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

bluesky

余汝信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是笔者写于六年前的一篇短文。最近，阎长贵先生对该文的结论——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本人和王广宇先生的印象，是“有任命，但未到职”。

　　阎长贵先生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机会。惟笔者依然认为，关锋的回忆与事实真相是相吻合的，而阎、王两先生的回忆应有误差。

关锋回忆道：“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

对关锋的话，应回到１９６７年１月时的大环境去判读。此前，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总政及其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对于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各地军队院校学员到京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愈演愈烈”（刘志坚语）。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多少也被牵连，总政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威信已荡然无存。如果此时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他一介书生，有能力、有威信去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吗？毛、林不是傻子，关锋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上任，能起什么作用？

由于总政武功已废，毛泽东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机构，以取代总政，统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由徐向前挂帅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决非是派关锋一人去改造总政就能达致目的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的消息见报。该消息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前文已有，此处略。载《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第一版）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比起原总政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规格高得多。组长徐向前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只是副组长之一；副组长中，加入了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则属于“留任人员”。甚至林彪的夫人叶群、代表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代表空军的余立金（空军政委）也都才是组员。

自此，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取代了旃坛寺（总政机关办公所在地），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阎文引述了王广宇先生的回忆。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回忆多半是将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两个机构混淆了；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总政副主任两个职务混淆了；将军委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误记为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误记为“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王的模糊记忆中唯一没有错的是，关锋确实排在名单的“中间位置”，但这决不会是总政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如果退一万步说真的只是任命关锋一人，按发文惯例不可能将全体总政副主任名单再列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只能是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阎文关于关锋衣着的批评，其实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再议论是没有必要的。自１９６６年“八一八”毛泽东建国以来首次穿军装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公开场合已经大多以一身军装示人。即使关锋１９６７年１月有新的军内职务（笔者认为是全军文革副组长，阎、王认为是总政副主任），他也不是第一天才穿军装。

至于关锋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应理解他的意思是没有到报社去上班、没有管报社的运动就是了，不必拘泥于他是否一次都没有去解决过上头交下的任务。关锋的意思是说一天也没有去上班，这大致是没有什么错的，李讷（肖力）正在那里造反造得欢得很，关锋要是不笨，还不躲着她！

关锋说：“７月份（笔者注：准确地说应是７月份之后）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其实不光是萧华、关锋倒了，连总政也瘫痪了，全军文革小组也不起作用了。８月份，他们全都被军委看守小组（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阎先生谓对笔者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笔者倒认为，在引用文献资料对史实进行判断分析过程中，官方的组织史资料往往比其他文献资料来得准确。

笔者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中引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证明关锋的名字没有列在文革初期的总政副主任名单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军队部分，资料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的、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笔者引述部分，还可见于该套资料（共六卷）的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４９页和第五卷３８－３９页。总政组织部编的资料，总不至于将总政自己领导人的任职情况都弄错。还应说明的是，该套资料对于有任命而未到职者都列得很清楚，换言之，如关锋是有任命而未到职，也应列上，而资料中没有他的名字。

阎先生文中提及的两本“相当权威的文献”中有关关锋的信息，笔者认为均有误。试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提及（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１、根据惯例，当时的军委常委会议是须按开会日期顺序编号的。据有关资料，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召开第５９次军委常委会议，１９６７年３月６日召开第６０次军委常委会议，中间并无所谓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军委常委会议的记录。

２、根据当时的干部任免程序，总政副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任免，应由军委常委审核、请示林彪和军委各位副主席、常委批准后再报中央（笔者注：即指毛泽东）批准，并不是林彪一个人宣布即可任命的。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关于关锋的一个注释。该书的注释，部分颇为粗疏，尤其是有关军队干部的注释，错处甚多，不足为据。除关锋的这条注释外，第十三册注释错的还有：

１、５３页，“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肖力造反后所任职务不是总编辑，而是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五卷４７页）。

２、１１６－１１７页，“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军委只设主席、委员，没有设副主席，彭仅是军委委员（《资料》第四卷６页）。

３、２９０页，“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仅为军委委员，不是常委（《资料》第五卷３页）。

４、３０２页，“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政委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一职早已免去（《资料》第五卷１５１页）。

５、３５５页，“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叶飞仅任政委（《资料》第五卷２７３－２７４页）。

６、３６０页，“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是指１９７３年８月，然而军委秘书长一职自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后早已取消，叶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资料》第五卷５、８页）。
２００９年９月

原载《记忆》第三十五期 200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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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

阎长贵

余汝信先生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一文中明确论定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除引用了一些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了关锋本人2002年5月13日致友人信。关锋在这封信中说：“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 ’，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7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

余先生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而对关锋这封信我有点狐疑。不知道关锋为什么这样说？真的是实话实说，还是有什么隐情？

对于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这件事，余先生所说和关锋本人所说，与我曾有过的经历和印象不同。我的印象是：有任命，但他未到职。

文革中和文革后我都问过关锋这件事。文革中，关锋跟我说：去当总政副主任，我能力不行，更重要的萧华是主任，在过去他曾是我的上级，我对他印象不错，去了不好开展工作。文革后，我问他，总政副主任你没到职，是不是主席不同意你去？他说：“不！”主席说了：“我宁可不要《红旗》，也要军队。”

1967年夏天，戚本禹要我问问江青：“关锋为什么还不到总政任职？”当我问江青时，她告诉我：“总政去不得，总政是个烂摊子，去了就拔不出来了。”我把江青这个答复告戚，并认为这是江青保护关锋。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不止一次地说：

“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1966年末或1967年初，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值班室看到一个文件，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文单位好像是军委或总政治部，可能是在同一文件中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关锋排在几位副主任的中间位置。

“看到这个文件后，我去钓鱼台十五楼办什么事，和关锋谈完了，顺便我就问他，现在任命你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下来了，你该去到任啊！是不是应该在总政先设个办公室处理一些军队方面的问题，像文件、电报、信件之类总要专人处理啊！关锋显然已经知道对他的任命，便说：‘是啊！可在总政设办公室，没有合适的人啊！我这里只有小瞿（指瞿怀明，关锋的秘书）一个人，他离不开，怎么办啊？看看再说吧！’

“关锋没有提出让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安排在总政治部值班的秘书。后来，关锋没有再提这个事，我也没再问。”

王广宇还说，我记得当时办公室收到有关军队方面的文件都要送关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议论，关锋衣帽不整，没点军人的样子，怎么能到总政任职啊？！

——关锋确实不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

关锋致友人信中讲“……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到解放军报社去过。”王广宇说这也不是事实。我亲自经历过的就有一次。1967年1月中旬或下旬，某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解放军报，陈伯达就是派关锋去处理的，我和矫玉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瞿怀明陪着他去。关锋到解放军报后，动员和劝说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退出解放军报，有人不听劝，坚决不退出，很猖狂，他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场商量决定抓了几个带头的人，关锋怎么连这件事也没有记忆呢？
余先生举王力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先后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做根据。王力究竟是怎么说的？按照余先生的引述，王力曾在写于1987年9月25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1967年1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征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990页）王力“先后不一”的说法显然并不能证明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我认为，它倒证明了关锋当总政副主任有“正式任命”，但实际并未到职。

作为“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我也提出两份资料：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载：（1967年）1月8日 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关于关锋的“注”：“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两个相当权威的文献这样说关锋的根据在哪里？他们大概不是也不会是凭空而说吧！再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出版在前（1991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出版在后（1998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前者说得不对，后者应该改正，为什么没改和不改呢？

如此等等，都需要做出合理说明。我认为，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件事恐怕还需要更权威的材料才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原载《记忆》第三十五期 2009。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