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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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己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己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己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报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识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己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若仔细分辩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识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

　　对解决这类问题，纪登奎似乎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记得还是1967年底，父亲从豫北回来，很得意地对我说：“在豫北，两个月时间，我解决了三十多个县，一天一个县。”

　　据说，这些情况，都被新华社记者用“内参”发往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后来到“九大”时，纪登奎被毛主王席提拔到中央，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在八十年代“忆旧”时对我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还能在群众运动的混乱局面中解决问题。”

　　当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时纪登奎在河南解决这类问题，自然都要按照中央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这一段时间，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才算是名符其实了。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文革史的话，应当注意到，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后，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同原先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从1967年夏秋之际开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有了变化：

　　此前，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倾斜性”的方针，政治表态，是“支持左派”，在组织上，“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则要求以“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河南之前的几个省的问题都是按这种方针解决的，河南问题也是按这种方针处理的。而此后，则可以称为一种更为“平衡性”的方针，对各省文革中的各派，政治表态不再有“左、中、右”的明确区分，在组织上，也不再要求“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

　　如果纯粹从“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的方针，改变“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由“倾斜性”的方针改变为“平衡性”的方针，不仅相当重要，而且比较合理。这个变化，不仅作为当时解决各地文革问题的方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重新审视我们党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治国理念，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说起来，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也是由来已久了，实际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如今名气很大的“反右斗争”，也都是这样。

　　以文革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不是仍然陷在当年“派性”的感情旋涡里，而是能够比较冷静、公允、客观和理性地审视当年的情况，这种“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和“倾斜性”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刘少奇也是这样，所谓“五十天的反动路线”是如此，后来的“批判反动路线”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批判反动路线”和刘少奇“五十天反动路线”真正的区别，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心目中，“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五十天反动路线”时期的“右派”，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却成了“左派”。

　　我们在文革时代看到：正是由于对应当“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在认识上是对立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在文革实践中演变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也就是文革时代最常见的“两派”的“派性斗争”，并且由“文斗”到“武斗”、搞到“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

　　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由“倾斜性”方针向“平衡性”方针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问题、由于什么机缘而发生的？我想，可能与1967年的“七二○事件”有关。

　　1967年夏，湖北省两派矛盾激化，武汉更是十分尖锐，“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中央发布了严禁武斗的《六六通令》，可是不顶用，武斗反而越演越烈了。到7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带队，领着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到武汉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可是，中央在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时，不是实行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先对各派平等对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再对有关各方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而是实行一种“倾斜性”方针，“下车伊始”，甚至人还未到，在北京己经定下的方针就按照“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确定了解决问题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性意见，认为不应当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为此而批评武汉军区领导，应当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将其中的一派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而将另一派称为“保守组织”，则是“倾斜性”方针的典型表现。

　　而且，就这么个方针，解决的程序也有问题，没有先把军队“老总”们的思想做通，就公诸社会了；于是，立即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结果闹出一场大乱子，差点演成一出共产党版本的“西安事变”。可见，处理政治问题，也是一门学问，违背了“客观规律”即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不符合人们普遍认可的常情常理，不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人们会不听，甚至他老人家“御驾亲征”，也不灵光了，照样把事情办砸了。

　　当然，自1967年夏秋，作为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这是一回事；各省在处理本地文革问题时，是否也能够实现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在各派之间做到比较“平衡”一些，则是另一回事。许多省的情况，文革中两派最后的结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政治与组织上对某一派的“倾斜”，这主要取决于当地领导者（开始是党政领导后来是部队首长）的意志。而各省发生这种“倾斜”的方向，往往又同前一段时间中央“倾斜”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中央实行“倾斜性”方针，大概也是针对各地的“倾斜性”的一种“校正”，或者用一句更为流行的话，叫“矫枉过正”。尽管如此，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变化，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显然变得比较合理了。

　　我不是研究文革史的，不过我的印象，中央实行这种“倾斜性”方针，河南大概是最后一个省。河南省革筹在处理本省文革问题时，自然也是执行这种“倾斜性”方针的，如成立省革委时，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二七公社”为主，“河造总”为次，“十大总部”则没有份儿。

　　据我所知，我父亲当时很密切地关注着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而且，研究政策历来是他的所长，在这些方面思想也相当敏锐；纪登奎看到了中央方针的这个变化，而且在处理河南文革问题的实践中，对原来“倾斜性”方针作了一些调整和校正，使之略加“平衡”一些。

　　比如，对“十大总部”，本来周总理己经讲过“应当分化瓦解”的话，可纪登奎强调：虽然作为全省的群众组织，“十大总部”己经解散了，但“十大总部”下属的基层群众组织，仍然可以参加“大联合”和“三结合”，在基层革委会中占有席位。

　　这里我插一段故事，也许可以反映我父亲的政治理念。记得是1967年秋，我回家探亲，有一天，有我，还有我妹妹和她的同学，聚在一起闲聊，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人们聊天，没有别的话题，都是谈文化革命；大概是说起了戚本禹，那时河南人一般都认为，戚本禹支持“二七公社”的态度最坚决，主要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北京汇报结束时，“十大总部”对中央的表态很不满意，就围攻戚本禹，非要他表态：“十大总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戚本禹怎么说，他们也不服，于是恼了，就和他们对着吵：“十大总部是保守组织，是老保！你们就是老保！”父亲听我们说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拥护戚本禹那些人，赞成他们的话。”听了父亲的话，我们一愣，记得是我妹妹的同学问他，“那你赞成谁的话？”父亲说，“戚本禹那些人的话，讲得不行。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觉得总理的讲话，比较靠得住一些。”

　　记得当时还说到一些中央领导对“七二○事件”讲话时，痛骂武汉“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还把“百万雄师”说成“百完熊尸”等；听我们说得很热闹，父亲很不以为然地说：“把百万雄师、产业军骂成那个样儿，都是在中央工作的人了，怎么能那样讲话呢？总理的话，就不是那么个讲法。”不记得是谁插话问，“那为什么？”父亲接着说：“周恩来是总理呀！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好，四川的‘产业军’也好，还有河南的‘十大总部’，有那么多群众呢，你把他们骂成那个样儿，讲的那么凶，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对总理来说，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管怎么说，这天底下的中国人，还不都是他周恩来的老百姓嘛。”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相当偏激狂热，我也一样。父亲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我的观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不像原来那样，对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持那么黑白分明的看法了。

　　不过总的来说，作为省革筹的成员，纪登奎在处理河南各地文革问题时，基本上仍然执行的是中央确定的“倾斜性”方针。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基本上还是对的。我想，这也是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他有这种看法的原因。

　　这里顺便插几句。我认为，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也正是所谓“王、关、戚事件”的一个政治背景。1966年底，在毛译东看来，陶铸的想法，妨碍了他将文化革命全面推向高潮，因此，陶铸在文革初期提拔到中央不到半年，就让毛泽东“拿掉”了。到1967年秋，可能是为了给文化革命狂热的势头“降温”吧，“倾斜性”向“平衡性”的方针转变，由于弯子转得太急，王、关、戚也就从文化大革命的战车里甩出来了。

　　说起来，为了纠正和扭转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而在党内找个“代表人物”来批判，引导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也是我们党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同我们党以往的政治运动，在对“左、中、右”的态度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在情况紧急时，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失控，为大局计，主要是稳定军队，这种老办法，他也会拿来一用。

　　“王、关、戚”如果觉得冤枉，那陶铸呢？和陶铸相比，他们只是小人物。

　　1967年秋，毛主席“南巡”，那一次叫“巡视大江南北”。到了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当时传得很广、名气很大。因为过去和纪登奎很熟悉，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称他“我的老朋友”。如今有些人认为“老朋友”的称呼，毛主席好像有什么特别含意似的，其实这只是主席很随便的一句话。

　　毛主席接着就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

　　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当时，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他，“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就是那么瞎扯。

　　后来，八十年代了，父亲对我说起那一次毛主席和他的谈话：“那次和主席一见面，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主席很高兴。”

　　父亲接着说：“那一趟南巡的时候，毛主席见了不少他过去的老熟人，有长征时的警卫员；这些老熟人，一见到毛主席，咕咚一声就跪下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然后就诉说他们文革中间受冲击、挨批挨斗、挂黑牌、‘坐飞机’那些事，觉得冤枉得不行，他们受的那个委屈也确实大了。那次南巡，主席见到的那些老熟人，大概都是那个样子。可毛主席不大高兴，他不喜欢他们那个样子。”

　　父亲说：“毛主席见我的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他很高兴。后来把我提拔到中央，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认为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够‘正确对待群众’，那个时候，毛主席很看重这一条。”

　　可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对纪登奎说的“大有好处”这句话、还有他后来讲的“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很不满意。这当然有道理，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纪登奎却说“大有好处”，而且还要“正确对待”，那不等于说，他们受那么大的罪，是完全应该的！难道今后还要受那样的罪吗？所以文革结束以后，纪登奎写检查，还专门检查了他当时说的这几句话。

　　这桩“坐飞机”的事，后来还有点故事。文革结束后，河南又批判纪登奎时，说道：“纪登奎说他文革中坐了一百多次飞机，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和群众。实际上，据统计，文化革命期间，纪登奎‘坐飞机’，只有九十七次。”这是1978年贴在省委门口的大字报，我亲自看到的。好玩吧？

　　这个“倾斜性”和“平衡性”的问题，后来还有点余波，也有点意思。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毛泽东亲自点名，由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作大会发言，他可以算是因为“支持造反组织”，当了“领导干部典型”了。

　　可是，大会发言后，却闹了点小“风波”：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中央按照“倾斜性”方针成立革委会的几个省，可能是六个吧，这几个省的革委会主任，父亲说，“就是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还有谁？有没有张春桥？他没有讲。他们几个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批评他，提的意见，主要是对纪登奎在大会发言时讲的“一派不行，两派才灵”这句话很不满意。父亲说，“他们几个人，把我围攻了一顿，可是，我拒绝了他们的批评意见。”

　　由此可见，对处理文革问题的“倾斜性”方针，纪登奎还是有所修正和保留的。如果允许我替父亲做点辩护的话，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这“典型”二字，还稍有些可以商榷之处；从“九大”期间因为纪登奎的大会发言而“被围攻”的不大的“风波”来看，作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纪登奎还不算很“典型”，而他说的“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可能更适合当这个“典型”。

　　毛泽东在“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中，没有选择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等人，而挑了纪登奎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大概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倾斜性”方针和“平衡性”方针的斟酌与反思，反映他在处理文革问题时思维方式的转变。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月以后，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工作。我父亲在中央期间，花费很多精力管的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全国各省、中央各部门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

　　这些问题的大致情况都是，中央每发生一次大的“风波”，文革前期的“派性”问题就被触发，又闹起来了，两派的群众组织头头自然是“闻风而动”，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也分成两派，当地的军队领导部门和驻军部队首长也掺和在里头，不仅“三结合”成了“三凑合”、“三磨擦”，而且“军、干、群”各自又都分成两派，矛盾尖锐得很，闹得一塌糊涂，党委瘫痪，政府办不成公，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学校上不成课，影响到社会秩序也乱得很。

　　这时候，我父亲的角色变了，成了“中央领导人”了，周总理太忙，后来又病了，他说纪登奎是个“壮丁”，于是，解决这些问题就交给他来办了。

　　听父亲说，文革时代他在中央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文革问题，他直接参加解决过的，至少有二十个省，许多省的问题，都不止解决过一次，起码是两次，有的甚至是三次。他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第一个省是山西，1969年7月；最后一个省是浙江，1975年7月。

　　对各地的文革问题，纪登奎解决的次数多了，似乎也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掌握了一套方法；大体上的程序，就是让那些出问题的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到北京来，找个宾馆办“学习班”，听他们谈情况、说是非、争论、有时吵得很厉害；然后弄清情况、分辨是非，由中央领导人去讲一篇话，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个省的领导班子，回去以后就基本上又能工作了。有一次，我问他：“山西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山西的问题，和南阳的问题一样。解决南阳问题，用了七天；解决山西问题，用了23天。”可是，南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文革结束以后，清算毛主席的错误，纪登奎自然难辞其咎，他在党内被批判，后来又下台了。共产党过去的老规矩，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自然是翻箱倒柜，他过去管过的事、处理过的问题，事无巨细，都要揭发批判，统统过一遍。纪登奎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事，自然也不例外要受此对待。我父亲说过：“我处理过的各省文革问题，后来大家揭发批判，对我提了意见的，有一个半，一个，是河南省，半个，是山西省。”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父亲下台好几年了，时过境迁，父亲说起来，也比较轻松些了。”河南的事情，我还知道一些，可山西那“半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由此看，纪登奎解决各省文革问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公道的，对两派问题，当时他的几句话，如“一碗水端平”、“折墙平沟解疙瘩”、“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基层的干部群众反映还不错，也可以说，他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当然，在我们党那么多的功臣战将里，纪登奎的资历相当浅，对那些纠缠不清的文革问题，大概他要费许多口舌、在错综复杂的“是非窝”里讲出几条能说服人的道理才行，光有几句“原则性”的“中央领导指示”，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至于像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地位和气魄，以他的“倾斜性”方针，对抗各地党政军大员的“倾斜性”方针，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抗衡整个党的力量；纪登奎在我们党那么多老资格面前，只是个小人物，即使他“比葫芦画瓢”想学毛主席的样子办事，也根本没有那个本钱。

　　河南文革期间的事，还有一件，相当有点蹊跷。

　　文革期间的1967年上半年，本来河南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他们三个人被捆在一起打倒，是同样的处境。可是，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刘建勋和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敏生却被中央作为“走资派”点了名，遭受了许多年的坎坷。

　　有些人因此责备刘建勋和纪登奎，其实，这种人事安排，都是中央决定的，刘、纪他们当不了这个家。据说，是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毛主席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毛主席相信了，于是文敏生就当了“走资派”。毛主席还说，这位中央领导人不庇护自己的部下，意思是不搞“宗派”的意思。

　　不过，文革时代的事，祸福相依，河东河西，也难说得很。“貌似忠厚、内藏奸诈”这句话，文革时代自然让文敏生倒了霉，可后来对他却成了好事，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邮电部长。如果那个时候，文敏生和刘建勋、纪登奎一块参加“三结合”，还不一样得陷进文革的是非窝里，那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还有这么件事，也值得一提。到1986年了吧，纪登奎已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下台好几年了，有一天，何运洪的儿子来北京办事，到家里来看望他。我父亲有点意外，坐下聊天，先对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替我问候他。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批判过他，对不起他，应当向他道歉。请向你父亲转告我的意见。”何运洪的儿子说：“你们之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了；那个时候，你批判过他，他也批判过你呀，而且他还把你关起来了嘛。”说起文革时代的恩恩怨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气氛挺轻松的。

　　何运洪儿子来访的事，后来父亲对我提起过好几次。何运洪和我父亲文革前可能也认识，他也是老革命了，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对他们文革时代形成的恩怨纠葛，能够冰释前嫌，父亲显然感到很高兴。何运洪这个儿子挺有水平的，可惜我不认识他。

　　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吧，我在河南省机械厅工作，那时河南正在批判纪登奎文革时期的错误，机关支部开会，要求每人都要发言表态，我是党员，而且事关我父亲，没有个态度也躲不过去。我说：“纪登奎的错误，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不过，文革期间他在河南工作时，确实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他这方面的错误，在很长时间里对河南的工作都有很不好的影响，我自己在基层工作时，就有这方面的体会，也听基层干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发言表态，说不上“认识深刻”，要是在偏激狂热的文革时代，就这么几句话，恐怕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我这些话是诚恳的，出自内心。（2008年3月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