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地区文革时期的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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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前，除了当政者不歇停地搞各种政治运动以外，人民是相对平静的，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坏人，更没有什么歹徒。
一个千人万人的市区，一个数千人的工厂，一年之中顶多出几个小偷小摸的事，几桩打架斗殴的事，极个别男女乱搞的事。当事的人一旦被检举、揭发，丑行败露，轻者在街道里或单位里，天天给你开“批评、教育、帮助会”，“批评教育”够了，最后给个警告、记过的处分，重者则是挂上写明罪名的牌子开斗争会、游街示众，整治够了，然后送去“劳动教养”，或者判刑---又叫“蹲劳改”。
偷了私人的东西叫“盗窃犯”，偷了公家的东西往往还会被扣上“破坏生产物资”的帽子；男女乱搞，两人都没有结婚算“腐化堕落”，如果都结了婚，可能又要加上“破坏家庭”罪，这两个罪都是要判刑的。一个人因为这些事受到了打击或制裁，如此处置一场，从此就成了社会的坏份子，脸上就等于写了字，人们再也不会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会躲开你，或是戳你的脊梁骨，你家的父母和子女都会低人一等，见了人抬不起头来。

文革袭来，破旧立新，抄家抓人、抓阶级斗争，闹“革命”、搞批判，大造其反、冲锋陷阵，没有一样不需要野蛮与暴力。野蛮与暴力使人们忘记了礼貌、谨慎，背弃了友爱、亲情，逐渐丧失了人格、人性。于此，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歹徒应运而生。
1966年8月27号安徽工业大学砸了省府、省委。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出现了以抓人、斗人为业的“红卫兵”。1967年元月，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的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大街上挂满了他们的招牌，插满了他们的红旗。这些人也是以抓人、斗人为业。他们把所有的所谓“斗争对象”，就像对待即将屠宰的猪羊一样用绳子捆绑起来，还要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往死里“批斗”。有时候斗得兴起，由不住就要动手殴打被斗的人，拳脚相加。于是乎，职业的歹徒就出现了。

我们淮南市的造反派斗市里的领导，有个家伙与副市长潘效安有私仇，他的儿子乘着潘效安被斗的机会，用石灰弄瞎了潘效安的双眼。
谢三矿一个科级干部白天挨斗，晚上突然没有了，数天后有人在塌陷区的水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脖子上用铁丝拴着一块石头。
谢家集诊所里姓张的与姓陈的有矛盾，张揭发陈，开了陈的批斗会。一个星期后，诊所门前开来一辆卡车，来了一车人，把张揪出来，撕掉他的红袖章，先暴打一顿，然后一根麻绳五花大绑，挂上写着“漏划地主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以后绝尘而去，不知所终。
小街子（今称“西城大市场”）有一个20几岁的青年，抓住一个“观点”相反的女人，关在淮南第五中学里。晚上没事，这个青年开始折磨这个女人，极尽凌辱之后，竟在这个女人的下身塞上沾了机油的棉纱，点着火……他认为这个女人死了，就把她光着身子扔到附近的唐家山上。这个女人苏醒过来，以后在谢家集区文化馆的大门上贴出了《血泪控诉》。

自称是丈夫的一条狗，丈夫叫她咬谁她就咬谁的“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嫌世道乱得不够，发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给全国的歹徒放开了手脚。在我们淮南市，最先发生的就是“火烧猴子兵”事件。
为了贯彻、落实“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指示，造反派们的手里每人发了一根大棍（这其实不是新鲜的创举，几十年前希特勒的“冲锋队”就是这样装备的）。有了这根棍，造反派们可以用它暴打“阶级敌人”，打残了不要紧，打死了也不要紧。后来，为了争夺虐待“阶级敌人”的权力——斗争权，造反派们经常互相反目，相互之间也使上了这根棍子。
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一帮青年工人成立了“大闹天宫造反司令部”，他们嫌棍子不过瘾，自己每个人配备了一把弹弓、一支带锥带钩的红缨枪，于是乎淮南市第一支专业 “武斗”队伍正式成立。
是时造反派已经分裂成为不共戴天的两大派，这一派贴大字报那一派反对，那一派贴大字报这一派反对。没有人上班工作，成天拥到街市上、厂门口“大辩论”，吵吵嚷嚷，有时候破口大骂，连推带搡，闹的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大闹天宫造反司令部”里的成员喜欢锻炼身体，个个彪悍，经常帮助自己的这一派集体殴打对立的那一派，大家呼之为“猴子兵”。“猴子兵”专业打人，积怨太深，对立的一派也有人“武装”起来（突出的专业武斗队伍，叫“飞虎队”）。有一天，对立的武装邀集了上千人，把“猴子兵”围在一幢小楼里，运来大量木材，在楼下点了火，决心把“猴子兵”全部烧死。“猴子兵”们扯着一根钢缆，攀爬到了一所大车间的房顶上，用早已准备在那里的砖头石块抛砸围攻者。

自这以后，专业武斗很快在淮南市东、西部蔓延开来，在某种势力和军队的暗中资助下，大家都有了现代武器，冲锋枪、机关枪、60炮，应有尽有。接着又发生了“攻打115司令部”、“攻打唐家山”、“攻打九龙岗”、“炮击新庄孜电影院”等等大型武斗。每一战死伤惨重，有时竟能摆出十几具打的稀烂的尸体，惨不忍睹。
有一个叫张家祥的家伙。文革伊始，他成立了一个“23省红卫军造反司令部”，自封“总司令”。他不像首都的那些“红卫兵”司令们那样个个有背景，他没有找个主子投靠，而是自己捣腾，因此“红卫军”被打成“反动组织”，强制取缔。大武斗时期，他与一个叫“戚胖子”的歹徒成立了专业武斗队伍。他们流窜到高皇公社，在那里任意抢劫、杀人、放火。他们敲一家农民的门，人家害怕不敢开，戚胖子就砸碎这家窗户玻璃，把手榴弹丢了进去，把这家老小一锅闷了。
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热热闹闹的工业基地淮南市被歹徒们折腾成了一座充满恐怖气息和死亡气息的魔鬼城。厂矿企业全部停产瘫痪，商贾铺面一概关门闭户，很多市民把自家的门窗砌死，举家逃到乡下亲戚家里去躲难。
西部地区只有一条马路，武斗者们却在这条路上截断式地至少设了（谢家集街区、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新庄孜街区、三王公社）四处专备打仗的工事，筑上沙包掩体，拉上铁丝网，铁丝网外埋上地雷。无论白天黑夜，市区里不断响起枪声、爆炸声。市民出门走在路上，经常被人搜身抢劫，妇女则会遭到肉体侮辱。有的歹徒甚至向走在路上的人随便开枪射击，以此取乐。谢家集街区、新庄孜街区都发生过玩耍的小男孩被枪弹击中的事件。打了白搭，家长们连一个申诉讲理的地方都没有。

当然，专业作恶的歹徒们还是心虚得很，大多都是非常怕死的家伙。闹的最凶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敢离开自己的“队伍”，不敢回家，不敢单个行动。
我们这条街上，有个姓严的被他的“队伍”开除了，偷偷地溜回了家。对立的那一派得知了消息，到他家抓他。先前，有人这样被抓走以后就被活埋了。他的年迈的母亲不敢放开儿子，一直拦着门给人磕头，磕的血流满面。
“猴子兵”的司令张店海腰插双抢，威风凛凛。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办事，被对立的人认出，当场乱枪打死。
“不怕眼前闹的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清理阶级队伍”时，那个在女人下身塞棉纱点火的家伙被判了20年徒刑。张家祥、戚胖子四处逃亡、躲避，后来一个一个落网，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

实际上，曾经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歹徒们并无一人逃脱应有的惩罚。但是，乱世疯狂的阴影却留在一些人的心中再也无法挥去。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些无知、愚蠢的人却总是认为文革很“过瘾”，文革让人扬眉吐气，想干嘛就干嘛，快活的不得了。有人一旦遇上不舒心的人和事，一种极端罪恶的语言就会脱口而出：“他妈的，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老子杀光你们！”
一个名叫李庆云的铁杆毛迷，一直惦记着MZD“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教诲，一直揣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继续革命，舍我其谁？”、“天降大任于我”的雄心，于1974年在淮南西部扯旗造反，几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淮南市闹腾的与1967年的情况几乎相同。他最终还是进了监狱，于1976年“劳动节”前夕，就像张家祥、戚胖子一样，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打了三枪。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禁用“达姆弹”——俗称“炸子儿”，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是“肝脑涂地”，死的非常难看。
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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