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秀色 我的“出身论”系列小报收藏

bluesky

注：这篇文字是我投给《收藏》杂志社的，该社在年初征集“闻格”方面的稿件，打算在八月份做个“专刊”，但我直到现在还怀疑是否能出版。（西峰秀色）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的“出身论”系列小报收藏
　　
　　 提起“家庭出身”，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它作为国家执政党的“阶级路线”政策贯彻了几十年，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甚至在结束“家庭出身”划分阶级成份后的改革开放阶段，它都没有彻底地从我们熟知的“履历表”中消失，这条“小尾巴”像一颗生锈老化的螺丝钉一样，狠狠地楔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像烙印一样，深深地灼烫在国人的身上!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再也不会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了，他们会轻松自如的去填写，也不会考虑其中的含意，因为现在的“家庭出身”一栏，仅仅是个没有割掉的尾巴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早已经打消了往日飞扬跋扈，专横野蛮的气焰。但至少这个“尾巴”仍旧走入了年轻人的视线。
　　
　　 在建国后特别是在闻格前夕和闻格中，“家庭出身”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因它而飞黄腾达者有之，，因为它而愤愤不平者有之，因为它而委琐沉默者有之，因它而深陷囹圄者亦有之。这是为什么呢？我作为后“闻格”时代的年轻人，本来对此也是支支吾吾的，但当我看了丁东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及遇罗文先生所著《我家》两本书后，才恍然大悟，紧接着又是唏嘘嗟叹。
　　
　　 这两本书，前者讲的是一位在黑暗极权时代的智慧青年如何用自己的智慧，用罕有的独立思想去捍卫自己的权利，捍卫天赋的人权!而后者是通过这位智慧青年所在家庭在建国后及“闻格”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深刻揭示了“唯出身论”对每个中国人的凌虐!
　　
　　 “家庭出身”其最大特点是，它不以个人出生后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为标准来确定一个人的表现好坏，它以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为标准，而不论这个所谓的“家庭背景”是否确实存在，只要在可查找的历史事实中存在过，就可以草率地评判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政治权利，并延伸至界定个人社会活动与前途，现在看来，这是极为蛮横与非理性的，但在当时，这是执政当局的“阶级路线”政策，以此来打击和压制已经失势的特定群体。因为这个离群索居的群体，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其中不乏刚刚涉世的青年，所以，这对他们的前途与命运有着很大的随机性，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家庭出身”的定性标准，往往把一个好端端的青年错划成所谓的“阶级敌人”，使其在升学、就业、恋爱、婚姻以至他们的后代都受到长期的影响。“家庭出身”不以个人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定罪（遇罗文语），而是以这个人的家庭背景，甚至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家庭背景来定罪，使他们成为天生的“原罪”者，与此同时剥夺了他们许多的政治、经济权利，限制他们的社会活动，这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不公平。但长期的权利限制与精神压力，使许多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敢怒不敢言，敢想不敢做，甚至连私人日记上都不敢表露太多。这种压迫，使许多人没有一个适宜的途径去表达，去控诉。
　　
　　 当时，一个叫遇罗克的青年学徒工，也是正被这种中国式的“种姓”制度所压迫的千百万青年之一，由于“出身”问题，两次高考都落榜了，只能另谋出路，但他不甘心就这样平淡了此一生，也许，正是因为没能受到“正统”教育束缚，使他没有被“催眠”，拥有了许多人都失去的宝贵权利——独立思考权利!遇罗克在不断独立思考中，加之参考了大量的哲学、政治学等著作，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博学的民间思想者。“闻格”开始后，这位智慧青年，不但从一开始就对“闻格”有着罕有的警觉与冷静，而且，策略性地利用“闻格”小报，把他对“家庭出身”问题的个人思考转为公开的讨论，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一石激起千层浪，遇罗克在其胞弟遇罗文及牟志京等人办的《中学闻格报》于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图①），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刊登了扬名全国的战斗檄文——《出身论》，这篇被后人定为中国的“人权宣言”的文章，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的，遇罗克在文章中疾呼呐喊“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那些饱受“家庭出身”摧残的人找到了知音，找到了替他们说出心里话的途径；而那些宣扬“血统论”、“唯出身论”的人们却对其大加挞伐，极尽丑化之能事，双方摆开架势，各自在所控制的“闻格”小报上，刊登一篇又一篇的“辩论雄文”，遇罗克等人在《中学闻格报》上一次次地迎接暴风骤雨的洗礼，但是由于执政当局的压制与迫害，极“左”思潮的驱使，使这份每一期都刊有遇罗克文章的“小报”终于没能逃过“横扫”、“清理”的恶运!《兵团战报》第十二期也与当局相呼应，刊登《取缔“中学闻格报”》的启示（图②③），主办《中学闻格报》的成员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迫害，有上千人受到株连。
　　
　　 作为主笔的遇罗克，当然也受到了当局的“关照”，投入监狱。在从1968年初至1970年3月5日的两年牢狱生涯中，遇罗克仍然坚持与黑暗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最终，在1970年3月5日，一颗邪恶的子弹将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残忍地杀害了。
　　
　　 遇罗克悲壮地去了，但他不屈的性格，独立的人格魅力，坚持真理的高尚情操却在“民间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几年，我一直努力寻找“遇罗克的灵魂”，追寻记忆其“灵魂”的载体——《中学闻格报》，也追寻那些“扭曲灵魂”写就的一篇篇批判遇罗克思想的“闻格”小报。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夫不付有心人，我的“出身论”系列收藏已小有成绩!
　　
　　 在2001年7月1日，我收集到了全套的《中学闻格报》（1-6期，外加《出身论》专刊一份）。据我了解，《中学闻格报》从创刊到被当局查封，总共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发行量也非常小，创刊号只发行了3万份，第二期也只有8万份，到了第五期，因为当局的打压，发行量又缩小了，最后在出完第六期后，便停刊了。
　　
　　 每期报纸都有遇罗克写的文章，遇罗克除了在《中学闻格报》上发表文章外，他还为其他的“小报”写过文章，内容都是旨在批判“血统论”“唯出身论”。我收藏有一份《首都风雷》第一期上（图④⑤），在第四版，就有遇罗克写的《我们有权捍卫最高指示》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两篇文章，此两篇文章遇罗克很巧妙地运用正反两种角度来撰文，在思想上搅乱敌人的方寸，后在《中学闻格报》专刊上又做了转载。可谓妙哉!
　　
　　 在注意收集遇罗克的文章同时，我也注意收集旨在批判“出身论”、批判“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我现在收集到的有《东风报》（图⑥）、《旭日战报》特刊（二）（图⑦）、《首都风雷》《红鹰》（图⑧）《文化先锋》（图⑨）《中学论坛》（图⑩）《教工战报》（图A1）等；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小报”是支持遇罗克的思想的，如《大喊大叫》（图11）、《只把春来报》等，其中《只把春来报》第二期刊登了张育海等人撰文写了《论出身》（图12）一文，也是对“出身问题”进行的探讨，是少有的支持《出身论》的文章。此外《风雷激》（北京四十一中自编）这样的刊物（图13），收录上述正反双方的文章。这里面有连篇累牍地批判和攻击《出身论》的如《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等，也有开始支持《出身论》，后来感到“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起而“反戈一击”的，如《首都风雷·特刊》。凡此种种，当时思想之混乱，情况之复杂可见一斑。《红鹰》批判《出身论》特刊上，还画有一幅讽刺《出身论》的漫画——《骷髅图》（图14），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幅给“出身论”绘的漫画，由此可以相见，当年为批判“出身论”而处心积虑下工夫的人大有人在。
　　
　　 我也注意收集遇罗克文章中涉及的人和事的延生藏品，如在《中学闻格报》第四期，遇罗克针对当时的北京五十二中女教师郑兆南被红卫兵迫害致死的事件，撰写《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一文，予以抨击，后又读了遇罗文先生所著《我家》一书中提到1966年间有一份叫做《何其毒也》的油印小册子（图15，16），里面也是收录了“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及其丈夫写的申诉信和大字报，在《大喊大叫》小报第二期第四版上刊登的《血泪控诉》一文中（图17），也提到了“郑兆南烈士的两封遗书”，我一直想一睹为快。后经过努力，我在旧货市场终于找到了这个小册子。
　　
　　 遇罗克所撰《“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提及了“北京六中”的“劳改队”，提及了学生王光华（图18）、八十岁的老校工徐沛田被虐杀致死的情况，于是我又找到了《刘邓路线在六中的滔天罪行》一书（图19），里面详细讲述了这段“红色恐怖”历史。为历史，也为遇罗克的批判提供了佐证。
　　
　　 此外，我还收集到陕西宝鸡翻印的《出身论》，上海《批判血统论》（图20）文集，可见遇罗克的影响范围之广。
　　
　　 这一份又一份的“闻格”小报，凝聚了多少辛酸往事，诉说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读来让人感叹!
　　
　　 在遇罗克被害后的第十个年头，1980年，人民书写的历史给了他一个公正的注脚——平反昭雪。虽然他伴着不平等而生，为着不平等呐喊，也因不平等而死，但历史终究为他讨了一个“说法”。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去收集、整理、挖掘“出身论”系列藏品，保护、抢救这些资料，才能不辜负遇罗克们的涅磐往生!
　　
　　 今年是“闻格”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我是“闻格”结束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我们这代人，不再为“出身”而苦恼，不再因“出身”问题而祸事连连，纠缠不清，时代在前进，“出身”也无“论”可争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因“出身问题”而遭受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父辈们，不能忘记像遇罗克一样为真理而勇敢疾呼，为“常识”的普及而付出生命代价人们!不能忘记“闻格”的历史教训!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啊!，你安息吧，后死者没有忘记你，没有忘记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
　　
　　
　　
　　 西峰秀色
　　
　　 2006年3月9日于北京（初稿）
　　
　　 2006年3月10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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