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文革回忆

dapeng · 发表于 2011-2-13 07:12:27

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文革回忆

小序

我属牛，1949年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1966年，我十八岁。

十八岁是人生的重要时点。十八岁的年华，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小树，渴望雨露，渴望阳光；是一只羽翼渐丰的小鸟，渴望蓝天，渴望飞翔；是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渴望激情，渴望怒放；对未来有无限的热情与向往，有无限的期望与幻想。然而，在这个人生转折的非常时期，一个“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让我“经风雨，见世面”，给我的人生经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温和的夕阳辉映下，回想起十八岁的年华，不禁生出许多感慨和唏嘘。

对也好，错也好，都是因为那时正年轻！

也曾有过无知的勇敢，浅薄的张狂；

也曾有过激扬文字，血气方刚；

也曾有过胆怯，也曾有过迷茫；

也曾有过眼泪，也曾有过忧伤……

对人生的回忆，犹如旅者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跋涉，往往要回头看一看：看看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段路？

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那时我正读高一。六月份的校园，还是一片宁静。教室里不时的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的大杨树还在静静的挺立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只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暂时静寂，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马上就要打破这份安宁。

七月份放暑假，我被选拔到县中学生运动队集训，准备参加合江地区中学生运动会。

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弹跳和速度一般。虽然在学校我什么球都好玩，不过我的水平太一般，只能当啦啦队。但一次意外事件却让我在校园出了名。

那是在一次上“体活”时，我的同学在女生宿舍窗前和我对着投手榴弹。他投过来，我拣起来再投回去。不料，有一次我一用力，那颗手榴弹竟从我同学头上飞过去，砸在了宿舍的窗棱上，打破两块玻璃，掉在宿舍的脸盆里。窗前正好有两个女同学在那儿梳头，险些被砸着。

这个“手榴弹”事件迅速在校园里传开了。甚至传成我故意往女生宿舍扔手榴弹，差点打死俩女生！值周老师找到我，要我赔玻璃，是我母亲找人上了两块新玻璃。我当然少不了挨一顿训。

后来，要开全县中学生运动会，选拔校队。负责的那德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我找去，一顿测试，我就进了运动队。结果在全县的中学生运动会上，我得了个投弹第一。

就这样，我带着投弹第一名的成绩参加了县中学生运动队集训。

暑假结束了，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得到了消息：因为搞政治运动，体育运动会延期了。而此时学校的大楼里也开始贴出了揭发批判校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教室的小喇叭也开始天天播放“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和署名文章。

八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又称《八、八决定》)。

学校进驻了工作组。开始酝酿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委会”。

文化大革命在校园里全面展开了。

我那时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很兴奋，因为“筹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有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吴军。我们一帮淘小子都憋着劲帮吴军做工作，与高二高三的老大哥竞争。最后，吴军靠着他的个人素质和人气指数两个优势竞选成功。

红海洋的风暴刮进了校园。

红色就是革命，红色就是造反。学校的建筑，都用红色涂料涂了一遍。红了教室，红了宿舍，红了食堂。连操场西面的大厕所，也涂成了革命的红色。不仅学校，整个县城，红彤彤一片。县城主要街道的建筑，特别是县委县政府大院，全是耀眼的红色。“造反有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到处都是。当时红卫兵还提出要改交通规则，说“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是错误的。“红灯”是革命的信号，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就唱“红灯闪闪亮，光辉照我永向前”。红灯一亮，怎么能停止前进呢？右侧通行也不对，右侧就是右派，就是反动，我们红色造反者怎么能走右派的道路呢？记得有一次县城里的革命群众到火车站接毛主席送给工宣队的芒果（其实是一个芒果的石膏模型），因为两派群众组织都争路的左侧，就发生过一场混乱的武斗。据说周总理也不得不重视革命小将的革命意见，还指示交通部门认真研究呢。

老师都靠边站了。我被派到初中一年级当辅导员，组织小同学学《十六条》。念也念好几遍了，讨论也进行两天了，那几个学习骨干也觉得没啥再说的了。我正在发愁怎么组织大家继续深入学习的时候，想起《十六条》中说要在运动中区分好中差三类人，我就启发大家给他们的班主任杨占清老师划类。这一下可热闹了，大家都踊跃发言。

有的说杨老师讲课尽宣传封资修思想，应划为三类；有的说杨老师爱护有病的同学，能背同学上医院，应给他划二类；有个同学说杨老师好抽烟，经常让学生上街给他买烟，有剥削阶级思想，应划三类……讨论热烈的进行着，放学的铃声响了。

下午上课前，魏丽娜给我一个条子，条子上写道：“给杨老师划类的事我回家对爸爸说了。爸爸说《十六条》里的三类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划类是运动后期的事。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就给老师划类太早了。” 魏丽娜的父亲是主管文教的副县长魏永和，政治理论水平很高，人们都管他叫魏马列。我觉得他父亲说的有道理，就停止了划类的讨论。

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我和几个同学给县城东面一家合作性质的“中兴旅社”送去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们旅社的名字是“四旧”，勒令他们改成“东方红旅社”。等我看到旅社低矮破旧的门楣上悬挂着的“东方红旅社”新牌匾时，却让人有一种乞丐戴礼帽的感觉。

1966年9月，我和一些同学到哈尔滨参加了炮轰省长李范五的大会。我们早到了一天。白天到哈军工看大字报，晚上住在哈三中的礼堂。没有被褥，就睡在地板上。有几块毛毯，大家扯着盖在身上。批判会在八区体育场（当时改名叫红卫兵广场）召开，共有几十万人参加这次空前的“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省长及其它省委和省政府的走资派都被押到台上。我虽然在现场，但因为人太多，我们距离看台太远，台上都有谁，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大喇叭里都说些什么，也听不清。事后听说红卫兵让这些走资派都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哈军工的红卫兵还用皮带打了省委书记陈雷，把他的脑袋都打出血了。

对此我们还争论一番：红卫兵打人对不对？那时的口号是“走资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的狗头！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支持打人的就说走资派不投降就该砸烂他狗头！反对打人的就说《十六条》有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那次陈雷被打得血流满面的场景我虽没看见，但已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丝疑虑：真的要砸烂走资派的狗头吗？

二、“北京来的红卫兵也是毛孩子！”

校园里的大杨树在萧瑟的秋风里，落叶纷纷。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样：“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看着那稀疏的枝条，满地的枯叶，也难免不生出一些满目萧然的悲秋之感来。

然而，我们那时的革命热情，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从一中考入北京钢铁学院的宋文法、北京航空学院的杨毅带了一队北京红卫兵回到家乡串连，要在一中的校园开点火大会，还印了不少海报四处张贴。“北京红卫兵来串连了！”这个消息迅速传遍校园，传遍县城。我那时在学校广播站工作，就带着极大的热情，和同学开始在操场架设广播喇叭。

学校的高音喇叭不够，我和同学王瑞金一起到县广播站去借。广播站不敢做主，就找主管县长魏永和请示。魏当时和一些人正说什么呢。看了我们的海报，就说： “北京来的红卫兵也是毛孩子！他们懂得什么是革命？”虽然最后他同意借我们高音喇叭了，但他竟敢攻击北京的红卫兵？哼！我本来挺佩服他的政治水平的，但他攻击北京的革命小将，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吗？

操场上挤满了来看北京红卫兵的人。北京的红卫兵果然厉害，都没有讲稿，却一个个手拿话筒，慷慨激昂，满口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泽东思想。号召我们革命群众要高举十六条，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狠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知什么时候，魏永和县长也来到会场，就在走主席台前。北京红卫兵的演讲，激发了我的勇气和胆量，我抢过话筒，勇敢的揭发了魏永和攻击革命小将是“毛孩子”、“不懂革命”的反动言论。

魏永和听了，就挤到主席台，抢过话筒开始演讲。他一张口也说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革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个北京市委烂掉了，并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党组织都烂掉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不对的，鼓吹无政府主义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否认党的领导！”

魏永和的话一出，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宁乃勇就抢过话筒，说：“ ‘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不要党的领导，这是保守派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诬蔑！‘怀疑一切’是马克思的座右铭。打倒一切反动权威，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天职！陶铸副总理已经讲了，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照党的方针路线去做，你就体现了党的领导！”

魏永和马上抢过话筒说：“我作为主管文教的副县长，经常看到县团级的中央文件，我就从来没看见过中央文件对党的领导有这种提法。陶铸真的是这么说的，没有红字头文件，那也是陶铸的个人言论，不能代表党中央。”

北京的红卫兵这回愤怒了，他们宣布：魏永和攻击毛主席肯定的陶铸副总理，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北京红卫兵明天不走了，一定要揭开县委县政府的阶级斗争盖子！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勇敢的不是我，而是在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魏永和。我们这些文革中的毛孩子，是革命英雄主义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崇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恨不逢时，不然我们也可以当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的。文革中早期的红卫兵首领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谭厚兰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那时也恨不得让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让我也蹲一回监狱，然后就绝食，当一回英雄。所以，我当时的勇敢揭发，不过是对英雄的渴望而表现出的一种无知的狂热。而魏永和在那个历史时期，在群众聚会的大场合，批评红卫兵运动，驳斥红极一时的陶铸，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虽然陶铸没红几天，就被打倒了，受尽迫害；而魏永和后来也在两派斗争的压力和逼迫下，不断的发表声明改变支持对象，以至于当一派群众组织拿着他的录音声明声讨他时，他不得不说录音带没有他的签字是无效的！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二天下午，群众大辩论在政府礼堂继续进行。辩论进行到高潮时，老高三的团支部书记杨春华在台上宣布：“现在有人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毛泽东思想。我宣布，成立一中毛泽东思想捍卫团。请捍卫团的战友们站起来！”哗啦一下，会场里的学生站起来一大片。当时我们这些支持北京红卫兵的同学就着急了，在后台紧急商议。记得当时有老高二的李士华、杨志民等同学，还有和我一班的王瑞金。大家议定，我们也要成立组织，名字就叫红色造反团。于是，李士华就上台宣布：成立红色造反团，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战！参加造反团的同学，马上到台上来报名。

会后，我和王瑞金就积极的参加了造反团的活动。捍卫团的报纸叫《捍卫报》，我们造反团的报纸叫什么？有人提出就叫《造反报》。我觉得叫《造反报》有些太直白，就想到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于是我就提议，叫《铁流》！用我们革命的《铁流》冲垮捍卫团！有的同学认为《铁流》还不够劲，不如叫《红流》，红色的铁流！大家一致赞成！

我和王瑞金到刻字社，刻了一个有“红流”两个大字的橡皮章，作为我们造反团机关报的报头。每次印报纸时，都是王瑞金推油滚儿，我用橡皮章印上红红的报头。

一中捍卫团和造反团的成立，拉开了县城里两派群众斗争的序幕。但是随着革命大串联的迅速发展，捍卫团与造反团的对立就没继续下去。

三、看见毛主席半个脸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联。此后，毛主席从8月18日到11月26 日八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1100万，全国的大串联进入到了高潮。

我是在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到北京串联的。我为什么赶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呢？这得谈谈我母亲。

我的母亲在1945年当小学老师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两个月后，共产党来了，被通令自首。政治结论是一般性历史问题。因为有这个历史前科，在1957年反右派的政治运动中，也不敢鸣放，不敢给党提意见，还意外的拣了个左派。

她那时在县城的工业卫生所工作。一次，召开全县“反击右派进攻广播大会”，在会上发言的工人代表因故未到，情急之下，就把当过小学老师的母亲冠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冒名顶替，上台照本宣科工人代表的发言稿。等到划分左派右派时，母亲因那次广播大会上的发言，竟不计前科，被划成左派。而母亲的好几个朋友都在那次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受尽磨难。

经历了那场政治运动，母亲对文革时的造反行为很惶恐，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行为。反右时很多人就是因为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打成右派的。现在给党的书记写大字报，不是明晃晃的反对党的领导吗？

所以，她很担心我被抓右派。同学们开始上北京串联了，她也不让我动，生怕惹出什么是非来。

10月18日，毛主席五次接见红卫兵了，她还不让我上北京。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学校里已经没有多少同学闹革命了。她还是不让我走。我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就用钢笔写了一份断绝母子关系的声明书。大意是：过去是“三娘教子”，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是红卫兵小将当主力打先锋。你攻击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反党行为，你阻挠红卫兵上北京看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是国民党阴魂不散！并威胁她，你要再不让我上北京去看毛主席，我就用毛笔写成大字报，把这份声明书公布出去。这回母亲看到我的态度这么强硬，我又是她的独生子，不忍断绝关系，只得放行。

这时和我一个班的很多同学在接受毛主席检阅后，又去了韶山、井冈山等圣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幸好我的好朋友老初三的孙柏高也没走，我们俩还能结伴而行。

为了支持红卫兵上北京串联，铁路部门特意加开了佳木斯到北京的红卫兵专列。我和柏高挤上了专列，车厢里早就没座位了，过道里挤满了人。沿途车站还不断的上人。到庆安时，车厢里的小茶桌也坐上人了，行李架上也爬满了人。就连座位下面也躺着人。为了不让外面的人再往车里挤，停车时我们车窗都不敢开。刚过哈尔滨，就听“咔吧”一声响，行李架压坏了，一个红卫兵掉了下来。但他平安无事，下面都是人头，只是把一个小姑娘砸哭了。

肚子饿了，我俩就吃家里带来的馒头，还有一罐用姜丝和肉炒的咸菜。我好客的一句“请尝尝”，一罐姜丝肉就被素不相识的战友们消灭光了。最大的问题是车厢里没水喝。幸亏柏高带了一军用水壶开水。不过，这壶水我俩也没喝着。因为有一个人在车厢那头喊：“红卫兵战友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一个战友生病要吃药，谁还有水，请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柏高一听，毫不犹豫的把水壶举过头顶，大声说：“我这有水！”等水壶从车厢那头传回来，已经空了。

到沈阳站了，还有很多红卫兵要往车上挤。我们看见站台上有个给火车加水的大管子正在哗哗的淌水。大家就派一个人从窗户下去打水。他下去后我们马上关窗户。他回来了，我们赶紧开窗户。他先把水递进来，再往里爬。等他爬进来，我正要关窗户，发现有两只手扳住了车窗，一个女孩就把头伸了进了。车上的人一边往下推一边喊：“下去！下去！车里没地方了！”她就说：“都是上北京看毛主席的，你们就让我上去吧，不差我一个人。一会来人多了你们就关不上窗户了。”我听了，就对车里的人说：“她就一个人让她上来吧。”我就把她拉进来了。谁知她进来后一伸手又拉上来一个女孩，车上的人就怒斥道：“你怎么撒谎呢！”就拦住下面的女孩。她赶紧说：“我要是说我们两个人你们就不能让我上来了。她是我妹妹，你们就让她上来吧。”这时我已看到有一群人正向我们的窗户跑来，我就赶紧伸手和她一起把那个女孩拉进来。窗户还没合上，就有几只手伸了进来。先上来的女孩和我们一起喊：“没地方了！”还和我们一起关窗户。车窗终于关上了。下面的人却还在忿忿的敲。幸好，开车了。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我们吓了一跳，以为是玻璃打了。仔细看看，还没事，可能是下面的人扬了一把石子。

那两个女孩一路上就和我与柏高挤在一起，自然的就唠起来。她俩的年龄和我们都相仿。先上来的女孩个高一些，有些英姿飒爽的劲头。后上来的女孩比较瘦弱，看容貌她们根本就不像亲姐俩。我就说她：“你挺会骗哪？她是你妹妹？怎么看也不像啊？”她说：“都是为了看毛主席呀！撒谎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平时最恨那些好撒谎的人了。”她又说我心肠好，有机会到沈阳她一定要好好感谢我。还告诉我们，她们是沈阳师范学校的学生，她叫李育红。我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刚改的。破四旧时认为过去常用的富贵、财宝了，什么珍了，梅了，芬了都是四旧。所以很多人都改了名字。那时最时髦的当属李文革、李卫东、李向东、张红兵、张反帝、张反修这样的名字了。

沈阳打来的一壶水，没挺多长时间就被大伙喝干了。馒头在嘴里嚼了半天，因为没有唾液，往下咽的时候直噎嗓子。这时想起了上甘岭的志愿军在坑道里咽不下饼干时张连长命令战士们为了祖国为了消灭美国鬼子一定要吃下去的情景。我就想：为了要看毛主席，我一定要吃下去！

李育红看我和柏高吃馒头的难受样，就拿出两个苹果送给我们。我俩还不好意思要，一再推辞。李育红就说：“吃吧，吃吧，这不是上甘岭，我们还有。”这个苹果的味道和口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后来在深圳我第一次吃美国蛇果时，朋友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苹果。但比起那个沈阳苹果来，觉得这蛇果的味道也很一般了。

北京终于到了。我们的专列大约是晚上十点停在了永定门站。下车时李育红说：“我们俩没出过门，看你们俩心肠挺好的，我们就跟着你们了。”就这样，我们四人一起下了火车。

柏高一下车，腿就不好使了，走路都困难。站了两天两夜，他的腿都肿了，只好拉着我走。

虽说快到半夜了，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人。广播里在播送通知：请1321号的同学们马上到广场西北角集合！问明白了接待站在哪里，就赶紧找接待站。找到接待站，领来了接待号是1671 ，和现在接待的号差三百多。不知什么时候，我俩把沈阳的女孩丢了。在附近找了两圈也没有，只好作罢。

候车大厅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有很多人头枕着挎包席地而卧。还有的围成一圈在吃东西。听他们说已经在这排两天号了，还差一百多呢。我当时就上火了！

在大厅里也没找到休息的地方，心里又着急，我就和柏高上广场了。

借着广场的灯光，我看见候车室旁边有一些像货柜的东西。我俩就过去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学生们用红砖搭的避风用的长方型的“临时建筑”。里面躺个大活人，好像躺在一口没有盖的棺材里。我看看这附近还有两个砖垛，就和柏高商议，要不咱俩也搭两个活棺材？

广播又喊：请1322号的同学们马上到广场东北角集合！我说：咱们也去看看！就跟着人流来到了集合地点。一个拿手提喊话器的人在喊：大家手里拿好接待号，跟着我排成两行！队伍很快排好了，还有一些执勤的解放军在维持秩序。队伍开始走了，我和柏高在队伍外面也跟了过去。走了两个胡同，队伍拉开了，我和柏高赶紧插了进去。我听前面的学生用河南话骂了一句什么，我就套近乎的问他：你们是河南的？他说是啊。你们是哪里的？我说：黑龙江的。他说你们那冷了吧？我说下雪了。这时有人又用北京话喊：跟上！不许加塞儿！加了也没用，上车要看你号的！我心想：看号时再说！

也不知拐了几道弯，来到了一个大停车场，停放着很多公交车。大家就按顺序上车，我担心的查号的事也没有了。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接待我们的单位是石景山贸易公司。我们住的是他们的大仓库，十几个人一床大棉被，铺一半盖一半。那个棉被肯定是他们用来盖怕冻的货物用的，不然没有那么大。

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就参加军事训练。我们这些学生编成一个排，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当排长，每天领我们稍息立正左右转，齐步走跑步走的。休息时就学毛主席著作，文革的文章。早上六点就起床跑步，那时北京的天还黑咕隆咚的呢。

有一天早上，我实在不愿意起来，柏高就说你装病，我给你请病假。于是我就睡了个舒服的懒觉。上午也没参加军训。我正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排长带了一个背红十字药箱的解放军来了，又是量血压又是量体温，一顿检查。我只好装作很痛苦的样子，说我肚子痛，可能是犯胃病了。那个年轻的军医就给了我一些胃药。

吃午饭时，柏高告诉我，食堂给我做病号饭了，你别动，我一会给你端来。病号饭来了，一碗面条两个荷包蛋。我问柏高，你们吃的什么？他说今天是星期天，改善伙食，除了土豆白菜炖粉条，还可在四个炒菜里选一个。四个菜里还有红烧肉和红烧带鱼呢。唉，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就揶揄柏高：下个星期天你装病，我给你请假！

11月1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却没有份。食堂里有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我们都围在那儿看实况转播。在电视里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频频招手，我们在食堂里也激动的又喊口号又鼓掌，恨不得也飞到天安门去。

为了庆祝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石景山地区的革命师生要开联欢会，排长来问我们谁会乐器。我就说柏高会拉二胡和手风琴，我会吹笛子。这样我俩就被抽出来练节目。我们只排练了一个下午，就在石景山钢铁公司的大俱乐部里演出了。那个俱乐部真大，有好几千个座位吧？这样的大场面，我只能在幕后伴奏，因我的水平太一般，吹不了独奏曲，没有露脸的机会。但柏高的手风琴我觉得也一般啊，却在北京的舞台上大出风头！石景山贸易公司有位年轻漂亮的女职工，歌儿唱得非常好，柏高就给她伴奏。紫红色的大幕拉开了，两束聚光灯打在柏高和那位女歌手的脸上。大厅里响起了女报幕员甜美的声音：“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手风琴伴奏孙柏高。”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那场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忌妒他呢。

24日，我们终于盼来了通知：明天接受毛主席检阅！

明天就能看到毛主席了！我们激动的几乎一夜没睡，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吃早饭。每人还发了一袋食品，是午饭。两个面包，两段香肠，还有两个大白梨。

解放军排长领着我们加入了看毛主席的队伍。队伍长长的，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我们只是一股劲的向前，向前！快到中午了，我们走到了西郊机场不远的一条水泥马路上，在路两侧的砂土地上排好队，坐下等待。我和柏高很幸运，前面除了一排解放军只有两排学生，离马路很近。

我们带来的午饭也吃光了，太阳开始偏西了，毛主席还没来！人们开始焦急不安了。马路上过去一辆北京吉普，引起一阵骚动，不少人都站起来了。解放军就喊：坐下！坐下！一会又过去一辆，又有人站起来。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也许是那两个大白梨惹的事，我早就想上厕所了。只是我怕一起身，毛主席就来，所以一直憋着。憋到这时候了，我虽然感觉主席这回真的就要来了，但也不能挺着尿裤子啊！

当我站在用席子围起来的临时厕所里尿了半天时，就是尿不出来。小腹憋的鼓鼓的非常难受。我当时甚至想，就是不看毛主席，也得把这泡尿尿出来！终于，听到席子上的哗哗水声了，但我还是麻木的没有尿出来的感觉。就是这一泡尿，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马路边上的队伍全都站起来了，人们都往马路上拥，把砂土蹬起来，一时人群上空黄尘遮天。我也赶紧往前挤。突然人群倒了一大片，压在下面的女孩们都在哭叫。我赶紧从人群中往起拽她们。就听得人们一阵拼命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一抬头，看见了敞蓬吉普车上毛主席满面红光的半个脸，正挥着手从我面前过去。我当时激动的也喊起了“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敞蓬车一辆一辆的开过去，车上都有谁，我全然没有感觉，眼前只留下了毛主席的半个脸！

四、“我是大右派丁玲！”

经过革命大串联，捍卫就是保皇，造反就是革命已成铁定的真理。大批的学生串联回来，就地闹革命,捍卫团不攻自破，自行解体。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如雨后的蘑菇，纷纷冒出来，把县委和政府大院的办公室都占了。

我们几个造反团的发起人觉得，这造反那造反，我们是造反团的正宗，在政府大院怎么能没有位置呢？就找魏永和县长：“我们是正宗的红色造反团，你得给我们在院里安排个办公室。”魏县长手一摊，说：“你看看哪还有办公室了？你们实在要屋，那只好咱们合署办公了。”当时杨贵春县长和尹芳兰县长的办公室都让红卫兵占了，他们三个县长已经挤在这一个屋了。我们一听，也没客气，说那也行。就让三个县长给我们倒出了一个办公桌，交出了一把门钥匙。单勇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下了“一中红色造反团总部”几个大字，我们几个就贴在了门上。

造反团总部成立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组织揪斗了一中的校长、党支部书记朗林夫。

批斗郎林夫，还要把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合江日报总编颜井春揪回来，彻底批判郎林夫和颜井春在一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揪颜井春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当时县委唯一的一辆北京吉普被王德良的“毛泽东思想鬼见愁战斗队”接管了。我找到王德良，他给司机写了个“派车通知”，我们三个人就带着北京吉普上路了。

当时的颜井春已经被报社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看管起来。我把盖有“一中红色造反团总部”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赤卫队的头头，赤卫队就把颜井春交给了我。

颜井春年纪大约40多岁，戴个大眼镜，一副学者模样。知道我们是一中的红卫兵时，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恐，随即就平静下来，对赤卫队的头头说，到一中去，我需要我的工作笔记。那时走资派的工作笔记和个人的日记，是典型的黑材料，都要被造反派没收的。颜井春带了笔记本，上了吉普车。在奔赴县城的途中，他一句话也没有，一直紧闭双眼。他一定在想：该怎么挺过这场批斗呢？

那次批斗郎林夫，除了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教育黑线以外，还揭发批判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教师中的造反派为了把他彻底批倒批臭，就揭发他和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有不正当行为。他们费尽心机，想尽办法，终于迫使那位女教师站出来革命，揭发了郎林夫的“流氓行为”。

这是造反派们从批判李范五“乱伦”中受到的启示。由于李范五出差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同住宾馆套房，省委的造反派伙同红卫兵要狭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李范五的女儿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就送她参军；如果拒绝签字，就打成“黑帮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结果红卫兵就在批斗会上宣读了他女儿的揭发材料，李范五就有了“乱伦”的罪行。

为此，李范五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也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没有尊严，没有人权的年代！
革命在发展，我们的红色造反团总部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了。我和单勇领着一帮初中同学又另立山头，成立了“井冈山游击纵队”。

  开始打砸抢了。一天晚上，我们“井冈山游击纵队”也把三个县长的抽屉砸开了。他们写的文字，特别是日记本，是黑材料，没收！将来批判他们用；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是革命的红宝书，缴公；杨贵春的抽屉里有几颗手枪子弹，是私藏军火的证据；尹芳兰的抽屉里有十几元钱，粮票若干，新尼龙袜子一双，这是私人财物，要妥善保管，以后返还个人。没过几天，乘我们战斗队无人之机，不知哪方的造反派，把我们的门锁撬开，文件柜和抽屉都砸开。把油印机，白纸，钢板，蜡纸等有用的东西一扫而光！尹芳兰的“私人财物”也悉数不见。

运动在深入。我的妈妈也受到了冲击。先是被贴大字报，说她看普希金的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苏修特嫌”；后来又被当做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批斗。

“苏修特嫌”，是那个年代的专用名词。是“苏联修正主义特务嫌疑分子”的简称。在那个没有法律的年代，不仅说你是什么什么“特务”要受批斗，就是怀疑你是 “特务”也和“特务”同罪。而且这个“特嫌”的罪名比“特务”的罪名还厉害。你的父辈是“特务”，你出身算不上清白也算清楚，虽然出身不好，但可以“重在表现”。如果是“特嫌”，那可是家庭历史不清啊，组织是万万不用你的。“特务分子”可以有朝一日因证据不足或错误而平反；而“特嫌”又没有给你定“特务” 怎么平反啊？所以有很多人的“特嫌分子”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

在当时，说妈妈是“苏修特务”倒未必，她除了看普希金的作品以外与苏修并无任何瓜葛。说她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倒是货真价实。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在妈妈的学校发展组织，妈妈和那些老师以一股爱国热忱，集体加入了代表中央政府的国民党。两个月后，共产党来了，并建立了革命政权。妈妈和那些老师被通令自首。因为加入时间短，又没有什么活动，当时的政府有过正式的政治结论：一般性历史问题。爸爸说妈妈：“还是你自己不检点，本来就有历史问题，还满哪儿“的瑟”什么普希金八希金的，这回好，找上来了吧？”妈妈说：“我看现在整天的斗当权派，就是好人挨整。得回那年一场大火把你的厂长烧掉了，要不你也别说你就不挨斗。”爸爸说：“我苦大仇深的，怕什么！”

爸爸15岁从辽宁绥中只身一人来到北大荒，靠打工为生，是受尽地主老财剥削的苦大仇深的雇农。共产党来了闹土改，他是理所当然的积极分子，土改骨干。不仅入了党，还当上了区委的组织委员，背过王八匣子。文革前也是当权派，当过县里油米厂的厂长，因为工厂失火，受到撤职处分，做了米厂的生产员。

批斗全面升级，县里的书记县长全都被揪了出来。有一次，造反派在县政府礼堂开揪斗前任县委书记罗武和现任县委书记果洪钧县长杨贵春魏永和的批斗大会，也把妈妈揪上台去陪斗，因她是县里唯一的一名国民党啊！批斗已进行了大半日，妈妈又是站在后排，乘人不注意，就往嘴里扔了一把东西。旁边也是挨斗的人发现了，就小声说：“你吃什么了？可别想不开呀！”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堪批斗而自杀的了。我妈妈就掏出一把炒黄豆给了那个人。那人一看，放心了，也在台上乘人不备的吃了起来。

爸爸为了不当“消遥派”也参加了单位的一派组织。后来解放军支持的另一派打垮了他们这一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天，爸爸回家时，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 “颠覆新政权反动分子”。进院时，看到了我，把牌子从脖子上摘下来，往地上一扔，怒气冲冲的对我说了三个字：“打酒去！”

妈妈这回有话说了：“你不是苦大仇深的老革命吗？这回咋的了？”爸爸一句话也不说，就是闷着头喝酒。酒杯一放，也不脱衣服，往炕上一躺，一觉睡到天亮。

爸爸这次挨批斗，一方面是两派斗争的结果，胜者王侯败者寇；另一方面也是跟妈妈沾了光：罪名就是他这个共产党员没立场，娶国民党党员当老婆，在家里搞“国共合作”！

揪斗之风从县城到农村，全面展开，愈演愈烈。这时，我看到了文革中的丁玲。

我的印象里，丁玲是和老舍巴金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但她的冲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莎菲女士的日记》遭到批判，因为鼓吹女人也可以玩男人。

在反右斗争中，她被毛主席点名，定为大右派，下放到毗邻我们县城的农场改造。文革前我听一个家在农场的同学说，丁玲就在他们那儿的养鸡场养鸡。她其实人品很好，还有知识。特别喜欢孩子，认了不少干女儿干儿子。老高二的一个同学就是她的干儿子。我那时就有去看她的想法。

一天下午，我在政府门前看见一辆大卡车上造反派正在游斗黑帮分子。走近一看，一个黑帮分子胸前的牌子上写着“走资派王文！”王文？哪个单位的？没听说啊？另一个人的牌子上写着“大右派丁玲！”啊，丁玲？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南方女人，灰白色的短发。因为是冬天，造反派还让她围了条围巾。那个王文看样就是农场的场长了。造反派让他们自己一遍一遍的自报名号。那个场长说“我是走资派王文！”，语气里透出一种无奈。而丁玲说：“我是大右派丁玲！”却是干脆利落，让我心头一震！她的湖南口音“玲”字的发音，和普通话的“宁”字相近，听起来好像是“我是大右派丁宁！”

这就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部长、党团书记丁玲吗？这就是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丁玲吗？这就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鲁迅、宋庆龄等国内外文化界名人积极营救过的丁玲吗？

八十年代，丁玲在平反后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她。不禁又想起她在汽车上被游斗的场面,想起了那个把鬼变成人、把人变成鬼，人妖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

五、江青说：“文攻武卫”是对的！

       1967年7月，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她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攻武卫”口号，她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

“文攻武卫”的口号，刹那间传遍了大江南北。所有武斗，现在都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全国的武斗迅速升级，使文革从揪斗走资派开始发展成为以大型武斗为主要内容的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

1967年的6月，县城里已经形成了“1214红色造反团”和“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当时称1214派和三司派）两大群众组织对立的局面。两派都称自己是顶天立地响当当的造反派，而对方是反动透顶执迷不悟的保皇派。我当时在三司派管广播站。一天，我和三司的几位革命战友把四个废弃的25瓦高音喇叭壳挂在广播站的低矮处，引诱对方来抢夺。

天渐渐黑下来，一群人影接近了空喇叭壳。不知谁喊了声“打！”我们就开始从埋伏的地点投掷石块。对方也用石块还击。混战中，造反派们搭起了人梯，用带来的钳子剪断8号铁线，抢走了四个喇叭壳。

我们几个正兴奋的议论着：1214派今天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他们的大喇叭响了：“强烈抗议！强烈抗议！强烈抗议黑三司一小撮保皇派用空喇叭壳引诱我红色造反者上钩！”

这就是造反派的逻辑：你用空喇叭壳引诱我来打砸抢，你就是不讲道德。你让我上当，我就抗议！

这就是那个是非颠倒年代里的真实。

1967年的“6.18”事件是1214派攻占三司派总部的一场武斗。

6月18日的清晨，一个大砖头打破广播站的玻璃，掉在地板上。我还在梦中呢，同室的战友使劲的把我掐醒了。

我们总部就在两层的商业大楼里。广播站在二楼。我从窗户往下一看，大楼已被头戴安全帽，手持大木棒的1214派包围了。楼里的人马上组织起来进行还击。我们把屋里的火墙扒倒，用砖头向楼下猛打。还有人爬上楼顶，揭开红瓦，向下摔。

相持了一会儿，1214派就从西面的平房爬上了楼顶。他们手里还拿着土篮子来挡瓦片。终于，楼顶被他们占领了。我们还在屋里向下扔砖头呢，突然，屋顶的天棚哗的一下掉下一大片，天棚被砸了一个大洞，防寒用的锯沫子就从洞中淌了下来。我们赶紧躲到了墙角。

抵抗停止了，我们都成了俘虏。当造反派们把我们押送到隔道的工人俱乐部时，他们在我们经过的道路两侧排成人墙，防止我们逃跑。在通过人墙时，我们象电影里的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刀一样，昂首挺胸，有的还喊口号，结果招来一顿棍棒。我没喊口号，腰上也挨了一瓦块，过后好几天了，一喘气腰还疼。

他们把我们四五十人锁进了工人俱乐部里。我们就在里面就大声背毛主席语录：“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因为很多电影里革命先烈英勇就义时都奏《国际歌》，我们就一遍一遍的高唱《国际歌》。后来我们就开始向大门冲击。我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拥，俱乐部那单薄的大门终于扛不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造反者的冲击，门上的合页坏了，大门倒了，我们终于了冲出去。

1967年的8.2事件是闻名全省的农民进城事件。

8月1日，全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政府礼堂召开。会场上发生了争执，三司派的代表被1214派打了。“1214派殴打贫代会代表”成了武斗的导火索。城里的三司派迅速冲进会场。但1214派来的人更多，三司派不得不退守到农机修造厂的院内。农机修造厂是我们三司派在城里的据点。1214派就把工厂围了起来。工厂西面的院墙有几处已倒塌了，1214派就想从这里冲进来。恰好这有几堆建筑用的鹅卵石，我们就用鹅卵石猛击进犯者。双方展开了一场投掷大战。毕竟我们守着鹅卵石堆，弹药充足，火力猛烈，虽然对方人多，几次冲锋也没冲进来。不过我们也有好几个人头上脸上都挂了彩。天黑了下来，总部的头头决定乘着天黑派人冲出去调农民造反大军进城增援。

第二天一早，各路农民大军开始进城。其中还有两支马队。这些农民手提红缨枪，头戴安全帽，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就像古代的武士。

1214派都退守到邮电大楼和商业大楼。我和几个同学也从修造厂里冲出来，参加到围攻邮电大楼的队伍里。

邮电大楼也是两层楼，对方封了楼梯口，固守在二楼。我们就在楼下向二楼的窗户投掷砖头和石头。砖头是把院内砖垛的整砖一摔两半；石头是我们用车现拉来的鹅卵石。想想6.18的耻辱，心想你们也有今天啊？我带着复仇的快意把砖头狠狠的向楼上投去。

乒乒乓乓的一顿砸，二楼的所有窗户扇都砸飞了。有一个窗口，里边的人用一个乒乓球台把窗户堵住了。我们就集中火力猛打这个球台。一会功夫，就砸掉了一块木板。又是一阵猛打，里面的人挺不住了，哗啦一下乒乓球台就倒了下去。

三司派还架了两个梯子，组织一些学生顶着土篮子往上爬。我上一届的同学朴在根和张万奇都被他们从梯子上打下来了。朴在根是在低处掉下的，只是扭了一下脚脖子，而张万奇却摔成腰椎骨折，虽经多年治疗，还是穿了一辈子铁背心。

下午，我们几个又来到商业大楼的战场。在这儿围楼的大部分是朝鲜族农民大军。他们向楼上投掷石头的方法很特别，是用一条布带儿把石头兜住，再把布带儿抡起来，当石头做圆周运动达到一定速度时一撒手，石头就沿着切线的方向飞出去。这样抛出去的石头又大又远，只是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不是谁都会的。

楼上向下投的不只砖头、瓦块，甚至有整瓶的罐头和白酒。这可能是他们把院内仓库的食品搬上去“备战备荒”了。我看见一个酒瓶摔下来转了好几个圈儿也没碎，一个朝鲜族农民拣了起来，往红缨枪上一磕，“啪”的打掉瓶嘴，一口一口的喝了起来，也不用布带儿向楼上抛石头了，就在那儿观起阵来。

三司攻打了一天，也没能把这两个楼攻下来。

我虽然是投弹能手，投了一天，胳膊也甩肿了，手指肚也被砖头磨出血了。后来我痛的不敢投砖头了，就拣光滑的鹅卵石投。我的几个衣袋里鼓鼓的装满了鹅卵石。我还把帽子摘下来也装了满满一下。

天黑了下来，在昏暗的灯光衬映下，只能看见邮电大楼黑黝黝的轮廓。我忽然听见楼顶上1214派肆无忌惮的叫骂，大声嘲笑黑三司保皇派无能!而且我还听到了单永的声音。单永是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一个班的同学，好朋友。在红色造反团总部解体后我们两个人还拉起一个“井冈山游击纵队”。后来全县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我们两就成了对立面。虽然单永也在楼上，但你们竟然侮辱嘲笑我红色造反者，我岂能听而不闻，甘受其辱呢？我就在楼对面的民宅前，嗖嗖嗖的投了几个鹅卵石。“下面有人！”楼上喊了起来。跟着，一顿砖头瓦块就砸了下来。我因躲在屋角，楼上投下来的砖头打不着。只是砸得木板杖子噼啪乱响。

上面投了一会就停了。我从藏身处出来，又向上投了几个石头，马上就躲起来。结果又招来一阵猛烈的还击。就这样，我就像老鼠逗猫一样，投几个石头，就躲起来；等他们一停，我就出来再投。但没有料到，这回我在他们停了以后，刚站出来拉开架势，还没投呢，上面的石头就象冰雹一样砸了下来，一个石子就把我的帽子打飞了，我捂着脑袋赶紧逃！

这时我也没感到哪块儿疼，只是感到脸上和手上湿漉漉的。找到有亮的地方一看，手上全是血。原来头被打破了！幸好，战地卫生所很近。医生检查了一下，就说需要把头发剪掉，头皮已经破了怕感染。我一听说要剪头发，说什么也不干。那时造反派经常给走资派、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剃鬼头，就是把头顶的头发剃光。我要是把头发剪了，以后怎么见人哪？医生拗不过我，只好在头发里给我上了药，用纱布绷带把我的头包了起来。

我推开家门进了屋，母亲看我头上白花花的绷带，象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吓得半晌没说出来话。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一夜没睡。迷迷糊糊的到了第二天下午，母亲告诉我，1214派的农民上午也进城了，把三司的农民都打跑了。三司的红卫兵在农机大修厂撤退时电死一个，过汤旺河时淹死一个。看着我还包着绷带的头，她说：“你也捡一条命，那个石头要是大点……”说着，就流下了眼泪，说不下去了。

江青支持“文攻武卫”的一篇讲话，给多少母亲留下难以承受的伤痛啊！

在家养了三四天，头上的伤好一些了，绷带也拆下去了，我就过了汤旺河，来到了三司红卫兵聚集的香兰公社的新立村。

汤旺河是松花江比较大的一个支流，发源于伊春，在我们县城西面汇入松花江。那时整个县城都被1214派占领了，三司派不敢在县城公开活动，就称县城为白区。以县城西面的汤旺河为界，河西是三司派的势力，我们就称为解放区。

新立村就在汤旺河边，是解放区离县城最近的村子。新立村的老百姓对我们这些红卫兵特别亲热。腾出自家的房子给我们住，拿出自家的被褥给我们铺盖。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吃在老百姓家，亲如一家。那时候是阶级亲，观点亲，“亲不亲，线上分”啊！我家有个邻居，丈夫是1214派的，妻子是三司派的。晚上丈夫回家，妻子就不开门，还骂他保皇派，说：“你别回家了，抱着你们那个走资派的大腿睡去吧！”他丈夫只好回战斗队睡了一宿，第二天回家拿了一些东西就和他妻子分居了。

这天晚上，同学告诉我有行动：过河到县城里去抓对立面组织的一个头头。我们称之为抓“老保”。“老保”就是顽固的保皇派。

他们几个拿着铁棒，三角带，有一个人还拿了一把自制的匕首。他们看我赤手空拳的，就给我找了一把二尺多长的大螺丝刀子。快到半夜时，我们八九个人分乘两个小船出发了。两个船都带着手电筒，用红布包着进行联络。还规定了复杂的联络暗号。两短是等待，两长是前进，三短是撤退等等。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又没有星星的夜晚。抬头是阴沉沉的夜空，低头是黑黝黝的河水。夜风虽不大，但我们的衣着单薄，扑面吹来，感到一阵阴冷。在河套的柳毛子里划了半天，我们的船停了下来。前面的船发来停止前进的信号了。停在这里等什么？我们还没过河呢？前面船上的红灯还是两下两下快速的闪动着，我们都明白那是等待的信号。我们的船也用手电筒晃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眼看他们的船越走越远，后来就看不见信号了。不知等了多长时间，也没见他们的船回来。我们实在等不及了，就把船划过了河，在河那岸又等了半天。这里离县城八九里地呢，要抓的那个老保的家在哪里？我们船上的人谁也不知道。看看天有点放亮了，我们决定不等了，就划了回去。

后来才知道，那个船是要我们快点跟上，发信号的人应发两长，他一着急两长的间隔就短了，我们就当成两短了。他们看看我们还不上来，更急了，越急发的越快，结果间隔就更短了，两长就变成两短了。他们过了河，等了半天看看我们也没过来，就先奔那个老保家了。他们到了那家以后，又觉得人太少，没敢进屋，就拣了几块砖头，打破了他家几块玻璃跑回来了。

因为隔了一条大河，我们和县城的联络十分不便。大伙说有个电台就好了。我想起了我以前和同学宋伟用再生式收音机当电台进行联络的故事。

宋伟和我都是无线电爱好者。我们两家住的不远，也就三四百米。再生式收音机的正反馈超过临界点，就象电台一样向空中发射电波。在确定了我们可以互相收到对方收音机发射的电波后，我俩开始做收发报的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做了发报用的电键，开始练习短码发报收报。因为长码是邮电局发报用的，短码是军队用的。我俩还上新华书店买了两本邮电局用的《明码电报本》，练习编制电文翻译电文。还学习了国际通用的呼叫、应答、等待、重发等发报用语。一天晚上我俩觉得差不多了，就进行了第一次发报试验。他在家编好电文，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就用他自制的电键在他的收音机上的的嗒嗒的发起来。我这边也戴上耳机子，一手把着收音机的旋纽调整信号，一手拿铅笔抄报，就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地下工作者李侠一样。等我抄好了电文，拿《明码电报本》一翻译，是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当时红卫兵的豪言壮语。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被窝呢，宋伟就来了，他一看我翻译的一点不差，高兴的把电文向空中一举，大声欢呼：“我们成功了！”后来，我俩还计划装一个象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背的那样的真正的电台，那是“五一式步谈机”，孙柏高家有那本书。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无线电爱好也停止了。

我找到同学王瑞金，他当时是我们“永生兵团”的负责人。我说：“要是有电台，我和宋伟会发报。”他说：“上哪儿找电台啊？”我说我们可以自己装。于是我俩商定，我回县城试制电台，但此事一定要保密，对自己人也不能说。

我回到县城，找到孙柏高，借来那本“五一式步谈机”的资料，开始研制无线电台了。等我先装出一台样机，正准备进行通讯距离试验时，王瑞金从北京稍来信，说炮轰派（我们因反对当时的派性“革命委员会”而称为炮轰派）都在北京向中央文革控诉黑龙江“派革委”的反动罪行，要我和几个同学迅速赶到北京。

这样，我的电台试制工作就停止了。后来1214派在抄我家时，抄走了我的这个半成品电台和耳机子，电烙铁。他们问我那个是什么，我说是我没装完的收音机。看到耳机子，他们说是特务发报用的，让我交出电台来。我就喊：“冤枉啊，真的没有，不信你们可以搜啊！”

那些造反派不懂无线电，电台就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发报用的电键他们在电影上是都看过的，那可是骗不了人的。幸好在抄家前，我把发报用的电键拆了，使我和我的家人躲过了一次劫难。

六、国旗杆下

        1967年的8月下旬，我和几个同学第二次到北京，住在中央文革东大桥接待站。这里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山下派”，最多的是河南、四川和贵州的，还有一些新疆维吾尔族人。那时全国很多省都成立了有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被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就是 “ 山上派”，没被结合进去的群众组织就是“山下派”，也称“炮轰派”。在野的“山下派” 被有解放军支持掌权的“山上派”打得没有立足之地，就都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了。我们在这的工作就是给中央文革写材料，编小报，写大标语大字报，控诉黑龙江“山上派”的反动暴行。

一天晚上，我们得到情报，县里的“山上派”来人了，要把我们的头头抓回去。领头的是法院副院长尹基贤，就住在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我们的头头一听，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组织人到前门去掏他的老窝。于是我们就请那些河南的“炮轰派”和我们一起去。那几个新疆人一听要去抓“老保”可兴奋了，非要跟我们去。那时说的“老保”，意思是“顽固的保皇派”，不是现在退休养老的“劳保”。

看看天色已晚，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就上路了。赶到大栅栏那个小旅馆，正好半夜。我们假装住店骗开门，就问尹基贤住哪里？到他的房间，看到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就喝令他们穿好衣服。尹基贤还想分辨什么，那个新疆人上去就两个大嘴巴，打得他嘴角当时就流出了血。我们把他们身上统统的搜了一遍，把钱和粮票都没收了。忽然有人喊：“跑了一个！”原来我们不知道粮食局的饶井贵住在另一个房间，他乘我们不备，找了个机会就跑了出去，我们追也来不急了，他在胡同里拐了两个弯就不见了。在我们的拷问下，尹基贤说还有一些人，住在离这不太远的另一个旅馆里。我们一听，坏了！跑掉的饶井贵肯定报信去了，这时去抓他们也抓不着了。

我们在尹基贤的衣袋里还搜出了他的枪证，就追问他手枪在哪里？他说没带来。我们就说他：不可能，不带枪你带枪证干什么？老实交代，你明知道有规定进京是不准带枪的，你还带枪进京？你什么目的？是不是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顿拳打脚踢，就把尹基贤打翻在地。

头头找来几辆出租，把他们押回到东大桥接待站，剩下我们几个就徒步往回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就坐在国旗杆下的台阶上休息。

北京的八月，正是酷热时节，广场上的水泥砖被烈日烘烤了一天，虽然到后半夜了，吸收的热量还没散尽，余温尚存，很象东北老房子里的热炕头。我们都觉得很乏了，这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很远，天就要亮了，干脆就在这热炕头上睡一会吧。于是我们就围着国旗杆横七竖八的躺下来。

躺在国旗杆下，仰望着没有星星的夜空，想起家中祈盼的父母，我不由得生出许多乡愁来。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斗到何时是了呢？

今天，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的庄严场面，让人们无限的敬慕和景仰。这个庄严肃穆的画面，让我常常想起我们当年在这神圣的地方横躺竖卧的一觉睡到天发白。这时除了几分感慨，还感到一些滑稽和可笑。

七、 “看李向阳去！”

一天下午，淘小子肖邦对我说，“长春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就住在公安干校接待站。宣传队里有很多长影的演员。“长春公社”和“二总部”是长春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长春公社”是炮轰派，也有很多人来北京。他还说他亲眼看见郭振清了。郭振清？郭振清就是李向阳啊！他智勇双全，名震平原。手使双枪，百发百中，让日伪军闻风丧胆。李向阳的形象征服了多少观众啊！我们这些小伙伴，更是他虔诚的崇拜者。有见到李向阳的机会，我们自然不肯放过。

“看李向阳去！”我们说去就去，马上奔赴公安干校。

太阳虽已西斜，但空气的热度一点不减。马路上的汽车一过，一阵热浪扑面而来。一路上我们热得背心全湿透了。

公安干校的建筑和故宫的风格一样，斗拱飞檐，红墙绿瓦，雕梁画柱。不过，他们住的条件并不比我们强——也没有床，也是“席地而卧”。

问了几个人，说李向阳在前院呢。

前院儿里有几个人在写大字报，什么什么组织“告全国人民书”。还有两个人坐在台阶上洗衣服，其中一个一边洗还一边唱小调，唱的什么我也听不懂，只听出是个哭腔。旁边还有人用小提琴拉毛主席语录歌，好像是用语录歌的旋律在给哭腔的小调伴奏，听起来那么别扭！院子里水龙头下面有个人正光着膀子冲凉呢。古铜色的皮肤，身上隆起的一块块肌肉，不是运动员也是个体力劳动者。我正往别处看呢，有人喊了一声：“李向阳！”我回头一看，那冲凉的人已站起身，把脸转了过来 ——正是李向阳！

淘小子肖邦胆子大，最先和郭振清说上话。我也抢着问了一句：“老松井来没来啊？”郭说：“我和松井可是老对头了，他是‘二总部’的，在长春呢。”肖邦就说：“你不是手使双枪，百发百中吗？怎么还让松井他们打出来了？”他一听就笑了，“游击队吗，这回就上北京来打游击了!”“哈哈哈！”我们都笑了。

几句话后，我们就象老朋友一样没有拘束了。他的声音浑厚宏亮，比电影里还好听。他和我们谈笑时诙谐幽默，又开朗乐观。但我多少有些失望——使人敬畏的充满神秘感的英雄消失了，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恰好那天晚上他们要在这儿的广场演出，我们就在食堂和他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食堂一样，饭是南方的糙米，菜就是冬瓜汤，不过汤里有点肉末。哦，和我们那儿的规矩一样，逢星期六加肉末。我过去没喝过肉末汤，只是在课本里读到伏契克《二六七号牢房》里描写的肉末汤是难得的奢侈品。然而这次在文革接待站喝了一回肉末冬瓜汤，却觉得那味道并不咋样。

我们来到那个广场时，临时搭的台子前已坐满了人。那天都演了些什么节目，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郭振清的节目我却记忆犹新。他和一个小伙儿演对口剧，他演工人师傅，那个小伙儿演徒弟。他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前进帽，俨然一位老技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他的动作果断有力，语调深沉有强烈的感染力，目光严峻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发挥了高超的演技，把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老工人扮演得非常成功。

那场演出，我们还看见了《冰山上的来客》里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和其他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长影演员。有人说台上一个演员是《平原游击队》里的老秦爷，另一个人马上说老秦爷已经被“二总部”派打死了，不可能是他。

天渐渐的黑了，演出结束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个都很兴奋。走到朝阳区工人俱乐部，看到正在售当场的电影票，片名——《平原游击队》！我们不约而同的决定：买票！再看一遍李向阳！

银幕上，李向阳手使双枪，纵马飞驰，英姿飒爽……

电影散场了。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年代所有的老电影都禁演了，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四部电影作为革命影片在全国公映。郭振清在电影里叱咤风云，在文革中却被人打得跑到北京来打游击，喝冬瓜汤。这个年代呀，就像是伴着语录歌的旋律唱小调，一切都乱了套！

八、周总理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967年8月21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中央领导接见外地来京革命群众大会”。当时全国各地向中央告状的“造反派”滞留在北京的有几十万人之多，给中央造成不小的压力。

宽大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天气闷热，体育场里挤的的密不透风。我热得不知出了多少汗，手绢都拧出水了。我们的座位在主席台的左侧，离主席台挺远。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我也看不清谁是谁，只见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半袖衫，手里拿个大扇子，呼啦呼啦的紧着煽。幸好我邻座带了一个望远镜，我借来看，才看清主席台上有周总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记不得有没有陈伯达了。

当时周总理在红卫兵中的威信特别高。可以说，除了毛主席，周总理就是第二人了。虽然林彪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虽然我们天天三敬三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但林彪在我们心里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周总理。江青就更比不上了，虽然她那时位居中央文革的高位，权倾一时。我听北京的表哥说江青在北京人中口碑特别不好，他给我讲了一些江青的传闻，还讲了她与毛主席结婚时政治局 “约法三章”的故事。而主席台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正红得发紫。

周总理和江青都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做了讲话。总理说：外地来京的革命群众要从革命大局出发，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我们既然亲耳聆听了总理的呼吁，就要听从总理的安排，打回老家了。这次接见没几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发了回家的车票。那个车票很特别，有日期，车次，到站和座号，就是没有票价。

回家的火车徐徐的开出了北京站，但我这次回家的旅途并不顺利。

火车在沈阳站停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开车。传来的消息是长春对立的两派“二总部”和“长春公社”发生大规模武斗，四平和长春的火车都不通了。我们的车只好绕道通辽，走大庆，再回哈尔滨。

火车到了哈尔滨，上来的旅客说前两天哈尔滨刚发生一场大型武斗，“哈一机”的炮轰派把坦克都开出来了。

火车到了香兰站，上来一帮手提自动步枪的农民造反大军来搜查。农民大军还拿着枪上了火车头，没有搜查完不准开车。本来停车三分钟的小站，停了三十多分钟农民大军才放行。香兰上车的人说，现在火车是香兰通县城的唯一路线了。前两天县城的造反派要过汤旺河攻打香兰，香兰的农民大军就把摆渡的大船炸沉了。县城的造反派要从汤旺河的铁路桥上冲过去，农民大军扬言他们要敢冲就把铁路桥也炸断。吓得守桥部队赶紧荷枪实弹的出来把守住大桥的两端，不管哪派，谁也不许靠近。

火车终于到了县城车站，我到家了。还没下车，就看见站台上站满了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扎抢的造反派。我心里一惊，在这下车不得让他们抓去呀？就坐在车厢里没动。不料，他们手提扎抢上车了。有两个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把脸扭过去对着车窗，偷偷的用余光打量他们。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有一个竟是我的同学刘清富！当时是我们对立面的一个小头头。他要是认出我来，我就完了！我心里象揣个小兔子似的，用手挡着半个脸，假装看窗外，其实是在偷偷的看他的动静。不料，我偷看的目光与他看我的目光对一起了！我一紧张觉得心都不跳了！他一声大喝，我就得成为他们的俘虏，任其宰割了。但刘清富什么也没说，假装没看见我，就把目光移开了。“真是好同学啊！”我在心里感激他。

火车到了望江站，刘清富他们下车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望江两派发生武斗，他们是去增援的。前面就是莲江口车站，那还是他们的天下。从莲江口过了松花江大桥就是佳木斯市，对！在佳木斯下吧，到我表哥家去还是比较安全的。

火车到佳木斯站时天已黑了下来。因为从北京上车的车票谁一看都知道是接待站发的，拿这张车票走出站口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我就打算下车不走出站口，沿着铁道一直走，就走出站了。谁知下车一看，车厢两头都有人拿着明晃晃的手电筒把住，不断的呼喊：“不要过来，都走检票口！”这可怎么办？在北京站时，我兜里的钱买了一些面包和白梨后，还剩六角，当时想买糖果了。后来一想，还是留着压兜吧。六角钱虽然买不了什么，总比一文不名强啊。想到这，我有主意了。这六角钱可有大用了：可以花五角钱补一张莲江口到佳木斯的票，票价3角，手续费2角。补了票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从检票口出站了。于是我就进了补票室，排在了补票的队伍里。

补票室里气氛非常紧张。一个戴红袖标的个头矮小的造反派在审一个大个子旅客。那个小矮子大声呵斥：“没有钱？没钱你坐什么火车？”说着就搜他的兜，搜出一个工作证：“鸡西小恒山煤矿？你他妈的是不是鸡西三司的？”“不是。”“不是？我他妈的看你样就象！”啪！啪！那个小矮子跳起来就给大个子两个大嘴巴。看着象就可以煽嘴巴？我又紧张了：想起我兜里文革接待站发的车票！万一他们不相信我从莲江口上的车，让我在前几站补票，我说没钱，他们要搜身就坏了！我把车票偷偷的撰在手里，还不敢丢在地上。乘着没人注意，假装挠痒痒，就把票藏在了裤裆里。

轮到我前面的一个关里人补票了。“在哪儿上的？”“王蒋寇（望江口）。”“哪儿？”“王蒋寇（望江口）。”他的外乡口音非常重。啪！啪！脸上挨了两个嘴巴。佳木斯的前一站是莲江口，再往前是望江。他一个外地人没分出来，把两个站名混在一起说了。过来两个人就把他带到另一个屋去，一边打他一边说：“打你个望江口！”那个关里人也真犟，一边哭着一边说：“呜呜！就是王蒋寇，王蒋寇！”

轮到我补票了。“哪儿上的？”“莲江口。”“莲江口？你不在本地闹革命，往佳木斯跑什么？你不是他妈黑三司的吧？”“我舅母有病我来看看。我要是三司的早跑香兰去了，还敢上佳木斯来？”旁边的一个人就问：“听说你们县里打的挺凶？”我乘机把在车上听来的农民大军炸渡船还要炸铁路大桥的消息添油加醋的说了起来。“莲江口，五角！”我赶紧递过五角钱，接过补票。这时我的心情就像囚犯接到大赦通知一样，难以言表！我能顺利的来到佳木斯表哥家，幸亏压兜的六角钱啊。

写到这里，不能不说说我的三位表哥对武斗的态度给我的影响。

我父亲孤身一人闯到了北大荒，我没有叔伯亲，只有姑舅亲，和我舅舅家的三个表哥来往的很密切。

大哥李有山在香兰公社卫生院当院长。他是铁杆的1214造反派。一次在我家因为观点不投，我就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父亲也参加进来说他们那派的不是。他一听，就急了，对我父亲说：“我才明白，黑三司的黑后台就是你啊？”做好的饭也不吃了，起身推门就走了。又过了一些天，我正在院子里，他慌慌张张的来了，对我说：“快拿扫帚给我打扫打扫。”我一扫，满身满头的六六粉，直呛鼻子。原来，香兰三司的农民大军围攻1214的据点香兰油厂，大哥背个医药箱在油厂里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农民大军在武斗中就往油厂里撒六六粉，扔炸药包。大哥在突围的时候遭遇农民大军，对方拿扎抢就刺了他一枪，他一闪身躲过了，赤手空拳夺过扎抢才逃出来。这次他对我说的印象最深的话就是：“不管什么观点，也不该武斗！”

三哥李有森，现役军人，在北京的一个坦克研究所，属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军事科研单位。但他却哪派也不站，是个逍遥派。我每次进京都和他长谈文革的形势和看法。他对江青的看法很不好，特别是江青提出的“文革武卫”的口号。他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能参加武斗。说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都不知你为谁死的。中央的事情太复杂。你在武斗中死了，连个烈士的名也捞不到。三哥的观点，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致使我这次从北京回来，同学们拉我在香兰下车参加三司的武工队我都没动心，就要回家。

二哥李有林，文革前是省委副书记张林池的秘书。文革中张林池被打倒，他因不揭发张林池而被贬回佳木斯，是个货真价实的保皇派。他看到我的到来，也很吃惊。听说我们县城两派武斗已经发展到用步枪、手榴弹、炸药包的程度了，也一直为我担心。他这个保皇派也是“旗帜鲜明反对武斗”的。在他家住了两天，他就把我送到四丰农村的亲属家，恐怕我再跑回去参加武斗。

从九月初到十月初，我在四丰农村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是县里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最为激烈的一个月。我同车回来的肖彬在香兰下的车，参加了武工队。后来在食堂吃饭时，大家都抢新造出的拉火手榴弹，一个人不慎挂着拉线，手榴弹当场爆炸，当时炸死两人，炸伤多人。送到医院抢救不及又死一人。肖彬就在那次爆炸中被炸瞎了双眼。此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如果也在香兰下了车，肯定要参加武工队的。我又是全县投弹第一名，肯定要装备手榴弹的。那次事件恐怕我也要在内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想想真是后怕！我高中一个班的同学高凤柏在1214派9月16日攻打香兰的9.16武斗事件中，被对方的枪弹击中胸部身亡。在县里的文革统计材料上被列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果真连个烈士的名也没列上。

1980年审判“王张江姚四人帮”时，在电视上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四人帮”，回想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用望远镜看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想起了江青的“文攻武卫”，脑海里涌出了当时流传的一句毛主席语录：“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九、我与《山下炮声》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东北大地的新曙光”的社论。以后各省和直辖市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1967年10月1日，县里也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宣布三司派为被取缔的非法组织，要求三司派的人员要都要“登记自首”，贴大字报声明：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与黑三司彻底决裂！对继续进行活动的顽固分子，则要抓到专政指挥部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加温”。“加温”就是严刑拷打的代名词。

在这种恐怖气氛里，三司还有两份油印的报纸在秘密的发行。一份《汤原炮声》，一份《山下炮声》。现在我可以坦白承认《山下炮声》是我和同学于占德两个人办的。因保密工作做得好，直到文革结束，他们也没有抓到办报人。

说起《山下炮声》，还得从一台油印机谈起。

1967年10月1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三司派垮了，武斗也结束了。过了“十、一”，我从四丰山回到了家，和三司派的一些顽固分子又联系上了。对宣布三司派是非法组织不服，“誓与1214派一小撮反动分子血战到底！”

在办《山下炮声》的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帮了我大忙。我的妹妹是鹤岗我姨家的女儿，和我同岁，我的生日比她大。她高挑个，大眼睛，一双大辫儿黑又长。性格开朗又大方，来我家住了没几天，和我的同学就都熟了。

一天下午，我不在家，一个同学提了一台油印机，慌慌张张的来到我家，对我妹妹说，是季朋叫送来的。我妹妹就把油印机藏到了仓房里。后来才知道是季朋他们乘无人之机把1214派的一个办公室砸了，抢了几台油印机。天刚黑，造反派就来了，要我父母把油印机交出来。我父亲说：家里没有油印机啊？他也确实不知道，是我妹妹藏的啊。造反派们看看屋里没有，就把我母亲抓走了。这时我妹妹才告诉我父亲油印机的事，说刚才幸亏没搜仓房。但是油印机在仓房里很危险，一会他们回来再搜一遍就坏了。他们爷俩正商量呢，外面又来人了！我妹妹一紧张，半天没敢开门。后来听出来是常上我家的同学孙柏高。我妹妹见是他，就说，你来的正好，赶紧把油印机拿走。孙柏高前脚走，造反派们后脚又到了，并对我父亲说：油印机就在你家呢，有人亲眼看到了。屋里没有就搜仓房，把锁头砸开！我父亲说：别砸，别砸，我给你们钥匙。

这时我在外面还一无所知呢。

我骑车子到了家门口，看见院门开着，门口还有人，以为我们三司派又搞什么活动来我家集合呢。借着月光看了看门口的人，我傻呵呵的说了一句：“怎么不认识你们啊？”那个人却恶狠狠的说道：“你看什么？找谁呀？”我这才觉得不对，骑上自行车就跑。一口气蹬到孙柏高家，才知道柏高刚上我们家去。他奶奶听我说家里去了一帮造反派，就说：“完了完了！我孙子叫他们抓走了！”说着说着就抹开眼泪了。

就着朦胧的月光，我骑着自行车在雪地上兜了一圈又一圈。觉得应该没事了，就回家了。这次我把自行车立在家门前的公共厕所旁边，我靠在厕所的阴影里，对我家的大门观察了半天，没动静。我想起国民党抓共产党抓不着时，往往留下人来守候，叫“蹲坑”。我一回家，他们就扑上来，把我抓住。我还是不能贸然的回家啊！想了想，我决定绕到后窗户看看。房后的积雪很深，没膝盖。雪面子都灌到了棉鞋里，脚脖子凉嗖嗖的。我顾不了这些，深一脚浅一脚的，趟到了窗下。窗户上结满了霜花，屋里灯又暗，我也看不清屋里有没有“蹲坑”的。想听听他们说什么，又一点声响也没有。又听了一会，屋里还是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也没有了，被厚厚的乌云吞噬了。夜更黑了，在月光下还能看清的几株大杨树，这时只能感觉到几个阴森森的黑影，象阿拉伯魔瓶里跑出的魔鬼，隐藏在一片烟雾中，不时的露出狰狞的面孔。棉鞋里的雪面子已经化了，两只脚冻得有点挺不住了。我终于听到屋里有人说话了。是我妹妹和我父亲在说话。他们好像知道墙外有耳似的，都压低了声音小声的议论什么。我明白了，屋里没有“蹲坑”的！我就敲了两下窗户，问：“他们都走了？”我妹妹说：“哥呀？他们走了！你快回来吧。”

第二天，造反派看看在家里也没搜出来油印机，就把我母亲放回来了。我找到孙柏高，才知道他当天晚上把油印机送到我一个班的女同学候波家了。但她家的左右邻居都是1214派的，很不安全。我想到了我的同学于占德，他是个坚定的三司分子，他家又是独立的三间房，两家住，比较清静。

这回转移油印机得注意了，不能明晃晃的让人看见。黑夜也不安全，候波的邻居对黑夜来客肯定要注意的。

于占德有三个小侄子，大的不过十岁，小的才五六岁。对，就让这几个孩子来拿油印机，那是不会有人注意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和于占德两手空空的在前面走，三个孩子拉着爬犁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玩。到候波家了，看看没人注意，我们进了院。候波把油印机拿出来，我放到爬犁上，盖上准备好的草袋子，让小点的孩子坐在上面，大孩子拉爬犁，就往回走。我们俩远远的跟在后面。那几个孩子对完成这个任务似乎很兴奋。一路上呼喊着往回跑。阳光下，雪地上，人们只见三个孩子拉着爬犁在快乐的戏耍，谁能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也参加了文革的两派斗争呢？

有了油印机，我们就可以秘密的办三司的报纸了。为了应付这严峻的白色恐怖，我决定一切都效仿小说《红岩》里成岗办《挺进报》的做法。我对当时我们“永生兵团”的负责人王瑞金说：我可以办一份报纸，只有你知道，你要绝对保密。你只负责给我提供上面的材料，别的你都不要管，咱们俩保持单线联系。回来我又对于占德说：你只能和我单线联系，对谁也不要说破。而且从现在起，你就发表声明，退出黑三司，参加他们的组织活动，象个大萝卜，红皮白心。三司的同学怎么骂你你也不要申辩。

我开始在家刻蜡纸。我们是山下派，炮轰派，就是要炮轰你这派性的革委会。报纸就叫《山下炮声》，主办：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永生兵团。蜡纸刻好了，我把它卷成一个筒，塞在笛子里，大白天的就拿在手里，上于占德家。于占德家有个小北屋，我俩就在北屋里印小报。怕被人闯见，就让他小侄把我俩锁在屋里。来人了，他小侄就大声喊：“我爸没在家！”我俩就知道了，赶紧停下来。等人走了，我俩再继续印。于占德还按《红岩》里讲的办法，穿了一个副食商店卖菜的蓝大褂当工作服，戴了一副白线手套。粘油墨推油滚儿都是他的活，我只负责翻纸，不碰油墨。印刷中的废纸，全部烧掉，不留一点痕迹。为了不让别人闻到我们手上的油墨味，我俩每次印完报纸，都特意用香皂洗好几遍手。

平时油印机他都藏在他们那个造反派邻居的柴火垛里。但取送不方便，都得天黑时偷偷摸摸的进行。这天我又去了他的小北屋。他说，油印机就在这个屋，你看看能在哪里？我仔细搜了半天，也没找出来。最后，我说，你还能把它埋在地底下呀？他笑了，说：“真就在地底下。”我又仔细看了看红砖铺的地，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来。这时，他就用个螺丝刀子小心的撬砖逢，慢慢的就撬开一块砖。他把那块砖拿开，下面露出了白纸。他一块一块的把砖拿开，把砖逢里的砂土用纸包好，露出了一块木板。拿开木板，就看见了下面的油印机和白纸、油墨了。于占德说，砖缝的砂土得好好保存起来，外面冰天雪地的没法找。我们印完报纸，他放好油印机和纸墨，盖上厚木板，铺好白纸，摆好铺地砖，撒上包起来的砂土，又用扫帚扫了一遍，真是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啊！他挖的坑很窄，刚好能放下油印机，而上面盖的木板又挺厚，我用脚使劲跺了两下，也没有异样的感觉。这个嘎牙子鱼（于），真有办法！

报纸印好了，我送到王瑞金家。有时还送到孙丽家，她让她的小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去抛撒。孙丽有一次告诉我，她弟弟还带了一些到学校，塞到校长室好几张。

我和妹妹夜里上街去贴《山下炮声》，就像革命年代地下党贴传单一样。她先围个大围脖，戴上大口罩，再戴上我的坦克帽，像个标准的大小伙子！她提个罐头盒浆糊桶，在夜幕的掩护下，看看没人，就在电线杆上刷两刷子浆糊，我赶紧把卷好的报纸从上往下一滚，再用手拍两下。动作慢了，浆糊就冻了。遇到了人，我俩就若无其事的往前走，就像一对亲兄弟。看看快到县革委门前了，这可是老虎口啊！我的心开始跳了起来。已是深夜了，虽然县革委门前灯火通明，但没有一个人。我想把报纸贴在正门前面的影壁墙上，但这太危险了！走着走着，过了县革委的大门了。我拽着我妹妹又折回来，看看还是没有人，马上在大门旁边的一个电线杆上紧张的贴了一张报纸，就像竞走似的，快步疾飞，赶紧离开这危险地带。

转眼到年底了，要过元旦了，北京传来喜讯：黑龙江两派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签署了革命大联合9条协议。我们老高三的同学王大群代表汤原三司在协议上签字了。我记得在协议上签字的炮轰派领袖还有哈军工的阎立梅，哈师院的范正美，东北农学院的宋振业。当时全省两派斗争最厉害的除了哈尔滨、佳木斯、鸡西，就是我们县了。本来代表汤原三司参加两派谈判的应该是王瑞金，但王瑞金是个铁杆炮轰派，对谈判没兴趣。结果王大群坐上了总理派的图104专机，飞到了哈尔滨。

为此，《汤原炮声》和《山下炮声》都出了号外，欢呼“九条协议”承认汤原三司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这些“地下党”也兴奋起来，决定搞一次“飞行集会”，显示我们三司的组织还存在，并没有被消灭。

集会的那一天，怕被人认出来，我们不论男生还是女生，每人戴一个大口罩。集合的地点就在一百门前。几个同学拿一个竹竿在那儿玩。上午十点整，一个同学从怀里掏出三司的大旗往竹竿上一套，等候的同学们立刻跑到大旗下站队，有三十多人。从一百到邮电局这一段是县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我们排成两列纵队，一路上不断的喊口号，撒传单。五六分钟就到了邮电局路口，打旗的同学把旗帜挥了两下就褪下来了，队伍立刻就 “鸟兽散”了。当天晚上县革委的大牌子被人在在夜里给偷去劈了好几半。现在知道了，那就是我们永生兵团的两个同学干的。第二天，“专政指挥部”在全城抓人，说是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到了开春的时候，胜利公社又发生了一场农民武斗，三司派的农民打死了1214派的一个农民马云龙，1214派以此为导火索，开始了“肃三司流毒运动”。在 “肃流毒大会”上，他们当众殴打三司的同学，不揭发检举就拉到后台“加温”。“加温”后回到前台继续批斗，就看见他们的脸肿的像猪头。更让人恐怖的是，一个职业是兽医的造反派兽性大发，竟然用阉割仔猪的刀子把前任县委书记罗武和现任书记果洪君的耳朵穿个洞，用一根细麻绳把县里最大的当权派系在了一起。鲜血就顺着他们的耳绳滴滴答答的往下淌。

这一次三司的头头基本都被抓了，组织彻底垮了。尽管天很热，我也穿了一条厚棉裤参加大会，怕《山下炮声》的事被揭发，被“加温”。晚上回到家，我就找到于占德，让他赶紧把油印机毁掉，把纸张和油墨处理了，做挨批的准备。

“肃流毒大会”一连进行了五六天，主办《汤原炮声》的季朋已被抓起来了，而我们的《山下炮声》还没被揭发出来。这多亏采用了《红岩》里无数个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秘密工作办法啊！

而红皮白心的于占德因为伪装成1214派，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毕业分配时就当成造反派分到了邮电局，一个非常好的国营单位。

十、革命大联合

经过残酷的“肃流毒运动”，炮轰派解体了，“保皇”已成定论。两派斗争结束了，实现了以1214革命造反派为领导的革命大联合，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文革停课两年中，我狂热、鲁莽的做过许多蠢事、傻事，以至参加武斗，向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投掷石块，甚至自己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我都不后悔，不忏悔。唯有在这两年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一次批斗活动，回想起来，让我羞愧，让我汗颜！

那时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课一天也没上。我们只是回到了学校，回到了班级。说是革命大联合，其实是继续“肃三司流毒”。很多班级的造反派都把“站错队”的同学拉到讲台前批斗，殴打。我们班的对立面的同学还挺讲同学义气的，没有搞这些。但有两个同学被外班拉去批斗了，回来时被打的面目全非，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单永是我们班的造反派核心，是校革委的成员，当时就找了校革委的头头，说：我们班的斗批改我们自己负责，不需要别的班来乱插手。这样，我们班这些 “保皇派”就再也没挨过打。

夏锄时节，我们来到向阳公社石场沟大队支农。石场沟大队有个国民党中校军医。这可是一个挂牌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啊！来这里的红卫兵造反派支农不忘革命，白天干农活，收工就批斗起这个五类分子来。先是给他糊了一顶高帽游街，后来就拉到大队办公室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些造反派红卫兵开始用皮带、绳子抽打他，用脚踢他。一个造反派同学打了几下，就把皮带递给我，说：你来！我迟疑了一下，就接过皮带打了三四下，也可能五六下，就把皮带给了别人。那个中校军医，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仿佛是个无生命的东西，也不哼一声。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我罪恶的动机。在我接皮带的瞬间，我肯定想说“不”了，但我没有！我的潜意识里肯定是怕别人说我不革命，同情阶级敌人！我的母亲就是国民党，我又是站错队的“保皇派”，你不打他你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所以我打人不仅仅是对阶级敌人的义愤，更多的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私欲就损害别人，这是很卑鄙的行为，是我最看不起的！

这个国民党军医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已是六十来岁的老人了。他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戴着“五类分子”的帽子，无疑于地狱之中。本来活得就很艰辛，而我却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在他满是伤痕的身躯留下了罪恶的印记！此事虽然过去了快四十年了，想起来就如梗在喉，让我内疚，良心不安。我又没有勇气，不能一吐为快。我虽然知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道理。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能够切身做到又是一回事。“知耻近乎勇”啊！

今天，借着网络这个载体，我向当年中校军医的在天之灵忏悔！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动乱，这样的灾难。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愿善良的人们幸福安康！

人生的轨迹虽然受时代制约，且与自己的后天努力密不可分，但是有一个叫命运的东西，往往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向。它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一些偶然事件。

正当我买脸盆做被褥，准备和同学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了。当时县里办最后一批老子退休子女顶替接班手续时，家里还没想起让我顶替父亲接班安排我就业的办法。等我父母想要办的时候，粮食局管人事的卢永山说：你们怎么才想起来？幸亏劳动局让重报材料，不然你们就赶不上了。原来，全县别的系统子女接班的手续早就办完了，因为粮食系统的资料被劳动局弄丢了，拖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没办法，只好让粮食局重报，结果就让我们赶上了。当时的申请表已经没有了，卢永山就帮我们划了一个，我母亲赶到我父亲的单位盖上章，交给卢永山，报到了劳动局。就这样，在同学们都纷纷上山下乡的时候，我竟参加到到了工人阶级队伍里。

如果没有那次劳动局的偶然差错，我的人生轨迹会是什么样呢？

后记——我对文革的思考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林彪折戟沉沙，给我的震惊可以说是打击性的。写在党章里的副统帅，天天祝身体健康的，竟然是敌人？用现在的词来说，当时就晕了！看来，党章不可全信，毛主席说的也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啊？党的驯服工具论动摇了！经历了这一事件，我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了，对文革开始有了反思。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历史结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和领导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制造了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毛主席在建国后把他视察过的地方，像封建皇帝巡幸过的地方一样，做为“圣地”保护起来，让人们顶礼膜拜。我的一位朋友，就到过全国很多毛主席住过的“圣地”。他说，他在那里总能看到一套毛主席从当地图书馆借来的《资治通鉴》，而且还翻开在毛主席当时阅读的页码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是编年体通史，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这是给皇帝编的历史教科书，为历代帝王将相必读必研之书。《资治通鉴》书名即为北宋神宗皇帝所赐。取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资治通鉴》纪录的历史就是帝王们的权力之争的历史。毛主席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

这场革命，名是文化革命，其实质是权力之争。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怕被篡权，怕中国的赫鲁晓夫篡权。他就像佛家讲的，“心里有什么眼里就有什么”。他心里有赫鲁晓夫，眼睛里看刘少奇就是赫鲁晓夫。他错误的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一个争权，夺权、篡权的环境。法国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认为“大部分人在生命过程中常常不像他们自己”，“一个人内心不管如何纯洁，没有不隐藏一些可憎的罪恶。”文化大革命使人的灵魂扭曲，恶性膨胀。就像很多人在地毯上不随便吐痰，在肮脏的街角却可以随便便溺一样。潘多拉的魔瓶一打开，恶魔便不受控制了。

文革中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陶铸从党中央四号人物，转眼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毛主席接见没几天，就被打成“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又被平反，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而中央文革小组权倾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曾几何时又做了阶下囚。毛主席点名肯定的五大学生领袖，没多久又被打成反动的“5.16”分子。就像《红楼梦》里《好了歌解》说的一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的环境和条件使天才的军事家、开国元勋林彪变成了阴谋家、野心家。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分野。那个正确呢？现在我也不甚明白了。史料记载，慈禧太后一个生日的费用能买四个北洋舰队。联想起她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我就想，如果是康熙、雍正、乾隆哪一个取代那个老太婆执政那48年，那么中国近代史会是什么样呢？

历史是发展的，是不可逆转的。世界的潮流，和平是主流，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的党发展到现在，即不同于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也不同于文革时期。不能用我们的党在文革中的错误，失误而否定现在党的领导。正像连战到大陆访问时的国民党也不是孙中山时代蒋介石时代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一样。形式和内容，内容是决定的。就像一对夫妻，恋爱时如胶似漆，婚后感情淡薄不即不离，感情破裂各奔东西，甚至反目成仇。夫妻关系的好坏要看哪一段。梁山泊与祝英台结婚怎么样？除了夫妻恩爱白头到老这一种可能外，还可能因婚后情感变化致使感情破裂而离异呢。抑或没离，梁山泊或祝英台也可能哪一个红杏出了墙呢！所以要发展的看问题。

我十分支持巴金老人建文革纪念馆的愿望，应该深刻的反思文革，反思那个让人变成鬼的年代。这是因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察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啊！

梦明于文革40年后的

2006年4月18日

来源：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6/1/927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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