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礼安：被黑洞吞噬的星光――谒肖立人墓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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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自：海纳百川

作者：鲁礼安

题记：在我的少年时代，直到上大学，晴朗夜晚的天空，特别是夏秋两季的夜空，满天都是星汉灿烂。后来，天空开始变得暗淡了，头上渐渐再也看不到星光。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前些时我去了一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朋友的墓地后，才终于明白，昨夜的那些璀璨的星辰，都在那个漫漫长夜里，被一个邪恶的黑洞吞噬了。

肖立人文革时是武汉33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大弟肖铁人是我们“新华工敢死队”的队员。1967年“七二○”前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敢死队驻扎在湖北艺术学院，肖立人常来找他弟弟。一来二往，我们自然就成了熟人。

肖立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成了跛腿。他的祖父希望这个长孙以后终能站立起来，于是给他起名“立人”。然而直到念到高中了，肖立人两腿还是不能行走，必须依靠一付拐杖。去远一点的地方，他就骑自行车。每次他来湖艺找过肖铁人后离开时，我们都会扶他一把，帮他跨上车子，然后目送他夹着拐杖绝尘而去。

我对这位小我一岁的朋友所知甚少。只是听肖铁人说，他哥哥喜欢看书，长于思考；虽然残疾，却坚持锻炼。当然，只是限于举哑铃之类。举哑铃举得他的胸肌和臂膀都很发达，搞得上下身两部分完全不成比例。不过肖立人似乎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对未来从不气馁。可以说是“身残志不残”。我见过一张他双手扶着自行车，站在大桥桥头堡下面马路旁的全身照。他神采奕奕地站在那儿，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除开腿跛之外，他怎么看去都是个很阳光的男孩。

1967年10月，肖铁人离开了敢死队，这之后我也就再没有见过肖立人了。到了第二年，我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危险分子，一个不容于世的“异端”，像一头野兽一样，被当局手下的鹰犬无情地追逐。终于有一天，我跌入了陷阱，被戴上枷锁，送进了牢笼。从此之后，我被切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十一年多的光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单人牢房里流过去了。

我很难知道外面都在发生些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昔日的朋友们在外面的处境如何。只知道就在我失去自由的那一年的年底，所有的中学生们，不管是毕业还是未毕业的，都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我也曾经想到过肖立人，像他那样的一个残疾，也需要下乡去接受什么“再教育”吗？说到“下乡”，于我并不陌生。在实验中学读高中时，下乡支农一个月，是我们每年一次的必修课。只是，书都不读了，学生全都下乡去当农民，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听说。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怎么又反过来了呢？当然，都是“腹诽”，胡思乱想而已。其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一种权利啊，是自由人才能享有的权利。我算什么？连进“牛棚”都没门！

1979年的年底，我终于走出了监狱。没多久，就和肖铁人接上了头――他那时正在武汉大学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和他一同读研的还有他的爱人萌萌（也曾经是我们敢死队的队员），不过是在华师攻读外国文学。我自然问到了肖立人。肖铁人告诉我，他哥哥在我被抓走一年后，就被打死了。肖铁人没有多谈他哥哥被打死的详情，我也不便多问――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死一个人太寻常了。我只是感到伤感，一个好好的年轻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人的生命，当真就像帕斯卡所说的，脆弱得如同一根苇草，一口气、一滴水，都足以将它摧毁么？

又过去了十年，我开始了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的写作。因为写作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我到处搜集购买关于文革的书籍。有一次去北京，在一位文革研究专家手里，看到一本名叫《理智与疯狂》的港版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先生（他后来成为我的回忆录的审校人）。这本书对武汉地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和剖析。回汉后我立即托香港的朋友，替我购买了这本书寄来。在这本书的第十八章“1969年的派性回潮”中，我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一名因残废而没有下放农村的名叫肖务农的年轻人，在5月22日创办了名叫《百舸争流》的刊物。肖曾与”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有联系。在《百舸争流》第一期上，他赞颂鲁礼安是‘翱翔在武汉上空的雄鹰’，而且宣布要踏着鲁的足迹，为完成鲁的事业而战斗。”

我当时就怀疑过，这个肖务农，姓肖，又是个残疾，是不是就是肖立人呢？如果是，为什么要改这么个名字？至于《百舸争流》这张小报，我从未听说，肖铁人也没有对我提起过。我想到过询问肖铁人，但是肖已“下海”去了南方，与我早就失去了联系。这件事就这样搁了下来。但是倘若这个肖务农并不是肖立人，还健在的话，我倒是很希望能见一见的。我想知道他办的那个《百舸争流》的详细情况，想知道他后来的遭遇，是不是因为宣布要踏着我的足迹战斗，而和我一样“踏”进了监狱。我从杭州回汉度假时，也曾经向一些人打听过有无认识这个肖务农的，然而毫无结果。谁都不知道肖务农是谁。至于《百舸争流》，有人说好像听说过，不过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至多只能大家一起“为往事干杯！”我感到悲凉，也感到无奈。

一年前，我彻底告别杭州，辞职回到武汉，用全力搜集寻觅文革方面的历史资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几本厚厚的名叫“把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的油印或打印的集子，里面几乎将我在《扬评》上发表过的文章一网打尽。太难得了，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如获至宝，大喜过望。就在这几本“供革命群众批判用”的“反动文章汇编”里，我发现了肖务农和他的《百舸争流》。一篇《百舸争流》创立宣言（1969年5月22日）这样写到：“社会历史的前进，总是需要一批又一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开拓道路。尽管先驱者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尽管扼杀革命的屠夫们色厉内荏地挥动着宰刀，尽管那些拙苯的批评家和头脑简单的人肆意在思想苗圃上赛马竞技，但是，生活本身会选择有生命力的幼芽。先驱者的鲜血与尸体，滋养了更多的幼芽。严峻的斗争和残酷的迫害，促使一代有为青年更加茁壮顽强地成长起来。推动社会前进的新思潮是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启蒙方面，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在几天之后发表的另一篇题为《由鲁礼安事件所想起的》的文章中，肖务农这样写到：“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只要回顾一下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史，我们就不难看到：鲁礼安这位正值年华的革命青年，一直把自己牢固地置身于工农群众中，纵横驰骋在群众的政治舞台，与那些外强中干的大人物，进行英勇的搏斗。对于那些隐匿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们进行无情的揭露。我们也不难看到：鲁礼安这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怎样以自己的汗水和鲜血，以自己不可置疑的实际行动，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纯洁性而勇敢战斗；这个怀抱整个人类的青年，怎样把自己的年青的生命和全部热力无私捧出，贡献于共产主义基石大厦之前。”看来，这位《百舸争流》的撰稿人，为了替我辩护，是在用最正统的字眼，将“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的标签贴到我的身上，以证明我并非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我感谢他的好意，但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我知道自己称不上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过奖了。

这篇文章最后“告读者”说：此文后面还有两部分《一代有希望的青年鲁礼安事件的要害》以及《鲁礼安及其思潮不可阻拦》，即将与读者见面。但“汇编”中并没有收录这两篇文章。至于这位叫肖务农的年轻人的命运，估计也是凶多吉少――当局决不会放过他的。我很想知道他当时以及后来的遭遇。但是，我还是无法打听到这个叫肖务农的人的消息，直到去年7月，有朋友告诉我萌萌病重，并帮我联系上了远在海南的肖铁人，我才从肖铁人那里知道，那个肖务农，正是他的哥哥肖立人。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我知道了更多与肖立人有关的情况。

1968年年底“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时，肖立人也积极报名响应。为了表示下乡的决心，肖立人改名肖务农。虽然因为残疾未获批准，这个名字却保留下来。1969年“反复旧”期间，留在城里的肖立人一人创办了《百舸争流》，极力为我翻案。此外肖立人还写了一些支持“反复旧”的文章。文章先是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张贴流传，从第三期起被钢工总下属的一个组织抄成巨幅大字报，搬上后来被称为武汉民主墙的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上。据说每期新的《百舸争流》一贴出来，中山大道的交通便为之断流。等到“九二七指示”下达后，肖立人自然成了受审查的重点对象。他被关在学校交待问题。因为受不了车轮战术式的“逼供信”，曾乘看守疏忽逃跑回家。但家里不能呆，亲朋好友也都不敢收留，他母亲只好将他送回学校。没料到几天之后便传来噩耗，说肖立人畏罪自杀了。学校通知他家里去收尸。肖立人的父亲和一个小弟弟去了学校，只让看了一眼尸体，证明确实是死了，就匆匆送到火葬场火化。父亲取回骨灰后说，立人身上有伤。但在那个人不如草的年代，死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又算得了什么？一家人虽然根本不相信肖立人是自杀的，也只好忍气吞声，哪里还敢追究肖立人之死的真相。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肖立人在他的《百舸争流》创立宣言中说：“社会历史的前进，总是需要一批又一批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开拓道路……先驱者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他所说的悲剧，不幸就在他自己身上“重演”了。同他的家人一样，我也不会相信他是自杀的。可是谁能知道他究竟是这么死的呢？我不知道那些审讯他的人是如何对他刑讯逼供的，也无法知道他受过什么样的折磨。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那个年代，所谓的“群众专政”，远比监狱或看守所更加血腥恐怖。我不知道肖立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想些什么呢？他一定会想到他的《百舸争流》，想到他说过的那些话，想到“先驱者的鲜血与尸体 ……”，想到”严峻的斗争和残酷的迫害……”，而这些都落到他自己的头上了。他对自己的作为有过后悔吗？或者，他是带着一种殉道者的从容离开这个世界的也说不定。总之，一切都无从知晓。我们能够知晓的只是，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青年。

虽然肖立人离开我们已经有37年了，我还是要去看看他。去年的年末，圣诞节刚过，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由肖立人的二弟肖达人先生带路，驱车前往100多里外的龙泉山公墓，为安葬在那里的肖立人扫墓。因为不是通常扫墓的日子，宁静幽深的陵园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倒是有好几个当地的农妇，在路边一字排开，向偶尔路过的行人兜售祭品。我们买了一些鲜花和香烛，来到一处陵墓旁。那陵墓用大理石建成，独踞一方，颇有气势。陵前绿草如茵，周边松柏环绕，那便是肖立人的长眠之地了。陵墓前立有三块碑：中间一块，是肖立人的祖父祖母的，右边一块，是肖立人的父亲的，左边一块，就是肖立人的了。肖立人有他的祖父母和父亲陪同，想必黄泉之下不会寂寞，而且也不会再感到痛苦了。年年岁岁，痛苦的是他的亲人和朋友。古希腊哲人伊比鸠鲁说，“死并非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也许他说得是对的。

我点燃了插在碑前的几束香烛，向肖立人，以及陪伴他的几位老人献花、鞠躬。在袅袅清烟中，我对肖立人的在天之灵讲了如下的话：
肖立人，我的好兄弟，分别近40年了，我才来看望你，我来得太晚了。
想当年，我们曾经一起为着中国的未来呐喊过、呼啸过、奋斗过，与那个专制极权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在我入狱后，你凭一己之力，以一纸《百舸争流》作武器，与那些手执屠刀的庞然大物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并因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你的生命之烛的过早的熄灭，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你留给我们的，虽然只是《百舸争流》里的几篇文章，但却给那个黑暗夜空带来过一线光明。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如果说通往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道路，是由无数带血的铺路石铺就的话，那么其中必定有一块，上面铭刻着你的名字。
安息吧！肖立人。

离开陵墓之前，我对肖立人演唱了平安夜的晚上，在教堂举办的晚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圣山》。我还想给他唱一首晚会上有人唱过的一首《远行》：“愿你在黑夜里，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愿你给那千里冰封的冬季，送去燃烧的火种。愿你走过泥泞的路，迎着四季的风，追随人子的脚步，勇敢去远行。”是的，肖立人曾经在那个黑夜里，为我们点亮过一盏明灯；曾经在那个寒冷的冬季，为我们点燃过一粒火种。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先我们远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停下脚步，要随时准备走泥泞的路，迎四季的风，要永远“在路上”。
我想，这才是对先驱者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参考资料：
王绍光：《理智与疯狂》（1993年）
肖立人：《百舸争流》创刊词（1969年5月22日）
肖立人：《由鲁礼安事件所想起的》（196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