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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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少杰：“剪不断，理还乱”——评胡鞍钢的《毛泽东与文革》

时间:2010-08-09

来源:《二十一世纪》

在纪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鞍钢教授的新著《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以下简称“《毛》书”）出版、发行，成为新近的毛泽东研究以及文革研究的一个“亮点”。这部六十余万字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今中国大陆学者从事上述研究的诸多动向，并且折射出这类研究著述的某些取向。无疑，像“毛泽东与文革”这样一个说不完、述不尽的话题（或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如何把握文革！正如我在完成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 s Last Revolution）中文译稿写下的序言时所强调的：“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书为我们讨论、深化上述评价和把握提供了一个机会。

一

　　《毛》书强调“本书以史实为基础，以事件为线索，以分析为手段，以评论为精华”（页3），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毛》书给这种关系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后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他漫长革命生涯的最大历史悲剧，更是一场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政治大革命。从政治逻辑看，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化大革命’；从自然法则看，没有了毛泽东，便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从历史角度看，没有‘文化大革命’，便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从历史逻辑看，没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就是现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逻辑”（页4）。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即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唯有毛泽东才能够发动、领导和进行文革；另一方面文革是毛泽东政治文化的逻辑必然，尽管作者对这种逻辑必然性的挖掘和剖析还是很不够的。
　　《毛》书的最大优点是不同于现今中国大陆众多关于毛泽东与文革关系的著述有意淡化或掩盖甚至别有用心地去“美化”毛泽东的文革罪责，它相当深刻地直面并且揭露出这种罪责。文革，“第一，是革由毛泽东亲自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命；第二，是革毛泽东亲自建立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命；第三，是革毛泽东所爱戴和保护的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命；第四，是革毛泽东所推崇和思想来源的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命；第五，革了毛泽东亲自创立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页735）。
　　《毛》书还直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行事方式，即毛泽东表里不一，言行相悖。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不是搞马克思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不是搞政治团结而是不断地制造政治分裂、对他的长期共事亲密战友不是搞“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使‘阴谋诡计’、‘残酷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斗争的唯一机制，也成为全社会‘全面内战’的主要机制，制造了一系列大量的历史假案、错案和冤案”（页7）。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各自异化并且相互异化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总是相反，前后不一，出尔反尔，自我否定。对社会，先放火，后灭火；对造反派，先发动，后镇压；对干部，先打倒，后解放。他成了动乱之源”（页215），这种关系也是相互背离、相互肢解、相互破碎和相互否弃的关系。按照一位逝去不久的中国哲人所言：谁都无法否定毛泽东，能够否定毛泽东的，只有毛泽东本人；特别是他的文革。
　　《毛》书还有力地分析了毛泽东从事文革的一个重要所在，即“毛泽东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一方面毛泽东需要接班人，扩大接班人的权力，提高接班人的威信；另一方面，接班人的权力越来越大，接班人的威信越来越高，就可能危及到他本人的权力和威信；当出现他和接班人‘平起平坐’（即政治平等）时，就会突然间爆发‘接班人危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权力是最高权力，具有天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是绝不允许接班人与他‘平起平坐’，在相互猜疑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政治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当然也就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从政治学角度看，晚年毛泽东所开展的多次政治斗争都是与‘接班人’危机相关的；从老年心理学的角度看，也与他对接班人处处猜疑、处处防范是有关的”（页56）。“尽管他此时是执政党的最高领袖，他还需要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把他制造出来，即使消灭了一个敌人也要制造出来下一个敌人。这既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逻辑，也是他个人人生的政治逻辑”（页60 ）。“晚年的毛泽东深深地陷入所谓‘接班人困境’而不能自拔。······每一次政治斗争变换政治接班人，而变换接班人又产生新的政治危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政治设想就演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副产品，他总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但也总不罢休，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秉性”（页556）。我把这种“接班人陷阱（或困境）”改称为“接班人情结”，这种情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使得文革充斥着破败和衰竭的色彩。在我看来，除了“接班人情结”，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时期还有“君师合一”、“民众改革家”和“世界革命领袖”等情结。这几种情结的交织共存致使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烙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民本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痕迹。
　　《毛》书一再重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方面深受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甚至就是这种主义的死灰复燃。“秦始皇对他影响远远超过华盛顿对他的影响。······只要毛泽东带头反对资本主义，就可能强化封建专制主义，只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可能导致封建专制主义重新专政”（页74）。作者提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影响，使得毛泽东成为毛本人所言的“秦始皇加马克思”（页75）。在我看来，秦始皇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思想根源上的，而毛泽东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没有多少研究甚至涉猎。毛泽东从没有把《资本论》通读过一遍，而他对《资治通鉴》却通读了十七遍（有些篇章更是反复阅读）。从前人更广更大的政治文化及其传统的影响来看，毛泽东不是如他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而更多地是“朱元璋加斯大林”，因为，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形象更像朱元璋，而毛泽东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更是远远大于马克思的影响。根据“‘毛泽东晚年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不过它也是‘斯大林晚年现象’的历史重复和历史重演”（页781），作者深切地说明了“毛泽东晚年现象”比“斯大林现象”更甚更烈。“为什么毛泽东会超过斯大林？首先他拥有的权力比斯大林大得多。其次······其政治迫害、政治批判、政治冲击也比苏联要严重得多。”再有，毛泽东使整个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而斯大林没有使苏联陷入内战。还有，“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规模超过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自我吹嘘’超过了斯大林”（页785）。
　　《毛》书的另一大优点是相当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而这在现今中国大陆流行的关于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的著述中是几乎没有的。该书多次强调，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就是“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个人），不管毛泽东是否正确”（页197），“才使得毛泽东既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又可以使‘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页125）。例如，在破坏中共党章的一些做法上，毛泽东负有第一责任，“周恩来也应负有第二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党的制度方面的副作用超过他千方百计保护老干部的正作用”（页285）。作者提及到，周恩来在文革发表的一些讲话没有收录到《周恩来文选》。从文革一开始，“除了林彪之外，就是周恩来最紧跟、最服从、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成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人物。他到底为了什么？出于何种政治动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后来党中央对他的历史评价不仅过高，而且过分扭曲。在高度个人集权体制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也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他是一个典型的‘多面孔’政治家。‘毛荣则周荣，毛损周必损’；反过来，‘周荣则毛荣，周损毛必损’”（页204）。今天，在文革故乡，分析和评价周恩来与文革的关系比起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可能更加敏感、更加微妙，因为前一种关系比起后一种关系在更细的程度和更深的层次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道义性和政治合理性等等问题。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扮演了十分复杂、自相矛盾的特殊角色，一方面从战略上看，······没有他的支持，毛泽东也很难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另一方面从战术上看，他也全力处理‘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各种问题，没有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中国的社会局面会更加混乱。实际上他更多的是扮演前者，但是人们看到的则是后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不是‘功大于过’，而是‘过大于功’”（页150）。
　　正是对毛泽东、周恩来与文革之关系较有特色的评价，使得《毛》书比起在今天中国大陆官方关于这些关系的说法和观点前进了一大步。

二

　　然而，《毛》书仍有许多地处值得商榷。
　　首先，作者把文革的性质定为毛泽东曾评价的文革“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即文革“一是党和国家政治摧毁、政治分裂的时代”，“另一是整个社会和人民自相斗争、自我内乱的时代”（页7），前者主要是“指党和国家权力机构非制度化的失灵、失效，‘名存实亡’，或者非制度化的撤销和替代”（页8）。总之，文革是“一场封建主义的、政治分裂的、阴谋诡计为基本特征的，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为基本性质的政治灾难”（页8－9）。这种对于文革的定性远不够准确。上述毛泽东那一不得已的评价并不确切，而且也不应成为文革性质的规定。因为，文革没有也不可能“打倒一切”，文革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完全失效、失灵，否则，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权威和地位会荡然无存。《毛》书中多次提及文革是中国“政治分裂”以及中共党内五次分裂（页8）的说法难以成立，因为在整个文革时期，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党内或党外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权威势力，即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在文革不同时期所谓“有悖”于毛泽东，无论是他们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共党和国家的分裂，而更多的是人事和权位上的变动，遑论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摧毁”和“名存实亡”。《毛》书所说的“政治分裂”只是某种潜在的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其次，作者把文革的起因归于“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国情（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冲突和斗争”（页23）。在别处，作者还把导致文革的灾难归于领导者决策的失误（页4－5）。对于文革的起因，这些说法不但过于简单，而且过分囿于领导者个人的主观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这种把文革起因限定于60年代初的说法显得过于狭窄和片面，还不如金春明所说的文革起因于1956－1966年中国的“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1那样相对肯綮。我认为，考察文革的起因应该从更广更高的历史视阈来进行，应该从文革之前整个中国20世纪已有的六十余年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走势来把握。简言之，文革“远”的起因主要地在于文革是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一次总暴露，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矛盾的一次总裂变，是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直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次总爆发；文革“近”的起因更显著地在于它是中共以及毛泽东从事的20世纪40年代成功的“政治革命”与50年代失败的“经济革命”（“大跃进”）之间矛盾张力或交叉重叠的某种结果。基于40年代“政治革命”、50年代“经济革命”和60年代“文化（或灵魂）革命”这三种革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对于理解文革的起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则，《毛》书对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问题概括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映。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够准确、不够深切。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问题不同于西方的封建问题，前者导向皇帝制度，并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无所不及的皇权，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后者导向君主制度，带来了近代封建等级制度被破坏后的分权。无论如何，皇帝制度及皇权主义都是比封建制度及封建主义更甚更烈的集权制度及极权主义。尽管文革出现于中国在形式上结束皇帝制度之后的第五十五个年头，但是文革却是现代皇权主义文化的大泛滥。显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甚至一些话语都凝聚并散发着不是一般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国独有的皇权主义的气息。
　　最后，我认为，《毛》书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问题，亦即忽略了文革群众性问题。一方面，《毛》书把自己定位为“仅从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方面进行总结，并作为分析框架”（页20），即从中共领导集体内的信息、知识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以及对决策机制的影响来论及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毛》书所具有的那种“‘边读边议’，‘边叙边评’”（页4）的写法，给人以某种文革大事记加评议的感觉。《毛》书的篇章结构则限于文革领导者和中央上层集团内部关系及其演变来展开，并且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材料，给读者展现出的是一种特定的最高层领导者及领导集团的文革。因而，这也就无法避免徐友渔十多年前就曾痛切批评过的那种把文革史写成“帝王将相”史的失误。另一方面，《毛》书所涉及的文革“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应该只限于《毛》书所着眼的领导者上层，更重要的还应有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互动。的确，包括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问题在内的“文革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成为20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2 群众性问题是文革所有问题的“底色”。文革史本身就证实：毛泽东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所受到的文革群众的影响和作用丝毫不亚于来自党内或上层的影响和作用，并且他利用甚至曾经依靠文革群众的影响和作用来“敲打”和“修理”过去中共长期行之有效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无论是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和群众夺权等问题，还是文革的群众专政、群众运动等事实，无论文革的群众性论战、群众性思潮和群众大武斗，还是群众代表人物在文革时的呼风唤雨以及文革“反潮流英雄”的显赫，都既给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带来过至关全局的作用，也给文革的走向和结局产生过整体性的影响，更使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高层的“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不可能是纯粹非群众性的东西。遗憾的是《毛》书在文革群众性问题上特别是在毛泽东与文革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留有缺陷或空白。显而易见，如果毛泽东文革时期在“信息结构和决策机制”上所要面对或处理的只是来自党内或高层同事（或可能的“政敌”）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或文革的毛泽东也好，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也罢，都无从谈起。换言之，毛泽东在文革中根本“超越”于他的党内同事并且使文革根本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中共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点，就在于毛泽东与其亿万群众的互动导致文革演变成为全民、全社会、全方位的“大革命”！所以，在我看来，毛泽东不是文革所谓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的党的领袖，而是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领袖于一体的人物！

三

　　综观《毛》书，还存在若干错误。
　　一是在史料运用上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借用吴德的口述史3，重复了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口号”（页141）的错误说法。事实是这一天，蒯大富在其同学的大字报上留言，表达出对名义上由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的怀疑和不满。在整个1966年6月，批评刘少奇的问题不可能逾越出中共中央上层，就连张春桥、戚本禹等那样的人也只是在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写出后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文革矛头是直指刘少奇的。吴德的口述史过高地评估了蒯大富的“先知先觉”。清华大学第一张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出现在1966年8月22日署名“向日葵”的题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还有，关于王洪文的年龄，作者可能基于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1655上的错误记载，把王的生年当成了1932年（实为1935年），提到毛泽东1972年考虑王当接班人时说王的年龄为40岁（页486 ），实为37岁；提到王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副主席时的年龄是41岁（页554），实为38岁。另外，在提及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接见外宾时称赞秦始皇，在注释中说这是毛泽东“接见波兰共产党的同志时讲”（页680）的，其实是毛泽东对来访的埃及副总统沙菲讲的。
　　二是在史实上的错误或史事界定的错误。作者说“实际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页17）。真正的实际是30年代中共苏区整治“AB团”事件和40年代初“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李锐、高华、韦君宜、蒋南翔的有关著述都已证实。作者把王海容说成毛泽东的“侄女”（页51、页121），其实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孙女，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作者断言1966年初的“《二月纪要》就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正式结成政治联盟的产物”（页111），此言不确，因为此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爆发，林彪还没有“揽得”他后来的几位“大将”进入军机中枢，张春桥、姚文元也还没有进入中共中央，何以谈得上这“两个集团”的形成乃至“联盟”，至多是林彪与江青二者个人的政治联手。作者说“‘罗瑞卿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政治冤案”（页119），那么，比这一冤案要早的并且标志着拉开了“文革”序幕的吴晗冤案算是第几个冤案呢？作者称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在自己生日聚会的讲话称为“生日秘密讲话”（页209）或“秘密生日讲话”（页778），其实这一讲话根本算不上“秘密”，因为在没过几天的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的元旦社论中已经把这一讲话的精神公诸于世。《毛》书在关于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会军队干部构成比例的表述上前后矛盾，先是说军队干部中央委员占47·5％（页231），后又说占44％（页421）；而在谈到中共“九大”政治局成员构成时提及“三名为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页422），这里，把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职提前了一年半多，而该书页679的一个注释正确地标明了李德生是1971年1月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毛》书说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形成了两派力量，一是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另一是毛泽东启用制约林彪的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说叶等五位元帅“的确在‘九一三事件’中发挥了支持毛泽东粉碎林彪集团的重要作用”（页423），这里夸大了叶等五位元帅的作用，他们不是在“九一三事件”之中而是在这一事件之后赞同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因为他们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除了叶之外，都是在若干天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们在解决林彪问题上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同样是军委委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李德生那样显著或重要。又如，关于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说“毛泽东特意邀请林彪的政治对手三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加”（页458），事实上陈、徐、聂不可能是林彪的“政治对手”，至少不可能是林彪的文革的现实“政治对手”。《毛》书中还有不少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实际的臆断。比如，关于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来信的批示，遏制了迟群、谢静宜推行的“反走后门”风潮，作者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叶剑英“在军内有很大的影响力”（页573）。实际不然，谢静宜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本人就“走后门”，即他把自己身边的女工作人员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上学4，他是不想使自己“走后门”送去上大学的人被退回来。作者接着说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做出的一次政治让步”（页573）。谈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政治让步”，我认为，决不止一次。正如作者所反复论及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矛盾百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更是不断地做出形形色色的“政治让步”，可以随便提及的就如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泽东很快废黜了这一事件的风云人物王力而对军队势力做出“政治让步”；1970年后毛泽东决定与美国和好，这是他为了中国国家的自身利益而多少牺牲了文革意识形态的“政治让步”；还有事后看来，毛泽东在文革中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之一就是1973年让邓小平政治复出。《毛》书说邓岗是“中央电视台台长”（页658），邓岗没有任过此职，他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又说，聂荣臻是“最早提出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页659），理由是聂荣臻1976年9月21日特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这个说法不成立。事实是华国锋在毛泽东去时后的三天即9月11日找李先念等商议逮捕“四人帮”，亦即正是华国锋本人身体力行地最早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5。《毛》书在页732上注释1976年10月之际，“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应为“当时吴德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只是在1972年5月至1975年10月兼任过北京军区政委，在他前面，由纪登奎兼任第一政委。《毛》书把贺诚的原职务写成“军事科学院院长”（页816），实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又说，陈丕显1975年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页818），实为“副主任”。
　　三是校订的问题。《毛》书中出现了不少的笔误或者打印、编辑、校对的错误，我相信，出现这些错误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这些本可避免的或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毕竟影响了该书的质量。例如，把毛泽东《七律·有所思》的诗句“满街红绿走旌旗”当成“满街红绿走族旗”（页142）；把曹荻秋当成“曹狄秋”（页211）；把“章士钊”当成“章世钊”（页246）；把1973年中共“十大”当成“十六大”（页287）；把“熊贡卿”当成“能贡卿”（页578）；把“陈垣”当成“陈恒”（页815）。又如，关于197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部分老干部座谈会，把李富春主持该会当成“李富春中央委员主持”（页470）；在关于1975年初周恩来介绍国务院分工的情况，把“请小平同志主持”当成“请小平通知主持”（页590）；说毛泽东“擅自利用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而不是选举”使得华国锋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页643），实为“第一副主席”，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失误，即说到1976年一年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是在任职期间病逝的。在此之前，董必武和康生先后病逝，接着提到“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页652），这也就把康生这样的人物划入了“伟大领袖”之列，这就与作者在全书对康生的深恶痛绝的斥责甚至鞭挞大相径庭。
　　总之，在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诸多具体、细致方面的探讨上，与2008年香港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第八卷（史云、李丹慧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和杨继绳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比较，《毛》书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无论怎样，《毛》书凸显的“核心观点”（页15）已昭著世人：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只要一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就安宁下来，不止保持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安宁，而且还将继续保持下去。这是因为中国再也出不了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便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就能够安宁。道理就这么简单”（页789）。确实，“‘文化大革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是中国能够在1978年之后走向‘天下大治’，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页3）。拥有三十年之久的相对安宁历史则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分之一历史（曾先后占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历史）的文革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缘于毛泽东与文革之关系的演变和归宿。

　　注释：

　　1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38。
　　2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1月号第22期，页60。
　　3 3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9、页235。
　　4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校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页57。
　　（原文刊于《二十一世纪》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