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渝文革纪实——清查“五一六”

bluesky · 发表于 2010-1-12 15:05:30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六二）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金渝·

　　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说到文革，总是言之凿凿地称：六六年七、八月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殊不知文革恐怖乃是一浪高过一浪；最可怕的时期应该是六八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七一年发生林彪事件的那几年。那可是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日子，阶级斗争绞肉机在开足马力展开管、押、杀。

　　六八年春天，在“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的高潮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既定伟大战略部署全面铺开，一直搞到六九年春天。六九年四月开“九大”，过后就是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授权省革委会审批死刑，红色政权祭起革命的名义，厉行镇压之权。省革委会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布告隔些日子就贴出一张，每张上面总是一长串红笔勾过的名字。文革的恐怖至此达到空前程度。

　　“一打三反”运动没有宣告结束，就又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以至于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起来二者的分界线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一个神秘组织，专门反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某些大人物。姚文元在他的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和修改的大作《评陶铸的两本书》里点了它的名，将其定为反动组织，声称它“反军乱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清查这个反动组织便成了文化大革命重拳出击的最新伟大战略部署。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运动伊始，省革命委员会行使死刑审批权，大张旗鼓地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死刑判决布告在全省城乡各地到处张贴。有一天，我在Ｓ县城大街上看到张师亮的死刑布告。张师亮是我的母校甘肃师大历史系的教授，就是因为令人窒息的政治思想高压超出了他所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发了些牢骚，文革一开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那时的省委工作组指挥全校革命群众在露天电影场批斗他时，我也在场。他性格刚烈，被游街戴高帽子等等的侮辱激得怒不可遏，当场豁出去了，在会场上破口大骂共产党，当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暴打，直接从会场上被抓走，送进大牢。到省革委会被授权杀人后，张师亮先生竟被执行了死刑。布告上的很多死刑犯，都是“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就是对共产党毛主席说了不满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文革就是如此草菅人命的。

　　Ｓ县大概一时找不到可杀的人，就一次一次地开大会抓人，为“清查五一六”运动制造声威。

　　最厉害的一次大会是七一年五月十六日召开的。一大早，大街上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就不停地吼着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播放的阶级斗争语录和战斗歌曲。各单位先在自己院里集合队伍，打着旗子列队去县招待所的大院子里的大会场。我们中学教职工在工宣队带领下去参加大会，紧张的气氛已经令我心惊胆战；一出校门抬眼一看，更令我浑身发颤。

　　马路上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进会场，我几乎吓得魂飞魄散。只见一东一西两栋房的房顶上竟然架起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人群，端的是杀气腾腾。我偷眼看我的同事们，个个脸色煞白。再往后面一看，县城和附近城关农业公社、别盖牧业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全部被押解到场，总有三、四十名，个个弯腰低头，一溜儿站在会场后面。我们革命群众则按单位排队站在会场里。主席台上，坐着一溜县上的党政军要人，活脱脱是凶神恶煞。

　　红旗招展，歌声喧天。一宣布开会，革命委员会保卫部的刘部长念几句最高指示，就大喝一声：“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革命群众队伍里，风云突变；早有人埋伏在被锁定目标的左右，登时两边一挟，卡住后脖子，拎小鸡似地将人架到主席台前。于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时”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刘部长宣布其人反党反毛反军的罪状，如同死刑判决词。林业站的孟玉生在进会场时还和熟人点头打招呼，根本没有注意他一左一右的同事正在摩拳擦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听见上面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莫名其妙地被提上去了。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弯腰低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个人后面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押管。主席台前的这一排阶级敌人和会场后面那几十名老阶级敌人遥遥相对。

　　会场上本已恐怖的气氛一下子令人窒息。我感觉我在簌簌发抖。我出身黑五类，不管我怎样强迫自己进行思想改造，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我。我偷听过《美国之音》，我对毛时有“腹诽”；因为他发动文革一开始时说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和大民主（尽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结果却是更加严酷的专政。我常常苦思冥想伟大领袖为何要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忿然作色，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有时想得入神，蓦然清醒，由不得心惊肉跳，警惕地东张西望；倘或近旁有人，我会面如土色，怀疑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活动了。那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被党组织看见，积极分子有明察他人心灵的特异功能。

　　……想到这些，我断定有人已经把我告发了。我窥测我身旁的一左一右，果然感觉他们在注视我，他们是提防我逃跑。天哪！能往哪里跑？没办法，束手就擒罢，引颈就戮罢。我觉得我满头冒汗，我要尿裤子了。我脑子里已经产生幻觉：下一个肯定揪我上台，把我揪上去，宣布我犯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罪，然后就是狠批猛斗，之后再交给公安机关，于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我似地胡思乱想。试想，谁平日没有说错过话呢？谁没有一两个“仇人、对头”在处心积虑地等机会落井下石呢？谁人心里对这个社会没有怨尤呢？

　　石包城卫生所的傅雨龙大夫，为一个护士的烂事讽刺了她几句，护士遂说动她的相好，乘揪五一六的运动整肃他。适逢傅雨龙回陕西老家探亲，公社发电报叫他回单位。傅大夫不敢怠慢，赶紧上路。他在玉门镇下火车，看见公社派车派人来接他，还感动得不得了呢！谁知一出车站，就被几个民兵提着绳子，把他一绳子五花大绑地捆住，七手八脚把他扔到大卡车上，拉他回石包城。批斗大会早就在等他到场，傅大夫被直接押到会场批斗。他被尽情折磨了半年多，最后却也定不下什么罪，就“解放”了，可是从此一只手臂落下严重残疾。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几个下马威，造足了声势；就像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广播的：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运动随后按部就班地开始深挖细查。

　　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法则，首都北京有“五一六”分子，各省市也必然有“五一六”；而每个地、县、公社也就不可能没有“五一六”。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这次要进行全面的清查、深挖，把“五一六”分子彻底、干净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那年头搞阶级斗争的整人运动的程序，几乎无例外地分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召开动员大会，批斗阶级敌人，学习最新最高指示，传达文件，发动群众；讨论表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二，掀起高潮阶段——人人过关，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背靠背地揭发，面对面地批判，进行左、中、右阶级队伍的摸排划分。三，运动后期的组织处理——关押判决问题性质严重、持抗拒态度的顽固者，严惩不贷；按一定比例给一些人戴帽子，实行群众专政；对认罪态度好、愿意改造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落实政策，“给出路”；积极分子入党，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每场运动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Ｓ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几次大会的震慑下，向纵深发展，人人胆颤心寒，战战兢兢。整个县城又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文革初期，Ｓ县有一派群众要冲进县武装部去抓对立派的头头。武装部当权的政委下令关闭大门，把来抓人者拒之门外。这些人就砸大门——那是两扇破旧的木头门。有冒失鬼点起火要烧门进去，本派中的老者慌忙制止，没烧成，烟熏火燎黑了半扇门板。这派群众组织后来被定为站错了队的保守组织，即保皇派。成立县革委会时，“烧门”事件被定为反军性质。

　　清查“五一六”开始后，“火烧武装部大门”事件顺理成章地成了本县性质最严重的五一六问题。因为，烧武装部大门就是反解放军，反解放军就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可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弥天大罪。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凡当时动手砸门者和点火者，所有在场者乃至劝阻者，均被列为运动重点对象；须三番五次地交待自己当时的举动、言论和活思想，揭发他人的问题，检查自己思想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向毛主席认罪。当然，同时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的厉声质问和愤怒批判。那些虽不在场，可是和“重点”们同属一派的人，也要一个一个揭发问题，谈认识，表态度。中小学教员中介入此五一六事件者为数甚众，清查会连开了二十几天，他们还没有检查完问题。

　　运动的矛头慢慢对准文革中被分配来的大学生。Ｓ县虽小，可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的老五届大学生中专生竟有三、四十人之多。大家不用互相介绍，就很快知道都是彼此彼此——多半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文革犯了政治错误，被发配到这里。其中有在上海给江青贴过大字报的人，有曾在中南海门口静坐过的人，有在南京刷过炮打中央文革大幅标语的人，有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院内静坐绝食过的人，有整理过甘肃省革委会当权者材料的人。等等。试想冲击了小小的县级军事机关的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这些直接冒犯了中央和省市威严的大学生，岂不更是触犯天条、大逆不道的五一六分子？七零年冬天有两个自称是省革委会专案组的人到Ｓ县中学找我，向我调查某人的问题，他们态度傲慢而强硬，像是来审问我，这一来Ｓ县的人都视我为问题人物。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早就注意上我了；何况我在兰州军区门前静坐过。

　　运动领导小组肯定已经胸有成竹：县上的“五一六”是小巫，外来大学生是大巫。有大鱼可抓，他们要为共产主义红色江山清除隐患再立新功。于是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清查小组放出话来，要求六八六九两年分配来Ｓ县的所有大学生写出详尽的检查，做老老实实的交代，争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全国大、中学校学生高唱着“拿起笔来做刀枪，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胆敢反对党，马上叫他见阎王！杀——嗨！”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捍卫毛思想、毛路线而奔走呼号，上蹿下跳，以至于同学反目成仇，分裂成两派、三派，互相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还自认为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结果后来竟至于两派势不两立，打斗不已，形势发展成在毛的导演下全国展开全面内战，大开杀戒。到头来，一部分学生被毛封为造反派，另一部分就成了狗屎不如的保皇派。到了最后，两派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正大家不是犯了受蒙蔽的错误，就是犯了翘尾巴的错误。为了所犯的错误，我们真是“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也不止一次地肯定我们已经洗心革面，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了；我们也服从了惩罚性的分配、被一竿子插到底，感到如同流放一样到了边远牧区。唉！究竟还要我们怎样呢？

　　目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那血雨腥风的场面，我不能不对这回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深深的怀着恐惧。

　　空气中的血腥味和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各单位天天开会。各种名目的会：全体会，骨干会，分组会，领导碰头会、全县大会。检查交代、揭发批判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

　　记得清查小组负责人正式通知我准备好检查交代材料那天——这意味着我不再有“革命群众”的身份了；我走在马路上，所见之熟人，毫无例外都是一式的阶级斗争面孔，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是佯装没有看见我——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孤独感深深地袭上我心头，我闷闷地走回自己家。

　　离家老远，我喂养的五六只小鸡瞅见我了。它们啾啾啾地叫着发足狂奔我而来；有几只张起翅膀脚不点地飞跑，结果不断地跌跤。最先跑到我脚下的小鸡收脚不住，翻了个跟头。它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仰起脑袋偏过脸紧盯着我看。尽管我知道它们是因为饿坏了，是催我喂食，可我仍然十分感动。它们从来没有揭发批判过我，也没有因为我即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对我摆起怒目而视的阶级斗争脸。

　　小鸡们簇拥着我进了自家院子，我取出比平常多得多的土麦子撒给它们吃。看着它们大快朵颐，我暂时忘记了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

　　忽然，平地一声炸雷，石破天惊！林彪仓皇出逃机毁人亡！

　　林彪事件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当务之急一变而成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销毁所有林彪的照片题词，这可是费力费时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恐怖的登峰造极。林彪事件后，人们渐渐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开始抵制起文革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就是当时民众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反映。

信仰马列主义 · 发表于 2010-7-6 17:21:19

编吧！继续编吧！！！

imchchch · 发表于 2010-7-7 00:13:44

周恩来所主导的清查五·一六是清洗文革初期活跃的造反派的一次重要行动，其间的荒谬之处比比皆是。
一方面声称要彻查五一六，一方面周又说“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PS：上面的那位指责文章是编的，请拿出一点根据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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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渝文革纪实——清查“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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