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琪：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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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
口述：朱锡琪 访谈：金光耀金大陆 整理：孙路遥.


    “文革”開始時我是上海《文匯報》教科部體育組的記者。
　　我原是上海市建工局屬下一個業餘學校的教師，共産黨員。1960年柯慶施提出文化單位裏面要“摻沙子”，我被選進了報刊編輯訓練班。訓練班結束後，被分配到《文匯報》社。1967年1月初，我、邵傳烈、周國榮為負責人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社。到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時，我被推為“公社”的政宣組長，2月下旬“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成了市革委會政宣組長，並成了市革委會的核心成員。那時張春橋、姚文元常在興國賓館召集市革委會核心成員開會，用張春橋的話就是“開小會”，參加者除了張、姚外，有王少庸、馬天水(被解放後)、徐景賢、王洪文、王承龍和我，共八個人，做記錄的是朱玉佩，她不參與討論。這樣的小會一般一兩個月開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會上先講。
　　“文革”初期沒有接近張春橋前，我對張春橋是很信任的，怎麼會不信任呢?他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是毛主席身邊的人，但參加這個小會接近張春橋後我慢慢地識得廬山真面目了，這就有了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張春橋事件。
  
　　張春橋與廖政國的矛盾
  
1967年初夏的一天，張春橋叫我去了解一下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反軍管”是怎麼一回事，我就叫了一個記者去了解，原來“反軍管”是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點的火。既然“反軍管”是他點的火。我就不用向他彙報了。後來武漢“七二０”事件發生，幾天后，上海出現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紅色造反縱隊)貼出的標語“揪出上海的陳再道”。我在兩個地方看到過這條標語，一個是北京東路2號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對面的墻上，另一個是外灘市革委會大樓對面。對“紅縱”的標語響應的人很少。過了一些日子，王、關、戚倒臺了，揪軍內一小撮就是反革命，於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有意見了，寫了個報告給張春橋，要求給電臺的造反派和二軍大“紅縱”辦學習班。張春橋就在市革委會核心成員的小會上講：“廖政國要給他們辦學習班，他自己也有錯的。”二軍大“紅縱”的對立面“紅旗”(紅旗戰鬥兵團)獲悉廖政國的要求沒有得到張春橋的批准後十分氣憤，一百多人來到康平路靜坐整整一個通宵，抗議張春橋，要張當面回答“揪軍內一小撮”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其他人敢叫張春橋當面回答嗎?當然不敢。為了這件事張春橋氣得不得了。稍後在康平路小堂召開的一次全市群眾組織會議上，會議快結束時，張春橋用鉛筆敲著桌子，面孔鐵青地站起來説：“你不要以為後臺硬，我有這個(指著身上軍裝的領章)呢!你不承認我這個政委(當時張春橋已經是上海警備區的第一政委了)，我還有毛主席支援呢!”這件事使我知道張春橋和廖政國是對頭，廖政國做什麼事情他都不會同意。二軍大兩個群眾組織，廖政國是支援“紅旗”的，張春橋支援“紅縱”，“紅縱”是上海市革委會成立時的發起單位之一。
    1968年春節前，我參加市革委會擁軍愛民慰問團，去長興島慰問部隊。那天我原來是要住在那裏的，但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給我打了個電話，叫我馬上回市區，説張春橋要開小會。為此專門讓部隊派了水陸兩棲登陸艇將我一個人從長興島接到吳淞碼頭，興國賓館派來的汽車已經等在那裏。我到興國賓館時已是華燈初上，走進賓館一看，好像不是開會，臺子上擺的都是小菜。張春橋説，春節到了，大家隨便聚聚，其實就是他請我們吃飯。請的全是參加小會的人，一個都沒有缺，包括朱玉佩也在。我不會喝酒，徐景賢、朱玉佩、馬天水也不會。王洪文的酒量是第一等的，王承龍、王少庸也會喝，張春橋酒量很好，但他能控制住自己，不多喝。張春橋叫他的秘書何秀文將茅臺酒拿出來，他的茅臺酒是藏起來的，平時不喝的。王洪文喜歡喝酒，喝了幾口後就跟王承龍猜拳助興，他們兩人的臉都紅了。
　　這時張春橋開口了，他説昨天我們在市革委會禮堂開過擁軍愛民的大會了。那天大會我也坐主席臺上，張春橋坐在主席台中間，他右邊是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廖政國是獨臂，只有左手。會議結束時，大家高呼口號，張春橋的右手與廖政國的左手握在一起舉起來喊口號，表示軍民團結。那天晚上張春橋説，“這個會我們已經開過了，開是開了，人家是不是擁護我們啊?”張春橋這麼一問，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了。王洪文馬上説：“廖政國是鐵桿啊!”就是説廖政國是保陳丕顯的鐵桿，他將陳丕顯保護在青浦縣的軍營裏，不讓人家批鬥，在警備區的內部會議上還叫陳丕顯坐在主席臺上，説他還是警備區政委，保陳丕顯保到這種地步。王洪文還説，部隊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裏也全部支援老保。張春橋接著説：“我們頭腦要清醒點，我們手拉手擁軍愛民，最擔心的就是部隊不站在我們這一邊。你們不要學王、關、戚，他們在報紙上公開‘揪軍內一小撮’犯了錯誤。部隊裏的事情要端出來，只能自上而下，廖政國的問題總歸會解決的，要相信黨。”張春橋這是跟我們通氣，告訴我們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有問題。當時我聽了這些話很氣憤，張春橋在大會上與廖政國兩個人舉起手來擁軍愛民，暗地裏卻要把他揪出來，這不是兩面派嘛。這一看法的産生與我後來參與“四一二”炮打張春橋有很大關係。
  
　　《文匯報》“北辦”傳來反張風聲
  
1968年春天，我們報社駐北京辦事處“北辦”的兩個同志，不斷地寫條子來説，《文匯報》要轉轉風向了，不要批極左了，現在的形勢是批極右了。當時我們的報紙都在批判造反派中的派性、山頭主義，寫了不少社論。“北辦”這麼説，我們就想。怎麼突然之間要開始反右了?我們戲稱這是十二道金牌。於是周國榮編了一整版關於反右的毛主席語錄，去給張春橋審查，張春橋看了後不同意，結果也就沒有登出來。
　　之後在一次小會上，徐景賢發言，他這個人説話有條有理，他對我説：你們《文匯報》周國榮最近跟“北辦”打得火熱，老朱你怎樣看啊?我説不知道有這件事。張春橋接著説，《文匯報》有成績，但不要自滿，要當心摔跟頭。張春橋這樣説我想事情好像很嚴重了，會後我就問周國榮你是不是跟“北辦”的同志很熱絡?怎麼徐景賢也講這事了。周國榮就説這件事肯定是有人去向徐景賢彙報了。我想這只是周國榮的猜想，就直接給“北辦”的周俊全打電話，他外號是周大炮，有什麼事情都瞞不住的。周俊全在電話中説：“反右傾你們要好好搞，啥道理你們到現在還不行動?”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上海出問題了，你説清楚，不要這麼吞吞吐吐的。他一下子壓低聲音説：“老朱啊，我老實跟你講，康生那裏有個張春橋專案組，你知道嗎?外面傳説很多，不過你不要跟其他人亂説。”我説：“周大炮你怎麼越講越糊塗了，你好好説，他們清查出張春橋什麼問題嗎?”他説：“對不起，我再講下去就要犯錯誤了。”我一聽很生氣，就説：“叫艾玲聽電話!”艾玲是《文匯報》“北辦”的負責人，我就直接問她張春橋究竟有什麼問題?結果艾玲回答得很有意思：“對於張春橋的問題，在中央還沒表態之前，現在還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人。”我一聽艾玲的話不就是説張春橋有問題嘛，而且問題還不小，要等中央表態呢。與“北辦”通話後，我就與邵傳烈和周國榮討論艾玲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最終覺得張春橋還是有問題的。
        4月1日(也許是3月31日)，二軍大“紅旗”在市革委會門口、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長征醫院貼出大字橫幅，要“揪出楊、余、傅的黑後臺”。大家心裏明白，在上海貼這樣的橫幅當然是指張春橋，但是沒點他名，這是從“一•二八”炮打事件得出的經驗，用正面的口號，不讓他抓到把柄。第二天，我看到橫幅下面出現了一行毛筆寫的小字：“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絕沒有好下場!”是二軍大“紅縱”寫的。又過了一天，下面又多了一行小字：“請長期保留”，是“紅旗”寫的。
　　二軍大“紅旗”的標語出來後，市革委會坐不住了，4月3日(或4日)在延安西路200號文藝會堂開了一個全市群眾組織大會，馬天水、王承龍在會上點名批評二軍大“紅旗”，説“你要跳出來，就讓你跳出來好了，相信全市革命群眾組織是不會支援你的。”那次會王洪文好像也來的。邵傳烈參加大會後坐不住了，按照市革委會的精神連夜組織稿子，並親自寫了“編者按”，不指名地批判二軍大“紅旗”在製造政治謠言，寫好後刊發在4月5日的《文匯報》上。
　　過了幾天，我記得是4月9日，這天上午是市革委會例行的碰頭會，在市革委會的長型會議室，參加者有平時參加小會的張春橋、徐景賢、馬天水、王承龍、王少庸、王洪文、我和做記錄的朱玉佩，姚文元不在上海，還有駐滬三軍的廖政國、姬應伍、高志榮。廖政國坐在會議室的西端，大家都先到了在等張春橋，張春橋從會議室的東門進入，一看廖政國坐在那裏，還沒宣佈開會，就先開腔了：“你們警備區要做做工作，二軍大‘紅旗’到處都保，有保對的，也有保錯的，二軍大‘紅縱’是到處衝，有衝對的，也有衝錯的，因此你們要做做工作，讓這兩個組織坐下來談談。”廖政國一聽，當場發問了：“什麼衝對衝錯的，你説説哪一個是衝對的?”張春橋看他這麼問，也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對馬天水等説你們不要保我，因為馬天水、王承龍已經表態保他了，張還説《文匯報》也不要保我，因為4月5日邵傳烈寫的“編者按”是保他的，他説“我又不是曹獲秋，要人保幹什麼?”張春橋的口氣就是這樣。但講歸講，其實他還是要人保的。他還説這件事驚動了總理，昨天有人到二軍大去衝“紅旗”，總理昨天晚上打電話來問我這件事。我聽了感到很奇怪，總理日理萬機，一個群眾組織受到了衝擊，在“文革”中是家常便飯，又不是很嚴重，總理怎麼會知道的?我認為二軍大里肯定有人往上面報了，不然總理怎麼會當天晚上就知道呢。
　　我回報社後就叫跑醫療衛生界的記者鄭重去調查二軍大“紅旗”裏到底有些什麼人。鄭重回來後告訴我，總理有個養女在二軍大“紅旗”，但不知道在哪個年級哪個班，只是聽他們學校的人這麼説。我覺得這完全有可能，否則總理怎麼能這麼快知道呢。我直接的感覺是總理好像站在二軍大“紅旗”這邊。還有當時我從紅衛兵小報如《新北大》上看到總理和江青有講話，説右傾翻案風全國各地都有一點，可以大膽懷疑，懷疑錯了改正就是了。還看到總理講過上海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切都好，我把總理這句話抄在筆記本上。我的筆記本裏還有一段江青的話“上海搞大聯合是對的，但是上海搞無條件大聯合，北京不是這樣，北京是在革命的基礎上搞大聯合。”這話是什麼意思?這是話裏有話，實際上是批評上海的無條件大聯合。因為上海《文匯報》在1967年9月25日發表過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搞無條件大聯合。據説是毛主席到上海來的時候找交大紅衛兵楊小兵，楊小兵談了我們搞大聯合要哪些條件，毛主席就説：“你們不要搞條件嘛，搞無條件大聯合!”這個意思當然是對的，但張春橋和徐景賢就把這個登在報紙上，説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要我們搞無條件大聯合。這就涉及哲學問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有條件的，不可能沒有條件。這個最新指示全國其他地方沒有轉載過，後來《人民日報》10月8日的一篇社論悄悄地改了這段最新指示。這也是“四一二”事件中我們反對張春橋的一條重要依據，那就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沒有經過毛主席審查就私自登出來，造成了原則性錯誤。後來我們反對張春橋的“十個為什麼”裏面就有一條，要聽從毛主席最新指示，實現革命基礎上的大聯合。
  
　　我寫了反張傳單
  
4月8日，我在文化廣場參加“積代會”，當時王洪文講話我沒聽，坐在主席臺上寫傳單，所以後來有人説我是兩面派，一邊在開會，一邊在寫反對張春橋的口號。我一共寫了十句口號，寫的時候確定不直接點張春橋的名，這也是從“一•二八”事件中汲取的經驗，但是要讓上海廣大軍民一看就知道我們在反對張春橋。會後我將這些口號給周國榮、邵傳烈看，周國榮説：“你這個戰鬥隊的名字很怪，怎麼叫‘為什麼戰鬥隊’?”我説，這是毛主席講的，每個共産黨員做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我們這個口號就是提出問題，問幾個為什麼，讓大家來回答，我們自己不要回答。後來周國榮將這十條口號給報社同志看，有個夜班編輯叫劉文鋒，是復旦畢業的，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我馬上想到，我怎麼連這麼大的一件事都沒寫上去。這也説明當時我想到的張春橋的問題就是揪軍內一小撮，他與廖政國的矛盾，他一門心思要打倒廖政國，而毛主席定下的政策是“揪軍內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但張春橋陽奉陰違，這是他的第一條罪行。第二條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事，這在我們看來也是很嚴重的事情。第三是叛徒問題。“一•二八”炮打張春橋時就有傳説，陜西省委書記霍士廉説用黨性保證張春橋是叛徒。我當時還不相信，因為他沒坐過牢。後來昕“北辦”同志説，康生那裏有張春橋的專案組，雖然我們當時不知道具體內容。而且社會上還傳張春橋曾化名狄克反對過魯迅，那也是可上綱上線的大事。
　　這十條口號原來打算4月11日這天貼在報社內部的。那天中午市革委會政宣組開會，我在會上把總理講話、江青講話結合二軍大“紅旗”、“紅縱”鬥爭的情況講了，雖然一個字沒有提到張春橋，但是政宣組的人一聽就明白了。我還講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出了差錯，我説我們搞報紙工作，任何文章發表都要給本人看，現在有些人發毛主席的指示不讓毛主席看，誰給他這麼大權力?會上大家都高呼口號：誰篡改毛主席指示絕沒有好下場!揪軍內一小撮就是反革命!當時政宣組有20多個人，這説明張春橋事實上很脆弱，我沒怎麼動員，大家的情緒就高漲起來了，高呼口號。政宣組的人都是文教系統的代表，有音樂學院、戲劇學院、出版社等，他們回去後就在自己單位貼大字報。我回到報社後就開始印傳單，但我覺得光靠傳單還不夠，報紙上也應該表個態，那就全國都有影響了，就去跟邵傳烈、周國榮商量，但也不能點張春橋的名，而是要用正面口號，讓人家看了要心有靈犀一點通，知道是反對張春橋的。
　　那天晚上，正在印傳單時，“北辦”又傳來一個消息，説《北京日報》4月7日的社論很好，你們看看是不是可以轉載。我看到那篇社論中明確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問題，説是“有人打著批判極‘左’旗號幹了很多壞事”，還提到有“小爬蟲”，也有“變色龍”。有些用詞是總理和江青的原話，我認為這篇社論的矛頭是指向上海，於是故意打電話給徐景賢，説：“《北京日報》4月7日社論很好，我們打算轉載。”徐景賢説可以啊。但過了大概一個鐘頭，徐景賢又打電話來説：“老朱啊，這篇社論不要轉載，還是我們自己寫好，你們自己寫一篇吧。”我回答説：“你剛剛不是説很好嗎?一會兒又説自己寫，我們自己寫不出這個社論，人家可以登，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轉載?”徐景賢説：“這個事情我很難決定，要向春橋同志彙報。”這麼一來，我覺得這個事情難辦了，萬一張春橋不同意怎麼辦呢?我就跟邵傳烈、周國榮商量，決定今晚不接聽任何人的電話，即使徐景賢來電話，我們也不接聽。我們三個人坐在辦公室，一點也沒聲音，可以聽得到手錶咔嚓咔嚓走動的聲音，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啊。後來電話鈴響，我們不接，報紙照印。其間，邵傳烈跟我講：“老朱，反對張春橋是不是鄭重一點?‘一•二八’事件已經有了教訓，郭仁傑就是因為‘一•二八’事件跳樓自殺的，即使張春橋有問題，中央會端出來的。你是不是再考慮考慮?”邵傳烈的這種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當時我想，我們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觀點的新聞工作者，對於這麼重大的事情，不能沒有自己的反應。我對邵傳烈説：“我們造反奪權為了什麼?不是為了一頂烏紗帽，不是為了當頭頭，是為了保衛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然張春橋有事情中央會端出來，但我們不反對，毛主席身邊有這樣一個人，我們不放心。”周國榮也説：“像這樣的叛徒在毛主席身邊能行嗎?如果中央表態説我們有錯誤，我們就做鋪路石，那樣無産階級司令部就可以多一個人了。”我們這麼一説，邵傳烈也就不響了，然後他就擬出四句口號：“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林副主席、誓死捍衛江青同志、誓死捍衛中央文革”，實際上是表明我們不捍衛張春橋。這四句口號就刊登在4月12日的《文匯報》上。這幾句口號的大樣出來後，我們叫報社印刷廠廠長楊瑞根把大樣鎖起來，這樣即使徐景賢派人來，也沒辦法改動報紙了。
　　報紙印出來後，已是4月12日淩晨了，我、周國榮、邵傳烈、倪平、陳進鵬、朱殿鴻、何倩、鄭重、夏震菲等，帶了一批傳單，坐了兩輛車到二軍大，以表示支援二軍大“紅旗”。路過同濟大學時，天還沒亮，我們在同濟發了些傳單。後來聽説同濟“東方紅”的陳敢峰一看傳單知道有人反張春橋，馬上給徐景賢打電話報告，所以他立功了。我們到二軍大後，發現戒備森嚴，門口有人值班，辦公樓門前用一長排鐵柵欄攔了起來。我們跟值班的人説，我們來支援二軍大“紅旗”，揪軍內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二軍大“紅旗”出來了一個女生，戴眼鏡，身材一米六多點，她跟我們説：“對不起，我們是軍隊，不跟地方上串聯。你們的傳單我們不收。”就把傳單還給我們。她沒説反對張春橋，也沒説支援，就説你們的事跟我們沒關係。我們在二軍大的門口只停留了幾分鐘，只好打道回府。在路上我想，他們可能不相信我們，因為《文匯報》4月5日的“編者按”，不指名地批評了二軍大“紅旗”，他們對我們有戒心，要防備我們。
　　我們回到報社時天已亮了。這時傳單已發出去了，在上海引起了轟動。上午10點鐘，《文匯報》社周圍人山人海，有的來打聽消息，有的來問“為什麼戰鬥隊”是什麼意思?我告訴周國榮，回答讓他們自己去想，獨立思考。這時南京路、淮海路已經貼出很多大字報，有些大字報是指名道姓的。市革委會那裏很緊張，徐景賢在他那本書裏寫道，一批沒有領章帽徽的軍人在南京路上貼大字報，“在上海鬧獨立王國的絕沒有好下場!”，當然是指張春橋嘍。南京東路上有一群人圍著看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説張春橋的老婆文靜被日本人俘虜後投降。這些大字報主要是文教系統包括上體司、上藝司、出版系統等寫的，工廠的不多。這時中央還沒表態，整整一個白天，我們三個人都在報社等中央表態的消息，也沒人來找我們。後來知道，那天王洪文來過報社，但在門口被攔住了，他報了王洪文的名字，報社的門衛説“王洪文也不能進”。所以批我們的時候有人説《文匯報》連王洪文都不讓進，鬧獨立王國。那天我們沒有與“北辦”聯繫，“北辦”的艾玲知道二軍大“紅旗”是反張春橋的，但是她不知道我們也反張春橋，後來她被抓起來清查感到很冤，想不通，覺得是把責任都推給她。應該説，在反張春橋這件事上，“北辦”的影響是有的，但主要是我在推動。
  
　　我與徐景賢辯論
  
4月12日傍晚，傳來中央表態的消息，是由海軍政委李作鵬出面的。當時我想，這本該是中央文革的人出面，但因為牽涉到張春橋與廖政國的矛盾，所以要由部隊來表態。李作鵬提了三點：1.貼張春橋大字報是錯誤的；2.部隊不要上街遊行；3.不要反擊。13日，徐景賢叫我、周國榮和邵傳烈當晚去參加一個會議。會議在市革委會禮堂召開，參加的大概有1000多人，有徐景賢、馬天水、東海艦隊司令高志榮，還有政宣組和文教系統的負責人，也有一些基層的人，實際上這是一個辯論會。高志榮先宣讀李作鵬的三點指示，然後徐景賢説：“反對張春橋是什麼性質的行為?大家可以辯論。”他還説，張春橋沒有歷史問題，沒有坐過牢，有什麼理由反對張春橋?於是我就站起來説：“我現在請教你，揪軍內一小撮是什麼錯誤?為什麼要千方百計把廖政國揪出來?”徐回答道：“誰説過要把廖政國揪出來?你有點瞎説。”我説：“上海有人揪軍內一小撮是不是存在?武漢陳再道事件時，上海有人貼大字報，要揪上海的陳再道，上海的陳再道是誰?”這麼一來徐景賢不説了，我又問：“再問一個問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文匯報》9月25日登出來的，為什麼《人民日報》在10月8日又改正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徐景賢也應該知道，如果發表你的文章也要先請你看過，這個最新指示毛主席看過嗎?”徐景賢説：“哎，這是我的錯誤，我沒有給張春橋看。”我馬上説：“你不要自己替張春橋承擔錯誤，你也負擔不起，這件事你不可能不與張春橋説的。”隨後，我就高呼“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毛主席萬歲”等口號。這個會議很簡短，大概半個鐘頭就結束了。我、周國榮和邵傳烈都參加會議的，報社參加的還有其他人，但發言就我一個。
　　會議結束回到報社時，工總司已經來了四五個人，在報社會議室等我們，見到我們後就宣佈代表市革委會對我和周國榮進行隔離審查，罪名是反對張春橋。我當場就被關進報社的廁所間，周國榮也被關起來了。邵傳烈仍繼續工作。
　　我被隔離審查後，就不停地寫檢查、接受批鬥。隔離審查了差不多兩周，徐景賢來報社主持會議，在我和周國榮再次檢查後，他宣佈朱錫琪和周國榮可以繼續工作，並宣佈邵傳烈主持報社的工作。後來我在徐景賢的書裏讀到，毛主席對張春橋説：“‘四一二’事件無事。”毛主席還説，“支援你張春橋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反對你張春橋的也不一定是壞人。”所以張春橋就讓徐景賢在會上作了以上宣佈。但我當時感到很突然。會議一結束，邵傳烈馬上來找我，“老朱，你再聽遍會議的錄音，然後去見見張春橋，我車子已準備好。”我對邵傳烈説：“我不好意思去見張春橋。”當時我確實感到不好意思去見張春橋，因為炮打他了嘛。但也覺得張春橋錯誤總歸有的，這次肯定是主席保護了他，現在要我去見張春橋，就是要我當面給他賠罪，我感到我沒法做到，所以儘管邵傳烈車子都準備好了，我還是沒去。為此，張春橋氣得不得了，有次在全市萬人大會上，他點我的名，説：“算我眼睛戳瞎，看錯了人。我是想見朱錫琪的，但朱錫琪不想見我。”他這是挖苦我。他當時是什麼樣的人物啊。後來在另一次於文化廣場召開的萬人大會上，張春橋從理論上來否定“四一二”事件，他用他慣有的口氣説，“現在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和資産階級，已經很臭了，他們沒有辦法反對共産黨。黨內走資派也沒有這個實力，只有造反派中的知識分子才有力量來跟我們較量。”
　　這個“四一二”事件後來上海在全市範圍內一共整了五次，到“批林批孔”邉訒r還要批“四一二”事件，《文匯報》的職工總共有近三分之一受到牽連。抓“五一六”分子時就將邵傳烈作為“五一六”分子揪了出來。那時表面上讓邵傳烈主持報社的工作，實際上對邵傳烈還是不放心的。有一次在鍋爐廠開大會，張春橋坐在主席臺上，看到邵傳烈坐在會場後面的角落，就叫邵傳烈坐到主席臺上來，邵傳烈上去後，張春橋站起來與邵握手，還説：“反對過我的人，沒關係。”這是存心出邵傳烈的洋相。我們幸虧有毛主席的保護，毛主席對張春橋説：“造反派犯錯誤，要高抬貴手。”要是沒有毛主席保護，我們肯定沒命了，尤其是我。所以當時對我的處理還算輕，黨內嚴重警告，還保留黨籍。
  
(責任編輯　徐慶全)
《炎黃春秋》，201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