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记我所经历的平顶山“6·26”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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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转贴自：乌有之乡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文革初期当权派把提意见的少数群众打成“反革命”，导致“革”与“保”两派组织的产生，以至后来“势不两立”，“文斗”变成了“武斗”。毛泽东认为，凡是武斗严重的地方，原因有三条：一是有走资派操纵、教唆；二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他们利用造反派的缺点、错误搞阴谋活动；三是群众组织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争核心、争席位和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显然，毛泽东是在总结全国范围内发生在文革各个阶段的武斗后得出的结论。例如：1967年2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一些地方支持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引起的大规模武斗和各地革委后成立前后群众组织闹分裂、争席位引发的武斗等等。对于文革中的武斗，毛泽东采取一反对，二不怕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哪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事情就好办了。文革中笔者曾亲身经历过一次武斗，对毛泽东关于武斗的论断深有体会。　　

1967年春天，河南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军区的介入变得十分严峻、复杂。在一月夺权风暴中成立起来的河南省最大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遭到军区的残酷镇压。后来，毛主席指示要求河南双方（包括军区认为是“反革命”的一方）到北京汇报，解决问题。省军区为了压垮二七公社，使其不能赴京参加汇报，从67年3月至7月，公然逮捕二七派头头、软禁支持二七派的领导干部，强迫二七派基层组织解散、请罪，还支持“公安公社”（公检法组织）、“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致使二七派死伤惨重。其中焚烧国棉六厂大楼的“5·30”流血事件最为惨烈。在这一武斗事件中，“十大总部”、“公安公社”调动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围攻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二七公社骨干组织）所在大楼。先是断水断电，然后动用消防车、推土机、吊车撞楼、推楼、泼汽油放火烧楼，最后用棍棒、石头、铁钩等殴打守楼的二七派工人，致使5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200多人被送到农村劳改。据一份参加武斗的部分车辆调查资料披露：此次参加武斗的车辆中，省委指挥汽车2辆（长卡斯69型，车号19-0008、卡斯51型，车号19-01387），车上装有手摇警报器、铁棍、石头，曾5次拉响指挥进攻警报；小轿车4辆（黑色轿车，车号19-00432、波兰轿车3辆（车号分别为19- 01203、19-01382、19-00371）；军车3辆（中吉普戊3-13-18、戊3-10-17；轿车戊3-10-01）、公安车1辆(车号19-40007)、消防车3辆（车号略）、起重机（5吨车号略）、10吨吊车1辆（车号略）、推土机2辆（车号略）、解放牌汽车3辆（车号略）、卡车4辆（拉绳子用，车号略）、救护车3辆（车号略）。从武斗动用车辆情况上看，没有当权派的支持，这些小轿车、军车、公安车是不可能动用的。“5·30”武斗流血事件教育了群众，北京和全国革命派声援河南二七公社的声音不断传来。6月，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河南省三方汇报传来“大局已定，二七必胜！”的“大好消息”！二七派倍受鼓舞，决心坚持最后斗争，迎接胜利曙光的到来。当时，我所在的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在经历了解散、请罪、抄家等种种白色恐怖后，组织已经恢复，并被誉为“二七公社的解放区”。当时的我，常常为自己是“坚强的二七战士”而自豪。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我再次到平顶山特区串联，传播北京消息，鼓动二七造反派尽快恢复建立组织。在这里亲身经历了一次类似郑州“5·30”的武斗事件。　　

平顶山是五十年代兴起的中国煤炭基地，煤种多，质量好，是发展钢铁、电力的优质燃料，六十年代曾被改为特区。由于平顶山距我的家乡较近，再加上我哥哥在此地工作，所以4、5月份我就去那里串联过，对平顶山的文革情况有初步的了解。1967年2月，平顶山驻军和武装部介入地方文革后，勒令解散了平顶山高中“东方红”、特委机关“新筹委”、选煤院“文革会”、文工队“红艺兵”四个造反派组织。接着，以“公安公社”为首的保守势力对造反派进行残酷镇压。4月份我来到平顶山时，造反派仍处于受压状态，不敢公开活动。由于武装部、驻军和“公安公社”对二七公社的丑化宣传，扣上“反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帽子，还颠倒黑白地把郑州的武斗说成是二七公社所为，所以，大街上经常出现围攻、殴打二七观点学生的现象。后来听说郊区有一个庙后村，“二七”观点的人占多数，我和同时在平顶山串联的郑州大学李松盛等同学一起来到庙后村，成立了农村第一个二七造反派组织“劲松”战斗队。白天，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商量事，晚上，为防止邻村保守派的袭击，村大队部派民兵在我们的驻地站岗、放哨。就这样，我们以庙后村为落脚点，到市内的学校、工矿串联，了解情况。有时找不到“自己人”，连饭都吃不上，经常饿着肚子跑来跑去。后来，我认识了平高东方红的王海龙、马德以及工矿企业造反派胡金山、徐明德等人。4月中旬，在首都红代会赴平串联学生和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的支持下，煤校“中南海革命造反总部”和高中“东方红”提出了“坚决踏平公安公社”的口号，公开进行抗争。　　

第二次来平顶山是在1967年6月初，住在煤校“中南海”所在的教学楼上。这时候，“平顶山二七指挥部”已经成立，总部就设在这所楼上。6月10日，跨单位组织“平煤总”成立后就和“公安公社”一起，不断制造借口，挑起事端，企图压垮“二七指挥部”。煤校“中南海”一号服务员叫李养玮，采煤专业学生。他信念坚定、性格率直、激情澎湃，我们很快熟悉并成了同志、战友。我们和王海龙、胡金山、徐明德、项雨田等人多次在煤校分析形势，商议“平顶山二七分社”的有关事宜。　　

6月26日清晨五点多，楼房里忽然一片漆黑，楼下面闹闹嚷嚷，楼上住的同学从梦中惊醒，大家意识到这是有人故意断电。接着，听到校门口汽车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谁反对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中南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镇压反革命！”……我们从窗口向下看，黑压压一片人群把教学楼包围。大约6点钟，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从小轿车、吉普车上下来的干部模样的人一面指挥着人群，一面仰起头向楼上喊话：“受蒙蔽的同学快下来，反对解放军没有好下场！”……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来“围剿”二七造反派了！事情紧急，不容思考。大家自觉地集中到合班大教室里，从窗户向外喊口号：“要文斗，不用武斗！”、“坚决维护中央《六·六》通令！”、“坚决揪出挑动工人斗学生的罪魁祸首！”……双方就这样对峙着。大概上午10点钟左右，我看到了远处开来的消防车、推土机和吊车，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郑州“5·30”事件会在这里重演吗？果然，中午时分，大吊车撞倒校门，冲进院内，消防车也接踵而来。教学楼的顶部发出阵阵轰鸣，走廊的门窗、墙壁震得嘎嘎作响，水泥碎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我们被从四楼赶到三楼、二楼、一楼大厅。这时，消防车开过来，用高压水龙头向我们身上猛浇，面对强大的水柱，我们手挽着手，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的口号，含泪高唱：“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衣服湿透了，密集的石块劈头盖脑打来。接着，头戴安全帽手持棍棒的工人冲进大厅，一边驱打我们，一边说：“谁叫你们反对解放军？！”同学们被石块、棍棒打伤，鲜血淋淋，不得不抱头向楼外冲。就在这时，不知谁在我的头上戴个安全帽（可能是煤校的同学，他们下矿井实习用的），棍棒打在安全帽上，又从安全帽落在我的肩上，约摸挨了十几棍才冲到大门口。这时候，受伤的人都被解放军战士拉到汽车上送到一个驻地，被包扎、治疗。记得和我同住一室的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矿务局中学初中学生，伤势比较重，头部缝了6针，我只是右肩软组织损伤。当时我是个很不起眼的“丑小鸭”，根本不像个大学生，假如他们知道我是郑州来串联的大学生，可能就更惨了。　　

原来，给我们治疗、养伤的驻地是解放军炮兵二师（8221部队）独立51团团部。我们在炮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和团政委于光生也熟悉了。炮二师师部设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确山县。是河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驻军之一。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后，炮二师政委李中顺担任了河南省革委常委；师长蔡铎担任平顶山军管会主任；副政委宋宝芝担任平顶山市革委会主任。　　

平顶山“6·26”事件，完全是郑州“5·30”事件的翻版。后来才知道，早在6月中旬前后，“平煤总”、“公安公社”就先后4次到郑州学习“武斗经验”，并邀请郑州国棉六厂同观点组织宣讲“攻楼战术”，同时就如何攻下“中南海”大楼，提出几种方案。6月20日以后，“平煤总”总指挥通过矿务局各单位当权派调动汽车，准备吊车配件。6月23日，煤校和“中南海”对立的“延安兵团”先将办公楼前的围墙推到，准备为攻楼打开方便之门，然后撤离学校……。　　

“6·26”武斗事件之后，平顶山周围县市的人民群众，全区男女老幼来到武斗现场，看到墙倒顶塌、门窗被砸、书册狼藉、击痕处处、血衣件件，教学仪器散落在地，无不义愤填膺！“二七公社打砸抢”的论调不攻自破。平顶山地区文革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干部、工人、群众对二七派学生由同情变成了公开支持，有的还毅然参加了本单位二七派组织。　　

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省军区在67年6月27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1967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顶山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关于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平顶山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对不起平顶山十八万人民。2月份我们介入平顶山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赶上‘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以及平顶山相同观点的组织，激烈反对河南省军区2月3日的《严正声明》，坚决抵制军区错误路线。当时我们在省军区方向路线影响下，错误地认为反对军区声明，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全盘否定了大方向正确的一月份的革命造反派夺权，进行武装游行，十辆宣传车上街，大造舆论，向革命造反派示威，抓了‘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王殿方同志等人，压制和打击了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支持了‘公安公社’等一些保守组织。3月7日，在河南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之后，我们也跟着错误地擅自宣布平顶山高中‘东方红’、特委机关‘新筹委’、选煤院‘文革会’、文工队‘红艺兵’等4个造反派组织是受‘郑大联委’领导和他们的外围组织，勒令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解散组织，并到支左办公室登记，甚至迫使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所谓检查、揭发，而且灌制录音在全区各地播放。我们的这一严重错误，在全区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不少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受到压制，甚至被挤散压垮，从组织上、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平顶山支左部队马政委1967年8月31日晚在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读了《检查》之后，讲到“6·26”事件时说：“6·26”事件值得我们深思，40吨大吊车上大吊杆是前几天就换上的，不是临时发生的，武斗双方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无罪，背后操纵者终有一天会搞清的。　　

碰巧的是，30年后，我在收集文革资料时发现一份《平顶山6·26事件调查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载了“6·26”事件中参加指挥的“当权派”单位、名字以及出动汽车种类、车牌号码一级受伤人名单、伤势情况等。这次武斗共出动车辆51部，其中有小轿车、吉普车、卡车、消防车、大型吊车；指挥和带领本单位人员参加武斗的有：公安局副局长、矿务局副局长、处长、保卫科长、矿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正副厂长、办公室主任等各级当权派有名有姓多达92人。参加武斗人员多达2万人。《调查报告》还附有被打伤住在炮团的149人名单及伤势情况，没有包括8221部队医院和郊区医院以及轻伤没有住院者。名单上大部分是煤校“中南海”的同学，也有高、初中学生和少数工人、干部。笔者的名字也在其内（见图）。　　

究竟谁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谁搞“打砸抢”？我所亲历的“6·26”事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中，却把武斗的帽子统统扣到造反派头上。“6·26”事件的受害者成了“打砸抢”分子被革职、判刑。煤校“中南海”头头李养玮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　　

“6·26”那天，李养玮在混乱中带伤逃了出去，到郑州向“二七公社”汇报情况。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爷爷李子培是有名的书法家，精于小楷，长于大楷，妙于行草，尤其擅长魏碑，是开封书坛“魏碑三家”之一。60年代应晋宝斋之邀在北京举办个人书法展，曾轰动一时。1964年受文化部之托到郑州为焦裕禄展览书写展板。1966年冬，李养玮大串联回家时，73岁的爷爷在病中为“历京粤沪汉进行串联的养玮孙”题写《打退牛鬼蛇神胜利凯旋》的条幅。这刚健沉雄的题字，怎能不激励李养玮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呢？文革中李养玮曾担任平顶山市红代会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委员职务。1968年毕业离校后当了煤矿工人，因为家庭出身复杂，一直没有被提拔重用。“揭批查”中，以“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存条件，只好靠妻子儿女生活。妻儿下岗后，已经年近花甲的李养玮却又“上岗”——到煤矿上当老“打工仔”了！　　


说明：

1、原文中有插图：含有笔者名字的 “626事件”受伤人员表（局部）、吊车撞击大楼的照片。

2、四十多年后笔者所以能把情节详细写出，是因为存有关于“6.26”事件详细记载的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