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一去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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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

那首反映内心想法的诗被陈国平悄悄从日记里撕了。多年后，他还能默写出来。

墙上是56岁郑州市民倪小莉创作的油画《记忆 我们在1971》。倪小莉姊妹5人都是知青，分别在1968、1969、1970年下乡插队。油画上是他们1971年时的生活状态，离现在整整40年。

　　【编者按】

　　在文艺实践中，有这么一个过程耐人寻味：最早的文艺创作讲究神学式的感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理性，而到了后现代主义感性思潮再次回归。

　　河南商报连续推出了五期《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共鸣。很多知青纷纷致电或通过网络联系河南商报，畅谈他们的知青岁月。

　　除了引发知青们的共鸣，河南商报《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系列报道还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反响，包括学界、政界、商界以及众多青年人。

　　河南商报记者 杨慧俊 肖风伟/文 杨东华/图

　　《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后，在郑州引发一波知青热潮。许多知青或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向河南商报记者讲述感受，说得最多的是：谢谢商报，看到报道后感到格外亲切。

　　作为媒体，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未来的某一天，往事渐渐尘封，记忆逐渐模糊的时候，郑州知青们的这一次口述历史，或许有助于年青的下一代，更直观地触摸他们不曾经历的磨难。

　　本期，我们摘取一些知青看到报道后的讲述，这些故事他们本人说，“一直都秘不示人”。

　　【故事篇】

　　为表现，半夜悄悄给贫下中农挑水

　　看了河南商报的大型报道后，知青李麓桢“忍不住有话要说”。

　　“我们是1965年下乡的，当时郑州还没办郊区农场，我是到祭城黄庄大队任庄村插队，当时东大街办事处工作人员许诺，3年后回城安排工作，但事实上直到1972年才回城。”

　　让李麓桢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一位刘姓知青身上的事。当时他们刚插队不久，许多人不会做农活，刘姓知青在锄红薯苗时，把苗一根根很认真地锄掉了。这被一些人当成了“斗争”的靶子，当天晚上开会批斗，几个人带头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刘××！”

　　但多数农民毕竟是纯朴的，几乎没人跟着喊。领头者喊着喊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城里娃不懂农活，算啥现行反革命。”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比起1971年下乡的知青，李麓桢的经历颇有几分“悲凉”，因为爷爷曾是国民党淇县副县长，父亲在1961年“拔白旗”运动中（对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因为替人说话而被迫下乡。

　　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李麓桢，一到农村便拼命干活，拼命表现，别人干一分，他干三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半夜起床，给贫下中农家的水缸挑水，“做好事不留名，然后悄悄地离开。”

　　即使这样，李麓桢仍然时常“挨气受”。比如有一次开会时，他们几个知青被安排和“黑五类”分子坐在一起，“我心理非常不平衡，我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属于可改造子女，竟然还受这样的歧视。”李麓桢回忆，一位女知青回到宿舍后，失声痛哭。

　　谈起对知青生活的感受，李麓桢表示，有伤感，有留恋，“我们愿意回忆，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

　　渴望回城，知青私下传唱自创歌曲

　　（任进书，当年是郑州市郊区祭城农场第四连下乡六年的知青，郑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编写的《知青岁月》一书16名编委成员之一，当看到商报的系列报道后，他讲述了那个时代私下流行的知青歌曲。）

　　下乡之事，已过四十年。年近花甲的我，每当夜深人静想失眠的时候，耳边常常回响起当年知青一些忧伤的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这是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知青私下里开始传抄、传唱这支歌曲，它委婉地表达了当年知青思念家乡，渴望尽快回城的复杂心情。

　　这支歌曲的传入，我记得好像是1972年的元月。当时几个知青围在一起，有人唱起了《南京知青之歌》，当唱到“生活的脚印，深深地印在偏僻的异乡”时，不知是谁一阵抽泣。

　　不久，北京知青的歌《从北京到延安》也悄然传入大家的耳中，还有武汉知青的歌：“雄伟的大桥，横跨龟蛇山，我们还要回武汉！武汉，我的家乡，我怀念，接受再教育，最多三年半，我们还要回武汉！”

　　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从来没有一个知青，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唱过这些歌曲。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两三个知己倾诉时，悄悄哼哼。

　　记得当时有一位知青连队负责人，针对这些歌的悄悄流行，曾在一次大会上愤怒地说：“唱出了"帝修反"不敢唱的歌，说出了"帝修反"不敢说的话！”我如今想起这句话，感到人性有时是多么的渺小、卑微和脆弱啊。（注：文中歌词根据任进书记忆所写）

　　【实物篇】

　　写了七本日记，不敢流露心中压抑

　　每天都要吃一顿“忆苦思甜饭”高粱壳、红薯梗、花生皮做的窝窝头，每人一个，贫下中农全程监督吃完。

　　陈国平说，这种窝窝头吃下去，大便都成问题。另外两顿饭，也都是高粱面或红薯面窝窝头。

　　下乡第四天，陈国平就饿得受不了，从祭城十八连农场跑回了郑州。看见宝贝儿子饿成这样，妈妈含着眼泪，买了一挎包烧饼回来，陈国平一口气吃了3个，将剩下3个偷偷藏进了衣服里。

　　进入连队宿舍，几位贫下中农上来就搜身。烧饼被搜了出来，一位贫下中农不愿意：“还将烧饼藏起来呢，摆明不和咱贫下中农交心嘛！”接着，他们商量着要开专场批斗会，陈国平好说歹说，批斗会总算没开，但接下来的两天，在大会上陈国平都被点名批评。

　　在上山下乡期间，陈国平写了7本日记，里面全是“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他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就连日记里的话都言不由衷。

　　种地之余，陈国平和同学还肩负起“搞副业”的任务，到火车站搬运铁锭。他们两人负责一辆架子车，将一车铁锭从一个站台拉到另一站台。一天，在搬运铁锭下坡时，一车铁锭扣在了同学身上，当场将人砸死。时隔一年，又有一位女知青在干活时，右手4根手指被落下的机器砸断。

　　同学的悲惨经历，让陈国平伤心不已，而每天的种地生活，也让他心中充满郁闷。“那时，我开始反思，是我思想出问题了，还是这个上山下乡有问题。”

　　在日记本中，陈国平用诗歌写出了内心的彷徨：“……眼前一片迷迷茫茫，怎能看到郑州的模样，辛酸的眼泪滚滚流淌，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上山下乡四年时光，多少人儿精神失常，年轻人儿像老人一样，满面胡须鬓发苍苍。”

　　后来，有知青看到这首诗，提出要给它谱个曲子，这下陈国平紧张了：“当时我马上要当兵走了，万一传开了，兵当不成了，肯定要被打成反革命！”于是，陈国平悄悄将这首诗从日记本中撕了。

　　时隔近40年，陈国平又当着河南商报记者的面，将这首诗默写了下来。

　　能将生米做成熟饭，农场发了张喜报

　　能将生米做成熟饭，还会改进煤灶节省煤，宋一山为此获得了喜报。

　　1970年12月，初中毕业后，家住郑州市区的宋一山作为先遣部队，来到侯寨做知青下乡前的准备工作。

　　垒厨房、腾房子、运床板、买炊具，在第一批知青下乡前，宋一山就忙乎了一个多月。

　　在连队里，不会做饭的宋一山，第一次学着做饭，并且很快当上了炊事班长。

　　宋一山最大的优点，是善于根据煤的形状，适时改进煤灶，一天下来，能比别的连队节约几十斤煤块。

　　“当时，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10元。”宋一山说，节约了煤块，意味着大家买米买面的钱增加了，每个月下来，他们都能比别的连队多吃一些粮食。

　　宋一山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能将生米做成熟饭在当时，很多连队同学都不会做饭，吃的饭都半生不熟。

　　“可能是这两方面原因吧，农场给我家发了一份喜报。”宋一山说，喜报直接送到了他家里，将父母高兴坏了。

　　时至今日，宋一山还保留着这张喜报，让他遗憾的是：当年获得的一些奖状已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