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玲：我在《文匯報》“北辦”的經歷

hachen

我在《文匯報》“北辦”的經歷
口述：艾玲 整理：洪小文

《炎黃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一文，裏面提到“《文匯報》為此印的白頭《文匯情況》，由張春橋直送江青，報給毛澤東。負責蒐集情況的是《文匯報》北京記者站的負責人艾玲。為此張春橋還講過，艾玲對批《海瑞罷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張春橋保過艾玲”。艾玲是1936年在廣州參加革命，1939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産黨的老幹部；從1958年至“文革”初期，一直擔任上海《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2007年3月7日在廣州病逝。2006年3-4月間，艾玲曾向筆者口述過她在“文革”期間的經歷，現將整理文字摘錄如下。
　　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上海《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當時習慣簡稱“北辦”，下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採訪、收集北京理論學術、文藝及教育界的動態和意見，匯總報給在上海的報社，供市領導參考。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在前一天，《文匯報》副總編輯陸灝給我打電話告之：“明天將要發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個叫姚文元的寫的，你們‘北辦’在文章見報後就出動，收集一下有關人士對此文的反映，”還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上海市委讓《文匯報》刊登的，但對外不能説，只能説是姚文元向《文匯報》投的稿……”。
　　該文見報後，“北辦”即出動人員採訪了有關部委和領導。我和記者李根第去採訪了吳晗。吳晗對姚的文章很生氣，説《海瑞罷官》不是他要寫的，是毛主席叫寫的。《人民日報》的同志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向我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説，江青原來叫他寫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紅樓夢》研究的，對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説那讓別人來寫。
　　我熟悉的一些老領導、老同志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對待批判《海瑞罷官》究竟是“學術研究”還是“階級鬥爭的反映”的問題上，觀點認識不盡相同。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説法：“贊同批判《海瑞罷官》的是左派，不贊同的是右派”。對社會上的反映，我們沒有把它看得很嚴重，因為當時中央並未有任何文件明確表態。“北辦”在正常的工作職能範圍內，把這些情況反映匯總上報給上海《文匯報》編輯部。至於編輯部把“北辦”上報的情況如何處理，是以《文匯情況》還是以《記者簡報》形式上報上海市委，我和“北辦”是不知道的，也不會去打聽。那時，“北辦”每天都有一個郵包裝上我們手寫的情況彙報，通過民航班機送往上海。報社有什麼文件也通過這個郵包給“北辦”。後來聽説，毛澤東、江青在上海很重視“北辦”的彙報，每天就等著郵包一到就取去看，了解北京的情況。報社領導對我説：“北辦”的工作是得到肯定的，是在為黨工作，你們採訪的情況，毛主席都看過了。為此，“北辦”上上下下都感到很榮幸。
　　當時，“北辦”負責與《紅旗》雜誌聯繫的記者是李根第，我在他采寫的情況彙報中，發現關鋒、戚本禹，還有學部的尹達，是支援姚文元文章的少數幾個人，就把他們的觀點編入了給上海的報告之中。一天，陸灝電話通知我，設法把關鋒、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動要絕對保密，不能讓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讓“北辦”的其他人知道，總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親自通知了關、戚二人後，關鋒就向《紅旗》雜誌社假稱父親病重，要請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單位請了假。為了掩人耳目，我不能用“北辦”的車，又不便借用其他單位的車。想來想去，只好向在軍委機關工作的丈夫求助，請他派部隊的車子送關、戚兩人去機場。那時正值冬天，我在半夜出發，乘坐軍車悄悄開到關、戚家的附近等候。由於怕被人看見，還不敢直接開到他們的家門口。按照事先約好的時問，關、戚二人分別來到與我接上頭，就直奔首都機場。他們乘第一趟飛往上海的航班離開了北京。我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了任務。事後，陸灝還表揚我這件事辦得好，乾淨利落。當時，關、戚兩人去上海幹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陸灝會去接機。後來，聽説關、戚二人在上海見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還參加了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談話會。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成立，關、戚都是小組成員，成了紅極一時的中央首長。
1966年6月，《文匯報》社內部開始貼大字報，批判報社領導。不久，我和“北辦”的主要工作人員被責令返回上海參加報社的運動。我與編委其他成員一起被大字報點名，戴上了“走資派”、“資産階級黑線人物”的帽子。大字報鋪天蓋地，就連我那間十多平方米的小宿舍，從四面墻壁到天花板，甚至小小的單人床頭、床側都貼滿了大字報，折磨得人寢食難安。我被揪鬥時，人群鼎沸，口號聲喊個不停。1966年11月8日，我和報社幾個編委被正式宣佈停職接受審查。
　　經過九個月的批鬥審查，一天，造反派副司令來找我，説關鋒、戚本禹來上海了，要解放你。當時我沒有聽説張春橋要保我。1967年3月25日，《文匯報》革命委員會成立，我作為老幹部結合進領導班子，擔任了革命委員會主任，又當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不久，我感到與造反派很難合作，而且家又在北京，自己仍兼任“北辦”主任，於是又回到了北京。報社的實際工作由邵傳烈等人負責。
1968年7月1日晚，我代表“北辦”到人民大會堂觀看慶祝中共成立47週年文藝晚會，主要節目是鋼琴伴唱《紅燈記》。我進入會場剛在後排坐下，就聽到廣播裏喊：“京辦的艾玲同志請到前面來。”我聽成是“軍辦”的，就坐著沒有動。一會兒，一個男同志(後來知道是江青的秘書)來找到我，説叫你到前面去怎麼還不去?我説是叫軍辦的，不是我。他説，就是叫你，快走吧!我跟著他到了前排，江青見了我就跟我握手，説“謝謝你了，艾玲同志。”接著把我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説：“辛苦了，艾玲同志。”這時，周恩來也過來跟我打招呼。我想應該是“北辦”的情況彙報，中央領導都看過了，也許還知道曾經由我安排關鋒、戚本禹二人到上海，所以才有這麼一幕。
1968年11月7日，“北辦”奉命停止業務活動，我和“北辦”的全體人員通通被調回上海，去上海柴油機廠勞動和調查近一年之久。1969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我是中共“九大”代表，我十分驚訝，自認為不可能。但負責通知的人説是上面指定的，是什麼人指定的他也沒説。在“九大”期間，我被編在上海知識分子小組，還讓我當了副組長(組長是同濟大學造反派陳敢峰)。因為我是報社的，陳敢峰就讓我負責整理小組討論的簡報。“九大”結束返滬後，我又回到了上海柴油機廠，直到1969年10月，我奉命回報社主持工作。
1970年夏廬山會議後，中央部署批陳整風運動，軍隊高層與上海幫的關係日益緊張。我當時是不可能了解的，也沒有這方面的敏感。1971年1月，在上海召開黨代會期間，一次因大會時間長，中午無法趕回報社吃午飯，報社的軍代表好意勸我就近到巨鹿路空四軍招待所食堂吃午飯，我便與軍代表一起去了。中午，招待所食堂人較多，我們兩人還是排隊買的飯菜。吃飯時，我們那張小飯桌上，就我和軍代表兩人，沒有第三者。匆匆吃完午飯，又趕回去開黨代會了。後來，此事被人傳言成我和駐滬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一起吃飯，還作了較長時間的談話。其實我根本不認識王維國。但是，由此捕風捉影説我與空四軍挂上了鉤，繼而竟推論是與林彪集團挂上了鉤。於是，張春橋下令將我逮捕。
1971年3月23日午夜12時，徐景賢的秘書到我辦公室説：“艾玲和軍代表、工宣隊代表三人立即去市委開緊急會議。”於是我們即去康平路市委大樓。進到會議廳，只見王洪文、徐景賢緊繃著臉，坐在正中沙發上，四週是挎槍站立的軍人。王洪文慢條斯理地説：“你的問題拖了很久了，到現在才解決。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要交代和陳伯達的問題。”我當時就搶著説：“我不認識陳伯達”。王洪文兇惡地馬上制止我説：“這樣吧，你拿些衣服，到個清靜的地方去好好考慮交代問題。”我氣憤地説：“不去!我沒有做錯過什麼，為什麼抓我?我的一些情況，以前曾跟徐景賢談過，他了解《文匯報》的情況。”我順勢看了一眼徐景賢，希望他能實事求是説幾句話。但是徐景賢裝著沒聽見，一聲不哼。王洪文講完話後，對一名軍人點頭示意了一下。隨後過來兩個全副武裝的軍人，一邊一個架著我的胳膊，連拉帶拽地把我架到門外，推搡著進了一輛早就準備好的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我感到時間過的很慢，當突然聽到刺耳的剎車聲時，吉普車戛然而止。我被從車上揪了下來，帶到一間陰暗且僅夠比放下一張單人床略大的小屋子裏，便開始強行搜身。看守人員兇巴巴地説：“以後你就叫‘203號”’。我才明白，牢獄苦難降臨了。第二天一大早，一支近20人的專案組前來提審，為首的專案組長高聲宣讀了對我進行專案審查的決定，然後反覆逼供我與林彪、陳伯達、王維國的關係。開始每週來幾次，以後則半個月、一個月來一次，最後索性半年、一年都幾乎不來一次。與此同時，我的老伴受到株連被關押審查，6個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
1975年6月，專案組長拿著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的批示：“艾玲頑固不交代，到五七幹校邊勞動邊交代”，命令我去幹校。後來報社的同志同情我，給我辦了醫生證明，説我有肺炎，才免於去幹校，也結束了長達4年多的囚禁。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責成上海市委對我被“四人幫”迫害關押問題進行清理審查。審查過程中，對我蒙冤入獄予以平反沒有什麼障礙，但是對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現和為什麼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和中共“九大”代表的問題糾纏了很久。一直到了1979年12月，才給我作平反結論，裏面還有一句：“犯了路線錯誤”。我拒絕在結論上簽名。我的回答是：我搞的情況彙報，毛主席也看了，我不同意説那是江青背著毛主席搞的。如果毛主席錯了，我就錯了!最終，給我做出的正式組織結論刪去了“犯了路線錯誤”那句話，對強加於我的所有誣陷不實之詞全部推倒，恢復名譽，予以平反。我于1981年恢復工作，任《中國日報》社編委、社委兼辦公室主任。1984年離休，在廣州老家定居。

(責任編輯　徐慶全)

出处：《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