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山：炮轰广州军区

阿陀 · 发表于 2011-1-13 09:59:13

文革广州武斗（1） / 山不山
2010-07-09 20:14 | 阅读(1000)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中小
“文革”武斗博物馆
广州六七反军和系列抢枪事件

这是1967年7月～9月间，广东省会广州市发生的“红旗派”与军队的矛盾冲突及两派抢夺军用物资用以武斗的系列事件。

“一月夺权风暴”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造反派夺取了省市各级领导权，并围绕权力分配问题，旋即发生分裂。而原领导人与军队的联系，使得一些军队领导自然处于同情原地方领导人的立场。

1967年1月下旬起，全市各级党组织因被夺权而陷于瘫痪，各级领导干部已无法履行职责，致使生产无人管理，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1月22日，由广东省和外地来穗的一些群众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布向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日报社夺权。同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就接管广州日报《告全市革命人民书》。

1月23日20时，“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又宣布对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和广东电视台夺权，并在《广州日报》发布“通令”。

1月24日，“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向广州市委夺权，并于1月31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夺权通告》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月25日，又一派性群众组织“广东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并宣称“接管”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并因此在市公安局内与已于22日宣布对公安局夺权的另一组织“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发生冲突，有数十人被打伤、挤伤。

1月28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驻广州市公安局接管监督小组”发表《告全市革命人民书》，谴责1月25日的再夺权。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此后，驻穗部队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广州军区为此除从驻穗机关、部队中抽调6000多名干部外，又陆续调2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进入广州。

1月26日，广州警备司令部派出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2月28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发布布告，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管。

面对军队实际接管广东省和广州市权力的局面，进行夺权而又立即失去权力的“省革联”派，与军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迅速打出了反对广州军区和黄永胜的旗帜。

1967年2月8日，“省革联”冲击广州军区，要炮打黄永胜。受到军区的镇压。

3月以后，军区严厉取缔了与“省革联”关系最深的几个组织，如八一战斗兵团、珠影东方红、老红军总部等，通缉几名学生头头。

“省革联”组织，后来大部分成了广州“红旗派”的组织。

1967年3月2日，广州警备区主持召开广州市三级干部会议。决定由广州警备区负责人为主，吸收市委、市人委部分负责人和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组成“广州市生产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市的工农业生产。

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州市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军管会在广东省军事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对全市实行统一领导。

他们从4、5月份，开始高喊着揪广谭的口号，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等翻案。所谓广谭，具体是指黄永胜和陈德，但泛指整个军管会和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揪广谭的主力是“红旗派”组织，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封闭省军管会的专政小组。

随着广州地区两派争斗和武斗事件的愈演愈烈，以及军队插手两派纷争的程度愈来愈深，造反派对军队“支一派打一派”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意见，并发展成为反军立场。

1967年6月6日，广州地区造反派发出《炮轰黄永胜紧急战斗动员令》。8月1日，《红色暴动》等小报上发表了《论夺军权》等文章。

武汉“七•二0”事件后，广东的“红旗派”立即掀起了反军狂潮。

8月上旬至9月9日，《红色暴动》等小报上发表了《批陶必揪广谭》等文章。

7月下旬～8月上旬，“红旗派”反复强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忘记的伟大真理”。随着广州地区武斗事件接连不断，“红旗派”决定建立起准军事化的专业武斗机构和大军。8月11日，广州地区“红警司”成立。

广州的“红旗派”头头们密室里策划说：“搞武器扩大实力很重要，办法只有去仓库抢劫。这些事情只有小将去才行，出了乱子也好说话”。就在“红警司”成立前后，造反派已开始进行抢武器等行动。

7月19日，广州发生第一次抢武器事件；造反派一些人抢劫广州铁路局武装部和驻军枪支，接着抢劫广州兵库、各武装部、派出所、公安局、公安分局、部队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8月5日深夜，派性组织煽动1000多人，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将两名值勤解放军战士击昏后，捆绑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以武力强行冲击广州公安局武器库，砸开武器仓库大门。至8月6日，抢走各类枪支1850枝，子弹数万发。这是广州的派性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抢枪。

这一严重事件引起中央的重视，曾派出调查团来处理。此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

8月7日，一派群众组织又抢走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

8月8日晚，一派群众组织近百人乘车到郊区新市附近的金鸡岭枪械库抢枪，并用于第二天在中南林学院的武斗。白云机场附近的农民后来也携枪炮参与中南林学院的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一派性组织的汽车还撞坏了白云机场飞机跑道灯5个。致使8月10日的飞机航运计划被打乱。

8月9日，派性群众组织开着架有机枪的卡车冲进市军管会大院，对办公室和警卫连大楼进行打、砸、抢、搜，劫去一批枪支弹药。

8月10日～12日，派性组织8次冲击广州警备区机关，抢去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

8月10日晚，造反派又依恃人多，到长堤抢了广州市人民银行保卫金库的一个连解放军的武器。8月12日，他们又开两部卡车到市内海军后勤部抢枪，抢了该部的军用卡车和两卡车武器。

8月20日，他们策划从5个方面下手抢石井海军仓库武器：1、抢占附宾铁路和车站；2、抢占水厂、电厂；3、抢占白云山及其周围基地；4、打下广东省总大会，建立珠江北岸的防线；5、赶走各单位军管军训人员。安占钦广州制高点、城市交通要道。他们制订计划后，就强占了广州几乎所有的制高点广州人民银行、海关大楼、邮电局、广播电台。造反派在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设广播电台，强占太古仓库等粮食货物仓库，还火烧了一些仓库。造反派占领广州制高点后，把子弹射向群众，把手榴弹投向群众，把炮弹、化学弹轰向群众。

随着广州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级军事机关屡遭冲击，连军管会也工作困难。

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各派56名代表赴京，由他亲自主持进行协商谈判。

两派代表在京期间，周恩来由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等陪同，先后召开有两派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5次和一二十人规模的小会数次。

在8月22日凌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着重提出停止武斗的四项紧急措施：(1)各派组织立即停止夺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2)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3)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4)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各派谈判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坚决执行。

但是，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的承诺很难落实。就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广州“红旗派”组织的上千人冲入广州军区大院，占领了指挥大楼，企图绑架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和副司令员温玉成未果，即把出面接见他们的军区第四政治委员孔石泉劫持而去，次日才被部队设法救出。

至11月2日，广州两派群众组织赴京代表经过周恩来耐心说服教育，终于签署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此后，两派组织的抢夺军队军用物资事件得到一些遏制。

但在1968年5月～7月，两派的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出现，局势再度恶化，两派群众组织持枪武斗有重新抬头之势。

1968年7月8日～10日，省、市革委会于7月8日～10日联合召开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会后，在驻军和省、市革委会的领导下，由解放军官兵、基层干部、群众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大小字报、标语、广播、宣传车等各种形式，深入大街小巷、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并采取切实措施维持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工人纠察队则出动拔除派性活动据点和武斗制高点，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仅10多天时间，全市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即基本恢复正常。26条线路的公共汽车，除个别线路外，基本恢复正常行驶。全市共拔除武斗制高点和派性活动据点90多个，收缴了一批武器装备。两派的武斗流血事件得到制止。

但是，当时虽然号称“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军队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军方和“东风派”联合对“红旗派”组织和人员实行了高压政策进行各种打击，并在此后的运动中，对“红旗派” 人员采取了多种残酷镇压手段。

尽管在林彪事件后，“红旗派” 人员以揭批林彪死党黄永胜为名，“愤怒控诉林彪反革命路线对我革命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和残废”，但广东两派人员的政治地位和处境，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此后，广州警备区统一协调和组织驻穗陆、海、空军部队维护城市治安。据不完全统计，1967、1968年共收缴各种枪炮1.7万多件，子(炮)弹20多万发，手榴弹2474枚，还有大量冷兵器。此外，还收缴被抢各种机动车343辆。

（资料来源：广州地区“揭批查”材料；广东两派小报；《广东省志》；《广州市志》；《广州党史》；一听：《文革杂记:炮轰广州军区》）

（习歆何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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