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一听）：血统论红卫兵

阿陀

文革杂记   血统论红卫兵

　　在研究1966年广州红卫兵运动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北京的情况。因为北京红卫兵是
全国红卫兵的样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全国引起疯狂的模仿。和北京一样，广州的
第一批红卫兵，大部分来自干部、军队家庭，只有他们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
格去革别人的命。从父辈那儿，他们可以很快地了解中央的动向，掌握运动的进展，从
而抢占先机。

　　7月29日，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
批：“基本如此”。这短短的18个字，几天之内，便风靡北京，并在全国刮起了一股
“血统论”的狂风。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
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
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
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
“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
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一张来自北京红卫兵的传单发出令人震悸的呐喊：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
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
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
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
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
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
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
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
：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
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
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

　　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高干子弟）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
报，在广州也广为流传，“血统论”在出身“革命家庭”的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尽管在他们当中，也有人对下联心存疑惑，但上联所唤起的自豪感、优越感，已经使他
们忘乎所以。第一批走到文革前台的，正是这些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
部、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庭）的子弟，其他非红五类家庭的人，在革命的舞台上，备
受排斥，几无立足之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
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
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五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
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
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
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
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张根生对主
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 月初由旧市委搞
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
’，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
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就有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
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

　　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 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
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
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
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出身论的源头来自他们的父辈，“家庭出身”这一观
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血统论”大行其道，造成学生队伍的急剧分化。

　　出生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当然不会赞成把现存的政权结构统统摧毁，不会赞成把
所有当权派（包括他们的父母）统统打倒。因此，主义兵对炮打司令部，有所保留，是
情理中事。他们的态度是：

　　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提出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决不是非要将司令部都整个儿搞垮。但是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
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决不可上了他
们的当。

　　对于炮打中南局、省委、市委各司令部，外地的和广州的红卫兵都不十分了解各司
令部的内幕，是不是可以将了解的情况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去煽风点火，去将各司
令部的盖子揭开。但是炮位要正，我们反对盲目的炮打，更反对包办代替性的炮轰，因
为这样对运动只会有害而不会有利。无原则的斗争各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也是错误的。

　　但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青年学生，就不是这么看了。
他们成为最激烈的造反派，并把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诸如主义兵，斥之为“保皇
派”。广州的红卫兵中，73％的干部子弟，加入了保护他们父辈的所谓“保皇派”组
织，而61％的知识分子子女和40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则加入了造反派
的行列。从两派组织的成分来看，82％的“保皇派”， 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45％的
造反派，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文革期间狂热的造反浪潮，当
它还处于破四旧阶段时，其主力是红五类青年；但当它的矛头已经对准党政权力机构
时，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则是对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强烈不满的宣泄和报复，这时，
非红五类的青年便成为主力。

　　所谓非红五类，即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如小贩、中农、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
等，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等，后来发展成黑七类、黑十一
类），他们不仅丧失加入红卫兵的资格，而且丧失做一个“革命群众”的资格。中山医
的红五类贴出大字报，规定黑七类不准唱《不忘阶级苦》这首歌；不准到食堂吃饭；不
准讲造反；不准讲革命；不准写大字报谈个人观点。在大部分地方，黑七类都是开会没
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不准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不发《毛主席语录》，不准唱革命歌
曲，不准出去串连，不准下乡劳动。更有甚者，他们还要老老实实成为革命斗争的对
象，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

　　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其革命对象，主要是这些“黑五类”、“黑七类”。而这
些人即使在文革前，已经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只不过又再踏上一只脚。在某些已
经隐隐预感到文革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不同，自己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党政高级干部中，
也有一种潜意识，希望以“黑五类”作为运动的防洪堤。

　　然而，文革确实与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黑五类们这次再也不甘沉默了。省委文革
小组接待组接到大量情况反映，对把家庭作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反应极其强烈。

　　近来，各学校和机关建立红卫兵组织，许多学校都提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
这对非红五类（小贩、中农、城市贫民）等家庭出身的学生震动极大，他们纷纷到省委
质问，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是谁规定的？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中农、小贩、城市
贫民、自由职业等家庭算不算红五类？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学生说，重在表现是党的政
策嘛，为什么不让参加红卫兵？

　　接待组听到来自广州市大塘中学（民办）学生的反映：该校情况较乱，一、运动无
人领导，学校红卫兵虽然人数只有四十余人，但已分成两派，各搞各的，领导不了学校
的运动，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也不甚起作用。二、红卫兵把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当作敌人
看待，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敢返校。因此，全校四百多人，现留校只有七八十人。
三、学校公物遭受严重损坏。有的学生偷窃教师的东西也无人处理，学校的财务账目全
被搞乱；学校的印章也由红卫兵掌管了。四、全校教师1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10人，
大部分是历史上的问题，未发动群众斗争，只凭档案材料定罪，有的斗了一天，就送回
原籍。五、有的红卫兵抄家缴获的财物不归公。有的红卫兵打人。六、红卫兵热衷于押
地主回乡，对学校运动不感兴趣。

　　一些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便自己拉起战斗组之类的小组
织。但他们马上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广州八一八继红中学一些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跑
到省委反映，他们由于不能参加红卫兵，只好串连了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组织起“向
上战斗小组”，“进行破四旧、写标语、押送四类分子回乡等革命行动”。但学校的红
卫兵挖苦他们“向上”二字是向上爬，领导权不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并斥责他们取消
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驳红卫兵是“左倾关门主义”，红卫兵骂他们犯了方
向性错误，是“狗崽子”。双方关系形同水火。

　　这一类情况，在广州市几乎所有大、中、小学里，普遍存在，屡见不鲜。五花八门
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
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
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
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
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
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
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
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
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
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
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
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
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各方面也
无法稳住了。

　　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但演变成大规模的浪潮，则是8月初的事
情。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学生在“打黑帮”时，把第一副校长卞仲
耘活活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中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据后来公布的数字，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有一千多人被打死。

　　当北京的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殴打老师以后，暴力浪潮便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天津、
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尽管9月初毛泽
东觉得大规模暴力斗争的火候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他告诫人们：“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
斗”， 但广州的红色恐怖，仍然持续到10月份。打人最厉害的是中学，而且是干部子
弟、军队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像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等。

　　广东省委竟然妙想天开，想出一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对本地红卫兵，由与省委
关系较好的主义兵成立纠察队；对外地红卫兵，则请陶铸在京选派红卫兵纠察队南下，
共负督察纠绳的责任。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宣告成立，纠察队的
任务，“随时随地严防敌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骚扰人民生活和社会治安，破坏
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
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

　　9月中旬，陶铸在北京接见声名威赫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要求他们10月到广
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担任纠察。国庆前夕，陶铸让秘书打电话告知广东省委：“西城区纠
察队有300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陶已答应。”然而，10月4日，当部分西城
纠察队员持陶铸的介绍信，南下广州时，他们的名义却变成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
陶铸已经闭口不提什么“维持秩序”了，只要求“帮助他们安排在广东农村参加农业生
产。” 显然，中央情况又起了变化。

　　从11月18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可以看出端倪。通告强调，任何厂矿、
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1月27日，周
恩来在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代表时，明确指出，专政工具只有两个，一个是解放军，另
一个公安机关、法院、监狱。

　　中央认为不能由红卫兵接掌和扮演专政机关的角色，红卫兵只是受无产阶级专政保
护的一个组织。社会上立即把红卫兵纠察队斥之为“宪兵”。很快，北京西纠也被解散
了。12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卫兵时批评：“纠察队的名字，开
始还有好意，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工贼破坏罢工，防资本家的狗腿
子。手挽手的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红卫兵的上一级。” 这是不能允许
的。

　　因此，广州主义兵虽然成立了纠察队，但在那个一瞬千里的年头，并没有起过多少
实际作用。

　　9月底，以破四旧，立四新为标志的文革第一阶段，已临近尾声。

　　下一阶段，中共的各级组织将受到全面的冲击和清洗，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革到这些
红五类红卫兵的父母头上。届时，血统论势必从“动力”变成“阻力”，这是毫无疑问
的。不借助所谓的非红五类力量，根本无从实现这一革命。于是，舆论的准备，从10月
间开始了。

　　10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时，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他明
确指出：“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我不同意黑七类这个‘黑’字。”
谭力夫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眨眼间就倒了。

　　紧接着，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把那副对联斥为“血统论”，加以彻底否定。他说：“各地流传着一种所谓‘自来红’
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青年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迷惑一批
学生，实质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中央文革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力也表态了：“我们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
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

　　这场争论，最后由毛泽东在10月24日一语定乾坤，他说：“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
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
身好吗？”而另一个名词，则从这时候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就是：“修正主义红
卫兵”。那些反对炮轰中共省委、市委、地委的红卫兵，被冠以这样一顶可笑的帽子。
许多久经政治斗争磨练的中共领导，似乎已经嗅出了舆论转向所蕴含的危险气息。10月
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处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讲到陈伯达的报告提出“不偏左就偏
右，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的观点时，赵紫阳插话：“这句话，到会同志很多意
见，可能将来还得改。陈伯达批评‘自来红’时，大家也不同意，这样就是不讲究家庭
成份了。” 他们都意识到，一旦成千上万的非红五类学生冲上舞台，大局将不堪设
想。

　　但无论如何，事实是，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
兵），突然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被颠覆”的惨痛经历。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
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
斗。威名赫赫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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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记——血统论红卫兵

寄件者：草根 (草根@阶级.人)



文革杂记——血统论红卫兵

　　在研究1966年广州红卫兵运动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北京的情况。因为北京红卫兵是
全国红卫兵的样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全国引起疯狂的模仿。和北京一样，广州的
第一批红卫兵，大部分来自干部、军队家庭，只有他们才具备纯正的革命血统，才有资
格去革别人的命。从父辈那儿，他们可以很快地了解中央的动向，掌握运动的进展，从
而抢占先机。

　　7月29日，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
批：“基本如此”。这短短的18个字，几天之内，便风靡北京，并在全国刮起了一股
“血统论”的狂风。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
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
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
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
“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
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一张来自北京红卫兵的传单发出令人震悸的呐喊：

　　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
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
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
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
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
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得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
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
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
：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
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
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

　　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高干子弟）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
报，在广州也广为流传，“血统论”在出身“革命家庭”的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尽管在他们当中，也有人对下联心存疑惑，但上联所唤起的自豪感、优越感，已经使他
们忘乎所以。第一批走到文革前台的，正是这些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
部、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家庭）的子弟，其他非红五类家庭的人，在革命的舞台上，备
受排斥，几无立足之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广州成立。省军管会文革资料组一份材料披露了主义
兵成立的经过：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建立，早在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后，就开始酝酿了。
8月20日，首都第一批来广州串连的二十六中红卫兵五人，住在八一中学，帮助他们发
起和筹备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很快得到各中学的支持和响应。总部初期设在八一中学，
后来迁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得到原市委的支持。

　　去年（1966年——引者注）10月以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均为军
干、革干子弟，而且都是高干子弟。陈伯达同志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领导工作
后，他们先后离开了总部。

　　当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张根生对主
义兵曾经有这么一段评论：“主义兵问题，这个组织在去年8月底，9 月初由旧市委搞
起来的。得到中南局、旧省、市委的支持，中南局李尔重在市委当顾问支持‘主义兵
’，当时的头子都是高干子弟……‘主义兵’在破四旧时起了作用，旧省、市委有问
题，依靠他们去解决，受反动血统论影响很深。”

　　青年学生打着“自来红”的招牌，俨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华南师院就有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的组织，一听名字就知道，参加者都是清一色“红色革命
家庭”的子女，在娘胎里就是红的。

　　这并不仅仅是学生自发制定的标准，10月 11日，陶铸在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中，提
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包括：“一、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二、政治思想好；
三、纪律好；四、关于红卫兵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会通过。”他也是
把家庭出身摆在第一位。事实上，出身论的源头来自他们的父辈，“家庭出身”这一观
念，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支撑现存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

　　“血统论”大行其道，造成学生队伍的急剧分化。

　　出生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年，当然不会赞成把现存的政权结构统统摧毁，不会赞成把
所有当权派（包括他们的父母）统统打倒。因此，主义兵对炮打司令部，有所保留，是
情理中事。他们的态度是：

　　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提出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决不是非要将司令部都整个儿搞垮。但是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
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决不可上了他
们的当。

　　对于炮打中南局、省委、市委各司令部，外地的和广州的红卫兵都不十分了解各司
令部的内幕，是不是可以将了解的情况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去煽风点火，去将各司
令部的盖子揭开。但是炮位要正，我们反对盲目的炮打，更反对包办代替性的炮轰，因
为这样对运动只会有害而不会有利。无原则的斗争各司令部的领导同志也是错误的。

　　但家庭成分不好，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青年学生，就不是这么看了。
他们成为最激烈的造反派，并把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学生，诸如主义兵，斥之为“保皇
派”。广州的红卫兵中，73％的干部子弟，加入了保护他们父辈的所谓“保皇派”组
织，而61％的知识分子子女和40 ％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学生，则加入了造反派
的行列。从两派组织的成分来看，82％的“保皇派”， 来自干部和工人家庭；45％的
造反派，来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文革期间狂热的造反浪潮，当
它还处于破四旧阶段时，其主力是红五类青年；但当它的矛头已经对准党政权力机构
时，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则是对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强烈不满的宣泄和报复，这时，
非红五类的青年便成为主力。

　　所谓非红五类，即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如小贩、中农、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
等，还有更等而下之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等，后来发展成黑七类、黑十一
类），他们不仅丧失加入红卫兵的资格，而且丧失做一个“革命群众”的资格。中山医
的红五类贴出大字报，规定黑七类不准唱《不忘阶级苦》这首歌；不准到食堂吃饭；不
准讲造反；不准讲革命；不准写大字报谈个人观点。在大部分地方，黑七类都是开会没
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不准佩戴毛主席纪念章，不发《毛主席语录》，不准唱革命歌
曲，不准出去串连，不准下乡劳动。更有甚者，他们还要老老实实成为革命斗争的对
象，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

　　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其革命对象，主要是这些“黑五类”、“黑七类”。而这
些人即使在文革前，已经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只不过又再踏上一只脚。在某些已
经隐隐预感到文革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不同，自己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党政高级干部中，
也有一种潜意识，希望以“黑五类”作为运动的防洪堤。

　　然而，文革确实与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黑五类们这次再也不甘沉默了。省委文革
小组接待组接到大量情况反映，对把家庭作为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反应极其强烈。

　　近来，各学校和机关建立红卫兵组织，许多学校都提出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
这对非红五类（小贩、中农、城市贫民）等家庭出身的学生震动极大，他们纷纷到省委
质问，非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是谁规定的？要什么条件才能参加？中农、小贩、城市
贫民、自由职业等家庭算不算红五类？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学生说，重在表现是党的政
策嘛，为什么不让参加红卫兵？

　　接待组听到来自广州市大塘中学（民办）学生的反映：该校情况较乱，一、运动无
人领导，学校红卫兵虽然人数只有四十余人，但已分成两派，各搞各的，领导不了学校
的运动，市委派来的联络员也不甚起作用。二、红卫兵把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当作敌人
看待，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不敢返校。因此，全校四百多人，现留校只有七八十人。
三、学校公物遭受严重损坏。有的学生偷窃教师的东西也无人处理，学校的财务账目全
被搞乱；学校的印章也由红卫兵掌管了。四、全校教师18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10人，
大部分是历史上的问题，未发动群众斗争，只凭档案材料定罪，有的斗了一天，就送回
原籍。五、有的红卫兵抄家缴获的财物不归公。有的红卫兵打人。六、红卫兵热衷于押
地主回乡，对学校运动不感兴趣。

　　一些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便自己拉起战斗组之类的小组
织。但他们马上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广州八一八继红中学一些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跑
到省委反映，他们由于不能参加红卫兵，只好串连了非红五类成份的学生，组织起“向
上战斗小组”，“进行破四旧、写标语、押送四类分子回乡等革命行动”。但学校的红
卫兵挖苦他们“向上”二字是向上爬，领导权不知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并斥责他们取消
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们反驳红卫兵是“左倾关门主义”，红卫兵骂他们犯了方
向性错误，是“狗崽子”。双方关系形同水火。

　　这一类情况，在广州市几乎所有大、中、小学里，普遍存在，屡见不鲜。五花八门
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仅一个华南工学院里，便有三个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又冒出
了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红色工人战斗队、赤卫队（主要是教工）之
类的组织，而且还不断有新的组织冒出来，有些所谓的组织，其实只有三五个人。组织
之间，温和的，大逞词锋，互相谩骂；暴烈的，啸聚围攻，大打出手。省委文革小组接
待组有这样一份记录：

　　中山医、华工、广工等校已开展两条路线问题的大辩论。他们来访，多是反映辩论
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解答。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表现不好或有错误的
同学，被点名批判对不对？二、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不让他们参加战斗组，不
让他们上京，不给或减少助学金对不对？三、出身非红五类的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学
生，组织“红外围”对不对？中山医内，思想兵（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和
主义兵斗争激烈，思想兵（即筹委一派）说非红五类子弟是狗崽子，并责成他们200多
人写检讨，要解散“红色娘子军”组织（一个女学生组织——引者注），说她们是反革
命组织，并要她们公开反省承认错误，现在主义兵要求给写过检讨的200多人平反。

　　9月25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说，“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但学
生们不是闹一下，而是愈闹愈凶。尤其是那些红五类学生，愈来愈无法无天，各方面也
无法稳住了。

　　北京的校园暴力，实际上从6月就开始了，但演变成大规模的浪潮，则是8月初的事
情。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一学生在“打黑帮”时，把第一副校长卞仲
耘活活打死，成为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中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据后来公布的数字，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北京有一千多人被打死。

　　当北京的学生开始在校园内殴打老师以后，暴力浪潮便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天津、
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刹那间都笼罩着腥风血雨。广州也不能幸免。尽管9月初毛泽
东觉得大规模暴力斗争的火候已经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他告诫人们：“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
斗”， 但广州的红色恐怖，仍然持续到10月份。打人最厉害的是中学，而且是干部子
弟、军队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像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等。

　　广东省委竟然妙想天开，想出一个“以夷制夷”的办法。对本地红卫兵，由与省委
关系较好的主义兵成立纠察队；对外地红卫兵，则请陶铸在京选派红卫兵纠察队南下，
共负督察纠绳的责任。

　　9月21日，广州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监察部纠察总队宣告成立，纠察队的
任务，“随时随地严防敌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骚扰人民生活和社会治安，破坏
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权逮捕”；“对于一切破坏文化大革
命的冒牌红卫兵，和政治扒手，有权依法处理。”

　　9月中旬，陶铸在北京接见声名威赫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要求他们10月到广
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担任纠察。国庆前夕，陶铸让秘书打电话告知广东省委：“西城区纠
察队有300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陶已答应。”然而，10月4日，当部分西城
纠察队员持陶铸的介绍信，南下广州时，他们的名义却变成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
陶铸已经闭口不提什么“维持秩序”了，只要求“帮助他们安排在广东农村参加农业生
产。” 显然，中央情况又起了变化。

　　从11月18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可以看出端倪。通告强调，任何厂矿、
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1月27日，周
恩来在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代表时，明确指出，专政工具只有两个，一个是解放军，另
一个公安机关、法院、监狱。

　　中央认为不能由红卫兵接掌和扮演专政机关的角色，红卫兵只是受无产阶级专政保
护的一个组织。社会上立即把红卫兵纠察队斥之为“宪兵”。很快，北京西纠也被解散
了。12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卫兵时批评：“纠察队的名字，开
始还有好意，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工贼破坏罢工，防资本家的狗腿
子。手挽手的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红卫兵的上一级。” 这是不能允许
的。

　　因此，广州主义兵虽然成立了纠察队，但在那个一瞬千里的年头，并没有起过多少
实际作用。

　　9月底，以破四旧，立四新为标志的文革第一阶段，已临近尾声。

　　下一阶段，中共的各级组织将受到全面的冲击和清洗，革命将不可避免地革到这些
红五类红卫兵的父母头上。届时，血统论势必从“动力”变成“阻力”，这是毫无疑问
的。不借助所谓的非红五类力量，根本无从实现这一革命。于是，舆论的准备，从10月
间开始了。

　　10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时，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他明
确指出：“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我不同意黑七类这个‘黑’字。”
谭力夫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眨眼间就倒了。

　　紧接着，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把那副对联斥为“血统论”，加以彻底否定。他说：“各地流传着一种所谓‘自来红’
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青年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迷惑一批
学生，实质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传什么‘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中央文革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力也表态了：“我们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
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

　　这场争论，最后由毛泽东在10月24日一语定乾坤，他说：“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
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
身好吗？”而另一个名词，则从这时候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就是：“修正主义红
卫兵”。那些反对炮轰中共省委、市委、地委的红卫兵，被冠以这样一顶可笑的帽子。
许多久经政治斗争磨练的中共领导，似乎已经嗅出了舆论转向所蕴含的危险气息。10月
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处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讲到陈伯达的报告提出“不偏左就偏
右，不偏无产阶级就偏资产阶级”的观点时，赵紫阳插话：“这句话，到会同志很多意
见，可能将来还得改。陈伯达批评‘自来红’时，大家也不同意，这样就是不讲究家庭
成份了。” 他们都意识到，一旦成千上万的非红五类学生冲上舞台，大局将不堪设
想。

　　但无论如何，事实是，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
兵），突然面对一次莫名其妙的“被颠覆”的惨痛经历。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
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
斗。威名赫赫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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