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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礼安:出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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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6 10:24: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鲁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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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因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罪被捕入狱的,一年后又被指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主要头目而“罪加一等”,在狱中被“侦查审讯”多年。查至一九七九年底才接到武汉市中院的一纸判决,判决书称我文章中曾写一张大字报“支持反革命分子王仁舟带着受蒙蔽的农民群众来汉闹事”,因而“在破坏团结、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社会次序上是有罪的”,不过“本着对过去处理从宽的精神”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关了十几年后再来个“免予刑事处分”,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原谅了情,坐实了罪”,我也无可奈何,只是想不通当初抓我的罪名既然没了,为什么还要给我留条“尾巴”呢“但不管怎样,谢天谢地,我总算是获得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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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 q  x2 S2 J' L2 E回家后的头件事是去派出所上了户口,那时新年正要到了,派出所让居委会通知我参加派出所一个“座谈会“。入会的似乎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属“劳教”或“劳改”释放人员或“管制人员”之类的“社会渣子”,都有过“一进宫”、“二进宫”的“光荣”历史。我便在会后请教派出所的所长:像我这种属文革初期的问题并且已作了“免予刑事处分”处理的,是否也需随时到派出所“受训”?所长和指导员几个人研究了一下,回答说以后这类会议我可以不用参加了。也就是说,我好歹不属于“管制”对象,这让我多少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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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n8 L7 z( Q/ F; M但是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而“生计问题”又是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像阿Q那样翻人家尼姑庵的菜园子偷萝卜之类的事自然是干不来,也不屑去干。便给人打短工,拖板车、踩三轮,但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倒是到一家小学代课代了两个月竟拿到六十元的报酬。这笔钱够我用一阵了,于是一头埋进了南京路上的图书馆,我动了“考研”的念头。“考研”的年龄限制是34岁,而我那年正好在年限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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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 U5 H3 d9 q% G. Z. x' l6 c- R我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外国文学,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位正在大学读研的女大学生。我与她偶有交谈,但我那时候不知道天天来图书馆查资料的这位女学生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名的国民党将领唐生智的外孙女,但这个女学生却对我似乎并不陌生。十多年后这个姓艾的女孩已是一所大学的教师了,她在一本叫《血统》的书里谈到她当年在图书馆里邂逅我时对我的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他不像领袖、不像才子,倒像刚刚睁开眼睛的新生儿,是陌生好奇的神情。他的脸色白暂,时在是过于白了,他不见太阳已有很多年。”她观察的真是准确;我一点都不懂政治,根本不是当“领袖”的材料;我也不是“才子”想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吃掉那一堆“考研”的应试材料自感力不从心,而况“政审”这一关能不能通也是个大问题,我终于不再做通过考研重返大学校园的梦。那一年在长航工作的父亲就要从阳逻的船厂退休了,打算让我“顶职”。但是长航的领导说“上面”有话我不能顶职只能进大集体。我们不明白这是哪家的“政策”?于是四处请教,市劳动局的局长查了有关的政策明确表态说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有让自己的子女顶职的权利。于是我名正言顺的进了父亲工作过的船厂。我被安排到仓库当保管员,但是只“保管”了三个月,我便被调到厂人事教育科做职工教育方面的工作,属于什么“工代干”,主要是负责青年职工的文化补习。我对教学工作很有兴趣,文化课教得很有点特色,工人们都叫我鲁老师,似乎没有谁因我有过“坐牢”的历史而歧视我。有的女孩子甚至视我为“传奇人物”而向我抛出“绣球”,写什么“一曲清歌共白头”的诗给我。但他们的家长听说了便大惊失色,说怎么能和一个劳改释放犯谈恋爱?也有多个心眼的女孩子特地跑到公安局找熟人打听我的情况,公安局的人说我是个大反革命,坐过十几年的牢,差一点就枪毙掉了的,吓得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孩子辫子都直往上翘。但是也有不信邪的,有个在供电局工作的重庆女知青从她的邻居口里听说了我的“故事”后很不以为然的说,文革中的大学生那时还不就是一十二岁,为几篇文章坐牢,又不是杀人放火打砸抢,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文革中国家主席还坐牢呢!我倒想见见他,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她果然跑到我们厂里来见我。后来,这个家在重庆的女孩子就成了我的妻子,并且给我生了一个男孩。1 {2 K4 T# Q' w& K

3 J7 @3 U8 t& Y/ W' P1 c有了自己温暖的小家,我工作更加努力,同时又做起了上大学的梦。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叫电大或许能圆一圆我的大学梦,我和几位同事一起报考了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这之前我已经用一年半的时间修完电大英语单科,三学期期末考试的平均成绩是99.8分,好像是那一期学员中最高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我从初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的英语,坐牢十几年也没有中断英语学习,比其他学员自然基础要强一些。而汉语言文学也是我的强项,牢房中我就熟记了大量的诗词歌赋,通读过两遍《词源》,三遍《鲁迅全集》,一部《红楼梦》更是读了不下上十遍,所以三年电大学习在我是再轻松不过。我一面学习,一面还辅导厂里的其他学员,学习期间还在辽宁电大编辑的杂志《电大语文》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也谈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究竟在哪里?”的考征性质的辩论文章。我的毕业论文“历史教学中的网络模型”得到华师中文系的老教授石声淮的很高评价,石教授并且建议将我的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但是我的文章要想在湖北或武汉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谈何容易,几位在电大兼职的江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四处疏通仍是无功而返。这几位热心的老师还想把我调到江汉大学工作,让我到他们学校试讲了几堂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课。学生对我的讲课反映还不错,据说系里也同意发调函了,但是调令卡在了教务处一位领导的手中。据她透露不能调我的理由有三条:一条是我的名气太大;二是我不属干部编制;三是我文革中的问题并没有公开平反。她的三条理由特别是最后一条理由不能不说是个实际情况,但问题是武汉市中院给我的判决书为什么要给我留一条“尾巴”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宣布“无罪释放”呢?现在这条尾巴不就拖累苦了我么?我只好上访于省委办公厅信访处,同时又就我的问题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信访处和省高院的领导倒是十分重视我的申诉,他们首先就建议我原就读过的华中工学院给我补发大学毕业文凭,接着又通知我的单位从七0年我大学毕业之日起给我补算工龄。解决了这些比较容易解决的实际问题后,高院对我的案子认真的作了重新审理,据说是准备给我彻底平反。然而好几年过去了,“平反”都是镜花水月,直到八八年四月我才从高院一位副院长那里知道他们早在八六年初就已经本着中央有关认真纠正“三类案件”和落实善后工作不留尾巴的精神决定给我改判“无罪”,但是这个得到了省政法委认可的决定却卡在了省委个别人的手中,他们法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所以这个改判的文件一直都无法付诸实施。我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现实中以行政力量来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事情还见得少吗,轮到了我的头上又能怎样?不就是去不了江大么,我就在厂里好好工作未必就一定没有前途?我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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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N& k8 N3 g* q我于是安心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在教学实践中编创了一套历史网络模型,我还编写了一套地理形象趣味速记教材,我的教学教材大受职工欢迎,厂里为中层干部考党校办的一个文化补习班以很高的报酬聘请我,要我用我的一套独创的方法为这些干部进行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课程的速成教学以帮助他们备考。我还是厂里电大班的英语辅导员。尽管如此,我仍然只是“工人编制”,所谓“工代干”没有任何正式职称。直到八七年十月总算有了一次机会,国家劳动人事部下了一个56号文件,称“工人身份而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确有需要、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聘任专业技术职务”,长航职改办的负责人也致函我厂职改办说允许我申报职称,而我们厂正好有一个教育方面的中级职称的指标,那么无论是从学历上说,从工龄上说,还是从教学能力上说这个指标都应当是非我莫属了。然而出乎意料这个指标最终竟给了厂附属小学的校长,一个中师毕业、能力平平的女人,原因无它,就因为她是厂长的夫人。乌呼,我何言哉!我很沮丧,也很无奈,而且多年来目睹了厂里一班人乌烟瘴气的官场作风: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可以说无奇不有,无丑不有,我决定同这些人“拜拜”。我办了“停薪留职”,从阳逻回到武汉,一面照顾我偏瘫在床的父亲(他早已从退休转为了离休,算是个“革命老前辈”了),一面到给一些成人高考补习班讲课,赚些钱来养家糊口,一九八九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一家外国公司驻汉办事处的雇员,并在那年的四月第一次赴广州参加了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但在参加了这年的秋交会后我被告之不能被外国公司雇佣,一问还是因为我那个该死的“历史问题”。我找工商局的人理论,工商局的人理穷辞尽便说不和我谈,要和我的老板谈。于是通了国际长途,我的犹太老板说他不在乎我的“历史问题”,他说“I KNOW HIS STORY(我知道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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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为这家公司工作了整整十二年,广交会也参加过了二十多届,可算是个“老广交”了。这些年中曾经有不少人劝我拉些客户自立门户,但我从未动心,我不想辜负那个犹太人的知遇之恩,何况我对当老板做生意这种事也并无兴趣,我需要的是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读文学、读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特别是那一段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文革史始终是我关注的对象。我常想,文革过去不过三十年,如果连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人都已不再有兴趣和热情去回忆、研究、反省那场“浩劫”,那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是太容易健忘,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所以这一、二十年中,我一直都非常留心涉及文革历史的书籍,对于涉及到我本人的内容当然更是留意。我发现一些部门在编纂史、志涉及到有关我的问题时全然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仍通篇称我为“反革命”,称“北决扬“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如90年出的一本《武汉市志·大事记》。还有更早出的一本地方“党史”都是如此。尤其玄乎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大典》,居然无中生有说什么“1978年后‘北决扬’的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都被判刑”。这些编书的人似乎压根儿都不知道一九七九年底我被释放时法院对我的问题是怎样定性的,压根儿不知道一九七九年省委曾经发文(鄂文1979.70号)认定“北决扬”不是反革组织,也压根儿不知道我们这些当事人都早已全部释放,无一判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而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则称我是什么文革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者”其实也是信口开河,他们不知道我文革之初实在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一心要当一名“红卫兵马前卒”,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不惜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推至及致罢了。我那时哪里真有什么“不同政见”?我想我应当在对我自己的那一段文革历史作出深刻反思的同时,如有可能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如实的把那段历史记述下来。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我的一种责任。 我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 z. o" Y6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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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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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一年五月十二日于武汉  U# [, F1 K  j( y7 `8 g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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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是鲁礼安出走两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选登几篇他此前未在网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表示我们海纳百川的新老朋友对他深切的怀念!但愿他不管是在天涯海角,还是异域他乡能够看到,并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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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纳百川9 J* Q$ `; N/ {5 ]$ ]" W

$ y- ~$ a0 f# S7 \6 ~: f0 bhttp://sz1966.blog.hexun.com/31427535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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