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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山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第3期
研究德国(原西德)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评介，这是笔者在德国学习时的一个研究课题。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和在德国学习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者，笔者花费了一定时间，查阅了大量论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德文专著及文献资料，走访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本文概括地介绍了德国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学者及其理论观点和学术著作，并对此进行了一些个人评论。
主要观点
有些德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历时十年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全民教育，来建立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经济和政治，特别是在文化战线发动了一场战争。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是德语中Kultur一词所指的含义，而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革命(ǖberbaurevolution)。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八亿中国人被组织在各式各样的革命组织中进行相互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动机是什么?有些德国学者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两大集团，即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因此其政治取向也不同，最后导致政治方面的权力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把毛泽东集团称之为“文化革命的左派”或“激进派”，把刘少奇集团称之为“右派”或“温和派”。①
按照有些德国学者的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人的革命经验不同所导致的：毛泽东是农民运动领袖，刘少奇是工人运动领袖。②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没有国外学习经历，除两次访问莫斯科外，在他掌握政权后没有到国外进行过其他访问。毛泽东的思想结构是传统的中国式的，但逐渐增添了激进内容，他要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抛弃个人利益的新人；而在刘少奇看来，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没有个人利益，那么集体利益也就不存在，③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不能靠群众运动，而是要依靠一个自我修养良好的党的领导来实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战线就已表现出来，毛泽东认为，北京的戏剧舞台以及文学作品和报刊杂志上上演和刊登了许多影射自己的作品，如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等。毛泽东把这些作品视为对他的挑战，并将其责任归罪于由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1966年2月，江青和林彪在军队中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把17年(自1949年)以来的文艺路线总结为“文艺黑线”。1966年5月4日和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相关文章。德国学者认为，这是毛泽东进行反击的信号，与此同时，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5．16”通知，宣告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引起了德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人员数量和成分及其活动和结局，尤其对红卫兵破旧立新、张贴大字报、召开批判大会、进行革命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做了详尽描写。令他们疑惑不解的是：按照中国传统，中国的学生是听话和守纪律的，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采取那么多自发的大规模革命行动?谁是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呢?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学者奥斯卡•威格尔(OskarWeggel)认为：由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发动红卫兵运动，就是要利用红卫兵冲破中国共产党内所谓的“独立王国”。关于开展红卫兵运动，虽然没有公开的文件和官方的指示，但事先已有组织策划。④德国学者普遍认为，深入研究红卫兵运动是他们的一个新课题，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这一课题对德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他们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军队只是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同，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全面作用，它不仅仅是战斗队、生产队，而且是宣传队。毛泽东在军队中享有绝对权威，他依靠军队的支持，维护了社会秩序。在文化大革命极其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军队和人民群众维持了和平相处，这是由于中国的军民有一种特殊的“鱼水”关系，即军队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老百姓的过激行为不能动用武力，只能说服教育，对极少数的暴乱和反革命分子，只有在党中央的指令下才可以采取武力行动；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不能公开反对人民解放军，如果对军队中个别的人和事情不满意，只能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不允许采取个人行动。⑤正是军队发挥了“秩序的维护者”(Ordnungshǖter)的作用，才使中国避免了内战，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政策，德国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在决定中国外交路线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外交”和林彪的外交路线是中国外交史上的极端现象：反对“美帝”和“苏修”，要求第三世界的国家学习中国的革命经验，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指前苏联)等。中国同前苏联的关系处于冰点，苏联从原来的“老大哥”变为“头号敌人”，以至于发生了1969年的珍宝岛武力冲突事件。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明智的(vernǖnftige)外交路线，使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从此结束了被排斥在国际政治舞台之外的状况，中国逐渐靠近西方工业国家，先后同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15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德国学者做了大量报道和研究。⑥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一场灾难，但德国学者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中国执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口号鼓舞下，由于军队的参与和控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非一无是处，其经济能力(Wirtschaftsleistung)比大众媒体所介绍的要好得多。⑦德国学者还列举了大量数字来说明中国的国民收入状况，并强调了氢弹实验成功(1967年)和人造卫星上天(1970年)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毛泽东在经济方面主张平均主义持批评态度，但对毛泽东告诫全党，资本主义的价格机制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带来社会的不平等给予了正面阐述。⑧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呢?德国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联邦德国左派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左派领导人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在事后思考时，可以把中国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们文化革命的开始，这个革命将对时代发展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安身立命的形式和价值提出质疑。”⑨德国左派人士效仿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画像，积极宣传反权威，强调人的自发性和觉悟意识，并试图在“公社”(Kommune)中生活。1971年初，德国新闻记者克劳斯•梅内尔特(Klaus Mehnert)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走访了山西的大寨，回国后出版了《风暴后的中国》⑩一书，赞扬了中国人的劳动热情，对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物质利益毫不关心的生活态度，在他眼中，这是人生的一种崇高境界。十几年以后(1989年)，奥斯卡•威格尔在他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书中，针对梅内尔特提出反对意见：“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留下的是松散的组织机构，结构扭曲的经济，破损的国际形象，对知识和能力的极大轻视，对教育和劳动道德的鄙视，留下的是一代狂热的人及其泪水汇集的海洋。”⑾绝大多数德国学者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性分析之后，也把文化大革命称为“眼睛的开启器”(Augenōffner)和“方向的指南针”(Richtungsanzeiger)。“没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就不会进行(至少没那么坚决地进行)改革，就不会实施80年代开始的拨乱反正。”⑿德国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会存在，但是人们希望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永不重演。
代表性著作及学者
目前，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中国热”也提升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的学术地位，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尤根•道默斯(Jǖrgen Domes)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德国资深学者，他是德国萨尔大学东亚和中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任客座教授，重点研究中国政治，著述颇丰，其中《毛泽东时代》(Die Ara Mao Tsetung，Stuttgart，1972)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只写到1969年，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件未能作出客观评价。他的另一本著作《文化革命和军队》(Kulturrevolution und Armee，Bonn 1967)是德国到目前为止，惟一介绍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专著，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稳定中国社会，其中军队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奥斯卡•威格尔在德国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眼中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他曾任职德国汉堡亚洲研究院，早年在台湾学习，主笔《今日中国》月刊，研究重点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20世纪的中国历史》(Gesehichte Chinas 20．Jahrhundert，Stuttgart 1989)一书在第九章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题，全面阐述了十年文革的过程，并作出分析和评价，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书。彼特•孔策(Peter Kuntze)撰写的《东方红》(Der Osten ist rot，Mǖnchen 1970)是第一本分析中国文化大革命起因和历史背景的书；此外，安德利亚•赫阿(Adrian Hsia)的专著《中国文化大革命》(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Neuwied und Berlin 1971)阐述了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并提供了大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原始资料。其他有影响的论文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in：Franz Wolfgang，China Handbuch，Dǖsseldorf1978，S．459—523)，《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其历史背景》(in：Ostkolleg der Bundeszentralefǖr politische Bildung，VR China im Wandel，Bonn 1988，S．43—60)。《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的《政治制度》一章中也较为详实地评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德国波恩大学汉学专业的顾彬教授(Wofgang Kubin)在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方面也成绩显著，他在文革后期留学北京，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密切合作，他的著述在德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广泛影响。
一点评论
德国学者做研究工作时态度认真，思考逻辑严密，注重资料的收集和考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题的论著，实际上反映的只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9年)的状况，对1969年以后的情况写得比较少。虽然奥斯卡•威格尔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书中对十年文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但该书的重点不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内容有限，分析也不够深入。还有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作为旅游者访问中国，他们出于好奇，收集了一些资料，拍了许多照片，回国后写了一些报道，很多这样的报道非常表面化，甚至是错误的。个别对马克思主义持敌视态度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张口便是“红色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的观点也颇为极端，有待商榷。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德国学者有机会同中国人进行私人交往，能够深入到中国社会之中，有可能掌握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史料，这为他们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条件。但是，笔者(包括许多德国学者)认为，要完成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著，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必须精通中文；二是要了解中国历史；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有较深的研究。否则，对德国学者来说，很难全面准确地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注释
①Oskar Weggel，Geschichte Chinas im 20．Jahrhundert，Stuttgart 1989．S．298．
②Ebda．，S．227．
③Adrian Hsia，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Neuwied und Berlin 1971．S．154．
④Giovanni Blumer,D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1965—67， Frankfurt am Main 1968．S．197．
⑤Jǖrgen Domes,Kulturrevolution und Armee,Bonn 1967，S．119．
⑥Marie Louise Nāth,Strategie und Taktik der chinesischen Aussenpolitik,Hannover,1978．S．56．
⑦Oskar Weggel，Geschichte Chinas im 20．Jahrhundert，Stuttgart 1989．S．289．
⑧Vgl．Udo Weiss,Chinas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m ǖberblick， in：Forschungsinstitu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ǖr Auswārtige Politik(Hrsg)，Die Aussenpolitik Chinas,Mǖnchen 1975，S．72ff．
⑨Jōrg Meinhard Rudolph，Die Faszination der zehn chaotischen Jahre，in：Wofgang Kubin(Hrsg．)，Orientierung，Bonn 1／1989，S．99．
⑩Klans Mehnert,China nach dem Strum,Stuttgart 1971．
⑾Oskar Weggel，Geschichte Chinas im 20．Jahrhundert，Stuttgart 1989．S．303．
⑿Ebda，S．306．
[李长山：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德语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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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22 11: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