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汉：连城一中文革初期情况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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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汉 一中文革初期情况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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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秋，从漳州师专调回连城一中，曾任政治教研组长、工会副主席，党支部宣传委员，目睹了“文革”浩劫对一中造成的巨大破坏。一中是连城的最高学府，经过教育先辈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支持，“文革”前夕校园校貌已焕然一新，教育教学质量也名列地区前茅，学校图书馆藏书达4万余册，实验室各种实验仪器、药品上万件，均可满足当时1000余名师生教学演示之用。如果不是遭到“文革”的破坏，一中早已展现蓬勃的腾飞景象。但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至1968年3月实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仅仅三年时间，一中面目全非，教室、宿舍破落不堪，没有一扇完好的门窗，桌、凳残缺不全，图书、仪器被盗被毁，荡然无存。原有教室、宿舍、通道雪白的墙壁残留着发臭的油墨和派性的标语以及“打倒×××”的大字报，骨干教师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校规、校纪被毁，到处是一片衰败的景象。

是“文革”的重灾区。连城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一中展开。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号召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文革”开始。全校师生都投入了批判“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动学术权威”和《燕山夜话》等，各个班级人人“口诛笔伐”，召开批判会，同时也用大字报进行批判。一个星期后，演化成了联系学校实际“上下左右一起揭”、“党内、党外、领导、被领导全面揭”。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许多教师被指控为“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围攻和批判，教室、宿舍的墙壁、走廊、过道都贴满“揪出黑帮×××”、“打倒学校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内容涉及教师教学、生活、兴趣爱好的各个方面，甚至一些教师的婚姻、家庭隐私也被搬上大字报，教师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侵犯。

之后，在北京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影响下，一中学生又率先在连城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他们自由组合，开始三、五人或十余人一组，拟定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雕刻印章、制作队旗和袖章、选出负责人、发布成立“公告”。完成上述程序后，一个组织就算成立了。很短时间内，一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达40多个。如“红卫军”、“红旗总部”、“红八路战斗队”、“井岗山兵团”、“红岩战斗队”、“韶山战斗队”、“燎原兵团”、“挺进兵团”……名目繁多，大小不一，大的100多人，小的只几个人。当时一中学生大都参加各自的组织，少数不参加组织的人，则被认为是不革命的“逍遥派”而受到歧视。红卫兵组织成立后，一切活动均以组织为单位，集体行动。各组织成员均宣称自己的组织是最革命的，斗“走资派”是最坚决的，派性不断膨胀。他们轮番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这个组织批斗刚结束，另一派组织又拉去批斗。为了标榜自己的战斗队最革命，对被批斗领导和老师的缺点大多采用无限上纲的办法，有的还对批斗对象捕风捉影、任意歪曲、罗列“罪状”进行批斗。

8月，红卫兵战斗队纷纷冲向社会，掀起了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高潮。其时，冠豸山的书院被拆，一些祠堂、庙宇的牌匾、石桅杆被砸烂，图书馆的古籍被大量焚烧，许多文物、文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造反派组织以支援兄弟学校闹革命为由，发动上百人去文亨中学（当时的“六中”）把当时的校长黄××及教师5人拉到一中红卫兵总部批斗。

9月下旬，全国红卫兵掀起串连活动。9月24日，首批一中师生100余人从连城出发，到龙岩坐专列到达北京串连。他们住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国庆前夕进行了四天的队列训练，之后，于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列队通过城楼，接受毛泽东的检阅。10月2日开始，赴京红卫兵前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师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学校观看大字报，学习他们的造反精神，直到10月12日才乘火车返回连城。此时，全国学生大串连出现高潮。少数师生在返回途中，已在南京、上海、杭州等站下了火车，继续串连。一些师生回到学校后，马上就和学校的其他红卫兵前往县红卫兵接待站开具介绍信，然后分赴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串连。此时，留守学校的师生已寥寥无几。10月底，接上级通知，红卫兵接待站不再开具购票证明，《人民日报》发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提倡徒步串连，于是回校师生又掀起徒步串连热潮，组织了几十支“长征队”，徒步赴瑞金、井岗山、韶山及全国各地串连。当时各地均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或联络站，红卫兵凭自己组织的介绍信，就可在全国各接待站免费吃、住，气候寒冷还可借到冬衣。有的红卫兵身无分文，却能在外奔走几个月，跑遍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真是一个奇迹。

1967年3月，中央规定学校师生停止外出串连，返回学校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从此一中红卫兵便逐渐转向揪斗“走资派”和派性斗争。这时学校各红卫兵组织，根据他们对校长张彰和团委书记牛承恩的不同看法，组合成两大派：一是红旗公社，一是红卫军总部（后改名为“一中统一行动指挥部”），简称“红派”和“新派”。当时省、地、县造反组织也已形成“红”（八·二九总司）“新”（革造会）两大派别。学校红卫兵分别与他们挂钩，并参加他们的批斗活动。8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一中“红”、“新”两派组织在校内加紧对一些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教师进行批斗和迫害，给他们戴“纸帽”、挂“黑牌”、“剃光头”、“十字头”，对他们拳打脚踢，将他们捆绑游街，令他们跪下，罚他们爬行。校医吴××、图书管理员吴××不堪对他们的种种迫害，愤而自杀。另一方面，红卫兵们不断参与社会上斗走资派的活动，经常把县委书记、县长带到学校批斗。在批斗中，两派经常发生争执，并相互攻击，矛盾日益加深。“四人帮”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之后，武斗阴云弥漫整个连城上空。特别8月下旬，两派手中都拥有枪支，形势十分严峻，武斗一触即发。在危急之际，为避免武斗，一派的负责人及县委书记季海、武装部政委高疏九、县长刘才带群众1000多人于8月28日从一中后门突围，往塘前、李屋、曲溪、万安进发，数天后到达龙岩，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但不幸的是，同年11月28日两派部分人员在北团发生武斗，县法院院长赵可能、小学教师童庆梁、一中学生马勋明等8人被打死，数十名干部、学生被打伤。派性斗争一直延续至1968年3月才有所缓和。

1967年底，中央为稳定全国局势，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全国各地区不同派别的头头，驻军代表，省、地、县主要领导调集到北京，以省市为单位举办学习班。1968年1月，一中两派均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学习班。3月，支左部队进驻一中，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动员未回校的学生回校复课，学校两派群众初步实现大联合，并着手复课。支左部队任命我为学校教导处主任，负责复课事宜，还在东门戏院（旧城改造中已拆除）召开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大会。驻军代表讲话后，师生代表也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停止派性斗争，尽管恢复正常的教学活动。尽管表面上复课，但两派间的磨擦仍很多，直到8、9月份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两派组织自行消亡，才基本结束相互对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