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须水农场马寨二连“2.17事件”4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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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借着刷碗的动作靠近我，腰也不弯下来，一边看着别处一边悄声说：“领导说，‘2.17’是你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你畏罪潜逃，被副连长把你缉拿归案了。一会儿就要开你的批判会！”这时，我已经知道，“全儿”所说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下乡知青劳动

来源：凤凰网知青频道专稿，读者李志明供稿，原题：《下乡第二个月发生的“反革命事件”--郑州市须水农场马寨二连“2.17事件”40年祭》

下乡第二个月就发生了“2.17”反革命事件！

马寨二连本来就是郑州市须水“五、七”农场人数最多、自然条件最差的连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准确地说从1971年1月14日至2月17日只有短短的33天时间，春节刚过就出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且，通过深挖细查，终于揪出了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李志明及其一帮黑干将和小喽啰，经过狠批猛斗，已经把他们搞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取得了“丰硕战果”。一时间，马寨二连名声大噪。场部简报对二连“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大批判开路，打击无政府主义、“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经验进行了宣传和总结；点名对李志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发检举首功者受到表彰，被树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标兵”，并号召全农场知青学习。据说大批判材料上报到了市里，受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赞许。

“反革命事件”？今天40岁以下的青年人，对“反革命”一词没有什么概念，显得既陌生又离奇，仿佛天方夜谭一般。的确，这个罪名已从国家的刑罚法典中隐退了多年，但对于经历过那个阴森恐怖年代的无数国人，它就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人们头顶，一旦被它缠身，意味着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它的魔影笼罩下，制造了多少历史冤狱，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至今，看到或听到它，仍像看惊悚片一样，顿时毛骨悚然，心有余悸。那么，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刚刚走出学校和家门，下乡也才几十天的时间，正月还没出，怎么突然就策划和制造出了一场“反革命事件”呢？在这33天里发生了什么？1971年2 月17日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春节之前必须下去

俗话说，腊八，祭灶，年来到。看看如今春运受关注的程度，“春节回家”那数以亿记人的乾坤大挪移的盛况，“合家团圆”应该是人们之间在这个温暖节日里最为温暖的祝福语。1970年快到年终的时候，“上边”来了指示：69、70届元旦前转走户口，春节前必须下去，半年内不准回城探家。1971年1月14日那天，腊八已过了十天，祭灶还有五天就到了，离猪年春节也只剩十二天的时间，我们是在父母痛苦和无奈、担忧与焦虑的目光中，离开了学校和家庭，在深冬刺骨的寒风中，步行20公里，如流放一般被驱赶至腊月里寸草未生的荒郊野外。1971年的春节，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是那种骨肉分离，感情缺失的苦楚记忆。这是40年前在同样的国度，同样的时间段发生的历史真实。这种集体强制主义的政策，在今天看来，不仅不人道，甚直连起码的人性也谈不上。我们实际上是被“上边”视为城市的不安定因素，必欲尽快赶下去而后安。可是，在当时，那却是在激昂动人的口号发动下，在洪水般汹涌的政治运动裹挟下，利用人们对神坛的敬畏与虔诚、愚昧与盲从和青年的幼稚和单纯，畅通无阻地实现的。

激情荡漾的青春片段

1971年元月，我刚满17周岁，在200多人的70届同学中算是年龄偏大的（最小的同学只有15岁多点儿）。曾经当过中学第一任学生干部，后来因为保护同学和朋友免受批判、顶撞学校工宣队被免职。或许是读书稍微多点儿，或许是文革中受到的熏染多点儿的缘故，自我感觉比相近年龄的孩子启蒙或懂事儿早一点儿；同时，坦白地说，在叛逆期比其他孩子也更反叛一些：爱提问题，经常审视和怀疑，甚至喜欢高谈阔论。

青春总是与豪情联袂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下乡第二天，我就将亲手书写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横幅高悬于床头凸凹不平的泥墙上；总感觉自己一身正气：虽未担任连队的一官半职，但时常主持群体间的公道，更喜欢扶弱抑强；小小年纪，并不乏悲悯情怀：见不得同辈滑向歧途，总感觉自己有责任拉一把，故颇为学生干部所倚重，在同学中仍有一定威望。面对我们将赖以生存的东、南、西三个突兀的荒岗，它是嵩山向东北部延伸的余脉，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远山近峦呈现出明暗交错、黑白相间的大泼墨色调，那种雄浑和厚重，强烈地感染了我，心想再贫瘠的土地，我们也能把它变成丰饶的良田；再荒芜的土丘，我们也能使它成为繁茂的绿洲。不用任何人指示和交代，掂起石灰桶、大刷笔，就在新筑的梯田坝埂上、上工沿途的岗壁和土墙上刷写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大幅标语。

无须隐瞒，那时的我，还有我的不少知青战友们，的确是怀着改天换地的梦想，改造自我的决心，以解放天下为己任，为一个虚无的，用动人口号编织的目标，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挥洒着宝贵的青春，燃烧着革命的激情。

那个年代的口号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变“冬闲”为“冬忙”。为了改良土壤，开始往东岗送粪，据贫下中农代表讲，多年以前他们用牛车往岗上拉粪，撑着干，一天能拉8趟。东岗只有一条人工辟出的30度左右的弯曲坡道，坡道上又被恣意的雨水冲刷出两道不规则的沟隙，一不小心车轮还会卡在里边。我们每两人一辆架子车，一开始一天也是拉7、8趟。拉着拉着，两个男生排就摽上了，每天的记录都在翻番式刷新，我每天都在为劳动中的乐趣和竞赛追赶的场面激动着，中间休息时，记录下新鲜的事例和感想，写成报道或诗歌，趁着午饭或晚饭后别人休息时，办成黑板报陈列到食堂门前，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到第四天结束，我和另一同学竟创造了42车的最高记录！正在庆祝胜利时，传来竞赛对手也平了该记录的消息。贫下中农代表听到我们一天拉42车，惊得半天合不上嘴巴，连声说：“不敢这样干，不敢这样干，你们年龄还小，正长身体，累伤了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有一位后来做了小学校长的文弱女生，肩挑扁担送粪，怕落人后，肩膀打了泡不说，第二天磨破了还是一声不吭，直到几天后血染胸襟，待至脱衣敷药时，竟发现已露出了白骨！甚至有女生不顾自己的生理周期，下到冰冷的河水中挖泥圩田。

深翻土地的同学们，几天下来，一双新鞋就蹬断了底儿；也就十几天，一把钢锨生生磨得剩下半截儿，铮亮如明镜一般……

--处处都飘舞着鲜艳的红旗，时时都高奏着劳动的凯歌；斑斓绚丽的青春，可歌可泣的故事；梦里的三岗，心灵深处的第二故乡……这一切，是我们对那一段在生命过程中并不算长的青春片段的永久记念。

仅此而已。

一群人的遭遇

但是，命中注定了我们是一群时代的弃儿。

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不管我们的表现多么优异，我们的事迹多么感人，带队干部们一个个好像铁打的罗汉泥塑的神胎，凡心不动。尤其是连队的最高首长，从他时常半眯着的怪异的的眼神里，分明透出了那种居高临下、生杀大权在握的寒光。他从早到晚神色冷峻，面无表情，偶尔溜达到我们劳动的田间，也是背膀着双手，两只明明有帮而不提上的鞋在脚上随意地踢啦着，一顶从里向外浸出油腻的工作帽永远都是斜扣在头上，看到谁稍有懈怠，便一顿训斥，他巡视到哪儿，那里便鸦雀无声。同学们心里常常在问：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呢？终于，在他们开会时的训话里，在他们的呵斥声中，天机泄露了出来：“我是公安局派来的，每个连队都派的有。派我们来干什么？就是专治你们这些小流氓的！对捣乱分子我们不会手软！”“你们不要整天胡思乱想，要好好劳动，改造好思想，争取早日招工回城，不听话的一辈子别想回去！”--这就是掌握着我们命运的干部们给我们的定位。

更惨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连饭都不能吃饱。男同学们经常在半夜饿得醒来，披衣拥被，用热度已不够的开水搅冲从家中捎来的红薯炒面充饥，家里条件好些的，会捎些炒熟的白面，甚至带些白糖来伴着吃，那一定是会羡煞其他人的。记得有一次我半夜饿醒时，有几个同学因为饿得睡不着，不知从哪里逮着了一只野猫还是家猫，又趁着夜色从炊事班偷出些白菜和盐来，煮得大半熟时，就急急慌慌地开吃了，我也跟着果腹开荤，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食猫肉，当时虽有一丝不安，但实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是在正月里，下乡第一个月，也是初次在外过春节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多年后，当一个干过炊事班的同学告诉我，下乡头一年连队账面上还结余了一万多斤粮食指标时，我心中翻涌着的是气愤、诅咒和无奈，竟至一时语塞，欲哭已无泪。就这样，没多久，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悄悄退去了，青春的激情和革命的热情也知趣的躲藏了起来。这时，想家的情绪在连队里蔓延开来，有女生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哭泣，泪水湿透了手帕；有男生站在高高的崖边向着家的方向大声呼喊，状甚戚然。

苍天在上，我们小小年纪，有何罪过该遭如此对待？

一个人的遭遇

这天应该是1971年2月14日，下乡已整整一个月了。时辰已近中午。农事因出工早，故也收工早些，看看炊事班开饭时间还早，因为离得近，我们几人就回到自己住的窑洞里，躺下稍事休息。刚躺下片刻，只见一行三人大声喧哗着鱼贯而入，象是在议论着窑洞的构造和质量，他们是陌生的面孔，我们也劳累了半天，所以没有起立作恭迎状。这下，其中一个戴蓝呢子帽的似乎有些不高兴：“你们几个，都到外边去，快快！”你们是谁呀？我们刚干活回来，到外边干什么？莫名其妙。--我心里想。正要问时，其他人已经起身正向外走，虽有些不情愿，但也跟着出去了。到了窑洞外边，蓝呢子帽以异常严厉的口气大声喝道：“你们几个排好队，听见没有？立正！”我因为心中存疑，自然动作也就迟怠。“你叫什么名字？”蓝呢子帽指着我厉声问道，“一看你就是个刺儿头！”我们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即出言伤人，心中对此人顿生反感，我的声调也不低：“我也正想问问你是谁呢？”“我是谁以后你会知道，告诉你，以后老实点！”负责炊事班的副连长听到这边大声嚷嚷，急忙跑过来说：“这是咱农场的副场长！”介绍完，赶紧拉着几个人到炊事班就餐去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晚饭后，排长对我说，连部召开干部和骨干会，让我作为排里的骨干去开会。我对此毫无兴趣，不愿参加。无奈经不住排长再三要求，怏怏地去了。刚走进连部门，一个声音迎面飞了过来：“你也配来开这个会吗？”我完全没有想到，和副场长又在这儿遭遇了。他说话时指着我的手不停地上下抖动着，看得出他对白天的事情依然耿耿于怀，要借这个机会再发淫威。“我也不是为你来的，你请我来我也不来！”我毫无准备，对受此羞辱十分气愤，也用手指着他回应道。“你不能参加这个会！”他指着我的手抖动的更厉害了。一个国家干部、又是副场长，竟如此心胸狭窄、蛮横霸道，我心里对他十分鄙视，加上我本来就不情愿来开什么骨干会，“谁愿意开你的破会！”说完，扬长而去。

2月17日发生了什么？

要说清2月17日发生了什么，必须从2月16日夜晚说起。农历的正月在乡下是一个极重要的月份，很多文化活动都会安排在这个时期，因为出了正月，地里的活儿就再也闲不下来了。2月16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一，晚饭后，连里接到马寨村的通知，说当晚村里请了乡文化站来“玩电影”，让学生们也来吧，还没出正月，孩子们干得不赖，也让他们玩玩。马寨村在街中拉起了一块巨大的放映幕布。街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公社社员们摩肩接踵、前呼后应；寒暄声，嬉戏声连成一片，孩童们相互追逐着，笑声不断……人们一时竟忘记了生活的愁苦和艰辛，为这个每个工分分值两分钱的贫穷村寨增添了一派祥和的节日气氛。电影队的人来的挺晚，放映中又接了几次胶片，中间还停了一会儿电，等到两场电影看完，时间大约已到午夜一多点钟了。白天累得够呛，电影看得也不顺畅，场面又闹轰轰的，竟至后来连看的什么片也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晕晕乎乎、迷迷瞪瞪地回到窑洞，一头栽倒床铺上，有的甚至连衣服也没力气脱就睡着了。

“咚”！--只听一声巨响，窑洞的门被一脚踹开，随着趁机溜进来的西北风，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吼道：“快起来！快起来！你们是来这儿劳动改造的，不是让你们来这儿睡大觉的！”紧接着又听到“嘭、嘭、嘭！”几声，门板被拍得山响，有人跺着脚向我们住宿的窑洞深处走来。被从睡梦中惊醒的我吓得头钻进被窝里，感觉一股寒气袭上心头，身体在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是那个声称自己是“公安局”的副连长的声音！大家躲在被窝里谁也不敢露出脸来，大气也不敢出，似乎将要大难临头，心里祈祷着：千万别在我这儿停下，千万别掀我的被窝……脚步声经过谁的床铺，就像一双铁掌从心头踩过去一样。排长可能也意识到因为自己失职而犯了大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也没敢吱声和起身。我没敢抬头看一眼副连长当时的模样，但可以想见他那种君临天下、主宰一切的气势，在他的眼中，我们睡觉的这孔窑洞，无异于任何一座圈舍，那一顺溜铺连铺睡着的50多个幼小的身躯，就像可以随手牵出一只任意宰割的羔羊。副连长吼完，见竟没人响应，脚狠狠地跺着地，气急败坏地大声宣布：“我马上通知炊事班，停止对你们开饭！”说罢，噔、噔、噔……脚步声由近及远而去，大家的心才暂时松弛了下来。--此时，大概是早上七点四十分。

我们这个男生二排，与炊事班一起，被安排在离村子较近的一条沟洼的两孔浅窑洞里，连部则与两个女生排和男生一排安置在下边贾鲁河北岸的一个平台上，之间相距有近千米。由于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起初，早上起床是听吹号员的号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号声就断了，连里规定6点半起床7点半开饭。我们排就由值夜的同学睡前先把排长叫醒，排长再挨个叫大家。2月17日早上值夜的同学叫没叫排长，排长为什么没叫大家，倒是没人追究；追究也不会有结果，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加上一个多月的劳累困乏，早晚都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挨着连部住好，还是离连部远些好？这是同学们私下议论过的话题，当时占多数的意见是远些好：行动少受约束，说话可以随便，更不必拘于音大声小。但是，今天早上误起的事情彻底颠覆了原来的结论。连里领导都是中年或以上年龄，也都是“国家干部”，他们人人都有手表，办公室里还配有闹钟，能掌握住时间。挨着连部住，可以放心大胆睡觉，即便误了起床，也是领导的事。我一边想，一边穿衣起床。

当同学们也都快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时，炊事班的一个同学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副连长给我们下了命令，说今天早上不准给你们开饭！”犹如当头棒喝，同学们都怔在了那里，面面相觑，好久没有一个人说话。等到回过神来，大家都像蔫儿了似的纷纷坐到自己床铺上。这时，有人低声嘟囔：“我们又不是劳改犯，劳改犯还得让吃饭呢，不吃饭咋干活！”由于当时窑洞里的气氛紧张，如死一般的静寂，大家的心情沉重，精神高度集中，这话声音虽低，却都听到了。我也听得真真切切。这是一个平时并不被大家瞩目的相对弱小的同学，我心里惊异于他看问题的尖锐和直言的勇气，并为这句话的朴素和真实所震撼。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句真话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是呀！劳改犯干活也得让吃饭。不让吃饭咱就不去干活！”有同学大声附和着说。“我们又不是故意不起床，是睡过了！不让吃饭是啥道理？”“我们是人，是人就得吃饭。让他说说为啥不让我们吃饭！”“好哇！咱就不去干活了，罢工开始喽！”--正所谓“不平则鸣”，同学们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不少人索性又拉开被子和衣躺下，有人甚至又脱下刚穿好的衣服，钻进了被窝。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排长和几个班长也坐进了被子里，他们也感受到了明显的不公平。

一个几十人的群体，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者对一个人的评价，再或者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很少有高度统一的时候，往往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休，甚至生出嫌隙，分道扬镳也是常有的事，这是由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所决定的。但是，2月17日这一天，面对突然而至的、对一个群体最基本生存权利的严重威胁，对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无情践踏，面对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巨大压力和挣脱无望的困境，弱小和仍然幼稚的我们，本能地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突围的方式--整体的一致和高度的团结，大家都平静地呆在自己床铺上，以实际上的罢工、静坐表达自己的态度。

时间大概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连领导有指导员、副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八九个，还有唯一一个临下乡前由学校工宣队指定的学生副连长，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况且干群关系紧张、矛盾如果激化对谁都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可能也在进行着紧急的磋商，同时也是在考验着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应该是在上午十点钟以前，一个年过半百的副指导员蹒跚着走过来，侧着身子向窑洞里探望了一下，轻声喊着我们排长的名字，“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要问你！”排长出去了，他们并没有在门外说什么，而是往远处去了。时间并不长，十几分钟的样子，排长回来了，脸上出去前紧绷着的肌肉松弛了下来。“连领导问了今天的情况，我也把大家的想法说了。现在让我回来选学生代表去谈谈。”说着，来到了我的床前，“志明，你代表大家去和领导谈吧？”“对！让志明去和领导谈判！”“让志明去！”不少同学附和着排长说。自从在学校被免职后，我从内心再也不愿做抛头露面的事了，就对排长说：“我就不用去了，今天这事不明摆着吗，不管谁去，到那几句话就把他说懵了。大家的要求就是两条：副连长必须承认说”来劳动改造“是错误的；收回不许吃饭的命令。”排长这次挺知趣，没再强求，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去和领导谈了。结果不出所料，没多久，他们满脸欢喜地回来告诉大家：我们胜利了，赶快出去集合！

在窑洞门外，大家站成三排，连领导们悉数到场。连长先讲话。他讲的主要意思是，误起的事情不全怪大家，有前一天晚上的客观原因；副连长的做法有点过火，说话有不恰当的地方，不许吃饭的命令是错误的，立即予以撤销。副连长随后来到大家面前，也就两个小时的功夫，全然没有了凌人盛气，他一脸真诚地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并给大家来了个三鞠躬表示道歉。指导员最后讲话，他将头顶渍油的工作帽稍稍扶正了些，脸上露出不知是微笑还是冷笑的表情说，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都不要再提了，大家以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和劳动嘛，要讲团结，互相帮助，云云。

--历史将铭记这一天：1971年2月17日，一群年幼的、身份卑微的知青，用正义的决心和行动，以平静、温和的方式挑战邪恶的强权，并最终使邪恶低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头来。这是一次梦幻般的胜利，一个完美的结局。

嗨！毕竟还是年幼的孩子，心中的压抑和屈辱一下子得到释放，难掩心中的喜悦。会刚散，连领导们还没走远，有几个小同学就跳着喊着“太好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罢工胜利了！”指导员和副连长回了回头，两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径直向连部方向走去。

在劫难逃的命运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且矛盾。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前面的叙述中，我力图避免当事人的真名实姓泄光，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尽管其中有人曾经为我们所厌恶或曾加害于我们。如果就此打住，“2.17事件”也算交代清楚了。可是，更多认真的读者可能会问：这就是你所说的“反革命事件”吗？你这明明是哗众取宠嘛。是的，这一事件的事实简单而清晰，任何人也难以歪曲或抹杀；事件的性质是维护做人的基本权利，敢于斗争，不向错误低头，这是为大家所公认、不容置疑的。可问题在于，不管口述历史还是书写历史，有些关键的抑或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2.17事件”之所以逆转成为“反革命事件”，两个学校时的同窗，下乡后的同室邻铺、又在一个锅里搅勺的知青战友，成为了关键时候在关键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关键人物，正如孔圣人所预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他们便是开头提到的被农场树为大批判“标兵”的杨健，另一位名叫童雪生--既然无法绕过，权且以化名代替吧。

前面说到，2月14日这天两次受到顶撞，尤其是晚上干部会前，一个十几岁的小娃子，竟敢挑战我的权威，而且还敢当众指着我吵！副场长心中的气恼可想而知。他在把我逐出会场后，当即宣布：“这样的学生无法无天，不能当骨干更不能当干部！”这个副场长是市里一家公司的科长，40岁出头，中等身材，白白的脸庞，瘦瘦的身躯，一双眼睛虽小，但转动起来很快；一身蓝色的熨烫齐整的中山装，左上方口袋任何时候都不忘插着一枝钢笔；一顶几乎一尘不染的蓝色的呢子帽，一双黑色包有白边的布鞋，给人一种精明练达又世故圆通、精力充沛又张扬不羁的感觉。来农场任职前在密县干校呆了两年，眼看自己一身的才干无处施展，大好时光一天天流失，心情苦闷压抑，现在机会来了，很想干出点名堂来。政治上的敏感和长期积累的经验使他认识到，紧跟形势，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是一条捷径，抓典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二连一天的经历对他的刺激很深，中午在连部休息时，他已经了解到，这个李志明在这帮学生中有很强的代表性，枪打这个 “出头鸟”，应该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想到这里，他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只有猎人在瞄准猎物时才会发出的那种冷光。会正开着，他突然想起，本单位有一位同事得知他将来须水农场当副场长时，说自己的孩子正好在这个农场二连并请他照顾的事。名字叫什么？忙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看了看：童雪生，决定会一结束，把他找来谈谈。

再说2月17日日这天下午，经过了早上那场惊心动魄事件洗礼的二排，同学们的喜悦依然挂在脸上，干起活来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尽管食堂的饭食依然是不够吃，肚子里时时发出“咕噜、咕噜”的肠鸣声。突然有个同学指着不远处的路上说：快看！骑车的那个人是谁？大家都认出来了，是副连长，他正骑着车子往公社也是场部同时也是市里的方向驶去，那是一条马寨村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的乡间公路。后来，据在场部后勤干活的同学说，那天，副连长进了副场长的办公室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当天，场部的人都知道副场长要到二连“抓点儿”了。

童雪生和我上的一个小学，但不在一个班。中学第二年，我被免职后从三班调到了二班，我们才成了真正的同师同窗，杨健也是。平心而论，童在二班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人很聪明，个头不高，是那种小巧的身材；那年月戴顶“国防绿”显得很骄傲很领潮，而他又总喜欢把帽沿捏得一圈隆起，让人想起大沿帽来，则更显得时尚和另类；可能是由于“少白头”不想示人，帽子始终不肯摘下来，也许是只有这一顶帽子的缘故，总能看到帽边沁出的白色汗渍和里面衬的那层纸上的油光。他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是：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毛，一张已经无限接近“英俊”的面容；尤其是嘴角总是向上微微挑起，很像是在笑，也许是天生如此，但总感觉里面内容很多，让人难以猜透。杨健与童雪生相比，则显得朴拙和简单一些，他的父亲是省直单位的一位老处级，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据说还抄了家，这段经历，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显见的，从他那双可以称为“巨眼”的有些呆滞的目光中，经常能读出惶惑和疑惧来。能当上“可教子女”，是杨梦寐以求的事，也是他认为摆脱恐惧和困境的唯一出路。来到农场后，我们属于二排一班，童是班长，而杨和我是邻铺。

雷厉风行，是所有想干出点事的人们的共同特征。2月18日上午，听说副场长来连里了，但大家都没有见到他。不知为什么，这次下连队不像上次那么张扬，连着两天，不视察也没开会。那两天有一些怪异，连着阴天，马寨村头、我们的南岗上、还有绕着三岗蜿蜒东去的河谷里，一下子聚集了数以千计的乌鸦，鸦群的鸣叫声不绝于耳，在阴冷灰暗的冬日里，使人心头更增添了一层寒意；它们时而盘旋于空中，黑压压一片，仿佛要遮天蔽日一般；时而栖息于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一棵棵柿子树便状如一只只黑色的指爪，伸向冬日毫无热力的太阳。村里的老人说，很少见过这景象，不像是好兆头。

19日晚上九点多钟，因为怕晚了会饿得睡不着，我早早就躺下了。这时，只见“全儿”喘着粗气、但却轻轻地踮着脚走到我的床铺前，眼睛迅速向四处扫了一遍，蹲下来，嘴巴紧贴我的耳朵，以低得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说；“他们正在开会，准备整你呢！我们几个隔着砖墙都听到了。”“全儿”是男生一排的，我原来三班的铁哥们儿，学校工宣队和军宣队为了拆散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为了逼我下台，曾经杜撰了一个“独立王国”陷害我们，是个共患难过的人。他们住的窑洞与连部整体连通着，只在拐弯处用干砖隔了一道墙，他说的话我没有理由不信。但我仍有些不以为然：“整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整的！”他有些着急地说：“连部已经开两天会了，看来这回要出大事了！”“身正不怕影子歪！”--下乡一个多月来一直不顺心，前天早上又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心里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担忧，但想想自己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相反却做了许多别人没有做或做不了的工作，心中又觉得坦然。“你一定要当心，要有点准备！”“全儿”说完急急地走了。至于怎样当心，如何准备，我不知道，相信“全儿”也说不出来。

20日这天，天阴得更重了，听贫下中农代表讲，这是在酿雪呢。童雪生跟杨健两人，本来并不是很要好的朋友，但这几天两人干什么都在一块儿；本来一桶饭打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热热闹闹有说有笑，现在两人吃饭时或者来得晚，或者端着饭到一边吃着嘀咕着；两人的床铺，一直到大家睡前都空着；早上起床时，看到杨健，他的眼神游移不定，说话也是答非所问，两人有些反常，显得诡秘。除了这些常人难以觉察的细微变化以外，连里的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也很平静。

20日晚上，轮着我和“老偏”值夜。21日晨，我们值完班一会儿没睡，打个招呼就回郑州取干粮了，以前值夜的同学也都是如此。我们商定下午两点前返回。接近中午时，学生副连长来到我家，说他也是临时回来办点事，问我们何时回去，他准备和我们一块儿走。他是我孩童时代的邻居、玩伴和同窗，家也在附近住，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由于他未能遵守约定时间，我们没有同路而归。回到连里，大家刚刚下工，奇怪的是，早上走时还好好的，只大半天时间，人们就像躲瘟疫一样，脸统一的都背了过去，一个打招呼的也没有，就连给他捎了家信和东西的同学，手接过东西，眼睛也不敢直视我，好像陌路人似地，一句话也不说。吃晚饭时，没有见到童、杨二人，所有人都打了饭独自一边吃去了，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有经常遭人奚落的“敏子”，他借着刷碗的动作靠近我，腰也不弯下来，一边看着别处一边悄声说：“领导说，”2.17“是你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你畏罪潜逃，被副连长把你缉拿归案了。一会儿就要开你的批判会！”这时，我已经知道， “全儿”所说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我感觉到，一只巨大的黑色的魔爪正在扼我的喉，同时心里明白，此时如果不是我，一定还会有别人。人说来也挺怪的，当知道大难必然降临时，内心反而平静了许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心中的悲哀与悲愤中竟然涌入了些许“悲壮”。蓦然，有一丝冰凉从脖颈向后背滑去，我抬头看了看天，雪已经悄无声息地下了起来。

……

三天后，童雪生由班长直接提拔为副连长，第二年，他当兵入伍。临走前，他向我表示了愧意并从部队第一时间给我写了信；杨健则当上了副排长，当年年底就进了工厂，当然，分别时他的忏悔更真诚也更彻底，我当时就原谅了他，并且，我们已做了几十年的朋友。

而我，在大批判中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从此失去了……在农场呆了7年后于1977年底返城。

故事并未结束

今年是“2.17事件”40周年，巧合的是，今年的2月17日正好是元宵节，元宵节的气氛让人对40年前的这个日子有了更深的感触。

人都是有自己的“群”的。几十年来，每逢春节或元旦或中秋，还有我们敬重和爱戴的李老师的寿日，同窗们欢聚一堂，举杯共贺时，总见不到童雪生的身影。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由此感觉到，童应该还是一个有羞耻心的人，而这又是做人最重要的，这么多年来，他的内心一定少不了挣扎和煎熬。我知道，这里面也有我的原因：他临走时我没有明确表示原谅，并且拒绝回复他那封落款“你的朋友雪生”的来信，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有些自责。有机会的话，我会有勇气对他说：忘记那段往事吧，其实，我在心里早已原谅了你。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不幸，当然也包括了你；那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一个时代的罪过不应该由你一个人承担。

关于那段正月里发生的故事，那段显得久远的一代人的青春的经历，不能说的人已经永远说不出来了，能说的人中，有人不想说，也有人出于个人隐私不愿说。女诗人舒婷30年前曾用诗的语言宣示：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记忆……我和诗人的心是相通的，这也是我对自己心灵的承诺，并为此坚守了40年。我曾经认为，“2.17事件”被颠倒为“反革命事件”，只是我个人的不幸和人生磨难的肇始，如果我为 “2.17”申张，就是在为自己的不幸申诉。但是，看看我亲爱的祖国，经济已累积了雄厚的实力，城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受教育、就业、流动与择居等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的选择的自由，除了真正的罪犯，公民无端“被劳动改造”已被法律所禁止，重体力劳动的同时还得忍饥挨饿的现象也已基本绝迹，这是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不得不遗憾地说，人民，不，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表达自己愿望和意志的路径相对较窄，渠道也不够畅通，这从时常发生的见诸媒体的一些群体事件中可见一斑：公民以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诉求的习惯和社会环境尚未形成，公平与民主的社会机制远未确立。在 “2.17事件”40周年到来时，让人不禁感慨，40年前的“2.17”精神和意义在今天仍显得可贵，并没有过时。真相离真理最近。我以此文追思40年前我们这一群人亲历的“2.17事件”，希望人们永远摆脱恐惧与谎言、免受毁谤与陷害，从而获得心灵的彻底的自由，希望黑白遭颠倒、是非被混淆的悲剧永远不要重演。

最后，让我和我的知青一代的战友们，以及愿意了解那段历史的后人们，再次共同聆听舒婷在同一首诗中那“一代人的呼声”：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