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远：我认识的鲁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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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志远

八年前，因为我写了知青病转的作品《回城之路》，有幸认识了鲁礼安。

文革初期，我只是个16岁的初三学生，尽管向往革命，却因父亲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无资格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怀着阿Q式的怅然，作壁上观，在母校十四中——湖大（阅马场处）——汉口六渡桥——江汉路的红旗大楼几个固定点去看大字报，那里常有鲁礼安的新华工敢死队的标语和文章。从鲁礼安的名字和他的行文，我断定他不是工农出身，果然，听同学讲，鲁礼安出身于职员家庭。这样的出身，人前也是不硬的。鲁礼安却拉起了一支造反队伍，在反对血统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锋陷阵。在同学中受欺压的我，自然对鲁礼安很钦佩。

文革那狂飙突起，全民疯狂的场景，对每个过来人说，是刻骨铭心的，鲁礼安的名字和他的敢死队、他成立的“北决扬”组织，让江城人民永远记住了他。

1968年秋冬，我去天门县插队，根本不知道鲁礼安被投入了武昌民主路的省一监狱，罪名是“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

1980年，小学女同学小梅（化名）要结婚，小梅的丈夫是被关押了几年的“北决扬”人物，和鲁礼安关系也算密切。我因此对小梅讲，她婚礼那天，如果鲁礼安要来，请介绍我们夫妇认识一下，小梅未置可否。小梅是党员，还是个小领导，她对丈夫的“北决扬”身份讳莫如深，唯恐在熟人间传开，不愿我和我的先生见到鲁礼安，我从此也就知趣不提。

直到2000年，《回城之路》出版了，小梅跟我讲，鲁礼安也正在写回忆录，他希望看到我的书，我欣然同意送一本给鲁礼安。2001年春节，小梅安排我和鲁礼安见面，记得当时小梅怔怔地说：“鲁礼安，高志远好多年前就提出过见你的。”原来小梅并未忘记我当年的话。

是的，我想一见鲁礼安的的要求被拒绝了19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书，此生与鲁礼安就永远无法认识了。

我看到的鲁礼安是这个样子，戴着黑宽边眼镜，白皙微胖，显得年轻，岁月给他留下的痕迹似乎不多。但事情远非这样，我和鲁礼安刚说几句话，鲁礼安突然痛苦地说：“昨晚又回到噩梦连连的监牢，醒来后冷汗淋漓。”他给我看他打印的一摞文稿，还抽出所作的五言长诗送给我，题目是《狱中自叙五百壹拾字》。

很快我和鲁礼安成为朋友，我们还约定一起去拜访另一个朋友。我的先生也想趁机见识一下鲁礼安，就一起来到车站。在约定的地点，我们看到鲁礼安在仰头看站牌，还围着站牌转，神态紧张不安，他就是鲁礼安？先生不禁有些意外，须知当年的鲁礼安是何等叱诧风云、富有传奇色彩啊！

握手时先生抢着说：“久仰大名，今天才见到你。”鲁礼安露出极为苦涩的笑容，重重地“唉”了一声，“什么大名，”一言难尽的神态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印象里。

在朋友家，鲁礼安谈他因“恶攻”罪名入狱的经过，他十二年的牢狱生活。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吴炎金、杨道远等人的狱中遭遇，也讲了“北决扬”的几个朋友近期状况：冯X X脑溢血致偏瘫，鲁礼安发动朋友们募捐，帮他度过难关；童 X孤身一人，春节，鲁礼安会把他接来家中吃饭并住上半月，童六十岁生日时，鲁礼安送他一台彩电，办了一桌酒席庆贺。谈及这些，鲁礼安并无炫耀之意，而是不停地叹气，深深自责，由于他成立“北决扬”组织，累及大批无辜者。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浩劫，从法制上讲，任何“革”与“保”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但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同一观点、同一组织的人自会建立起深厚情谊。这一特点在敢死队、“北决扬”里很凸现，他们曾经熬过漫漫牢狱和插队岁月，鲁礼安在他们眼中仍是核心人物，他重感情，有凝聚力。

这个圈子虽然不再激扬文字，友谊却天长地久。

之后，鲁礼安随他供职的公司移师杭州，关于他的消息中断了5年。

至2006年春节，小梅告诉我，鲁礼安的书在香港出版了。果然，鲁礼安给我来了电话，手机那那端，心情毕露，给我的感觉是他38年的积郁、38年的心愿终于了却。

鲁礼安回来了，他执意辞去香港公司的工作，要回来为高龄的母亲尽孝，要宣传他的书。他对我说，要到我家来送书。但我等不及，约了小梅初一直奔鲁家拿书，同时也想看看，鲁礼安的那个DVD碟子，那是鲁礼安所在公司在浙江电视台制作的宣传节目。我们几个朋友聚集一堂，拥着鲁妈妈观看鲁礼安的表演。电视上，鲁礼安即兴演讲，回顾文革中因言获罪，单监11年的生活，听众显然深受感染。年轻的女主持问：“那么你见不到美眉啰？”鲁礼安回答：“是的。”我们顿时感慨，“美眉，”年轻人仅仅这样理解文革的监狱。

鲁礼安告诉我们：“这是在浙江，如果是武汉，文革尽管过去40年了，也绝对不会准许我发声的。

鲁礼安的书名是《仰天长啸》，他为我题了字，郑重其事地盖了章，图章上刻的“十年南冠客“，虽经历地狱，终不失浪漫主义。注明日期2006.元.29(丙戌年正月初一),这是个难忘的新春初一夜。

我同鲁礼安的经历极相似，参加工作后都干过仓库保管员，以大龄身份同一届读电大中文专业，毕业后在厂教育科教书。又为了自身经历，写下纪实作品，可谓殊途同归，这使我们有了更多的话题。他说他把书从香港带过来很不容易，一次10本，如此累积又很快被大学同学拿空。虽然很贵，得自费购买，他也要不断付出。他说，他幸亏正式退休了，每月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才敢回来宣传他的书。

我问他还在写作不，他语气坚定：“在写，还在写！我正在收集文革中各派组织的刊物、小报，把那些标语口号、诗歌散文、大批判文章分类归纳，整理成册。”又说，“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我对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不会那么客气。”其壮志未泯，溢于话间。

有天他告诉我，有人在网上对他的书大肆谩骂，他反而很高兴，就是想有人来评论他的书。

事实上，鲁礼安写了一本回忆录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传开，文人圈内尤其关注，有的还托人到香港购买。因为是异地出版，国内找不到，削弱了他的影响力。

小梅难抑兴奋，讲起鲁礼安的逸事颇自得。她说新华工的聂X X已逝，他的亲属寻到鲁家，想买本书，鲁礼安给了他们。又说鲁礼安到琴行买钢琴，老板扯到音乐学院的X X教授常到这儿来替学生挑琴。鲁说，我认识这个人，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果然电话一通，X教授很快来到琴行，一番挑选试音，终于为鲁挑了一架称心的钢琴。鲁则拿出他的书，签名送给这个教授。要知道，鲁曾率领他的敢死队，驻扎在湖艺（今音乐学院），想不到40年了，X教授还这么看重鲁。

我为鲁礼安而高兴，高兴他的成功、他的魅力，相信他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悲剧却突兀地发生，去年4月12日，鲁写下短短留言，离家出走了。小梅来我家告诉这件事，却又语焉不详，说鲁礼安因嫌家中琐事多，跑走了，有人看见他在珞珈山上锻炼身体，鲁夫人到处找他。

这个鲁礼安，这么没有家庭责任感，我对他的印象分骤然下降。7月，偶然在海纳百川上看到寻鲁的行动，才知道鲁礼安出了大事。

出于敬佩，出于热爱，许多许多的人自愿去寻找鲁礼安，有当年“北决扬”的朋友，也有鲁氏夫妇的教友，更有幕鲁氏名气的武汉市民；而海纳百川上，随时发布寻鲁消息。鲁礼安，牵动着海内外无数人的心。小梅却皱着眉头跟我说：“我不想跟你讲鲁礼安的事，免得你到处传。”她大约是失望了，“北决扬”的案子终究未能彻底翻转，鲁礼安却倒下了。她也可能是感到了外界的某种寒意，自此保持缄默。

去年10月，鲁夫人来我家寻求帮助，她风尘仆仆，很憔悴。她讲，鲁礼安可能流浪到武昌和平大道一带了，并在武昌鉄机村出现过。我接下她的一摞寻人启事，按她指的范围，我和先生分段负责，先生或骑车或坐车到武东、青山，再倒回头沿途张贴寻人启事，或塞给各处保安、环卫工人、小摊贩。我则到武昌车辆厂的两个运动场、三飞集贸市场、徐家棚街、武昌二桥下的四美塘公园、销品茂旁边的餐饮小巷、杨园集贸市场等处张贴寻人启事。我们要为鲁礼安，这个在人生的秋天里交到的朋友尽份心意。晨练的老人们围上来看，我问他们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和名，他们摇头。他们虽然是武汉口音，但有的是从外地调回来的，有的是文革中在外地当兵。时间、空间将人将事疏漏着，文革历史被迅速地忘却和掩盖了。也遇到了欣慰的事，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后勤处的领导老傅（真实姓）夫妇俩，为鲁的失踪痛心疾首，他们见到我就会问，鲁礼安有消息没有？这是个人才呀！武昌车辆厂的退休党支部书记老项（真实姓），文革中是保守派，却为鲁礼安的遭遇连连叹息，表示一定在车辆厂运动场、集贸市场一带关注鲁礼安是否会出现，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以备联系。还有车辆厂的工程师鲁工（真实姓），他原是武汉8201独立师的宣传干事，七二0事件后,独立师被解散,他就转了业。鲁工告诉我，当年他看过敢死队的许多文章，写得极有份量。虽号称敢死队，却从未搞过武斗。鲁工对鲁礼安很钦佩，他认为鲁礼安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失踪，可能去了国外。

保守派也好，造反派也罢，最终都被文革愚弄了。40年过去，两鬓苍苍，遥想当年，革命满纸荒唐言，徒留一把辛酸泪。这就是保守派今天能够理解感佩鲁礼安的原因。

许多叱诧风云的造反派人物落入悲惨的结局，凄凉地逝去。鲁礼安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了，历史注定要选择他去刻录荆楚大地那空前绝后的事件，以前世之覆，为后世之鉴。

鲁礼安不辱使命，用十一年囹圄滴泪泣血的历炼，又是十年披肝沥胆的倾诉，完成巨作。

《仰天长啸》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革记录，未来的岁月会有文革研究者去评说。鲁礼安曾和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一样，响应号召，义无反顾投入文化大革命中。也曾愚忠，也曾疯狂。后来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出重围，逐渐开始了独立思考。他发表了一篇篇思想论文，质疑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认为中央处理得并无道理。质疑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一天之内实现全校大联合的体会。而这分材料被毛主席肯定并作出“三七”指示。鲁礼安结合文革的严峻现实，断定此体会是一份虚假的材料，事实证明鲁是对的，这个人造典型很快分崩离析。他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国家机器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处于切实监督之下”的理论根据，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官员直选，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不领高薪。他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措施：“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让农民免除苛捐杂税”。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份难得的清醒，并由此走向马克思学说，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民主之路。鲁礼安与朋友们成立了《北斗星学会》《扬子江评论》。

天地混沌，岂容个人独立思考！时势所不容，军人权贵所不容，社会所不容。在他开始走向觉醒时，他注定要被投入大牢，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那个年代最好的捷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以革命的名义，把你押上人民的审判台。鲁礼安信手涂鸦的一个船用桅杆，被诬指为绞架，成为恶攻领袖的罪证，他从此被打入大牢12年，单监11年.

看完他的书，我才理解，一句“久仰大名”，鲁礼安的表情会是那么苦涩。青春、热血、理想被利用被葬送。12年囹圄，纵使无比坚毅的人，重刑之下焉能不垮？在那无穷无尽、没有自由、没有光明的牢房里，鲁礼安无数次地想过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被单监，竟准备放下自尊，舍弃他穿长裤子权利，换来有人为自己作伴。恩格斯称单人牢房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北决扬”的主要人物8个里先后被关疯了4个。鲁礼安没疯，他从辩证法中找到力量，相信历史将宣判他无罪。他跪在单监囚室，面向苍天发誓，只要能活着走出这口活棺材，就要说出他的遭遇，说出这桩大冤案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1967年七二O事件后，革与保的斗争已告段落。鲁礼安对前阶段时间的派性斗争厌倦了并渐生悔意，他和朋友们思索要对一年来的斗争进行总结反思，及时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决心解散敢死队，另行组织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马列学会——北斗星学会，同时准备发行刊物《扬子江评论》，学会的口号是“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永不迷失方向。”

七二0后,中央在湖北委任曾、刘、方、张主政，这4人中有3人是军队领导。彼时各地进入军人支左，军人统辖态势。鲁礼安们之前为“钢工总”翻案的呐喊，“扬评”中说大人而藐之的气概，让军队领导认定这是反革命复辟，他们将北斗星学会定为裴多菲俱乐部。北斗星学会办不下去了，鲁礼安想，学会不许办，成立群众组织总该可以。于是又成立“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这就是“北决扬”名称的由来。

军队领导认定，该学会有花白胡子的人在后面摇鹅毛扇子。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老红军王盛荣因与鲁礼安有一面之交，被定成是鲁礼安的黑后台。又由于王盛荣认识王明，于是“北决扬”和早已逃到苏联的王明必然有联系。自此，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禀报中央批准，于1969年下发中央“九二七”指示,将”北决扬”正式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后，在清查”北决扬”的行动中涉及数十万群众，造成骇人后果。一时间，拘留式的学习班遍布武汉三镇,无数的知青，因为莫须有的“北决扬”份子罪名，长期放逐农村，不许招工。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湖北省转发省高法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北决扬”不存在反动纲领和幕后操纵，“北决扬”不能认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但《报告》也认为：“北决扬”鼓吹极左思潮，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做了一些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坏事。对于“北决扬”的头目及骨干分子，本着给出路的政策，免于刑事处分，鲁礼安及全部在押涉案人员终于获释。

人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却留下一条粗粗的尾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左的烙印。此后，鲁礼安及“北决扬”人物找工作、考研、调动、谈恋爱均受挫。

当我们津津有味地翻看鲁礼安的书，咀嚼那遥远而真切的往事，既庆幸鲁礼安为民请命，又安然为自己的怯弱找借口，甚至自甘屈辱，粉饰残酷。我们是否可想到鲁礼安也是肉身凡胎，重压之下也会毁灭？鲁礼安的失眠，早在监狱中埋下祸根，几十年外界的重重压力，又使他患上抑郁症。他终究还是倒在了他的悲情里。

历史很忍耐地倾听着受迫害者的呼声 ，历史能够还受迫害者的清白，却无法还受迫害者的青春和生命！

寻鲁行动渐渐停止。去年冬天，鲁礼安夫人携着老姨妈，在漫天白雪里去了江西南昌一带，沿途张贴寻人启事。这个来自四川的69届女知青，话语朴实：“鲁礼安书上写着步行长征去江西的事，我怕他走到江西了，就去找他，我相信他一定活着。”

热爱鲁礼安的人都盼望奇迹。

我不知道鲁礼安出走后如何捱过春夏秋冬，不知道这个洁身自重的人如何去寻觅食物，更不知道去年那场罕见的大雪他如何逃过？

仰天长啸，悲歌一曲，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永远矗立在历史的丰碑上。

罗素说：“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鲁礼安的书是不朽的。

忘不了鲁礼安送给我的那首五言诗的结尾：伤鹰苟未死，终将复翱翔。翱翔天际去，万里没浩荡。

200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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