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楼主: yangharrylg

黄肇炎:沧海一滴--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连载,未完待续)

[复制链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1:55 | 显示全部楼层
6  “放卫星”之亲见
. ]# H! n) W/ o7 p ( `0 Y2 j9 q3 P6 I' R
这学期开学后没上几周课,我国“大跃进”的第一波已经开始波及到学校。学校安排到北碚的大学去参观“大跃进”和勤工俭学的成果,我们班是我和几位同学为代表,这样我亲眼见到了一次“放卫星”的闹剧。合川到北碚45公里左右,当时学校的经济条件,女同学可以坐车,男同学步行。我是和已上高中的何川生以及他们班的一个同学一起走,我们走到盐井吃中饭。为了抄近路,我们顺着嘉陵江边走,不知怎么的,我的肚子疼起来了,而且还比较厉害。何川生在江边找了一条船,与梢公说好,让我坐船走,他们仍然步行。梢公见是学生,又有点病,乐得做点好事。船是顺水,我躺在船上,开始看得见他们在岸边走。下午到了澄江镇,胃疼已经好了,我下得船来,等到他们来会合,再一起走到北碚。我们住在西南师范学院,晚上在教室睡觉,反正大家都不上课,自己带有席子、被单之类。在西师看了什么,听了什么介绍,已经忘了。# P. o$ t" p9 j. p! p( I1 i
第二天傍晚,我们去西南农学院参观水稻“放卫星”。那是在公路边有一块不到2亩的水田,叫试验田,听说是深耕过,施了很多肥料。在附近其他地方种了60多亩水稻,已经刚到了灌浆的时候,长势很好的。西农动员了几百名学生,这些人有的去把大田里的水稻拔出来,装上汽车运到那块试验田边,有的在把稻秧密密麻麻地往试验田里排。怕稻秧倒伏,用竹杆搭成约3米大的方格框架,起支撑作用;怕阳光不够,为增加光合作用,稻秧上边悬挂着上百盏一二百瓦的电灯;怕通风不够,在田的四周,架了好几十台大电风扇。我在那里的时候,尽管是晚上,眼见车来人往,路边田里,忙忙碌碌,灯火通明,一派热闹景象。他们的指标好象是达到亩产5万斤,设想、措施应该是不错的,只要再过十多天,水稻成熟了,“卫星”就放成了。回到合川,我还关心这件事,一次正好遇见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全部烂完了……”。我想这才合乎情理,正是伏天,天气那么热,那么多稻秧像插筷子一样密地沤在田里,不烂才怪。: f: P: Z) N+ i! v2 T' P$ y& g
西农毕竟还做了一番试验,探讨一下土地对农作物的承受力的极限,失败后没有声张,没有虚夸,应该还是说得过去的。当时最大的“卫星”:稻谷亩产130435斤,小麦亩产8586斤。还有报道说徐水人民公社小麦亩产12万斤,山药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一棵白菜500斤。怎么样!相信吗?这可是党报、官方报——《人民日报》白纸黑字正二八经刊载的(见《共和国历程》上卷·光明日报出版社)。真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如果说外行还情有可原,问题是有人自己当过农民,还真的相信这种事,还敢当面问来访的赫鲁晓夫:粮食多了怎么办?(见李锐《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7 `" y& o7 G6 p" l. q( r那时什么都讲“放卫星”。一个星期天,老师来宣布:今天不放假,要写民歌“放卫星”,每人50首。于是学校的全体同学,都在教室里冥思苦索、搜肠刮肚地写民歌。我多少有点文学兴趣,开始三五首还用了点心,马马虎虎可以看得下去。后边的就没有办法,完全是胡拼乱凑,无非就是“红旗飘舞”、“战鼓喧天”、“东风浩荡”、“干劲冲天”之类,胡诌了十来首。见我们班其他同学有写一二首的,有写三五首的,实在写不出,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到此为止。后来学校在交上来的民歌中选了一百来首,编了一本《跃进战歌》,是油印的,里面好像没有收我的作品。记得收有一首高中学生李才白填的《浪淘沙》词,算是佼佼者了。这本书的编辑室设在大操场主席台正后面的一间房里。有一个编辑叫杨练武,是高三学生,因他的名字与《杨乃吾与小白菜》的主人公读音相似,又因有人在编辑室的木柜门上用毛笔写了“杨练武之墓”几个大字,所以我记得。! {  {& @6 T8 s1 a% F5 \1 X
$ v/ s+ N( V  `$ U2 Q

2 h; v/ q8 Q2 Z' |) f  Q: I7  我所参加的“大跃进”
, w* f2 p: k6 p  [# L4 H ; y' r# \3 D+ D: R. w3 S
更大的疯狂还在后面,那就是“大跃进”的主要标志——全民“大炼钢铁运动”。3 O4 c  |* v5 L- ?; b
据有关的资料,大炼钢铁起源于中共中央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开始的时候,只是给钢铁厂加码,其他人员给予支援。
+ N/ ]" m% v5 t( I6 m+ t$ ?这样,合一中抽调二百多学生到盐井铁厂去支援。我们住在盐井区政府,位置在嘉陵江岸边的高坡上。合川是一个大县,当时号称有一百多万人口,所以在县和乡镇之间再设了一级区政府机构。盐井区政府所在地就是一条小街,石板路,有三四百米长,沿嘉陵江走向排开。盐井铁厂在嘉陵江对岸,离江边约一公里。我们睡在会堂里,肯定是打地铺,密密麻麻睡得满满的,翻身都困难。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大木槽,有两米多长,七八十厘米宽和深,如斗状的上大下小,用来装饭。我们每天的工作是短途转运铁矿石、石灰石、木柴、焦炭等,还要为装运物资的木船装、卸船,当搬运工人。有点怪的是盐井区政府好象只有一张唱片,每天吃饭时放的都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插曲《拉兹之歌》,劳动了一个来月,这首歌就耳熟能详了。《流浪者》我在当年的印度电影周中看过,它用带点嘲弄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曲折而沉痛的故事。《拉兹之歌》确实是一首感人的歌曲,它准确地配合了故事的情节,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它把主人公离奇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以珠联璧合的词曲倾诉出来,勾起了我这样的少年对未来人生的迷茫而引起的共鸣。3 p, Z/ c! M- {( _1 `7 q7 W$ H& z+ _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次半夜在暴雨中抢运木柴的事,后来我把它写成一篇叫《一件难忘的事》的作文。这个作文题也是一个长生不老的题目,直到现在都还被语文老师作为经典题目普遍地要学生做。记得作文的开头部分大概是这样的:夏天的一个深夜,盐井区大会堂密密麻麻地躺着200多个人。他们是来支援盐井铁厂大炼钢铁的合川一中的学生和老师。他们酣睡着,以恢复长期的繁重劳动带来的疲乏。突然,天空中响起一声闷雷,一个人影闪进来,响起阵阵急促的口笛声。人们被惊醒了,有的慌张地坐了起来,有的在摇醒旁边还在沉睡的同学。映着闪电,大家认出他是我们带队的秦老师。由于紧张,他的语调带着急迫:“同学们、老师们,老师们、同学们!刚才接到气象台紧急电话,下半夜有暴雨,江水将要暴涨,江水将要暴涨!我们昨天卸的一船柴还在江边,可能会被冲走,我们要马上去转运,我们要马上去转运。同学们、老师们!我们马上起来,我们马上起来,到江边搬运木柴,到江边搬运木柴!……”
6 V- _7 c& @1 Q0 k下边是写在暴雨中搬运木柴的场面:“柴块在飞舞,人心在沸腾……”。“雨水打在脸上,汗水流在身上 ……”。
+ E' a2 n+ F% M+ g$ N! l+ c+ y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一篇歌颂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徒劳行为的作文,不值得称道。我只能说在那个沸腾的年代,我作为一个初三学生,真心地付出了忘我的劳动。在写作文时,自发地运用一点电影剧本蒙太奇的叙述手法,倾注了自己的感情,真正成了“一件难忘的事”。这篇作文后来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在同学中进行了示范。( h2 }5 d$ m& t* i
很明显,眼看光靠钢铁厂加班加点,来完成1070万吨的指标,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最高领导人的雄心壮志正在胸中激荡,决心要把他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于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9月25日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到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来。很快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席卷过来。全国亿万群众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要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学校很快就搞起了几十座炼钢炉。初三以上每班至少一座,教师以教研室为单位,也是至少一座。开始搞的炼钢炉叫坩埚炉,它是用砖砌一个瓮型的炉子,上方敞口,下边有炉条、灰塘等。我们班在张老师带领下,也搞了一座炉子,有两米左右高,内径六十厘米左右。高中有的班搞的还要大得多。内衬的耐火层是一种叫白泡石的石材。全民炼钢,不可能有那么多正规厂家生产的耐火砖,必须找代用品。沙溪那边出产的白泡石,是一种很好的天然耐火材料,使用效果不错。它是由石英砂天然粘结而成的,雪白的颜色,很好开采,很好加工,用普通的工具就可以做成所需要的扇形块。耐火泥是用白鳝泥加石英砂和水搅拌而成。这种白鳝泥是一种非常细腻的粘土,白中微微带点青、黄色,我猜测是否就是高岭土?石英砂就是用废旧白泡石粉碎而成,白泡石非常松软,有的甚至用手都可以捻得开。坩埚实际上用的就是不上釉的瓦罐,约五十厘米高,近二十多厘米粗,有的还更大些。罐壁有一指头厚,口部有一个台阶,可以放一个盖子。炼钢的过程是,把搜集来的废钢铁斩成小块,放入瓦罐,中间混杂一点兽骨或木炭,装满后加盖,用耐火泥密封盖子周围的缝。然后放在炉中烧,燃料主要是木柴。因为这么多人炼钢,哪里去找这么多的焦炭。还是木柴来得方便,只要有人砍,有人运,丢进炉里就可以烧。鼓风设备是用风箱,最大的有棺材大,要三人拉,我们班的稍小一点也要两人拉。一般烧四小时左右,用一把大抱钳,两个人夹住烧红的瓦罐拎出来,让它慢慢冷却,然后再放一罐铁进去烧。把冷却后的瓦罐敲烂,炼好的“钢”就出来了,实际上仍然是那些废钢铁,形状没什么变化,只是烧黑了。怎么检验呢?拣一条指头粗的,用锤敲断,看断口的晶粒状况。如果晶粒比较细,那就说这炉好,如果晶粒比较粗,那就不太好。由于罐口密封不好,很多时候铁都变成氧化铁了。但不管好不好,是不是都没关系,都能交得掉。几十座炼钢炉排开在学校农场的坡坎上,很是热闹,特别是夜晚,到处是熊熊的炉火,真可说是热火朝天。运铁的,运柴的,拉风箱的,清炉的等等,真可说是人声沸腾。半夜肚子饿了,用畚箕去食堂装红苕(红薯)来烤,香喷喷的当宵夜。食堂的饭桌都拆掉了,装满了红苕,堆得有人腰高,食堂白天也是吃红苕。晚上站在高处远望,嘉陵江两边,处处红云,火光冲天,机关、工厂、学校、街道,都在炼钢,映红了大半个天空。5 Y, m& F/ N0 p0 X+ o- L. }# y
后来嫌这种坩埚炉效率不够高,又推广了鸡窝炉。这种炉子的炉膛有箩筐大小,整个呈扁球形,前方开口,侧面有一个进风洞,旁边紧挨着一个木柴燃烧室。把废钢铁丢进炉膛,风箱把木柴火焰猛吹进去,用长柄的铲子炒,一个小时可以出一炉。如果说,坩埚炉炼钢多少还有点道理,钢是铁碳合金,把废铁和碳类物质放在坩埚中熔化,达到渗碳的效果。只不过温度不够高,铁没有熔化,炭已燃烧完了。这个鸡窝炉炼钢看来纯粹是瞎胡闹,只能达到使铁更快地变成氧化铁,达到有人要求的“多、快、好、省”自欺欺人的目的。
% D7 a* ^1 y. X9 }  {5 Q' O9 x# u3 \在征集来的废钢铁中,有废旧的生活日用品,如剪刀、菜刀、烂锅等。还有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如十八般武艺使用的刀、枪、剑、戟、戈、矛、叉、锤等,如果当时留一些下来简直可以当古董。工业废钢铁不多,因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业。不可思议的是把一些好好的钢铁制品也拆下来,如此这般地重新炼过。如沙溪、盐井公路桥上的栏杆,原来用的是钢管,拆下来换成木头的。有一家医院,把铁大门和围墙的铁栏杆拆下来,换成木门和砖墙。没办法,废钢铁不够。人类对自然界钢铁资源的利用过程应当是:铁矿石—铁—钢—钢材—钢制品。“大炼钢铁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个过程倒了过来,从钢制品—氧化铁,这个结果是使人哭笑不得的。6 s  b: `! {2 h1 `* O, L- v
有一天晚上,高中一个班正在学校大门边的炼钢炉炼钢,火焰把旁边一棵大树的枝叶点着了,距离女生宿舍二搂的屋檐只有一米远,情况很是危急。大家七手八脚地救火,有的用竹杆打,有的在女生宿舍二搂用水泼,把火扑灭了。这事发生时我在现场,事后想起来真危险,女生宿舍和邻近的校房,以及街面上的房子全都是木结构,如果发生火灾那真是火烧连营,损失恐怕不堪设想。# i- ]' o% U$ Y9 |- c! r- k: c
这样的“大炼钢铁”,我们搞了约三个月,不知道把多少钢铁炼成了氧化铁。
) N8 n, r& G) {7 I2 A9 f" E8 F合川一中参加“大跃进”的事迹,记载在《合川中学(2001年由一中、二中合并而成)校志》上:“为了大跃进,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学校也承担了炼钢任务。师生满怀热情,半个月建了120座土高炉,日夜加班,仅在1958年上期原合川一中、二中便炼出了32吨“钢”,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夸奖两所学校既炼了钢又炼了人。9月,两校2000多名师生分别到盐井镇和渠河嘴采集和搬运炼钢燃料(即笔者前文所说的盐井运柴事),不分昼夜,苦战十天,仅合川一中师生一昼夜便砍光四座山头的青杠树。10月,又参加突击“四秋”,到附近乡村支援秋收、秋耕、秋种、秋播。”
* \+ q$ [0 ^6 f% M这段文字,我的看法,错误多多:在政治上,没有把“大跃进”看成错误,反而当作光荣经历来沾沾自喜;在事实上,所写材料有所夸张,可能编写者根据的是当时的文字资料,没有剔出其中依浮夸风气加入的“水分”。诸如“一昼夜便砍光四座山头的青杠树”,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青杠树即栗木,相当坚硬而富有黏性,不是那么好砍的。即便叫同样人数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人用刀斧来砍,也不可能办得到,遑论没有经验的青少年书生。另外,以我亲眼所见,“120座土高炉”似乎也太多;在技术上,高炉不是用来炼钢的,而是炼铁的。文字上,还有几处语病。作为一所百年名校,来犯这些低级错误,似乎有些不太应该。
+ C7 L1 t( W. I0 _" B& W全国大炼钢铁的情况,据有关资料记载:“7月份土小高炉约3万座,8月份增至17万座,9月份35万座,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从找矿、运输、炼钢、炼铁、炼焦……,都靠大批群众投入,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人,7月间投入人力约为几十万人,8月间增加到几百万人,到10、11月高达6000多万人(还有一说是9000多万人)。经过4个多月奋战,12月22 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〇七〇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据冶金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年累计钢产量达1108万吨。(应当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钢在内)”。(见《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9 m- n" T$ ~. O# I
以后的几年,“大跃进”还要持续开展,总的基调仍然是加温。钢铁还要继续大炼,高层制定的钢产量指标经常在变化和调整。1959年指标为:2700-3000万吨(1958年8月28日),1800万吨(内部掌握为2000万吨,1958年12月),1300万吨(内部掌握为1600万吨,1959年4月29日、6月13日),1200万吨(1959年8月26日),1387万吨(报载1959年完成数)。1960年指标为:1840万吨(1960年1月),2040万吨(1960年5月28日),1900-1950万吨(1960年9月30日),1860万吨(1960年12月3日)。所幸的是因为土钢不合格,所以不再叫全民都来炼钢了。/ C3 H% u* R+ l: e0 l1 g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直接结果是:砍掉了成千上万亩森林,到现在都恢复不起来;浪费了数不清的人力人工;把无数的在用的钢铁制品、制件变成了废物等等。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不是本文涉及的范围。而它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2 L; A& g1 H2 N; a4 V2 T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1958年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被带到了一条歧路上去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刚刚从长期的屈辱中以主人翁的姿态站了起来,最有热情,最听话,意志最集中,最盲从,最不讲报酬。如果领导人带领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力量,去奋斗,去实践,肯定将取得无比巨大和辉煌的成就。但是,很不幸,南辕北辙,人民群众的力量被浪费了,人民群众的精神被愚弄了。这就是发生在1958年,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悲剧。
) D9 I1 z, K" s. _8 ]( C乱哄哄的1958年,还有其它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运动或活动,如各种“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农村公共食堂化,绿化,车子化,绳索牵引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各种全民大办:如大办小煤窑,办铜,办铝,办电,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等等,总共不下五六十项。这些我没有亲身参加,不在此赘言。其中有两化,因我亲手做过,略提一下。“滚珠轴承化”,那是居委会给每家发100段圆钢头子,粗约为10毫米,长约15毫米。再轮流借用一副上下模,模具上下对应各有一个半球形的窝。把圆钢头子放在下模的窝里,罩上上模,用锤敲打,时不时转动一下圆钢头子,直至敲出一颗似圆非圆的钢珠。我在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知道滚动轴承是一种精密的传动元件,钢珠的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都是以微米(μm)计量的,其光洁度(老标准)要求在三个 ▽ 以上,还有一定的硬度要求。真不知道我们那时加工的钢珠有什么用处。还有更离奇的,那就是“超声波化”。厂里给每家发几十个筒管,和几十片铁片。筒管者,纱厂纱锭之芯轴也,如胡萝卜大小,中空,硬木制成,漆成黑色。要求在筒管的大头用锯子斜锯一条口,深及筒管的一半,再把铁片插进去。好,一个超声波做好了。我真不知道这种“超声波”有什么用?怎么用?用到哪?有什么效果?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2:41 | 显示全部楼层
8  参加招飞- w1 N" B/ t: T# j

7 D6 u" |* y+ I* z+ Y: c- ]我在临近初中毕业时,还有过一次参加招空军飞行员体检的经历。那一年,计划在川东地区招飞,目标是初中毕业生,男性。于是首先由学校老师目测,然后到合川县人民医院体检。本来按我的身体条件,起码耳和眼两大器官就过不了关,因那时我眼睛已经有轻度近视,而飞行员的身体标准非常严格。县医院主管体检的医生叫段豪非,原来是纱厂的医生,也即是我父亲的同事。那时他还年轻,不甘心自己较低的素质,不知是考还是送,反正是去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了县人民医院,恐怕是为更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原因。他的妻子姓林,留在纱厂医院,还有小孩,所以他也不能远走高飞。段医生在县医院是什么职务我不清楚,但肯定是说话管用的人。因我们最后的审批签字是要他签,他见是我,知道是黄大夫的儿子,就让我通过了。段医生身材高高的,一表人才,与他妻子可说是特别般配。只是林医生在“反右”中好象受了些冲击,对他可能有了些影响。段医生一家现在不知怎么样,多年来,我在心里一直留存着对他的一丝感谢。县医院通过的全县的招飞对象30多人,由县武装部的一位干部带领,到重庆市参加复检。我们乘坐轮船,到千厮门码头上岸,住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睡地铺。检查也在文化宫进行,我是在第一天上午视力检查时就被淘汰。于是便与几位被剔出来的同学一道,到处乱逛。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到重庆这个大城市,自己第一次坐公共汽车,逛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四路、解放碑等,还有一个地名很奇怪叫燕喜洞的地方,到很晚才回住处。这么宽的街道,这么多热闹的商店,样样都感到新鲜。还特别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独自一人跑上街,吃到了街头小卖油炸的熨斗糕,很好吃、很新奇的,才0.03元一个,又很便宜的。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同学,最后一个也没有通过,想上街看看都没有时间,和我们一起回了合川。
9 i- e$ J; O0 v( g. c难忘的1958年过去了,进入1959年,人们稍微冷静了一点。我们在初三最后一学期,总算清静地上了点课,学校基本上完成了教学计划。我年龄大了一点,逐渐对课程产生了兴趣,上课专心,还能主动用功。加上我有黄老师给我补习的底子,各门课学起来一点不困难,成绩是中上水平。于是,我顺利地考上了合川一中高中。
5 K$ _& Z' }6 h% Y
4 \+ C0 o: [3 S 0 P5 J6 p: M; D- C) Y7 o4 y
9  初中的老师和同学" g  g$ u( a2 D' i* q" }% z5 C
' O3 o( k/ U# q' t* S
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部分老师、同学及朋友的命运和结局。我声明绝对没有暴露他们隐私的意思,毕竟相处一场,也没有互通音信,借此表达一下我的怀念。
9 c5 M/ W$ B3 T" K7 m1 l张怒西老师后来也是因为地主出身,没有要求的正规学历,被赶到区级中学。他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起名为丽拉和恩拉,长的都很漂亮,他教我们时都还在上小学。“文革”期间我在四川大学住着,他带着女儿和儿子来“串联”,我们是不期而遇,他还给我作了介绍,都已经长成小青年了。我送了一大卷编印的传单、资料给他。这是那时很流行的送礼方式,他也很高兴。
, o4 @% L) {, O$ g, p: F9 u何川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医学院,他是家庭的希望。学校规定上临床课必须穿白大褂,他家拿了一床旧被单,改了一件白大褂,积极地支持他。如果要做新的,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二是当时要拿出布票也真难办。他在校勤奋努力,成就了学业。大学毕业后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被发配马尔康四川省凉山州人民医院。后来他以高超的活动能力,调回合川县人民医院,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县里最有名望的“一把刀”。并通过县领导的关系,把几个弟妹从贵州、西昌等边远地方调回合川,安排了工作。他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找了高中班上漂亮的女同学作妻子,算是我朋友中的成功人士了。
# A6 Q* e0 e2 ]我们与高中59级1班结成对子班,班里有两位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一个叫欧宏为,他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后来招工去了西昌,估计在那里混得不错。因有人愿意帮忙调回合川,他表示不愿回来。还有一个叫陈朝爵,歌唱得特别好,当时就会用美声唱法,每次学校文艺演出,他精彩的独唱表演,都会使大家由衷地赞美。毕业后可能是进了艺术院校,以后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 A  z! Q, m6 R- f( }班长蒋清富初中毕业后回乡,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当地的水平,当个大队乃至公社的干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 t5 u; Q5 h2 t% Y. K蒲清健,后来考上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辗转调回纱厂子弟学校,因那时已经有了初中。他教学水平肯定是高的。我在大学时与他通过几封信,他的文笔很有感情,记得有一句是:“读到你的来信,心里闪过一丝会心的微笑……”。我看后也很感动。1997年我回乡探亲时,专门去学校看他。他那时患了癌症,自己也知道,但处之泰然,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劝慰才好。听说去世几年了。( U) o2 [$ n' o$ l% \  H4 I; E
唐乾华毕业后考上重庆建筑中专学校,以后的结果肯定是不错的。$ P  v$ E+ j' R
王正元高中毕业后当兵,转业后安排在重庆重型汽车厂(地点在大足县双桥镇)工作,后来我们见过一面。0 U: N. W: v# g5 _0 j- s$ v9 U- Y
鲁成全高中毕业后当了铁道兵,在云南曲靖、沾益一带修筑贵昆铁路。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信。他转业后被安排在重庆一个什么单位工作,我去看过他一次。6 x( z# i& ^6 s* G% Y3 ^9 T& b
曾宪波高中毕业后在部队当卫生兵,转业后进纱厂医院(就是我父亲工作过的医院)工作,后来还当了院长。- v3 \/ B+ y% t
谭华富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经多年的自学和实践,成了颇有经验的中医,他主要活动在乡村,为农民服务。说到谭华富,还是一位颇有意思的人,爱看点古诗词,读到精彩处,会冷不丁来一句:“好一个秋风扫落叶……”。我第一次读到《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就是他借的:“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等等,使我有了一点声律和对仗的初步知识。有一次大学假期里,我回家乡见到他一次,给我讲了许多他行医的事。他是自学成才,算是早期的“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兄弟办过实事的了。! @( N2 a# e4 H( Q- s
何绍淮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后在哪里工作不知道。70年代末,我一次出差,在火车上意外见到他,我坐到他的车厢,想与他聊聊,他爱理不理的,于是只好各自西东。可能是他在初中时受到的歧视较深,一是家庭贫困,二是那付尊容。但他只是隐隐地保持着自尊,其实心肠是很好的,我们也可能对他有过些伤害。以他的智商,以他的能力,是一个搞科技工作的优秀人才,应当会作出不少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 Y  `% o1 e( D1 y
张万兴考上隆昌畜牧兽医学校,他的家在城里开了一家小酒馆,他偶尔会带点酒来学校小饮小酌。$ z# V1 L& t6 \+ L/ o4 s$ j! ^
王福生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一次我回母校,他正好在校参加培训,大家见了面,讲起往事,很高兴的。! P4 x' u) E7 z8 u
史永高,初中时随他父亲回了武汉,没有了下落。
' d# i3 v5 f& E2 g印光宇、吴启义等考上中专。和她们以后都没有见过面。. ?' D2 B$ v4 U! f: C  x  ^/ I% g
同班的其他想得出名字来的有唐六安、景宗隆、邓应文、李芳渠、康绍明、苏惠琳、胡洪琪、梁文理、宋禄华、谭平海、刘守益、王丕、王晔、李正碧、金奇珍、唐懋衡等。; z' m+ F2 L! }& O+ u
2 X* ~' z: u( D; ~8 d9 |  \
第六章  饥饿年代% l5 M! I& j  m- \+ F! m
; L' W2 U. \  t6 Z% C- _/ V6 b/ t
/ T3 O. X& ]5 A3 s4 w- M9 @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人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刻骨铭心的饥饿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这场饥饿,延续的时间很长,就四川而言,直到1964年夏收后,才算基本上比较普遍地得以缓解,前后整整五年。而全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本章所讲的是到1962年8月,我上高中期间的事。
5 C; r! u; ^; X- q
, g5 t3 ^/ {3 f% j5 p( E
% v3 c+ G. ^! m$ ~; F; c9 r1  刚上高中: ^+ c% `- t+ m! T, f( j( S
" s8 ^( b: Y0 K$ D, D
我高中的这个班,是高62级4班。班上农村来的同学较多,因为合川只有一中和二中有高中,区乡的初中学生升学都要来这两所学校,这一点和初中时不一样。
3 G# T& Y9 i% }$ s; K$ N8 T班主任是罗又新,是政治教师,我上初中时曾当过教导主任。据说罗老师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按理说是老资格了。但不幸的是曾经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不知道,反正历史可疑。他可能思想负担重,整天忧心忡忡,对班上的事没有多少心思来管。他秋天冬天爱穿一件呢子大衣,看外表蛮有风度的。1959年国庆节期间,我宿舍的同学邓世超丢了30元钱,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邓在重庆工作的哥哥寄给他到重庆过国庆用的。怀疑同宿舍的傅同学有拿的嫌疑,请罗老师来处理。罗把傅叫去问了一下,傅不承认,罗老师没办法,一个人在宿舍的床上睡着了。因是过国庆节,他穿着呢子大衣,双手摊开呼呼大睡,可能平时太累了。邓是农村来的同学,他哥哥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和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黄荣昌同一个班组。他告诉过我们一些黄的先进事迹。6 K' \2 {  v) q; z8 r
罗又新老师当了两个多月班主任,后换了熊广绍老师来给我们当班主任。从此,熊老师和我们相处了高中的近三年时间,教学、支农、饿肚子都在一起。熊老师是合川人,妻子和子女在农村,他单身一人在学校。熊老师是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到合一中后改教语文课,并且还能一直教到高三,可见他的天分是高的,知识是全面的。我在班上是熊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主要是学习成绩好。他在许可的条件下,给了我不少照顾,我对他抱着感激的心情,也是很尊重他的。/ I# B0 c* M$ A
张仁和我一起考上高中,分在62级1班。我去他宿舍玩,认识了他们班的王平庆。王瘦瘦的,白白的,很温和,总是带着一点微笑,从来见不到他发火动气。冬天,我们爱坐在他的上铺闲谈,用被子盖住腰和脚。因吃不饱肚子,缺乏能量,天气冷更要保存热量,算拥衾而坐吧。记得他送给我一个陶质的有把带盖的大口杯,能装一公斤多水,东西不太值钱,但很实用,因为比搪瓷口杯保温,在当时很有用处的。后来,他因病休学了。再往后一些年,我妹妹和王平度结婚,我到王家,才知道王平庆是我妹夫的亲哥哥。他一直在家养病,身体比较弱,我们讲起高中的事,大家唏嘘不已。再后几年,他病故了,到底什么病?我也没闹清楚。. P" l4 a& h% F+ T/ V( ?
/ C: _7 P2 b8 o
/ D5 S4 s& S) i( g" p' M" e8 [
2  长达数年的严重饥饿2 a& Z- a$ q2 H" p7 s4 D

; X) W1 P. i: p( W( G4 a本来,1958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及其它农作物长势很好。但是,丰产不丰收,什么原因呢?彭德怀元帅当年的一首诗说得很清楚:“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一方面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地里大量的粮食没有收上来。另一方面是人们沉浸在粮食“大放卫星”,多得吃不完的盲目的喜悦中,在农村公共食堂中“吃饭不要钱”,粮食的浪费比较严重。很快地,美丽的肥皂泡一破灭,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对城市而言,粮食库存严重不足。对农村而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一家一户的农民不再存粮,存粮是集体的事情。而集体本来就没有收到多少粮食,加之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家都相信党。于是,悲惨的浩劫来到了。
. j3 L% _$ Z8 \" u0 e1959年9月下旬,也就是高中刚开学不久的一天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地点是在学校室内会议厅,也就是女生宿舍外的那个大殿。会场上坐满了人,连紧挨着的花园和教研室走廊上都是人。因事前有点风声,大家的表情十分凝重,专注地听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戈光戎传达中央文件。其实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国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从1959年10月1日起,城镇人口的粮食定量要下调。与我们有关的调整内容是:中学生由原来的每月(下同)32斤下调为男28斤、女25斤,干部(包括教师)由24斤调为18斤,居民由25斤调为21斤(好象过了一年多,中学生又全为28斤、干部19斤、居民22斤)。传达完以后,戈校长又作思想动员,大意是强调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要理解党和国家的困难。记得他特别说:“吃饱的概念是相对的,吃得很饱是饱,吃得半饱也是饱。我们现在就只能吃个半饱,都是吃饱”。最后又反复交代,也可说是忠告:大家要正确对待,不要想不通,不要有不满的表示,注意不要违反党的粮食政策……。他们肯定是事先开过会,内部作过布置,他讲话时充满着激情,眼睛里闪着泪光,相信他是很真诚地讲这番话的。6 q; i* K: P6 Q3 c' |* C
于是,风云突变,市面上马上紧张了起来,原来不用粮票的食品要收粮票了;原来每月供应的1斤猪肉变成2两,且不能保证;原来每月供应的0.5斤的菜油变成2钱;棉布由原来每年的1丈7尺调为1尺9寸(这就是后来赫鲁晓夫讽刺的“5个人一条裤子”的来由)。学校食堂的饭由每天的二干一稀变成三餐稀饭,早餐的煮红豆没有了,改为一点泡菜,中餐的一串荤一素菜变为二素,晚餐的二素变为一素。满打满算,我的高中生活只吃了一个来月饱饭。
9 f+ a% d/ [! ^1 _. D学生还好一点,老师多少可以从学生口粮中匀一点(?),干部可就困难了。每月2钱的菜油,以4口人家计,只有8钱油,一小酒杯而已。每月18斤的口粮,意味着每天只有6两粮食,且基本上没有一点荤腥和油水。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四哥,处在这种极度吃不饱的状态。从那时开始,我们家就没有炒过菜,荤菜是没有的,蔬菜是没有油。每天的菜肴就是大锅煮青菜,滴几滴供应的那点油,菜汤上飘点油花。全家吃不饱饭,父亲显得特别消沉,终日说不上几句话。三哥从上海想办法给父亲寄了30斤粮票,这是父亲的宝贝,饿得受不住时才动用几两买点东西解饥。一次,父亲的同事说要去外地出差,找父亲换粮票,父亲是助人为乐,把手中的全国粮票给他换成了四川的。十多天后,四川省政府(那时叫省人委)突然贴出布告:从即日起,原来的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重新发行新粮票。政府的目的是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但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不讲道理,太过于巧取豪夺。父亲气得要死,但又无可奈何,从此,父亲更加沉默寡言。那时候,你要敢说半个“不”字,上面正愁“反右倾”运动找不到“分子”目标,你要自己“跳出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长时期的饥饿,父亲从70多公斤的体重,下降到50来公斤,人变得消瘦,整日无精打采。我见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弓着腰,埋着头,双手互插在袖笼里,慢拖拖地走着。; ^5 d' _& W% X6 Z8 f6 v/ p: [; y( K
四哥是因病,于1959年从四川师范学院退学回家。父亲找厂人事科说后,安排在厂职工业余学校教书,也属于吃18斤粮的人。长期的饥饿,极大地损伤了父母亲和四哥的身体健康。那时人们最大的企求,就是希望能有一点食物。我见过四哥饿得受不住,把橘子的皮切成丝,放在水中揉洗,挤掉辣油后煮来吃。6 C, l" b/ y# n
很奇怪的是,粮食严重缺乏,但粮店还经常卖潮米。潮米者,运粮的船翻沉后捞上来的浸湿发酵的米也。那时汽车少,运粮主要靠木船,在嘉陵江上水运。米装在麻袋里,一袋是150斤。船只看大小,大船可装几十吨。船翻沉后,捞起来的米再晒干,卖给居民,一斤定量可买一斤二两米,算给点“优惠”。母亲爱去买这种潮米,一来是好像可得到那点“优惠”,更重要的是她心中有一个潜意识。母亲总觉得自己一个家庭妇女,在居委会负点责,没法报效国家。现正值困难时期,能出点力就出点力,多少也是为国家作了点贡献。潮米是很难吃的,一股酒酸味,且不长饭,就是同样多的米煮出来的饭偏少。所以我们多次劝她不要去买,但看她一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样子,也很理解她。但如果她知道了真相,那才要气死,当然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沉船的真相,大多是有人偷米,为了掩盖事实,故意凿沉或弄翻的。灾荒年间,粮食成了紧缺资源,自然有人趁火打劫,捞上一把。船工是用一根细竹管,一头削成斜尖,插进麻袋,米就会流出来。一袋米偷个两三斤,谁也发觉不了。而有权的管理人员,那就是成袋成袋地偷,偷多了怕没法交差,那就把船凿沉弄翻。本来嘉陵江上风急浪高,沉船是常有的事,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做的人又多,你能怎么样。最后倒霉的还是只有老百姓。  Q& }5 [! v4 w: M
那时人们最爱研究如何提高大米的出饭率,也就是同样数量的米多长点饭,报纸上也经常有经验介绍,如:“两煮三蒸法”,“久泡多蒸法”,“炒米蒸饭法”等等。但实际上只能是骗骗自己的眼睛,看起来多了一点饭,无非是多加了一些水,肠胃吸收的营养物质还是那么多。; h! A1 k: o# Q2 C/ Q; m; n
粮食少,蔬菜也是紧张的。管制最严的时候,农民的自留地被没收,卖菜说是投机倒把,菜市场上只能买到公家蔬菜店限量供应的蔬菜。农民只能偷偷地种,偷偷地卖。我星期天或放假回家,就去买过好多次菜。凌晨,天还黑着,我们三五个人挑着箩筐或背着背兜,到附近农村去转悠。有菜卖的农民就会找你搭话,买卖完后用草帽等遮盖好,偷偷摸摸地赶紧回家。
5 u3 ~1 j: C: n咸菜店里也是任何东西都缺乏,四川人常吃的豆瓣酱都买不到,因为没有蚕豆。最常见的豆腐卤都买不到,因为没有黄豆做豆腐。只有麦麸酱,即是用麦麸做的酱,呈浅米黄色,稀汤汤的,光咸,没有一点鲜味。酱油是加了色素的盐水。还有一种叫“老梢边”的咸菜,就是用蔬菜的边皮废料腌制的咸菜。我们买来切碎烧点酸汤,汤里的菜叶像海带一样的颜色。
0 [6 S6 ]4 K0 p有钱有粮票还不行,进饭馆吃饭还要有证明。就是单位开的盖了公章的一张纸,上写:“我单位某某同志因公到某地出差,请沿途各地给予交通食宿方便”。这张证明用处可大了,吃饭要用,住宿要用,买车船票要用,联系工作要用,甚至到北京看病都要用,没有的话什么都办不到。灾害时期,家里每月多给我一点零用钱,有5元。有时下午活动时间,我到城里逛上半天,一分钱都用不掉,仍然揣着5元钱回校。因为我一个学生,没有证明,没有粮票,没有糖果票,没有盐巴票,没有布票等等,什么都买不到。使用单位证明的规定是到80年代初,身份证普遍采用后才逐渐停止。
0 \6 y" s- M4 i- Z# ?  m& U现在的人,特别是女孩子可能会说,18斤尽够了,我在减肥,还吃不了这么多。不是的,饥饿的那个味道可不好受,特别是长达数年的饥饿。开始期间我的感觉,那是每天任何时候肚子都在饿,每天任何时候都在想着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但又没有东西可吃,只有不停地咽唾沫。上午第三节课时,就在想快下课吧,快下课吧。到第四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大家都飞快地涌向食堂,吃那点不够量的饭菜。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就是吃长饭的人来说,营养的需求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感觉是,刚吃过饭时,本来就没有吃饱,反而觉得更饿。而再饿过两小时以后,胃的感觉有点麻木,饥饿感反倒轻一点。
& ^" O! a* p: d# `! Z% _/ N一日三餐的稀饭实在受不了,学校改为中、晚餐吃罐罐饭。就是买来许多圆柱形的陶罐,打进去三两米,加水,放在大锅里蒸。蒸好后,炊事员负责每桌摆8罐。菜是改为用面盆装,只有一样,反正就是没有油的白菜、萝卜之类。罐罐的大小和加水的多少,形成了饭的数量好象有多少的差别,于是我们做了小的签筒,8个人抽签决定谁吃那一罐。进入晚秋,要吃杂粮,主要是红苕,红苕要吃三四个月,一斤米可买4斤红苕,是强制必须买。食堂把红苕用纱布包起来蒸,每桌一包。我们又做了小称,按重量分成8分。有与炊事员关系好的,可以去要一点甑脚水喝,那里面有蒸红苕流下来的糖分。偶然有时吃馒头,也是用称分。还有包谷面,那是煮成羹羹(四川话读Gaogao ),和稀饭一样地平分。最怕的是供应红苕干,就是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的东西。红苕不像洋芋,不便储存容易烂,而且一烂一大块。晒红苕干可不管这些,不管烂不烂,全部切出来,晒干卖给你。红苕干比鲜红苕难吃得多,烂的地方特别苦。脱水后再用水泡,不可能恢复原状,数量也少得多,更加吃不饱。还有一些时候供应小麦,粮店不加工,直接卖给学校,食堂用水浸泡后蒸熟就给学生吃。我们随便怎么仔细嚼也不可能都嚼烂,结果第二天大便里有不少的麦粒原封不动地拉了出来,难得的营养还不能吸收。真奇怪,把它随便磨一下就有这么难吗?  f! D& \+ e  c
任何时候都在饿,差不多每个人都准备有一个盐巴瓶子,里面放着用几滴油炒过的盐。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打一杯开水,放上一点盐,用筷子搅一下,就成一杯汤,喝下去多少好一点。有时我们还会品评谁的盐巴炒得好。为什么要炒呢?因为川盐有一个生味,直接兑水喝容易戗人,我有一次就呕吐了。
7 u) X  u) L' b经常性的几个月吃不上一点肉,大家都馋的不得了。学校原来养了一只狗,长得很大了,于是打它的主意。学校要打狗了,几天前消息就传遍了全校。我亲眼见的打狗的过程是,把狗关进厨房,关上门。炊事员一人一根木杠子,一声令下开始打。狗是不知情,汪汪叫着,在厨房中到处乱窜,跑到哪都会挨木棒,叫得越发凄厉和悲惨,最后在一阵密集的棒子下倒下了。然后用开水烫毛,因狗皮也是难得的荤腥。第二天中午,每桌加了一大碗黄芽白菜煮的肉丝汤,我记得是分到了四根筷子粗,一寸长的肉丝。全校师生员工1600多人,能分到这点肉也差不多了,但那个汤味道真是鲜。
. Q0 ?/ w, C* G为了想吃肉,学校自己喂起了猪。猪吃的“饲料”是买来的酒糟,食堂的潲水、菜帮菜叶,再不够就叫学生去打猪草。酒糟里面是烤过酒的包谷和稻壳,是要先磨细的,推磨也是学生轮流。两个人很费力地推动那石头的磨,一边闻那浓浓的酒和醋的味道。下午活动时间,我们经常被派去打猪草。打猪草是很难的事,因为南津街学校周围的农田有限,而打猪草的学生和其他人很多,天天有人在找,哪里有这么多的猪草供你去采集呢。有一次,我和朱定洪两个人挑着箩筐,找到一个水池,捞了些水葫芦。还有一次,我和朱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多少,最后只好拣了一段芭蕉树的树干,拿回来交差。养猪场反映给熊老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
5 R$ z, y+ c) X8 ]; a( t% ?6 Y1 k6 ]打猪草要经过南津街的街市,经常看见有补锅的摊子。那时人们不富裕,一块来钱的锅也要珍惜,锅坏了请人补一下,多少能省一点。而又有人靠这个行当谋生,所以一般还是有不少生意。补锅的时候,我很喜欢站在边上看,有时一看老半天。有人反映上去,戈校长在临时宣讲会时批评了一番:“有的高中生,别的不看,去看人家补—锅—……”。他后两个字发音重且长,意思是补锅是下三滥的事情,高中生看补锅,未免有失身份。我那时就有点不服气,因为作为高中生,我们不是参加了好多劳动了吗?诸如喂猪、种地、当搬运工等,哪一样不是“下三滥”干的事,我看一下补锅,又何必来挑剔呢。再说我在大炼钢铁时,到盐井铁厂去看过,这个补锅实际上是炼铁的工艺过程的简化和缩小。高炉—小化铁炉,铁水包—小泥匙,鼓风机—风箱,耐火泥的调制,防止铁水表面氧化的稻草灰等。铁厂若干道工艺和众多人的操作过程,浓缩为一个人在一平方米范围来完成,还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来看,其中的每一项,在大学和工厂里都有人在深入研究,稍有突破就可以写出论文发表,在实践中应用来促进工艺进步。那里值得说三道四呢。
, d# N0 {4 u5 u戈光戎校长仪表堂堂,两眼炯炯有神,模样有点像从台湾驾机起义回来得到一大笔黄金的黄植诚。他随时保持着习惯性的微笑,说话总是带着感情,对学生是谦和的,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爱表演,现在话叫作秀。他是合川本地人,据说同辈的还有戈光甲、戈光乙等不少人,其中戈光丙在本校管总务。他有一次来东津沱办事,顺便搞家访,来过我家。那天刚好我大哥在家,大家一起聊聊,结果很拘谨,我也很意外。恐怕戈校长以为自己堂堂校长之身,到你家应该是可以居高临下吧。那知家中有留苏学生、大学讲师在,说自惭形秽吧也不知是不是,反正他很尴尬。其实他完全过虑了,我们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欢迎他的。戈校长在“文革”中去世,听说是因病,正值英年,殊为可惜。
4 ~; `2 u6 `  F: p4 E) k那时我们最有用的工具是一把小刀,在田野里打猪草时,只要见到可吃的东西,马上就用刀削或刮一下,吃到肚里。一次我找到一根胡萝卜,用刀刮一刮后吃掉,这要运气好才能找得到。我吃过生茄子、生莲花白、生空心菜(四川叫藤藤菜)等,而生萝卜、生红苕是最好的也最难得的东西了。我吃过红苕的茎和叶,吃过鹅儿肠(一种猪草),吃过洋槐树的花和叶,吃过土茯苓,吃过死老鼠,吃过小球藻(用人尿水培养的绿色藻类),吃过病死后埋在土里已经腐烂的小猪等等。莲花白收获后,我们赶快跑去,割下留在地里的一小段茎,用刀剥去外皮,吃下肚去,带着生腥的甜味。收包谷了,我们跑去,撇下包谷尾部没长包米的一小段,或者找靠近天花的不长包米的小包谷芯,吃下肚去。农村来的同学比我们行,在水田中薅秧或割谷时,他们会腰挂一个竹笆笼,能抓到一两条黄鳝,丢在笆笼中。笆笼盖子有倒签,黄鳝跑不出来的。回到住地,丢在灶中一烧,几分钟后夹出来,那是十分难得的美味。我见过街上卖棕(榈树)籽、橡实。我见过卖观音土饼,观音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白鳝泥,一种白色的很细腻的泥土。在观音土中掺很少一点米面,和匀后做成饼放在锅里煎,还能煎成一点焦黄色。只是吃下去拉不出屎来,要用竹片掏。9 J* T7 S0 b6 _- J# _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会说:怎么那么笨,你不会自己在家煮点东西吃吗?不是的,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供应的那一点点粮食等外,什么都要票,即使有钱,没有票什么都买不到。作为农民来说,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化,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连锅、菜刀、锅铲之类的用具都没收去炼钢了。原来的自留地全部没收,社员不准养牛、猪、羊、狗、兔、鸡、鸭等。为了维护公共食堂,只要看见谁家冒烟,就有干部来查问,认定是违反了党的粮食政策。+ V4 w. {$ l6 z7 l+ N6 W" x' u' }
越是物资紧缺,掌权的人越是要多吃多占,一般社员就更难熬。有的基层干部作风非常恶劣,对社员看不顺眼就打,就骂,就扣饭。那个时期,扣饭是农村最难忍受的处罚,因为除了食堂供应的这点吊命的食物以外,你再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了。
0 g# b2 k' a' R$ ^那时不单是长期的饥饿,物资生活特别艰难,思想上的钳制还特别厉害。“反右”等斗争中残酷打击留下的深重影响,哪怕口头上说了“吃不饱”三个字,也会认为是反对党的粮食政策,就可能会被揪斗、批判、“戴帽子”、被清算,更不用说有行动了。一是确实难得找到可吃的东西,一是不准你自己想法解决问题。可见全局性的、长时期的饿肚子,个人作为弱者是没法抗拒的。饥荒是全国性的。我妻子的家在云南农村,听我妻子说,那时她五六七岁,正值成长阶段的一个儿童。没有东西吃,只有咪咪洋芋。咪咪者,西南地区谓之微小也。所谓咪咪洋芋,就是如豌豆、蚕豆大小的洋芋。吃在嘴里,要麻老半天。长期的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所以我妻子是她家子女个子最瘦小的一个,但幸好是活下来了。咪咪洋芋我也吃过好几次,那是1965年,我参加大学组织的农村的四清运动,当工作组成员,住在万县的一户贫农家,确实是很难吃的。在正常年间,喂猪都不大用,因为洋芋皮中含有大量的龙葵素,有一定的毒性。
4 \; y2 x' w4 r& J0 p& @农民为了活命,把凡是能换成钱的东西都卖光,有了钱就是买点食物。青黄不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卖建筑材料,这是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拆来卖,就是有几根旧木梁、几十根旧椽子,一些旧砖瓦、门窗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民向来把房子看成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财产,到了拆房卖,那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没有房子,他们怎么住呢?有的住山洞,有的在岩边石罅里安身,有的搭窝棚。他们的家里除了有一口锅外,再没有值钱的东西,那是到了赤贫的地步,保命是惟一的目的。, X- F. A. O7 \" u. B+ T
学校吃罐罐饭,我突发奇想,想搞一台给陶罐打米的机器,可以省力和做到打米均匀。我花了半个月的中午休息的时间,动了不少脑筋,用木条、硬纸板等材料做了一个模型。有一条传送带,还有一个平面的转轮,用手可以转动,还是很巧的。我交给戈校长,他在临时宣讲会上表扬过一次,然后丢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现在看来他这种处理方法是很对的,因为那个机器做出来是没有用处的,好不好用不说,问题是人家就是要靠手工匀出一点米来让教工多吃点。做机器还要花不少钱,而学校是没有多少钱的。另外我看见学生洗猪草时打水很费力,还想过做一个抽水唧筒一样的机器。这些事说明我平时脑筋里经常想的是机构、机器之类的东西,好象预告着我将来要做一个机械工程师。+ P; I! \4 B4 H1 Q) D8 k
灾害时期,饭菜很简单,结果反而经常不能准时开饭。中午下课后,便在操场上集合,由戈校长或是政治老师黄小军站在主席台上讲话。一般是讲形势、任务和学校的一些事情,或组织大家唱歌等,我把这称为“临时宣讲会”。有时连早餐都不能按时,那就由班主任召集全班讲话。有一次,熊老师讲了快一个小时,都还没有敲钟通知吃饭。那天早上突遇寒潮,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我穿一件圆领汗衫,他讲完了我才去加衣服,结果都没事,说明我那时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如果到现在,只要几分钟,我就会感冒生病。7 J6 s% _  C7 u
那个年代,是全面的大范围的短缺,在我的印象中,好象只有自来水和空气可以做到各取所需,其他没有不缺的。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匙,也就是小勺,都买不到。中午等饭吃的时间,我好几次到学校的机工房去自己做。机工房有一台旧的皮带车床,基本上不能用。还有一台台钻、虎钳、钳工工具和一些废旧材料。我用铝片做过好几把餐匙。有同学的餐匙断了,我帮他们用铆钉铆接起来。在家里我和四哥还浇铸过餐匙,用泥做铸模,把废铝熔化后倒进泥模,冷却后用锉刀修光,还是像模像样的,蛮好用。9 C+ K3 ~$ d5 a$ D1 O7 u1 I6 w6 s: f9 Q
高中二年级时,换过一次校长,戈校长调到合二中当校长,从合二中调曾志明来校当副校长主持工作。曾志明是我同班的曾纪常的姐姐,和她丈夫黄小军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政治系,当时他们都还年轻,30岁上下。黄在校教政治,曾来后,以夫妻在一校不便管理的理由,黄即随戈校长去了合二中。曾那么年轻就提拔当校长,应该是重用知识分子的早期的体现。曾的母亲也是纱厂医院的职工,她还有一个妹妹曾志恩和我妹妹同班。  e: O, M3 ^% G9 U1 I5 ~( X
曾校长来后,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初三的同学被安排到华安煤矿劳动,记不清伙食是自办还是请煤矿办,反正是口粮被克扣了。每餐3两的大米饭才只有一小洋瓷碗,劳动量大,又吃不饱。学生反映多次也无人过问,有一个姓陆的男学生,拿着一碗饭,饿着肚子走几十公里到县政府找教育局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上访。局长动了恻隐之心,叫曾校长处理,具体怎么处理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比较好吧。这下子陆同学在全校成了英雄,大家都在谈论他,敬佩他,因为他帮我们出了一口恶气。那段时间我们正在铜梁洞山上开荒种菜,曾校长独自一人上山来看望我们,因刚发生了告状事件,她来表示对我们生活的关怀,安抚一下情绪。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但大家还是感到很不错,觉得曾校长有人情味。那天她穿一件白底红黄绿色碎点花的衬衫,戴一顶草帽,一副袅袅婷婷的样子,衬托出她少妇的美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4:35 | 显示全部楼层
3  因故中止的天府运煤
- O5 `, W4 Z* I0 I. I
* J2 ]1 X" P  h$ g4 G; ~  w1960年中期,学校经批准决定为高中新建8间教室,很简单的砖木结构的平房。为了节省资金,便组织高中的男学生利用暑假自己去林区砍树。同时,也是为了省钱,想要由学生自己出力,多运些煤炭储存起来。这样,我被安排去运煤。那个时候,学生的一切劳动都是无偿的,包括支农、运输、炼钢等。也就是说,学生要自己出伙食费、学费,甚至有的工具也要自己出钱买。我们这次劳动的惟一待遇,是每天可以吃到1.5斤粮食,体力劳动的强度大,不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从天府煤矿把煤挑到嘉陵江边,单边距离约14公里,每天运1趟。
- k+ @  [; l" v& Z长期的饥饿,身体本来比较虚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不想参加。同班的曾纪常回家找他妈开了一张病情证明,说是“心脏二尖瓣有问题”,可以不参加这次运煤。曾纪常和我在小学、初中是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但他比我规矩,比我乖。他母亲也是厂医院的员工,具体干什么我不清楚。他的父亲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听他说过。我回去给父亲说,希望也帮我开一张证明,不要去参加这次劳动。父亲没有同意,意思是你已16岁了,应该自己到社会上去闯一闯。加之粮食定量比较高,多少能吃得饱一点。我便去买了一付箩筐和扁担,只好去挑煤吧。" x/ V4 A: v% p% G
我们这支挑煤队有70多人,由罗又新老师带队,因他这样有“污点”的人最好使唤,凡是苦的、脏的、累的都有份,而且不敢讲价钱。我们乘坐小轮船到北碚(这次没叫走路步行),渡嘉陵江,到江对面的黄桷树镇。我们挑着自己的行李,每人还分担几十斤的米、面、油和一些蔬菜,步行六七公里到了一个叫肖家沟的小集镇,住在一所小学里。学校放假了,没有人,我们借用宿舍和厨房,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预先分派的炊事员做晚饭,大家吃后便休息。第二天上午,大家踏勘道路,走到天府煤矿,再走到黄桷树,落实江边堆煤地点。因为是夏天,中午太阳大,天气热,大家准备早上五点起床,五点半吃早餐,到天府煤矿挑煤,挑回肖家沟吃饭休息,下午四点再往江边挑。所以大家早早睡觉,作好准备明天一大早起来挑煤。结果第三天的早上没有人来喊起床,因那时我们都是没有钟表的。见天麻麻亮,我爬起来问怎么回事,有人告诉说:“出事了,死人了,不去了”。到八九点,大家吃早餐时才听罗老师说:昨天晚上,学校打电话到肖家沟,他去接的电话,说是其他地方的同学出事故,死了人。要我们马上回校,还特别交代,回去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好了,这一天我们就作回校的准备。中、晚餐煮了很多大米饭,把带来的蔬菜全部吃光,记得茄子里放了尽可能多的菜油,很好吃,吃得非常饱。面粉来不及发酵,直接蒸成死面馒头,每人发五个,约2.5斤粮左右。第四天我们挑着剩下的米和面等物,过江,走到北碚,坐汽车回到了学校。死面馒头路上吃了两个,还带回家三个,连同我在北碚买的两瓶好酱油。母亲见我平安回来好高兴。后来她说,她把三个馒头切成片,加点菜,煮成面片汤,和父亲吃了好几顿。
/ T9 h5 J  N0 w; f% j! L回校后,才知道详细情况,是去砍树的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到目的地后,大家下河游泳,不幸淹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及好朋友石泽汾,另一人是农村来的同学。石泽汾的哥哥石泽淮当时是纱厂的技术科长,毕业于华东纺织工业学院,30多岁,应该是江浙或安徽一带的人。他当了技术科长后把在家乡的父母和弟弟接到厂里来。他父亲叫石榘仁,是一个大胖子,浓眉大眼的。我和石泽汾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我现在还有和他合影的照片。他小学毕业直接考上了中学,所以比我高了一个年级。谁知遭此不幸,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还去他家看过一次。石泽汾死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估计不会有什么赔偿,能安慰一下就差不多了。石泽淮后来当了副厂长,最后还被提拔当了重庆市纺织工业局的副局长。8 T3 E) K1 p+ {, b  F
学校遭此事故,毕竟人命关天,责任较大,不再组织学生假期劳动,我算躲过了一劫。其实后来我想,学校真是多此一举,拿挑煤来说,天府煤矿明明修有专用的小铁路,有拉煤的小火车通到黄桷树。偏要叫我们去挑煤,能省多少钱?可能是因为学生自带口粮,免费劳动,不叫白不叫。还可以美其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等等。那时候的人们没有什么尊严,谈不上人权,学生就更不用说。
! \/ d- t! _0 z; }- S! ~天府煤矿是合川知名人士卢作孚先生投资兴建的。卢作孚先生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是毛泽东曾说过的“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他一生从事实业,主要成就是兴办了民生轮船公司,轮船最多时达到146艘。抗日战争前期的1938年秋天,在长江上抢运国民党撤退的成千上万吨各种物质,和大量内迁的人员,卢先生本人和民生公司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也承担了极大的牺牲。这次宜昌撤退的壮举,为抗战保存了命脉,据称为是“中国的敦刻尔克”。他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前文说到,北碚是他建的模范城市,他的雄心令人佩服。天府煤矿也是他的一项实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煤矿,在重庆算一个较有名气的企业。卢作孚先生在50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于1952年2月8日晚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是他的人生悲剧,也可能是他寻求的一种解脱。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中,以民生公司为基础,组建成长江航运管理局。据说在前几年,他的子女又恢复了民生公司。
" x' X8 b: h- p5 i. `罗又新老师在新开学后不久,遇到了“下放干部”的小运动,被学校下放到了农村,依然没有逃脱当“运动员”的命运。好在下放是有时间的,算“有期徒刑”,我毕业前见他回到了学校。9 {& V) v$ o% i# ~$ a, R
与他同时下放的还有高亭岳老师,据说是参加过青年军,所以也是历史可疑。高老师是教俄语的,他没有上过我的课,但教过我四哥,所以认得。高老师是成都人,一口标准的成都腔,当时没有结婚。他性情开朗,最喜欢和同学在一起玩,同我四哥及我的关系都很好。有一次在闲谈中他问我:“你看过《大波》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这本书值得看看,你一定要找来看看”。若干年后,算按他的建议,我买全了李劼人著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看后才知道果然不错,可以说在写成都的乡土文学中是最好的。建国后李劼人当过成都市的副市长,但四川和成都的人们对李劼人的炒作远没有湖南人对沈从文那么热心。
& P( D. n. ~" U# W
9 C1 {- b- a: O
% H5 t% Z( ]+ U8 H4  没完没了的下乡支农
- z+ A2 k: f% ~! L6 \6 [/ H, w
) Y! p' e; M: c* Z& I4 W) g4 ~7 D在高中阶段,我去支农恐怕不下30次,长的两个多月,短的两三天。往往是上午通知,下午打起背包就走,或者是今天通知明天就走。沙溪、堰口、南坪、沙坪、铜溪等处,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住地一般是小学校的教室或生产队的库房,抱几捆稻草或麦草一铺,放上席子,打开被盖卷就睡人。最槽糕的一次连稻草都没有,地上铺的干蚕豆秸,既冷又戳人。蚕豆秸是四川的干储饲料,打成粉后用来喂猪的东西。我们吃的是自己带去的口粮,和在农村现买的蔬菜,菜可能多一点,从来没有吃过肉。不像初中时,那时只在农忙假才支农,时间短,到农村还能吃到老腊肉,蔬菜能吃到炒青蚕豆或者青莴笋等细菜。% i; q7 D9 \) q& e4 b  j5 O1 X
为什么要支农呢?因为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看见农民得肿病。肿病其实不算病,就是长期营养不良使人浮肿。农民实在太可怜,1959年秋天,每天只能吃到2两谷子,2两谷子最多可以打出1两6钱米,也就是说只能够煮点加菜的米汤。让农民吃这么一点粮食,长时期地承担农业的重体力劳动,营养怎么够?得肿病是明摆着的。越是青壮劳动力越容易得肿病,因为劳动消耗更大。那么多的农民得了肿病,一般由大队办临时医院,进行收治。我们看见得肿病的农民真是造孽或者说悲惨,他们头缠白布帕,身穿蓝黑色的破旧的衣服,坐或躺在床上。浮肿的颜面,浮肿得发亮的双脚。用手指在脚上一按,一个深深的凹窝出现了,半天都不会恢复。因为再发展下去就要饿死人,他们的眼神充满着无助和恐惧,人都是珍爱生命的,那种对生命的企求的眼神真使人难忘。实际上肿病根本不用医,多给点饭吃自然就好了,但没有粮食,只好给一点“药”。这个“药”就是用米糠混合少量的黄豆面,再用糖厂的下脚料——糖蜜之类捏成的团,有核桃大小,棕黑色,每餐发四到五个。这“药”里面维生素肯定够,淀粉、脂肪、蛋白质三大营养素仍然缺乏。只不过比在家好一点,在家要劳动,连这点糠团都吃不上。实际上只能是吊命,吊不住就只有死路一条。! ~  m3 J1 {7 C* v8 C
学生毕竟有点定量粮食吃,算中度的营养不良,得肿病的不太多。农活没人干,当然只有叫学生支农,因为学生最听话,有组织,不要报酬。我从事过的农活有栽秧、薅秧、割谷、挞谷、割麦、种黄豆、种绿豆、种蚕豆、打连枷、挑粪、车水、戽水、挖板土、挖红苕等等,除了挽牛耕田、耙田等没有干过,其他差不多都干过。
6 T* ^' e/ s9 f; A: I5 k  u1960年秋天,我们在南坪支农。那天干的是挞谷子,刚下过雨,稻把子带的雨水湿透了我胸腹部的衣裤。那时年轻对身体不在意,中午饭后没有脱湿衣服,捂着被子睡午觉受了寒,下午发起了高烧。我向熊老师请假,想躺着休息一下午。熊老师去给带队的教导主任林振云请假,我听见林说:“请啥子假,装病,劳动态度不端正……”。我当时很伤心,躺在地铺上痛哭起来,熊老师劝了我半天。后只是同意我不下水,干点轻活。过了几天回到学校,我的病没有好,仍然发着烧,吃不下东西。我去找班长钱世文,说:“你是班长,你看我的病越来越重,怎么办”?他很真情地说:“这年头,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挺着吧……”!这是我们坐在树人楼教室外木头楼梯上说的。我吃不下东西,躺在床上没有去吃饭。过了一会,同室的贺正堃帮我带来了中饭的几个熟红苕,同情地说:“不要使气了,谁都不会理会你的。你以为不吃饭他们会来管你,不会的,根本就不会有谁来理你……”。晚饭也是贺给我带回来的。第二天中饭时间,我去找林主任请假。她忙着在狼吞虎咽吃红苕,因老师们要装面子,不像学生那样分8份,如果吃得慢会少吃,不耐烦地说:“逃避劳动,不准假”!我气得直流眼泪。我带着没有吃的红苕,抽时间走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到学校以家长的名义找林请假,这才请到了两天假,可以不参加劳动。母亲带我去厂医院打了针,回家睡了一晚,病才稍好了一点。后来我四哥告诉我:“你带给我的红苕我吃了三天……”。鹅蛋大的十来个红苕,20来岁的青年男子吃三天,可以想象情况是何等的严酷。母亲随即到北碚某疗养院去看望父亲,因父亲得到一次疗养的机会,大约有半月左右。父亲回来说,疗养院吃得稍好一点,菜里面有点肉,饭是凭自己定量交粮票,所以仍然吃不饱,但比在家好一些。
# O# w) D6 \3 ~- M, m5 ]! G钱世文老家在农村,年龄比我们稍大,高、黑、瘦,戴一付眼镜,很稳重的样子。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我们学校后门外蛋粉厂当着党委书记。与农村的老婆离了婚,再找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生有子女。钱是后来从农村出来的,在这样的家庭中难免有些不被认同,环境造就了他成熟的性格,比我坚强。他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贺正堃,来自华安煤矿,初中时我们也同班,他后来考上四川大学。“文革”时我在川大见过他一面,从此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他们劝我的话,反映出对世道艰辛,人情冷漠的认识。也映照出我性格上有自我怜悯,使性子,希望得到同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幼稚的毛病。
6 y, R( U9 d4 c+ L林振云是一个女教师,40来岁,高瘦的身材,颧骨突出,比较苗条。教什么我忘记了,恐怕是挣到教导主任太不容易,所以为人寡刻,官气十足,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一样的饿肚子。
* w- j" z( A# n- H合川蛋粉厂,是国家在50年代后期,为归还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所欠的债,专门建立的比较现代的食品工厂。它以合川等地丰富和廉价的鸡蛋为原料,生产全蛋粉、蛋白粉、蛋黄粉和卵磷脂等产品,出口到苏联。看样子苏联的农产品确实比较缺乏,因为蛋粉的味道比鸡蛋差多了。1960年以后,苏联加大了逼债的力度,蛋粉厂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蛋粉厂越忙,合川和周边几县的老百姓越是吃不上鸡蛋。那时还没有现在的养鸡场,可以大规模、大批量地生产鸡蛋。有人想到了“综合利用”,把成筐成篓的蛋壳用水冲,然后把冲洗水放在锅里烧开,再用漏勺捞取飘着的鸡蛋花,一天能捞好几桶,由食堂卖给本厂职工当菜肴,可以增加不少营养。要能吃到鸡蛋花是很不错的待遇,外面的人想吃还吃不上,哪管蛋壳上粘着的鸡屎会一起吃下肚子。我吃到过一次,是纱厂来支援的许兆麟知道我在合一中上学,特意带给我一大口杯。我为了充分吸收,是分成两天吃的,再多分几天又怕坏,那时没有加热和保管条件。许是纱厂的老工人,算我父亲的朋友吧。听说已经病故多年了。
# N( z; l4 w  z5 Y凡是好的东西,都要先用来还债。合川还有一样好东西,也没有逃脱还债的命,那就是红橘。地处四川盆地中部的合川,它浅丘陵的红土壤,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得天独厚地造就了柑橘属的一个优良品种——红橘。它是由合川的先民,经过多少代的选育、培植,为后人作出的贡献。那发亮的橙红色,焕发出诱人的光彩。那微微带酸的醇甜,吸引着人们的食欲。近来有人为它起名“大红袍”,比较合适,早先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合川的农民,除了一弯弯的梯田以外,山梁坡头,房前屋后,只要是旱地,无不栽种着橘树(树下还要种植其他农作物)。橘子分大小年,产量有丰欠,一般是隔年为期。红橘一身都是宝,橘皮、橘络、橘籽、橘肉。我小时候,城里有人专做这个生意。大量买来红橘,在热水中泡一下(温度太高橘肉不好吃,温度太低橘络不好撕),把橘皮剥成四瓣的一朵花,用竹篾穿成一个个串环,挂起来晒干。把橘络小心地理下来,也是晒干。把橘瓣装在一个个的中碗里,堆得尖尖的,一分钱就可买一碗吃。有一个要求:把橘籽吐在专门用来收集的的篓中,你实在要带走吃也可以。他们把晒干的橘皮、橘络、橘籽卖给中药店,加上橘肉的钱,还可以赚一小笔钱。橘肉这么价廉物美的东西,是码头上的脚力,和下层人物最欢迎的水果食品。早先,像我们家是不吃这个的。我们买橘子是一买一箩筐,放在家中随便吃,吃完再买。
; E4 h4 }, P* d  C. B  b' ^% B  J- Q! X0 Q用来还债的红橘,也叫学生去采摘、运输和包装,这些我都干过。我们在沙溪公社的一个村子采摘过红橘,每人发一把果农用的小剪刀,指定一片区域,你就去采吧。小心地用剪刀把红橘剪下来,放在箩筐里,装满后挑回住地。有时要爬上树,红橘放在布兜里,装多后再带下地。经常发生的问题是,仰着头摘红橘,枝叶上的碎屑会掉进眼里,很疼。因都是一个人在一处,找不到人帮忙,所以我们都带着一面小镜子,自己翻眼皮,用手绢清除。运输红橘,我们先到村子的楠竹林去砍扁担。楠竹者,学名毛竹也,可长到十来厘米粗细。砍一根下来可做十来根扁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把摘下来的红橘,从村子挑到沙溪乡,来回10公里左右,每天两趟,一般是十来个人一队。包装红橘,我们是在城里。合川县是把城隍庙、电影院、大礼堂都腾出来作包装场所。先用木漏板给红橘按大小分等级,再用一张半透明的纸把红橘包起来,按等级装进专用的木箱中。那个木箱的木板真好,雪白的,很少有结疤。木箱两侧分别用中、俄文印有“四川红橘·N×M=Z(指每箱橘子数量)”的字样。因白天很忙,晚上经常加班,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偶然吃点红橘是有的,人人都这样,但要小心,有人监视的。! L7 ~/ g& z: j$ u* S
到农村支农,学着干点农活倒没啥,主要是农活重,消耗大,吃不饱,肚子更饿。在沙溪农村的一个什么地方,没有大米供应,只能供应蚕豆和豌豆。我特别数了数,一餐饭只能吃到160来颗蚕豆或者500来颗豌豆。在铜梁洞后山的一个农村,我们把村子里的牛皮菜全部吃光,其它什么蔬菜都没有了,只有把地里牛皮菜的茎砍来煮。没有油,光放点盐,在锅里煮熟后呈淡淡的蓝紫色。这实际上就是猪吃的东西,人吃下去,潮得不得了,老想吐清口水。牛皮菜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帮了四川人的大忙,它容易种,产量高,吃的时间长。你可以不砍它,只把下面的菜叶撇下来吃,它还会继续长,你不断地撇,最后它的茎可以长到近一米高。
0 U) h' e* }$ P) h7 ]% e" C+ _
3 s: y+ Q# z! l* k5  “瓜菜代”哄骗肚子% N2 a# Y/ ~9 d& v1 t9 I
3 q! {6 X! p0 e. y8 I
那时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口号,叫“粮食不足瓜菜代”。瓜菜从哪里来?要自己种。5 l1 R2 M$ W9 l" i
学校到南坪公社借了十来亩土地,叫学生去种菜。这块地距离学校1.5公里左右。那年冬天,我们种的是浙大萝卜。学生以班为单位,轮流去挖土、栽种、浇水、锄草、施肥等。在同学们的精心管理下,萝卜长得很好,个个有10厘米粗,半米来长。" U$ m& n9 U6 U  Z: U  d
萝卜太好了,就有人偷,特别是晚上。学校又组织学生去值夜看守,我参加过一次。当天的下午,我们轮值的4个人就开始准备,每人一个大背兜,要背一口大锅,再到木工房去找柴,就是把一些旧桌椅打烂,丢进背兜。吃完晚饭,我们动身走到菜地,那里有一间简易房,有砖砌的灶。然后我们拣最好的萝卜拔,要拔十来个,洗干净,切成大块丢进锅里煮。到深夜,就开始吃萝卜,大家放开肚子吃。萝卜没有放盐,当然更不可能有油了,不是太好吃的,但我们不管,一直吃到肚子涨鼓鼓的。肚子饿难受,萝卜吃多了,心里发潮也难受,但比饿肚子的感觉好。夜里很冷,我们穿着棉袄,那时还没有大衣,轮班巡视和进房烤火。天亮了,背着锅,再拔一些萝卜,要连着樱子背回学校,交给食堂。第二天,换其他人同样操作。学校多亏有了这块地,食堂在中、晚餐才能有一大碗萝卜片和一面盆萝卜樱,尽管质量差,总算能填一下空虚的肚子。: r; q) v! i1 r3 W
学校种菜也死过人,比我高一年级的杨四芝,是我同班的杨冬芝的姐姐。一次在铜梁洞下面的山坡地开荒,一用力,土块一松,她连人带锄头后仰翻下山坡,当场就死了。这个地方我也去劳动过几次,真是想不到。她翻下的地方只有两米左右,且没有石头之类的硬物,怎么就会死了?
6 X8 {3 [" ^- _+ L1960年初冬,县里安排一中的部分高中去县五中办学。五中在南津街西边的白鹿山上,距一中约2公里,原只有初中,规模不大,灾害时期,合并到其它中学去了。五中的校址,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办白鹿书院的地方。周敦颐,湖南道州人,号濂溪先生,合川是他进行讲学著述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五中周围有很多土地,我们搬去的目的,是去占领这些土地种菜,除了自己吃,还可以供应学校本部。高三面临高考,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初中学生太小,干不了多少活,所以就该我们高二和高一去。五中沿白鹿山修建,它没有围墙,敞开建有教室、宿舍、食堂、篮球场等。它的土地真多,有三四十亩。我们种了很多蔬菜,主要还是浙大萝卜,因为它产量高。栽种等大量农活是全校轮流来,但管理是我们的事。萝卜成熟了,不像粮食是一次性收割,它是随吃随收。仍然有值夜看守的事,我轮着过两次。晚上天气真冷,在学校边守夜,又没有东西可吃的,肚子真饿。一般是两个人,一人负责一片坡。天是黑黑的,只能弯着腰,映着天边的天光看是不是有人偷菜。尽管不停地巡查,还是防不住,到早晨发现有人偷了好多萝卜。好在是个人行为,偷得不是太多,只好让他去。晚上值夜,白天可以休息,影响功课自己负责补。在山上蔬菜来源比较多,农村来的同学比我们会生存,在宿舍做起了泡菜。我们宿舍住30来人,泡菜坛有十多个,他们会捡些萝卜等泡来吃。劳动到1961年下学期,我们也是高三了,才回到了校本部。, G% ^8 L3 o. i8 V; O9 |  {; ]
白鹿山周围野菜多,星期日回家路上,我都要挑些野菜带回家。主要有清明菜(又叫面蒿,叶上长满了白色的绒毛)、鹅儿肠、荠菜等。从白鹿山回家要经过南坪公社的村子,一次我发现一块地边有好多的荠菜。回家后连忙叫上好朋友谷家驹,一人背了一个背兜,折回村子,挑了满满的两背兜。晚上肯定吃的是荠菜汤。谷家驹是纱厂医院院长谷佑之的儿子,比我小三岁,他当时在南津街民办中学(只有初中)上学。关于我和他的事,后面的章节还会讲到。7 ?0 D0 F  N3 R/ N
说到种菜,学校种,家里也种。我家种菜,从小学时就开始了。那时有人把我家下面的荷花池填平,若干家人分来种菜,我家也分到一块,约有30m2。种过芋头、四季豆、毛豆等。那时种菜,只是一点补充而已,种不种都没有关系。我上初中时,这片地用来盖了房子,属于胜利村的一部分。到我高中时,粮食极其缺乏,蔬菜又不够,自己必须要种菜。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我家外道路下的斜坡开垦出来,我家也分到一块,有50m2左右。还嫌不够,有人把围墙打开一格,修了台阶,把墙外农民的坟地开垦成菜地,我家也分了一块。所以我家共有100多m2菜地。种菜主要是母亲在操劳,我记得种过南瓜、四季豆、莴笋、牛皮菜、藤藤菜、菠菜、莲花白、茄子、苋菜等等。我们在星期天或放假时也帮着挖土、锄草等。肥料就是靠家里的马桶,在粪尿中加点水就泼到土里。菜长得很好的,为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 z$ F' t+ ?2 j) u  a* x. p一个星期天,天色阴沉沉的。我回家,晚餐没有饭,吃的是煮地瓜(有的地方叫土瓜、凉薯),地瓜已经有点腐烂,削掉了好多。饭后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心慌胸闷,出冷汗。我告诉父亲,父亲说:“那你就不要回学校,在家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回校”。我休息了好一会,天黑了,觉得还是要回校。在回校的路上,正好碰见一位同学,我们一道走,我告诉他心慌,所以我们走得很慢。到校后,我直接过江去县医院,想去看急诊。过河时,一角钱找的九分硬币掉在船板下,我都没有力气和精神去捡起来。到了医院,黑灯瞎火的,人也找不到,问门房,是一问三不知。没办法,只好又走回校,自己在井里打了水,洗脸洗脚睡觉。第二天,我又去县医院,挂号,看病。一个老医生连我的话都没有听完,就说“神经官能症”。然后开了几样药,记得有一样是三溴片。那时我还不懂三溴片是干什么用的,拿回校吃,发觉老打瞌睡,才意识到开的药是属于镇静剂之类的药物。恐怕这位老医生认为我是胡思乱想,所以让我多睡会觉就没事了。心慌胸闷开镇静剂,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恐怕是长期的饥饿和劳累,引起的虚脱的症状。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X2 l# Q8 b, P, _( _0 h8 m9 `
可能我也有些紧张和多虑,因为我班突然间就死过人。一天上午课间活动时间,我们几个人在争论一个问题,为了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位同学说:“我去拿书”。就去后排他的课桌,蹲下取书。因我们的课桌是孔格式,没有抽屉,要蹲下才好取东西。只见他蹲下去就倒在地上,我们连忙过去看,两眼翻白,脸色苍白。我们马上找老师,老师过来看,已经没有气了。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离开了我们,恐怕也是长期饥饿劳累引起的猝死。
- `; _# [& c9 W : F, I5 J% ^( D. O5 G6 j" k+ j% U6 S

) V- a$ V- f* Z8 X6  灾害年间的几件家事
' {4 z( @, [8 g4 ?
4 s6 G7 k7 T6 z7 z* c% t我大哥1960年从苏联回国,先在北京参加政治学习,现在的说法恐怕是叫“洗脑”,怕他们把苏联的修正主义思想带回来。1961年,他分配在地处重庆沙坪坝的西南政法学院教书。据说当时征求他们的意见,可以留在北京,或者回成都、重庆从政,也可以到法院或检察院工作,但他选择了教书。从后来“文革”的情况看,他的选择是有远见的。他回国前,我们给他写信,告诉他国内的情况,要他尽可能多带点肉食罐头回来。他给父亲带回十多听肉罐头,多少解决了一点父亲和大家营养不足的问题。他说很不理解,1957年回国探亲时,生活那么好,家中基本上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平时桌上也是摆满了菜,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回国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形势确实如此。他在学校同样只有19斤定量,也是处于饥饿状态。+ A, J- a2 M; j9 v4 C1 K( u1 a  Y
这时我二哥准备结婚,对方是父亲同事毛文煜的大女儿毛华燕,她高中毕业后在厂子弟学校教书。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显著,厂里的人们比较尊重她,不分老小都叫她毛老师。二哥在地质队从事野外工作,每年的深秋以后,天气寒冷,有时大雪封山,他们回队学习,同时也安排探亲,到第二年的春天再上山。为了解决住房,父亲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些农民的旧建材。请人利用我家的山墙和厂围墙之间的夹道隔成两间房,顶上是用旧材料盖的瓦顶。这个夹道约有3米宽,7米多长,两个房间一个朝外开门,一个和我家原来的小房间连通。这件事是父亲为人之父,尽管条件困难,力所能及地尽自己的职责。也是对二哥多年来帮助家庭的一点回报,在当时应该说还是解决得比较圆满的。二哥是在60年代后期,才得以调回纱厂,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他先改行从事机械制图,到50岁上,又根据工厂的安排,改行到基建科作土建设计工作。他努力学习钻研技术,参加了不少的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听说他所设计的住宅因为适用,还得过厂里的先进设计奖。毛文煜后来调重庆裕华纱厂,还当了厂长。& V+ N1 V5 ^) e. |
差不多先后一点时间,我大哥也结了婚。女方是大哥列宁格勒大学的同学高淑瑗,她学的是历史专业,分配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结婚时我家只是请了一桌客,请的是大哥的中学同学和朋友陈阜东夫妻俩和陈的母亲,我们都叫她陈师母。记得是花了近30元买的一只母鸡,还有高价鸡蛋,以及全家的供应肉。条件是非常简陋的,但确实是没有办法。他们回来,他们的衣着、风度还是在厂里引起一阵轰动,当然赶不上1957年大哥回来的那一次。陈阜东高中毕业后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是团级干部,后来在正师级的位置上转业到重庆印制三厂当党委书记兼副厂长。
% D6 x: q) Q. u  |+ t- d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哥突然回家来。一问还没有吃饭,父亲马上吩咐用高价米煮了一锅饭,去自己的地里摘了一个嫩南瓜,炒了一盘南瓜丝,让大哥吃饭,同时允许大家一人吃一小碗。因电力紧张,好长时间没有电。饭后,我们对着煤油灯,坐在一起闲谈,看着大哥微微冒汗的前额,看着那因饥饿和刚吃完饭后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他微笑的脸庞,听他讲些重庆的社会见闻和小道消息,我觉得那是我们家最难忘的温馨的一个晚上。现在看来,这事太简单了,但在那个时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怀念那个温馨的夜晚。大哥可能是独身一人在重庆,也有点想家,所以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回家来看一看。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5:20 | 显示全部楼层
7  专区少年足球赛的营养伙食
7 I) S% l) D( }& A( T) Q
. I. s0 f& w1 W1960年深秋,我参加了一次江津专区少年足球赛,也就是现在的U17。这一年不知为什么,要举办四川省少年运动会,其中有足球项目。江津专区要选拔运动员,先举办专区的比赛,在合川举行。那时江津专区好象是10个县,各县要组队参加,合川县组队要从各中学选人。合川县中学的足球水平,数七中(瑞山中学)最高。一是学校离县体育场很近,从后校门的石门洞出来,过一棵黄桷树,下几十米的石头阶梯,就到体育场,训练比赛都方便。二是学校重视,有一个水平较高的体育老师当教练,选了一些爱好足球且有一点基础的学生,技术、战术经过比较正规的训练,组成了一支有一定基础的球队,经常打点比赛。但七中没有高中,他们的足球尖子都考到了一中或二中。
8 ]& n' l! u2 k" L3 U2 M我很喜欢足球,最早可能是因为有一位堂兄黄肇文50年代曾经是国家队的守门员,还有我四哥踢足球的影响。我们平时多是在下午活动的时间,大家对着操场的主席台踢,或者在操场上踢着玩。学校做了一付木头的可以拆卸的球门,开大会时拆开来放到一边,比赛时再装起来。初中时班上成立了足球队,我是队员,有时与其他班队踢球比赛。一中有足球队的班不多,高中有三五个,初中更少。我的水平是差的,脚法差,有时会踢漏脚,大家笑话我“挝(四川方言,踢之意,读Zhua,是否这个字我还说不清)玻璃”,一般连班队比赛都是当替补,我只是特别喜爱而已。班里面水平也不高,除三四个人脚法稍好外,什么战术、配合都谈不上。当然那时条件非常有限,正规比赛从来没见过,没有教练指导,只靠自己摸索。我看到正规比赛是在大学里,看到足球教学电影是在20多年后。不像现在,只要你愿意,电视上天天可以看到高水平的比赛,战术、技术都可以学习或者研究。
+ h3 ]! B) R9 C; l4 V& h高中时因肚子吃不饱,体育运动搞不起来,没有人再踢球。学校叫七中来的蒋家群等人负责提名,蒋就叫了原七中的和初中我们班的几个人,记得有蒋、王植修、贺正堃、鲁成全和我等。我班王正元球踢得好,但与蒋关系不好,蒋就没有要他。我们到县里集中,有七中来的。还有二中来的几个,主要也是原七中的人。记得有一个叫曾祥麟的,球踢的好,据说成绩也好,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后来他考上北京钢铁学院。县人委(那时不叫政府,叫人民委员会)管体育的张锦文点名,没有我的名,说人太多了,不行就当巡边员。好,我就和二中来的滕彩雄当了巡边员。巧的是,我进重大后,见滕彩雄也考进重大,还在同级的机冶专业。“文革”中我是815派,他是保守派,我们很少发生交往。滕彩雄中等个子,戴一副眼镜,话不多,给人一付稳重的样子,听说前几年因肝癌病故了。那时运动员上场的服装是找县体委借,是穿过多次的,用后归还。而巡边员没有服装,随我们穿自己的衣服。
+ ?' z. X0 M* C9 @, z# A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我还是和合川队住在一起。县委招待所是一座古庙改的,这座庙就是合川的文庙。大会议厅占用了大殿,大屋顶上盖的是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前几年这座大殿还在。文庙的其它房子改作住人的房间,还是老式的花格木门窗,房间大小不一,摆着一些单人床。那时还没有现在宾馆、饭店的标准间的说法,能够有张床睡觉已经很不错了。最好的是,虽然不是敞开肚子吃饭,但基本上能够吃饱,中、晚餐都略有肉菜,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待遇了。组织者也知道,正处灾荒时期,大家都特别能吃,怕菜不够,每餐都备有一盆红烧魔芋,和一大盆牛皮菜,放了较多的油和红辣椒,味道很不错。我们是每餐都吃得精光。晚上我们在房间里闲谈,大家相处甚得。有人介绍说我会唱《拉兹之歌》,便叫我唱,我唱了一次,还要叫唱第二次。唱完后,大家默然多时,主要是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1 m* @: y9 W& [1 s( O- q7 f7 M& Y
巡边员和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是三天踢一场球,巡边员每天要跑二到三场球。那时我对足球规则也不是很懂,球出界摇旗指示由哪边发球不会弄错,发角球或球门球不会错,但判断越位我是似是而非,搞得不是很清楚。好在还有专门的主裁,即使我举错了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F3 C& P% G2 ?2 r- r
整个比赛过去,我得以吃了20多天的营养伙食。还知道了大循环的场次安排,如何记分等运动会的基本知识,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 V: `9 L1 ]# p/ A5 o, z5 R, k球赛打完,选拔出了江津专区代表队,记得蒋家群、王植修、鲁成全等人入选,再参加省少年足球赛。我就打道回府,再去农村干农活。后来听说在省比赛时,自贡队有一个队员在场上被踢死了,这是后话。
5 k/ G4 u' c5 `, d: K' U: |/ I+ A那时干部多吃多占等不正之风已有相当的表现。在开幕式的晚餐宴会上,一位邀请来的县委领导喝多了,当场搂着一个漂亮女服务员嬉闹,说:“胖子,走,吃干饭去”!他们那一桌的人更是吹捧着起哄。后来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女服务员果真去服侍他休息了。所以“胖子,走,吃干饭去!”成了运动会上使用频度最高的玩笑用语,时不时有人来上一句。当然我们学生来说,对此类现象是蔑视的。
- S/ y8 y& L4 K3 L" a8 l9 C- Y  A ! I) u. ^3 ?: u6 Y

2 o# }1 i+ |4 n8  中央下达调整政策- G$ i/ I* m% }

2 i/ s3 q9 Z9 O6 x3 p时间很快就到了1961年,严峻的形势,使高层多少认识到了“大跃进”带来的各种问题,逼迫着不得不放松各方面的控制。5月中央批转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问题的调查报告》,6月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10月下发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年内还下发了《工业70条》、《高教60条》、《科技14条》、《中教50条》、《小教40条》、《文艺8条》、《手工业35条》、《林业18条》、《商业40条》、《财政6条》、《银行6条》、《医院40条》等等。高征购,一平二调,共产风多少有些克服。农村公共食堂实质上停办了,农民少量的自留地恢复了,农民可以少量饲养家禽、牲畜。自由市场(农贸市场)得以恢复,不再被叫着“黑市”。随着公家出售高价糖果、高价饼子、高价古巴糖、高价的伊拉克蜜枣等,“黑市”上可以买到高价米、高价鸡、高价鸡蛋等。听说这是陈云同志出的主意。我记得一斤高价米要3元多,一只鸡要30元,也就是一般人月工资如果50元的一大半。这时家里多少也买了些高价米,更多的是买高价的粑(此处读Pa)红苕,放在竹篮里,挂在阁楼板的铁钉上,时不时吃一点,多少缓解些饥饿。& s' X& k2 |6 p
农村的同学可以带些麦面(农家石磨磨成的带麦皮的土面粉)来校,南津街开了老虎灶,供应开水兼代蒸饭,他们用瓦罐去蒸麦粑。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我有一次从家中带了一包煮熟了的胡萝卜,每餐吃一点。到第三天已经发粘了,我把它洗后再用开水泡一下,吃到肚子里。还有一次带了两快豆腐卤,分成几小快,每餐吃一小快。因为我认为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分次吃可以吸收得更充分。南津街还开了代加工蔬菜的服务社,我们有时去自由市场买点蔬菜送去煮熟,花一角钱加工费可以吃到一碗用盐拌合的菜蔬。$ {0 w7 m* h0 J2 [- Q( T
一次农忙假,是秋天,学校要求自行去农村支农。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带我去找李奶母。李奶母是我四哥的奶妈(好象也是我那个只活了不多天的姐姐的奶妈),几十年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我家在本地是没有亲戚的,算是一门亲戚吧。她是本地人,农村的亲戚很多,所以她带我去了一个什么地方的亲戚家。我带着一包我的定量米。白天参加劳动,吃饭已经不在公共食堂,是自己煮。他们家每天都是吃红苕稀饭,红苕多米少,红苕是生产队分来的,菜是咸菜,基本上能吃饱。好几个晚上,他家的家长,也就是50来岁的老头,都回来得很晚,回来时用长衫兜着一些刚挖的红苕。老太婆忙着洗和煮,老头子坐在一边,埋着头,一边抽旱烟,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唉!我家八辈子都没有人偷过东西,我怎么会去偷红苕,我对不起祖宗啦,我对不起人啦……”。我看见他发自内心地忏悔,是很真诚的,我也很感动。通过这件事,我算是真正地了解了中央文件中所说的“群众性的拿摸行为”的真实含意。农民自己的劳动果实,即使是为了生存都不能享受,这难道公平吗?中央文件说:“群众性的拿摸行为不要追究”,这实在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太普遍,百分之百都拿,另外农民难道没有获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吗?要清查反而底气不足。
$ E+ I  |  Z  m1 j1960年夏天,我妹妹考初中,只考上了东津沱民办中学。因随着人口的增长,需就学的少年也多了起来,原有的正规中学已不够用,所以办起了民办中学,水平肯定是不能提的。但就是低水平的学校也不能维持,1961年县政府作出决定,停办民办中学,全体学生到农场劳动。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粮食供应量,这些人到农场自种自吃,他们的定量口粮就可以节省下来了。至于影响受教育,那是没人管的。这样,我妹妹上了云门山农场。走的那天,是我送的她,我记得是送她上的渡船,带着行李,好象是步行去的。云门山农场在嘉陵江上游的云门镇附近的山上,离我家走大路约有20公里。在那个对家庭和父母还十分眷念的童年时代,13岁少女的她就要出门去求自己的生存,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心酸。此后她大约一个多月回一次家,都是步行,因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有一次她恰逢二哥回家探亲,二哥买了一斤高价糖果送她走,记得是5.60元买一斤,尽一点兄长的情义。她在云门山就完全是参加农业劳动,没有工资,只是有饭吃,按劳动力强度几个人一桌。劳动力强的可以七八个人,像她就是十个人吃一桌的饭菜。在云门山劳动的还有我的朋友谷家驹,厂里的子女严明富、王义宏,还有城里的王平度等人。后来王平度成了我的妹夫,应该说是他们在云门山建立的感情基础。1962年我高考完后,去云门山看过一次。就是浅丘陵上的一个农场,坡地多水田少,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还喂了各种家禽和牲畜,树木很多,房屋比较简陋。' M( i! N3 B1 N4 o
随着控制的放松,应该是有一个对知识分子照顾的政策,我没有看到过文件,所以只能是猜测。反映在纱厂,是相当多的干部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工作,这恐怕是省、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做的好事,毕竟成都、重庆的生活水平比合川高,物资供应好一些。这些知识分子在小地方工作了好多年,对他们的辛苦工作适当地给点照顾。说是知识分子,从旧社会来的人学历一般不会太高,初、高中较多。我所知道的有张攸倬、刘继祥、还有那个章襄理调成都川棉一厂,张仁的父亲张经武、我家斜对面的朱德进调成都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厅。张仁随他父亲去成都上高中,我们保持着通信的联系。父亲医院的院长谷佑之调重庆毛纺织厂,父亲的同事程宗颐、杨荣华夫妇调重庆印制二厂、市铅笔厂,我家隔壁的谢汉辕调北碚玻璃厂,袁巴耳的父亲袁先德调北碚大明纱厂等。3 r1 E8 |& N1 n- ?
听父亲说,原有调他去重庆南岸四公里的市橡胶厂的安排。但考虑到我和妹妹还在上学,四哥没有工作,新单位人生地不熟,恐怕事情更不好办,所以他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四哥原在厂职工学校当教师,遇到1960年的职工精简下放的政策,回家当了居民。直到1963年父亲60岁退休,按照子女顶替的政策,他才重新进厂工作。他后来一直从事纱厂的技术改造,主要负责生产线的机械设计、制造、安装等技术工作。从我知道的情况看,我在机械理论、标准化、制图技巧方面肯定比他强,但现场等实际工作他比我作得多,承担的项目比我多,经验也丰富得多。他后来被评为工程师,在厂里技术界有较高的威望。- Z* Z3 N2 Y: t3 t( Y
; H+ t1 c7 @& Z- `- l! o
9  饥饿中艰难的求学路
+ K( _2 h3 t$ Y( O8 j
; w5 V7 F( \1 ^( n+ s; E: Y( t; d; v合一中毕竟是一个大县的中学,其教师阵容是很强大的。给我们上过课的语文老师熊广绍、唐榜德,数学老师游某某、刘祚忠,物理老师杨怀美、刘方中,化学老师盛一民、张开珍,俄语老师蒙全治、高亭岳,政治老师黄小军、胡大平,历史老师荣鸣锵,生物老师陈松龄等等,都是很有水平的,教学经验相当丰富。他们尽管时时承受着饥饿的煎熬,但在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尽心尽力完成教学任务。现在看来,他们的这点精神令人钦佩。我在他们的教导下,掌握了高中阶段的基础科学知识,可以说是终身受益匪浅。其中有几位老师值得说一说。! r7 @/ c0 P- b, V4 C( f3 K
杨怀美,他当时年纪大约50上下,头发稀疏,一副精干的样子。他给我们讲力学部分,那点课对他来说好象背熟了似的,上课时很少见他看教案。尽管肚子饿,眼里闪着渴望食物泛起的光,但在讲坛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摇晃着头,声调不急不缓,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听说他是学校教师中工资较高的一个。
1 S, x! L9 I+ x$ n" e6 W刘方中,是西南师范学院刚毕业分来的一位高材生,他接着杨老师教我们物理课。他可能是家在农村,看样子经济比较困难。穿着很普通,长年穿着一件布的中山装,一双圆口布鞋,从没见他穿过皮鞋等。有一次,是冬天,我们一起在农村劳动,见他冷得发抖,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穿棉衣?他说:“我还没得棉衣”。他瘦削的身材,清瘦发黄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但讲课却真令人佩服,头脑清醒,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口才流利。正因为课讲的好,有疑难问题一说就能服人,刚来校即抽出来教高三,时时见他流露出一丝孤傲的微笑。实际上他是很苦的,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吃那么一点口粮,没有多的钱去买其他东西吃,在校又没有家,肚子饿只有干忍着。一次答高考模拟题,有一道题问一个电器元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想当然地讲述它的工作过程,当然也说到了工作原理。他给我打了一把大红叉,我去问他。他说:“人家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罗哩罗嗦讲了半天,所答非所问!”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以后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乱作主张,弄巧成拙。) a- K: Q% o  Q' L, r, p- M: @
张开珍,据说曾经当过专业足球运动员,是哪一级的我没弄清楚。看他在练球时偶尔露两脚,特别是外侧球,出球既狠又准,那踢球的姿势真是优美。他那鼓鼓的小腿肌肉,说是专业运动员恐怕是可信的。他平时穿着讲究,偶然穿一件西装,皮鞋亮晶晶的,爱提一个照相机,在我们这小地方表现是比较“洋盘”的。他给我们讲无机化学,讲得很好。特别是讲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那一课,准备非常充分。他在黑板上挂了几根绳子,制作了102张卡片,根据原子量的规律,讲一个元素往上挂一张,然后再来分析纵向横向的排列规律,背出一些有关的顺口溜,真是讲得精彩极了。学校在外种了不少菜,我们学生经常去耕作和管理,老师要带队。他提出搞科研,要搞“空气取氮”作肥料,从没去劳动过。当然这样可以少消耗点体力,这件事看起来他很聪明。空气取氮肯定是不会成功的,靠一个中学这点技术力量,这点财力,谈何容易。当然谁也不会把这事当真。直到现在,科技水平发展那么快,我也没有看到有关这一课题进展或成功的消息。" j5 Y6 n& A) z, ]4 G) w
盛一民,教我们有机化学,年纪比较老,有50多岁,花白的头发,两眼略略有点对。据说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校的化学教官,水平也是很高的。他讲课从来不看教材、教案,只凭嘴讲,他的语速比较快,经常见他讲得口沫横飞,倒背如流。他的板书写得既快又流畅,特别是那个苯环画得很有韵味。恐怕正是因为水平高,人才难得,学校对他的“历史问题”一般是放一马,偶然敲打敲打,没有过分认真。; H6 `$ q( n2 n) z" P5 Z- N
胡大平,也是刚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教我们政治课。他穿的比较讲究,说着不标准的普通话,比较爱出风头的样子。他给我们讲哲学课等,讲得是很好的。
/ ~5 L; l% }! X0 E. _( v周汉平,四川人,语文教师,国字脸,模样清俊。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南京炮兵学院调来,他没有上过我们的课。他比较爱接近学生,因为自己年轻,有的事不便和同事讲,面对的是高中生,年龄相差不大,于是就喜欢和学生交流。他从军事院校调来,政治条件是优越的,胆子大,有时牢骚就多。他给我们讲,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无非是信任和使用两条,有的人是使用你不信任你,有的人是信任你而不重用。言外之意是他是受信任的人,但一直不被重用。我毕业时他来家玩过一次,也没什么话可多讲的,我拿出家里的影集来看。他看到我父亲的几张照片说:“你父亲长得和中央的好几位领导差不多,像个高级干部……”。他的这个评价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离开学校几年后,他与我们年级的一位漂亮女同学结了婚。再后几年,他被下放到区级中学,恐怕是牢骚太多?80年代初,国家重视对台湾的统战政策。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署名周汉平。看下去,就是他写给台湾的亲戚的一封信。信中先说了一番想念的话,然后说他在合川某某区中学教书,情况很好,其他亲友在大陆的生活都是很好的,希望对方能回来看看等。9 e7 \: s; T. p" x' j
黄小军,他去合二中后仍然经常过来,我们相处也比较随便。高考完后,他好几次对我们男女同学说:“男人找对象不要找比自己强的……。痛苦哇,痛苦哇……”。那时曾校长官运正在风头上,可能夫妻关系有点不和谐。
4 Z3 @8 p' m+ s- ]+ s) o% A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读完了我的高中,劳动的时间多,上课反而是见缝插针。上高三时就好了,有升学率的要求,学校是“保高三”。那时政策上又提出“养精蓄锐”,劳动相对少些,多学了点功课。尽管上课的时间不多,但还是教完了各门课程。人年龄大多了,我已能完全做到自觉地学习和钻研功课。
; v% u9 D  v& e6 J- V7 j9 \# J$ A3 c高中阶段,是我的大脑发育成长最好的时期。尽管空着肚肠,难耐极度的饥饿,但我始终在刻苦地学习。我上课从来不打瞌睡,注意力非常高,思维能力特别强。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脑筋好象是一把刀一样,冰冷而且锋快。上课时,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心中,一边还在思考。他下句话要讲什么我基本上都能感知,他偶然哪句话讲错了,我也能判断,并能说出错在什么地方,因为我预习过这堂课的内容。课后复习和做作业,一般没有感到困难过。一个章节讲完后,我会作一次系统的复习,自己进行小结,制作卡片,抄录需记忆的公式。我们那个时期的高中课本编得很有水平,对加深理解,掌握知识起到很大的作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物理。除课本知识外,大哥帮我买来一本高中物理教学参考书,我会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定义概念,掌握运用计算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中学阶段买参考书来用的人是极少数。高中物理中的力学知识,帮了我一辈子的忙,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力学三大定律,写出公式,讲出它们的运用要点。动能和势能各自用在什么地方,怎么转换,怎么计算等都了然在心。热力学的知识,直到现在我随时都还能讲得出来,会作计算。一次政治学习时间,我拿出有机化学课本来看,想把老师讲了大半学期的课程梳理一遍。那天下午效率特别高,我从头看下去,竟看了大半本。把有机物中的碳氢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亦叫碳氢氧化合物)好好地认识了一遍。碳氢化合物中的烷、烯、炔等有烃基的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中的醇、酚、醛、羧酸、酯等,高分子化合物中的醣、脂肪、氨基酸等,它们的演变关系,分子式的异同,命名的规律等知识做到了有条理的理解和掌握,脑筋中好象有了一棵长着各种有机物果实的树的感觉。语文中古文部分讲的一些课目,如韩愈的《原毁》、《师说》,王充的《天论》等,我到现在都还有所记忆。一次做作文,可能题目比较对路,两节课我写了6页多,两千来字,且结构、条理、用词均还过得去。熊老师逢人就讲,称赞我。那时学习的境况极其艰难,经常的几个月停电,晚上我们只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和做作业。我们每人有一盏煤油灯,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在盖子上通一个小洞,插一根保护毛笔尖用的铜笔套,把尖部弄断,再插一根棉捻,就成了煤油灯。一个班几十盏煤油灯,黑烟缭绕,擤鼻涕都带着黑丝。那种带灯罩,没有烟,可调光的美孚煤油灯见过,但买不到。煤油好象是学校供应,因我没有自己去买煤油的记忆。各种物资都困难,印刷课本和练习本的纸是再生纸,发黄发黑,还能找到没有融化的旧纸上带字的小纸块。晚上看书写字越发困难。4 a/ j$ }" H. A: B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的前三名之内,我班的刘华明据我观察功底更强,除他之外我不输任何人。高三时,江津专区举行了一次数理化统考,我的物理得了全专区10个县惟一的一个100分,三角得了98分,其他几科都在90分以上,是全专区的第二名。刘华明这次没有考好,在前五名内。成绩公布后,在全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起码算一个比较知名的人。教导主任林振云在大会上表扬说:“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又红又专……”。我在心里骂,我生病找你请假,你说我是坏学生,现在又说我是好学生,都是凭你在说。从我现在保存的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单看,13门学科中只有世界历史是86分,其余各科都在90分以上。+ _/ C; O/ O; _% O

# y6 b: x! Z7 ?; _2 l: V, E
4 j. b1 k0 b9 y/ W% c4 z10  参加高考
9 w/ m* \/ l6 r/ n  u% s0 X8 `, l 2 j" W# r! B3 `. d! K
在这个基础上,我参加了1962年的高考。那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重点和非重点各可报10个志愿。我觉得人生一世,机会难得,还是要搏一下。第一志愿报的清华大学,第二志愿天津大学,都是建筑专业,第三志愿才是重庆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后面的已经忘记了。' P: G% [: u. R: r. D' N0 y0 ^
合川县只设合二中一个考场,我们临时住在二中。没带蚊帐,晚上有蚊子。考试三天的伙食肯定会有所改善。/ c7 d0 [# _8 M& G5 |& q3 p3 _
理科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俄语、物理、化学六科。语文课除语文基础知识外,作文题是《说不怕鬼》。我平时爱看书和报纸,实际上在前一年的年中,毛泽东就叫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搞了一个宣传运动,叫何其芳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思是以不怕鬼的精神来鼓动大家的干劲,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干扰。我在作文中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记得还写了鲁迅先生皮鞋踢鬼的故事,最后落脚在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记得还提了一下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我在报上发现的新提法,我有点敏感,那个时候和苏联当局还没有闹到公开分裂。由此看来,我估计语文得分应该不会低。我的数学考得不好,估计能得40分。带考的老师说:考一样丢一样,不要再想,集中精力靠好下面的科目。这话很对,很有用处,我其他各科应该考得不错。
( {" h, z# r2 O  u+ t考完后,如前所述,我去云门山看望了妹妹,然后回家。那十来天好困,每天就是睡觉。起床坐一会,看下书,眼睛又涩了,再睡,一天要睡四五觉。
; J! V- d7 W! J3 ?. E20多天后,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我非常紧张地接过来。邮递员等在旁边,也想看看录取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他送出的第一份通知书。打开一看,原来是重庆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很满意了。东津沱那年有十来个人参考,重点院校第一批录取的只有我一人。过了十来天,又有王昌英录取在成都工学院机械系,她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有同学去问曾校长,她劝他们说:“还会有,还会有,连曾纪常的通知都还没来”。但后来确实是没有了。学校的录取率约为百分之二十五。那时不像现在可以估分,可以查分,我到底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入学后,得知重大机造专业的招生成绩是平均分73分,我的成绩应当不低于这个水平。
7 F. L7 }9 k* z: b2 A接下来的时间是拜访老师、同学,和考上了的互谈感受,对没考上的是勉励明年再考。大事已定,心情格外地好,于是找了几本中外名著作饕餮大餐。有《红楼梦》、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我是第一次看《红楼梦》,感觉是神奇、精妙,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小说!使我最入迷的是那半人半仙的境界,太虚幻境,一僧一道,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黛玉死时天外飘渺传来一阵仙乐……等等。其它几本书使我知道了人世间的复杂,人生历程的艰难,人生可能受到种种不公正的遭遇,人的抗争,人的追求,人的高尚情操等。再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着到重庆,上大学。% P, |7 K7 B) I$ `1 _- ^3 R  a6 X" V0 ]
1962年我能考上重点大学,有可能是得益于国家政治气候的短时间变化。当时中央高层部分领导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有所认识,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来加以克服。教育部的招生规定说,要“切实保证新生质量”,“选择政治上、学业上优秀”的学生入学。实际执行时下面传说是“只看成绩,不看阶级”,按考试成绩“分段录取”。在四川主持考务是副省长康乃尔,他对此是身体力行,心悦诚服地贯彻。当年全国高校招生15万人,四川有数千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有相当部分家庭有点“问题”的人受益,得到了宝贵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快地,到1963年,政治气候“晴转阴”,1962年的作法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康副省长为此被赶下台,以后默默无闻。但他却基本上躲过了“文革”的灾难。据我所知,只在开始阶段,有人批判他。到后来,人们忙着揪李井泉、廖志高,反刘结挺、张西挺,打派仗,搞武斗,他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祸福相倚”就是这样神秘莫测。但有那么多人感激他,怀念他。他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在中国四川的政治史、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认为还是值得的。80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中,他出山当过一段时期的四川大学校长。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11  高中的几个同学
" p/ x4 |5 E1 n3 U( B. v 9 C1 t0 m2 q2 }, ^& P2 u- f6 R
当年一中考入重大的有我、徐忠蓉、欧阳中、陈功强、谭谷正、李文光6人。
4 L0 `6 z$ y/ `3 W4 H徐忠蓉考入的是无线电系,她初中和我就同班,高中文理分班后再同班。
4 {& v4 B* z" A" _6 n陈功强是农村来的学生,我们交往很少。
5 w" m9 `+ w  p9 E; G% y9 u) \欧阳中初中同级,比我小2岁,算一个“神童”。那时爱提一个照相机,也是一个比较趋向“洋盘”的人,云南话叫“抖草”。重大冶金系毕业后,分在安阳钢铁厂。“文革”结束,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生,再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 P* w; K( C& V) t3 ]谭谷正考入机冶专业,与我同系,但一年级后留了级。毕业后他也到了云南,好象去军垦了两年,然后在曲靖市机械厂工作,后来当了副厂长,再后又当了曲靖市技术监督局局长。我们见过好多次,互相帮过一点忙。
! t3 T, e8 g8 n2 ?) ^- \李文光考入电机系,他初中和我就同级,南津街人。他的哥哥李文福初中和我同班,圆脸,眼睛圆而有神,所以绰号“鼓眼”。高中时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了,什么事故我一时想不起来。李文光长得很像他哥哥。高中快毕业时,李文光有一次去华安煤矿运煤,运煤的过程如我前述。他在煤栈到南津街的路上挑不动了。正好我回学校碰见,他要我帮他挑,我帮挑了好一段,他的意思还要我一直挑到南津街。我挑到学校门前才放下来,离开时不小心被箩筐上绑扎用的铁丝勾破了小腿,出了好多血。回家后感染了,化脓,发肿,人发烧,不便走路。父亲带我在厂医院打了五六支油质盘尼西林,那时还没有水剂的青霉素,花了近十元钱,现在小腿上还有一寸多长的疤痕。其实我的肚子也是饿得很,挑煤也觉得累。“文革”时我在《815战报》编辑部,我和他通报过一些信息。他的城市命比我好,毕业后先去崇明岛参加军垦,一年多后分回重庆,在市邮电局机关工作,地点在上清寺,那可是繁华黄金地段。8 I( e0 u5 H. s9 C+ L' \: v# w3 I
考上四川大学的也有6人,想得起名字的有刘华明、贺正堃、王植修三人,因他们和我同班。其中贺前边已说过了。
: w9 Y) ]. V3 F9 u  y2 w/ d刘华明考入川大数学系。“文革”时我在川大找他玩过一次,他还是那样自负才高,没说几句话就想指责人。听说在1967年等待分配时就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很快生了小孩。后来在什么地方,没有音信。9 g0 C; U/ g$ ~" t+ Q
王植修上的外语系。他个子不高,稍有点胖,绰号“王胖娃”,性格率直,话不多。一次我们从农村支农回来,一同进城,他说到他家吃饭,我们便去他家。他们租住的房子,只有他弟弟在。我们三人吃泡菜下包谷羹羹,先吃了一锅,他问:“吃饱了没有?”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便说:“再煮一锅”。于是再煮了一锅,我们吃得肚子很饱。吃完后,在他家地板上睡午觉,那时是夏天,铺一床席子就行了。现在看起来他的接待太简单,包谷羹羹也很稀,但在当时,算最真诚、最隆重的招待了。老实说,要我可能还做不到。他大学毕业后没有再见过面。  `5 {) F. z& X( J# E
粟明举考上什么学校我记不起来了。) p! \2 A  Q( P# t4 e
曾纪常是没有考上。后来复读了一年,仍然没有考上,他就去当兵。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信。80年代初我回去见到黄小军老师,听他说已当了团参谋长。我想很可能的,因为他比我懂事,性格温和稳重,从不乱说乱讲,是个当官的料。他姐姐曾校长后来提拔为县教育局副局长,看样子还有提升的可能。! k* x/ i% @: J) B# Q
刘敏学,我们从初中起就认识,虽然不同班,但一直相处甚得,是很好的朋友。很遗憾他没有考上。他年龄比我小,模样比我嫩,很聪明,刻苦好学,言谈交际比我强。高中后来分班,他是在文科。有一次学校举行普通话比赛,只有我们俩得奖,记得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他的父亲是蛋粉厂的领导,他的母亲好象是一个托儿所的老师。他母亲非常能干,把他、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带大,操持家务,很辛苦。我去他家吃过饭,记得有油炸的蚕豆瓣,很香。他第二年再考,仍然没有考上。凭自学,他进了母校当语文课代课教师,后来转了正。经过进修等,也有了学历,还评上了高级教师,一直带高中的课。他的教学水平很高,多次得到表彰和奖励,培养了很多优秀学生。再往后一些时间,他的弟弟刘小林和我妹夫王平度的妹妹王平苇结了婚,我们成了转弯抹角的亲戚。很遗憾的是,一次发生事故,他负责的班上死了一个学生。这事本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心太善良,沉湎于过度的良心责备不能自拔,乃至精神出了毛病。经过很多人劝导,才慢慢地有所好转,好些年后逐渐恢复了过来。1997年我回去看他,病已好了,言谈都是正常的,但脸上少了些往常的灵气。他的女儿由四川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在成都找了一个好工作,买了房,这对他是个很好的安慰。我在大学时与他通过许多信,每次放假回家都要去看他,对他的成就我很佩服的。+ s0 I: x5 `, q5 R
唐开华,和我不在一个班,考上了四川医学院。
' g0 I0 J+ w8 ?# m朱定洪,没有考上大学,后来不知怎么进了纱厂,在基建科和二哥同事。我有一次回去见过他。- d; m) I2 ^( f* g+ b' H( r8 x
此外记得起名字的同学有廖全义、匡延福、王仁志、易礼菊、吴光训、唐明华等等。# A2 q- n- U+ r" u5 x; f
我列出这些同学的姓名,包括想不起名字来的同学,是因为我始终想念着他们。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我依然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那几年艰难的青春时光。
4 I* J3 m* y( I( |: v$ T12  历史的评价及后续的影响
2 y+ C9 @: k$ U  y & V' F: {( ]& D
饥饿,就像一个恶魔,一旦被附上身,它就会从内里咬噬脏腑,让人恐慌,让人每时每刻不得安宁。生存的需要,迫使人只剩下一个感觉:“我饿!我饿!我饿!”。长时间的饥饿,人的眼睛会发出一种绿光,有人形容说饿得眼睛发绿,就是这个意思。人们的眼光无时不在搜寻着食物:“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恨不得将所有能吃的或有可能吃的东西往嘴里塞。我就曾经动过念头,想找些锯末来煮成汤喝下肚去,因为它毕竟是碳水化合物,总比“观音土”强。2 Q" K( c7 ~2 H1 |  i! |
国际上流行的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分层次的,按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从低到高排列。一般情况下,人先要满足低层次的要求,再向高层次递进。人在长期的饥饿中,填肚子的欲望高于一切,他就会不顾羞耻,甚至连是否安全都不管。我就数次看见有人冲进饭馆,用手抄起别人碗中的饭食往嘴里填。在被人抓住挨打的时候,都一点不躲避,自顾自地狼吞虎咽。0 Z7 u5 z* V+ L9 ~6 ?0 M' q2 a
现在的人们要了解饥馑年代的状况,可以去看国际知名记者拍摄的非洲大饥荒的照片。那些骨瘦如柴的大脑袋儿童,那些吊着干瘪的奶袋为婴儿哺乳的母亲……。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就会想起50-60年代之交ZG大地上发生过的惨绝人寰的一幕。
8 @9 `! R9 d* ?  D4 }1 D, r' E饥饿对于人来说,是很难受的事。长达数年的饥饿那就更难忍受。把人活活地ES,对人来说,那真是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而成千上万的人活活ES,那该是一场多么惨无人道的大浩劫!全国究竟ES了多少人,学者的研究只能根据一些数据来分析,党史研究家丛进的推断是4000万人左右。我倾向于相信他的这个结论。3 Q. T' w! x3 q* h
ESR最多的地方是安徽和四川。安徽的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柯庆施。据水静著《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介绍:曾希圣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早先深得MZD的信任,以一人之身兼安徽和山东两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一人独任两个相距较远的省的封疆大吏,这种事在中国古代史和当代史上都很少见。他眼见安徽灾害严重,还敢于和当时的中央农委主任邓子恢连手,借鉴工厂的计件工资分配办法,在农村搞了有名的“包产到户”,多收了一点粮食,缓解了灾情。此事是报经MZD同意才办的,但事后最高领导不认帐,说“包产到户”是方向路线错误,把他与邓拉下来。他空挂一顶华东局第二书记的帽子,柯庆施等马上翻脸,文件不再发,求见不让见,会议不让参加,官场上对他退避三舍。他赋闲在家,经常到郊外走走看看,眼看着饥荒的后果越来越严重而无能为力。那时没有电视,首长的出镜率不高,农民不会认识他,能够了解些真实情况。他看见农民栽秧、播种太辛苦,还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插秧机和一台播种机,机器看样子没有成功。后来,他调到四川,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仍然是徒具其名,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这里我提到曾希圣,是因为“文革”中,我在曾家住了两个月,我后边要讲到。以后18年,“农业承包责任制”为什么会在安徽最先发起,与曾希圣早年的工作应当有一定的联系。凡此种种,说明他起码还知道一点民间疾苦,心里多少还装着一点人民的利益。而四川就不一样了。
' S" l8 l) I* P3 k" @9 }2 W9 i9 _本来如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农作物生长茂盛,生产的粮食供吃饭肯定不会有问题。但遇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样的领导,他的观点是:“你们说四川ES人好?还是北京ES人好?我看四川ES人好。”四川ES的人数,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根据官方内部资料推算,三年中四川省总人口数大约减少了1000万。四川大地已经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李井泉还不落实中央的调整方针,还在继续实行极“左”政策。仍然强令在农村施行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民可怜的一点救命粮送去北京请功。当然,全国范围总体上的原因,不应该由李井泉负责。9 E. s4 B' _* u+ g, X, V- G  S
时间过去了好多年,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相当多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都认为是最高领导违背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进行“乌托邦”试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当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事。有学者根据国家水文管理部门的资料分析,那三年没有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我在合川亲眼所见,1960年连续80多天不下雨,这样的干旱在四川来说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1959和1961年也有干旱,但不是特别严重。1962年则基本上没有灾害。问题主要还是人为的,是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一平二调”等错误政策造成的。7 H+ u/ v! r: d- ]- D
面对现实,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史无前例的“七千人大会”。在众多干部的迷茫和疑惑中,MZD不得不作了云里雾里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话讲了许多,但究竟他的什么错误?他有什么错误?半点也没有讲。党中央的二把手、国家主席LSQ则直截了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会上,LB发表了他颇具弦外之音的独到见解:“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M主席的指示、M主席的警告、M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M主席的话,体会M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M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M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M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H9 [7 p  d2 }* O2 W9 m. K- [
会议过后,MZD低调了些,退居到“二线”,等待形势好转,好进行更大的“试验”。而LSQ却为他的直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年后,悲惨地死在河南开封。再早几年在庐山会议上就提出批评的PDH元帅,则被认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罢免了国防部长等职务,赶出了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过去吴三桂的园子——挂甲屯。再过几年,他也没有逃脱残酷的打击,冤屈地送了命。而LB经过了一段飞黄腾达,将近十年后,最终折戟沉沙,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这就是那个时段ZG“党内民主”状况的大线条。我这里用LSQ的话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 P! R( o4 O  K& H . q( @; G; w" @5 ~7 B5 T+ c- _7 \
(本节的原文稿没有通过网管的审查,这里发表的是笔者另行删节改写的文稿,特向网友表示遗憾。)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7: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大学生活
# W6 k; }* V5 B& N3 X! j: e. ]
* X2 k9 s* Y, Q
9 N' `4 I1 H* O9 }( n3 ~" ?3 W我于1962年9月考进重庆大学,本应1967年7月(5年制)毕业。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延期分配,到1968年12月才离校,在校时间共计6年4个月。本章写的主要是1966年4月以前,求学过程的一些情况。在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后来参加“文革”运动,因与之性质差别太大,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写出。
' l5 W+ B. _$ J, i3 a; a
. ^) H1 q1 m7 ]* R0 x8 k. F) e! b& b                             1  重大概貌
& H+ _( r* `: X% Y & H0 D6 ?% \! a) Y* u
重庆大学是我国的一所工科重点高等院校,属于高教部(那时有单独的高等教育部)直属的33所重点大学之一,据说在全国大学的排位在25名上下。那时在四川省乃至大西南,她的地位都在数一数二的位置。即使到现在,我看大概也差不多。据《2006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编)的综合排名,为29位。
# E: P1 E8 y. e8 `# G我在校的那些时候,学校从不讲校史之类的东西,解放前的悠久历史不被认为是光彩事,同学之间也没有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文革”时见有一张大字报上贴着1959年10月的《重庆日报》,一版头条刊登庆祝重大成立30周年的新闻报道,说重大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大字报的作者据此批判重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这才知道重庆大学成立于1929年10月12日。
" M) S* M: X- C/ a' ?4 J据校方目前的介绍,重大最早是李四光、马寅初、何鲁、柯召等几位学者在菜园坝操持起来的。1933年迁往沙坪坝,才有了正式的和足够的校园。1935年成为省立大学,1942年成为国立大学,1946年已经是拥有理、工、法、商、医、文六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国家进行大学院系调整,文、理、医、法、建筑、地质等系科分别调出,又吸纳了部分别的学校的系科,成为一家工科大学。1960年评为国家首批重点大学,1996年进入国家211工程高校系列。2000年与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重庆大学。$ u$ N* z# H& u: ?) N
几十年后看见一份资料,说重庆大学是四川军阀刘湘主持创建的。我想这还差不多,没有地方军政首脑的发起、支持和促成,光靠几个无钱无权的文人学者,能操办起一所大学来?重大还不如云南大学。云大就从不讳言自己是云南都督唐继尧于1922年创办的,它原来的校名东陆大学,即是取自唐的别号“东大陆主人”。我看公开出来一点也没有影响云大的声望,相反还证明了它历史的悠久,和地方军阀也会有些德政的历史事实。中国受“左”的思想影响太深太久,于己有利的事尽量吹,不利的事就不说,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重大采取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R6 z5 K1 ]! j- J' o( ]8 S
我后来买到了清华、北大等大学的校史方面的书,它们学校的历史,教授的佳话,名人的掌故等,书中都有许多介绍。反而自己母校的历史,历任校长、著名教授的事迹,我到现在都不甚了了。
( g* ^  `; R6 ]: b. C1962年我入学时学校有机械、电机、冶金、动力、无线电、采矿共6个系,学生共约7000人,教工2000多人。其中机械系是最大的系,学生人数约占全校五分之二强。机械系中有机造、机冶、机压、机铸4个专业,又以机造专业为最大,学生人数约占全系的一半。机造专业的全称是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其它专业的全称大体上差不多。机械系我们这个年级叫机67级,其中机造4个班、机冶2个班、机压2个班、机铸1个班,共9个班。以每班30人计算,共约270人。我在机造四班.2 A/ M8 o4 x; C3 I6 r2 w6 ]
当时学校占地面积约1800亩。据我看,重大的地势,就是中梁山向嘉陵江延伸的几条余脉和它们形成的沟谷。南北走向的沙坪坝正街就位于主要的一条余脉的山脊上,重大在街道的东边。校区东临嘉陵江,有一条沿江马路,约有一公里长。路下是几十米高的陡岩,岩下的台地上分布有市缝纫机厂、红岩玻璃厂和西南制药一厂。工厂的烟囱口差不多与学校地平一般高,制药一厂的烟囱里经常会有一些很难闻的烟气出来。
6 H6 d/ ~/ p. W: u我大体上从东往西回忆学校的主要建筑物。当时有六座教学楼。二教楼在最东边,是石头砌筑的三层楼房,门楣镶嵌着“工学院”的石刻门额,是解放前工学院留下的旧址。往西与沿江马路大致平行的一线高地上分布着四教楼、三教楼、一教楼、校长办公室、校机械厂(机械系的实习工厂)、风雨操场、后校门及松林坡教工住宅区。其中一教楼是青砖青瓦大屋顶古色古香的三层楼房。再往西的山脊上分布着五教楼、图书馆等。这两条山脊中间的凹地上是团结广场、饶家院、党委办公室、大礼堂等。图书馆西边的山沟里是新广场,新广场的南边是民主湖,湖南岸是校发电厂(动力系和电机系的实习工厂)。第七教学楼是1965年兴建的,在四教楼的南边。新广场西边山坡一线是六教楼和10座学生宿舍,它们基本上排成三行,第一行从北到南为六教楼、一、二、三、四舍。五舍在四舍西边较远处,往北排六、七舍,形成第三行。再回勾排列八、九、十舍,形成第二行。其中三、九、十舍住有校体育大队和文工团的学生,十舍还住有部分单身的教师,四舍为女生宿舍。4 w+ {9 J0 i1 a
重大的大礼堂是抗日战争中,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迁到沙坪坝,两校共用校舍时建造的,周恩来曾来此发表过重要讲话。8 f8 Z' ?/ S2 s6 z
在五教楼外的小树林里,有一座亭子,这就是有名的寅初亭,是纪念早年重大的商学院院长马寅初的。马寅初(1882-1982),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8年初任重大商学院院长。在抗日战争中,他因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1940年12月被蒋介石逮捕,先后关押在息烽、上饶集中营。1941年他60寿辰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为其遥祝生日的寿幛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建国后他的遭遇,那是举国皆知的。马寅初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骨气的佼佼者,他的节操令我深深地崇拜和景仰。可惜寅初亭在“文革”中被扒掉了,现在的亭子是后来重建的。
, I4 @" k. H4 e/ z7 t% Z0 ^6 s为什么叫团结广场和民主湖?那是来源于重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临近解放时,重大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同学们在广场上集合,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然后上街示威游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声威。建国后,便把广场命名为团结广场,把校内的湖泊命名为民主湖。时至今日,我还认为这两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太有远见了。7 J) G8 Z: T0 M. M
1962年8月底,我到重大报到。在南津街车站上车,带着一个被盖卷,一只旧皮箱,是母亲和四哥到南津街汽车站送的我。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重庆沙坪坝,我大哥在车站接我。我们在沙坪饭店吃中餐,很简单的两碗面条。饭后大哥陪我到重大,完成了报到手续。
3 M0 M0 d- N2 {0 s到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大哥带我进城去玩,同时要配一付近视眼镜。我们是在邹容路精益眼镜店配的,这是我第一次戴眼镜,为-125度。从此我就一直戴着眼镜,并逐渐有所加深,现在维持在-300度。另外还买了一些必须的用品。临回校前,大哥问我:“现在到了重庆,大地方,你看还有什么事想要办?”我说:“我看了好多外国的小说,都说到吃冰淇淋,我还不知道冰淇淋是什么东西?”大哥笑笑,便带我进了一家冷饮店,每人要了一份冰淇淋。我才知道冰淇淋是这么样的如乒乓球大小,奶黄色的东西,和它是这么样的一个味道。这事说明我等小地方来的人,是何等的孤陋寡闻。% @, n/ ]: |$ q1 v
从小县份考到大城市上大学,上的又是西南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对于我这样有着要进入大城市的潜意识的青年,不用说有多么的高兴。那时候我们最爱戴校徽,白底红字的“重庆大学”四个字是集毛主席的字体,戴上它就有了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走在街上也容易得到行人羡慕和嘉许的眼光。的确,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爱戴校徽的多是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的不多。老师也一样,戴红底白字校徽的多是年轻老师,如助教等。很少见到戴着校徽的老教授、老教师。
: X8 F( i7 j# p2 z: u+ n3 C初进大学,样样事都觉得新奇。学校经常组织周末舞会。只见在昏暗闪烁的灯光下,乐队奏起圆舞曲,男士西装革履,女士长裙委地,互相搂着轻歌曼舞。那时有一首顺口溜:“一年级边边站,二年级试试看,三年级搂着转,四五年级拼命干。”可惜的是,一个学期后,形势发生变化,我们还只在“边边站”的阶段,这些就被认为是“封、资、修”,舞会再也不敢举办了。交际舞的再次兴起,是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说实在话,我对跳舞不感冒,水平也很一般,此世今生上场跳舞不到十次。
  B  t) z9 q; l我刚到校时住在一幢新建的研究生宿舍内,每层楼八间房,公共卫生间在楼梯口的正对面。房子是新的,但质量挺糟糕,每次扫地都会有灰,这是水泥用得太少,混凝土标号不够。墙壁是不能沾的,一沾身上就是白灰。
' i, I5 ]) F: f1 G5 q; G很快,我们搬到了学生一舍。一舍是一座“山”字形平面的二层建筑物,住着机械系65、66、67三个年级的男生。我班30多名同学,其中女生较多,21名男生分住206、207两间房。我在207室,住上下铺,我睡上铺。每人还有一格80厘米宽的小桌子。我床铺的窗口正对着从教学楼往宿舍区来的主干道,到教学楼上课的学生都要经过这条林荫大道。上课时人们有先有后,而中午下课的时候,几千学生集中在很短的时间里从路上走回宿舍。男男女女拎着书包,有的扛着图板,那情景非常壮观。如果没有课,在宿舍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像在检阅游行队伍一样。
4 R4 N* r# u! l/ r) M6 T) R一舍的一层有很大的卫生间,里面有几长条装有水龙头的洗衣台,有十多个淋浴喷头(只有冷水),有厕所。我们洗衣服、被单在这里,夏天洗淋浴也在这里。每天下午四点以后,经常有十多人在洗衣服或淋浴。冬天洗澡要去风雨操场后面的大澡堂。打开水在民主湖边的开水房,我们当学生的多是喝自来水。一舍的卫生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学唱歌。卫生间跟唱歌有什么关系?那时没有录音机、收音机之类的东西,要想学一首流行歌曲,还是不容易找到老师的。怎么办呢?你只要在洗衣服时带头唱上一两句,好了!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自然有水平高的来表现,你只要悄悄地跟着学就行了。如《草原之夜》、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印度尼西亚的《星星索》,和好多的俄罗斯歌曲,我们都是这样学来的。那时我们几个有此爱好的人,都有一两本歌本,是那种很厚的硬皮笔记本,抄了许多的歌,并经常地互相传抄。( Y7 F5 q2 q4 u5 w* Z5 w/ N% S+ ]
一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姓张的清洁工,他耳朵基本全聋,相貌奇丑,有点像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那位卡齐莫多,但他对工作却是极端的负责任,敬业精神非常强。平时楼道的打扫,卫生间的清洁,都是他在负责。学生宿舍里人多,有的人对公共清洁卫生很不在意,抽水便池被大便堵塞那是经常的事。这时就见我们这位张师傅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疏通,有时竟直接用手伸进去掏,每次都会收拾得干干净净。要知道,那时还没有配备橡胶手套。对此,我们的心中很是感动。; w9 a! ~- M5 P
重庆的天气是很独特的。夏天的酷暑,经常是40多度,而且没有一丝的风。我们晚上睡觉连背心都不穿,光身睡在凉席上,凉席在睡觉前还要用水抹湿,让它挥发带走热量。睡着时会觉得有虫在身上爬,用手一摸才知道是胸口小窝里的汗积满了流下来。冬天里经常会有雾,到十点以后可能会散开,太阳就出来了,暖洋洋的。如果雾汽太浓散不开,那么这一天都是很冷的。秋冬的季节,地上从来不会干,始终有一层黑色的泥浆,弄得鞋子边上很脏。
7 I- A& \9 x- O: I. f+ @& a+ b/ n$ X* I1 v
2  清贫的物质生活7 q  p* F3 w# {" O8 B6 c) s4 t2 }7 U- h
9 r4 M$ Z- G' K9 s# i
我在校的那个时段,学生普遍是贫寒的。我班30多个同学中,只有我、傅培林、苏贵琦三人没有助学金,他们两位的经济条件比我好些。其他同学的助学金最低的每月3元,最高的除免交伙食费外,还可以有3元零用钱。
: k& k  ^& H2 u3 e- x1 x$ L9 [有的同学非常贫苦,相当于今天的特困生。如我班的徐孝信,来校时只带了一床薄被子,一床草席,没有褥子,直接铺在床上的蔑巴箦(那时没有床板,只有竹条编的隔栅,其最大的缝隙约为5厘米)上睡觉。穿一身手工缝制的中式对襟带纽袢的衣裳,没有棉衣,更没有毛线衣。他甚至连面盆都没有,只有一个比较大的搪瓷饭盆,既用来吃饭,又用来洗脸。其他许多同学也好不了多少。: y/ L" k& n- L* Z
就连我在夏天也只有一双塑料凉鞋,其他季节一般是网球鞋或力士鞋,踢球是它,平时穿着也是它。踢球很费鞋,所以这双鞋是补了又补。到“文革”时,我才买了一双猪皮磨光面的皮鞋,一直穿到工作单位。布票更是特别紧缺,要添一件衣服是非常难的事情,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因换洗衣服不够而困扰。大哥给了我一件苏联带回来的花条睡衣,因没有多的衣服,春秋时我拿来当外衣衬衫穿,被同学笑话过。一次涂植辉帮我参谋,买了一件浅灰蓝色咔叽布的翻领单外衣,式样比较好看。那时男装就是毛式,只有贴袋和挖袋的不同。这么一件小事,就在我的记忆中留存了一辈子。有一年只发了1尺8寸布票,被赫鲁晓夫嘲笑为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后来的几年都只发7尺布票,只能做一件上衣或一条裤子。我的衬裤破得不能穿了,没有布票,便去买不收布票的细麻布,再买1角钱的蓝染料,到开水房打半盆开水染一下,请有缝纫机服务的家属加工成衬裤来穿。因为比较硬,不柔顺,穿起来不舒服。但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胡乱对付。化学纤维的织物只有尼龙袜一种,我有一双。听说还是陈云同志的德政,进口了几千吨尼龙丝为老百姓生产了袜子。其它的锦纶、涤纶等人造纤维布料还都是后来几年才开始有的东西。( m) ]- `/ \: d! S# x
家里边也很困难。父亲要上班,要为病人看病,夏天他也只有两件白府绸短袖衬衫,不间断地替换着穿。他原有两套西装,裤子早就穿破了,剩下上装不敢穿,怕别人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时只好把西装拿出来,自己想办法改。父亲少年时学过裁缝,他把领子拆下来,用这一小块布把两边门襟的圆角拼成直角。把前胸翻领熨烫平,钉上扣子。再用颜色相似的料子做了一个学生装的小硬竖领,马虎凑和还可以。母亲想做一件衬衣,买了一小块绒布。她自己裁剪,手工缝成中式对襟的式样。布实在不够,这件衣服长度只能盖及胸部,腰带都系不住。可以说都是没有办法的穷主意,这就是那个时代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 [- P/ N; `" j! d大约在1964年的夏天,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重大视察,在风雨操场作报告,沙坪坝的几所大学师生都来听。为了不至于有碍观瞻,学校还专门规定:“不准打赤脚,不准光穿背心……”。我估计,夏天打赤脚的男学生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
! }& ?3 w/ j7 ~8 r我高中的班主任熊广绍来重大看我们,发表感慨说:“怎么这样有名的重庆大学,学生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前些年的西师还不如……?”我分析,可能是当时国家规定师范类院校不收伙食费,且大多数人都有数量不等的助学金的缘故。7 Y! X- }) Q# R& W
每到放假前和开学后一段时间,宿舍走廊里就会贴出不少的纸条:“×××室出让《××学》、《×××学》教材,价格优惠,欲购从速”。毕业班贴“廉价出让丁字尺、三角板、计算尺”。一般来说六折就可以买到二手书,有时还有三手书,那就更便宜了。尽管一本教科书书只能省下几角钱,但对处于困难状况下的穷学生来说,也是一笔值得重视的财富。
( V' E% p; b8 S& h1 G9 E一舍“山”字左边一竖端头的一层,是机二食堂,我们在这个食堂吃了六年多的饭。那时吃饭是凭饭卡,固定在一个食堂吃饭,不像现在可以到处选,哪里好在哪里吃。饭卡是一张比扑克牌窄而长的硬卡片,印着班级、姓名,和早、中、晚的93个小方格。吃饭时把饭卡交给炊事员,他们用削尖的半根筷子蘸上印油,在饭卡上的对应格子里印一个小红点,代表这一餐已吃过,然后才给打饭和菜。助学金主要落实在饭卡上,放假如离校就不发饭卡,也就是说暂停助学金。有的农村来的同学放假不回家,目的就是为了省下路费和家中的伙食费。
% v4 C' N9 [" s6 r, j! F1962年,我国的“自然灾害”还在肆虐,饥饿还在蔓延,重大也不能免俗。那时大学生的粮食定量为每月30市斤,比中学生多了2市斤。伙食费每月9元,比中学高3元。到1963年初,伙食费调到了每月12.50元。早餐是稀饭,每人一铁瓢。菜是榨菜皮,有时是食堂自做的咸菜。榨菜皮是榨菜厂用青菜皮腌制的榨菜,不是说榨菜剥下的皮。榨菜是四川涪陵县有名的土特产,青菜头在加工时要削去根部的老皮。产量很大,老皮也就很多。灾荒年间物资极度缺乏,这么多的老皮丢了可惜,也就用来加工成榨菜。味道与榨菜差不多,价格低一些卖给学校和下层的人们,很受欢迎。, K. ?- I, Y, D
中餐和晚餐是大米饭,用面盆蒸好,再用竹刀切成八牙,每人一牙。有时吃杂粮,如包谷面,发酵后蒸成糕也是这样分。这一牙饭的形状是一个顶角为45°,底边为圆弧的等腰三角形。有人戏称之为“Δ”,这是一个希腊字母,读“得尔塔”,在科技文献中一般用指无穷小。这一牙比拳头稍大的饭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大学男生来说,那可真算是无穷小。菜肴只有蔬菜,因为蔬菜比中学少,肚子好像更空。每月供应1市斤猪肉,半月左右打牙祭时,才有一点荤菜。遇到节日、开学、学期末或毕业考试期间,也会吃好一点以改善生活。大学课程多,是学完一门课,就进行该门的毕业考试。所以考试是学生的大事,也是学校的大事。食堂都会炸油饼,据说是林诚毅总务长的指示。炸油饼,也就成了重大考试文化的一部分,重大的一个特色。' K4 x9 A% E$ f
老师的肚子也饿。那时我们每周有一二节体育课,一般在下午第一节。一到上课,体育老师就说:“今天的课自由活动”。然后大家就在树阴下坐着吹牛,一吹牛就喜欢谈吃。有人问:“老师!今天中午吃的啥子?”老师就会说:“今中午吃的包谷羹羹(读Gaogao)!”下面的意思就不言自明。! O" Y' |7 G$ }2 D/ c0 x7 u1 Q1 D
肚子饿,怎么办呢?这时由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全国的形势已开始好转。对农村的控制有所放松,农民分了一点自留地,可以种蔬菜和粮食。允许自由市场存在,也就是现在的农贸市场。农民可以把自留地收获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出售,换一点钱。市民则能补充一点粮食和蔬菜。学校的主干道与二舍、三舍之间道路相交的丁字路口,这是学生宿舍的中心地带。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有教工家属在这里卖煮熟的红苕。那时双职工还不普遍,没有工作的家属去市场买来红苕,加工煮熟后卖给学生,多少能够补贴一点家用。少的时候有几个人,多的时候十几个人卖。在冬夜,天气冷,晚自习下课后,正是一天中最饥饿的时刻,我们有时就会去买粑(读Pa)红苕,回宿舍就着开水边吃边聊天。买红苕,也只是我和几个家庭条件稍好的人的事,一个星期买次把而已,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忍着。或者举行“精神会餐”,谈论什么东西最好吃,烧白、红烧肉、卤牛肉、炸鱼块等等。这种与食物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差不多每天都会进行。吃,是久谈不衰的,最受欢迎的话题。  f* T, l% B6 }
我一般半月左右去一次政法学院大哥处,有时星期六下午去,住一晚。有时是星期天上午去,下午回校。大哥在重庆是单身,我们弟兄俩度过的一个个周末,充满了弟兄间的手足之情。那时候,生存问题,也就是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弄吃的。大哥有一个从家里拿来的小锑锅,实际上是一口铸铝合金锅。为什么要从家里拿,因为那个时候连铝制的小餐匙都买不到,更不用说铝锅了。我们就用这口小锅煮东西吃,燃料是大学教研室取之不尽的废报纸,地点在他宿舍的阳台上。具体的烧法是,把一张报纸撕成几块,团成鸡蛋大的一个个小球。在旧的面盆里用两块砖架起锅来,纸团当柴,一个纸团快燃完时再丢一个,这样可以多维持一点时间。原料是到自由市场去买,我记得煮过红苕、稀饭、面疙瘩等,还有各种蔬菜。他们宿舍里单身老师自己煮东西吃很普遍,几家阳台都在烟雾之中。这是我刚进校,也就是1962年到1963年上半年,四川非常困难时期的情况,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我们自己煮吃的就越来越少,因为毕竟太麻烦。
3 y" {3 k" v! B. u0 d% [3 Y在食堂没有吃的几餐饭可以退点钱和粮票,这样我在饿的时候可以上街吃小面。重庆的小面,0.10元钱、2两粮票一碗。那几年我不知吃过多少小面,沙坪坝的十来家面馆,我差不多都光顾过。重庆小面的味道,各家面馆都差不多,基本上已经自觉地标准化了。佐料有酱油、醋、盐、味精、葱(花)、姜和蒜(捣成茸调水)、猪油、花椒面、油辣(海)椒、榨菜颗粒,有条件的再加芝麻酱,下面时再配一点豌豆尖或莴笋叶之类的青菜,那真是一份美味。那时的人们都不富裕,小面是非常普遍的大众化食品,是适应大多数人群基本需要的重庆式快餐。任何地方都有面馆,任何一家面馆都卖小面。甚至连民族路餐厅(原来叫皇后饭店)这样的有三进大厅的大饭店,都要在当街的门厅里卖小面。如果钱稍微多一点,那可以要一碗大面。即是有肉帽的面条,有红烧面、炖鸡面、排骨面、三鲜面等,价钱在0.15至0.25元之间。而到饭店炒菜吃饭,基本上没有过。
+ B7 p: [: p! _$ C% c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是初冬的阴冷天气,我去政法学院找大哥。他可能在开会,到天黑才见上面。我们都没有吃饭,于是上烈士墓街口的面店吃小面。大哥问:“吃几碗,三碗够了吗?”我没有吭气,大哥明白我的意思,笑了一下,买了六碗面。我吃完四碗。大哥吃后,觉得不够饱,又买了一碗,他也吃了三碗。这次是我们在重庆吃小面的最高记录。
. a7 [$ h( b3 }4 Z% d8 K  D大哥是教师,粮食定量比学生低,我去吃了他的,他怎么办?我们先是在自由市场买东西煮来吃。四川粮食紧张的艰难形势有所缓解后,他主要靠大嫂寄粮票。四川,特别是川西平原,“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有关调整的政策一落实,农村恢复比较快。后来,随着形势的继续好转,大哥还会不时另外给我几斤粮票。
* h5 n$ i1 x8 V我在大学里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饥饿时期,有时可以加餐,真正连续的饿肚子的时间不多,这点是高中时所无法相比的。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我两位兄长的帮助。我上大学时,生活费是大哥和二哥给的,每人每月10元钱。他们的意思是,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很快将要退休,五弟上大学,就不用父亲负担了。但每学期开学时,服装费和书籍费一般还是由父亲给。我在此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大哥和二哥,是他们在经济上给我的帮助,使我在比较好的条件下上完了大学。. T4 q6 ]1 e" `
我已经记不起来进大学时的身高,我后来长到了170.5厘米,我估计在大学里长高了5-8厘米。因为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刚进大学时看一些人和物要略微带点仰视,而后来却慢慢变成了平视或者俯视。我在高中时营养极度不良,发育得差。而在大学里得到很大的改善,尽管已经错过了发育的最佳时段,但我还是长高了许多。我后来经常想,我这一生中应该特别记住大哥和大嫂,在那样的灾荒年间,如果没有他们给我在食物方面的援助,我不可能有这么一付健康的身体。
3 C# A1 [: F% P5 N0 S大哥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都很大。我离开父母到重庆求学,到政法学院,等于是回家。我们的伙食标准调到12.50元时,政治辅导员派人来向我征求过意见,因为我是没有助学金的人。我说:“调整标准没有意见,但希望要能够吃饱。如果还是吃不饱的话,调高有什么意思呢?”我向大哥说了此事,大哥就严肃地批评我:“你不该说这些,因为说了没有用处。全国都在饿肚子,你说了就能吃饱吗?没有用处的话就不要说!”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代政治空气非常浓厚,作为组织,随时随地在观察和注意着学生的政治表现。注意不要发表容易引起不利后果的言论,是特定时期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p. ~5 W) A( k0 E6 A* f
这样过了两年,到1964年下半年,四川的形势已经相当不错。食堂吃饭开始不定量,饭装在大木捅里,随便舀,菜还是每人一份。1965年,四川的形势就更好了,我们天天都可以吃到猪肉。新鲜猪肉多了,就放在肉联厂冰冻起来。我记得冰冻肉每斤0.56元,比新鲜猪肉便宜。那时买冰冻肉叫做“买爱国肉”,食堂一次就买一卡车。码放在一间房里,有半人高,慢慢地解冻,慢慢地吃。由此可见四川的农业生产具有的雄厚潜力。
1 w4 n% S. n% C' k- E9 e1965年夏收以后,面馆里一般都加卖油酥鸭,按重量称着卖,大约每斤0.70元。这种鸭子在四川叫“白鹤鸭子”,意思是说它个儿小,像白鹤一样大。这时我星期天上街,中餐是两碗小面0.20元,一只油酥鸭0.35-0.40元,一般0.60元左右,可以吃得非常的满意。油酥鸭是先用油炸,再用卤水卤过,水分很少,味道相当不错。! A: O, S5 X' x) {. y
但是,好景不长。从1967年初开始,重庆的物质生活又变得紧张起来。这次是因为“文革”,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前几年的好政策有不少被批判,所以完全是人为的原因。1966年“文革”刚刚兴起时,生活的变化还有一定的惯性,物资供应尚能维持一段时间。1967年起,猪肉的供应又紧缺起来,几天吃不上肉是常有的事。最糟糕的时候,连面粉都供应不上,面馆里改卖米汤圆,用原来小面的佐料。这次的生活紧张,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多年。直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才真正地、彻底地得到了改善。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1:58:38 | 显示全部楼层
3  大学里的支农
% m: k& W) k$ q1 |3 l$ [4 O7 _ 6 [. s& P# s, d
当时有句话,叫做“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在大一下学期(1963年春),我们系的一年级到巴县虎溪区的某公社支援农业。大学生与中学生就不一样了,不用走路,有卡车拉着人和行李。第一天我们在稻田栽秧,对于在中学里经常搞农活的我来说,是很稀松的平常事。到了下午,正好遇到教务长×××来视察,他就提出异议来。他批评带队的政治辅导员:“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建设人才,是今后的工程师。国家花这么多钱培养他们,你们不请示,叫他们去栽秧!这一带正在流行钩端螺旋体,感染上怎么办?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辅导员马上派人把我们从田里叫上来。回到住处,忙着烧水洗脚,用高锰酸钾紫红色的溶液浸泡等。我们也有点沾沾自喜:“我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哟……!”到“文革”时,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此事,但事太小,没有对×教务长形成大的冲击。- [; {% H1 s' R$ z" T& S: F2 L
于是我们就干些剥豆、薅草之类的轻活。此外,可能是团总支提出,为农民搞文化传播。叫队上腾出一间会议室,我们帮他们布置。由年级团总支委员廖永芳带领着我们几个人,在大门口贴着“××大队文化站”的招牌。找来石灰,把房间的墙刷白。买来广告颜料,在墙上画出什么“生活园地”、“科普园地”、“农技园地”、“政策园地”等。从报纸、杂志、书籍中找些材料,抄在信签纸上,像出墙报那样贴起来。又派人去新华书店买来几十本书,陈列在里面,文化站就搞好了。还买来红纸,为每户人家写一幅春联。我们几个人冥思苦索地编了一些对联,由年级的书法高手刘抗生(造一)、张世林(造三)和我班的王瑛等人写好,给农民们贴上。尽管春节早就过了,但农民们还是很喜欢的。# E0 J! |% G1 h1 i5 S
为了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还操办了一次文艺表演。也是廖永芳等人主要负责,我对文艺不在行,只写了舞台上挂的横幅,和负责点煤油气灯。因为农村没有电,我第一次点这种灯,费了一点事。那天点了三盏,舞台上很亮堂。农民们非常欢迎,看的人很多。1 z# o; c! P& K2 S' C: h& w
现在看,文艺表演和贴春联,农民是欢迎的,文化站肯定是多余的。因为农民最讲实际,那些形式主义的“园地”除了好看以外,没有太多的用处。这次支农,时间大约十来天- v" @* T- F1 U3 {
以后还有过两三次当天往返的支农,都是去歌乐山后的农村,因路途不远是走去的。我们上千人的队伍沿着山谷里的石板小路逶迤而上,使人想起《老山界》那篇文章。干的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几件小事。一是沿途的风景不错,山、石头、树、灌木和路边流淌的小溪,构成一幅幅山水画。我甚至想着等有空时,带着画板、铅笔来写生。二是年级的傅嗣南(造二)的鼓动工作组织得好。他带着几个人,在路边找一块石头站着,唱起那首好像是出自南泥湾的鼓动歌:“同志们咯,嗬嘿!加油干嘛,嗬嘿!改造思想锻炼人么西哩哩哩沙啦啦啦索罗罗罗呔,锻炼人么,嗬嘿!”这个歌的词可以临时现编,由人领唱,象声词部分不会变,由众人合唱。一处唱完,他们再跑到前边,找地方又唱。这种形式搞宣传很生动活泼。我再次要说,大学生与中学生就是不一样。这样的支农有点像游春,哪里像我们在中学时苦死苦活地干活。
) r  K+ S: l" r1 D/ h! F: b
+ V/ {4 r" h9 Y9 X4  攻读学问的甘和苦- F+ F0 }# w4 I% y

7 |0 {$ s& H2 _4 o0 a* l高等教育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央于1961年9月批准下发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60条》。这项政策因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受到广大高校师生的拥护。大多数高校都在认真贯彻,纠正大跃进运动在高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重大也不例外,狠抓教学质量成了学校最重要的工作。
$ I! B! v' d1 q3 @9 Q. Q: [我们一进大学,就感受到狠抓教学质量的强烈气氛。刚从中学来,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不太适应大学的这种学习方式。大学是上大课,我们是机造专业四个班120多人在五教楼的阶梯教室听大课。遇有小班辅导才在小教室进行。大学教科书侧重于理论的推理,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分析,比较抽象。而中学大多是感性的讲解,多为实验过程得出的科学结论,比较直观。大学课本科学公式的推导动不动就是微积分,而中学都是代数式的演变。大学老师讲课讲得快,有时一堂课哗哗哗要翻20来页,而且是16开的大书,中学里一般讲三四页。
9 }- ]4 }$ E- ^我开始时还抱着中学的学习方法,每页书、每个段落、每句话都想要弄清弄懂,这就出了问题。上课时某个问题不清楚,就停留在那里老想,不能跟着老师往下讲的思路。复习时看了后面的书,忘了前面的内容。看了后面的公式,忘了前面的公式。课程多,时间又紧,心想全部要学懂,实际的效果却不好。心情一紧张,思想有负担,甚至睡不着觉,精神更不好,形成恶性循环,更影响了听讲和复习。1 u4 ]  ?6 y' I$ o
过了一个短时间,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尝试着改变方法。我的方法主要是抓住主线,紧跟老师的思路。不拘泥于公式的每一步推导,重点理解结论性公式。既弄清这个公式的整体意义,还分析每一个参数所代表的意义,它在公式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等。特别注意结合习题返回来理解有关的课程内容,因为老师布置习题都有强烈的针对性。慢慢地,我适应了大学教学的要求,学习状况有所改善。3 u0 _$ @  q& ?  K" x9 K
有的人学习方法调适不过来,成绩不好留级、休学的,我们年级就有十多人。其中甚至还有三中(后恢复南开中学的校名)来的高材生。" C6 M9 a; f: x/ o4 Y- E9 U, Q+ `
一年级时,开的课有《高等数学》、《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普通化学》、《俄语》、《马列主义基础》(即政治课)等。' C+ a1 g/ k1 [  p- M; Z5 O
讲《高等数学》的老师开始是李静泉,乍一听好像是李井泉。李老师用的是清华大学樊映川编的教材,他讲完解析几何部分后,改由王元吉副教授来讲微积分。王教授是中共党员,还兼任着重大教工工会的主席。他用的是他自己编写,重大印刷厂印的教材,但练习题仍然用樊映川的习题集。王教授体态稍胖,戴一副宽边眼镜,很有教授的风度。他的舌头有点大,说话比较慢,但讲课的水平是出色的。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这是我们一次在课间休息时,从他放在讲台上的一份登记表中看到的。
  {( a+ H/ \- Y讲《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的是贺鲲抟。图样是工程界的语言,尤其对机造专业来说号称“饭碗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重大的制图课都在四教楼上,教室大,有30多张制图桌,每人一张,有“0号”图面大小,桌面可以调整角度,方便学生画图。课堂上画不完,就要把图板扛到宿舍去画。所以在校园里经常可以看见扛图板的学生,这是工科大学的独特景观。在贺老师的教导下,我打下了深厚的制图基础,为在后来的工作中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 {: b5 B3 ]% Z4 c' {6 F  T: B/ e讲《俄语》的老师是李绍贞,我当了几年的俄语科代表,和她的接触和联系都比较多。李是一位近50岁的女教师,她的细心和敬业令人难忘。此外,李来宾和罗克俊两位老师也给我们上过俄语。% m1 b* d- \8 R6 h/ o- }
1963年,为配合《金属工艺学》课程的学习,我们参加了在学校机械厂的认识实习。重大机械厂有一座“王”字形平面的主体建筑,正中的一竖是通道,两边的翼安排了几个车间,另外还有铸工、锻工等车间的附属建筑。我们在实习的两个月里,亲自动手实践了车、钳、铣、刨、磨、铸、锻、焊等各个工种,热处理、电镀等工种则只是参观。我们先听工人老师傅讲课,然后在师傅的带领下实习,那时我们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把老工人看得神圣得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思想是最先进的,我们知识分子是来接受教育的。后来回想起来,他们有的话还是属于无话找话,吹滥牛。如那位八级钳工讲课时说“喝汽油可以治肺结核”。在讲操作砂轮机磨刀时,说用力要轻,不要用重物撞击,否则“砂轮爆炸如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就连实习劳动分工种也要体现家庭成分,我属麻五类,所以绝大多数时间是当刨工,开牛头刨床,只是在轮转时偶然操作了一下车床和铣床。而那几个红五类,分到操作技术难度稍高的车床或铣床。
% T9 @$ ]7 ]6 J% X/ Q1 U, w4 a为了倒开机器设备,我们分成早中两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是白班,4点到晚上12点是中班。上晚班安排有宵夜,一般就是面条。铸工得成天地蹲着,用各种木模做砂型,然后浇出铸件毛坯。我是按师傅的要求做的手轮,方大东自己另做了一个小铁砧,很好玩的。锻工俗称打铁,分上下手。上手用小锤,是指挥者,下手用大锤,是主要的用力者。另外还有气锤,我们都操作过。车工我们加工过几个零件,比较难的是车螺纹。铣工主要是铣齿轮,要学会使用分度盘。焊工实习过气焊、电焊。这次实习使我受益匪浅,因为我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大抵上都是这些工作的重复展现,只不过规模大小,技术高低,产品类型等有所不同而已。/ K" Q. y' x! _) m, q- U* ~6 B
重大机械厂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厂里的几十台车床、刨床等设备基本上都是自己生产的,而且都是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制造的齿轮变速的机床,具有相当高的精度。重大生产的车床等还往外销售。厂里的工人老师傅技术水平也很高,既能干活,又能讲课。在后来的“文革”武斗中,机械厂成了兵工厂。制造过不少的武器,按机械厂的技术水平,我想应该不怎么困难。
6 y6 u1 N. {0 F$ y' R一天下午,厂里安排我们把一块冷作工用的铸铁平板运到大校门。那块平板约有2米长、1.5米宽、0.2米厚,4吨来重。我们用钢管做滚筒,用钢筋做杠杆,一点一点地把平板从机械厂往外运。那时我们从心里讲,都很爱劳动,受了这么多的革命教育,都认为做普通劳动者是光荣的事,是思想觉悟高的最好表现。我们干得那么起劲,有的喊号子,有的递滚筒,有的撬杠杆,大家忙得满头是汗。干了一下午,才运了1公里许,到了一教楼外。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下班的教工们路过,看见我们在那样积极地劳动,都露出嘉许的眼光和微笑,我们也就干得更加起劲了。
2 \" m0 p9 O. z7 N5 f% K2 [* Q这时一个人站在我们旁边,和蔼地问:“你们是哪个班的呀?谁叫你们这么干的呀?”自然有班干部答复他,我们是某班的,在实习劳动,是机械厂安排我们劳动的。他说:“你们不要干了,都回去吃饭吧!”看见班干部为难的样子,他又说:“我是林诚毅,我明天会告诉他们,另外想办法运。你们看,把我的路压坏了,这要花多少钱才能修得起来!?”我一看,果然!一路上到处是滚筒压过的白印,有几处地方把路都压裂开了缝。那时还不是水泥路面,是那种四川普通的三合土,强度不是很高。我再打量着这位未曾见过面,但大名鼎鼎的林总务长。他50多岁,高个子,直条身材,花白的头发,慈祥而坚毅的目光。第二天,我再去看,那块大平板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路的白印和裂缝。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在钦佩他的敬业和负责的精神,考虑问题全面而周到的作风。
! Z! ^+ ^( `. a3 V) I大学的教务长和总务长无疑是两个很重要的职务,相当于中学的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我猜想其地位在副校长之下,在系主任之上。但其实权比副校长大,一所学校的主要工作,除了教学和为之服务的总务以外,还有什么呢!
2 v8 y1 b4 i6 a, @3 D- l/ e大学里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中,我最佩服的是上《材料力学》的姜之仁。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看起来特别精干。姜老师对《材料力学》这门课程可以说是了然在心,达到烂熟的程度。他从来不用看课本或教案,讲课可以说达到精到的水平。随手就可以把课程的要点和公式有条理地写在黑板上,我们记笔记也很方便。听姜老师的课,与其说是听讲,毋宁说是看川剧表演。看着他那模仿着道白的语调,走着类似台步的步伐,那半真不假的面部表情,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一次,有个同学靠在桌上打瞌睡,他用粉笔头远远地向这位同学掷去,然后一本正经地看着这位迷迷糊糊带着口涎的老兄问:“你—梦—见—周—公—啦—?”弄得全体哄堂大笑。几个似睡非睡的人的精神也就振奋了起来,后半堂课的效果肯定非常之好。
0 n/ W& p) w9 u* W  \: V《材料力学》是工程领域里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它是根据材料的强度理论,来研究和计算构件材料的尺寸大小。例如要建一座桥梁,柱和梁要用多大的材料?这不能简单地凭经验。用大了浪费材料,浪费资金。用小了桥梁可能会跨塌,不能安全地使用。这就要求进行科学的计算,预留一定的保险系数,做到合理地使用材料。我后来在实践工作中,涉及到不少钢结构设计的问题,比较多地用到《材料力学》的知识,尽管计算起来比较费事,但在实践中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可以说是受姜老师的教益匪浅,我庆幸《材料力学》得到这样一位好老师。那时我们进行非常复杂的材料力学计算,所用的工具是对数计算尺,既费时,精确度又不很高。现在很普通的微型计算器是在80年代初才开始使用。
% l1 {; h% N6 `1 t6 U3 }; M+ Z郭子仁老师的《理论力学》也是讲得好的一门课。郭老师讲课的特点是条理清楚,注意细节,面面俱到。他的板书比较多,黑板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写得满满的,写了擦,擦了写,要擦写好几次。把他的板书记下来,基本上就是郭老师编的讲义,很方便我们复习。《理论力学》是研究机械运动的普遍规律的学科,在我们机械制造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的《理论力学》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在我的机械设计工作中得益不少,这要感谢郭老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
# I8 j5 ?0 i& i: c4 O《金属学》也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关于这门课,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铁碳合金状态图,和在六教楼做过几次实验的情况。关于钢的热处理如淬火、正火、退火、回火等的实践知识,我是在工作以后才逐渐丰富起来的。六教楼是电机大楼,凡是实验课都在这里上。
9 L7 ^" Y/ k# J9 L! u& H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技术测量及公差配合》。这门课的主讲讲师叫古茔庵,40多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光看他的名字就使人联想到《聊斋》中的情境:夜晚昏暗的月光,荒野里的古坟和破庙,神出鬼没的狐狸精等。正好他带的一男一女两位青年助教的那位女老师是个美女,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古老师讲课的特点是从不看教科书和教案,好像国家标准公差配合表就是他编制的一样,体例、系统非常的稔熟,表中成千上万的公差数值他可以倒背如流。古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对这门课也有很深刻的理解,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后来长期从事机械设计,对公差与配合的概念非常地清晰,一些常用的公差数值不用查表,直接就可以写出来。1980年,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国家标准向ISO靠拢,制定了新的国标(GB1800~1804-79、GB1182~1184-80、GB1958-80)。我的基础好,很快就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新的国家标准。9 g3 }  k4 `- t' Z+ O0 w! o  S) L
给我们讲《机械原理》课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这个老师40来岁,比较瘦,他的课也是讲得非常好的。特别是关于传动部分的重点内容——齿轮传动,讲得更是出神入化。7 P0 B& A8 Z" |' N, x$ C( j7 R7 O
有一些课程,如《电工学》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其它还有好几门专业课,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似上非上或没有上,我将在下面的章节里提到。$ x* k" h1 k- T, I7 y+ v
良莠不齐,我最头疼的老师是《普通物理学》的黄建昌。他讲课一般是站在讲台后一动不动,微闭着双眼,似睡非醒地半天讲一句话,声音像蚊子那样小。他的粉笔字写得非常好看,但一堂课后,留在黑板上的字不会超过20个。本来我在中学时最喜欢物理课,本想在大学里从理论上得到提高,很想学好这门课。我的耳朵不好,尽量往前面坐,但还是听不清。同学们多次向校方反映,得到的答复是,黄老师是教学水平较高的老师,还担任着物理教研室的教学秘书,学生听不懂是因不适应老师讲课的风格,慢慢地习惯了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幸好《普通物理学》对于我们专业不是主科,放弃了问题不太大,只要凭自学能够考试及格,不影响升级就行了。所以我就往后边坐,利用时间看其它科目的书。' O) K$ s& L  j
令人遗憾的还有讲《机械零件》的杨世襄,这门对我们专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就被他给我们荒废了。听说他在解放前曾经失过业,为了生活,挑着修理担子四处“打滥仗”,但教学水平确实不敢恭维。
( v& M( v* O* }- u% `4 c1 ]* x所有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除了王元吉是副教授以外,其他都是讲师。因为那时评定职称的工作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早已停止多年,讲得再好也只能屈就讲师的位置。
8 @5 f- B9 d( K- s, x' n我在大学的学习水平只能算中等偏上,毕业考试成绩除了《画法几何及教学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是80分以上外,有一二门是60多分,其余大多在70分上下,但没有补考过。那时评分是按照苏联的四级记分: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考试成绩先用百分制,再折合成四级制。所以我大多在良好和及格的范围,一两门是优秀。& Q3 Q5 x5 g3 ], V
《高教60条》规定:“主科课程二门以上不及格的,副科三门以上不及格的,必须留级”,“连留两次级的必须劝其退学”。
+ }  Z; s6 z  l+ O! q我同宿舍的成××留级了。
$ U) Q: g& o+ ?. |# I4 W+ Z3 u1 r还有李××是从上年级留下来的,再次留级被“劝其退学”。说实在话,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用功。我们宿舍晚上10:30熄灯,他就经常到厕所去看书。即便这样,他还是没有能跟得上。: O2 Y" H- h4 A3 F+ H4 V8 R
我班的郑××也留级了。郑家庭出身城市贫民,参加了校文工团美术队,能画一点画,但水平不太高。她本是上年级留下来的,这次是连留两级,按《高教六十条》的规定必须退学。学校通知她离校,但她就是不走。她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必须给找一个工作。学校不答应,停止了她的助学金,食堂不给饭吃。她就成天在宿舍里躺着,最困难时每天只上街吃一碗小面,这样僵持了20多天。这时全国正在号召学习云南的一个女英雄徐学惠。说的是1959年3月3日凌晨,云南省陇川县人民银行18岁的女营业员徐学惠,面对6名劫匪,临危不惧,被匪徒砍了8刀,失去了双手,冒死保护住了装有5万元人民币的钱箱的事迹。郑说:“哪怕到边疆最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徐学惠工作过的地方去都可以,但必须有一个工作”。学校无计可施,只好为她联系到了陇川县人民银行。
# `/ }7 {4 r" F* D8 I, I$ `“文革”时,我见到她回校来过一次。后来听我的朋友周孜仁(时任美术队的队长)说,她曾经热烈地追求过他,写过许多信,“文革”时来校也与此事有关。但她的容貌较差,形象欠佳,与周心目中的爱人差距太大。所以周回绝了她,周的信中说:“爱情是两颗心的共同跳动,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我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所以到现在还记得。
6 v" o# H3 O$ X我在校的时段,重大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印象。但是有一台电脑。" [- s1 b4 u4 L) s1 B
重大的这一台电子计算机,是学校最引以为自豪的高科技成就。每当有领导或贵宾来校,参观电子计算机是首选的不变的程序。这台电脑是1958年大跃进时,无线电系师生放的“卫星”。具体的配置数据怎么样我不清楚,我估计比后来90年代初的286还差得远吧。它安放在沿江马路边靠近二教楼的地方,专门盖了一片红砖的平房,占地面积几百平方米,光是那黑色的如变压器成排弯管的冷却水系统就有一百多平方米。电脑机房是机要重地,一般人不让进。我没有进去过,听人说里面都是一块块的大屏,插满了电子管,总共有数万只电子管。这就难怪运行起来要那么大的冷却水系统。
+ U% [# g8 e0 [5 H1 w: X: E我写下这一段,仅仅是如实地记载历史,没有贬低当年科技水平的意思。我那时对电脑一窍不通,觉得很神秘。即使现在我也只会在某些方面操作和使用电脑,上上网,更多的知识仍然不甚了了。我没有评价它的资格。我不能一边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一边笑话曾经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和他们在初创时期的简陋。社会在发展,电脑技术的进步更是迅猛异常。正如若干年后的人们不能笑话我们今天的水平一样。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2:00:01 | 显示全部楼层
5  为川汽设计非标
8 D* s  ?: @. g. Y
7 s- n8 J/ m, j; \1966年2月,大四的下学期,我们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回校,刚刚上了两个多月课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提前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因为以前其他年级的设计,是作业型的,尽管都是按照正规的要求来进行,但设计完成,评完分,学生毕业以后,设计成果资料就被束之高阁,没有实际的用处。而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提前作毕业设计,而且是“真刀真枪”的呢?因为国家正在大足县邮亭铺建设四川汽车制造厂(简称川汽,现名重庆红岩汽车有限公司),这里靠近成渝铁路,交通方便,农业发达,物质生活条件好。川汽生产载重25吨的重型汽车,车型是从法国贝利埃公司引进的,这种车生产出来后取名红岩牌。当时我国只有长春的一汽生产载重5吨的卡车,叫解放牌,很有名。国防及矿山等工程用的重型车辆在我国还是缺门,需要大量进口,所以川汽的建设确属必要。川汽的生产线需要大量的非标准设备,国家抽调了好些设计院在重庆搞设计,但还不够。川汽便到重大联系,要求重大帮他们承担一些设计工作。这样学校就安排我们机造67级参加,是否还有其他年级、专业参加?我不知道。工厂建成后,这片地方划给了重庆市管辖,称为重庆市双桥区。
4 Z/ n0 d7 b: L学校为我们腾出了校医院附近的几间房子,我们就在教《金属切削机床设计》的老师的带领下,搞起了设计,这时这门课还没有上呢!带我们的老师是严锋,一个年轻教师。我们班分到了两项任务,都是喷漆车间用的。一项是悬挂输送链,一项是地面输送链。我分在二组,搞地面输送链。项目方案是如田径跑道那样的双道轨,轨道中心线上有驱动链条匀速地运转,轨道上有若干辆平板车在链条的带动下运行,在轨道的直线段分别布置有喷漆、烘干、再喷漆、再烘干等工作间,在弧形段有装车、下车的起吊设备——行车。需要喷漆的汽车外壳、车厢等构件,用行车吊上平板车,在车的匀速运动下,依次进入喷漆和烘干工作间,再吊下平版车运走,完成喷漆的工序。除了喷漆、烘干工作间和起吊设备外,其余就是我们所要完成的设计工作。
. q/ g: ~' i3 |' e4 Z: C' C! f, L' d6 L我们在严老师的带领下,到市内的几家工厂、九龙坡火车停车场等处进行了参观,然后进入设计的各种程序。由于这个设备尺寸比较大,也比较复杂,由驱动、平板车、链条、张紧等好几个部件组成,时间也比较紧张,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分到的是轨道部件,一个不重要的部件,恐怕也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吧!但在那时我还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设计工作中。我们先经过讨论,制定了方案,再构思部件结构,进行计算等步骤。每一步都要交给严老师审核,经他同意后才往下进行。最大量的工作是制图,先画部件图,再画零件图。那时绘图完全是趴在图板上,用手工一笔笔地画,计算机CAD辅助设计是以后30年的事情了。我这个部件有几十张图,设计进行了两个月,晚上还要加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图上。幸好重大机械系的制图能力强,水平高,返工的事很少。那个时候我国的国家标准还很不全,有相当多的技术标准用的是苏联标准ГОСТ、ОСТ,钢号还在用ст3(俄文钢铁стали的前两位字母加序号3)等。我们的设计拿出来比较快,质量也做得比较好,得到了川汽的表扬。; `" `0 g2 f# s- Q7 V. J
后来我们听说,一组的悬挂输送链经制造安装后投入了工厂的使用,我们二组的地面输送链因为车间的总体方案有改变,所以没有用上。可以说“刀”和“枪”都是真的,但没有投入实际的“战斗”,这是遗憾的事情,毕竟我们真诚地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 T7 `' |/ ^$ i& T& H
我这次的毕业设计,预示了我一生从事的非标准设备设计工作的情况。严老师带我们走过的机械设计的这一套程序,对我后来的工作经历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我几十年的技术工作,基本上都是这一套:针对现实工作情况提出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再用工程的语言——制图,把解决的办法表达出来。这就是机械设计。
+ G1 i+ g- o/ q3 z# E0 O6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校的表现" I. o7 K! w! D8 h1 H5 V

* ?) {: `- @5 e! ^% w3 Q7 h重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是郑思群,同学们关于他的传闻比较多。如他早年参加革命,留学日本,资格老,是七级干部,比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八级)还高一级。据说建国后让他在云南省省长和重大校长的职位中挑一个,他选择了重大校长等。当然这些说法我们当学生的无法加以证实。在日常的接触中他是一个瘦高的老头,头有点秃,背微微有点驼,穿着很随便。一次开学典礼,九月的重庆,烈日炎炎。他在风雨操场露天的主席台上作报告,几个小时不打伞,不扇扇子,不擦汗。只见旁边坐的校领导不停地用服务员送来的毛巾擦脸,不停地扇扇子。强烈的对比,给学生深刻的印象。学校修建新广场,我们班参加义务劳动。他带着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来看望我们,他就随便地在工地的石头上一坐,和我们亲切地交谈。他招呼邓部长也坐下来,我们的邓部长穿着笔挺的全毛哔叽中山装,磨蹭了半天也没有坐。夏天里,天气热,同学们喜欢去风雨操场后面的游泳池游泳,这时就经常可以看到郑校长背着他的小儿子学游泳。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象是爱护学生,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
% i7 B0 G9 z3 L+ t) |9 k$ Q我们系的系主任是钱企范,钱主任是教授,机械学权威。我只见到过他一次,那是在机械系的入校开学典礼上,地点是在学校大阅览室。他给我们讲话,讲的什么内容已经忘了,留下来的印象是他60开外,高个子,有帕金森病,头不停地摇,翘起二郎腿的脚也在不停地晃,如同后来在电影上看到的柬埔寨宾努亲王。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讲课,我看要打问号。“文革”开始时有大字报批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不是运动的中心人物,受的冲击不大。1 @$ I/ R# a4 e& u9 M
钱主任是非党人士,按惯例要配一个党内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位副主任姓黄,名字我忘记了。黄主任出头露面多,我见过许多次,每次的全系大会都是他主讲。但很不幸,言多必失,有一次的全系大会上,他就讲错了话。那是阶级斗争的弦张得非常紧的1965年,地点在风雨操场。他在作报告时照着稿子念,结果还出错了,把“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念颠倒了。当时有人指出来,他也作了纠正,并重新念了一次。按说这是小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到了“文革”,厄运就找到了他。有人写大字报批判此事,并联系到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还抖出1946年2月他在北碚兼善中学上高中时参加过“反苏游行”(几十年后,我见到有资料说,这次游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默认并参加的进步学生反对苏联拆运东北机器设备的爱国正义行动。但建国后认为这次行动是反动的,参加者背上了“政治历史包袱”,历次政治运动均遭到整肃)。于是对他七斗八斗,他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自杀身死。留下非常遗憾的结局。
* s, V9 `3 f' F3 i2 {1 P: g机械系的党总支书记叫耿道景,接触不多,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个副主任叫朱庆祥,因为他为系足球队找来十多双校队淘汰的足球鞋,所以记得他。! J6 m0 C6 A9 n" f5 D  |& P
我在校的这个阶段,经历了国家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中苏交恶。它的标志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从我的高中时代就开始从“兄弟般的亲密友谊”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以纪念列宁逝世四十周年的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中学的政治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过,我记得其中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等几句话,还第一次听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词。在大学阶段,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九评》。每发表一篇,我们都要在政治辅导员的组织下收听广播和学习,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老师的带领下进行讨论。但那时矛盾还没有完全公开,还在指桑骂槐地批判陶里亚蒂,批判铁托。文章发表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它的内幕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公开点名批判苏共可能是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开始的。差不多同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几十年后,邓小平对中苏这场论战下了结论:“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O1 q: D. l! D* x2 B  U7 \( e( I
在国际上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国内又开始拉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1962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我们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增加了反修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老师讲到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其特点是以波浪式的形式发展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过几次学习和讨论。有一位同学说:“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是正弦波?!还是余弦波?!”因为我们这时正在学《高等数学》中的《解析几何》部分,成天在和各种曲线及其方程打交道,脑子里充满着曲线的概念,所以他就脱口说出了正弦波、余弦波。反映上去后,这位老师竟很感兴趣,连着表扬了我们班几次。后来系里开会时系领导也表扬过,说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对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形象化的思考等等。我以为,把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捏在一起简单地比附,本身就是荒谬的事。我们那位老兄的发言,带点开玩笑的味道,结果被当成重大发现。肉麻当有趣,真是一个比一个荒唐,也可说是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出小闹剧。
3 U1 D3 N( D3 b/ h1 S教我们《马列主义基础》的老师是北方人,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了。他比较年轻,高高的个子,随时带着微笑。夏天爱穿一双皮凉鞋,那时是稀罕的东西。$ |5 g& t  g7 U% s! D7 J+ q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重大有过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就是1965年清查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宋殿宾所犯“错误”的事件。宋是南下干部,老革命。整他是在内部进行的,当时我们学生只是有所风闻,不知详情。不知为什么要整他?谁要整他?得利人是谁等?最后宋被降职调离了重大,罪名是“阶级堕落分子”。“文革”时大字报上披露他的“材料”有:建国后他和地主出身的女医生(市卫校的教师)结婚,这是“阶级堕落”;一次除夕,在学校教工工会组织的灯会上,他出了一条灯谜:“赵匡胤的座上客(打一人名)”。这是他“甘愿充当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还有一次,冬末春初,有人发现党委办公院花园里的一棵梅花树上挂着纸条,上写“我要死啦!”。经保卫科调查是宋所写所挂。这是“对共产党的恶毒攻击”。据宋的解释,他的本意是让人们爱护花木,不要再摘它的花了,再摘就要死啦。仅从我所记得的这几条,就可看出罗织罪名,陷人于绝境的可怕。贵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那么高级别的人,为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就会遭到整肃,和遭整后尚且不能自保,普通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荒唐可笑的东西。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扩大化,“斗争哲学”使人们丧失了理智,你不斗我,我就要斗你,非要斗得像乌眼鸡一样。党委要整副书记兼副校长,郑思群是校长兼党委书记,恐怕要首肯的吧!所以,即使是很不错的人,在那个时代,受宏观政治气氛的影响,都难免会做出一些遗憾的事情。反过来看,我觉得宋殿宾这个人,还是蛮有生活情趣的。正是这样的人在那种环境下,显得不合时宜,容易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P+ Y" g" p$ H4 }( j
但从我国后来阶级斗争发展的情况看,宋殿宾先受到打击,也可能是好事。不然的话,在一年后开始的“文革”运动中,他那样性格的人还留在重大,吃的亏恐怕会更大。1966年9月上旬,已经离开学校的他,和他的老婆张道臻还被重大的思想兵和赤卫军揪回来,一起在风雨操场开大会批斗,戴高帽、挂黑牌、下跪、“喷气式”,就是明证。2 t* y  p& H4 ~9 q0 n! O, D+ S+ I
重庆大学大约从1963年开始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中国,小学、中学有班主任,其作用好像是管理者、监护人、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人等等。在大学,顾名思义,说是在政治上起辅导作用,实际上就是管理者。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有三个老师,管我们专业的是周愈俊,管其它专业的两个老师记不起来名字。年级成立了党支部,周老师自然是党支部书记。周老师的能力是强的,口才是好的,政治水平也是很高的。他差不多每周都要召集年级的200多名同学讲话,地点在一舍下边的马路上,每次都是他主讲。他的鼻子好像有点问题,经常见他一边讲话一边不停地吸鼻子,清嗓子,眨眼睛。他是宜宾人,所以口语中完全是宜宾腔,把“不要”说成是“被要”等等。2 S: a* h1 f2 s- f( E
他的讲话内容,主要都是当时风行的“知识分子要坚持世界观的改造”,“要向工农兵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等。那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周老师有时会采取送毛主席语录的方法来指导学毛著。每当他给我班送来毛语录,团支部就要组织全班针对问题进行学习讨论。在当时那种风气的影响下,肯定他是真诚地、认真地在做这些工作。& L& Y- k/ P/ [& n- o# Y/ }+ K* b
当时最盛行的就是阶级分析理论,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辅导员活学活用,必然地要对治下的学生进行分析,确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需要重点教育、改造的目标。但他们阶级分析不是按经济地位,不是按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看实际的政治表现,而是看家庭出身。大家都是学生,按说是同一个阶级的人。那就说你的思想代表着不同的阶级,而判断思想属性的最主要依据就是家庭出身,可以说一个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了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这使人想起印度的种姓制度,人们根据出身世袭继承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身份,另外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辅导员喜欢那些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在重庆,革军、革干、革烈的子女很少)。这些人被认为是“根正苗红”,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似乎只要家庭出身好,有了高贵的“成分”,就可以天然地拥有完美的“人格”。辅导员看见这些人,总是带着甜腻的笑容,好像他们的头上映照着阳光。而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的人,思想必然地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很可能就会是革命事业潜在的敌对者,就像是“贱民”一样,不可接触。这些人带着深深的“原罪”,是被教育,被歧视的当然对象,必须认真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仅仅根据出身,就把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好的天生来就好,坏的永远坏。当然,世界观的改造,对大家来说都是应当的,但出身不同的人,思想的改造不是一个层次。出身好的人世界观自然就优秀。出身差的学生,不管如何尽心尽力,无论如何靠拢组织,花了多少功夫,永远都是改造不好的。最多可以算个团结对象,绝对不可能真正地受信用,头上始终笼罩着一片阴云。
/ l, _* T/ [+ q$ [! k+ p: V辅导员制度一建立,党支部就开始发展党的组织,并在年级建全团总支,每个班有团支部、班委会。通过这些机构,及机构组织的活动,书记、支委的汇报等,辅导员就能完全地掌握学生的各种动态和情况,从政治上控制学生的思想。2 Z" {4 Z# h4 b
发展党员,自然都是那些出身红五类,辅导员特别欣赏的同学。我们班有王承信和尹大清,王是团支部书记,尹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兼班长。
( x1 ]! N! v4 ~7 K" z8 \% M王承信是广安县人,贫农出身,但看他不是非常贫苦的样子,他的助学金是免交全部伙食费,自己负责零用钱。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脸,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比较深沉,学习成绩比较好。这样的人最能够得到政治辅导员的青睐,首先是出身好,红五类。其次被认为是成熟,稳当,不乱讲话。他从不主动地与人相交,同学们觉得他不易接近,一般对他敬而远之。他自恃出身好,政治上受信用,将来不愁美好的前景,也就泰然地保持着独往独来。我们同窗六年多,我的印象,除了在班会上听他讲话外,在一起交谈不超过20句。
/ i- m. i/ J' e3 Z! u) d尹大清出身城市贫民,性格开朗,一般来说比较热情,有主见,能歌善舞,有文艺才干。她的红五类出身不是很硬,怎么会得到辅导员的好感?我不清楚。* I# ^7 J# c0 D% `6 b: a
奇怪的是,血统产业工人出身的童正蓉,我们认为比较单纯朴实,待人诚恳的团支部宣教委员就入不了党。应该说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比贫农、贫民更高。尽管她也在积极地要求,努力地争取入党,也在注意改造世界观,不知她为什么不能满辅导员的意?, ~1 s4 b( z0 t1 w3 Z) Z& X' |! Z
我们这个年级的特点是学习成绩比较好,但相当多的人家庭出身比较差。我们班红五类和黑五类出身的各有五六人,其余的二十来人都是如职员、中农、小商等中不溜秋的麻五类。我这样的家庭成分为职员,但被认为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争取进步,不要说入党,结果就连入团都难乎其难。
) l$ z1 Q7 _  x5 C0 _我对党组织是虔诚的,敬畏的,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党、团支部的政治教育。诚惶诚恐地、战战兢兢地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肮脏的,世界观是错误的,需要永不休止地去改造。工人、农民哪怕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屎,但思想上都比我们高尚。我的日记里有很多自责的记载,如某句话流露了骄傲情绪,参加集体打扫卫生迟去了一会儿,动过念头想找父亲要点钱买件新衣服等,都会根据毛主席的某条语录,来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此外,结合自己存在的思想问题,写出学习毛主席某篇著作的心得体会的文章,那也不少,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20来篇。现在来看这些文章,觉得与我后来参加工作时写过的检查、检讨书在某些方面极其类似。都是惟恐认识不深刻,尽量从思想深处挖根子,找错误的根源,引用某条毛主席语录,自己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通,然后结论是世界观改造不彻底,请求组织批评处理等。只是一个是自愿所写,一个被迫所为。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教育成这个样子,是可悲呢?还是可叹呢?0 y) R! E- L. l2 p# x# ?9 e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辅导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左”的烙印。包括我们班的团支部,“左”风蔓延,“左”气盛行。当然那时我们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有的看法也受到“左”的影响。就拿家庭出身来说,“红五类”都可以当班干部,但出身好的人不够,麻五类只好有保留地使用。钟履鑫当过副班长,傅培林当过学习委员,王瑛当过文体委员,谭泰秀当过生活委员。我只当了几年的俄语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本,与俄语老师联系,反映对教学的意见等。
5 y) [" L& p7 k$ T' P政法学院邻近有名的烈士墓,大哥和我多次去参拜过这个烈士的墓园,我们班也几次去搞过活动。纪念大厅陈列有1949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保密局屠杀的烈士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高鸣。大哥告诉我,这个高鸣是解放前父亲在国民政府第九陆军医院的同事。当时因为医院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他与父亲合伙在合川柏树街天福巷开过一家新生诊所,算第二职业。父亲于1941年夏天到昆明的西南运输处工作,二人才分开。, g+ h0 B  f: h
据《合川县志》,高鸣生于1887年,江苏徐州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九陆医院,1939年随医院到合川。1941年底与胡厚安医生合伙,在天福巷原办诊所的旧址开办“厚鸣医院”。并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在医院门口开设“晨光派报社”,代销《新华日报》、《民主报》等进步报刊。他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6年6月28日,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工捣毁了晨光派报社,并对高鸣进行毒打。1947年,高鸣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到重庆市参议会任特约医生,并在重庆七星岗设私人诊所,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9月,党组织通知高鸣转移隐蔽,他在回七星岗诊所销毁文件时被捕。1949年11月29日,在重庆市解放的前两天,被国民党特务残酷屠杀,壮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监所。“11.29”屠杀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罗广斌等著的《红岩》中,有详细的叙述。
: g1 m: q6 s. n& U* m  P% K, C3 Z% W罗广斌等著的小说《红岩》太有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过由夏衍根据原著改编,水华导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等主演。这幕电影在重大拍过两处外景。那天重大非常的热闹,围观的人很多,我也在现场。一处是江姐(于蓝饰)来重大找孙明霞等的镜头,在五教楼外的黄桷树边拍的。另一处是在饶家院外学生抓特务的镜头。: s- T  ]) h% v
从1963年开始,由党的领袖号召,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雷锋的浪潮,雷锋也成了中国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一。雷锋,湖南望城县人,贫农出身,生于1940年12月,7岁成为孤儿,1960年入伍,1960年11月入党,后成为运输兵某部班长,曾多次立功受奖。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任务中,他不幸以身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对雷锋精神的总结是:做党所需要的“螺丝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 j) I% x( d7 G/ X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是学雷锋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基干力量。我把毛泽东的题词放大描过好几张,贴在我们几间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团支部几次组织我们到沙坪饭店等处去义务服务,为客人端盘子送菜送饭。还在校参加过多次义务劳动,如修建新广场端头的连续拱形的储藏库(后来在“文革”武斗中这些储藏库成了停尸房)等。团支部多次组织全班到红岩村、烈士墓、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圣地参观,这几个地方都是因为小说《红岩》而闻名的。学雷锋运动在全国形成的声势和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到现在都还在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 F* I% B# r, t我相信,雷锋其人其事是真实的。70年代后期,我到抚顺出差,亲自瞻仰过雷锋墓园。因为有最高领袖的重视,墓园的规格相当高,占地面积很大,设施很完善。雷锋是个好同志,做了许多好事,他的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反映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风貌。但学雷锋运动中所提倡的精神有的值得商榷,当然这要由历史来评判。那时所宣传的“雷锋精神”中充满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扼杀个人精神,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东西,适应了当时“左”的政治气氛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学雷锋运动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当局怕雷锋太孤单,同时为了表现英雄是一大批人,后来又推出了王杰、欧阳海、刘英俊、向秀丽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不例外地都写有日记,他们的日记不例外地主要都是写格言警句,灵魂火花,政治说教。我们看《雷锋日记》,通篇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要“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的文字有10多万字。王、欧阳、向等英雄的日记内容大抵也差不多。他们日记的语言是那样的优美,文句的精准,完全可以与优秀作家媲美。但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好像生前就知道死后将成为英雄,所以会预先写好这些豪言壮语供后人宣传学习之用。这就反而暴露了人工雕凿的痕迹,有拔高的嫌疑。2006年3月,在纪念毛泽东为雷锋同志题词43周年之际,据《新民晚报》报道,雷锋生前的300多张照片要首次公开,并将出版他的照片集。我简直不敢相信,像雷锋那样成天忙着开车,执行任务,到处做好事,只活了22岁,当兵两年多的基层班长,他的生命那样的短促,时间那样的紧张,在照相机稀罕得了不得的时代,摄影的成本那样高,每月可开支的零用钱只有几元钱,居然会有300多张照片留下来?!我以为,把雷锋“神”化,“左”化,“政治”化,或者“商业”化都不是合适的态度,还是让雷锋同志回归到他的真实本色上去吧!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2:02:15 | 显示全部楼层
6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校的表现" l* M& m, \" M

+ q* q% o# x' ~' h重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是郑思群,同学们关于他的传闻比较多。如他早年参加革命,留学日本,资格老,是七级干部,比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八级)还高一级。据说建国后让他在云南省省长和重大校长的职位中挑一个,他选择了重大校长等。当然这些说法我们当学生的无法加以证实。在日常的接触中他是一个瘦高的老头,头有点秃,背微微有点驼,穿着很随便。一次开学典礼,九月的重庆,烈日炎炎。他在风雨操场露天的主席台上作报告,几个小时不打伞,不扇扇子,不擦汗。只见旁边坐的校领导不停地用服务员送来的毛巾擦脸,不停地扇扇子。强烈的对比,给学生深刻的印象。学校修建新广场,我们班参加义务劳动。他带着党委宣传部长邓时泽来看望我们,他就随便地在工地的石头上一坐,和我们亲切地交谈。他招呼邓部长也坐下来,我们的邓部长穿着笔挺的全毛哔叽中山装,磨蹭了半天也没有坐。夏天里,天气热,同学们喜欢去风雨操场后面的游泳池游泳,这时就经常可以看到郑校长背着他的小儿子学游泳。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印象是爱护学生,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
0 X- m+ k; u2 U/ Z9 A我们系的系主任是钱企范,钱主任是教授,机械学权威。我只见到过他一次,那是在机械系的入校开学典礼上,地点是在学校大阅览室。他给我们讲话,讲的什么内容已经忘了,留下来的印象是他60开外,高个子,有帕金森病,头不停地摇,翘起二郎腿的脚也在不停地晃,如同后来在电影上看到的柬埔寨宾努亲王。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讲课,我看要打问号。“文革”开始时有大字报批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不是运动的中心人物,受的冲击不大。" I2 C( |; g) W
钱主任是非党人士,按惯例要配一个党内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位副主任姓黄,名字我忘记了。黄主任出头露面多,我见过许多次,每次的全系大会都是他主讲。但很不幸,言多必失,有一次的全系大会上,他就讲错了话。那是阶级斗争的弦张得非常紧的1965年,地点在风雨操场。他在作报告时照着稿子念,结果还出错了,把“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念颠倒了。当时有人指出来,他也作了纠正,并重新念了一次。按说这是小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到了“文革”,厄运就找到了他。有人写大字报批判此事,并联系到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还抖出1946年2月他在北碚兼善中学上高中时参加过“反苏游行”(几十年后,我见到有资料说,这次游行,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默认并参加的进步学生反对苏联拆运东北机器设备的爱国正义行动。但建国后认为这次行动是反动的,参加者背上了“政治历史包袱”,历次政治运动均遭到整肃)。于是对他七斗八斗,他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自杀身死。留下非常遗憾的结局。
4 J! ]3 X/ X: t机械系的党总支书记叫耿道景,接触不多,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还有一个副主任叫朱庆祥,因为他为系足球队找来十多双校队淘汰的足球鞋,所以记得他。+ A9 e8 p8 ~* B; i* h
我在校的这个阶段,经历了国家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中苏交恶。它的标志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从我的高中时代就开始从“兄弟般的亲密友谊”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以纪念列宁逝世四十周年的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中学的政治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过,我记得其中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等几句话,还第一次听说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词。在大学阶段,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九评》。每发表一篇,我们都要在政治辅导员的组织下收听广播和学习,在马列主义教研室老师的带领下进行讨论。但那时矛盾还没有完全公开,还在指桑骂槐地批判陶里亚蒂,批判铁托。文章发表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它的内幕如何?我们是不清楚的。公开点名批判苏共可能是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开始的。差不多同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几十年后,邓小平对中苏这场论战下了结论:“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3 m4 ^. P5 {" v7 ~2 W7 H在国际上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国内又开始拉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1962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我们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增加了反修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老师讲到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其特点是以波浪式的形式发展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过几次学习和讨论。有一位同学说:“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是正弦波?!还是余弦波?!”因为我们这时正在学《高等数学》中的《解析几何》部分,成天在和各种曲线及其方程打交道,脑子里充满着曲线的概念,所以他就脱口说出了正弦波、余弦波。反映上去后,这位老师竟很感兴趣,连着表扬了我们班几次。后来系里开会时系领导也表扬过,说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对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形象化的思考等等。我以为,把自然科学的规律和社会科学的规律捏在一起简单地比附,本身就是荒谬的事。我们那位老兄的发言,带点开玩笑的味道,结果被当成重大发现。肉麻当有趣,真是一个比一个荒唐,也可说是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出小闹剧。- j- h( J. `# I' y
教我们《马列主义基础》的老师是北方人,叫什么名字已经忘记了。他比较年轻,高高的个子,随时带着微笑。夏天爱穿一双皮凉鞋,那时是稀罕的东西。7 S) B4 `4 Q8 H! i5 G0 V& |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重大有过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就是1965年清查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宋殿宾所犯“错误”的事件。宋是南下干部,老革命。整他是在内部进行的,当时我们学生只是有所风闻,不知详情。不知为什么要整他?谁要整他?得利人是谁等?最后宋被降职调离了重大,罪名是“阶级堕落分子”。“文革”时大字报上披露他的“材料”有:建国后他和地主出身的女医生(市卫校的教师)结婚,这是“阶级堕落”;一次除夕,在学校教工工会组织的灯会上,他出了一条灯谜:“赵匡胤的座上客(打一人名)”。这是他“甘愿充当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还有一次,冬末春初,有人发现党委办公院花园里的一棵梅花树上挂着纸条,上写“我要死啦!”。经保卫科调查是宋所写所挂。这是“对共产党的恶毒攻击”。据宋的解释,他的本意是让人们爱护花木,不要再摘它的花了,再摘就要死啦。仅从我所记得的这几条,就可看出罗织罪名,陷人于绝境的可怕。贵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那么高级别的人,为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就会遭到整肃,和遭整后尚且不能自保,普通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荒唐可笑的东西。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扩大化,“斗争哲学”使人们丧失了理智,你不斗我,我就要斗你,非要斗得像乌眼鸡一样。党委要整副书记兼副校长,郑思群是校长兼党委书记,恐怕要首肯的吧!所以,即使是很不错的人,在那个时代,受宏观政治气氛的影响,都难免会做出一些遗憾的事情。反过来看,我觉得宋殿宾这个人,还是蛮有生活情趣的。正是这样的人在那种环境下,显得不合时宜,容易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5 T& K% l! Z5 B7 |' _% l* D
但从我国后来阶级斗争发展的情况看,宋殿宾先受到打击,也可能是好事。不然的话,在一年后开始的“文革”运动中,他那样性格的人还留在重大,吃的亏恐怕会更大。1966年9月上旬,已经离开学校的他,和他的老婆张道臻还被重大的思想兵和赤卫军揪回来,一起在风雨操场开大会批斗,戴高帽、挂黑牌、下跪、“喷气式”,就是明证。
5 o+ g! J5 p- U- L重庆大学大约从1963年开始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中国,小学、中学有班主任,其作用好像是管理者、监护人、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人等等。在大学,顾名思义,说是在政治上起辅导作用,实际上就是管理者。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有三个老师,管我们专业的是周愈俊,管其它专业的两个老师记不起来名字。年级成立了党支部,周老师自然是党支部书记。周老师的能力是强的,口才是好的,政治水平也是很高的。他差不多每周都要召集年级的200多名同学讲话,地点在一舍下边的马路上,每次都是他主讲。他的鼻子好像有点问题,经常见他一边讲话一边不停地吸鼻子,清嗓子,眨眼睛。他是宜宾人,所以口语中完全是宜宾腔,把“不要”说成是“被要”等等。" d: l; y; h2 q# f+ ]7 _8 j
他的讲话内容,主要都是当时风行的“知识分子要坚持世界观的改造”,“要向工农兵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等。那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周老师有时会采取送毛主席语录的方法来指导学毛著。每当他给我班送来毛语录,团支部就要组织全班针对问题进行学习讨论。在当时那种风气的影响下,肯定他是真诚地、认真地在做这些工作。( z, K9 K# K, C2 g4 R3 d3 e' @
当时最盛行的就是阶级分析理论,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辅导员活学活用,必然地要对治下的学生进行分析,确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需要重点教育、改造的目标。但他们阶级分析不是按经济地位,不是按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看实际的政治表现,而是看家庭出身。大家都是学生,按说是同一个阶级的人。那就说你的思想代表着不同的阶级,而判断思想属性的最主要依据就是家庭出身,可以说一个人从娘胎里就带来了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这使人想起印度的种姓制度,人们根据出身世袭继承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身份,另外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辅导员喜欢那些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在重庆,革军、革干、革烈的子女很少)。这些人被认为是“根正苗红”,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似乎只要家庭出身好,有了高贵的“成分”,就可以天然地拥有完美的“人格”。辅导员看见这些人,总是带着甜腻的笑容,好像他们的头上映照着阳光。而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的人,思想必然地打着“剥削阶级的烙印”,很可能就会是革命事业潜在的敌对者,就像是“贱民”一样,不可接触。这些人带着深深的“原罪”,是被教育,被歧视的当然对象,必须认真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仅仅根据出身,就把学生分成了三六九等,好的天生来就好,坏的永远坏。当然,世界观的改造,对大家来说都是应当的,但出身不同的人,思想的改造不是一个层次。出身好的人世界观自然就优秀。出身差的学生,不管如何尽心尽力,无论如何靠拢组织,花了多少功夫,永远都是改造不好的。最多可以算个团结对象,绝对不可能真正地受信用,头上始终笼罩着一片阴云。
# V6 a, f( I6 V5 L+ r! q辅导员制度一建立,党支部就开始发展党的组织,并在年级建全团总支,每个班有团支部、班委会。通过这些机构,及机构组织的活动,书记、支委的汇报等,辅导员就能完全地掌握学生的各种动态和情况,从政治上控制学生的思想。) M0 S8 p7 [* X& |$ o( r' F
发展党员,自然都是那些出身红五类,辅导员特别欣赏的同学。我们班有王承信和尹大清,王是团支部书记,尹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兼班长。  t/ v- E1 e5 x- e) @
王承信是广安县人,贫农出身,但看他不是非常贫苦的样子,他的助学金是免交全部伙食费,自己负责零用钱。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脸,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比较深沉,学习成绩比较好。这样的人最能够得到政治辅导员的青睐,首先是出身好,红五类。其次被认为是成熟,稳当,不乱讲话。他从不主动地与人相交,同学们觉得他不易接近,一般对他敬而远之。他自恃出身好,政治上受信用,将来不愁美好的前景,也就泰然地保持着独往独来。我们同窗六年多,我的印象,除了在班会上听他讲话外,在一起交谈不超过20句。: W3 M" r$ S3 p
尹大清出身城市贫民,性格开朗,一般来说比较热情,有主见,能歌善舞,有文艺才干。她的红五类出身不是很硬,怎么会得到辅导员的好感?我不清楚。. Y4 M3 z# F0 M* g0 M# L
奇怪的是,血统产业工人出身的童正蓉,我们认为比较单纯朴实,待人诚恳的团支部宣教委员就入不了党。应该说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比贫农、贫民更高。尽管她也在积极地要求,努力地争取入党,也在注意改造世界观,不知她为什么不能满辅导员的意?
# g* v! b* w' B1 B" _我们这个年级的特点是学习成绩比较好,但相当多的人家庭出身比较差。我们班红五类和黑五类出身的各有五六人,其余的二十来人都是如职员、中农、小商等中不溜秋的麻五类。我这样的家庭成分为职员,但被认为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争取进步,不要说入党,结果就连入团都难乎其难。3 C: e" ?2 }  ?! c6 w  m
我对党组织是虔诚的,敬畏的,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党、团支部的政治教育。诚惶诚恐地、战战兢兢地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肮脏的,世界观是错误的,需要永不休止地去改造。工人、农民哪怕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屎,但思想上都比我们高尚。我的日记里有很多自责的记载,如某句话流露了骄傲情绪,参加集体打扫卫生迟去了一会儿,动过念头想找父亲要点钱买件新衣服等,都会根据毛主席的某条语录,来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此外,结合自己存在的思想问题,写出学习毛主席某篇著作的心得体会的文章,那也不少,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20来篇。现在来看这些文章,觉得与我后来参加工作时写过的检查、检讨书在某些方面极其类似。都是惟恐认识不深刻,尽量从思想深处挖根子,找错误的根源,引用某条毛主席语录,自己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通,然后结论是世界观改造不彻底,请求组织批评处理等。只是一个是自愿所写,一个被迫所为。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教育成这个样子,是可悲呢?还是可叹呢?) {  `$ d( _( Q2 n; ]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辅导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左”的烙印。包括我们班的团支部,“左”风蔓延,“左”气盛行。当然那时我们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有的看法也受到“左”的影响。就拿家庭出身来说,“红五类”都可以当班干部,但出身好的人不够,麻五类只好有保留地使用。钟履鑫当过副班长,傅培林当过学习委员,王瑛当过文体委员,谭泰秀当过生活委员。我只当了几年的俄语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本,与俄语老师联系,反映对教学的意见等。
& Z0 L  ?5 t" o+ T; s8 Y2 q政法学院邻近有名的烈士墓,大哥和我多次去参拜过这个烈士的墓园,我们班也几次去搞过活动。纪念大厅陈列有1949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保密局屠杀的烈士名单,其中有一个叫高鸣。大哥告诉我,这个高鸣是解放前父亲在国民政府第九陆军医院的同事。当时因为医院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他与父亲合伙在合川柏树街天福巷开过一家新生诊所,算第二职业。父亲于1941年夏天到昆明的西南运输处工作,二人才分开。
6 _6 m$ ^! z2 p' x. ^据《合川县志》,高鸣生于1887年,江苏徐州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进入九陆医院,1939年随医院到合川。1941年底与胡厚安医生合伙,在天福巷原办诊所的旧址开办“厚鸣医院”。并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在医院门口开设“晨光派报社”,代销《新华日报》、《民主报》等进步报刊。他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6年6月28日,三青团和国民党特工捣毁了晨光派报社,并对高鸣进行毒打。1947年,高鸣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到重庆市参议会任特约医生,并在重庆七星岗设私人诊所,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9月,党组织通知高鸣转移隐蔽,他在回七星岗诊所销毁文件时被捕。1949年11月29日,在重庆市解放的前两天,被国民党特务残酷屠杀,壮烈牺牲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监所。“11.29”屠杀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罗广斌等著的《红岩》中,有详细的叙述。
5 Y+ p6 V5 _+ c; ~罗广斌等著的小说《红岩》太有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过由夏衍根据原著改编,水华导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等主演。这幕电影在重大拍过两处外景。那天重大非常的热闹,围观的人很多,我也在现场。一处是江姐(于蓝饰)来重大找孙明霞等的镜头,在五教楼外的黄桷树边拍的。另一处是在饶家院外学生抓特务的镜头。
4 O( i0 b$ {# L- `从1963年开始,由党的领袖号召,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雷锋的浪潮,雷锋也成了中国人众所周知的人物之一。雷锋,湖南望城县人,贫农出身,生于1940年12月,7岁成为孤儿,1960年入伍,1960年11月入党,后成为运输兵某部班长,曾多次立功受奖。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任务中,他不幸以身殉职。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对雷锋精神的总结是:做党所需要的“螺丝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0 `' e) F: N1 M1 c( N
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是学雷锋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基干力量。我把毛泽东的题词放大描过好几张,贴在我们几间宿舍里最显眼的地方。团支部几次组织我们到沙坪饭店等处去义务服务,为客人端盘子送菜送饭。还在校参加过多次义务劳动,如修建新广场端头的连续拱形的储藏库(后来在“文革”武斗中这些储藏库成了停尸房)等。团支部多次组织全班到红岩村、烈士墓、渣滓洞、白公馆等革命圣地参观,这几个地方都是因为小说《红岩》而闻名的。学雷锋运动在全国形成的声势和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到现在都还在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5 B8 \! e6 P* D1 d6 s$ x
我相信,雷锋其人其事是真实的。70年代后期,我到抚顺出差,亲自瞻仰过雷锋墓园。因为有最高领袖的重视,墓园的规格相当高,占地面积很大,设施很完善。雷锋是个好同志,做了许多好事,他的事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反映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风貌。但学雷锋运动中所提倡的精神有的值得商榷,当然这要由历史来评判。那时所宣传的“雷锋精神”中充满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扼杀个人精神,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东西,适应了当时“左”的政治气氛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学雷锋运动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当局怕雷锋太孤单,同时为了表现英雄是一大批人,后来又推出了王杰、欧阳海、刘英俊、向秀丽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不例外地都写有日记,他们的日记不例外地主要都是写格言警句,灵魂火花,政治说教。我们看《雷锋日记》,通篇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要“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的文字有10多万字。王、欧阳、向等英雄的日记内容大抵也差不多。他们日记的语言是那样的优美,文句的精准,完全可以与优秀作家媲美。但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好像生前就知道死后将成为英雄,所以会预先写好这些豪言壮语供后人宣传学习之用。这就反而暴露了人工雕凿的痕迹,有拔高的嫌疑。2006年3月,在纪念毛泽东为雷锋同志题词43周年之际,据《新民晚报》报道,雷锋生前的300多张照片要首次公开,并将出版他的照片集。我简直不敢相信,像雷锋那样成天忙着开车,执行任务,到处做好事,只活了22岁,当兵两年多的基层班长,他的生命那样的短促,时间那样的紧张,在照相机稀罕得了不得的时代,摄影的成本那样高,每月可开支的零用钱只有几元钱,居然会有300多张照片留下来?!我以为,把雷锋“神”化,“左”化,“政治”化,或者“商业”化都不是合适的态度,还是让雷锋同志回归到他的真实本色上去吧!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8236

帖子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27148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22:05:43 | 显示全部楼层
7  我的社会活动& Y& @9 F: _+ S6 n/ \

. M- H% k4 W' f) r# p在二年级的时候,从团支部传出消息来说要叫我去校广播站当播音员,因为我的普通话说得比较可以。我着实地高兴了好多天,但等了些时候,没有动静。我从原渠道打听了一下,人家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党委宣传部说你的家庭出身……”。我知道是不行了,百分之百是因为我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这件事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很大的,沮丧了一些日子。
0 h7 u8 r( j- P机要部门不能去,另外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呢?
, `' I( o2 e9 V0 S3 X学校有重视体育和文艺的传统,成立有体育大队和文工团,刚进校时它们都在招新成员。但见我班的王瑛报名参加戏剧队,面试后没有被招进去。他喜欢表演,且有一定的水平,尚且进不去。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够,所以没有去试。体育大队和文工团的同学单独住在一起,不和班级的学生同住,只是上课时在一起。; o# ]0 K7 x1 _5 z) A
重大的体育水平,在全市都是闻名的。全市都知道,在文体活动方面,体育是重大厉害,篮、排、足球,重大是绝对冠军。论文艺是建院最好,他们排演的几个节目,曾经获得过省级的奖励。
+ E! o; O9 J& w6 X  p& G; C校体育队有队服,有教练。他们的队员,特别是足球、摩托车、篮球等队员平时神气得不得了,自以为高人一等,从来不会正眼看人。2 U( J  y5 W9 B6 {3 x
校足球队时有比赛,我看过好多场他们的表演。对几个主力队员如回光文、张永继、王铨、彭吉林、严骐(留校老师)等也抱有几分崇拜。校足球队参加过的最重要的比赛,是196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到重庆访问,提出要看柬埔寨在重庆实习的青年工人和市代表队踢一场足球。当时国家的规定,重庆这样的省辖市没有自己的体育代表队,就把重大校队拉去代表重庆市参加比赛。那时正在肚子非常饿的时候,经过特批,足球队每人给半斤猪肉。中午吃了肉,下午就去踢球。西哈努克、周总理、陈毅以及重庆市的领导在主席台上兴高采烈地看球赛。比赛肯定是重大赢了,这场球成了校内同学津津乐道的佳话。; J- V4 e3 E9 o8 W
校文工团也有不俗的表现。比较有名的是1964年,文工团在学校和市人民大礼堂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在重庆市也引起了轰动。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幕剧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它把青年的一般生活问题上纲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号召“兴无灭资”,是在为当时“左”的政治路线服务。还有歌舞《嘉陵江号子》,表现了嘉陵江船工与狂风恶浪、激流险滩作斗争,终于战胜困难的一个片段,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它那高亢的号子,激昂的音乐,粗犷的舞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节目曾经获得过高教部的表彰。
; {3 s% |3 I' q1 I/ ^8 S- [) ]- R我们也参加过演出,我和班上的同学表演过一个西藏舞蹈,还有诗歌朗诵。我们属于参与型的表演。
' z: Q- W5 N' a8 I& ]: `. q: K1963年12月,重庆团市委组织了一次全市青年大合唱,地点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重大团委派机械系66、67级参加,共有100人。节目是由三首歌组成多声部的合唱:《我是一个兵》、《工农兵联合起来》,还有一首记不起来名字。我们由本年级的颜怀民同学负责排练,他还是有相当高的声乐水平的。我记得演唱时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大家都非常地卖力,节目获得了好评。登过报,上过广播电台。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有名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仿古式民族风格的巨大建筑物,它的里里外外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是在刚解放时由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持兴建的,1951年6月破土,1954年4月竣工。时间过去了50多年,它仍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文风貌,屹立在重庆市。# J$ Q0 x: Y! d( ~2 |
过了一段时间,系里成立足球队,我去报了名。报名的新同学到市一中球场踢了一次球,由系队老队员根据场上的表现选人,我没有被选上。我的足球水平就是初中的那点基础,高中时因自然灾害,处于极度的饥饿中,哪有力气去踢球,没录取也在正理。我班方大东进了系足球队。7 u3 p% b( T0 q1 R/ Z+ V/ x4 N' d
于是我报名参加系话剧队,因为我的普通话不错,还能写点东西,所以得以参加。系里的体育队和文艺队比校级的条件就差得很远,与班上同学差不多,活动也少得多。话剧队活动过几次,就是大家在一起朗诵诗歌等。! @% A+ W' N  m
我就认识了队友机66级的何国澄,我们相处甚得。一次到他宿舍玩,他拿出一个硬壳笔记本给我看,只见密密麻麻地写了大半本,是他写的中篇小说。我借回去看,小说名叫《幽谷恋歌》,是两位青年的恋爱故事。男主人公叫松涛,女主人公名字忘记了,地点是某小城市。他笔下的少男少女的恋情很真挚和专注,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得很细腻。景物写得也有相当的水平,他喜欢写山谷的松树林,使人仿佛有亲临现场的感觉。我猜测是写他自己恋爱的故事。因为如果没有亲身的经历,不可能写得这么真切,也不会这么投入,另外故事到男主人公上大学后就完结了。我很佩服他的写作水平,更佩服他敢于写那时属于犯忌的东西的勇气。但后来“文革”兴起,他参加的是保守派和反到底,我们的观点不同,没有再继续往来。
; _5 o% q. Q- Y# O# F随着高年级同学的毕业,到了二年级下期,方大东当了系足球队的副队长。经他的再次推荐,我得以加入了系足球队,话剧队就不去了。这时物质生活也在改善,肚子能吃得饱了,有能量参加体育运动。7 T' n8 a' a+ A. X+ B2 H
系一级的球队除了球可以保证以外,没有队服,没有球鞋,没有教练,训练也不正规,与校级相比条件差得很多。系领导通过关系找来十多双校足球队淘汰的足球鞋,这是我第一次穿上足球鞋,那时叫“钢鞋”。) I; Z! h( I9 o0 |
条件虽差,但我们几个队友的兴趣特别大,每天的下午三四节课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都是踢足球。通常是一个人拿着球去新广场,先对着场边的挡土墙踢起来,一会儿再来一个人就互相传球,三五个人就站得远远地对踢。到七八个人时就划手掌、手背分边,各摆两堆衣物作球门,打小场比赛。我以为打小场是最好的训练方法,脚法、配合、战术等都能够学习得到。到快吃晚饭时,我们的练球便结束,回宿舍洗澡、吃饭。在一舍住时是洗冷水。后来我们搬到了九舍,学校在九、十舍之间的地带新建了学生浴室。运动以后洗澡就更方便了,打完球洗澡、打饭只需上下一次楼。
* s! b1 [. g  Y我的兴趣之浓,简直可以说是上了瘾。如果哪一天因下雨,或者有其他事没有踢成球,那么从下午到晚上,全身上下都会觉得不对劲,连上晚自习都没有精神。而痛快地踢了一场球,洗过澡,就会觉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通透,这天的晚自习效率肯定高。我认为,足球,是一个健康的男子应该掌握的一门技能。如果不会踢足球,作为一个男子似乎就有了某种缺憾。足球给了我快乐,在精神上也成为某种寄托。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见着路边的石块、草丛,都会脚下使劲,恨不得上去踢上两脚。心里边还会骂:“老子挝(读Zhua)你两脚……!”可以说,足球,给了我几分人生的某种自信。7 _6 g, O7 O& N7 `2 z9 k+ L% t
1964年秋,学校组织过一次系际足球赛,我出过几次场。更多的是班际赛,我班和造三班、冶二等打过多次比赛。有一次比赛是在初冬的星期天早上,因有雾,打完后眉毛、头发上占满了小水珠,很好看。6 C  p* @$ t, u9 \! w2 }
这样的踢球持续到“文革”。甚至在“文革”中,只要球场上有几个认识的人在踢球,我都会忍不住要加入进去。在我强烈的兴趣和执着的参与下,足球技术逐步有了提高。在踢球方面,正脚背、外脚背、内脚背,停球、踢球、传球、带球,地滚球、凌空球、倒勾球,左脚、右脚都能踢出很漂亮的球来。在战术方面,我主要是打后卫,在重庆叫做“保门”,抢截、断球、站位我都有一套心得。也掌握了一些“二过一”、“三过二”等战术配合。
2 \8 d8 a! L+ ~2 x7 ~, D4 G特别要说的是我的头球。我原来的头球不行,队友们说我是用头去等球,去挨球,而不是去击打球,没有那个敲击的动作。我就找了一个旧排球,用一根橡筋绳吊在宿舍走廊的一头,高度约为两米。我就经常地跳起来用头去击球,每天要不停地顶几十次。开始的时候,由于我笨拙的动作,有同学笑我傻。还有人开玩笑说:“是不是发神经病?”但我不管这些议论,仍然坚持训练。过了一个多月,我的头球技术基本过关了,前额、左右额角都能顶出有一定水平的球来。
5 @- Q+ D1 ^8 _# R+ D1 x( z" Q& l有一次,我年级造一班的校队队员杜懋仁来和我们一道比赛。我在中场贴身断了他的球,阻止了他的进攻。不想他竟恼羞成怒,推了我一下,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爬起来,没有介意,反而有些高兴,因为我已经意识到,量变到质变,我的球技提高了!
5 b$ P& Y: b4 Q为了提高我的足球水平,我还去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匈牙利某足球教练员编写的《足球》。50年代的匈牙利足球,是世界第一流水平。当年的国家体委曾经派中国青年足球队到匈牙利整队留学,由这位教练进行培训。结果使中国足球和世界水平的差距一下子拉近了,在亚洲雄居日本、韩国及西亚等国之上。这本书就是翻译过来的讲义,书里从个人技术到整队的战略战术等都有详尽的讲述,还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可以说这本书对我足球技术的进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从理论的高度扩大了我的视野,准确而权威地讲解了足球的全部内容,不再是球友中流传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时没有电视,很少可以看到足球比赛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更好的教材呢!
! b% x/ Z! C6 j! w: j那时没有现在的甲A、中超足球联赛,但有省级队的比赛,我记得在重庆的比赛就有两三届。都会在重大、沙坪坝的三中等学校安排几场比赛。每逢有球赛,我都会热心地去看球,一场不拉。通过观摩,除了欣赏省级队的高超表演外,对我的球技的提高也有启发。当然那时看球不要钱,不要票。5 r/ G% n3 B1 D" n! ?$ {& D
通过在一起踢球,我就认识了系队的本年级造三的肖桂云、陈邦灿,机铸的吴蜀龙,机66级的陈世铮、徐复兴、伍学义等,机68级的游章武(后来选为副队长),和机69级的几个人,其中有的成了朋友。
* Y3 Y- j! d1 [  A) N, s1965年的冬天,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道,参加了一季冬泳。这年参加冬泳的有上百人,主要是学生,也有少数年轻老师,例如教过我们《材料力学》的龚老师。还有一些女同学,大家打趣说女同胞皮下脂肪厚,所以不怕冷。每天下午三四节课时,学校发电厂附近的新游泳池里很是热闹。我一般每周要游四五次,不管刮风下雨,先用冷水冲一下,然后跳入池中,游上一圈。爬起来再冲洗一下,连忙用干毛巾擦干水,打着哆嗦赶快穿衣服。记得有一天下着雪,我仍然坚持下水游了泳。1966年元旦,重大举办了一次冬泳横渡嘉陵江活动。我们班有11人参加了渡江,我这个小组有一张照片,是钟履鑫、李林森、邱华东、许在龙和我。冬天的嘉陵江是枯水期,大约有四五百米宽,水很清。学校预先租好了几艘木船,我们先坐船到对岸,脱下的衣服等放在船上,船再用作救援之用。我们的编队是每个小组五六人,四个小组组成一个菱形方队。每个方队有一艘救援船跟着,船上配备有校游泳队的高手,万一发生问题可以救护。那天总共有近百人参加,其中有几个女生,都没有发生事故。游泳渡江时和过河后都照了相。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来录音采访。那时用的是钢丝录音机,一大盘仪器挎在记者的脖子上,在胸前进行操作。请一位女同学讲话,后来市广播电台制作了节目,放了录音。我们下水前发一个熟鸡蛋,增加热能。游过河后发一个纪念章,有二分硬币大,上有一个人跳水的图案,上写“重庆大学横渡嘉陵江纪念/1966年元旦”。, ?% }+ I) x& K
我还参加过一次学校举行的5000米长跑,在校内马路划定的线路上跑,那天有近千人参加,我跑的名次是第53名,许多人没有跑到终点就退出了。
- U, T! J: I3 b! {1 q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要放几天春假。学校这时照例要举行春季运动会,地点在团结广场,开两天。春运会上,最出风头的是武装部长王仕俊。他来主持大会,喊口令,那洪亮的嗓音镇得住场子,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他那山东普通话在广场上回荡。到底是打过仗的人,喊口令中气十足,中规中矩。
, i, q9 s' ^8 Q1 h春运会的压场节目是摩托车队的表演。20来辆摩托车先绕田径跑道疾驰数圈,然后是抓特务的模拟表演。十多辆民兵的摩托车追赶着一辆三轮摩托上的“特务”,追逐数圈后终于把几个“特务”抓获了。最后是钻火道和飞越断桥表演。火道是用钢筋搭一个几米长的门形架子,高宽各约两米,上挂许多机械厂找来的油棉纱,点着后由摩托车队从里面钻过。断桥是用木头做的两个带斜坡的台子,一高一低,约两米宽,十来米长,拉开几米宽的距离放置。摩托车高速冲上高台跃起,落在低一点的台子上再驶下跑道。现在来看这两个节目都不难,只要胆子大就可以办到。冲过火道的时间不到一秒钟,完全可以做到毫毛无损。摩托车速度快,依靠惯性越过断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节目确实有很强烈的观赏性,每次都受到大家的欢迎。
, j, K/ d2 z. M; L( W我在春运会上参加过几次400米中程跑,没有取得过名次。, y5 W9 }8 T- f$ K
1965年春假时,在五教楼举行研究生考试,招生范围是66级的学生。五教楼大门的柱子上贴着对联,门额上挂着横幅。那对联的毛笔字写得既大又漂亮,可惜我没有记下来它的内容。当时我暗暗地下了决心,等明年我一定要参加考研究生。我家里不着急要我挣钱养家,一定要争取这个国家最高水平的教育的机会。可惜的是,1966年春天开始,“文革”运动冲击了一切。连66级这一届考试的评卷工作是否完成了都不知道,反正后来没有了消息。我的想法也就成了泡影。6 g! o/ i" j1 P% V0 n
除了体育运动,我还爱看书。重大图书馆藏书很多,可以充分满足我的要求。我们每人有五个借书证,其中一个是借文学书籍用的,我借过许多小说来看。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莫泊桑的《一生》、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果戈里的《死灵魂》等等,总有几十上百本吧,都是世界名著。很奇怪,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外国文学,诸如俄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小说。我以为,书中千奇百怪的世事,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对我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 d: q6 S  n- Y* Y7 w由于我会写一手美术字,还会画点插图,所以就被团总支物色为年级黑板报组的成员。我们年级在一舍大门口有两块木板的黑板报,一般每月要更新一次内容。有时遇到紧急的事,如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学校的重大事件,也会配合形势临时出报。黑板报组有刘抗生(造一)、凌淑瑗(造二)等。他们是审稿的,同学的投稿交他们修改审定,然后交给我们。负责黑板报出报写和画的是我和孔庆祥(冶二)等。我主要负责刊头画和标题,还有花边和插图。
; d$ O- @2 L: C1 j3 f0 Z学校最主要的教学楼——五教楼大堂内两边墙上各有一块大黑板报,这是由各个系轮流出的,每周更换一次。这是校一级的黑板报,内容和形式都代表着高水平,轮到机会的都会高度负责地来办这期黑板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竞争或比赛。这两块黑板报一般在星期天出报,保证在下一周开始时以新的面孔来迎接上课的学生。我们机67级轮到三四次,这是展现才干的大好机会,每次都会精心准备,精心地画和写,争取使几千同学眼前一亮。哟!这是谁弄的!这么好看!" p( @. {$ Q  w; Q. X; S
造一班的杨石林在主编校学生会办的《卫生专刊》,他自己负责稿件文字工作。杨石林来找我帮忙,为他作美工,如画刊头,作标题,画插图等。这个《卫生专刊》是壁报,是用纸写、画好后贴出去的,办在学校的商业区饶家院“八”字形大门台阶两侧,呈下低上高的平行四边形,一般是每月更新一次。我有时又请王瑛帮写刊名,他的毛笔字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饶家院是学校的商业服务点,院内有银行、邮局和百货文具柜台等,第二进院子是对老师和学生营业的餐厅。
" F5 y9 q0 m, D$ E3 u( x2 u杨石林,广安县人,家庭出身地主。他后来告诉我,这个地主成分实际上属于错划,但个中情节复杂,不便在本文中叙述。总之是被划了地主,在政治上饱受歧视,平时比较沉默寡言。杨石林的特点是为人爽朗,精力旺盛,协调能力强,我和他在办《卫生专刊》时建立起了友谊。他后来分到了云南文山农机厂,历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政治气氛发生变化,他凭着非凡的才干和工作成绩,当上了文山县县长、文山州政府秘书长。到我们再见面时,都已经50多岁,他已上调到省城,官居省残疾人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主持工作)。后为省文史研究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馆长,副厅级。后来都退休了,他是我们机械系67级在昆明的15位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头领,运用出色的组织才能,为大家提供了良好而周到的服务。我们谈起《卫生专刊》,都感到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劳碌一生,令人唏嘘不止。
; o: Q: i$ M" g我出过几十期黑板报,十来期《卫生专刊》,一直到“文革”兴起,这些东西无人再管为止。这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主要从事的社会活动。可能有人会说,太没劲了!层次太低!是的,这些东西确实不起眼,不算什么重要工作。共青团、学生会、校广播站这些高贵的,重要的工作轮不着我,加上那时不像现在,大学里的社会活动本身就不多。那我就只好干点出力不讨好,既麻烦,又烦琐的事。还要自己掏钱,我花了0.35元买了一本《黑板报报头参考资料》,拿去报销,竟无人理睬。但我确实在把它当作一桩事业在干,付出了我的心血,姑且自得其乐吧!领导人总喜欢登高一呼,指出方向,发出号召,制定路线,然后众人浩浩荡荡,摇旗呐喊,前呼后拥地跟着前进。这就最需要,最重视宣传工作,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其实黑板报那点容量,那点信息量,对方针、路线、政策说不深,讲不透,充其量只能算形式主义的造声势而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就在这样的宣传工作中充当了抬轿子,吹喇叭的角色。我后来在任何单位工作,都编写过黑板报,直到退休。$ F0 a/ g  K; T9 L
我认真地、积极地投入黑板报工作,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我从高中起就写入团申请书,进大学后又继续写,自以为一直在追求进步,渴望能够早日加入共青团。黑板报是团组织交给我的神圣任务,也是团组织考验我的重要途径,所以我要高标准地完成好。那时提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专”指学习成绩,从我的成绩状况看,再要提高很难。其实学习好不好都无所谓,主要就是看“红”,也就是看政治表现。要怎么才算“红”呢?搞好黑板报,就是我追求进步的具体政治表现。另外是要经常向组织交心,即向组织谈自己所有的思想活动、家庭情况,深挖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等。有人找政治辅导员汇报思想,这一般是争取入党的人,我等不在辅导员的视野之内。团支部书记王存信不爱搭理人,我也不便找他。我同尹大清、童正蓉交谈过,找得比较多的是傅培林。我自以为做得够不错了,效果却很不理想。只见团支部在一个一个地在发展团员,但就是没有我的份。谈话时人家总是说“要端正入团动机”,“接受组织的考验”,“注意改造世界观”,“团组织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等等。其实我也心知肚明,人家总认为你的家庭有“历史问题”,所以你就被排为“四等公民”,入团的事远着呢。当然,也与我爱思考,比较活跃,爱发表一些独立的,有见地的看法有关。而这些正是组织上所不喜欢的地方。
1 o- q3 G; `% J4 [! r3 n* k7 I大学有民兵训练,我们参加的民兵训练是炮兵——操作82迫击炮。教官是部队派来的,炮也是由校武装部从部队借来的。我们班分成几个炮班,我所在的这个炮班的班长是王承信,兼一炮手,职责是负责瞄准,行军时背瞄准器匣。我是二炮手,负责炮的脚架的搬运和装配,作战时负责装填炮弹。三炮手是谁想不起来,负责炮筒的搬运和装配,作战时传递炮弹。戴桂清是四炮手,负责底盘的搬运,是最辛苦的差事。此外还有五炮手,负责炮弹箱,应该说也辛苦,但训练时没有炮弹,所以是闲人。我们每周训练二次,占两个下午,训练了两个月。' h, m3 L8 k5 d9 s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次实弹演习的机会,那天是个大晴天,地点在歌乐山深处的一座山峰。我们的炮架在山下,目标对准山上一处废弃的采石场。在教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按照炮兵规程进行操作:架炮、瞄准、装填等等。每个炮班发射5发炮弹,我们炮班的炮弹都是经传递由我装填进炮口的。可以清楚地看见炮弹从炮口射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落向目的物——爆炸。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也很认真。有的炮班的炮弹射出后没有爆炸,演习完以后,组织人到采石场寻找,捡回来几发。原来是炮弹弹体落在石头棱上,引信没有击发的缘故。据去的人说,有一发炮弹打得太远,翻过山去,差点炸着了山后边采石的工人。回校的路上,我们都站在卡车上,迫击炮等也在车上。没有爆炸的炮弹由几个人分别拿着,站在车后边,靠着车帮。因为要密切注意炮弹,一旦发现要爆炸,就好迅速地往车下丢,以免炸伤了车上的人。其中有明道君,他拿的那发炮弹弹壳已经裂开一个大缺口,看得见里边的炸药。他们都很小心,千万不能掉下来。那个时候汽车很少,公路上几分钟才能见到一辆车驶过。9 a( ]" Z: }+ ~, P" m2 g, `9 T
几十年后,我在云南的国防厂工作,我所在的工厂就生产82炮弹的底火,产品代号叫МГ-8。云南还有生产82迫击炮的工厂——云南机器五厂(在曲靖三宝镇),生产炮弹引信的云南机器三厂(在我厂附近),和生产82迫击炮弹的云南铸造一厂(在宣威)。我都去参观过,看见过它们的生产过程。我的炮兵(民兵)经历,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1-6-24 14:36 , Processed in 0.153221 second(s), 1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