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长歌话旧游：忆"文革"版《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hank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revolution/339271.html

《新英汉词典》同仁合影，左起：陆谷孙、薛诗绮、葛传椝、雷烈江、吴经训。



沪上一位文章家，为撇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与“四人帮”御用 上海写作组的干系，曾把他所做的工作与陆某某参与编纂的《新英汉词典》作过类比，以证无害。韩非子说过：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虽同，其所以东走则 异。文章家不狂，我非逐者，却都曾事于小组——那时连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层峰也叫小组——橘枳叶徒相似，味大异也。就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新英汉词 典》编写组而论，如何可与位高权重、一呼百诺的写作组相提并论！事实上，编写之初的词典组，在今日回忆起来，乃“文革”这一特定时代问题人物麕集之处，或 说有点像破车、坏车修理场——哪一辆修得差不多了，便开上教育革命第一线去试跑一程。如此开出场去的车，屈指可数，但我确实记得有过这么一辆，开出去以后 大概发现试跑也苦也累，蓦地杀来一通回马枪，贴出大字报，谴责“词典组磨洋工”。你瞧，中国知识人就是可怜，同根相煎的劲儿常胜做学问的勤奋，为了什么姓 “社”姓“资”以及类似的争议，笔墨官司可打个昏天黑地，而且不折腾个够不肯消停，就像毛主席说的“七八年又来一次”。

把我单独抽 出，等同于《新英汉词典》，违背历史事实。在复旦外文系，当年率先提出编写词典的是庄海骅和薛诗绮两位，后有吴经训、李荫华、雷烈江三位被派来充实领导班 子。我是1970年5月从变相隔离的“抗大式学习班”直接发配进组的。其时，先来者已做了一些工作，全组正大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如何 “走出去”问计于工农兵，又如何以“大批判”开路，我在别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提及，恕不赘。薛诗绮对《新英汉》贡献至钜，定夺大纲、编拟体例、撰写小序说明 的都是他，后期还常驻商务印刷厂，协助出样改样。吴经训人称姥姥，大好人一个，至今蛰居同济宿舍颐养天年。李荫华离开编写组后一直是全校乃至全国大学英语 教学的重量级人物，也写过词典学专著。雷烈江与外交部闻人过家鼎是同届学友，前几年仙逝。唯有这庄海骅去美进修之后，鹤迹杳然，至今不知下落，只听说去美 之初，房主宠犬在他床上随意溲溺，曾被他痛打一顿……组内各色人等原来都是只知使用词典的，谁也不曾编过或想过要编词典，唯有葛传椝先生和他的第一个研究 生周叔彝是例外。葛先生受命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时，老夫子急着想自保过关，说是因为世界观没改造好，思想与周扬们一致，所以早在走资派下令以前，自己 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葛的自我批判被认定是为周扬们开脱，于是又是一顿猛批，批得老夫子急眼了，忙不迭用他的嘉定方言声明再三：“我不是说我好，也不是 说周扬好，我是说我不好，周扬也不好，我比不好的周扬更不好。”绕口令似的“葛派”言语惹得怒目金刚的工宣队也不禁扑哧笑出声来！葛虽是“革命大批判”的 现成对象，但一碰到语词问题，精神照样顿时大振，一句嘉定腔：“问题来哉”，然后切状入巧，非发挥到淋漓尽致不可。应当说，如何看懂并能熟练应用“极简主 义”的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如何掌握编写词典的入门技能，葛的引领，功不可没。即使跟他争论，每次也必有收获。譬如，他 要把“for keeps”这个短语译作“规定着赢者可占有所赢得的东西地”，大家说以汉文十五字对英文两个词，佶屈聱牙，没人能看得懂，但是以一个 “地”字来限定短语的状语特征，是种影响深远的启发，释文换码时的语法对等意识，经上述葛派长段文字一激发，深入编写人员头脑，以致时至今日我还能不打格 楞地熟练背出那十五个字来。编写组迁入市区之后，葛先生要换两辆公交车去上班，某日不幸被一辆十七路无轨电车撞倒。交警处理事故时，葛连称自己年 老，timing不行了，为司机开脱。最后在笔录上签字时，葛见“×年元月×日”的日期落款，一见个“元”字误以为仍要驾驶员赔钱，连称不可。做人厚道至 此，今人读来像不像神话？

其他诸路神圣，也各有韵致。徐燕谋先生在“文革”中受创伤至深，常常是独坐一隅，目光呆滞，“工宣队”对他 说话，他总以“勿来是”（不行）作答。某日中午，徐去国权路小肆吃饭，突逢雨下，见室内有伞无主，便借撑了去，谁知回来伞主竟为这等小事恶语相向，弄得旁 观者都看不过去。一位搞美学的大牌硬被派去做词条，整个“navy”条，从头到尾，居然未出“海军”二字，代之以极为拘泥的翻译：“一国所有的舰艇以及服 役其上的全体官兵，兼及陆上弹药库和其他有关设施。”林同济先生因历史上的“战国策”问题，是没有资格编写词条的，奉命摘抄毛选英译本中的语言资料，虽因 做了张“seething popular discontent”（毛原文说到“国统区”民怨沸腾）的卡片，大受批评，但仍工作勤奋，穿一件暗褐色的旧 棉衣，戴一副蓝色袖套，像是回到当年他主办的海光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员。那时候，名目繁多的大小会议开得连“工宣队”员都会当众打瞌睡。明明是问题人物成 堆之处，也要评“五好战士”，记得被提名的是老教师杨烈先生。对提名同意还是不同意，要求大家表态，一位通常是非莫论的先生只是说了“这个……这个……” 便戛然而止，被薛诗绮原封不动写入记录，笑煞我也。这位薛公，也真幽默，百无聊赖开会之际，突然塞来一条：“陆谷孙=鹿角生（读作沪语）”，我即猛烈反 击：“薛诗绮=血死凄（读作普通话）”。接着，两人把组内所有人的名字都起个谐音绰号取乐。可怜知识人，就这样把大好的鲜活想象力虚掷于谬悠儿戏中了。

复旦这儿的词典组本是上述“修车场”一类的过渡性安排。谁知就在此时，市里一个清理敌伪档案小组查档既毕，吴莹、蒋照仁等几位成员也提出编写一部英汉词 典的建议。提议辗转发扬传递，最后呈到上峰徐景贤（相当于今日市委副书记吧？）手里，徐大笔一挥曰可，这《新英汉词典》遂成当局认可的“项目”。吴、蒋他 们那边据说先是从大专院校补充了几号人，又闻复旦这边有人同好，便提出双方合并，我们也才从草台班子状态转入正规。合并之后，1+1>2，清档那边 来人多少壮骏迈，吴莹是位能干女将（无怪乎后来当上译文出版社的一任总编，还是世纪版《新英汉词典》的主编）；蒋照仁组织收发有序，稿上常见他用木刻似的 汉字写下警言：“慎之啊，慎之！”后有同仁因此建议给蒋改名。并入人中还有我过去的学生俞惠中、刘祖华等，都是而立年纪；还有位华师大的陆锦林同志，争论 个什么问题，头一歪便是一篇宏论，进锐退速自如，对于冲破复旦编写组这边的暮气大有裨益。上外派来位江希和教授，力主同义词辨异，终成铁杆“大辨”。华师 大的孙梁，圣约翰本科和清华研究院的背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以《罗曼·罗兰文钞》闻名于译界，我这个后生小子原曾在仰望中与他有数面之交，来到同一 个词典组，朝夕相处，请教的倒并非一字一词的匠事，而是关于法、俄（他译过别林斯基）、英等国的文学问题，而此类切磋只能在上下午两次工间休息时背着“工 宣队”进行。休息结束，众人踱回工作室之际，往往与他故意放慢脚步滞后，以孙之砥砺启我之顽钝，特别是关于乔伊斯，讨论最多。江希和君称孙公貌肖前日本首 相近卫文麿，孙公慎蹐，连称不可“瞎叫”。清档方面来人中不可不提的是他们的头儿路贵增同志，如我记忆不谬，合并后的领导小组里，除去“工宣队”，路是 “拿摩温”（No. One)。路学数学出身，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支援亚非拉，原拟外派去用英语教授数学，故“储备”在复旦的“师训班”里学英语。“文革” 狂飙起处，这个班解散，路被分配到同济大学，后又调出来清档。路是北方农家子弟，为人淳朴，深谙“知不害民”之道，批判林同济先生摘录毛选英译本语句有罪 时，有人拍桌打凳，揎拳捋袖，记得是他在一旁轻轻说了句：“适可而止吧。”虽说小惠难以御大，“文革”版《新英汉》的基本面目早已既定，然而在许多具体取 舍细节上，要不是他坚持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睁一眼闭一眼任由我们从实用性角度放手增加内容，“曲线”救书，那么词典可能随着“文革”结束速 朽而成废品。记得与《新英汉》基本同时，有一对中学生姐妹自告奋勇编纂一部汉英词典，据说囊括“红卫兵”、“样板戏”、“赤脚医生”、“五七干校”等“文 革”“新生事物”，当局非常赞赏，屡叫我们英汉向汉英学习。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但不久即寿终正寝，今日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编写进入后 期，出版方面派出一个责任编辑小组审查全稿。那小组组长据说原是“大家闺秀”，革命一来，肾上腺素狼奔豕突，这人一下子变得极左，热衷于开“老家伙”们的 批判会，连某老夫妻失和，也要专挑“三八”妇女节这天，全组停工，批斗某老薄待夫人。幸好这位组长因专注革命而并不坐定审稿，没给编写组横生枝节。一次， 瑞典王后访沪，组长被召去陪同之后回组，猖狂自彰，不但派发影集要大家传阅欣赏，还故作自谦状：“要死伐啦，王后说我英文好，风度好……”责编组里有位令 人尊敬的长者蒯斯曛（熟悉之后我们昵称他为Question）老学长，一位老革命、老领导，跟多数半天上班的责编不同，从早到晚坐在工作室纵深一隅看稿 子，既善于发现问题来同我们商量着解决，又为我们挡掉不少无谓纠缠。譬如某位责编认为 “The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一句有“封、资、修”色彩，特别如果译作“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 的俗话，不宜收录。老蒯听了，用他那黎里古镇的方言，竭力为编纂一方辩解：“这个么，有啥道理？侬要是勿收，人家作兴还勿晓得‘眼睛’在句子里只好用单数 eye，勿好用复数咯。”被他以同样方式“抢救”下来的词典内容，绝不在少数，以致到了最后编和审像是成了一家人。老蒯提出不同意见时，喜欢书写成文，恐 怕是历次运动挨整给折腾怕了，不无以白纸黑字留底防祸的考虑。我至今闭上眼睛，似乎仍能看到他那写得密密匝匝的蝇头小楷：提出问题的理由、根据、旁证以及 改进的建议。虽说后来老蒯又官复原职，坐上译文出版社的第一把交椅，但我每想到他，总又是个可怜的知识人的形象，脑际出现王维的两句诗：“壮心与身退，老 病随年侵”，毕竟他在我出生前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做文字工作，作译双胜，正因为此，世界观便也一直没有改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