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阳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浅析革命造反派的历史地位

bluesky

　
文青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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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是一群什么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和作用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在文革中追求的是什么？他们的真实诉求所代表的是当时中国什么人的利益？革命造反派的出现是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何评价文革的是非和造反派的功过？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肤浅的探讨。
　　
　　革命造反派的确是在文革初期诞生的，就湖北而言，大体上学生中的造反派最早发端于1966年8月下旬以后，而工人中的造反派最早则在同年9月上旬之后。把在这之前少数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无视人权、草菅人命的种种“破四旧”的恶行硬栽在造反派头上，纯粹是无耻的诬蔑。造反派在文革舞台上被整肃和被边缘化，就全国而言，则是在1968年底。这是造反派主要活动的时间段。而造反派的诞生，不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预见，更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在文革初期所设定的运动开展的方针、形式、方法和走向等根本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是没有工人（包括农民、商业工作者和其他劳动群众）造反派的位置的。工人造反派及其组织最终被承认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斗争（包括上海的安亭事件，武汉及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造反派的赴京上访，全国革命职工1966年11月26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的批“资反”路线大会等），在大势所趋下才逐步承认的。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文革遇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拼死反抗，使毛泽东预见到工人阶级参与文革的重要性，而最先由中央文革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合法性。同时，要夺取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政大权，要组建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只有学生的参与，而没有广大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参与，那是不可想象的。
　　
　　革命造反派成立的初始阶段，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少数派。所以革命造反派的最初称呼就叫“少数派”。纵观人类历史，无论何时何地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一次对人类进步有益的变革，无一不是一开始由少数人发动的。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社会发生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这是一条基本规律。
　　
　　造反派虽然是在文革中诞生的，但也不是文革简单的派生物。造反派不过是借文革之势，借助文革这个舞台，利用文革的种种合法性，上演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发生在体制内最大规模，最有深度的争自由、争平等、争人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运动。其规模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对后世在思想和政治、文化的走势上，都将产生无比深远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直接的影响成果就是和八九（“风波”）运动所折射出的核心价值——不满现状的造反精神。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绝大多数的造反派和由其带领的广大群众，在当时并不是自觉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但其政治效应和历史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
　　
　　自由、平等不但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也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渴望和追求。青年人普遍的独立意识和逆反心理，就是这种潜意识在生活中的反映。这往往表现为个体行为。而要使大多数人对追求平等自由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升为多数人的自觉诉求，则有赖于社会大的振荡和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推动。当然也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中国历史经过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上述条件已基本具备，恰逢文革社会振荡的催生，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因而诞生了气势如虹的造反派。
　　
　　文革中全国各地、各单位真正的造反派，其层次各异，动因不同。但其言行最基本、最核心的，是要否定和批判当时当地的现存秩序。他们而同时打出的旗号都是“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认为，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的实质其实是“我们要毛主席保卫”。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因为只有这个旗号能与当时无处不在的走资派专制镇压相抗衡。也只有打出这个旗号是合法的。许多造反派没有自觉的意识到这一点。而党内走资派们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因为他们是搞政治的“家”，多数造反派却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就注定了造反派只能是悲剧人物，不可能从政治舞台上全身而退。
　　
　　文革和造反派从历史的层面看不完全是一码事。文革是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国家不改变颜色采取的一种尝试。造反派的出现是符合他的战略部署的。但党内走资派却极为惶恐，先是煽动一部分他们能控制的群众建立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抗衡，继而利用解放军“支左”的名义对造反派进行制约、分化、瓦解，直至镇压。为什么全国的解放军几乎都支“保”不支“左”，这就是造反派冲击了党内走资派阶级的既得利益。岂料各地当权派对造反派越压反弹越大，毛泽东亲自赴武汉解决问题。为了对抗中央表态，军队闹出了个“七二○”事件。为了缓冲局势，文革的决策者们不得不纠偏一下，拿下了“王、关、戚”。“七二○”中央表态后不久，造反派一则被误导，二则心智也逐渐迷乱，有了成立全国性（尽管只是联络站，只具有互通信息的性质）松散联盟的意图，也就是所谓的北航的“八七黑会”。就立即遭到党、政、军内的走资派头面人物一齐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施压。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一夜之间一律成了“坏头头”。到了七○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高歌声中，文革中中流砥柱的造反派（无论工人、学生，包括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造反派）除已卖身投靠者外，无一例外地一律成了坏头头。轻者关进学习班，关进牛棚，重者身陷囹圄。全国上下，无一幸免。走资派们清醒地看到，造反派天生是一股要争民主、争自由平等、争人权的政治力量，是走资派的天敌。趁这部分势力尚未形成气候，多数人尚未觉醒之时，轻者戴上紧箍咒分而治之，重者在政治上打入“另册”，甚至置之死地。
　　
　　造反派令党内资产阶级恐惧的不单是人多势众（“七二○”事件以后），也不是他们拥有一点轻便武器。恐惧的是他们潜在的思想追求和骨子里的不满现状的反叛精神。尽管造反派中只有少数人是清醒的，但他们拥有将这种清醒进行传播和变为现实的工具，那就是大字报。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次冲破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历史进步，任何一种先进文明的萌发和实践，都是首先从言论冲破现状而开始的。这就是所谓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思想和言论的首先突破，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或者进步。大字报从客观上给了造反派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一张大字报就相当于一份报纸，而走资派们是力图要控制这种舆论传播范围和舆论导向的。所以就制定了许多不许炮打谁谁之类和所谓反动大字报一说。但是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力转移。造反派中一些有思想的人，一些比较激进的人，一些比较敢于独立思考的人，在他们的大字报，自办刊物（或曰小字报）中逐渐有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思考和朦胧的追求。象湖南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还有对政府和中央某些权威人物的公开挑战等等。这些无疑就犯了大忌。于是就有了全国范围的清查“五一六”组织，实践证明“五一六”不过是走资派们的假想敌，他们已经嗅到了这种民主思潮的萌芽气味，于是把凡是有这种取向和追求的言论统统归结为“五一六”。为了隐瞒这种政治上的真实意图，他们故意把揪“五一六”说成是因为“五一六”反周恩来，其实质是给那些思想上比较先知先觉又敢于表达的造反派预设的一个政治陷阱。但由于当时具有先进思想而又敢于表达、见诸于文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况且他们还给自己设计了许多保护色，所以抓了几年，发觉先知者极少，成不了气候，这种预设陷阱，先发制人的作法用处不大，遂又故作惊讶地说原来根本没有什么“五一六”组织。
　　
　　华国锋被拥戴他搞政变的人弄下台以后，新上台者知道要把造反派赶尽杀绝，全部置之死地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除了在政治上判处造反派死刑，并极力妖魔化，把文革的一切坏事，包括他们自己干的坏事全部嫁祸给造反派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彻底剥夺造反派的一切发言权。面对文革后的千头万绪，积重难返，他们首先抓住了核心问题，彻底剥夺造反派的发言权――取缔大字报，并千古奇观般地将这一决定写进了宪法修正案。“邓二世”不愧是玩政治的老手，一出手就抓住了否定文革的要害。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僚专制制度统治下第一批破土而出的新生力量，是冲破专制冻土的一株幼芽。造反派利用文革这个舞台，第一次在中国上演了一出争自由、争平等、争民主、争人权的，不完全自觉地带领亿万人民参加的启蒙运动。
　　
　　毛泽东领导的建国革命，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一次政权更迭，所以用他的话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中国共产党号称马列主义的政党，搞了四十多年革命后居然在几千万党员中“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政权无非是一种政权更迭，是一种专政代替了另一种专政，并没有改变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专制制度的根本性质。在新的统治阶级中，最突出的表现和思维定势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老子们打江山，理所当然就要坐江山。”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很认真地对这种专制叫了一次板。君不见多少打江山坐江山者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不但权威扫地，连脸面也扫地。这理所当然地让他们视造反派为天敌。而且是这种“打江山坐江山”们全体阶层的仇敌。是维护这种特权的社会制度的仇敌，这就注定了造反派的悲剧命运。回头看看文革全过程，除了某个时间的斗争形势需要外，什么时候造反派有过好日子过？这是文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所决定的。正因为革命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坚力量，走资派就必须时时除之而后快。党内反文革的力量之强大，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连那么伟大的毛泽东都不得不常常迂回前进。中央文革大员们就更无法进行独立抗衡。因为他们也是“要毛主席保卫”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才会在一夜之间跌到万劫不复的地狱。
　　
　　弹指一挥间，文革过去已四十三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豪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对文革”，这是造反派应抱的正确态度。
　　
　　昔日的亲历者，尤其是工人中的造反派，部份人已经远行，活着的人大多垂垂老矣。学生中的造反派也大都过了古稀之年。不是说五十而知天命吗？天命告诉我们：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不是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文革是不是一场浩劫，历史自有评说。但其最大的成就是它孕育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草根精英――革命造反派。
　　
　　革命造反派作为群体的精神实质，是心底无私，敢于蔑视权贵，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对现存的旧秩序发起冲击。为追求社会的公正和正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抗争精神。而这正是中国人缺失的一种品质。这种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这正是革命造反派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贡献。革命造反派，作为文革中的一个群体，从诞生到退出文革舞台，上演了无数幕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活剧。它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扫温顺的本性、懦弱的积习、抛弃阿Ｑ精神的第一次自立自强，说出了中国人从来不敢说出的话，做出了中国人从来不敢做出的事情。他们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体验了做人的尊严，革命造反派不是任何人的奴隶。革命造反派第一次对愚民政策和强权政治产生了质疑和冲击，初步萌发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新观念。尤其是经过毛主席逝世后三十多年的现实教育，使一息尚存的革命造反派多数人对文革的深远历史意义、对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对毛泽东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深更新的理解和认知，并自觉地为这些观念而奋斗。革命造反派历经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压、磨难和打击，始终保持了心中的崇高信念。革命造反派那种惊天地的豪气，泣鬼神的骨气，第一次展现了中国人完全不同以往的另一面。许多革命造反派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造反头”。他们舍生忘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为国家政权能以民为天，让人活得像个人，他们都迫切希望国家能改变现状，革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真正实践毛泽东所开辟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决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这种不满现状，渴求改革的造反基因必将遗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中华民族不断更新，不断自我完善、不断进取的原始动力。这是革命造反派对中华民族历史的重大贡献，也是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应有的地位。文革中后期以来（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当权者对造反派极尽妖魔化之能事，污水漫天，谎言遍地，把造反派丑化成古今第一恶魔，集地痞、流氓、无赖于一身。比犹大更可恶，比撒旦更可怕。许多当年的亲历者还在，他们竟能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其厚黑之术空前绝后。
　　
　　走资派们太低估革命造反派的个人能力与个人品质。革命造反派作为革命群众的先进代表，自认参加文革无私利可图，个人生死尚且置之度外，想一想那些为抗暴英勇献身，为坚持文革信念坐牢的同仁，岂惧尔等骂乎？可叹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变成了真理。文革的真相不仅使国内数亿人受骗，更有许多西方和中国当代的所谓追求自由、平等之事的精英进而附合，这真是咄咄怪事？但历史就是这么奇怪，所谓成者王败者寇，历来如此。好在历史不会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深信，历史将一定会给文化大革命、给革命造反派一个公正的评价。
　　
　　造反派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
　　
　　人的所有行动，都与自身的某种利益相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之形成为人群，总有某种共同的关切或利益，才可能群集在一起。
　　
　　革命造反派看似人员庞杂，造反动因不一，但其基本成员则是工、农、兵、学、商中的下层人士。所以他们也特别受到普通民众的拥戴。这是一群受走资派排斥甚至压迫的人。处于这种状况的人占了人口的85%以上。一切造反的动因，从根本上讲都是对社会现状不满，加上个人的正义感和外部一些原因的诱发而形成的。造反派最大诉求是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要活得像个人。而走资派是不需要解放自己的，因为他们已经解放了。所以，归根到底革命造反派代表和反映了要求“自己解放自己”的绝大多数被统治阶级，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文革历练了革命造反派，使革命造反派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文革给革命造反派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意愿的短暂舞台。勿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革命造反派政治上不成熟，被人利用过，他们思想单纯，易于冲动，也曾同室操戈。但这无损于革命造反派的本质。他们是一群革新者，进取者。是中华民族的草根精英。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革命造反派在他们所处在的那个历史阶段，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做了一段惊天动地的正确的国家大事。他们生逢其时，不枉来人世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舞台上走了一遭。壮哉革命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