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和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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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实录

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和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字报

　　晨明按：谈河南文化大革命不能不从郑州大学谈起，谈河南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不从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谈起。　　
　　当时我们对于这两件事都是知其梗概而不明其详情，知其详情的是河南省文化革命中最早赴京上访、向党中央反映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三个学生：他们是：后来名噪全国的二七公社负责人党言川；曾任郑大联委服务组第一任一号服务员的方复山；虽然从未参加校服务组却一直是郑大联委坚定战士的刘松盛。　　
　　党言川已不幸病逝，刘松盛难述详情，方复山不辱使命，黄灯青案，茹苦数年，写成回忆录《风雨十年路——我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其中对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和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一张大字报形成经过叙述甚详。兹录于下，以慰方兄辛劳，并飨读者渴望。文字稍事修简，无伤其实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率先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响亮号角。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震动，郑州大学当然也不例外，再也平静不下去了，它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了。当天，中文系一年级王相海、席占修、刘作舟等十四位同学率先贴出大字报，题目是《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判学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弄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这下子，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轰地起来了，同学们再也学习不进去，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当然，王相海等同学的大字报，不仅在郑州大学首当其冲，而且也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它像一声春雷似的响彻中原大地。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郑州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出现了。郑州大学之所以成为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郑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直接与王相海等同学的大字报有密切关系。　　
　　当时，我是中文系六六届二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因为团支部书记梁书学和其他党员同学彭学敏、王鸿玉、和玉琢、魏全学等人抽调到省里整什么材料去了，于是，组织上宣布让我代理团支部书记。当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后，郑州大学党委多次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和团支书记以上会议，校党委书记、代理校长王培育在大会上进行部署，他讲的总的意思是：郑大不是北大，现在象一九五七年那样，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一定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和党委保持一致，特别是对思想落后的学生要严加防范。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给前去汇报的郑大党委宣传部长祝一清打气说：“郑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陆平，你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王培育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特别强调：不准在下边进行串联活动，更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州大学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等大标语、大字报。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前迈一步吧，怕出问题；往后退一步吧，怕挨批评。这时，我们年级辅导员　王映海　老师召集两个班团干部开会，意思是一定要按照校党委、系党总支的安排部署办。其实，我看得出来，　王　老师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恍恍惚惚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得召集全班同学开会，让所谓的落后同学做自我批评，大家进行帮助，实际上就是批判。当时被批判的同学记得有牛青坡、朱松茂、赵宗晔、兰永安等人，这些同学后来都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帮助批判会只开了一次，不敢轻易再搞别的名堂，采取等一等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在郑州大学党委镇压群众运动期间，一开始我也是一名执行者。　　
　　很快，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学校出人命大事了！6月5日下午，太阳快落山时象血一样红，王相海同学从文科楼六层高的顶端跳了下去。当时我也到了现场，看到王相海躺在地上，头破血流，横尸楼下。6月6日，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从数学楼跳下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全校呈现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又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的会议，实际上是声讨王相海、刘光武的大会，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学校还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王相海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倒是王相海的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真是千古奇冤呀！　　
　　看到活生生的同学、老师突然间走向另一世界，不由得使我暗自叹息、暗自流泪，内心感到无比凄惨。真是“船漏偏遇顶头风”，王相海同学、　刘光武　老师刚死不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曾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从文科楼跳下，自杀身亡。　　
　　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了四条人命，真不是吉祥的兆头，而且党委也无法控制学校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省委工作组组长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其中原因就是郑州大学已经沸腾啦！目的是想收拾住局面，不然的话，大火还会烧到省委头上。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内部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不久，我们就知道：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制定了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中央各部委大力派工作组到各学校“控制局面”，实行白色恐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把矛头全部对准起来造反的学生，他恶狠狠地说：“对于大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而且，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以工作组“顾问”的身份到了清华大学，亲自导演了“反蒯（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斗争，把800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从郑州大学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的共174人。由此看来，省委派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在上边是有背景的。　　
　　省委工作组进入郑州大学后，并没有错待我。他们办了个《文化革命报》，抽调我当编辑人员，并负责全校的通讯报导。这样，我就有机会到全校各系、各部门进行采访，了解情况。不管原来是跟着党委跑的同学、老师、干部或职工，不管是受到党委压制　　
　　的另一方，我都能接触到他们，基本上知道双方的想法与打算。通过接触，进行分析对照，我对被党委压制的老师同学产生了同情之心，也为自己过去曾对所谓落后同学进行批判而感到内疚。这时，工作组又导演了对政治系邵维均、贺长有两位同学的批判。原因是他们向党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几个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这下可又捅了马蜂窝了！王相海同学因提校党委的意见遭到残酷镇压，直至被逼死。现在，邵维均、贺长有两位同学因为提省委意见，又遭到工作组的批判。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专门整学生吗？青年学生无非是关心国家大事，出于公心，提些意见，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省委工作组进入郑州大学以后，本来应该清算校党委的问题，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从政治上进行平反昭雪。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却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地进行包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不调查，不研究，官僚主义，坐在屋里听汇报，想当然办事。在王相海同学、　刘光武　老师跳楼自杀以后，竟瞎说：“郑州大学形势好得很！”显然，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州大学工作组，竭力包庇王培育的错误，仍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青年学生，所推行的还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时，他们也批判一下自己定的“反动学术权威”郭晓棠（郑州大学副校长、　国家二级　教授，河南日报曾公开点名批判），也是为了“舍车马保将帅”，使王培育不受触及，能够安然过关。后来迫于形势压力，中共河南省委不得不宣布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撤销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河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这其中奥妙，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原来中央领导同志，据说是周总理，明确地讲：“王培育问题为什么不登报？《河南日报》不登，《人民日报.》登！”　　
　　在对待省委工作组问题上，郑州大学不少师生已经积怨很深。这时，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首先写出反工作组的大标语，一整张白纸一个字，在学校行政楼前张挂出来，上书：“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校园内反对省委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到处张贴出来，毫不犹豫的要把工作组赶出郑州大学，一霎时，形成了反对工作组的高潮。当然，现在看来，言辞未免激烈，但那时的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刘松盛、王汉伦、王天德、王廷振、朱松茂、兰永安等同学也联名合写了一张大标语，表示坚决肃清省委工作组在郑大的恶劣影响。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又是重点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本应站在维护校党委、维护省委及其工作组威信的立场上。但是，王相海同学的惨死教育了我，使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一桩桩、一件件，不能不令人深入地思考，从而决定自己要走的路，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海枯石烂不变心，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工作回到北京之后，严正指出工作组犯的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求解放被党委打成反革命的广大师生。据悉，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严厉地批评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镇压学生的事情：谁镇压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我们共产党人也镇压学生运动，岂非咄咄怪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中共河南省委可能是得知了中央的情况，匆匆忙忙地宣布撤离工作组。在他们撤离工作组的前夕，又不通过全校师生的民主选举，于七月三十日宣布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河南省出现的第一个官办保守派组织。担任主席的是我们班同学彭学敏。他是个“调干生”，进入大学之前为信阳专署机要员。那个时候，大学生中共产党员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刚入学时，我们年级两个班，只有他一个人是党员，曾任两届校学生会主席，又是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以后，还让他以辅导员身份帮助一年级工作，这在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彭学敏是一个红得发紫的人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有六人，其中有学校行政干部郑毅涛。从此以后，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了省委工作组的替身，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广大师生员工的对立面，充当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加上我在报纸编辑部工作，对全校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些，也不像过去那样谨小慎微，而是动脑筋想了许多问题。恰巧在这时候，刘松盛同学拿一份起草好的大字报底稿来与我商量。我看罢之后，觉得基本思想与自己不谋而合，只是文字上尚欠推敲，内容还不够充实，感情也没有得到尽情的发挥与表达。于是，我认真进行了一番修改，加添了一些内容，感情上加以充实，最后我们俩统一了认识，由我执笔书写，然后张贴出去。这份大字报有理有据，集中表达了群众数月来的积怨和思想，当时在郑州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震动，为郑大造反派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这份大字报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尽管这份大字报把我推上历史舞台，又被赶下历史舞台，但我决不后悔，对自己走过的路感到骄傲与自豪。　　
　　回过头来，简单地提一提这份大字报吧。他的正题为《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封信》，副题为“向伟大领袖倾吐我们对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州大学工作组的意见”，共写了三十八张白新闻纸，贴在郑州大学行政楼前的大字报栏内。大字报从二十个方面揭发批判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州大学工作组所犯严重错误。比如“前言”第五段写道：“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河南省委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对运动领导不力，步子缓慢。……尤其是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在领导郑州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处理前郑大党委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中共河南省委在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大字报在谈到第十九个问题时写道：“以上这些，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共河南省委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求稳思想，甚至省委内部可能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更大的牛鬼蛇神是否暗藏在省委内部，值得我们考虑，值得我们深思！”大字报末二段写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不怕任何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我们怀着最强烈的阶级感情，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倾吐我们对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的看法。由于我们思想水平不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和错误。”大字报最后写道：“我们怀着非常急切的心情，渴望我们最伟大、最敬爱、最英明的领袖毛主席在百忙中给予指教。我们认识对吗？这些问题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我们下一步如何办呢？等等。切盼！切盼！”　　
　　在郑州大学，在河南全省，我们的大字报，首次系统地、完整的、具体的把问题提到省委头上，而且是摆事实，讲道理，富有真情实感。即使提到省委哪位领导人的名字，后边都带有“同志”二字，不扣帽子，不强加于人。当时两派斗争很激烈，争论得热火朝天，不免有互相攻击言辞。而我们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在全校没有出现反对意见，周围数百张大标语、大字报都是表示支持的。这在郑州大学激烈的辩论与斗争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革命造反报》在创刊时，刊登了我们大字报的全文。　　
　　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时，我和党言川走的是两股道。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但从路线上讲，我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是受害者。而这张大字报使我们俩走到一起了。在校内金水河小桥南边，党言川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老兄和我们站在一起闹革命，非常感谢！”　　
　　当时，我们只是在大字报上向毛主席、党中央倾吐心曲，并未考虑到北京去。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使我们认识到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在我们党内有个隐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而明确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党言川大概是较早得到消息，于8月7日第一个上北京告状，我与刘松盛也于8月8日动身到伟大首都北京去。我们三个人是河南省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京上访最早的三个大学生。　　
　　在火车上，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的“十六条”。《决定》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决定》提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第一“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还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听着听着，我们越来越受感动，因为斗争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得更加深刻，更加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念。正当我们还在沉思冥想、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的时候，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　　
　　到了北京以后，在国家地质部招待所见到了党言川。当时，全国进京的大学生只有几百人，全部安排在地质部招待所，公家管吃管住。8月10日下午，我们到国务院接待站见到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徐明同志。他是一位很谦和的女性，耐心的听我们汇报郑州大学和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可是，就在这天下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待站前的长安街上接见祝贺“十六条”发表的首都革命群众。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可惜我们是关着门汇报的，不知道外边的情况，真是错失良机，后悔莫及，为没有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感到非常的遗憾。　　
　　8月12日　，由党言川执笔起草，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在北京发表了一份大字报，正题是《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副题是“揭发河南省委某些负责人和省委驻郑州大学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党若平在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右倾错误”。这是从二十个方面反映河南问题的。其中提到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妹妹、郑大数学系学生张凤芝在受到残酷迫害时所写的《绝命书》，轰动了北京城。大字报中引用的张凤芝的《绝命书》开头写道：“敬爱的父母，您的最小的女儿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的年迈的母亲，您怎么能想到春节的一面，便是母女的最后一别，我再也见不到您了。我的生身父母，你们不要为此过分伤心。但临死之前，我要向父母说明，您的孩子没有反党。我在您身边长大，我永远不会忘记父兄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会忘记血泪斑斑的家史。不会忘记我六岁那年，二哥（指张钦礼同志)捉住我的手，指教我会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抱定了沿父兄的革命道路永远走下去的心愿。但是，现实对我的压力，使我失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我不怕死后给我加上反党的帽子。我也知道，走这样的路太惨了。我的亲人，敬爱的父母和同跑哥姐，我是被逼死的……”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怎能不叫人伤心悲痛呢？怎能不激起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切齿痛恨呢？当时幸亏张凤芝的《绝命书》被同学们发现，经过苦口婆心的解劝，而且又有人看护，才没有最终形成更大的悲剧。我们在大字报最后写道：“我们认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一个市，一个省的事情。全国的革命学生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并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忙忙活活一天，到了晚上，党言川余兴未尽，独自又跑了出去。刘松盛觉得累，早早躺下休息。我是既不想出去，也不想马上睡觉，就坐在桌边翻报纸。一会儿，听见外边乱糟糟的，就跳下来，走了出去，看见人们都在往招待所的会议室涌去。我站在走廊里，看见一大群学生拥着两个年纪大的人，顺便问：“干什么的？”一个人答道：“省委领导接见我们。”“你们是哪个大学的？”“西北大学！”边问边答，我也随着他们到了会议室。经过主持会议者介绍，我才知道，那个四十多岁的人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哪个五十上下的人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志——原来他就是《王若飞在狱中》的作者！霍士廉比较瘦气，个子较高，有点文质彬彬；杨植霖的个头也不低，白胡茬子，比较土气平常。两位省委书记是来听取西北地区大学生们的意见的。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有些进行了答复，而有些问题却答复不成。这时，西北地区的大学生们提出要见江青，霍士廉解释说：“江青同志是中央重要领导人，我怎么答复能见不能见呢？”有的同学提出打电话联系一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于是，霍、杨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就走到走廊尽头的桌边打电话，我也跟了过去。霍士廉拨了几次电话，说联系不上，有的大学生说等一等再说。趁这个机会，我挤到跟前，说：“霍书记，我是河南的，陶铸同志原来是我们中南局第一书记，能不能联系一下，就说河南有人想见他。”霍士廉说：“陶铸同志现在也是中央重要领导人，他和江青同志一样，恐怕不容易见到。”我说：“见不到陶铸同志，能不能见一见我们河南省委书记？”霍士廉答复说：”这个可以，我可以转告刘建勋同志。你是哪个大学的？叫什么名字？给我写一下。”当场我写了郑州大学赴京反映情况的三个人的名字。霍士廉接了我的条子以后，在西北学生的催促下，又给江青拨了电话，还是联系不上。借此机会，两位省委书记给大家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鼓励大家要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并且表示省委支持他们起来闹革命。有些问题请示中央后，回到西安、西宁后再予答复。大学生们围着两委书记，七嘴八舌，说这道那，无拘无束，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散。我回到宿舍躺下，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8月13日　，我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中午吃饭时，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一位大学生问：“你们是河南的吧？”“是，什么事情呀？”那位大学生说：“你们河南省委书记派人来找你们，没有见到你们，他就走了，下午可能还会来。”果真不错，下午四点钟左右，真的有人来找我们。他自报门庭说：“我叫黄松高，刘建勋书记派我来接你们的。”我们不约而同的说：“好呀！”黄松高问：“你们是哪所大学的？”我们回答是郑州大学的。他说：“外边有车，咱们走吧！”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插了过来，他说：“我是新乡师范学院的教师，能不能一块去见一见刘书记？”黄松高说：“可以，走吧！”小车开到北京前门饭店门口停下来。进到里边，碰见一个白发老头走了过来，黄松高低声说：“那就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到了刘建勋住的地方，这是个两间大的屋子，用屏风隔着。刚进门，党言川突然冒出一句：“刘建勋，你在郑州大学问题上有没有错误？”来客的突然发问，令人防不胜防。对于一般人来说，会感到尴尬难堪，出现僵局。刘建勋不愧为富有经验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这时，只见刘建勋招招手说：“同学们，不要急嘛！有什么话，先坐下来再说。”可能就是这一次，党言川给刘建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读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提法是“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如何如何。待我们坐下以后，刘建勋问：“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呀？”我们一个个报了姓名，黄松高认真地记着。刘建勋说：“刚才小党提出，我在郑州大学有没有错误的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右倾错误。原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啦，“十六条”也发表了，我也明确了方向，有了依据，坚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办。回去以后，准备在郑州开十几万人大会，或者更多人也可以，号召广大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你们看怎么样？”“好！”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刘建勋接着说：“关于郑州大学问题，抽时间我向郑大广大师生作检讨。”刘松盛问∶“刘政委，你号召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内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笑了笑说：“小刘呀，你提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我能随便说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经过组织上核实，谁有重大问题，够上条件，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刘建勋同志的答复，我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我接着问：“刘书记，同学们在大字报中质问党若平是什么人，工作组在郑大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的做法，你认为怎么样？”刘建勋风趣地回答：”党若平是什么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嘛！他还能是什么人？驻你们郑州大学工作组是省委派去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不要纠缠党若平同志，我是省委第一书记，责任在我身上。当时，郑大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上级的指示，就派工作组进去。现在不是已经撤离了吗？”对于刘建勋同志的答复，我们觉得满意，气氛就活跃起来，双方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作为高级干部，刘建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打心眼里喜欢他，敬重他，更佩服他。 晚上，我们和刘建勋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见到了朱德委员长。回到前门饭店，刘建勋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我明天要回河南去，你们回不回？”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认为咱们的省委书记态度很明确，没有必要再找其他领导人，回去就回去吧！刘建勋说：“好！咱们一路，明天也准备你们的车票，到时候我派车到地质部招待所接你们。”　　
　　8月14日　，吃罢晚饭，刘建勋派小车来接我们，在北京车站稍微休息一下，便登上了南下列车。刘建勋给我们安排的是卧铺。火车到新乡时，天将黎明，师范学院那位老师下了车。黄松高也把我们喊醒，领到刘建勋在火车上的包厢里。刘建勋同志语重心长的给我们谈他年轻时代的情况，他问：“你们看过梁斌同志写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党言川直言快语地回答：“我们三个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哪会不看？”刘建勋接着说;“我是河北沧州人，梁斌同志在《红旗谱》中写的保定二师闹学潮，我是二师的学生，也参加了学潮，就是今天的学生运动形式。那时我才十九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不甘心当亡国奴，打鬼子去！哪如你们现在的大学生，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我强得多呐！ ”刘建勋同志还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一直给我们谈到郑州。比如他说：“要想学会游泳，首先敢于下水，不敢下水，就不可谈游泳。只有大胆的跳下水去，才能学会游泳。在游泳中掌握技巧，提高本领，成为游泳能手。这就是‘敢’字与‘善’字之间的辨证关系，首先是‘敢’字当头。做人要做有志气、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认准是真理，就要坚持，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许多革命先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但是有了错误，也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掩饰，不要弄虚作假，要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刘建勋的话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的心，他的句句指点，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8月15日　晨，我们披着朝阳回到了郑州大学。下午，我们串联了三十八名同学，在学校南门外的机械厂开会。到会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认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与我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应该另立个组织，自己干自己的。大家说，我们是串联到一起的，就叫联络委员会吧！从此，河南省第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就光荣诞生了！他像一棵茁壮的幼苗，在中原大地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冲破各种干扰和阻力，显示出她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大家决定晚上召开个大会，把北京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社会上广为宣传，名字定为“赴京同学汇报情况大会”，会场设在郑州大学操场，并以我们自己的组织名义贴出告示。没有料到，前来参加大会的竟有四、五万人。郑州大学第一次与社会挂上了钩，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红火起来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文敏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领导同志也来到大会场旁听。大会由我主讲，向大家介绍在北京见到的情况，如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串联、北京高等院校的运动情况等等。党言川、刘松盛作了补充发言，谈了“炮打司令部”要敢字当头又要善于革命，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问题。总之，我们把在首都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传达给大家。整个会场气氛热烈，群情激昂，揭开了河南文化大革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但是，我们要召开汇报大会的告示刚一贴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攻击说我们的组织是非法的。汇报大会开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学敏、副主席郑毅涛等人以“正统”身份，强行要主持会议，而我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发生了争执，互相推推拉拉，最后把校文革的人轰下台去。这就是当时他们造舆论说我们打他们的事实真相。会场距离物理系教学楼比较近，该系几名教师以“革命教工”名义，广播声讨“党言川一伙”，还用扫帚写出一张白纸一个黑子的巨幅标语：“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校文革主持不成汇报大会，又在文科楼前聚众演讲，说什么“汇报大会没有校文革主持就是非法的，就是一个不光明正大的黑会”几万人参加的大会，而且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人也在下边听着，怎么成了黑会？校文革又造谣我们打了他们，于是，“打倒党言川！”、“打倒方复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十六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校党委到工作组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生，现在校文革也把矛头指向学生，怪不得当时人们挖苦讽刺地说“校文革是省委工作组的私生子”，看来一点也没说错，整学生、整群众是他们的“传家宝”。当时还有一个笑话，校文革一位委员在发言中说：“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工人，打的是全校师生，打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打的是中国共产党”。且不说校文革说我们打人是造谣，单就无限上纲就令人啼笑皆非。　　
　　赴京情况汇报大会在校文革干扰破坏下还是开得比较成功。郑大联委由38人发展到100多人。大家在文科楼中文系阶梯教室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制定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章程，组建领导班子。经过民主讨论，大家举手表决，我被选为一号服务员。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提倡为人民服务，于是我们的领导班子称为“服务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还有党言川、唐伯绪（后改名唐一兵，青年教师），大家戏称我们为三驾马车。服务组其他成员有任延庆（历史系学生）、席占修（中文系学生）、殷树山（政治系学生）杜秀萍（女，外语系学生）梁国喜（数学系学生）、李清云（女，数学系学生）、李玉芳(女，政治系学生)、张松黎（物理系学生）、孟福海（化学系学生）、袁宝珠（校办工厂工人），共十三人。当时的严峻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经常受到围攻和质问。有一次，我到学生第一食堂吃饭，还曾被炊事员夺下饭碗，要与我进行辩论，我就耐心的向工人师傅解释。当然，后来他们也参加了郑大联委，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战士。　　
　　8月18日　，也就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一天，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三位领导，都带着自己的秘书，专程来到郑州大学了解情况，分别与两派代表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我率领郑大联委服务组7名成员，向省委领导汇报　8月15日　至17日的情况，强烈谴责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判有问题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却专门斗学生。省委领导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秘书不停的纪录，领导同志只是听，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就离开郑大回省委了。　　
　　8月19日　上午，刘建勋在纪登奎的陪同下，又来到郑州大学，让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召集全校师生大会。会议议程简单明了。首先，纪登奎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申明几项纪律，接着就请刘建勋讲话。刘建勋没说别的什么，直截了当地讲：现在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其内容共分十条，完全是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充分肯定我们三个人到北京汇报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会议；部分同学串联成立的郑州大学联络委员会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话是正确的，没有可以非议之处。刘建勋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能以任何借口挑动学生斗学生；如此等等。刘建勋支持少数派即革命造反派的大字报在河南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市、县、社的领导干部受刘建勋这份大字报深刻影响，纷纷挺身而出，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带出了一大批干部，使河南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向前发展，呈现一派大好形势。为此，　1966年12月24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是一次汇报会上，公开表扬刘建勋和他发表的大字报：“全国省委书记只有刘建勋发表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由于省委领导同志明确表示态度，，郑大联委由一百多人一下子发展到近千人。中文系李德庆、冯广珍、金玉田、余绍初四位老师冲破阻力，最先在大会上宣读声明，公开表态，完全脱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和郑大联委的学生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按照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生死与共，积极搞好斗批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晨明评曰：郑州大学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我把方复山同志的这段回忆作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实录》的第一章，是非常合适的。发于网上，有三个想法：　　
　　一是对逝者党言川同志的一个纪念。这毕竟是他一生最光辉的经历，我们大家都记着这一点。　　
　　二是向读者展示刘建勋这个原本很可爱的真实的共产党老干部形象，以慰这个至今未得到中央客观评价、但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的冤魂。他的好处，河南人民实事求是地记在心里。　　
　　三是让年轻人了解真实的过去，同时也拷问一下全中国右派的良心：你们污蔑丑化造反派，替走资派脸上贴金，胡编历史，对得起人民吗？！在郑州大学这段真实历史面前，你们难道还敢昧着良心说王培育、工作组是正确的、而造反派不该造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