就差得多，我们常拿这事来打趣。

这次锅炉改造，实际上是在原K2锅炉的位置上重新制造安装了一台新锅炉。寿如松作为一个锅炉工，能够在技术和行政上主持这么一项工程，他对锅炉技术的精通，都使我产生了敬佩之情。他的话不多，主要靠以身作则，带头苦干，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寿如松后来调回了家乡，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通过参加锅炉改造，也使我了解到不少锅炉原理、构造的基本知识。

近40 年过去，这台锅炉早已报废和拆除。我以这段文字，记录下在燃料一厂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寿如松带领我们改造一台锅炉的往事。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2-8-9 13:43:31

沧海一滴

第十章马塘生涯

14  参加DDNP（二硝基重氮酚）污水处理项目

我们厂的主要产品是民用雷管，雷管的装药为两部分——猛炸药和起爆药。根据五机部部标准的产品图，猛炸药是黑索金，起爆药是二硝基重氮酚。二硝基重氮酚字数多且拗口，所以在厂里都叫它的代号DDNP。黑索金从生产厂家买来稍加处理即可使用。而DDNP敏感度（敏度）特别高，火星、撞击、震动、摩擦等原因，甚至皮鞋底上的钉与地面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敏度高就是它用作起爆药的原因。这种药难以运输，也不便长期储存，在厂里是现制现用。

DDNP的原料是从长寿四川化工厂买来的苦味酸，在402车间再进一步制成起爆药。这个过程是化工生产，会产生较多的工业废水。又叫污水，呈咖啡色，很浓很浓，且有毒性。建厂的前些年，污水是排放到水沟，再流到不知名的溶洞里。我们这个地方属于喀斯特地貌区，溶洞多，地下的阴河错综复杂。污水排放了好多年，也没有谁知道流去了哪里。随着生产的发展，污水量越来越大，往阴河里排放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有了必须进行污水处理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的重大项目，也是一个热门课题。厂里下决定要根本解决，于1973年7月，成立了污水处理项目组。并上报国防工办，很快予以批准立项，资金是有所保证的。

项目组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老薛当时30多岁，山西人，毕业于太原化工学校，一所4年制的中专。他原在阳泉104厂，来我厂后在理化室。从他的表现和能力看，是一个众人称道的有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薛为人诚朴，不善言谈，不善交际，所以另找了同在理化室当副主任的李承民来当项目组组长。李承民，近40岁，河南社旗县人，原在抚顺474厂，辽宁函授学院化学系自学毕业。他具有行政管理的能力和经验，也懂技术，来当组长是合适的人选。我的老同学何止敬的爱人熊光葵已从昆明调来，也在这个项目组。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把废水分成碱性污水和酸性污水，根据有关的化工理论，列出化学反应式，进行有关的计算，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经实验室的试验，得到初步的印证。

酸性废水用磺化煤吸附，除去硝基化合物，经石灰石中和后排放。磺化煤可用氢氧化钠再生，重复使用。

碱性废水先将其中的碳酸钠、氢氧化钠、硫化钠转化成多硫化钠，然后在130°C温度下对多硫化钠进行还原反应。含有的有机物生成有机硫化物沉淀出来，无机物全部转化成硫代硫酸钠予以回收。

1974年初，项目组计划外出考察。实际上，他们的处理方案或方法，出不出去参观都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我们这样的山沟工厂里，出差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是一项很有实惠和荣耀的事。出差，到几个大城市逛一圈，开开眼界。吃点好吃的饭菜，解一下山沟里长期清汤寡水的馋。购买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还可以顺便旅游风景名胜。能够得到出差的机会，表明得到领导看重。另外，组织一帮人到全国各地考察，这个浩浩荡荡的举动，还能够达到为项目造势的目的。对国防工办表示了厂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是一个有所交代的好方式。

从上所述，污水的处理属于化工专业。但最终要投入大规模运行，必须要有配套的机组设备，形成一条生产线。厂里的机械设计业务，当时是放在405车间技术组，我的分工就是非标设计。李承民就给我吹了风，希望我参加项目组，完成一系列化工机械设备的设计工作。我就等着通知，跟项目组一道去“周游列国”。

结果车间领导进行了研究，由于技术组组长樊荣堂想要出差，就决定由他承担这个项目的机械设计，而叫我搞车间的冲天炉。那天来找我谈话的是贾福元副科长，他说安排我到重庆出差，找一两家铸造厂，参观一下冲天炉。因当时车间正在建铸工班，最主要的设备就是化铁用的冲天炉。他们想以这个名目，既让老樊参加项目组，又可以安抚我的情绪。老贾还说：“你不是夫妻关系有点紧张吗？回重庆看望一下不就可以好转了吗！”当时我很生气。原来与李承民说好的事突然发生变化，我本来就很失望了。结果还背了一个领导关心，照顾回重庆出差，解决夫妻关系的人情，好堵我要求调动工作的嘴。实际上，当时我的家庭关系恶化的状况，不是回趟重庆就可以解决的。父亲去世后我不是回去过一次吗！谷妹连理都不理我，也不接待我。这次回去还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就很干脆地答复贾副科长：“你们不要我参加污水项目组，我也没有办法。要我搞冲天炉设计也可以。但我不去重庆出差。”我的意思是不接受你们的照顾或者说是恩典，不客气地扫了贾副科长的面子。

李承民来向我解释：“我们是一直要求让你参加的，但你们车间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好干预……”我对他说：“谢谢你们了，要不要我搞都没有关系！”

樊荣堂是山西人，从阳泉104厂调来，在老厂是技术科的描图员，写得一手好字。描了多年的图，对机械制图国家标准略知一二，可以学着画几笔图。那时我们厂用人的标准，首先是部队转业的人。尤其是干部，因为他们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来的，政治上可靠。其次是老厂来的人，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对火工厂的管理和技术具有一定的经验。老樊到厂后，很会“来事”，自然得到领导重视，当上技术组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改造的对象，属于异己力量，处于被防范的地位。加上我闹着要调走，时不时给领导出难题，得不到他们的喜欢是很正常的事。不是说“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吗！就是要让工人阶级搞出点名堂，看你几个“臭老九”翘尾巴！

他们走了以后，我到昆明去参观了冲天炉，以我们《金属工艺学》教科书的插图为参考资料，费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冲天炉设计。我目前保留的设计资料参数为：生产能力1吨/小时；有效直径500毫米；有效面积0.196平米；有效高度4.1米；风口总面积0.049平米；主风口直径0.11米；二、三排风口直径0.04米。所画图纸有：总图、炉底、炉体、炉胆、上段炉体、烟囱、火花捕捉器、前炉、加料爬车等。根据参观的情况，决定采用罗茨风机，这是一种风压高，效果好的特殊风机。冲天炉制作完成投入运行，性能达到使用要求，效果较好。

再来说污水处理项目组。他们回来以后，根据计划，先要开展设备的设计工作。这是一个不小的设计项目，老樊拍着胸膛说能搞。结果时间过了五个多月，一张图纸都交不出来。这个污水处理项目是国防工办抓的重点科技工作，也得到五机部的重视，说要来厂召开现场会，所以上级不停地催。厂领导也着急，李承民三天两头来问。在各方的压力下，车间领导非常被动。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老樊确实是力不从心。他们原以为搞点机械设计，那有多难的事？老樊从老厂来，什么没有见过？殊不知，搞设计是需要专业技术理论知识的，要根据工艺要求，运用机械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许多计算，然后画出大量的图纸，哪里是一个描图员就可以胜任的事！

这样，陈国瑞科长就来找我了，说：“小黄，老樊确实搞不出来，还是只有请你出马了！”我就不客气地说：“你们领导不是决定叫他搞的吗？去找他要图纸就行了嘛！何必要来找我呢？”僵了好半天，老陈很为难地说：“小黄，车间原来的决定有问题，总不能叫领导都来给你认错吧？我现在已经很难了，希望你不要再难为我了……”因为我听说过，陈科长是主张由我参加的，是支部书记李培埠和贾副科长坚持要老樊搞。现在他们二人躲在一边，陈科长身为行政主管，躲不掉，只好独自来承受各方的责难。看着他确实可怜，我就只好承应下来。

实际上，我也没有搞过化工设备设计。就去厂资料室借了一本《化工机械设计教程》。拿回来一看，才知道从绘图的方面看，化工机械设计比通用机械更简单。通用机械设计要求有总装配图、部件装配图、零件图等。零件图必须是一个零件一张图，且标准化要求高，标题栏里有一栏“标准化检查”，稍有不合之处就要打回来改正。化工图则允许把零件图与总图画在一张上。化工图的零件大多是焊接件，没有公差配合、粗糙度（光洁度）要求。当然如减速器之类的部件属于通用机械范畴，还是要遵守《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要求。不同之处是增加了接管表，各个接口按a、b、c、d等进行编号列表，注明每个接口的的尺寸、与外部管道连接的方式是螺纹还是发兰。另外对于焊接要求的要求比较高，焊接符号比机械图多。

因为时间很紧，我和项目组商量，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联系，减少为技术协调的来回奔波，决定搬到他们组上搞设计。我们厂在山沟，平地不多，房屋建设得很稀，车间与部门之间大多相距很远。另外，毕竟是根据他们的工艺要求进行设计，要沟通的内容很多。我就把办公桌和绘图板、技术资料等搬到项目组，每天直接去那里上班。

1974年中后期，我在项目组埋头苦干，完成了全部化工机械的设计工作，共有非标准设备13台套，另有配套装置多套，如真空罐、化碱锅、结晶器、吸收塔、中和氧化塔、旋风分离器、浮力排气阀、气液分离器、放料阀、文丘里管、皮带减速装置、蜗论减速机等，图纸200多张。其中主要设备薄膜蒸发器、反应釜、吸附塔是先画出中试设备图，经中型试验取得有关参数后，再设计正式设备图。反应釜还带有减速器传动的搅拌奖，轴与顶盖封头孔之间加有密封装置。

设计完成，我自然地成为加工制作的现场施工员。和车间的同志一道，抓紧时间，把设备制造出来。化工设备冷作铆焊工作较多，王宝贵、王荣良等“老上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应釜等的本体和封头，是到昆明外协或购买的。记得直径1.6米的封头只买到3件，对于2台反应釜来说还差一件。老师傅们现场商量，另买了一个1.8米的，运回厂后，用了顶部的一圈，中间割掉一圈，外环圈割去一部分，分成等8分，再拼焊成一个1.6米的封头。反应釜、设备薄膜蒸发器等设备要用蒸汽，与前面说过的锅炉一样，属于压力容器。但在那时，执行有关法规的要求不严，我们自行设计和制作，也没有谁来干预过，算是钻了一个空子。

1976年，按照计划，安装工作又开始了。厂里加强了力量，调配402车间副主任潘明刚副工程师（技术职称改革后，这一职称已不存在了）来主持领导安装工作。事前，工房的建设，已由基建科的陈太华根据工艺要求负责设计建造完成。是一座有一千多平米的长条形的，里侧带有一排平台的建筑。设备分别由吊耳支持在平台上，或者用支架安装在地面，上半部分从工艺孔中伸出平台。人在平台上执行加料等上层操作，在地面上执行放料等下层操作。在潘明刚的主导下，我们苦干了四个多月，安装工程终于完成了。经过调整试车，进行必要的改进完善后，1977年9月，设备正式投入运行。

厂里成立了污水处理车间，李承民担任主任，薛成钦为副主任。熊光葵也在车间当了技术员。

陈科长请我上他家吃了一次饭，拉了东北来的老师傅李兆林作陪。记得有一样云南的特色菜——豆腐丸子，味道很鲜美。我知道陈科长的意思。

老樊开始不懂装懂，硬充好汉。后来又极力推脱、掩饰，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尽管还当着技术组长，但没有多少威信。不久，他通过老家亲友的帮助，调动工作到新成立的阳泉手表厂，当了销售科副科长。那时八级工资标准全国是一样的，到哪都拿一样的多钱。许多人非常羡慕，因为全家终于从山沟又回到了城市。但好景不长，过了些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国营企业从体制内剥离，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逐渐紧密挂钩。低端手表市场趋于饱和，手表厂变得很不景气。这也难怪，连上海手表厂这样的规模大、资格老的工厂都很困难，不用说这些新厂了。阳泉手表厂成了破产企业，老樊和爱人下了岗，日子过的很艰难。后来他在50 多岁时患癌症去世了。现在来回想，老樊没有什么大错，无非就是想占点便宜，出去玩一玩，回来干得了干不了管他娘。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生道路上的误判。如果不去阳泉，留在燃料一厂，以他后来的副科长级别退休，其晚年生活会幸福得多。

1975年春，云南省革委在昆明翠湖农展馆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会，DDNP污水处理项目经国防工办推荐参展。我又设计并参加制作了有机玻璃的工艺设备模型，制作了展板，并在展览会担任项目顾问。厂里派了黄力健、黄曼云两位小姑娘担任讲解员，因为她们的普通话比较标准。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家工厂展出了一个焊接的三岔管（他们叫“大裤衩”），因是工人制作的，就认为是很了不起的成果。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东西，用我们学过的展开图的方法，十分钟就可以把任意角度、任何尺寸的三岔管画出来。这样的东西居然能上省级展览会！说明那个时段人们的科技认知水平之差，也反证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展览会上货真价实、出类拔萃的成果。

DDNP的污水问题，是我国雷管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多年来一直严重地困扰着有关企业。现在有了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前来学习参观的厂家络绎不绝。一家地处山沟的小三线工厂能够研究探求出这样的成果，这就为燃料一厂赢来了相应的声誉。

这件事，为厂里的知识分子争了一口气，科技人员在人们的心目中多少有了一点地位。部分领导对技术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对科技人员改变了看法，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更重要的是，为后来厂里的重大技术改进、新产品开发等项目，在技术力量的使用层面上打下了基础。对我个人来说，得到了一点声望，使领导对我的能力有了新的了解，但调动工作的愿望也就越发难乎其难了。

1978年3月，在华国锋主政期间，我们国家召开过一次非常隆重的全国科学大会。燃料一厂的DDNP污水处理项目得以参加，并受到奖励表彰。李承民代表燃料一厂到北京出席大会。他回来后，给我们展示了大会颁发的金字《奖状》，讲起受到多少高层领导的接见，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如何如何等。

科学大会后，根据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宣传舆论的鼓动下，全国形成了一股热爱科学技术的风气，掀起了一阵重视科学技术的热潮。省国防工办根据上级指示，也在单位名称中间插入了“科学技术”四个字，全称是云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或科工办。

后来，李承民当了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94年因脑溢血在总工程师任上逝世，时年58岁。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事物，这个项目也是如此。有成就，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这里我不细说了。

80年代后期，这时我已离开燃料一厂。因为DDNP的敏感度太高，在制药、装药和雷管运输过程中多次发生事故，造成数量不少的人员死伤。另外，处理污水要占用人力，花费较高的成本，且不能保证彻底的净化。厂里就一直在考虑，是否要别开蹊径，替换一种装药。于是，成立了技术上以薛成钦为主的科研组。科研项目组经多次试验，研制筛选出一种混合型的新装药。可以同时具备原来起爆药和炸药的功能。也即是雷管只装一种药，这就是无起爆药雷管。项目试产取得初步成功，1987年8月，由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到厂来主持设计定型技术鉴定会，获得到会专家的高度评价。鉴定意见说：这“是一个创新，是对传统雷管更新换代的一大贡献，……这项成果对我国民用爆破器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1989年12月荣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数年间，经过科技人员持续不懈的努力，该成果的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具备了投入大规模生产使用及推广的条件。厂方对无起爆药雷管技术申请了专利，国内外众多的厂家前来学习及要求转让专利。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薛成钦因为在科技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8年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尽管他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大量的技术改进完善工作是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的，但他在燃料一厂科技工作的成就，值得人们纪念。现在他已经退休了。

以后，除了为少数厂家配套，按需方要求生产少量的DDNP装药雷管外，燃料一厂已经不再生产原装药的雷管。少量污水的处理，也有了更加先进完善的方法。既然无起爆药雷管取代了原装药雷管，基本上不再生产DDNP，自然也就没有了污水。大量DDNP污水的处理，就成为了历史。这项先进技术在国内全行业普遍推广，不要说其它方面的成就，仅在环境保护方面，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6  回忆李建

2008年7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李建于8日下午因病去世。一下子，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否听错了。毕竟他才55岁，比我小十岁。平时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离去了呢？后经过确认，这是真的。星期日（6日）晚上，他突发高烧，连夜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星期一住进三院，星期二下午就去世了，连化验单都没有拿到。医院初步判断是急性病毒性脑炎。

李建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结交了近40年，完全可以说是真诚相处，推心置腹、知根知底。

1970年末，那时我在401车间当技术员。听405车间的周建国（云南省一工校机械专业毕业的中专生，我的朋友）说，水暖班有一个叫李建的小青年，比较不一般。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的来厂，有很奇特的机缘。在不可抗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有了1970年的那么一次，从初中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中招收新工人。我厂的指标安排在富源县，当年8月，招来了近40名15～16岁的青少年。李建就是其中之一，正在上初中二年级。

李建的家在富源矿厂，这是一家劳改单位。是以劳改犯人作主要劳动力，开煤矿，同时进行铸造生产的工厂。他的父亲李振山，山西运城人，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成了解放军的第一批炮兵，在战争中曾多次负伤。50年代前期，作为解放军驻越南军事代表，担任炮兵顾问。有名的奠边府战役，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解放军打的，炮兵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国后，安排在云南省劳改局当领导。母亲胡培本，四川自贡人，50年代初参军，随部队到了云南，后在富源矿厂工作。

李建来厂分配在405车间当水管工，与周建国住得近，所以他们先认识。周说“不一般”，是他平时热爱学习，与其他青工不同，喜欢和知识分子接近。因为自己学历低，所以渴求新知识。喜欢接近读书人，仰慕书生气质，说明具有潜在的知识分子“基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和我们长期相处中，他的文化知识逐渐有所进步。同时，有意无意地受到人文气息的熏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就带着些“臭老九”味道。

他对文学颇有兴趣，那时书籍比较少，他就用手抄写。抄录的中外名著精彩段落、古典诗词，就有好几个厚笔记本。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一本。一次，他告诉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问怎么啦？答说，他到机二厂同学处借了十多本中外文学名著，骑自行车回厂十几公里路途的颠簸，放在后架上的书包不知掉到了什么地方。我看见他那焦急和惋惜的神情，知道他内心很难受。

1971年，厂里派他和几个人到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财会班参加培训。一年后结业回厂，分配在401车间当统计员。本来像他那样好的成绩，应该分到财务科。但科长岳松鑫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对业务本不很熟，又怕能力强的来，今后不好领导，所以没有要他。这时我已调到了405车间，不巧没有和他在一个车间。

李建和我交往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就像兄弟一样，甚至弟兄间不方便说的话，我们之间都可以放心地、信任地讲。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学识，“臭老九”的气味，和待人坦诚的性格更符合他的胃口。在厂里，我也结交过不少人，但真正信赖的，可以称作朋友的，做到像李建这种程度的却没有几个。

在山沟里的生活，除了精神上的以外，物质生活更加与人密切相关。我在探亲招待所占了一间房，我们的交往就有了一个基地和场所，在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做个人喜好的事。更多的是解决饮食问题，也就是吃的问题。我做了一个电炉，买了一只铸铁炒锅和一只铝锅，可以自己烧煮东西吃。那时肉、蛋之类好东西很缺乏。我有几次去板桥赶街，买回一点高价肉、鸡蛋，都叫他来一道打牙祭。但更多的是下面条，煮白菜、洋芋、小瓜等蔬菜，可以做到口味比食堂好一点。那时厂里办有保健食堂，给一些危险和有害工种的职工发放保健菜票，晚餐时可以打一个串荤菜。他在401车间，年青人多，遇有人请假或外出，就把票让给他。他打上菜也是端来我们一道吃。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说来现在的人不相信。有一次我们在食堂买到了卤猪蹄，肉啃光后，把骨头收集起来，用开水涮一下，再熬成汤。那汤还会凝结成冻，煮出来的白菜味道也还不错。

我随身的衣服不够替换，李建借过一条黑色的锦纶裤给我。这种料子很结实，穿了三年多才还给他。

有一次，李建对我说，周建国批评他了。原来是他与某已婚女工拍了十多张照片，拿给周建国看。周正色劝导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想一想，如果是你的爱人与别人这样做，你该作何想？”这时，我也对他说：“这事周建国说得对。没来由的照那么多相，你想过没有，会有什么后果？”那位女工比李建大了好几岁，与丈夫分居两地，关系本已有点微妙。我相信，从李建的条件看，绝对不可能与之产生感情纠葛，也不会有当第三者的意思。很可能是不懂事，闹着玩。面对女方的现实处境，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应当做可能把事态变得更复杂的事。李诚恳地接受了意见。可见我们的相处，不是一般的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而是真正的诤友和畏友。几十年后，我们一起回首往事。李建还说，那时年纪轻，有幸得到朋友的教益。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应当洁身自爱，不要放任自流。

为了增添山沟里生活的乐趣，丰富年轻人的体育生活，由我们几个足球爱好者发起，成立了一支足球队。在大马塘的大草坪上开辟了一个标准足球场。我在405车间，有加工的条件，操办着用钢管焊了一对球门架。山沟里还能踢足球，这就引起了年轻人的极大兴趣，来参加的非常踊跃。李建也是球队队员，他在小县份上初中，接触足球的机会不太多。但他练球很认真、很活跃，在我们老队员的指导和带动下，进步很快，脚法和战术都有了初步的基础。星期天，我们安排过较多的比赛。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又是绝对主力，有些发言权。每次比赛，都尽量争取让他上场。李建和我们的这段足球经历，对他来说，恐怕是一生中难忘的美好回忆。

有一段时间，我在经济上十分紧张，抓拿不开，这就需要借钱。找老师傅借，大多数情况都会遭到婉拒。因为那个时代人们都很贫困，老师傅家人口多，开支大，余款不多。也有担心不会及时归还的意思。我就找李建借，每次他都很爽快，需要借多少，从来不会打折扣。我借了还，还了借，总数最高时达到120元。有人会问，你一个大学生，收入高，怎么还要找青工借钱？情况是这样的，我参加工作后的实习工资每月46元，5年后的1973年才转正，拿55元。因婚后两地分居，有了一个小孩，要负担抚养费20元，父亲去世后我要负担母亲赡养费5元。我要吃饭，日常用度，还要存钱供探亲时的路费和开销，这样算来是不是很紧张了？李建是单身，一级工工资33.4元，升二级工后39.6元，比较起来，还是比我宽裕。后来我为离婚的事在燃料一厂和重庆两地间奔波了几次。来回一趟，光火车票（硬座）就要34.8元，还有汽车票和其它花费。请假要扣工资，没有收入，经济上有出无进。一次，我向他借80元，他说手中没这么多。那时他家已搬到昆明大板桥园艺场，也是劳改单位。正好我要去昆明出差，他就写了一封信，叫我去他家拿100元钱。他母亲看信后，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告诉我，钱已寄去厂里了。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是第一次去他家，与他的家人不熟悉，100元不是一笔小数，谨慎些很正常。回厂后，我拿到了8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

这次在他家，我看到一本科普读物，叫《宇理图》。书中假定北京郊区某人的手上有一粒盐，然后把这粒盐按10倍的比例逐次放大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再按1/10的比例逐次缩小10 次，作出每次的图片。这个空间，宏观就大到了银河系、宇宙，微观则小到物质的分子、原子、粒子。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几十年后都还记得，很想买一本。但现在书店里滥竽充数的读物充斥如山，这类能启发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优秀读物，却再也没有见到过。

李建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促成了我重建家庭。

1974年10月我离婚时，正是30岁，找对象重组家庭是自然的事。以后几个月中，有朋友介绍了几个，我都觉得不合适。这才发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现在来找对象，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如果随便找个剩女，又不甘心，只有往年龄更小的人中去找。

我就想到一个人，感觉是很中意的，估计也有成功的可能。这就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401车间的杨桂兰。为什么会看上她呢？因为我在401车间的宿舍住过多年，互相经常照面，但没有说过话。她的容貌出色，可说是小家碧玉。听401车间的人讲起，她是一个诚实善良，本分纯洁的人。但我有两个弱点，一是结过婚，并已有了一个小女孩，二婚的人要找一个黄花闺女，有一定难度。二是年龄较大，比她大了十岁半。

1975年2月，我对李建说了我的心愿，请他帮忙做工作。李当即就说：“这事我倒没想到。但杨桂兰确实是一个好女孩，如果你找到了她，相信一定很幸福。你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同学，这件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此，他抓紧行动起来。他们都在401车间，又是同学，就有了方便的条件，不至引起人们的诧异。我抱着期待的心理，等着好消息到来。终于，一个来月后，李建告诉我，事情有希望了。又过了几天，就带着杨来到我的小屋，与我开始面对面的接触。在以后的交往中，杨桂兰了解到我是一个坦诚的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相处一年多，我们结了婚，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后来，我从妻子口中了解到，她先是不打算同意的。但在李建反复的介绍、劝说、动员和催促下，她的态度有所松动，愿意先接触交往。所以，如果没有李的帮助和促成，我不可能得到杨的爱情。几十年后，我和妻子谈起李建，都觉得应该衷心地感谢他。

也正是在帮助我谈对象的过程中，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以前，认为自己还小，好像这事太早，现在看到了事态的紧迫性。因为我们这样孤悬山沟的工厂，就那么一点天地，好的女孩是一种稀缺资源。机会稍纵即逝，弄不好就会名花有主，造成自己的被动。不久，他就告诉我，已经和孙晓蓉建立了恋爱关系。孙也是他们富源一中的同学。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山西人，父亲是南下干部，转业到劳改局，双方父母都在矿厂工作。孙是一个温婉、沉静，爱助人的女子。人长得端庄秀丽，身材高挑，厂女篮的主力队员。与他是很般配的。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她厉言疾色地讲过话，粗心毛糙地办过事。

1977年10月，报纸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李建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激荡。想参加报考，但顾虑自己学历低，能不能考上？这时，我们都鼓励他，机会难得，不要放弃。即使考不上也没关系，权当做一次演习，为今后再考积累经验。这样，他开始积极准备，复习有关的功课。那时没有电视，他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每晚的英语教学节目。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以一个文革中的初中二年级学历，得到曲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本科班录取。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他渴求知识，爱好学习的决心和毅力。

我有一次因咽喉异物感，到曲靖的解放军69医院看病检查，这是曲靖地区最好最大的医院。在李建学校的宿舍借住了两晚。他们课程很忙，但文学书多。我除看病外，都是在宿舍里看书。两天之内，看完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还和李建讨论了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思想和情节。

李建毕业后，到了省劳改局（后改称监狱管理局）工作，妻子孙晓蓉随调到他们单位。家也搬到了昆明，这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

我到昆明出差时，常去看望他。有一天，我在他办公室谈论调动工作的事，他马上带我去劳改局组织处，向处里的干部作了推荐。介绍了学历、能力、工作成绩等情况。那是两位中年妇女，当场答复说：“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同意接收你来工作。你是学机械专业的，可以安排到我局下属的金马拖拉机厂。”那时候我既要找到接收单位，更要设法让燃料一厂同意放我走。而后一条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到劳改局的事肯定没法办成，但李建的诚意非常难得。

后来，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国防科工办终于同意我调入昆明市，在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李建非常关心，主动帮我询问催促。我的同学，科工办政治处处长赵××后来对我说：“你怎么还动员了一个警官来帮你催调动？”说是有一个穿警官制服的来他们处，询问我调昆明的事。

我在办手续期间，与妻子、女儿到昆明，都是住在他家。

我到昆明后，先在国防科工办汽修厂（黑土凹），后又到市自来水总公司。二十多年时间，我们两家常来常往，联系非常密切。连我家添置购物，装修房屋，都请他们参谋意见。我们还互相借书看，一起爬西山、金殿后山。一起到云安会都、大自然风情园等名胜地度假。

不久，李建被提拔为某监狱的副监狱长。他们监狱对外还有一个名称，即C城建筑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领导人只是换一下称呼，叫总经理、副总经理。C建公司在昆明和省内较有名气，承担过不少大型建筑工程，如人民中路的翠怡大厦、监狱管理局办公大楼等。当了副经理后，我见他经常是颜面黧黑。就问：“你怎么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了，满脸风霜，风尘仆仆的。”他说，经常下工地，爬脚手架，只能戴安全帽，太阳晒的。

还听说，他负责公司基地的整顿工程。拆除了一些老旧的危险建筑，开辟绿地，种植草和树。费了不少力气，使公司大院彻底改变了模样。

一次，他来找我，想在自来水公司找点工程做。我带他去见了公司工程管理处的李处长，但后来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处长也没有决定权，在老板面前，也就是一个办事员。在中国当前现实社会中，找工程就是找钱。建筑市场粥少僧多，要想得到工程难乎其难。我们公司的工程分管道和建筑两类。管道工程很多，每年的大中小项目数十上百项。但在行业自然垄断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都是内部消化。自来水公司内部的大小安装公司、施工队就有十几家，一千几百号人就靠这些工程吃饭。建筑工程方面，大项目如公司的29层综合大楼，上亿元的造价，从头到尾被权势人物瓜分得干干净净。设计是建设厅厅长夫人的设计院；施工是某副省长打招呼的建筑公司；装修是某副市长的哥哥；通讯是省人大某主任的儿子等。我们院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价格是1.4万元，而我们在家具店看见大小、质量相近的桌子才8千多。但领导不准自己配，只能用装修公司的，费用却要我院支付。公司新建的职工住宅小区，是老板指定的房地产公司全面开发。原计划连装修都要全包给这家公司统一承担，后职工普遍反对，反映到省电视台的都市条型码节目组。电视台来采访并给予曝光，才改有职工自行负责装修。小的修缮工程，自来水公司有自己的建安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毕竟只是公司内部设计院的一个小头头，与工程的安排不沾边。于公于私，都没有权力和能力把工程协调给他。

一次，他们承接了安宁某盐矿的一项建筑工程。完工后，盐矿欠了几十万工程费。要了多次，盐矿说确实没有钱。提出可以把用剩的钢管和一批阀门，由C建公司处理后，折抵部分工程费。李建来找我，说钢管和阀门自来水公司应该用得上。我找了三家与钢管有关的单位联系。设备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就是买钢板来卷制钢管，为了自己的销路，不便于再买别人的钢管。服务公司说，他们的业务分工是安装小管子，那么大的管道用不上。最后我找原来是我院职工，分流出去开管道安装公司的郭经理，他同意去看一看。我们便约好时间去现场。情况是那些管子大小规格不一，各种的数量都不多，如果买下来，要等很久的时间才能遇到合适的工程来使用。再就是管子长期暴露在盐矿含盐的潮湿空气中，锈蚀非常严重。使用前的防腐处理比较困难，成本高。而那些阀门数量很多，有数百件，但都是化工管道用的高压阀门。自来水水压低，用的是低压阀门。最后，郭经理看在我的面上，报了一个管子的价，只比废钢铁高一些。李建觉得太低，没有实际意义。这事也没有办成。

李建自己忘我地工作，把C建公司看成自己的家。还动员所认识的人脉资源，来为单位办事。这种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组织上应有的回报。不久，C建公司总经理缺位。从资历、能力、学历的条件，都该他来接位。结果，上级另派来一位监狱长。此人年纪比他轻，能力也不怎么样。李建服从安排继续当副职，但不想遇到了一个难以相处的主官。设身处地，我很能理解，因我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二把手难当，处境尴尬，这是中国官场常见的事，是体制形成的痼疾。不是说“权力过分集中”吗！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

朱容（加金旁）基当国务院总理期间，搞了一个精简机构的运动，精简的面和比例相当大。还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干部分流”。其中的一条出路是提前退休，针对那些年龄、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干部，给以增加一二级工资，然后办理退休手续。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一股分流风暴，云南省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面对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基于现实处境，李建决定提前退休，在2001年办理了手续，这年他才48岁。

这时，他的妻弟——云南省知名高级规划师、某规划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孙×，开办了一家园林绿化公司，让他去当总经理。李建便从国家公务员，一级警督，变成了民营公司的老板。他接手后，承接了多项园林工程。我所知道的就有昆明世博园的部分项目、大理某电视摄影基地、燃料一厂中心广场等。但听他说，工程好干，钱难要。说明在江湖上闯荡打拼，还是很艰难的。

一次，园林公司准备承接一项排水工程，但自身资质不够条件，需要借用其它公司的资质证书。他来找我，我推荐了自来水工程公司，拥有给排水施工一级资质（最高级别）。因我原设计院的副院长陈×，正好调在这里当总经理。我介绍他们认识，讲明来意，双方同意合作。后来李建以工程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成功中标。这项工程的造价上千万元，应该赚了点钱。

2004年6月，李建约我去山西。因老家的表弟开发了一种棉桃剥离机，以解决棉桃的剥壳问题。让我去看看，怎么改进一下，使机器的性能更可靠些，顺便旅游一下。他的二弟已经在那里办了一家临时农机厂，几兄弟都投有资金，希望能成功，大家赚点钱。我们就乘飞机到了西安，二弟开车来接我们到运城楚侯镇，住在农机厂。第二天，我们看了农机厂和剥棉桃机。那是临时租用的厂房，场地不小，租了几台电焊机。那台样机的工作部分是三根平行的轴，轴上装了一些切短的三角皮带条，轴带动这些皮带条快速旋转，抽打着从漏斗落下的棉桃，棉桃经三次打击后从出料口飞出。出来后的棉桃有的剥去了外壳，有的没有剥掉，成功率不高。随后的几天，大家围绕机器讨论改进的办法。面对实际情况，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这个核心工作部件是已经确定了的，光靠调整三根轴的转速和位置，改进的效果不明显。摘棉花的时间就要到了，想在这个期间把机器销售出去。要重新考虑更好的工作原理，时间太紧，一时又想不出来。另外，机器的机架已经投入生产，按150台下的料，很大部分已经组焊成型。用的是单边25毫米、壁厚1.5毫米的角钢，材料尺寸小而薄，焊成的机架稳定性很差。今后在田野里由锅驼机或拖拉机带动工作，肯定不稳当，可靠性低。如果要改进，下好的材料要废掉重来。他们是私人企业，那样做损失太大。所以，我很难提出什么改进的办法，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件事，我觉得他们过于匆忙，把机器的难度想得太简单。最后这事怎么样？李建没有说。

离开楚侯镇，我们一道游览了舜帝陵、普救寺、鹳雀楼、乾陵、华山等处风景名胜，然后回了昆明。

2004年，园林公司在拆除一处旧建筑时，不慎弄断了自来水管，漏淌了不少水。自来水公司要求赔偿5000元。他觉得一根50 毫米的水管，修复加漏水损失不会要这么多，希望我帮忙协调一下。我当即给当事的市自来水官渡区分公司的王书记打电话，他答应给予适当减少罚款。因我原也是书记，两人的接触比较多，比较熟。后来大约减少了1500元。那天，因不知道他们当时就要处理这事，所以没有跟着去。不然的话，我到现场与官渡分公司接洽，肯定比较好说话，减少的额度会更高。

就在2008年五一节，我还邀请他们夫妻来家包饺子，大家热热闹闹地相聚一堂，说了许多的话。才过了三个月，李建就突然去世了。

追悼会后，我和妻子到他家，表达对李建的悼念，及看望、安慰孙晓蓉。听孙说，李建这几年心情很苦闷，很烦恼。一是在48岁上就提前退休。这样的年龄，在官场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他却不得不离开了工作岗位，尽管在外面经营公司，挣的钱不少，但总感觉被体制所抛弃，心情很落寞。另一件事，他借了几十万元给一位“朋友”，因为信任和义气，办理的手续不完备。结果那人不但不还钱，还耍赖说没有借过。李建起诉到法院，因举证不力，被判败诉。因此，他心里很窝火，长期失眠，睡不好觉。

我说：“有几次来你们家，正谈着话，忽然他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过一会又醒过来。我还以为是晚上打麻将熬了夜，现在听你说，才知道是他有心事。”

另一位朋友分析，可能是长期失眠，免疫机能减退，身体容易被感染，导致了他的早逝。

李建离去了。从此，我少了一位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为此很悲痛，也为他惋惜。写了一首挽诗，表示我的悼念：

挽李建

（作于2008年8月12日）

好友李建因急病于2008年7月8日故世，享年55岁。余心思及往事，久不能平。遂以情入诗，谨留怀念之意！

人生巧遇君，马塘兄弟情。

管鲍①肝胆照，诤畏影响诚。

陋室瓜芋爨，球场锋卫蹦。

赤忱助我难，夫妻犹谢冰②。

少年志高远，结交多书生。

渴求知识久，机遇大学庭。

善良襟怀阔，节操风气正。

任事勇业精，官场意不平。

激流勇退早，转向兼民营。

兰交③三八载，江湖如水④名。

英年忽病逝，众友抱憾惊。

仙界无烦忧，愿君坦荡⑤行！

注：

①管鲍：春秋时代的管仲和鲍叔牙。后世人比喻友人之相知。详见《史记·管晏列传》

②冰：冰媒。李健是我的婚姻的介绍人。

③兰交：比喻意气相投的友情。见李峤《被》诗：“兰交聚北堂”。

④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语出《礼记·表记》

⑤坦荡：“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语出《论语·述而》。

17  我所知的“沙甸事件”

1975年8月初，厂里传达了一份云南省革委的紧急文件。大意是：经中央批准，解放军对沙甸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实施平叛，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有部分叛乱分子逃亡各地，图谋新的反革命活动。要求各地革委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教育群众，积极支持平叛工作。各地的旅馆、饭店不得接待不明身份的人员。人民群众不得收留来自沙甸的回民，有探亲访友的要向组织报告，发现可疑人员要扭送公安机关等等。

沙甸，其全名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是一个回民聚居的村落。地处开远至个旧的公路边，距昆明230公里（公路里程），离我厂200公里左右。有回民1500多户，7200多人。其周边还散落着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小的回民村。云南有点特殊的地方，不管在城市或农村，都有回民聚居的现象。昆明就有一条街，叫顺城街，那里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回民。在农村就更普遍了，几乎每个县都有回回哨、回子营之类的村落。我在四川没有见到这类现象，四川的回民一般都是在汉族中间散居的。

早在1974年1月，就传达过中央文件，指称沙甸回民“闹事”，在昆明拦截火车，在街上贴大标语，出动宣传车等。我们还从其他的渠道不断地听到一些有关沙甸的传闻。说沙甸是回民“反革命叛乱”黑窝点，妄图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他们抢枪，搞武斗，不准解放军进村，甚至杀害解放军。

再以后，“平叛”的消息更多地传来。大抵的情况是：1975年7月29日，解放军出动几个团的兵力，层层包围了沙甸和周边的几个回民聚居村子，先用重炮轰击，然后进村围剿。部队进入村庄时，村内已经几乎没有活人。这次行动持续了七八天，共计打死回民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摧毁房屋4400余间。回民领导人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均被打死。平叛结束后，判处死刑和重刑的达数十人，强行进学习班的几百人。这就是“沙甸事件”。

据事后进入的工作组队员的回忆，沙甸和茂克等村落，到处是断墙残垣，血迹斑斑，到处是死伤者家属在哀哀地痛哭。工作组的一项工作，就是从别的地区迁移回民来填补沙甸显得空旷的村庄。

此后，我在昆明看到了名为“沙甸武装叛乱罪行展览”。展览把沙甸回民说成是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妄图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罕指奔拉协”，派人与苏修联系，妄图背叛祖国，私藏新式武器等等。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展品中有枪支弹药，还有一个一米大小的，铁皮焊制的星月徽标，说是“伊斯兰国”的国徽

“沙甸事件”，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在和平年代调派武装力量镇压群众的事件。而且是在离我住地这么近的地方发生的。说是回民“反革命武装叛乱”，我总觉得有些将信将疑。一个小小的村落，区区数千号人，竟敢于与执政党叫板，使人不敢相信。总的来看，回民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以卵击石的后果，是谁都知道的，回民不是傻瓜。稍加思考，便觉得此事背后必有隐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有戴上“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帽子，才有了血腥镇压的理由。清剿之后，还不准逃跑，有侥幸逃亡的，也不准社会各界收留接待，只能乖乖地守在原地接受打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云南回民给我的印象是，人心齐，讲道理，遇到不平事一般能够忍让。但有一定的限度，也可说是底线。如果超越底线，反抗起来则非常暴烈。这个底线一个是生命权，另一个是信仰权。

清咸丰七年（1857），就有因南安（今双柏）银矿纠纷，云南总督恒春、巡抚舒兴阿密令“痛加剿洗”、“聚众杀回”，而引起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坚持了数年，占领了滇中十数县城，三次围攻省城昆明，逼得恒春自缢身死，造成数万人死伤。

随着时间的流逝，“沙甸事件”的若干真相逐渐明朗，并通过各张渠道透露了出来。其实质，就是在极左路线和错误政策下，漠视回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对回民进行政治打击，实行的残酷镇压行动。主要表现在：

违背党的宗教政策。以“破四旧”为名，封闭清真寺，禁止回民做礼拜；把教长、阿訇说成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借“批林批孔”批判伊斯兰教；不尊重回民生活习惯，支左部队和工作组在清真寺里吃猪肉，乱丢猪骨头。例如云南出席党的九大的代表金桂仙（回族）回乡时，为了表现她的“革命”，大破“四旧”，发动捣毁清真寺等。

在政治上打击回民。谭甫仁到云南后，提出以拥护还是反对赵健民作为“划线站队”的依据，拥赵的“炮派”成了反动组织，反赵的“八派”成了革命群众。沙甸回民多数参加的是“炮派”，长期遭到政治打击和迫害。周兴上台后继续坚持谭甫仁的错误，打一派、拉一派。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有不少回民受到政治上的伤害。

在回民的几次上访中，提出的诉求仅仅是：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纠正“划线站队”和派性错误，为被批斗的群众平反；清理生产队工分帐目，撤换多拿多占的队干部；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就现在看来这些很平常的要求，居然被周兴等省委领导人看作是“宗教复辟”，“否定文革”，“反攻倒算”。以各种手段继续打压，把错误引向更大的错误，又激起更大的反抗，最终导致了武装镇压。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年月，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剿”平了，就开始“抚”的一手。于是派出了工作组，埋尸、治伤、盖房、给种子、送耕牛，花了大笔的钱。当然，追查“黑手”、“幕后高参”，抓人，关“牛棚”，判刑等等，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我因出差曾经几次路过这条公路，每到沙甸附近，望着那几公里外的一片村庄屋舍, 同车的人都会指着说：“呵！那就是沙甸……”

对于这样的冤屈，沙甸回民心中始终难以平复，一直在不停地抗争。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党中央反映问题，采取各种办法进行申诉。后来，中央派出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落实，认定“沙甸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1979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八年以来，由于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一派、压一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央作出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但这次的平反仍然带有一些尾巴。到了1987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云南省委发布1987（31）号文，再次对“沙甸事件”予以全面、彻底的平反。

文件指出：

“一、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拉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一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
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一特殊情况，不再追究。”

但官方文件的说辞却把“沙甸事件”的罪责推在“四人帮”头上，说是王洪文下令“打土围子”、“武装平叛”。王洪文有权决定动用军队“武装解决”吗？他有权调动军队吗？他调得动吗？找替罪羊是专制统治者常用的手段，真正的决策者和批准者被保护了下来。

沙甸回民是极其不幸的！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抗争，最后终于平了反。不然的话，回民心中的伤口还将继续流血，1600多个冤魂还要在天空中久久地游荡！

(为了能够顺利发出,已对文本进行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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