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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键初稿钟逸整理
一、简历
1938年，日寇攻陷武汉那年,我两岁。母亲带着姐姐、妹妹和我开始逃难。整整7年间，历经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5省。其间，因与父亲失去联系，经济窘迫，大我两岁的姐姐和小我两岁的妹妹相继因病死于逃难的途中。我亲历了日本法西斯飞机追踪难民狂轰滥炸、血肉横飞的悲惨景象。我幼年和少年时度过的灾难是亿万中国百姓境遇的缩影，我要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父亲1896年生于汉阳县永安乡灌林咀村。13岁经人介绍进入民生轮船公司的轮船上做工。由于为人忠厚踏实，不到30岁就做了事务长。抗战爆发，民生公司包括父亲工作的轮船多艘被炸毁。1944年初父亲在昆明与我们团聚。1946年初父亲带着我们到了重庆，为生活开了一爿“义丰纸号”。1948年，父亲因车祸辞世，由于祖父在乡下留有22亩地，解放后，我的家庭出身被划为“资本家兼地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家庭出身加上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注定了我必有坎坷磨难的一生。
我在重庆读完初中二年级，于1951年回武汉插班，在武汉三中初中毕业。1954年由武昌高级商业学校毕业，因成绩优良，被分配到省商业厅计划处做统计员，因班上王启迪同学未被分配工作，当年我约了在汉的17位同学去找厅长任仲林了解情况，这就是文革中大会逮捕我时说我“18岁开始反党”罪名的来历。1957年12月反右派运动结束，省直3000名干部由田英副厅长带领下放到洪湖县大同湖开荒办农场。1958年4月，我转行支教到远安县做了初中教师。1959年我考入宜昌高等师专中文系。一年后，母亲在汉病危，家中无人照料，只好由花楼街街道政府派人照料，同时去函学校党委要求我退学回汉。我回汉以后，适逢武钢招人，街道政府将我的档案给了武钢机械总厂人事部门。1960年10月，我进入武钢机械总厂机动科工作。当年底，我见新成立的工程车间缺工人，便申请做了工程车间钳工，拜师学艺。两年后，我又调到武钢设备处工作。1965年，冶金部将武钢设备处划归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管辖，我就成为了一冶职工。
二、文革开始
1966年10月北京大学生南下到武汉点革命之火。我住汉口花楼街，每天跑月票往返青山和汉口，目睹了大辩论、大字报和挤满马路看热闹的人群，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回到家，脑海里建国以来肃反、打老虎、反右、斗右派，历次政治运动的场景犹如在眼前。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参与。1966年11月8日，本处同事吴建昌、王幼珍、桂玉兰、汤月娥找我帮他们抄一份支持南下造反大学生的造反公告。我再三推辞，最后还是将这份设备处文革第一张公开宣布造反的大字报抄好，落款是“一一·八”造反战斗队，贴在设备处大院。这张大字报引起上百人围观议论。人群中，韩德林大声说：“这张《造反公告》肯定是李开键写的。”下午，“四清”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的肖道平找我谈话。“《造反公告》是你写的？”他问道。我说：“我只字未改，只是抄了一遍。”而肖道平却严肃地说：“党是信任你的，为什么你还跟反革命跑？”我说：“吴建昌、王幼珍、汤月娥、桂玉兰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怎么他们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肖道平生气地走了。本来我是处文革领导小组的记录员，因为抄大字报一事，当天下午文革小组的会就不让我参加了。我自言自语：“看来这卒子过了河，只能向前。”文革中，我这句话一直是被批判的把柄，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加入了设备处第一支造反队。“一一·八”的这把火点燃了设备处文化革命的烈火。紧接着，两三天工夫，“红铁锤”、“铁扫帚”等十几个战斗队的造反公告都贴了出来。几天之内，设备处造反派队伍由几个人扩大到近两百人。而由文革小组组建的红五类“红卫兵”，正在查抄“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干得热火朝天，看到造反派的势头，也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些战斗队与我们对抗。1966年11月底，设备处所有的造反派战斗队大联合成立了“设备处革命工人造反战斗总部”，我母亲所在的花楼街向阳工艺美术工厂为我们连夜印制了造反大旗和几百个红袖标，大家推举我为一号勤务员，勤务组成员还有张恒华、吴建昌、熊家景、赵冰臣等。12月初，机装公司杨连洲、丁金生来到设备处，征得我们一致同意，“设备处革命工人造反战斗总部”加入了曹承义为首的一冶野战兵团，我们并派周贤亮、杨锦进驻公司野战兵团总部，作为联络员。自参加一冶公司的造反派大联合后，我们将办公室设在后方33街03栋108房间。
从1966年11月8日当晚开始，我基本没有跑月票，白天在单位就是无休止的大小辩论会，晚上写文章，两三个小时抄成大字报，次日清晨就有专人贴出去。只要我的大字报一出现，老保们便蜂拥而至，手持纸笔抄录，寻找字里行间的“反革命”证据。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是凌晨四点左右和衣而卧，睡上两个小时，便投入第二天的战斗。从一开始，保守派在官方授意下就把目标对准了我，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在他们眼里连“血都是黑的”。1967年《二八声明》出来后，军队开始打压造反派，设备处保守派拉拢王幼珍整理了我的80条反革命言论。设备处一时间黑云压城，保守派以我为目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二月逆流”开始，军代表找我谈话，针对我的反革命言论和夺权问题，要我写检查。支左军方一屁股坐在了保守派一边，不少造反派群众声明退出野战兵团。设备处的文革形势如同全国一样处于低潮，我和十几个造反派的中坚者汪长江、李统学、江同保、付国宝、汤月娥、柯俊等人，每天下班后到晚上七点钟之前，准时守候在总部设在后方八大家33街的办公室，围坐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旁，盼望早点听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盼望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因为她是指引我们战斗的指路明灯。
在保守派得势的日子里，保守派的头头经常召开以造反派为对象的批判会，每次都有军代表坐在台上为其撑腰。
1967年3月下旬一天下午3点，军代表召开全处“抓革命、促生产”职工大会。首先宣布会议纪律，缺席或早退者算旷工，各科室、各班组点名报人数，发言者按预先安排的顺序上台发言，气氛十分紧张。发言者全是会前精心安排的保守派干将、“笔杆子”，如总支秘书代诗堂，还有关鹏飞、李永轩、郭才耀、韩德林等。发言内容只需大帽子，不需事实。他们把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快到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坐在台下的造反派群众一个个万分气愤，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这是无言的期盼。我急速地选择了十几条毛主席语录，递上了要求发言的纸条，我想可能轮不到我上台发言，就会到点下班了。不料我的条子刚递上去，主持者立即让我上台发言。保守派的干将们手拿着纸笔准备记录我的发言。我上台以后，一口气大声朗读了十几条毛主席的语录，然后突然说道：“我的发言完了。”台下保守派一片哗然。造反派战友们掌声雷动，只叫痛快。第二天早上刚刚上班，关鹏飞、韩德林二人到造反派总部办公室找我问道：“开键，昨天大会上你都念了哪些毛主席语录，能指给我们看看吗？”“有这个必要吗？毛主席语录条条皆是真理。”我平静地反问道。对方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乖乖地走了。
不久，我写了长篇大字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文章以高尔基海燕诗为标题，呼吁造反派战士坚持信念，紧跟毛主席，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军代表立即找我谈话，质问我：“你是何居心？”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向他老人家表决心，不可以吗？”
1967年5月，文革形势回暖，设备处造反派队伍壮大了，500人中的近300多人加入了野战兵团与其他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组织“新一冶”。我们把设备处的广播站控制了，每天坚持广播中央有关文革的文章、消息。
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从文革开始，拥护与假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两派群众的激烈矛盾冲突就已展现。造反派们只有靠自己的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反对派开始赤膊上阵。
1967年6月上旬，我们设在33街坊的总部被百万雄师打砸。汽运六站的百匪头戴柳条帽，手持丈余长的铁矛，上街武装游行，向造反派示威。他们要武斗，要杀人，支左的军方视而不见。青山区这个近20万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顿时一片白色恐怖。工厂、机关很少人去上班，可他们把破坏革命和生产、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造反派头上。设备处百万雄师的头头郭才耀在处里公开喊道：“我们只要抓到李开键，就在他身上捅几个洞！”坚守在处里的钟守德6月15日火速派人到33 街坊告知我。当天，我和汤雅杰、汪长江等人就住进了民众乐园旁的财贸大楼。中午，我预感处里的百万雄师会趁我们外出偷袭设备处的广播站，就打电话给钟守德，把广播站里面扩音设备上的电子管卸下来拿走。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百万雄师手执长矛、扁担抢占了广播站，但广播喇叭哑了。
6月15日至18日，我在民众乐园看到的几天几夜的景象，与1870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景象何其相似，人们在民生路口至六渡桥的中山大道上筑起街垒，花楼街、方正里到统一街、火巷子一带的太婆们，晚上无偿往民众乐园送稀饭、绿豆汤、馒头。民心所向，可见一斑。这期间，我也目睹了百万雄师用长矛屠杀造反派的血腥罪行。
“六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造反派在民众乐园门口为死难的13位烈士举行公祭大会。天下着倾盆大雨，雷声滚滚，苍天在哭泣，在愤怒。上到六渡桥，下至民生路口，数十万市民冒雨驻足参会，何其壮哉！这是一笔血债,这个场面将永远留在百姓们的记忆中。
一冶设备处文革时期有干部职工500多人，是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最小的一个县团级单位。在一冶设备处22万平方米的库区里面，存放着确保武钢这个大型企业正常运转需要的近百亿元设备备件，其中有大量的进口设备，有30多台12吨的大型进口卡车，设备处的综合实力远非一冶各工程公司可比。只要曹承义一声令下，设备处要车有车，要钱有钱。1967年的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曹承义组织的历次大型游行活动中，我们设备处每次派出的大卡车都不少于15辆，全一冶数十辆进口大卡车引擎的轰鸣声就足以震撼武汉三镇，扬我新一冶造反派的威风。1967年5、6月间，造反派被迫应对百万雄师的武力镇压，我们设备处为新一冶万余造反派随时退守设备处大院而准备了近万斤粮食，并筹划在设备处仓库大院的四角修建岗楼，只因形势快速恶化，未及实现。但一冶设备处在青山，特别是在武钢的厂区和厂前一带，它每天坚持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广播，成为青山远近闻名的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七二○”事件发生以前，青山地区的百万雄师先后扫荡、踏平了新一冶总部和九一三总部，但却无法攻打一冶设备处的广播站，因为一冶设备处的广播站设在存放武钢战略物资高墙深院的一冶设备处仓库里，成为整个青山地区百万雄师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这个新一冶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的显赫名声，成为后来李开键遭受残酷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七二○”事件震撼全国，中央表态公开支持造反派，设备处造反派队伍再次扩大，几乎占了职工总数的70%。但一个错误的思潮滋生出来。1967年7月中央表态的第三天，设备处有头头就带人去武昌县纸坊军火库抢枪回来。第二天，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付国宝、江同保把百万雄师的骨干韩德林打了，虽然只是几拳。我立刻召开了勤务员会议。有人在会上发言，影射我在白色恐怖时去了北京，可去北京的武汉造反派有3000人之众，都是各单位被百万雄师追杀的对象，并且认为我批评付国宝、江同保打人是“康老三”（“康老三”：指偏保的武汉红卫兵三司，此处借“康老三”指责我右倾） 。造反派出现了分歧，这次会议目的是制止抢枪、武斗，但收效甚微，致使后来设备处副处级干部刘长富和保卫科干事郭才耀先后被打成重伤，送医院抢救。这些事情，直到文革结束，都成为我的罪行。
1968年6月4日，新一冶所属多个处级单位去汉口黑泥湖武汉127部队仓库抢枪。当天下午，我们接到新一冶总部的指示，张恒华和我带着处里30多个造反派战士，乘一辆12吨大卡车，到了抢枪现场。我们抢了约10来支54式手枪、几支冲锋枪之后匆匆地退出了该军用仓库。下午4点多钟，我们的人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门口集中时，传来消息，127部队仓库当兵的开了枪，死了人。
几天后，曹承义又拿着许多现场死者的照片交给我，令我去新湖大找彭勋参加武汉二十几个新派组织组成的赴京上访团。在新湖大，彭勋听说我是新一冶的带队负责人，于是在300人的上访团里选出了5个人，参加了赴京上访五人领导小组。到北京后，我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北京矿业学院招待所。在京十来天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达到上访的目的。其他人在北大被聂元梓接见过一次，我没有去。我感到很无奈，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造反派，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就是在北京的这段经历，成了后来两次办我的学习班甚至包括我第一次入狱时无休止地追查的内容，但我从来没法将此事说清楚，因为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1968年冬天，政治寒潮到来，各单位均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或小组。形势十分清楚，设备处造反派头头中只追查我一人，只有我一人被控制在“五不准”学习班内，与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叛徒特务、地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右派分子，组成不到20人的学习班。学习班里有七八种类型的“学员”，各有各的账。怀疑你是叛徒，你就反省交待你是怎样叛党的；你是地主分子，你就交待你如何剥削农民的。我是“反革命坏头头”，我就每天写材料，交待从文革开始是怎样破坏革命和生产，如何策划抢枪乱军、殴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几乎每天都会挨斗，接受批判。有时是几十人的小会，有时是全处500人的大会，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地主分子等人，在学习班里只是陪衬。大会、小会的主角是我。批判我的内容就是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将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造走资派的反，向干部的封建特权开火、使他们威信扫地，统统定性为反革命罪行。
“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日晨6点起床，按照军代表的要求，口脸未洗之前，全体学员要立定在床前，右手高擎毛主席语录本（当时人手一册红色小语录本），由一人领诵，其余人跟着大声背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约5分钟后，开始快速洗漱。6点半，在户外门前集合，喊着“一、二、一”的号子跑步约20分钟，收队回宿舍。宿舍是由约80平方米的一间空库房改成的，沿墙根成L形有一排地铺，休息10分钟后，集合去食堂早餐。大家买完早餐后，仍然是由一人带头领诵，其余人跟着朗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方能进食。我不禁想到解放前我在昆明一间教会学校上小学时早餐的情景：每个孩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吃早餐之前，要先将右手放在胸前，虔诚地念道：“主啊，感谢您赐予我食物，阿门！”然后方能用餐。
7点45分开始学习，同样也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中间约在10点时休息，5分钟后继续学习。11点45下课午餐，下午1点到5点、晚7点到10点为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基本分为交待“历史”和“现行”问题两类。
“学习”二字，是交待问题或罪行的代名词，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70年冬。
四、第一次入狱
1970年2月3日上午，一冶设备处突然开大会，一冶公安处来了人，我被人反架着推向大会主席台，押送的人迫使我九十度弯腰，不准抬头，否则就会拳脚相加。会上，由保守派干将代诗堂发言，历数我的反革命罪状。第一条就是篡党夺权（1967年元月夺过设备处公章），二是抢枪乱军，三是武力镇压革命群众（打韩德林、郭才耀、刘长富），四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最可笑的是批判发言的最后，说我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当天上午将我投入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
1970年2月3日午餐前，我被一冶公安处干警在看守所门前移交给狱警。姓俞的干警令我在前、他在后，走进监所甬道，在七监门前令我停下，他在打开正门的瞬间，猝不及防从背后猛地一脚将我踢了进去。我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好半天爬不起来。很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监狱对待民主人士的手段。之后的日子是越来越像。
1970年5月4日，监狱里的喇叭广播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正是这一天的傍晚，关我的号子门被突然打开，“谁是李开键？”枪兵的声音。我站起来。“出来！”仍是这个枪兵的声音。我被带入与七号监室一墙之隔的小房内，里面已经站定4人，皆免冠着军装。其中一人小声问道：“你是李开键？”我答：“是。”话音刚落，拳头从我的前胸后背雨点般打来，我的左右手被两旁的人用力拉着，十来分钟后，我瘫倒在地。已经不知疼痛的我怎么也爬不起来，此时不知何方一盆冷水倒在我的上身和脸部，有人厉声骂道：“装什么熊，站起来，妈的。”我站起来，扶着甬道墙沿走进隔壁我的监号。此时的我头脑十分清醒。这4名打手应该是监狱军管部队的兵，他们指名道姓毒打我，只可能是老保郭才耀“点水”（背后支招指使），因为他曾在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造反派打伤，否则这问题无解。号子里的武钢三中体育教师舒邦庆、武钢技校教师谭玉林、武钢医院伤科大夫向进凯等5人均系政治犯，我躺在铺板上，他们根据我身上发出的响声，判断我被打的伤势。向进凯让我每天坚持喝自己的尿治伤。半个月后，我的上半身像穿了一件乌紫色的背心，监狱方知道我被打伤，不闻不问，不予理睬。我近20天没有出去放风，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监狱的环境与犯人食物之恶劣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我蹲的7监号面积有12平方米，号里少则关7、8个，多达12个犯人。供犯人活动的地方是不到一米宽、4米长的通道，号子门口上方约25公分见方的小风门口，狱卒们可将监号一览无余，几乎没有死角。可是每次狱卒们打开风门窥探犯人时，都用手捂紧自己的鼻子，因为供犯人大小便的粪桶就靠监号门下方放着，自然臭气熏天，而在押的犯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至于囚犯伙食，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消耗，一日两餐米饭，市场上快罢园的扒堆菜最适合犯人享用。譬如冬瓜，不用削皮，用水管对着冲洗一下，剁成大块，倒进大锅里煮熟就行。不夸张地说，蔬菜中除了这菜较干净以外，别的菜常常能找到手纸之类的异物，没办法，谁叫你造反“犯罪”？人权对于犯人是奢侈的。
坐牢七个多月后，1970年9月25日，一冶公安处将我押回设备处，由一冶军管方宣布给我戴上“坏份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监督劳动改造期间，每月仅发给我16元的生活费。分配给我的具体工作是：种设备处院内后山坡上的10亩地，打扫处里办公楼三处卫生间、公共区域、托儿所的卫生，送处里烧的煤，有空要到处里的木工班、泥工班、人防工程干活。我早上6点必须到岗，晚上几乎每天都在6点以后才下班，经常是近10点钟才能回家。夏天，10亩地抗旱，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天色一片漆黑，就把儿子从睡梦中强行弄醒，送到幼儿园，叫开大门，将儿子放在幼儿园伙房里看着大师傅打豆浆，自己强忍心痛，赶到处里干活，我天天干到晚上12点。像这样度过了将近4年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日子。我不仅没有被整死，身体反而更强壮了。那几年住在厂前基建村10平米的斗室，似同寒窑。偶尔会有与爱人、女儿呆在一起的时候，小屋里也会听到我与女儿嬉戏的笑声，这是仅属于我们另类的欢乐与幸福。
1973年冬和1974年初，曹承义、黄家祥先后两次夜访我家，告知我文革发展的形势，表示要为我平反奔走。老曹在新一冶、在武汉参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冶的党委造反震惊全国。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部分纠正了“两清一批”的错误，给一小部分受打压的造反派平了反。当年的情景如在眼前。老曹为我们受打压、受迫害的兄弟作出的努力，在我心中，在整个一冶造反派队伍中，有口皆碑，我永存感激和敬佩之情。
1974年3月，三八妇女节过后，一天上午，设备处领导召开大会，由青山区公安局代表在大会上宣布：“1970年2月3日将李开键拘留入狱关押、释放后又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改造属于错案，现予以平反。”一冶设备处为我补发了坐牢和劳动改造期间扣发的工资，并批假我去上海治病。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风向右转，开始以整顿为名清算文化大革命，清算的矛头又指向造反派。
1976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揭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形势对造反派大好。4月初开始，设备处领导吕成利经常在下班后步行到肖家湾基建村我家，找我谈心。表面也看不出有什么目的。6月初，我伤病突发，住进一冶职工医院外科病区。在40天住院期间，设备处里的一、二、三把手吕成利、熊锦文、刘长富都经常到医院探视我，找我谈心。吕成利明确表示要将我“补台”进设备处领导班子。我当即质疑道：“这不是印证了我有篡党夺权的野心吗？”吕成利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1976年7月我出院在家养病，8月底上班。
9月9 日毛主席去世，对于我们是晴天霹雳，悲痛之余，我有极强烈的预感：“要变天了。”这段时间，仿佛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皇帝突然“驾崩”后的权力“真空期”。
毛主席去世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天阴霾无比，我独自一人行走在大街上，街上了无人迹。数百条黑狗汇集于大街的十字路口，其中领头的两条狗居然互相以人的语言问好。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思索梦中荒诞之事，突然醒悟到：二犬对言这不是“狱”字吗？当然这只是梦境，但这梦境后来居然应验了。
从毛泽东近世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20多天里，在厂前上班的我们感到四周出奇的寂静。人们是沉浸在对伟大领袖辞世的哀思中，抑或是在等待什么？文革中的喧嚣戛然而止，偶尔可以听到的是不远处几座高炉炉顶放散阀的放气声。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宣判了文化大革命的死刑，吹响了反对派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的号角。
10月上旬末的一个周六晚，我把母亲和儿子从汉口接到青山家中，当晚正好余金岺在我家。我十分认真地向母亲、爱人、孩子说：“我一定会二次入狱，可能被判刑。这是政变，绝非从前的反复。”母亲十分伤心。不久的一天晚上，余金岺、朱仕深，还有两个人的姓名记不清楚了，到我家闲聊。朱仕深说：“听说唐歧山带人上山打游击了，你注意到主席追悼会上许世友打绑腿穿草鞋吗？”我随口应答；“可能许和尚真有示威的意思。但我们上山打游击？太幼稚了。”没想到这一句搭讪的话却种下了祸根。
1976年10月的历史是一定会进入史册的。
毛泽东去世，尸骨未寒，北京皇城根上演了一出中国封建王朝屡屡出现的权利更迭大戏的现代版。
由于我有“二进宫”的思想准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中，我不是紧张，只是等待，等待他们自上而下地动手。
五、第二次入狱
1977年3月中旬，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和女儿正在家午餐，颜昌华走到我家门口说：“李开键，收拾一下，跟我到处里参加学习班。”
层层都揪“四人帮”，设备处也应该有“四人帮”，另外三人分别是刘武、王幼珍、余金岺。每层楼设一个“学习班”，设备处四层的办公楼，就有4个学习班，我居顶楼。绝对的“五不准”，至今我也不知所谓“五不准”的具体内容，实际感受到的就是囚禁。我的学习班以我为“对象”，另有16名精选的“动力”来“挽救”我，白天令我睡觉，晚上8点开始让我交待问题。由于我不“老实”，在夜深人静的办公楼里，很远都会听到他们的吼声，骂声。令我交待的内容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如“交出篡党夺权的人员名单”，“设备处二十几个革命群众被打，其中三人重伤，你是如何策划指挥的？”“‘四人帮’倒台后你是如何策划上山打游击的？”
我的这个“学习班”，从1977年3月中旬到9月24日，我入狱前半年多的时间，比在监狱的境遇更恶劣，在“学习班”里人的精神、人格受的摧残是监狱里受到的摧残所无法比拟的。每天从晚8点到次日凌晨4点，由16个人轮番上阵，我根本无法休息。他们把衣袖撸到上臂，手握拳头，在我眼前挥舞着：“李开键，你这个家伙黑心烂肝，从里黑到外，你他妈的压根就不配做人，老子们可以揍得你灵魂出窍，你信不信？”我立即答：“信。”“你个狗日的，这倒答得蛮快。”污言秽语的辱骂，人格的践踏，疲劳战术，几乎可以令你崩溃。我每天无法入睡，他们弄来安眠药，吃了方能入睡。最后只追查我两个问题，一是篡党夺权班子名单，二是上山打游击一事。所谓“班子名单”指的就是朱天榜、吕成利曾向我表示安排我进处领导班子的问题。我应该保护这两个曾经倾向过造反派的老干部，我讲再多真实的话，这帮人渣仍然会以整死我，再踏上一只脚为快。
我出狱后，回武钢设备处工作，吕成利调任一冶党委组织部长。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与吕成利在红钢城九街坊相遇，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并拉着我一定要到他家吃饭。我因晚上要去夜校讲课，谢绝了。吕成利诚恳地说：“开键，你是冤枉的，你很正派。”“造反派都是君子，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我笑着答道。
1977年9月24日下午一点，在设备处库区可容纳200人的空库房内，一冶公司开大会批斗我，三个选定的发言人先后上台历数我的罪行：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的得力干将，破坏设备处文革的首恶；幕后策划打伤革命群众17人，其中3人重伤；配合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篡夺一冶党政大权；破坏一冶的革命和生产；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要上山打游击……最后结论：将五毒俱全、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开键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下午4点，我被押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姓陶的所长打开三监号门。多么熟悉的地方，7年前在这个监号的情景如在眼前。我很快回到现实，正是犯人晚饭的时候，我将面前的一钵饭用筷子纵横两下划成4块往前一推，送给同牢房的狱友吃。此时陶所长在外打开风门喊道：“李开键，你不吃饭是吧，我饿你3天，你信吗？”我答：“不会吧。”陶所长关上风门走了。
1977年9月25日，我入狱后第二天早上放风、洗漱完不久，号子门打开，我被几名身着警服的人带出看守所，押上囚车，来到厂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工地剧院后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百万雄师头头陈百桥和另一名干警将我反架双臂，推上舞台。台下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我被人强力压成九十度弯腰。不时有人用力踢我，同台被批斗的还有余金岺。只听到讨伐者们的慷慨发言，内容皆是我多年来听腻了的陈词滥调。我的脚下四周早已被汗水浸染湿透。我的腰已不是自己的了，没有丝毫感觉。台上的我急切盼望尽早收场。3个多小时过去，在“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声中，我被拖到后台，推入吉普车。车内坐定的3人挥舞拳头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我的口鼻满是鲜血，一路打，一直打到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口。陈百桥令我蹲下，我的手被反铐着，陈百桥着皮靴，以正面对准我的胸膛飞起一脚。我被踢了个后滚翻。几乎闭过气去，怎么也立不起身。此时看守所老李所长（一个正直、厚道的老公安，我第一次入狱时遇到的就是这位所长）正好出来接犯人，见我面色苍白，口鼻流血，当即大怒道：“怎么搞的，把人搞成这样？早上我跟你们打过招呼，要照原样把犯人送回。现在我不能收监，你们治好了再送来。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我这儿是代押，谁负得起这样的责任？”陈百桥见状，急忙将老所长推进了办公室，约半小时后，李所长才愤愤地走出来，把我和余金岺送回各自的监号。晚饭时，李所长差人给我送了一大碗面条和红药水。我对这位老公安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1977年的秋天，不同于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秋天。因为伟人已经逝去。反对派对他的清算是彻底的，继中央夺权之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追随者，酷似解放初期的“镇反”与“肃反”。
在对造反派的大清洗中，青山看守所包括我共关押造反派6人，他们是曹佩贤（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周嶽来（九一三宣传部长）、李诗波（一冶工总头头）、彭特辉（一冶行政处新一冶头头）、余金岺（一冶设备处钳工，1975年底从越南战场复员，因同情造反派，为造反派仗义执言而被捕）。
我被押的三监号，在青山看守所11个号子里面积最大，约20平方米。可关在押犯25人。犯人睡在马蹄形木板上，中间约4平米水泥地，号子门正对空地。号子门离地1.5米高有一25公分见方的风门，供狱方监视犯人、发放犯人的饭菜等用途。
每天早上6点，犯人听到电铃声起床，5分钟整理内务，同时监狱甬道向大出口一侧的铁栅栏被急速关闭，并且在岗楼上架上轻机枪。狱警每次打开两间牢门，犯人们手持面盆，依次鱼贯式跑步，经甬道另一出口左转，至百余平方米的放风场，在左侧坪墙边的方水池里，每人舀一盆水，然后返回各自的监号。途中不可停顿或抬头东张西望，否则必遭皮肉之苦。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在押犯人们一日两餐的用餐时间，由劳改服刑的犯人为在押的犯人做饭。
每天除了洗漱进餐时间外，犯人们必须像和尚样面对墙壁背对风门、盘着腿脚坐在木板上面壁思罪，尤其是上级公安部门来检查或视察时。平时犯人们在监内都是三三两两聚在一堆，做他们想做的事，说着私房话，但必有一人在风门并放哨，一有动静，便发出信号，犯人们会立即各就各位。
一切善良的人们，发挥你的想像力，也不能想像到监狱内的黑暗，对犯人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难以言其状。狱警和枪兵们告诉你的只有两个字：“专政”。犯人在专政者眼中外表是人，可他们没有人权，没有人格，狱警和当兵的可以随心所欲辱骂犯人。
1977年末，特别的冷。有一天，我所在的三监一在押犯陈敏（20岁，因轮奸罪入狱）为争饭菜打了同监犯人，狱警给他戴上48斤的重镣。下午放风，陈敏手提着近50斤重的镣链肯定走不快。姓马的干警在背后用脚踩着镣链，陈敏“哎哟”大叫一声向前扑倒在地，两脚脖子上的皮肉被铁镣划开，鲜血直流。狱警视而不见，到了放风场上，我喊报告：“陈敏的脚血流不止。”后有人拿来药水纱布，陈敏的脚伤才好。不久他因高法判死罪枪决了。我认为，即使犯了死罪，犯人在行刑前，也不应受虐待。
1978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对门七监内急切的“报告、报告”声打破了犯人们午休时的寂静。随即七监牢门被干警打开，一个口鼻流血的犯人和余金岺被同时拉出来。只听余金岺大声申辩道：“新进来的犯人，被他（牢霸）饿了三天。今天我出面制止。午睡时他突然袭击我，我是被迫自卫还手。”狱警不予理论，让余金岺戴上48斤铁镣，双手上了铐子，强令只穿短裤，光着上身，跪在甬道的水泥地上，然后跪行到放风场去。姓马的虐囚狂让余金岺站在距墙约1米处，头顶着墙壁，挺直腰身，不许弯腰，人与墙和地面构成三角形，在烈日下暴晒约两小时。当天下午六点，我在放风场见到余金岺前额隆起的血包，皮肉绽开的膝盖已包扎，血迹渗出了纱布。从他简短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了马干警的法西斯虐囚暴行。余金岺是在抗美援越火线上入党的英雄，因为参加文革蒙冤入狱，且狱中仍然能主持正义，反被施以暴行，华国锋当局的政治是何等令人发指！
1979年的夏天是上世纪70年代中气温最高的，持续数天最高气温在39℃-41℃。三监关押的犯人有24个，每人只约0.8平方米面积。晚上每人躺的平面宽度只40公分，每个犯人必须全部头朝牢门（方便监视），牢房内温度高到45℃。酷热使在押犯们几乎窒息，加上蚊虫肆虐，我全身长满疥疮，只能背朝上趴着睡。同监一个小犯人用扇子帮我赶蚊子，当兵的骂道：“狗日的，不准扇，坐牢就是叫你受罪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同监犯人报告狱警后，将我抬到干警办公室内，放到一个长板凳上，狱医说：“中暑了，身上烂成这样，赶快擦点药，感染了会出问题的。”一小时后，我被送回牢房服了解暑药，室内的温度表被狱方拿走。此后的几个高温天，每天下午，监狱内甬道两头的铁栅栏关牢后，架上机枪，再打开所有十一个监号的牢门，有枪兵来回巡视，以防犯人再度中暑。
在牢房内，犯人们最关心最看重的就是一日两餐。每天早上犯人们会议论今天吃什么菜。他们最爱吃的当然是肉，但一月仅有一次，其次是土豆，可以充饥。犯人最讨厌吃菠菜，因为里面沙子太多，有时还会发现手纸。每逢吃菠菜，大家都会把它倒在盛满开水的碗里漂洗后再吃，最后将菜汤慢慢喝下。犯人们每餐吃饭时都是把各人分好的那份菜放到开水里，先喝“汤”再吃菜。这样自己的肚皮鼓起来了，再慢慢地一口一口品尝白米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尝到米饭的香味。对于犯人，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一日两餐吃饭所用的时间要比正常人多几倍。有名的武钢三中钢二司敢死队长张根生，吃牢饭的花样使我至今不忘。他在用菜和汤灌饱肚子后，用自制的小“竹瓢”把米饭在碗里压、捣，反复无数次，直到看不清一颗米饭，然后倒出来，放在一块布上压平，用自己搓的细线将米粑切成块块菱形，然后用竹签叉着，每送一块到嘴里之前，必先让自己的眼睛端详一番这心爱可口之物，口里还念叨着：“哎，民生甜食馆的发糕。”细嚼慢咽后还会赞道：“真香。”每餐饭费时约一小时左右。这样的进餐方式，也只能是“牢头”、“牢霸”才能享有。因为同监犯人在目睹这个进餐过程时，自己刚刚感觉饱了的肚皮会随着馋人的演示过程而使饥饿感袭来。所以一般的犯人是没有这种“特权”的。
第二次入狱后对我唯一的一次审讯，是在1977年12月底的一天早上8点。10平方米的小房充作审讯室，对着房门的窗下有个约60公分高、固定在墙上的水泥凳，我被指定坐在上面。一位姓舒的女预审员严肃地用双眼盯我几秒钟才开始谈话。
舒：姓名，年龄，籍贯？
李：李开键，40岁，武汉。
舒：文化程度？
李：初中。
舒：（拍案而起大声喝斥道）老实点，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档案里记载大专文化，是假的啰！
李：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舒：我不和你纠缠，（指着桌上一大摞材料）看看这些都是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证，你还不老实？
李：这些材料全都是在外面“五不准”学习班写的检查，我是设备处造反派头头，对于打人、抢枪，我当然应当说是我的责任。可是进了监狱性质变了，一切都要以事实为准，讲证据，那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检查，把所有问题都由自己承担起来。
舒：你要翻案？
李：用法律条款作标准，你给我定罪吧。
舒：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到这里来了，就莫心存幻想，老实争取宽大处理。
半个多小时后，她让狱警将我送回牢房。
下午一点，狱警再次将我带到同一房间里。上午的舒姓预审员做记录员，一位姓王的中年男性预审员开始提问：
王：听舒干事讲，你把原来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了，（王预审员同时扔给我一支烟，点上火）可以，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李：是的，因为我从外边被捕进了监狱，我的矛盾的性质都有了本质的变化，我必须根据事实说话。
审问持续至当晚8点。第二天仍然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连续两天的审讯内容集中在抢枪乱军、篡党夺权的策划过程及人员名单，“粉碎四人帮”后的反革命言论，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除抢枪有事实依据，其余的罪名均为莫须有。尤其是“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对抗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这一指控依据工安公司朱仕深的揭发信（上面盖有一冶工安公司揭批查办公室及工安公司党委的公章），纯属无耻的栽赃，我坚决不认账。为此，两天审讯中几乎一半时间纠缠于此问题。审问结束时，王预审员以平和的语气问我：“李开键，今后你有什么打算？”“服10年徒刑。”我答。
王：你的量刑标准是什么？
李：此前在青山看守所几个十九冶县团级造反派头头如石良义、陆忠茂都被判了10年徒刑，这些应该是我的参照标准。
王：你应乐观点，何况还要看你的认罪态度。
李：主席去世后，“四人帮”被抓前，我就认定自己会第二次进来，这是大势所趋。
王：什么大势？
李：走资派上台，必然在全国抓大大小小的造反派。
王：你们这批人怎么可能正确估计形势？你安心坐牢吧。最后送你两个字：“等待。”
从此，我一直处于等待宣判准备投入劳改的心境中
同监的绝大多数是轮奸犯、鸡奸犯、诈骗犯、小偷等，你想洁身自好，与刑事犯们格格不入地闹对立，你就死定了！监狱中监号内是最黑暗的。在狱中，我每晚入睡前都反省这一天的言行有无不妥之处。和各类罪犯朝夕相处的第一要则：不参与任何争吃、争喝，不为无聊的事争风头、逞能耐、显见识、语言伤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又使时间过得有意义，我动员几个少年犯在每月两次“传件”（每月15号和月底最后一天，家属给犯人送衣物、日用品）时，让家里送来初中的数、理、化教科书，我给他们上课。这几个少年犯中有我原来在武钢机总厂的同事王守义的儿子王小宝，一冶的朋友王如逊的小弟王钢，他们均因扒窃罪名入狱。王钢与我同监，半年后于1978年秋以扒窃罪获刑10年被送走。
1978年9月底，囚室高悬的窗户外，梧桐树叶懒洋洋地一片片飘落地面，已是深秋景色。我入狱整整一年，百无聊赖地哼着我经常唱的一首古老的囚歌：“苏武流胡节不辱……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凄凉的词曲，催人思念着老母、爱妻，撕心裂肺地想念着儿女，他们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
为了解脱痛苦，我开始试着给同监犯人读书。每天晚上放风后，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给他们读书。首先读《水浒传》，接着读《三国演义》、《侍卫官日记》，还有惊险故事《断了线的风筝》。在牢房里读书效果极好，大大改变了牢房内阴沉的气氛，赢得了同监犯人的尊重。每天上午10点的早餐，牢头在给犯人们分菜时首先申明，给老李增加一份咸菜，一盅开水，让他讲故事时润润喉咙，充充饥。不久，我给犯人读书被狱方知晓。陶所长在一天晚上放风时当众训斥我，说这是扰乱人心，是别有用心的教唆犯，警告我不要第二次犯罪。我哭笑不得。同监的犯人却不肯让我就此放弃。牢头李水清说：“老李，你只管讲你的故事，干部知道了，你就说是他们逼的，不然就会挨打。”从此，故事照讲。我的故事没有讲完，已进入了1979年的秋天。
1979年7月，中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见诸报端。狱方向各牢房分发该新刑法，令犯人认真学习。大多数在押犯不屑此事，我非常认真地阅读并试图将其背下来。
197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午餐后，我情绪激动地大声叫“报告”，并用力捶牢门，正好是老李所长当班。他打开风门问道：“李开键，老号子了，闹啥？”我说我要见陈干事。“今天是星期天。”老所长说。我说：“我认为新刑法无一条款能将我的问题对上号。”老所长吃惊地反问我：“李开键，这可是你说的？”同时，他打开号子门，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李所长用电话请来了预审科的陈少伯，陈少伯刚走到门口，老所长对陈少伯说：“小陈，李开键今天闹监，说是新刑法没有哪条和他对得上号。”“他说得对。”陈少伯回答。老所长悻悻地出去了。房间内仅剩下我与陈少伯二人。陈少伯开始与我对话。
陈：李开键，你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李：1977年9月24日。
陈：新刑法几时公布执行的？
李：今年7月。
陈：你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你是两年前由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由青山分局代押。
李：新刑法只有刑事罪和反革命罪两大类，我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公捕的，而新刑法对反革命罪的界定是：“有组织，有纲领，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我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吗？ 新刑法并且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所谓政治犯，而自我入狱到今，干警们都叫我政治犯。
陈：“新刑法公布前，大家不明确相关概念，现在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你不要钻牛角尖。如果上面今天下令放你，我们不会要你在这里过夜。你安心等待吧。”
我和陈少伯谈话，感到他在传递一个信息：不久我将出狱，而不是十年劳役。但以什么结论出狱，心中无底。
1980年元月初，一天上午9点左右，预审员陈少伯把我从牢房提出，进了监狱楼上一间办公室。一冶设备处的郭才耀、熊建新、关鹏飞在室内坐着。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关鹏飞将一张材料纸放到我面前，说：“李开键，你先看看，如果无异议，就在后面签上你的名字，你的问题就算结案了。”只见上面写着：“李开键的见面材料”。以下罗列了六条：一、邓小平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二、毛主席百密一疏，选错接班人，华国锋领袖无能；三、汪东兴背叛了毛主席，成全了叶剑英、邓小平；四、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遭无情地清算，令全国人民寒心；五、他们沿用了中国封建王朝皇帝驾崩后以“清君侧”之名行政变夺权之实；六、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后，想上山去打游击。我手里拿着他们为我准备的笔准备签名，但当我看到第六条时，我放下手中的笔，他们见状不知原因。关鹏飞说：“开键，你看你，脸色苍白，又浮肿，关了这么久，不想马上出去吗？”我说：“三年前在半年多的学习班中，我无数次地否认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口蜜腹剑的关某巧言令色，更加让我心生疑窦，我坚决不签字。郭才耀、熊建新、关鹏飞三人败兴而去。在送我回牢房的途中，陈少伯说：“关了几年还蛮清醒。”我进监后，陈少伯驻足牢房门外与我交谈了几分钟，陈少伯说：“今天如果你签了字就麻烦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知道，自己险些掉进阴险的陷阱。
1980年初，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早上，牢门被打开，我被带出去，来到监狱门口一间小办公室，陈少伯、郭才耀、关鹏飞和一冶公安处的一名干警等在室内。由陈少伯代表专政部门对我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判决书，我只记得最后一句“免予起诉”。
我签字、摁了手印后，郭才耀，关鹏飞等三人离去。陈少伯笑着对我说：“走，我跟你一起到号子里拿行李，你今天即可出狱，你爱人已在外面接你回家。”在经过监狱几个牢门时，只听到周嶽来大声喊道：“老李，我们外面见。”我想另外5名战友也将很快被释放。
陈少伯送我到监狱大门口，分别前，他小声对我说道：“开键，出去以后想心思多赚钱，再莫介入政治。”听了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自己好似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的政治犯。时至今日，这种感觉被现实彰显得愈发真实。
我爱人和小姨妹在监狱大门外等候多时，见到我后，大家喜极而泣。我们步行来到任家路41街家门口时，母亲迷信地让我跨过一个正燃着火的盆子，才让我进屋。14平方米的家早已坐满来自一冶设备处、行政处、医院的好友和战友。文革被否定、被批评，然而文革中可贵的战友、兄弟情谊仍然温暖着彼此的身心。
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方、邓两位管教干事来到我家，他们首先表示了拜年之意，我则戏言道：“对我不放心吧。”他们矢口否认，方干事说：“我们受所领导之托，来找你帮忙。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关押在青山看守所29个月，转过3个监号，与你同监关押过的各类刑事罪犯有156名，其中包括王维城、尤金华、李新华、陈敏4个死刑犯。这些罪犯在预审中，只肯交待罪行，不肯触及犯罪心理。为了了解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做好我们的管教工作，请你以回忆录的形式或日记形式整理写出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作参考，我们会非常感谢，也是你对社会的贡献。”“我肯定不能这么做。”我给了他们明确的答复。方干事，这位从抗美援朝战争中走过来的女战士，在我被关押的几年中多方关照过我，她认为我会答应她的要求。她坚持说：“李开键，你很清楚，我们从未把你们这批人当罪犯，年前邓干事还请你帮忙搞看守所的工作总结，对吧？”话说这个份上，我只好变通地说：“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口述，你们做笔录，但我不能签字。”见我态度诚恳，他们只好说回去考虑一下再说。这两位干警文革中都是原公安联司的成员，都是造反派的观点，因此文革后被贬到基层看守所工作。
1980年夏天，一冶将派队伍去上海参加宝山钢铁厂基建，设备处决定抽调一批“精兵强将”去上海，一冶设备处留下的人与武钢基建处的几十人合并，成为武钢设备处。我又回到了武钢。这次，我与多年的仇家刘长富、代诗堂、关鹏飞分开了，但鲁占生、郭才耀、颜昌华等也分到了武钢设备处。从十九冶调来舒斯茂（一位留苏工程师，原一冶设备处副处长，1965年去了四川渡口十九冶）任处里一把手。舒处长根据我的工作经历和我身体状况，照顾我，让我到计划科搞统计。当时连科长都被安排到二级厂的工地去回收废钢铁，然后送碎铁厂。这样打杂到1982年初，武钢援建坦桑尼亚阿沙巴一钢材厂，处里让我负责采购这个项目的材料和电器。我数次往返武汉和北京、天津之间，这期间我经手采购了一亿七千万元电器及小型设备，我数次拒收任何形式的馈赠，哪怕是一条烟、一次酒宴，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们这些人不是鲜廉寡耻的小人，我们是堂堂君子。”
1982年冬，武钢教委要对文革中的老三届及历届知青的毕业文凭重新认定，开始将这批人分期分批脱产参加文化、技术补习班，谓之“双补”，他们中很多人在干部岗位上。舒处长抽调罗学立、熊家锦和我三人组成双补的教学领导班子，将我调入武钢设备处人事教育科做专职教师，我教数学课。1983年舒处长被调走，由答朝甲当处长。鲁占生这个助理技术员，靠整造反派起家，1983年升上副处长位置。他上任一周，就利用权力再次整我，将我的名字划到班组，让我在人教科上班，发工资时去班组拿工资。后来鲁占生因在背后搞答朝甲处长的小动作，又被答处长在领导考评中还治其人之身，当了三年副处长的鲁占生被就地免职而坐在电气科，游手好闲地直到退休。由于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89年3月我53岁时几次找答朝甲处长提出退休获准 。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历时10年被尘封40余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直被当年的革命对象称之为“浩劫”。因为这场大革命几乎让他们失去“五子登科”、“鸡犬升天”的封建特权，他们在毛泽东去世政变成功后的余悸中大呼文革为“十年浩劫”。我们称为文革夭折，因为40余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的社会弊端给予了文革本来意义的最好诠释。
六、文革中的同志加兄弟
1966年年末，我在与一冶机装杨连洲的接触中认识了曹承义司令。客观地说，在一冶、在产业工人云集的青山区乃至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举足轻重、值得一书的代表人物。文革中，一直是他号令我行动，我们从来没有过分歧与争论。我们不仅是同龄人，在文革形势起伏跌宕变化的险恶岁月里，我对老曹有“同志加兄弟”之情。在经历文革大风大浪锻炼，在风险、快乐与苦难的历程中，老曹为人宽容、有亲和力，他睿智、成功地化解了一冶造反派中的“香花派”与“毒草派”及“七二○”事件后的“钢、新之争”，最大限度地团结了青山区和一冶的广大造反派群众，使他在我心中成为值得信赖和钦佩的人。在我第二次入狱公捕我的大会上，说我与“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是“同志加兄弟”时，我内心无丝毫的反感，而是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在我们成为儿孙绕膝的古稀老人时，这种情感依然不逊当年。
“我在文革中”的另一个必书之人便是我的爱人，老伴汤月娥。
汤月娥是我的同事、小师妹，一个最美丽的小姑娘，因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推到了一起，使我们携手前进，不弃不离，直到今天。
由于政治信仰的一致，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9月17日，在几百位战友的祝贺中，我们把自己一生的荣辱、痛苦与欢乐托付给了对方。在1968年初文革高潮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有了儿子；1971年冬，我在劳改期间女儿诞生了。自从有他们，我们的夫妻之舟变得更加稳重，我俩驾驭着这生命之舟，信心百倍地迎接暴风骤雨，儿子和女儿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未来。
十年文革，我们这个家平静的日子不足三年。在几乎不间断的政治压迫、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下，小汤（我对她一直的昵称）每月收入不足40元，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我的母亲，她咬紧牙关艰难地生活，还要面对外界对反革命家属的冷漠和歧视，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熟悉那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
在批判我的大字报和数不清的批斗大会上，凡有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必有针对汤月娥的骂声：“反革命分子李开键的臭老婆汤月娥。”在文革的7年中，小汤是人们避而远之的反革命家属。她是一个在江南水乡小镇长大的女孩，秉承了江南女子心灵手巧、精打细算的品性。孩子们衣着不好却十分整洁，手工给孩子们做的衣服比买来的还合身。手工做的棉鞋送到狱中，我看着千针万线整齐如机制的针脚，心疼得双眼噙满泪水，眼前浮现出深夜斗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小汤坐在熟睡的小女儿的身边，顶着白天劳困，在鞋底上穿针引线的画面。在我无助的遭遇中，小汤以她柔弱的身躯，顽强地维系着我们的家，保护着我们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夫妻携手42年，在经历了光荣与磨难的“八十一难”后，重又回归了幸福的平淡。在平淡中我们看着对方慢慢变老。
人的百岁的生命只相当于地球年龄的500万分之一，地球物理学家曾经戏言过人生的短暂。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人们会永远记忆。文化大革命对党内资产阶级的冲击，人民群众对党内腐败分子表现出的蔑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追求，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也会与历史同在。这就是天道。天道即民心。正所谓：你在干，天在看。人人皆有口，口口相传，悠悠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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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6 1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