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我國七十年代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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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七十年代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

　毛澤東對周恩來説：買一件“的確良”衣服不要千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20世紀50年代，中國從蘇聯引進了一批成套設備和技術，先後建成了156項大型工程項目。60年代初期中蘇關係趨於緊張后，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不得不另辟蹊徑。毛澤東開始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1964年1月7日，他在聽取公交會議情況彙報的講話時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經毛澤東批准，在周恩來主持下，從60年代開始從日本、西歐引進成套設備和技術，先後引進了84個項目，使用外匯2.7億美元，填補了一些行業技術設備方面的空白。如北京維尼綸廠、太鋼五十噸氧氣頂吹轉爐，洛陽單晶矽廠等項目。“文革”初期中央批准從一些發達國家進口新技術和成套設備，但因具體落實進口項目時意見很多而擱淺。進入7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和落實政策，中央提出“切切實實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為中國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與機遇。
　　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訪華後，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同年10月，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重新打開了處於二十多年隔離狀態的中美關係的大門。在此基礎上，中美兩國不斷擴大、加深彼此間的交往。毛澤東在會見尼克松的時候，批評了中國在外貿領域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説：“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在隨後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雙方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中國外交獲得新的活力和廣闊的活動天地，中國出現了對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與比利時、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一批國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關係從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至1973年底，中國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交的過程。外交關係的突破帶來了對外經貿合作關係的新契機。進入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生産力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急於找産品市場，找資金出路，對同中國做生意十分感興趣，這就為中國引進成套技術設備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九一三事件”後，國內的政治氣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毛澤東的支援下，周恩來著力調整幹部政策、經濟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繼召開的全國性專業會議上，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包括對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錯誤做法，來消除“文革”對經濟方面的破壞性後果，恢復政治生活和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針對因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響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産、抓業務的傾向，周恩來批評説極“左”思潮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産階級政治挂帥”。他強調“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産階級政治挂帥挂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挂在業務上”，鼓勵各級幹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産、抓業務。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以一個整版發表三篇批判極“左”路線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揭露了“文革”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謬論，特別告誡人們要警惕極“左”思潮的“重新出現”，在全國産生了很大反響。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得到了廣大幹部、知識分子、工農群眾的歡迎和擁護，國內局勢明顯好轉，給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創造了必需的工作環境。
　　70年代初，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是中央要著力解決的一個影響國計民生的突出問題，中國引進成套化纖設備有著急需的緊迫性。中國紡織工業的原料主要來自於天然纖維，天然纖維又主要來自於棉花，但棉花的産量長期停留在年産4000多萬擔的水準上。毛澤東曾經講過：“解放這麼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麼向人民交待?”他指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70年代前後，幾乎每年都要召開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全國棉花會議，主要産棉縣的縣委書記、縣長必須參加，會議的主題是各地要多種棉花、多賣棉花給國家。即使這樣，實際上1971年中國的棉花産量才4300萬擔，比1970年減産7.6％。4300萬擔，扣除農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軍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夠用於紡織的只有3100萬擔。種棉花有一個糧棉爭地的問題，如果增加棉花産量，就要擴大棉田面積，勢必減少糧田，進而引起吃飯問題，那就會影響到全局，畢竟糧食還是最重要的。棉花生産的困難，導致紡織工業不能多生産，影響了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當時世界上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它們解決穿衣問題的出路，都是走發展化纖工業、以工業原料代替農業原料的道路，化纖佔它們紡織用原料的比重達到40％以上。為了解決中國紡織業的原料問題，進而解決穿衣問題，紡織工業部曾借鑒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專門向中央寫報告提出“實行天然纖維和化學纖維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但化纖主要是合成纖維，其技術問題國內解決不了，只能發展粘膠纖維、維尼綸纖維，由於纖維品質不好，品種適應面很窄，不受群眾歡迎。而最受群眾歡迎的滌綸(民間叫“的確良”)、晴綸(民間叫“人造羊毛”)等纖維非常少。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眾的穿衣問題，已成為中央要著力解決的一個關係國計民生的突出問題。據《李先念傳》所敘：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到南方視察，在長沙看到服務員穿著漂亮的“的確良”衣服，就問從什麼地方買的。一位服務員説，千辛萬苦才從北京買來的。毛澤東聽後很感慨，並記在心裏。回到北京後，有一天毛澤東把周恩來找去，在談到這件事時，問我們能不能也搞點化纖，還詼諧地説，買一件“的確良”衣服不要幹辛萬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來説：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還不能生産。毛澤東又問：能不能買?周恩來説：當然可以。事後周恩來向李先念、余秋裏傳達了毛澤東“我們也搞點化纖”的指示，要他們研究辦這件事情。
　　
　　“四三方案”是繼“一五”計劃後第二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四個方案中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
　　
　　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引進成套設備技術，開始重點是進口成套化纖技術設備，以解決人民群眾非常迫切的穿衣問題。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華國鋒、余秋裏聯名向周恩來報送了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該報告中説為了充分利用我國石油、天然氣資源，迅速發展化學纖維和化肥原料，擬向國外進口成套化纖、化肥設備和部分的關鍵設備。化纖方面，擬從法國、日本進口四套設備，約需2.7億美元。建成後每年可生産合成纖維24萬噸，約等於500萬噸棉花，可織布40億尺。引進這四套設備的廠址，擬放在四川、遼寧、上海、天津。化肥方面，進口兩個30萬噸大型合成氨廠設備，擬建在四川和大慶。同時提出為在晉南建設30萬噸生産能力的合成氨廠和加快全國正在建設的25個合成氨廠的進度，以及為改造、擴建老廠要進口的關鍵設備、部件和鋼材，需要9000萬美元。還準備進口生産合成材料的部分單機、材料，需外匯4000萬美元。總共需4億美元。報告特別提到：中國進口4套化纖生産設備以後，“的確良”的産量總數將達到19億市尺，城鄉人民對“的確良”的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更好的供應。報告還提出，立即組織三個技術考察小組出國考察，將國內配套工程分別列入長期和年度計劃，爭取1974年、1975年建成或形成生産能力。2月5日，周恩來批示同意該報告並報毛澤東。毛澤東立即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開始實施。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文件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後，迅速傳到各部委。冶金、輕工、燃化、機械、民航、水電、鐵道等部門，紛紛寫報告，提出引進項目設想和派團出國考察，了解發達國家的技術設備發展水準和國際市場行情，以便把那些技術先進、價格合理、適合中國國情的設備引進來。所以國務院一時派出很多團組到各發達國家考察。國家計委派赴西歐、日本的考察團，于1972年5月向國務院寫了考察情況和進口化纖設備安排方案的請示報告。24日，李先念批示同意，並委派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柴樹藩主持同外商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柴樹藩向國務院寫了《進口化纖設備談判進展情況》的報告。9月2日，周恩來將報告批示給李先念、余秋裏：“能否提前先搞日本一套化肥設備，一套三菱油化設備，一套日本旭化成(公司)，是否都是從石油中提煉的?”次日，李先念將周恩來的批示批轉給余秋裏等人：“望照總理批示辦。以氣為原料的設備還進口一套至兩套，搞化肥或化纖也好，不知可能否?望再重新寫詳細點材料報總理。”9月19日，李先念對國家計委、外貿部《關於提前從日本進口化肥、化纖設備的報告》又作出批示：“擬同意。國鋒、登奎同志批(前己報中央)。”於是，第一批進口化纖、化肥設備正式確定下來。
　　第一批引進的化纖、化肥成套項目確定之後，引進工作轉向裝備我國工業薄弱環節的鋼鐵工業。1972年8月6日，國家計委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並國務院呈送了《關於進口1.7米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報告》中説“軋鋼能力不足、鋼材品種不配套，特別是板、管少，是當前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因此，冶金部要求進口1.7米連續式軋板機一套，以便增加200萬噸左右鋼板的軋製能力，其中冷軋鋼板80萬噸左右。”國家計委提出，進口一套新的連續軋板機約需2億美元，雖然用外匯多些，但與每年進口三百萬噸鋼板所花約3億美元相比，還是合算的，並可以考慮一次訂貨分批進口，或先進口兩個機組，也可考慮進口舊軋機。同時建議，由冶金部、一機部、外貿部、國家計委指派人員，成立專門小組來抓。11日，李先念將國家計委的報告批給紀登奎、華國鋒並周恩來：“為了搶速度，擬同意進口。”周恩來批示“擬照辦。”並報送毛澤東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審批。經他們同意後，周恩來于8月21日批示：“即辦。”隨後，國務院積極著手進行引進1.7米軋機的各項工作。
　　11月7日，國家計委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6億美元的23套設備。30日，周恩來批准這個報告。這時，煤炭、化工、機械、石油、輕工等其他部門，經過出國考察，也紛紛提出技術設備引進項目，引進範圍不斷擴大。引進規模擴大還有一個外部因素。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引進項目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時任輕工業部計劃組副組長兼輕工業部成套設備引進辦公室副主任陳錦華在《國事憶述》中回憶：“遼陽化纖項目是從法國引進的，在談判過程中，因為1000多萬美元的價格分歧，合同遲遲簽訂不了。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時，親自出面做工作，在法國駐華使館宴請周總理，談這件事情。蓬皮杜説這個項目的簽訂，會在全世界引起轟動，希望中國政府在價格上讓步。最後周總理從大局考慮同意了，中法雙方終於把這個合同簽了下來。”這個合同的簽訂，的確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很多西方國家由此看準了這個機會，紛紛要和中國做生意。於是在周恩來領導下，國務院業務組便積極著手對整個技術設備引進工作進行通盤考慮與綜合平衡，研究制定更大規模的引進方案。
　　在1972年引進一系列項目順利進行的基礎上，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國務院業務組研究的意見，向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並周恩來報送了《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報告》在對前一階段對外引進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國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報告》提出了進口設備的六條原則，即：一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集中力量，切切實實地解決國民經濟中幾個關鍵問題二是針對有人提出“一批二改三用”的“左”的做法，強調“一學、二用、三改、四創”：三是有出有進，進出平衡；四是新舊結合，節約外匯；五是當前與長遠兼顧；六是進口設備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內地。這六條原則成為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指導方針。《報告》建議採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和成立進口設備領導小組。這就是後來被稱作“四三方案”的“文革”期間最大的引進工程，也是繼“一五”計劃後第二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方案。李先念隨即把這個報告送給周恩來。經過討論和修改，3月22日，國務院原則上批准了這個報告。
　　此後，在這一方案的基礎上，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如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的成套設備、購買英國三叉戟飛機等，計劃進口總額達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加上國內通過自力更生的生産和設備改造，共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額約214億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産。這26個項目包括：13套大化肥，具有年産30萬噸合成氨、48萬噸或52萬噸尿素的生産能力，分別建在黑龍江的大慶(大慶化肥廠)、遼寧的遼河(遼河化肥廠)、河北的滄州(滄州化肥廠)、山東的淄博(齊魯第二化肥廠)、江蘇的南京(棲霞山化肥廠)、安徽的安慶(安慶化肥廠)、湖北的宜昌(湖北化肥廠)、湖南的洞庭(洞庭化肥廠)、廣東的廣州(廣州化肥廠)、雲南的水富(雲南天然氣化工廠)、貴州的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氣化肥廠)、四川的成都(四川化工廠)、瀘州(瀘州天然氣化工廠)。4套大化纖，即遼陽石油化纖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天津石油化纖廠、四川維尼綸廠。3套石油化工，即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的30萬噸乙烯、北京化工二廠的氯乙烯設備、吉林石化公司的11.5萬噸乙烯及配套項目。1套烷基苯項目，即南京烷基苯廠。3個大電站，分別建在河北唐山陡河、天津北大港、內蒙古赤峰元寶山。2套鋼鐵項目，即武鋼的l.7米軋機、南京鋼鐵公司的氯化球團。另外還有43套機械化綜合採煤機組，以及當時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工業汽輪機、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等單個項目。
　　實施這樣大規模的技術設備引進方案，是十分複雜艱巨的工作，需要各有關部門和地方通力協作，密切配合對外工作、對內工作要同步進行，統一組織協調。為此，國家計委又向國務院寫了《關於成套設備進口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有進口成套設備任務的各部、各省，都要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人員，負責對外、對內工作，一直到建成投産：充實外貿部現有機構，由有關部委組成一個進口成套設備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主管成套設備進口的組織、審查和綜合平衡，處理日常事務。
　　
　　鄧小平在武鋼考察時提出：“搞建設，就是要有速度。生産要狠抓才能搞上去。”
　　
　　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項目，在實施和建設中，不斷受到江青集團及其黨羽的干擾、破壞，造成了一些困難和惡果。他們在批判所謂的“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口號下，製造“蝸牛事件”等事端，以及對大慶化肥廠的指責、干預，嚴重影響和打亂了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工作的部署。“蝸牛事件”，就是引進彩色顯像管的問題。當時中國正在研製彩色電視，但在技術上過不了關。為了早日解決彩色電視機的技術問題，四機部組織考察團到美國調研，準備進口一套彩色顯像管生産線。考察結束後，美國康寧公司送給考察團每人一個該公司自己生産的水晶蝸牛。江青知悉後特地到四機部講話，説美國人送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説我們爬行”，説引進彩色顯像管是“屈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大罵國務院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並要四機部把“蝸牛”退到美國駐華聯絡處。她還説：“美國這條生産線，我們不要它的了。”周恩來指示中國駐美國聯絡處查清事實真相。調查的結果説明，蝸牛在美國是作為禮品和陳設的工藝品的，象徵幸福、吉祥。康寧公司並無惡意。查明事實真相以後，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收回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但是，在“蝸牛事件”的影響下，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産線的工作被迫推遲了幾年，其他引進項目的工作也受到很大衝擊。此外，1975年江青還直接插手大慶化肥廠化肥裝置的引進工作，説什麼大慶是中國自力更生的典型，為什麼引進洋人的東西，叫嚷要調查是誰在搞“洋奴哲學”，要把正在建設的化肥廠拆掉。康世恩派人將中央的原批件中，毛澤東用紅鉛筆圈閱的文件，還有周恩來的批簽，以及李先念、葉劍英圈閱的記錄，複印送江青，江青才不得不罷休。
　　儘管如此，但這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項目的落實情況，是相當理想的。據原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在《國事憶述》中的記敘到1979年，這26個項目的合同履行完畢。26個項目總共花了39.6億美元，比“四三方案”的計劃用匯少了3億多美元。這26個項目的建設情況，從總體上來説是好的。至1979年底，這26個項目中，已有20個建成投産，平均每個項目的建設工期為3年8個月，其中最長的5年；到1982年，其餘幾個項目也建成投産。而國內同期“四五”計劃安排的一批大中型項目，平均每個項目的建設工期長達11年。
　　這批引進的成套技術設備項目之所以建設進度比較快，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余秋裏、谷牧等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和支援是分不開的。他們在這些項目的引進、落實和建設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和很大的精力，有問題反映到他們那裏，都能及時解決。比如周恩來一直強調，這批引進項目對外履約，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不能把事情辦壞。上海石油化工總廠，是建在上海金山衛填海造地而成的軟土層上。建設初期，日本商人反映那裏的地基不好，土層比較軟，打了很深的樁，仍怕出事故。周恩來對這個情況非常關心，又是批示又是找人當面交代，要求一定採取措施確保工程品質，千萬不要出事情。1973年2月，在一次談話中，周恩來強調要學外國的長處，嚴肅地批評。“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隨便給人家戴帽子”，使得一些科學家出國考察回來不敢作報告，“不敢談人家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連一個報告都沒有寫出來”。鄧小平十分關心武鋼1.7米軋機工程，剛恢復副總理職務就親自到武鋼視察。他提出，鋼鐵工業“一定要科學組織合理施工”，並説：“搞建設，就是要有速度。生産要狠抓才能搞上去。”當武鋼生産的鋼材因品質不合格遇到一系列問題時，他又親自指示成立攻關隊伍解決問題。1973年6月7日，陳雲在同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了“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等一系列重要觀點。針對銀行負責人提出的雖然可以搞到大量外匯，但又怕不符合自力更生方針的顧慮，陳雲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如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於是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1973年籌措到外匯資金10多億美元，滿足了對外引進的迫切需要。李先念是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具體負責人，從出國考察、談判、簽訂合同到國內立項審批、制定方案、籌措資金，再到國內籌建工作的各個環節，他都是精心籌劃、週密組織的。對引進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提出處理意見和解決辦法，以保證整個引進工作的順利進行。1973年1月4日，李先念對“四三方案”報告作出批示：“我們還缺少經驗，要邊做邊學。‘學費’也還要負擔一些，不過要盡力做到不吃虧才好。因此，必須兢兢業業，多聽取群眾意見，絕不能疏忽大意。”
　　
　　第二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起到了承前啟後、率先開拓的作用
　　
　　這次大規模成套設備的引進，為解決全國人民吃、穿、用的問題奠定了有力的物質基礎。當時，中國國民經濟面臨許多問題，其中影響面最大的是8億多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四三方案”中用於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化肥、化纖和烷基苯項目，就佔了全部引進項目26個中的18個；總投資136.8億元，佔“四三方案”全部投資的63.84％。引進烷基苯設備，使生産洗衣粉有了原料，解決了多年困擾人們的洗滌用品，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糧食生産，由於受耕地面積限制，中國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單位面積産量，而肥料是提高糧食單産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國化肥工業每年大概生産2000噸，即通常所稱的“小化肥”，全國共建了1500多個。小化肥的數量可觀，但品質不行，其肥效即有效養分最高僅為17.7％。而當時國外大型化肥廠生産的尿素，有效養分高達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在“四三方案”13套大化肥基礎上，又繼續引進，結合國內的國産化設備配套，“大化肥”總數達到33套，年産尿素1593萬噸。農業科學資料表明，施用1公斤尿素至少可增産稻穀4公斤。按此計算，1593萬噸尿素至少可增産稻穀近6500萬噸，增産效果十分顯著。中國農業增産，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引進化肥項目的作用功不可沒。新中國的化纖工業沒有基礎，1957年只有一個試驗性的小廠，年産量僅200噸，是做人造絲的。通過多年的努力，到“四三方案”引進這批設備之前的1972年，中國的化學纖維産量只有13.7萬噸，僅佔當年國內紡織原料的5.5％，和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化學纖維在紡織原料中佔40％相比差得太遠，根本解決不了紡織原料不足的問題。通過這次引進，4套化纖項目起到了“老母雞”的作用，加上後來改革開放大環境的推動，中國化纖工業迅速發展，到2003年全國化纖産量達到1161萬噸，佔全世界化纖産量的1/3，中國己成為世界第一化纖大國。從“衣被甚少”到成為世界第一紡織大國，中國僅用了20來年的時間，這在世界紡織史上是創紀錄的。
　　通過這次大規模成套設備的引進，為國家和地方培養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對外進行經濟工作的隊伍，為以後的對外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創造了比較好的條件，積累了同西方發達國家打交道的經驗，懂得了同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一些門徑，特別是怎麼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籌措資金、怎樣引進軟體、怎樣開展更高層次的合作問題等。後來參與領導第三次大規模引進的很多骨幹，都是從參與第二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項目的人員中調去的。此外，在做好引進項目配套工作的同時，帶動了國內工業水準較快的提高，這電是值得肯定的。
　　總之，第二次大規模成套設備的引進，是在“文革”的背景下，黨內正確力量領導人民批判極“左”思潮，發展國民經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在特殊的歷史階段起到了承前啟後、率先開拓的作用，使中國較早地從蘇聯、東歐國家轉向西方發達國家，轉向積極全方位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為以後改革開放時期的成功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黨史博采•紀實》，201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