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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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文章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

　 　这是一部解密档案，所辑史料均来自全国政协内部史料刊物《纵横》，收录的史料自1956年的中共八大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止，汇集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王光美

　　1998年是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我更是难忘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里，我根据1957年陪同少奇到五省调查研究的随行笔记，回顾少奇同志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探索和思考。
　　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矛盾。或者将矛盾激化，或者被敌人所利用。为此，少奇曾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帮助苏共领导妥为处理。矛盾尖锐复杂，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我国，各种矛盾同样层出不穷，各省不断向中央拍电报，反映群众闹事、工人怠工、学生罢课等诸多问题。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的办法，少奇决定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京广沿线各省，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察。
　　1957年2月至4月间，少奇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3篇重要讲话，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全新的论述。
　　记得这次外出，少奇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吃、住、办公都在火车上，自带生活用品，每到一站，火车就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的分线上。少奇嘱咐：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还就矛盾比较集中的几个部门，针对性地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藜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和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临行前，少奇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这一点，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有敌我矛盾。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会保定，在车上，同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的汇报，他特别讲了河北省缺粮十分严重。继而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工农生产水平差异大，农民有意见等。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罢工、请愿的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并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当夜给周恩来同志打了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为了摸清情况，少奇在清苑县重灾区的东石桥村，和村民座谈，详细了解到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生产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调查组的同志则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在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和乡干部选举情况(6.7%落选)、主要问题和群众的意见。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一中、三中、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
22日，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技等一系列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部的李德仁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涉及14个单位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少奇还听了李修仁、王录、邢坚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获鹿东营村合作社情况。徐方庭、张黎如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
　　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要放手，对人民闹事阻止、压制是危险的。
　　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都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矿领导王丛成、李书斌，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的汇报。然后召开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
　　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市委书记罗毅分别汇报了情况，谈到农村有20～30%的社员怀疑合作社能否办好，有动摇，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干部个人主义思想有发展，特别谈到前不久发生的116厂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这件事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决定派调查组对此事深入调查。他还找来116厂厂长张一川和工人分别谈话。事情大体是国营工厂按计划招了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要分一部分人去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工人提意见，又采取压服的办法，结果工人就闹起来。少奇指出：“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开始就先召了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事情出了又不分清事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同时，少奇并不认为“我的一句话就能使此案圆满结束”，他和市里的同志们谈话，耐心地讲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处理不好的严重后果，开导他们：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会赢得人民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少奇并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避免了新矛盾的产生，使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由他们圆满地为此案平了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
　　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从北京赶回，他向少奇汇报了毛泽东同志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经重要补充和修改，于6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至7日，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
　　离开河南，我们到达湖北，调查组的同志们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一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亦要教育工人用此办法对付官僚主义。人民如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亦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承认，以解决矛盾，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人民是可以了解我们的。
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工人闹事自1956年以来已经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谈得很具体。少奇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5发电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
　　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指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向省、市委领导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
　　在与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教育厅领导和教授以及部分政协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少奇就教育和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参议院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等。
　　3月19日，火车到达湖南长沙，至29日止，十几天的时间，少奇夜以继日地工作，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省长黄克诚、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柏森、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等。
　　少奇还于22日与长沙市学生代表、校长及教师代表座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委扩大会上作重要报告，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
　　29日我们离开衡阳抵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基本消灭以后主要搞经济工作”。在广州，少奇根据调查的情况，修改和审定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并致信中办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并被编入《刘少奇选集》。

4月10日，少奇在广州省、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所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其中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好不好？一开头群众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有什么权力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呢？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4月11日，少奇接中央通知返京参与接待伏罗希洛夫，结束了在五省的调研活动，14日抵京。24日，少奇到上海接伏罗希洛夫，看望宋庆龄，并于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问题，是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在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调研中，少奇不但听取各地干部的汇报，还找来一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谈话。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升学问题，工人、农民生活差距问题，工人不满和闹事，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深入了解后，逐一进行了分析，提出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性质、危害和解决办法。他反复强调：“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他提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不能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分配办法也要有所区别，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分配不公。同时，少奇还提出改革劳动制度，包括实行劳动合同制、改革干部终身制、改革工资制度，实行计时、计件及奖励工资，对城市住房问题，提出试用职工集资和国家补贴相结合的建房方案。
　　明确了主要矛盾和它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着手解决问题的前提。少奇一路走，一路调查研究，在如何解决矛盾的问题上，少奇进一步讲：“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来讲人民内部矛盾基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硬的、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用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我们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少奇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力主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矛盾，主张扩大民主，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他要干部们在处理矛盾时，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与破裂”。他甚至将群众闹事这一矛盾的激化过程，分成几个阶段，逐一指出应该如何处理才不致使矛盾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他反复告诫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是不要和群众对立起来，要相信群众。二是要分析矛盾双方的是非，不要只看对方不是，看问题全面，人家才会服气。三是不要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四是千万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少奇还讲到，即使怀疑有敌我矛盾混在其中，也不妨先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这样不会打击一大片。他讲的既实际又中肯，对各级干部的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回顾少奇的调查过程，学习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人民内部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它的表现形式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但识别和解决的办法，原则是同样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减少内耗、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有力保障，重温少奇的话，更体会其深远的意义，任何时期、任何矛盾的解决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将是我们永远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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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提出，讲了多次。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出现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里面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中央这段时间经常接到各省发来的电报，反映这类问题。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黄　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王光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感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少奇决定带一个调查组，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要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教育部各抽调一二位同志，组成调查组，随他一起下去。为什么要这几个部门派人呢？因为当时这几个部门工作范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比较集中。确定参加调查组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教育部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和我。

　　出发前，少奇在火车上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者，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黄　峥：1951年，少奇同志在读了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这个概念，并且说：“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页）这以后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和关注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96页）所以，当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少奇同志的强烈共鸣和深入研究。

　　王光美：是的。毛主席一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值得好好研究，少奇同志第一个响应，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少奇决定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他觉得京广线沿线的省份在全国有代表性。

　　少奇对下基层从来十分注意，尽量不影响当地工作，坚决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这次，他要求调查组成员自己带生活用品，平时吃、住、开会都在火车上，每到一站，火车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支线上。少奇嘱咐说：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

　　1957年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少奇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请到火车上，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汇报，特别讲了河北由于去年旱涝灾害严重、今年缺粮十分严重的情况。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的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罢工、请愿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

　　针对河北缺粮的问题，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当天深夜，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少奇在火车上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周总理当即答应说：“我马上请有关部门办理！”

　　为了具体了解农村缺粮等情况，少奇到河北清苑县东石桥村，和农民座谈。这个村是全县的一个重灾区。少奇在调查中详细了解了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等情况。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到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工作和乡干部选举情况。他了解到，当地乡干部选举中有6.7%的候选人落选。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第一、第三中学和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

　　2月22日，我们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专等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局的李德仁同志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涉及14个单位的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这天调查组同志也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调查到的有关情况：李修仁、王录、邢坚同志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和获鹿东营村合作社的情况，徐方庭、张黎群同志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

　　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对群众闹事进行压制是危险的。

　　2月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向少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的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同志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了矿领导王从成、李书斌同志，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同志的汇报。然后，少奇同志召开了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

　　2月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市委书记罗毅同志分别汇报了情况。他们谈到：农村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有20~30%的社员对合作社产生动摇，怀疑能不能办好。他们在汇报中特别谈到，这里的一一六厂前不久发生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少奇同志的注意，决定对此作深入调查。他让调查组成员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自己也亲自找有关干部、群众和参加闹事的工人，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闹事。当地政法机关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将带头的人抓了起来。

　　了解清楚以后，少奇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定的结论。他说：“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先招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但事情出了又不分清是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但他没有简单地下一个指示让当地执行，而是向有关干部讲清情况，让他们自觉地去纠正。少奇对调查组的同志说：这件事原来是用简单的办法定了案，现在我们不能再用简单的办法结案，原来被定为反革命的一方，思想不通要求平反，现在参加定性的一方也会想不通，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在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面前不自觉地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少奇把原来处理这件事的干部找来，耐心说服他们，打通他们的思想，让他们主动去为这些工人平反。他对干部们说：能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干部，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还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终于，有关干部解除了顾虑，自己出来为这一事件平反，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拥护，使这件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后来在碰到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因为要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家属；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通过现场调查和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当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也应当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3月1日，我们到达郑州。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听说少奇同志来了，从北京赶回郑州。

　　黄　峥：少奇同志和你们调查组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发表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讲话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那时少奇同志已经离开北京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作的这个讲话。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北京开会，他应该是听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的。

　　王光美：是的。吴芝圃同志回到郑州，向少奇同志汇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少奇听后很高兴。

　　黄　峥：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后来发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经过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在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一些原来没有的内容，如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这些论述，同原讲话精神是不协调的。

　　王光美：是这样。不过吴芝圃同志向我们传达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内容。在河南期间，少奇和调查组分别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洛阳、许昌、信阳等地市领导的汇报，还找来大学校长、工厂厂长谈情况，召开了郑州回民中学，郑州五中、三中，郑州师范，许昌一中、二中，许昌师范等院校的师生座谈会，还多次下基层考察，听取意见。

　　3月7日，我们离开河南到达湖北武汉。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走访了许多工厂、农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汇报。湖北省、武汉市的同志汇报了湖北的主要问题：工人、学生、农民和干部间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闹事。少奇在3月10日对武汉市的领导宋侃夫、杨清、黎知等同志的谈话中再次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也要教育工人用这样的办法对付官僚主义；即使人民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要承认，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

　　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别听了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汇报的大学教授们提出的意见。省长张平化同志讲到，1956年以来湖北发生工人闹事33起，涉及2000余人，并主要集中在武汉市。他们俩谈得都很具体。少奇提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表扬了武汉第五发电厂。这个厂处理矛盾坚持说服，效果较好。

　　随后的几天，武汉重型工具机械厂、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汉钢铁厂、武汉冶金建设公司、武昌县、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局等单位的同志，先后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还参观了武汉大桥和公私合营裕华纱厂。在同厂长、党委书记的谈话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技术上实行总工程师负责制。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着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具体表现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解决的办法是以团结为目的，用小民主的办法及时解决。”他特别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他同时还讲了学生升学问题，并指示调查组起草一篇社论。

　　3月17日，少奇召集了一个教育方面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医学院、华中农学院的校长、教授以及部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少奇在会上就教育和民主党派问题谈了17点意见，如各高校应有独立性和主动性，政协的性质，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等。

　　3月19日，我们的火车到达湖南长沙市。从这天开始到29日，少奇在湖南不断地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亲自到基层走访。记得许多省市领导都来作过汇报，如省委书记周小舟、谭余保同志，省长黄克诚同志，还有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农村工作部长万达、宣传部长唐林、文教部副部长华国锋及徐贵田、文教局黄滨、教育厅长孙景华、财经办主任章伯林、株洲市委书记马壮坤、衡阳地委书记宁生等同志。

　　3月22日，少奇同长沙市一些中学的学生、教师代表座谈，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讲话。3月24日，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报告，谈了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度等11个问题。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而这些又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我们一行在3月29日离开衡阳到达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同志连续两天就全省情况作了汇报。广东省的情况和内陆省略有不同，除普遍存在的教育问题、干部思想问题、工人闹事、农村问题外，工人失业情况严重，还有华侨、港澳和轻重工业矛盾等问题。少奇和调查组对广东的一些部门和地方作了调查。

　　这期间，随行调查组把少奇同志同各地中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叫《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3月31日，少奇在广州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审定。文章定稿后，少奇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将这篇文章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4月8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4月10日，少奇在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件事：“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座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3个代表，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8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这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好不好？一开始群众就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进行盖时，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的。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矛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视，特别作了分析。

　　在广州，我们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内港工人闹事。原因是那里的800多名工人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工作班次调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内要求工人义务劳动盖集体宿舍，而房子盖好了，却通通分给职员、干部和家属住上了，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对于这件事，少奇讲：“我看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领导上的问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问题他们就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因此，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也允许他们游行，要罢工也可以，不过，我们是不主张罢工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要来中国访问。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必须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专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从北京到广州，沿途停下来调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庄、栾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时间将近两个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当时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4月11日，我们的火车沿京广铁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机场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访问。在上海期间少奇和我看望了宋庆龄。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其内容是少奇长期思考的结果，是这次五省调研的总结，是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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