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青铜峡事件”述略－－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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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峡事件”述略－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余汝信

　　冼恒汉（１９１１－１９９１）文革初是兰州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兼）。文革中经周恩来提议“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确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１〕。虽甘肃最终未有军管，惟冼自此即主持兰州军区辖内陕、甘、宁、青四省区“三支两军”工作，一时有“西北王”之戏称。

　　文革结束后，冼因“犯错误”于１９７７年６月被免除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被令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１９８５年６月改按正军职待遇）。冼自觉甚冤而申诉无门，惟有诉诸于文字，生前完成了回忆录《风雨八十载》，去年中，连载于其女儿冼玲的博客上。《风雨八十载》第二部分“文革十年”，由于发表在互联网上而免却了“组织上”的审查删改关，对西北文革内幕有较深入的披露，值得一读。

　　《风雨八十载》提及冼恒汉亲身处理过的“赵永夫事件”、“青铜峡事件”和“钱信莎事件”。因冼并非在这些事件的第一现场，叙述中难免有未及详尽或与事实略有出入之处，窃以为对这几个事件尚可作些补正。本文先讨论“青铜峡事件”。

　　一、１９６７年１－８月的宁夏

　　１９６７年１月，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刮起了一场夺权风暴。１月２５日，“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２２个群众组织在《宁夏日报》发表《紧急通知》，声称于当日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并决定于１月２７日夺取宁夏党政财文大权〔２〕。

　　１月２６日夜，“联委会”几个头头到宁夏军区，要求军区予以支持，并派一名领导干部参加夺权后的领导机构。军区司令员朱声达等经紧急研究，立即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发报请示，未得答复，遂仓促表态支持“联委会”夺权，并派副司令员张怀礼参加夺权领导机构。

　　１月２７日，“联委会”如期夺取了宁夏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还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宁夏各市、县、各单位相继夺权。

　　２月１１日，宁夏军区发表“２·１１”声明，撤销对“联委会”和“１·２７夺权”的支持。同日，对《宁夏日报》社实行军管，将《宁夏日报》改名《红色电讯》，停发宁夏地方稿件，只转发中央报刊的稿件。此后，对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公检法机关、农建十三师等也实行了军管。

　　３月１２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３月１０日成立的保守派组织“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

　　３月１８日，坚决反对宁夏军区“２·１１”声明的宁夏全区性造反派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

　　及后，一些既不支持“筹备处”又反对“总指挥部”的群众，分别成立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宁总司”）和“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

　　６月１９日，宁夏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在石嘴山市发生。

　　７月２６日，“筹备处”更名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仍简称“筹备处”）。

　　８月１日，“总指挥部”调集石嘴山工人造反组织等攻打“筹备处”所在地银川西塔，将“筹备处”赶出银川。

　　８月８日，“总指挥部”、“筹备处”两派在永宁县大观桥发生大规模枪战，武斗进一步升级。随后又在永宁、吴忠、掌政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

　　自７月下旬，朱声达亲赴兰州向军区党委汇报。据朱称，冼恒汉拒不接见他，８月８日永宁武斗后，冼说是“朱声达开了枪”。次日，朱从兰州返回银川，动用战备密码，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报，请求到中央汇报宁夏文革情况。经中央同意，决定８月１４日派飞机将宁夏军区主要领导接到北京（兰州军区及冼本人对宁夏军区及朱声达的态度，冼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

　　此际，宁夏已形成四派群众组织互斗、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二、６２师奉命赴宁支左

　　８月１２日，鉴于宁夏军区对宁夏文革的局面已失去控制，中共中央今日指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遂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８０３７、８１１９部队，接替宁夏军区负责的宁夏“三支两军”工作，并重新建立了以康健民为组长，张怀礼、徐洪学（８０３７部队副部队长）为副组长的宁夏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北京的指示，８０３７、８１１９部队当即表态支持宁夏“总指挥部”，并于１８日以宁夏军区的名义，发表支持“总指挥部”，撤销对“筹备处”支持的声明。

　　８０３７部队，是陆军第６２师的代号。该师１９５８年８月随２１军从朝鲜撤军回国后，隶属于北京军区。１９５９年３月中旬，从山西晋南地区移驻甘肃临夏，配属兰州军区，执行平叛作战任务。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正式脱离北京军区建制，隶属兰州军区。同年１２月，第６２师１８４团等与第６１师１８１团等互调换建制。其时，兰州军区虽名为大军区，惟仅辖有第５５师、第６２师、炮兵第１５师和骑兵第２师共四个师，并无军一级建制的野战部队，这种情形，直至文革初期并未有改变。

　　至文革初期，陆军第６２师辖有步兵第１８１团（代号８０４６部队）、第１８５团（代号８０４７部队）、１８６团（代号８０４８部队）及炮兵第２４２团（代号８０５０部队）共四个团。师部驻甘肃平凉市，１８１团驻平凉四十里铺和泾川，１８５团驻宁夏青铜峡，１８６团驻宁夏固原，炮兵２４２团驻平凉八里桥〔３〕。

　　１９６７年２月，陆军第２１军由北京军区转隶兰州军区建制。３月，陆军第６２师归建第２１军。其时，师长姜玉安，政委李天冲，徐洪学是该师副师长。冼恒汉在回忆录中称徐当时是师长，不确，徐迟至１９６８年５月方接替姜玉安任师长。姜玉安后升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后改任正军职的第一副司令员）、顾问组长；李天冲参与宁夏革委会筹备工作，后任宁夏革委会常委，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宁夏军区副政委；徐洪学文革中在宁夏名气颇大，历任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宁夏驻军支左小组组长，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后任陆军第２１军参谋长、副军长。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陆军第６２师奉命赴宁，基本部署为：师部带１８５团进驻银川市，１８６团进驻吴忠、灵武、青铜峡地区，炮兵２４２团进驻平罗、石嘴山地区，担负“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保护左派”任务（１８１团于１９６７年初已赴兰州市担负支左任务）。该师前指于１２日１８时进抵银川，１８５团、炮兵２４２团随后的移防亦称顺利，惟１８６团进驻途中受阻。

　　三、１８６团受阻与开枪

　　时步兵１８６团团长王林，政委许昌其。多年以后，许昌其向笔者述说了该团在青铜峡地区受阻与开枪的经过〔４〕。

　　许说：“在驻固原期间，１８６团原倾向于保守派‘筹备处’。师里通知我团，说我们支左支错了，要转观点，支持造反派‘总指挥部’。团主要领导一时转不过弯来，全团上下也转不过弯，但通知下来，只得执行。”

　　“８月中，我团奉命由固原进驻吴忠支左。开始去了两个营，一个营留守固原。当部队行进至离吴忠约二十公里处时，被保守派‘筹备处’围住，不能前进。保守派听到风声，说我们到吴忠是支持‘总指挥部’的，‘筹备处’发动支持他们一派的农民，睡在公路上，我们整整一天都前进不了。请示师里，师里也不回电话，到晚上，派团副参谋长和保守派谈判，未有结果。师政治部副主任正好因事经过此地，要他再请示师里，亦无回音，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能动武。”

　　“被围困的地方，叫高米子湾，是一公路岔口，离青铜峡大坝下的１８５团团部驻地约七八公里。１８５团主力已随师部进驻银川，原驻地仅有小部分人留守。拂晓时分，我们团领导决定部队突围到１８５团团部，刚走不到两公里，就被堵住了，农民们睡在公路上，还挖了坑。至中午，勉强前进到１８５团团部驻地，农民又围了上来，干部战士情绪很大。而保守派甚至扬言如果部队再往前开，就要炸掉大坝。为防不测，我率团基本指挥所在大坝上警卫，团长则留守在大坝下的团部。”

　　青铜峡是黄河上游峡谷地段的最后一个峡谷。以灌溉和发电为主、兼备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功能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于１９５８年开工建设，其发电部分为河床闸墩式低水头电站，时虽尚未投运发电，惟长１６０米、高４３米的拦河大坝早已于１９６０年建成截流。这么一座大型国家重点工程，真的要“炸掉”，绝非易事，“大联筹”当时想必也是头脑发热，口头上说说而已，真的要做起来，恐怕没有这样的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能量。但即便是在１９６７年这样混乱的年代，放出这样的狂言以为要挟，也实属全国之未见，宁夏“大联筹”开这么一个先例，也确实太狂妄了点！

　　许昌其说：“８月２８日傍晚，徐洪学来电话，要求作好反击准备，中央有电报，马上会转到。晚上九时至十时左右，６２师转军委电报，要求要出击，坚决打下去。我命令枪朝天打，但部分干部战士有情绪，混乱中向群众开了枪，造成在大坝上的部分群众死伤，死了四十多人。”

　　“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

　　四、谁应为开枪负责？

　　“青铜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文革中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普遍都是造反派，而“青铜峡事件”中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的，却是保守派。

　　冼恒汉回忆道：“后来查清楚，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５〕冼未指明的是，所谓“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大联筹”。

　　冼又说：“后来听汇报说，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６〕而当时现场指挥的许昌其在对笔者的叙述中，并没有指“大联筹”有“准备炸坝”的实际行动（只有“扬言”），也没有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这样的严重情节。那末，到底是谁－－１８６团？或６２师？或兰州军区？－－向上一级夸大了事态？

　　至于北京中央方面的态度，冼恒汉在回忆中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７〕。

　　冼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８〕。

　　正如许昌其所说：“一开枪，不仅是青铜峡，整个宁夏都平静下来了。”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宁夏四派在京共同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中发［６７］４０７号中共中央文件），决定建立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翌年４月，宁夏革委会成立，宁夏全区局势基本稳定，而青铜峡部队开枪一事，在文革中从未再被提起。

　　“青铜峡事件”再次成为一个“事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９年３月。当月，宁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发〈６７〉４０７号文件的批复和关于为“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平反昭雪的批复，宣布了兰州军区党委对宁夏军区《关于为原宁夏军区党委和朱声达、江波、何其仁等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邵井蛙在平反大会上称：“所谓‘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完全是康生伙同×××等一手制造的一大冤案。……直接责任应由康生等负责。”〔９〕

　　笔者比较相信冼恒汉《风雨八十载》中的说法。冼实际上是澄清了：康生只不过是受周恩来的委托，传达中央的决定。兰州军区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是中央政治局包括毛泽东本人同意的，将责任推到康生一个人身上，并不公道。而按许昌其的回忆，对青铜峡事态的处理，应该还有军委的命令，这更不是康生所能够负责的。

　　文革结束后，除冼恒汉外，“青铜峡事件”其他当事人的仕途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徐洪学１９７８年２月由陆军第２１军副军长调任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仍为副军级）；许昌其文革中于１９６９年已升任６２师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６年８月升任６２师政委，１９７８年８月调任６１师政委，１９８１年３月升任２１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８３年５月后任军顾问，１９８８年８月离休。

　　陆军第６２师于１９８５年１月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师，脱离２１军建制，隶属宁夏军区领导。１８６团同时改为守备第２团。１９９２年９月，兰州军区守备师撤销建制。（２００８年４月）

注释：
〔１〕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１日在《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讨论稿上的批示。见中发〈６７〉２３０号中共中央文件。张指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
〔２〕本节内容，参阅《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史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及刘秉荣：《朱声达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本节内容，主要参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守备师（原六十二师）师史》（兰州军区守备师师史编写组，１９９２）。
〔４〕访问许昌其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西安。
〔５〕〔６〕〔７〕〔８〕冼恒汉：《风雨八十载》（冼玲的博客，ｈｔｔｐ：／／９ｌｉｎｋ．１１６．ｃｏｍ．ｃｎ／ｎｏｄｅ／２９９５１）
〔９〕刘秉荣：《朱声达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页４９２。×××，指冼恒汉。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四四期 二○○八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