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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者曰：任重道远啊~~另，为什么徐友渔没有提到台湾的研究情况？是否台湾在这方面就是一片空白？
● 文革研究最初在西方學術界興起，但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已有不少著述。有規模的深入研究則是八十年代之後的事，香港中文大學和一批海外中國學者成為重要角色。
最早，也就是說從一九六六年秋季開始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學術性研究的是西方的學術界，像英文的《中國季刊》（ China Quarterly ）、《亞洲概覽》（ Asian Survey ）、《共產主義問題》（ Problems of Communism ）等學術刊物長期地、系統地追蹤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一批研究文革的優秀專家，比如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迪特默（ Lowell Dittmer ）、李鴻永（ Hong Yung Lee ）、陳佩華（ Anita Chan ）、安德佳（ Jonathan Unger ）、駱思典（ Stanley Rosen ）、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等等，也出現了一些優秀的，研究深入，具有原創性的論著，比如《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中國人本身從學術的角度研究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所以，長期以來流傳著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是文革學是在西方」，它反映了中國學者研究文革的落後甚至空白狀況。
文革研究在西方的狀況已有改變
但是，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事實上，早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許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研究和評論文革的文章，許冠三的文章總題目是「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從幾個方面論述，分三期連載。文革後期逐漸有不少大陸知識份子出國，移居海外和香港，他們在新聞界、出版界發表了不少回憶與評論文革的文章，對充實國外對文革的了解起了有益的作用。台灣對文革的關注與研究自然也是相當重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大陸的先驅者、思想者，他們之中很多是文革運動的參與者和很有經歷的活動者，在七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文革的思考和研究，並以文字系統地、明確地表述、傳播自己的思想，不時還有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首先要提到的是劉國凱的《文化革命簡析》，它的初稿完成於一九七一年底，一九八○年十二月載於作者自己主辦的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的特刊上，這部長達十多萬字的論著於一九八六年由陳佩華翻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另外還有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這是他回應晉君題為「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信件的產物，在其中提出了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澤東決不是官僚制度的敵人，提出了文革的副產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國崛起等等。
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相對寬鬆的氣氛中，大部頭的文革著作也問世了，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於一九八六年在壓制和阻擾中艱難出版，接著，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在一九八八年發表。當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黨的決議精神寫出的書，比如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在一九九五年出版，席宣與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在一九九六年出版。
一九九六年的文革研究熱潮
一九九六年是文革發動三十周年，中國人研究文革的強勁勢頭在這一年展現了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為此推出四期文革專集（後由劉青峰編輯出版論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在日本由中國學人主辦的《中國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專號」，以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為主編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研究》把秋季號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專號，香港的《亞洲周刊》五月二十六日那一期做了題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專題，《明報月刊》在十月號上登載王若水的重要論文「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還有不少中文媒體都做了文革的紀念專題。
這年五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文革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後編輯出版題為《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
在中國大陸，也有各種學術活動。幾個學術單位召開關於文革的研討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央黨校召開「《『文化大革命』簡史》座談會」，當代中國研究所於十一月五日舉辦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文革研討會，從多個方面討論文革，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於十一月三十日召開題為「一九六六 - 一九七六：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學術討論會。幾家雜誌做了關於文革的專題，《青年報刊世界》從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起每期都有文革專題，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被強令停止，《焦點》雜誌七月號有「驀然回首看文革」的專題，著名的《東方》雜誌在五月號上精心準備了一個專題：「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在發行前被強令撤消。附帶說一下，以上三家雜誌後來都遭到了停刊的命運。
在于光遠的建議和推動下，北京圖書館在這年四月完成「關於北京圖書館對有關『文化大革命』資料收藏情況的調查報告」，根據這份報告，北圖（現稱「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資料共計二千六百一十一種，六六七九七期。需要順便說明的是，連負責主持這項工作的學者，以及統計資料的工作人員都沒有機會接觸材料，他們的工作只能靠查閱目錄卡片進行。
香港中文大學成為文革研究基地
在文革研究中，香港中文大學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而一批從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然後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學者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香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在自己的專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之下，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多部研究文革的專著和論文集，他們主編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從二○○六年二月號起要連續五期推出「文革四十周年」的專題。該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宋永毅等旅美學者合作，於二○○二年出版發行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該資料庫提供了三千多萬字的關於文革的第一手材料今年進行了升級，增加一千多份新的文獻。
宋永毅等人的工作是一種奠基性工作，為同行和後代人研究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條件，為中國的文革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和孫大進合作，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文獻目錄， 1966 — 1976 》，他收集出版的《紅衛兵小報》，一共三輯，共達一百一十二卷，包括了二千七百種小報，他和郭建、周原合作編寫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詞典》也要在今年出版。宋永毅還和孫大進合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他還主編了《文革大屠殺》。另一位在美國任教的學者王友琴對文革的研究工作也引人注目，她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單獨一人進行採訪，收集第一手資料，記錄文革中受難者的個案情況。她辦了一個網站，名為「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很多讀者通過訪問這個網站而瞭解文革的真相，關心文革這段歷史。二○○四年她把自己的成果彙編出版，書名為《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據我所知，今年在海外已經出版的關於文革的書還有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即將出版的有郭建等人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詞典》（英文），周倫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以及劉國凱的「人民文革叢書」四卷。
文革研究已經回到中國
由於宋永毅、王友琴等學者的長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在幾年前就發表評論說，大致從二十一世紀開始，「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結束了，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占居主流和主導地位。我為這種新局面的到來深感欣慰。但與此同時，我又知道，「文革學的研究已經回到中國」這個論斷具有阿Ｑ意味，因為上面提到的那些學者已經是美國公民，正是他們能夠享受的思想、言論、出版、交流自由的條件，才使他們的研究能夠進行，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夠發表。
三月二十二日，我和幾位同行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一個紀念文革的小型座談會。會上主持人鄭仲兵先生問何蜀，他認為最近十年文革研究的突破在什麼地方，何蜀認為在研究和重新認識林彪、周恩來這兩個方面。我補充說，文革資料的系統收集和積累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另外，在二○○六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由於西藏作家唯色的兩本書《殺劫》與《西藏記憶：二十三位耆老口述西藏文革》出版，使世人得以對西藏的文革有所認識，而彌足珍貴的是，《殺劫》是一本帶說明的照片集。
我沒有列舉生活在大陸的學者在研究文革方面的論著和成就。我想指出，除了學者專家，對於研究文革有心和作出貢獻的還大有人在，比如，湖南一位退休幹部應山紅主編和自費印刷了一本《雁陣驚寒 —— 湖南衡陽文化大革命史事》，他在幾個月前寄送我一本，並應我的請求又寄送我幾本，由我分送給海內外的文革研究者。
我在這裡談論「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並不是出於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不是想和西方學者在這個領域一爭高低，我強調的是我們的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既然我們不幸經歷了文革或者生活在發生了文革的國度，我們就像擺脫不了自己的命運那樣擺脫不了與文革記憶的關係。
（徐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 
发表于 2011-12-4 16:5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