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文革”红卫兵墓地纪实

dapeng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113座墓茔瘗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注1]期间约400名[注2]战死或意外故亡（个别）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 。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且间杂考绩式政治评语。如82号墓：“江丕嘉同志简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一九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江丕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具代表性的105号墓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夸张、花俏的抒情性，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一想起你们，我们就浑身是胆，力量无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
   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则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在墓园大量污损、破坏性的游人题咏中，也有个别具警策意味的。5号墓左侧碑身有模糊的锐器刻痕，上面刻着：“人间本无正道　阴世焉有光明　我劝后人擦亮眼　不求主义只求欢”。发现时间为1993年清明。
中国人的伤口太多也太深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铭记，有很多伤口是中国人自己往自己的身体上划去的。比如文章中所叙述的。遇见两位长者，边走边指着碑石在交谈，看样子对这段往事很了解。
“咦，你这个小年轻人怎么知道这儿？”
“哦，我以前来过；这里边有我父亲的同学。这里埋了多少人？”
“五百多啊，下面亭子里有介绍，你不去看看？”
于是在一片麻将声中我抄下了这段略已模糊的墓地铭：
————“文革墓群位于碧山湖畔，占地面积约二千一百平方米。此墓群沿革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为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所在。至一九四九年共安葬过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等十三位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人们称之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一九五八年国务院将“八办”烈士及邓母及周父二老的遗骨火化后，移葬红岩村。尔后在文革武斗时期先后安葬派性武斗死亡人员五百余人，共建墓穴一百一十四座，是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文革墓群，具有警示后人的作用。”
   墓群的门廊是比较典型的中式建筑，有坡面飞檐，门道的两侧各有一块圆形的小石雕，石雕上刻有简洁的中式符号，非常对称、工整。门廊下的门却是用钢筋焊接而成的两扇栅栏门，一扇关着，一扇半掩。一般而言，墓群是应该有标制的，如在地图上标注指引，如在墓群入口处有文字说明，如悬挂当地政府出示的“××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如主管单位民政部门出示的“××公墓（或陵园）”云云，但是这里除了墙上很随意涂抹的“文革墓群”，文革墓群的大门四周再也没有任何标记。
   进入文革墓群里面，必须探下身体，注意避开门口一颗斜倒的枯树。在部队养成昂首阔步的大兵风格，在头顶的这颗枯树前，“当”的一声，撞得脑门生生直痛，眼晴里也出现数不清的金星闪闪发光。枯树也随之颤抖，墓群里突然“扑”的一声，一群小鸟惊恐飞起，从我头顶上空掠过。
小时候的事隐约能记得一些：跟在成年人的身后去参加各种游行集会。知道“二月逆流”、八大京剧样板戏；知道堂伯为什么把张体学藏在他的家里并保护起来，知道陈再道（前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百万雄师（武汉著名的造反派）”的事；知道武汉和重庆是当时全国文革武斗中死伤人数较多的地方；记忆的片断，对于那段历史，只是断断续续。对于文革历史，虽然曾经翻阅书籍无数，时至今日，仍一知半解，轻易不去妄评，但历史的面纱终会褪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信总有一天，会还原其本来面目。
   墓群里一片寂静，放眼望去，高耸的碑体，低矮的坟墓，残存的断壁，杂乱的草丛，散落的枯叶，凋零的树枝，阴沉沉的天，还飘着冬雨，一阵寒意不禁袭卷而来，感觉，很冷。沿着墓群中间的小道，不知不觉中就走进了墓群深处，顺着斑驳难辩的字迹，一座墓一座墓地屏息驻足，寻找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痕迹。从墓碑上的斑驳字迹仔细辩认，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都很年轻。面对长眠于此的他们，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怎么去说，只记得墓群大门左边的一座墓碑一侧有人用粉笔在上面写着：悲哉！悲哉！
   落实知青政策后，父母回城了，而我依然生活在农村，一直到14岁才离开。至今我仍感念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
家庭环境稍微好转后，我订了一份《中国少年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去世的消息就是从这份报纸获悉的。我开始慢慢觉察发生在身边的事物和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们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随之，拨乱反正也开始进行了。曾经亲自批准逮捕遇罗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尽管他已于1972年因病去世，但党中央依然做出了撤消其追悼词，并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理出去的决定。
   后来，全国上下清理文革坟墓的工作悄然展开。清理的范围主要是针对那些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清理的重点是革命公墓，烈士陵园等等。因此，那些被埋葬在革命公墓和烈士陵园的红卫兵及造反派，还有因死于武斗的人，统统重新挖掘起来，清理出去另行处理。那么，重庆的文革墓群又是怎样幸存至今的呢？！而且，像如此规模的大型文革墓群，在全国均为罕见。
   有一座墓碑上刻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站在墓群中，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地。他们躺在这里的时候，我尚未来到这个世上。一切仿佛离我是那么遥远。我站在这里，又与他们是那样的触手可及。为了了解重庆文革武斗的更多情况，我拜访了部分亲历那段历史如今相当是我父辈级的人，所有的信息收集后，反馈给我的是：重庆文革墓群是“8·15”派为了有别于其他革命公墓、烈士陵园而特别修建的。据记载此墓群共埋葬400多人，埋葬在此的基本上是属于“8·15”派的死难者。在派别对立的那个年代，也就是说其他派别死于武斗的，根本不可能埋葬在此。而那些死于武斗埋葬在革命公墓、烈士陵园的，早就已经得到清理。
   那么，也就是说，正因为“8·15”派没有将其“战友”遗体埋葬于革命公墓、烈士陵园，正因为“8·15”派自已的标新立异，修建属于自已派别的墓群；正因为“8·15”派自己已经无需政府事后进行清理，且相对集中，重庆的文革墓群才得以幸存。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我在另一个墓碑上看到的。当烟头灼伤我的手指时，我扔掉了它，在灰飞烟灭之间，墓地很安静。听朋友讲，往年这里很少有人光顾，连死难者家属都不来此地。近几年情况开始好转，每年清明或祭日，零零星星陆续有家属来祭典。对祭拜之事，政府也没有表态。文革墓群，一切留给时间。走出文革墓群，我忍不住回头再看了一眼，与刚进来时看到的景致一样，满目苍凉。只是心中又凭添了一份悲凉！历史，是一面镜子，我还会再来看看。何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有几个人能清晰说出文革历史，德国有大屠杀纪念馆，日本有靖国神社，我们有什么？民间一直有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但始终被官方压制，在武斗死难者最多的重庆能有这样一处遗迹，真乃苍天有眼。
   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114座墓碑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沙坪公园内的“文革墓群 ”。在齐腰深的荒草间，114座墓碑形状各异，高的有六七米，矮的两三米。多数墓顶刻有火炬、五星等装饰物，墓身四周刻有死者姓名、籍贯、死亡年龄等有关资料。碑上的文字大多剥落，依稀还能辨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豪言壮语。墓群中央有一座主碑，四周有栏杆，连猜带想才认出上面刻的是“八一五烈士纪念碑”几个字。碑文中称，碑下埋有17位“烈士”，在1967年7月8日的护厂斗争中“ 光荣牺牲”，死者全是青壮年，年纪最小的22岁。
    沙坪公园的王女士曾细心搜集过有关这个墓群的资料。昨日她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墓全为“八一五”在1967 年至 1968年间建成，其中有当时的“八一兵团”、“红岩210团”、“29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战斗团”在武斗中的死者。这些墓大多数是合葬墓，最多的埋 有30余人，少的也有六七人，还有几座单人墓，加起来此地埋葬近千人。住在沙坪公园旁的李先生小时曾亲眼目睹当年建墓时的情景。据他介绍，文革墓群所在地在1962年因安葬过几位死于西藏的军人而被称为烈士墓。“文革”开始后，沙坪坝区全是“八一五”的地盘，若战斗团有人在武斗中“牺牲”就埋在这里，建墓立碑，称为“烈士”。“‘烈士’下葬的时候又放鞭炮，又有高音喇叭广播。”他说，“死者都穿黄绿色战斗服，戴军帽，扎武装带，放入棺材后手中还紧握一把用红布包裹的武器，有手枪，也有冲锋枪。然后就开追悼会，对天鸣枪，让‘反到底（8·15的对立派）’的‘俘虏’到墓前磕头。 ” “墓都是‘反到底’俘虏修的，用的是最好的石材。全用手工凿造，刚建成时十分壮观。”
　　“这是全国较大的一处文革墓群。”沙坪公园管理处书记冯绍英告诉记者，“十年动乱后，附近的农民来挖墓上的青石、条石，毁坏了不少墓碑。1979年，就其保留与否曾在全市引发争论，有人主张用炸药将其炸毁，有人主张保留。当时有市领导认为，文革墓群终究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于是，沙坪坝区城乡建委拨款2000元，在占地五亩多的墓群四周建起围墙，修建了铁门。不过后来就再也无人问津。”
据了解，每到清明、春节，都有死者家属来此扫墓祭奠。“尽管那是一段沉痛的历史，但永远无法抹去，墓群应该保留下去，让下一代了解那段历史，以此为鉴。”公园里许多游客都作出如此相同的回答。
最后，就用诗人北岛在《宣告》中的诗句节选为本文结尾——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们能够前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历史。
我们能够进步，是因为我们牢记着历史。

2001年冬初稿于深圳
2003年12月20修改于重庆

[注1]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南海领导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仅从此地掩埋人数达404人看，这就是缩小了的数字：八一五派除此外还有类似的墓群在重庆大学、红港街心花园、建设厂清水池等地（均已无存），更无论对立的反到底派也有战死人员统计和墓地（潘家坪招待所等）。
[注2]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扣除25％的误差所得数值（2．81人／墓）相乘，估计葬有59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404名武斗死难者。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刘文　韩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南方周末》2001年4月29日）

来源：http://hi.baidu.com/qinchaiwang/blog/item/fbc7c2546be8cd5fd00906f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