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革”研究概览(一位首都师范大学女研究生的论文删除部分）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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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是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暑假期间谨严写就，但出于论文结构的调整被迫出局，我对这些文字表示遗憾，但是遗憾不能作为抛弃的理由，我得正视它们的存在，挂出来有诸官见证吧。。
 
                       一、国内外“文革”研究概览
 
“文革”永远是一段沉重的历史，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人性扭曲和生命摧损面前，忏悔是乏力的，开脱是荒唐的，更甚至，脆弱敏感的神经让我们不敢去触碰、不忍去揭疤。慢慢地，“文革”甚至成为一个禁区，它离我们那么近，对于我们却是如此陌生；慢慢地，学术界从很早就开始流传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1]。但是，对于中国人甚至整个华人世界来说，“文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学术研究的阈限，它作为历史长河中一个联通历史和未来的标志性桥梁，已经凝定为一次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对其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检视，更是对当下中国的窥察。
然而，对于“文革”我们究竟已经了解到多少？
 
国外的“文革”研究起步较早，大致在1966年“文革”爆发伊始便开始了相关资料收集和学术探讨工作[2]，到目前业已形成了以美国为研究重镇，囊括英国、法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客、学者和媒体人在内的庞大的“‘文革’研究者”群体。其中，有过“文革”经历并从中国大陆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学者已经成长为近年来海外“文革”研究的主力军[3]，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更是成为海外“中国学”（China Studies）乃至“‘文革’学”的资料和成果播散中心。他们的研究遍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科学等各领域，形成了跨学科交融和多学派共鸣的良性学术生态，而且每逢“文革”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召开相关专题的研讨交流会，加上置身事外的身份、严谨实证的态度和丰实厚重的理论资源等诸方面优势，截至目前，其相关研究成果堪谓汗牛充栋，而且其中不乏客观、冷静的真知灼见。典型如上世纪7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陈佩华通过大量个案调查收集口述材料，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考察和解释“文革”，撰写了一部影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红卫兵专著——《毛的孩子》。
 
根据徐友渔的介绍，西方学者在对“文革”的研究中视野非常广阔，从高层的政治争斗到社会层面的阶层利益纠葛、群众派性运动等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而且以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中期为分界点可以把西方的研究范式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独出成就，至于其研究重心则集中于对“文革”爆发的原因、“文革”政治运动与社会事件的基本情况和“文革”的后果三个方面，这其中有诸多观点极富启发意义。[4]但是，诚如许多学人所指出的，由于部分海外学者仍存有意识形态的偏执，外加普遍存在的文化视角和语言习惯的差别、手头资源的有限以及样本采集地域和样本容量局限等方面的影响，海外“‘文革’学”研究的水平和层次在达至一定高度后将很难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推进。[5]
 
至于国内的“文革”研究，实际上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港台地区和大陆地区两个学术圈子、80年代初之前和之后两个研究时段来谈。相比较而言，港台地区的“文革”研究起步较早。从6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性文章已经连续见诸报刊，而在1967年的同年，香港相连出版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文化大革命评论集》和宇宙出版社的《红卫兵造反记》上、下两卷，台湾地区则早在1973年就有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陶希圣教授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大革命》问世，而大陆地区的相关研究则是“起始于80年代初”。[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大陆地区起步较晚，但随着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和中国学术界学术论域的开放，以及网上诸如“‘文革’博物馆”等对“文革”资料的开掘公布，“文革”研究在大陆发展较快并渐成气候，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纷至沓来，深耕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对“文革”真正形成有规模、有特色的深入研究则都要推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尤其是在1996年和2006年两个十周年年段上，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文革”研究呈现出强劲势头，展现出较为良性的研究生态并涌现一大批活跃学者和优秀著述。其中，香港地区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中国研究》、《亚洲周刊》、《明报月刊》、《争鸣》等刊物更是设立专号集中刊载相关论文，引发持续影响，而香港中文大学依托自有研究刊物和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相继刊印多部论著和文集[7]，其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2002年与旅美学者宋永毅等合作出版发行有近三千万字容量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成为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为丰富的文库。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革”研究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个是专业学者和业余爱好者的规范理论探讨；另一个是包括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以及纪实文学在内的“文革”材料的开掘和整理。八十年代，大陆地区对“文革”的认知多是停留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和“文革”人物的纪实文学上，八十年代末期虽然出现一个短暂的研究高潮，有几本大部头的研究专著相继出版[8]，但并未真正打开研究局面。进入九十年代，大陆图书市场上有关“文革”题材的回忆录汇编和纪实性文学作品蜂拥出现[9]，网上的“文革博物馆”、电子期刊、设立“文革”专题的学术性网站和网络论坛等等此起彼伏，与之相伴随，相关理论探讨也日渐精进。这期间，对“文革”的性质、起因、分期、历史影响及“文革”期间的运动事件、国民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相关个案展开了深入持久的探讨，而且，既能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系中考察“文革”又能做具体实证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在对重大事件、高层人物保持关注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包括红卫兵、知识分子、工人等在内的普通参与者的研究力度，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研究、地域和专题的研究逐渐活跃，极大地提升和转换了相关学术水准和研究范式。除此之外，在大陆地区，相关学术活动和杂志专题也呈现活跃态势。1996年，响应对“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的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三家机构不约而同地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青年报刊世界》、《东方》、《焦点》等三家杂志特设了“文革”研讨专题，而且，进入新世纪，包括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在内的国内知名图书馆都已经在收集保藏“文革”资料上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因此，有学者表示，“这说明‘文革’研究已经回到中国大陆了”[10]。
 
此外，尤值得一提的是，华人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对“文革”文艺的研究已经成为90年代中期之后“文革”研究的一大热点和研究特色，这其中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对“文革”文艺理论、文学作品（包括主流文学、 “地下文学”、知青小说、儿童文学等）、美术（包括连环画、油画、国画、漫画等）、音乐（包括知青歌曲、红卫兵音乐等）、戏剧尤其是“样板戏”、电影、大字报以及文艺评论与批判运动等的研究；另一个是对“文革”后写作并发表的“文革”小说的研究，而这里只是“试图说明小说形式的‘文革叙事’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书写创造过程。”[11]至于前者，与研究对象的庞杂多样相一致，相关研究成果也是十分丰硕且良莠不齐，但就总体来言是能够抛却此前的怨情宣泄而转向客观严谨的学理探求，或者在文本细读中探寻其话语逻辑和隐形符码，或者在一种关联视域的横向比较和思潮渊源的历史纵深中揭示其生产机制和话语指涉。在1999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在考察了1958年文艺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之后断定“文革文艺”的形态和实质早在1958年就已显露端倪。而在著名艺术评论家高名潞看来，“文革”美术是从1942年《讲话》就开始逐渐成形的毛泽东大众艺术的“成熟期”，毛式大众艺术的模式是从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艺术模式中发展而来的，高名潞在与西方波普艺术作出简略对比之后，更是直言不讳道：“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12] 若诚如其所言，“文革”堪谓发生在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的一次“现代性事件”，那么，照此逻辑，现代性视域考察下的“文革”美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关联着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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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5页。
[2] 一般认为，“文革”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开始的，而其后不过才两三个月，西方关于“文革”的研究文章便相连登载出来。8月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在第5期刊登《毛主义是什么？》一文，其后从第6期开始的几年内，每一期都有一个名叫“新革命”的专题讨论栏目。
[3] 在徐友渔看来，从2003年和2004年之交开始，随着美籍华裔学者诸如宋永毅、王友琴、孙大进、郭建等在“文革”研究领域内的活跃，“文革研究资料数据库”、《文革大词典》等的编辑出版以及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的策划主办，标志着“文革学基本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回到中国了。”此外，如澳大利亚籍华裔经济学家杨曦光等，他在“文革”中曾是一个极端激进的中学生，现在作为一名保守派经济学家，其对“文革”的研究一直都在澳大利亚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4] 信息总结自徐友渔于2005年6月18日在北京西单三味书屋“公民半月谈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西方学术界对于“文革”的研究》。
[5] 孙一江：《今日“文革学”，花开在谁家？》，《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期“文革博物馆专集（二十）”，1997年3月13日。
[6] 此观点见于刘国新《“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其根据有三：一是1981年6月“六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对“文革”史研究范式的规范；二是《红旗》杂志在1981年11期刊登的论文《“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是较早系统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论文，其后相关论文不断涌现；三是初步形成一支研究队伍。
[7]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曾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之下出版多部“文革”研究评著，此外，其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在1996年连续推出四期“文革”专辑，并于2006年从二月号起连续推出五期四十周年纪念专题。
[8] 80年代中后期，除了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和金春明等根据党的决议精神编著的书籍得到出版外，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艰难出版高皋、严家其著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年一著写的《大动乱的年代》，等等。
[9] 单是“知青”题材的书，在1989年到1994年期间前后出版了30多部，姜昆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回忆录》(共3卷)收入了260多篇京沪等地老知青的回忆录，长达1700多页，120多万字。
[10] 陈侃言：《关于<西江怒涛>与梧州造反大军》，“红馆社区”《小城故事》专栏，2008年5月。
[11] 李月军、赵永红：《“文化大革命”研究现状》，《宁波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12] 高名潞：《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