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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墙，如中国的长城，紫禁宫的红墙，曾将德国一分为二近三十年的柏林墙，还有以色列的哭墙，每座墙的背后，都蕴涵一段深重的历史。在有关文革的记忆中，也有一堵“墙”，且给起个名，叫“牛鬼蛇神墙”。 文革开始，起先是红卫兵大串联，其实不过是一次全国性的免费旅游罢了，等旅游回来，“革命”的激情越发高涨，于是成立一个个山头，组建各式各样的组织，相互间斗个你死我活，斗得累了，厌了，把矛头转向了他们的老师，开始揪斗教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土豪劣绅封为“牛鬼蛇神”，是农民运动的对象，于是红卫兵也将众多的老师打成“牛鬼蛇神”，隔三岔五的进行批斗，特别是那些平时不要读书而挨老师罚的，更是进行疯狂的发泄报复，挂大牌子游街，“喷气式”批斗，用武装带抽打，有被打死的，也有挺不过去自杀了……。 与家一墙之隔是所中学，最早，墙是用竹子编成的“戗篱笆”，那竹子只有手指那般粗细，五枝一排，相互交叠成墙，透过篱笆缝隙，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被知晓。
不久，“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工宣队是当时最红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但到底是工人中哪部分人，不得而知。文革中，工人中也有“打砸抢”分子。
搞乱了的事，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很难，“复课闹革命”谈何容易，没有几个人再愿读书，其实也没书可读，因此早上进了学校，再要想逃学就得翻墙，后来有人找到了办法，就是将“篱笆墙”上的竹子抽掉几根，留出一个人刚能钻过的洞。
工宣队的师傅察觉了逃学的秘密，就用铁丝扎起，但不久又有新洞。因此决定拆除篱笆墙，建造混凝土墙。那时，虽有一部分老师被“解放”，而另外的则继续当“牛鬼蛇神”。于是这任务自然落到了“牛鬼蛇神”的身上，拿惯教鞭与粉笔的手，从制作模板，扎钢筋，拌混凝土，再浇捣混凝土，一一做起。先是制作立柱，立柱成“工字”型，间隔大约2米多竖一根，然后将混凝土板插入其中，连续成墙，老师们不但能教书，做工也很在行，要用力气的活，都用葫芦吊来安装。前后二个多月，墙建成，不复有学生从这里逃学。
后来，这所学校被合并，原地建造了教师公寓，那堵墙虽日久破败，但依然还在，每当我再次看到，都会想起它的建造过程，还有那些可敬的“牛鬼蛇神”，因为在他们中间，后来是我的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和英文老师。
在上海延安西路华山路口,有一家四星级酒店-----贵都饭店,改革开放后较早进来的外资饭店，其原址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大楼。
1966年产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后来著名的“5．16通知”，文革即告正式开始。文革一开始,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用各色彩纸油印的传单，传单的内容无非是大字报的缩影，毛泽东的语录、各地的文革动向及各派之间的相互攻击，犹如今日“猫眼”里的贴子。
那时还小,不懂事,但凑热闹还是知道的，人的天性么，在街上检到了许多传单，大姐那时上大学,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反张春桥的），也带回大量传单，看别人撒传单很是好玩,也就跟着把检来的传单再散发出去，又听说在市委大楼那里最热闹,于是，与弄堂里的小伙伴到市委大楼凑热闹,那时的市委大楼,是一幢很大的建筑,依稀记得是八层,大楼正门朝北,门前就是延安西路,大楼的后面有个大花园，有假山假水和亭台,很美,好似苏州的园林。文革开始,揪出党内的走资派,打倒批斗走资派一时兴起,市委大楼里的官员及办事人员都不知去往何处，所有的房间都空空荡荡,连办公家具都不乘一件，真是:“大员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市委楼,官员一去不复返,大楼从此空悠悠”。
与伙伴们一起上到楼顶的平台，将手中的传单撒向楼前的街道,楼下聚集的好事者看到有传单撒下,欢呼雀跃,拼命争抢。那感觉真的很好,一如当年大泽乡的民众,秋收起义的跟随者，用老Q的话来说“革命啦”。撒完了手中的传单，再到楼下,检起后来者撒下的传单，再次上到八楼,再次撒下,如此者三,到精疲力竭为止,弄得浑身臭汗,回家少不得母亲的一顿臭骂，跑那么老远去干在她眼里的傻事,其实她不知道，那真的很开心,从小到到大,记忆中开心的事不多,但此事位列其中。
如今，家搬到了贵都酒店不远之处,饭后散步会到旧市委大楼前,当年的情景一再沥沥浮现。
文革中,各地都有武斗的事件发生,动枪动炮,多少人的生命就此在革命的名义下消失，后来的人不知还能否记得他们，历史早已悄悄翻过那一页，不知道后人会怎样评说。
在上海，武斗并不激烈，也许是上海人胆小怕事(死)，王洪文组织的“安亭事件”也只是卧轨请愿，没有死人的事发生。
记忆中唯一的武斗事件，是“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这是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或者说，其中一个是“保皇派”，先前,听大人们说起过“工总司”与“上柴联司”的事,那时年幼,并不真能听懂什么。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很多人都坐在马路两旁乘凉, 从东面开来了很多的大卡车,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上柴联司”的所在地位于上海的东北部杨浦，而车队所行方向背道而驰，不知是为了更大的集结，亦或是一路示威。每辆车上站立了二三十个手持长矛,头带盔甲的壮汉,长矛是一根钢管上焊接着一支寒光凌凌的梭镖，头盔是用藤条编制,不是现在看到的钢制或塑料的,那个年代,平时行驶在街上的车辆并不多,一时看到那么多的车辆排成长长的队伍，而且每辆车上都是手持长矛的人,感到好奇,更觉恐怖。“他们要去杀人”，马路两旁的乘凉民众一时惊住,气氛被凝固，即使后来在部队遇到79年自卫反击战,气氛也没那个傍晚紧张。
隔天,听大人们说,在攻打“上柴联司”的过程中,双方只是动用了硫酸与石块，或用很大的弹弓弹射些镙冒什么的，好像“战斗”并不激烈，也没听说死人的事，只是过些日子，有经过艺术加工的传言说,“战斗”非常激烈，死了好多人,甚至听说过有将女人绑在两扇门上,然后推门将其撕裂的故事，道听途说，难以当真。
那些参加武斗的工人造反派,后来演变成了”文攻武卫”组织,再后来又变成了“上海民兵”，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结束了一个时代赋予他们 的使命,不再见到那样的情景，再也看不到手持长矛,头带盔甲的人了。
陆家夫妇住着一整幢房，孩子大了都在外地工作，夫妻俩相依相伴，与世无争，过着平静的日子。男人大家都称为陆家伯伯，很少与弄堂里的邻居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很是严谨，甚至有点凶，他的妻子大家都很亲切的叫她陆家姆妈，是个小巧而眉慈目善的老人，时常接济些弄堂里的穷人，与他丈夫相反，常喜欢与邻居聊天，乐施好善。
陆家伯伯应该是个文化人，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语录替代了每家的门前对联，就是那些从不挂对联的人家，也贴上了毛泽东的语录，蔚然成风，一时成为时尚。弄堂里虽说有文化的人不少，毛笔字拿得出手的大概不多，陆家伯伯用自己的钱买来大红的纸，黄色的水彩（那时有忌，黑墨汁用来写大字报，红纸黄色水彩才能用来写喜报或语录）为每户人家的大门上贴上一幅语录，每幅一段，内容是最流行的，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字写的很漂亮，而且是用不同的字体所书写。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很有点滑稽，但那个时候，如果门上没有，会让你害怕到睡不着，因为红卫兵小将会来找茬。门前的语录一时成了护身符，善良的陆家姆妈希望邻居门都到安宁，但是，它最终却没能守护住陆家夫妇自己。
门前贴语录不久，抄家便开始流行，在正祥里，好多人家没能躲过这一劫，被抄人家有资本家，学者，国民党政府职员与所谓的逃亡地主（在祖籍上辈或自己是地主）而陆家的遭遇犹为悲惨。一天傍晚，一帮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街道造反派的带领下，来抄陆家。老式家具、书籍、字画、古玩属“四旧”，无处匿藏，能搬走的搬走，搬不走的都付之一炬。我曾看到过烧红木棺材（放家里的寿材），浇上汽油，一天一夜仍未烧尽，因为红木太硬。那时的抄家与《红楼梦》中抄大观园还不一样，除了财物外，还要找枪支、地契（变天帐），有的被抄人家会将首饰与现钞匿藏，于是翻箱倒柜，敲墙挖地，一般会有所得，但枪支与“变天张”不是每户都会有的，于是就拷打逼问，我亲眼所见，在陆家的灶间，一条长橙，上面趴着老人，红卫兵用三寸宽（一生中所见最宽）的皮带拼命地抽打陆家伯伯，边打边要他说出他没有，而造反派红卫兵想得到的东西，一个老人如何经得起这般毒打，臀部的鲜血渗出裤外，每抽一下，撕心裂肺般的叫声响彻弄堂，遭此劫难，本来壮实的陆家伯伯，就此到下,不久便离开人间。
从此陆家姆妈一个人孤独生活在正祥里，几年后被在外地的子女接走，房屋归公。在老伴离去的岁月中，她依然是那么的善良。
后来，陆家的房子住进了四户人家，底层是一户同样遭抄家的，49年前开着上海有名的绸缎庄，而原来的住宅更大，而最好的一间被分给了原先住棚户的人家。
邻居林先生，福建人，是位女士，在正祥里较为特别，因为其它女性的称乎都随夫姓，比如张家姆妈、周家好婆，而她，无论长幼尊卑都称其林先生。她是位知识女性，曾任中学校长，有一次在她家玩，她很自豪的拿出一张证书给我看，那是一份聘书，在聘书的签发栏中,非常醒目的写着“陈毅”，陈毅元帅是上海第一任市长。看过后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小的时候常爱去她家，丈夫徐先生是49年前的银行高级职员，戴着比酒瓶底都厚的深度眼镜，一圈套着一圈,几乎看不到玻璃后面的眼睛，为人和善，但很少说话，她们没有孩子，这也许是喜欢我到她家去的原因，可以有人说说话，尽管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她家住整幢的房子，但我只到过客堂，客堂门口的楼梯边上挂着电话，是整条弄堂里唯一安装电话的人家，在客堂的墙上有幅很大的国画，我记得画中是一只下山状的猛虎，朝南是她的书桌，书桌上除了笔架砚台外，最醒目的是摆放着一盆南京雨花石，非常漂亮，有一次我玩皮，想要用手去摸那雨花石，被她档住了，告诉我说，只能看不能摸，大概是我太小的缘故，否则一定会用欣赏或远观之类的词。现在我也有一盆雨花石，但品位差得很远，貌似罢了。
文革开始，弄堂里很多人家都被抄家，但我不记得她家被抄过否,因为很多抄家都在夜间进行，只知道房子被收走了一间，很多家具都堆放在天井里，那是露天的，天长日久都坏了，她家肯定有很多字画，因为她把很多字画的画轴给我家当“柴爿”用来生煤炉，我还拿着长的与伙伴们玩打仗游戏，字画想必是撕下当“四旧”焚毁了。
在文革中，有多少高档的传统家具与名人字画，被毁于一旦。
在我的记忆中,林先生不但很有学问，更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有个邻居为她家做保姆，有很长的时间，年老后不能再做，林先生为其开了一个帐户，存进一笔钱，按当时的物价来说，足够养老，雇主对保姆好，时有听说，但林先生知道她会早于那个保姆离世，那样的举动，只有高尚之人才能为之。
记得最后一次去她家的情景，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学校开设英语课，一开始除了教26个字母，还教些“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等口号，那天她问我英语学的怎样，我很熟练地背了２6个字母给她听，她很是赞许，但当我再背那些口号时，她却沉默了，当时我很茫然，多么希望她再夸我几句，但没有。现在，大概可以说，我知道为什么了。
再后来，她年老多病，不能起床，就再也没去过她家，一直到她去世。
二伯伯姓孙，孤身一人住在三层楼，他的大哥一家住在二楼，但兄弟间似乎少有来往，从没见过他们说过话。他不工作，据说，生活来源靠在香港的子女提供。
长的瘦瘦的二伯伯，穿着打扮很是很光鲜，尼制中山装毕挺，小包头（背发）非常整齐，生活习性与弄堂里的其它人也不一样，常见他上午买一只面包、一瓶牛奶，夹份报子回家，中午煎一个荷包蛋，我猜想大概一天只吃二顿。也许石库门里的灶间在底楼，上下不太方便之故，或许是不愿与他人说话的原因。一天就再也不下楼。
应该说，他是个懒惰的人，一年到头不打扫房间，整个屋子杂乱无章，有几次到他家，只见一只方桌上堆满杂物，积着厚厚的灰尘，还有脏的碗筷，方桌只有一小块是干净的，那干净的面积实在太小，就像“凹”字少掉的那一块。睡的是综绷床，但中间有个大窟窿，都有一个脸盆那么大了，垫被都垂到了地上，不知道他是如何睡在这床上的，百思不得其解。
二伯伯是个好人，为人和善，与世无争，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杂乱的屋子里堆放着好些书，有一次还送了我一本，书是硬封精装，有很多插图，不过是英语书，弄不懂为什么要送一本我根本看不明白的书，好在有图，还是经常翻看，很久以后我猜想，那或许是一本与《圣经》有关的书，因为后来看到一些有关《圣经》故事的画，会觉得眼熟。
文革开始，很多人家被抄家或挨批斗，都是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二伯伯没单位，街道也没整他，原以为他不会有事。但是，应了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老话，他也遭殃了。弄堂里的一些大男孩，还都是初中生，当然都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看别人“闹革命”抄家批斗搞得欢，觉得也该参与一下，于是找到了二伯伯的家，对他进行了批斗，并且勒令他第二天去居委会，要继续批斗，一个老人，一个孤独的老人，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害怕了，没人能帮助他，没人能劝解他，甚至没人能听到他最后的诉说。第二天，当这帮人等他不来，便上门去“揪出来”时，老人已喝下了二瓶“来苏尔”（一种治脚癣药水），倒在了自己家的门口，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出门？按理，他应该平静的睡在床，很有尊严的死去。我想，他是在喝完药后，等待药性发作时才艰难走出家门的，即报定死的决心，又不愿让人看到他脏乱的房间。只能是猜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为什么。
二伯伯死了，没人为他的死负责，也没有理由，噢，那叫“畏罪自杀”，何罪之有？更没人为他送葬，而那些批斗他的人，却心安理得的活着，如果说，他们那时才十六七岁，真的不那么懂事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记忆中，是否记得，那一个早晨，有一个老人悲惨的死去？
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3707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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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3 05: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