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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陵书辩材料四份
【之一】
致中共北京市纪委的信
张同生常委转中共北京市纪委：
2011年3月29日下午3时，张常委在海淀纪委领导人以及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陪同下，在青龙桥干休所会议室与我谈话后，我对自己这几年的文章言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想将情况汇报如下：
我坚持救党派的立场对国是发言，是受了李锐的影响，“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李老这两句诗，代表了许多老党员的心声，支配了我晚年的思想走向。我敬佩李锐的高尚的人格和纯真的党性。我们这些被称为“救党派”的老同志，完全是道义的结合。自从2007年以来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推动重新评毛。李锐、谢韬、胡绩伟、何方以及《炎黄春秋》联系的上百名老同志写出了重要文章和著作，对推动重新评毛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的贡献是出版了《千秋功罪毛泽东》。这部书是在香港出版的，但翻印本、复印本遍及城乡，已不知凡几。去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让毛泽东思想退出历史舞台，是中央反映党心民心，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决策，是与救党派的良性互动。
（二）取消列宁主义。学者王康、金雁、李玉贞、尹振环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贡献是为尹振环的《列宁主义批判》写了一篇序言《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文明史的歧路》，此文在2010年总第35期《领导者》杂志发表，标题改为《十月革命的两幅面孔》。从最近的理论动向来看，中央已经做出了取消列宁主义的决定，这是中央虚心纳谏，与学者的良性互动。
（三）遏止国进民退。2009年6月主流媒体发表《六个为什么？》，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南方周末》发表了一批坚持改革开放，反对向计划经济回归的文章。我的贡献是在年底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文， 因为大陆无处发表，在香港出书《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此文引起中央重视，停止了《六个为什么？》的宣传，媒体不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也是一次中央与学者的良性互动。
我近几年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参与了这样几件大事。张常委手持党章批评我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您想没想过，将来十八大如果党章作了修改，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做得这些事情是功劳呢？还是错误呢？
您派人追究的我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曾伟在悉尼买豪宅的问题，连带批评了曾庆红，说事实不确，不该引用《大纪元》的材料。据我初步复查的结果，曾庆红儿子买豪宅是悉尼报纸最先披露的，他们查到土地交易的文件。在西方国家，这些文件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查。这件事海外广泛报导，《明报》也有报导。我个人无力去悉尼外调，组织上如果想搞清这件事情则易如反掌。退一步说，如果此曾伟不是曾庆红的儿子，我可以公开澄清，向曾庆红道歉。但组织上得把根据给我，不能说引用《大纪元》的材料就是造谣生事。
最近网上流传《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是您与我谈话以前发生的事情，不是我发到网上去的。现将此文和灭党派的评论奉上，供参考。
您代表组织与我的谈话，我作正面的、积极的理解。用组织高压手段，不许我讲话，不许我写文章，不许我参加集会，不许我离京，不许我出国（探望女儿），可能有我不知道的深意，甚至有不让我“出事”的好意。这几天在家的平静闲适生活加深了这种猜想。组织上的担心我非常理解。但请相信一个老党员的觉悟。我将继续恪守救党派的立场，不利于党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事不做，在当前特别要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大局。希望对我早日解除禁令。这样组织上比较主动。
此致
敬礼
宋科（辛子陵） 2011.4.12
抄送：中共海淀区纪委、国防大学政治部
【之二】
关于《形势和前途》一文的检讨和说明
2011年4月29日中共北京市纪委常委张同生在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等十余名干部陪同下，代表市纪委正式与我谈话，追查我在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我对一些问题作出检讨和说明。
关于曾伟在悉尼买豪宅的问题。我在讲话中说：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万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2000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我轻信了世界媒体的宣传，认定买豪宅的曾伟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在4月12日的调查问讯会上，国防大学政治部纪检处刘德伟处长代表组织正式告知：曾伟不是曾庆红的儿子。市纪委李锋处长作为旁证插话。我相信两位处长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我轻信媒体的资讯，未进行核实就引用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愿意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向世界舆论公开澄清，并向曾庆红同志赔礼道歉，以挽回庆红同志名誉上的损失。[font=]
但这段话开头的判断：“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不能因为举例错了就被推翻。市纪委追问数字的出处，交待如下：
1.《时代周报》（隶属广东报业集团）2009年6月25日报道政协委员蔡继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见附件一、附件二）：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2.《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6日练洪洋文章：《为薄瓜瓜的“不想当官不想经商”鼓掌》（见附件三）
一份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等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透露，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是“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的计算中有错误。
24050亿元÷2932人=6.97亿元，不是6.7亿元。
我抄写时马虎，漏掉了2700万元，错写成6.7亿元。诚如刘处长批评的，这也是治学不严的表现。在阳光卫视作节目时，我把这个数字说成2亿，错的就更大了。现在我正式更正，2932个高干子弟每人平均财产是6.97亿元人民币。
这个国务院研究室等党政机关联合调查报告最早见诸纸质版是海外《争鸣》杂志，我见中央和省级党报都引用了，自然不再怀疑其真实性，也就跟着引用了。纪委要求我找中央机关核对才可引用，我一个退休老干部，没有这个条件。你们说去核对过，他们说没有。这完全可能，形势不对，他们不对外提供了。但公布过的党报上的东西是抹不掉的。
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富豪，平均每人资产6.97亿元，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这个结论还是正确的。
关于吴官正讲话的来源。我在《救党三策》一文中说：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 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我在这篇文章注释中交代了网上的出处，再作一个纸质媒体的补充。2006年《争鸣》月刊11月6日记者关捷报道：
近日，胡温整肃官场有大动作：派遣近百个巡视组、工作组、调查蹲点组进驻地方省市和有关部委办，同时把地方党政负责人请上北京“摊牌”......
十月十二日、十月十六日、十月十九日，中办、国办、中纪委分三批，派遣四十七个巡视组、二十四个工作组、十七个调查蹲点组，进驻地方省（区）、直辖市和有关部委办。今次所派遣的巡视组组长、工作组组长，都属于正部级，调查蹲点组组长属于副部级干部，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负责。
在“国庆”假期，已从中共中央部委、中直机关、中央党校、总政、国防大学等部门借调了一千六百多名局、处级以上干部。由于人手紧缺，还从已退离一线的中纪委、中央军委、四总借调了二百七十多人，又破天荒地从八个民主党派中央选调了五十八人加入调查蹲点组。巡视组、工作组、调查蹲点组。启程前，都由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等亲自出席欢送会鼓气。
这篇报道是表彰胡温反腐决心的。《争鸣》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但又是讲究客观和真实的，它没有必要编造一篇表彰胡温的文章。那段关键的话：就在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和党内外反映，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见附件四）
关于《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我在香港出版的其它著作的合法性问题。
我认为是合法的，它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保护，宪法高于党章，更高于中宣部的文件。它也是合乎程序的。作者只能把书稿交给出版社。送审是出版社的事情。在大陆出书的程序也是如此。不能要求普通作者拿着中宣部的批文去找出版社。我在香港出版的书，据说也跟北京通过气，香港出版社有他们的联系管道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全传》曾受到前总书记江泽民的表扬和推荐。《千秋功罪毛泽东》等著作，没有任何领导机关有过非议和批评。许多领导同志都有《千秋功罪毛泽东》这部书。
宋科（辛子陵） 2011.4.14
【之三】
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我的检讨和困惑
中共北京市纪委：
自2011年3月29日对我立案审查、限制自由以来，我已写过两次交代。昨日（4月28日）市纪委李锋处长、国防大学政治部纪检处刘德伟处长让我集中检讨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纪委的提示，我主要是违犯了第四项，即没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我承认。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马列毛的局限，走出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误区，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08年1月15日，辛子陵：《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我是这样向群众宣传胡锦涛同志报告的。
在毛派网站上，出现了大量反对文章，有代表性的是本校林伯野的文章。他说：“十七大的文件中，就有重大的原则性错误。这就是贬低马、列、毛，拔高邓和江。这是脱离实际，违反民心的。 例如：在旗帜问题上，打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旗，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不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大旗，它可以指导一切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小旗，它只适用于一个地区即中国；一个阶段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议学习马列毛重要原著》发布: 2007-11-24 17:07 | 作者: 林伯野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胡锦涛总书记在后来的讲话中，没有采纳毛派的意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去年新成立一个工人（共产）党。“这个党的顾问宋宝铃连续写了五封信，又写评论，又发文告，指责胡锦涛在几次讲话里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拦腰截断致使造成全民思想混乱、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边缘化。犯下了严重错误，并且威胁要提出控告，起诉胡锦涛违反宪法。”（杜光：《怎样理解指导思想的理论内涵？》2011.3.31网文）
他们倒是没有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第四条，是用这个第四条批胡锦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就非常惶惑：我是应该继续维护胡锦涛十七大报告呢？还是应该向林伯野、宋宝铃看齐，反对十七大的报告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没错。后来我提出《走出两个误区》（一个共产主义误区，一个个人崇拜误区）也是为了维护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
国家博物馆开馆后，我专门去看了一次，在建设时期没提毛泽东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语录也没有出现。
3月2日，中宣部长刘云山在开馆典礼讲话说：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艰辛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了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深刻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概述这一段历史，不提毛泽东，不提毛泽东思想，我认为有很深的用意，需要我们理解和领会。
2011年3月11日记者采访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旗帜网一位网友跟帖说： “当前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全文没有一处提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偶然的疏忽，是有背景的。”
刘云山和程恩富都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我赞成那位网友的判断。这是取消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号。是不是如此？十八大会有结论。
宋科（辛子陵）2011.4.29
【之四】
在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与中央的良性互动[font=]
中共北京市纪委：
2011年4月28日下午，纪委对我的审查转到理论问题上，说马恩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几年我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误导了群众，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font=]
关于马克思主义前后期的变化，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
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逝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是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中前期的理论，而是硕果仅存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被第二国际以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初期王震访问英国，经过他亲自考察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称赞羡慕不已。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两朵奇葩。我们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作这样的解说是顺理成章的。我就是这样解说十七大精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和发展（以下文字是《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的一节）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兼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二十一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三万九千三百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两位处长都是有水平的人。突击看书能对原著提出见解，对我进行帮助启发，很感谢你们。既然我还是党内矛盾，我们就要平等的讨论问题。希望你们冷静思考一下，我这封信有没有道理。我是不是在维护党，维护胡锦涛同志。
我今年76岁了。靠养老金生活。正如你们所指出的，党和国家（最终是人民）待我不薄。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我身体、头脑都健全的时候，在意识形态上（我搞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给党当参谋，在党和主流媒体不便说的时候，由我们这些老同志做个头羊，在解放思想上打破沉闷的空气，说一些新话。如果党认为我多嘴了，我以后可以不说不写。我这几年主要是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了许多人，浪得虚名。为功为罪，历史会做出结论。
我为什么说与中央有良性互动呢？这就要回顾一下2007年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论战。
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谢韬为拙著《千秋功罪毛泽东》所作的的序言，序言的原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炎黄春秋》发表时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老在序言中说：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来自中央的内部指示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
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2009年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2010年年初，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08年4.2220万亿（美元）GDP中，民营企业占了65%。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不到35%（因为还有外企的贡献，个体户的税赋等）。民企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政府在世界风光体面的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是民营企业，一根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什么？换一个名称就是资本主义企业。
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管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资料，2007年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53%；从全国各省区资料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这些至今不被主流媒体承认、小册子一句也没提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近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有人借机宣传说：请看！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拆穿了说，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试想如果没有这600百万家民营企业，中国能在世界面前那样财大气粗吗！
“左”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十一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这篇批《六个为什么？》的文章，因为未与中央保持一致，我是准备做第二个王若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发表了与胡乔木不同的意见，受到开除公职、党内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两个月，没什么动静。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在宣传上做了调整。
2010年2月8日晚，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以令计划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我听了一遍新闻联播摘要，又上网仔细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再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把《六个为什么？》列为必读文件，连参考资料也没列上。到3月29日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掌握群众》一文，这是他在纪念理论家艾思奇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说是表彰《六个为什么》的机会，他没有表彰（只说“要继续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等重大问题”，意思是那本小册子没回答好，或没说清楚），也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再强调与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六个为什么？》被冷藏起来了，尘封起来了。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打了60年的旗帜被卷起来了。这就是我说的民间学者与中央的良性互动。
但我仍不踏实，觉得这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到2010年4月6日发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全文9000字，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更没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为了引导国家走出共产主义误区，在批《六个为什么？》这篇文章中，我突出宣传了恩格斯晚年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段重要论述：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文章发表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做了回答；主流媒体学术理论界没有人出来驳难和争鸣。“共产主义”这个词组，正逐渐淡出了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 2010年2月28日发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接班人”等提法，指导思想中，剔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起草者、审查者、通过者都意识到，这些目前在宪法和党章中仍然占据显赫地位的词组，在2020年以前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第二次大论战结局。
如果中央终止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大政方针有变，真像德国新闻社说的那样全面左倾，向毛时代回归，我这些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影响，自然不能见容于党，批倒辛子陵，批倒民主社会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就把我批倒了，像当年批吴晗，批邓拓那样。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做自我批评，请允许我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恩格斯。谢韬在中国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当今马克思主义就是这面旗帜。我只能与这面旗帜一起被砍倒，不能向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泼污水。
宋科（辛子陵）2011.4.29
[1]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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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5 12: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