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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钱理群的“文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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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6 09:08: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

---钱理群的“文革”观

朱健国

(本文原采写于1998年11月,钱理群先生当时审订后建议“暂不发表为好。”一晃八年已过,“文革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纪念日已来到,关于文革稿约不绝。自觉“暂时”已过,此文应该到了“自主问世”之时了。——题注)

  冬天又来了。这是1998年的初冬。距离1966年的那个冬天,正好“故园三十二年前”。

  有一个人忽然回忆起了32年前的那个冬天。他没有时髦地全盘否定那个冬天,也没有古怪地全盘赞扬那个冬天,他只是如实地说明自己对那个冬天的真实想法。他分明想站在一个新高度重新审视那个冬天。在此之前,他专研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胡风。即便近年从学术转向启蒙,也至多越界到“反右”---为思忆反右,思忆北大右派,他新近发出寻找当年北大右派今日踪影的“特别寻人启事”。此事正在轰动,可是当事人却又冲向下一个新目标:在几个人的访谈下,他猛然越过自己思想的边界,大胆闯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长驱直入文革研究禁区!

  时维1998年11月15日下午,一场大雪前的狂风正在京师呼啸;其地是北大燕北园教工宿舍区,一套北大一流而广东科长们不屑入住的小三房;其人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1998年北大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几年后,人们却微辞钱理群先生有“新左”迹象。是否属实,有待定论。)

              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文革”

  去汉阳归元寺看过五百罗汉的人,见了钱理群先生,往往会想起其中一位罗汉。京戏“黑头”似的身段,列宁似的大秃顶,加上一对随时闪射嘲讽与反抗的眼睛,让人一见便有“此公不可等闲”之感。

果然,钱理群“思想无禁区”,开口便又露出他的一个大胆奇特思想:文革有“前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文革。其实“文革”初期,让平民有一种思想大解放之感。这种解放当然是有限的,但毕竟也是当时的一个解放。

与官方要求必须彻底全面否定那个“冬天”的定论相比,钱理群此言可是反潮流的惊天之语。钱理群当然知道,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钱理群仍然坚持自己的实际体验与观察,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文革”。

  钱理群缓缓道出他的根据。

那个冬天,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钱理群,因“出身不好”,已经虎落平阳,在贵州安顺地区卫校当了5年语文教师。按一般人的想法,此种境遇,只有颓废玩世了。但钱理群却想,人生要有“狡兔三窟”,要有多种生存方式。第一窟,他就当个教员好了,反正从小就有教师梦。第二窟,做个业余研究者,专研鲁迅。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便身在荒山,胸有锦绣。精神抖擞,上班就全心教学,把个初小文化的班在三年内教成高中水平;下班便读鲁迅,住进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半夜里爬山、画画,呤诗,迎初升太阳,冒顷盆大雨,或打伞画雨中风景,或望北斗迎风长歌……那时他的诗充满浪漫,他的画一派象征,他的文章如万马奔腾。尽管因教学法与校长矛盾日益激化,但他的精神并不压抑,他甚至预感到让他出气的时机要到来。

“文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

对于“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回忆,钱理群至今充满深情,那是一个物质贫乏、肚皮空空而理想激荡的年月。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有精神准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文革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文革之前,实际上有很多矛盾已经在孕育,我们在经历、体验之前就已经孕育了很多矛盾。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副校长(贵州安顺地区卫校),他原来也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与当时的省长有矛盾,他原本是个省级干部,后来在‘党内斗争’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贬到我们学校当了副校长。虽然他受贬了,但是在学校里还是共产党高干的那套作风,很跋扈的一个人。有一次全校教研室工作会议上,我和他吵起来。其实很小的一件事,他要扶持他那个在我们教研组的亲戚,而那个人在教研组群众关系一贯不好,大家都反对他,我就发言反对,结果就和他吵起来。这个副校长颇有马列水平,他搬出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来教训我,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我说只有你懂马列,我就不懂吗?我马上跑回寝室抱回一大堆马列主义的书来……这就不得了,把他给得罪了。他马上就派老师监视我,而且我本来是“五好团员”的,把我的名字也抹掉了,马上就对我采取行动,把我气得火冒三丈。不久,我们这个学校新来了一个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书记当时就和校长发生矛盾。这个事发生在1964年,我这人比较敏感,64年全国搞‘大批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大变动的到来,我就觉得肯定有说话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校长不是整我吗,他每次整我,我都把它记下来,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机会说话,你整我,总有一天我也要批你……就搜集他的材料。我到现在一直还保留有他的材料,就是这么个原因。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一个大运动的即将来临,那么小的一些事,干群却如此隔膜,这社会这样一种状况,群众和干部的不可回避的矛盾那时就已经孕育,这矛盾发展,文革就一定要起来了。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文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它可能是这些上下矛盾经历了一定阶段积聚后的最终总爆发。

“后来那个校长跟支部书记闹矛盾,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对我表示支持。我当时觉得党是英明的、伟大的,能理解我。谁知道我紧接着又和支部书记发生了矛盾了。我那性格真是奇怪。我自己总结我和领导的关系是‘三部曲’:最初的时候,领导都非常信任我这个人,因为我好用,工作又认真努力,能力又很强,他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那当然是一个好用的人。但很快就因为我的不驯服、爱提意见,和他发生冲突。然后第三步就是被整。我和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喜欢冲突,而今我在北大也是这样。所以领导总是开始的时候信任我,因为要利用我,但我又犯了‘错误’。什么原因呢?当时我后来有一个悲剧发展。校党支部书记发展了一个党员,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这个老师我跟他很熟,关系还不错,但是他对人很假。比如说,有一天他去作报告,他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要求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他说:学了毛著,我眼睛就亮了,任何黑暗我都看不见,我就只看到光明了。我说这很荒唐,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怎么学了毛著以后眼睛就亮了呢,黑暗也变得光明?支部开会提意见,说争取群众的意见,其实那只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已,其实学校的老师都很反感这个老师,但是谁也不说话,就我敢公开发言,我一发言就引起所有老师都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一些党员也赞成我的观点,结果支部书记就没面子,从此我又得罪了这个支部书记,我当时还不知道。”

“ 两个文革”

在钱理群心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文革”——1966年10月至12月,是一个“有限思想解放”的民主(造反)文革,“一月夺权风暴”后则是“反奴役的革命异化成新奴役”的专制文革。文革至少有两个月的“有限思想解放”。

钱理群靠着书房的沙发,凝望着一排新书柜,缓缓说道——

  “文革一开始,一看报纸上毛主席支持聂元梓,当时我就非常兴奋,觉得这正是多年来我要说的话。那时我在住医院。我下乡劳动的时候,住农民家,被蚊子咬了,生了病,学生送我住了医院。于是在医院里我连夜赶写大字报,检举校长。但是我的大字报还没贴出去,就被校长抢先了一步,把我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当时支部书记也在乡下,只有校长在校里主持工作。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很荒唐,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怎么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因为那一带,还只有我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后来支部书记回来,又把校长打成牛鬼蛇神,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俩竟然关在一个牛棚里。这样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派,当时把我们软禁在我的寝室里,派两个学生跟我住在一起,日夜临视着我的行动。因为我反对那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他们就说我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结果有个女同学就站出来为我辩护,她就说这话好像不通,钱理群反对这个老师,怎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是他们班主任,她也对他的假话不满。结果后来就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不久就去跳楼自杀了。

  “我就被软禁关着差不多三、四个月吧。一直到66年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才解放出来。学校里也一直没给过什么职务给我,根本不可能,我曾经申请过,连班主任也不让当啊。我申请当班主任,因为我和学生关系实在是太好了,后来我又有一条罪名就是‘和党争夺青年’,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罪名,因为我走到哪里,我的周围都有青年圈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害了那个女青年。文革一开始,打倒‘三家村’,我害了很多人,因为我和学生接触太密切,又是运动,又是演戏,又是黑板报,每一件事都是由我带领他们。当然我和很多学生都有联系,以我为首,打了很多的小‘三家村’。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对我反戈一击,甚至捏造、编造很多没有的事,这些东西都够厉害的,令我很难堪。

  “当时我们在底层的感受和上面是不一样的,上面所涉及的人物,是陷入了一场文革路线斗争中的毛、周、刘、邓,似乎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在我们下面看来,当时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文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对受压了的人来讲,它当时批判一切,就是要打破各种迷信,各级党组都瘫痪了嘛,都搞掉了嘛,然后它理论上提出是批判赫鲁晓夫,怀疑一切。他提出的口号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怀疑一切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怀疑,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尤其像我这样受压抑的人。所以我觉得对文革的态度跟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种受压抑的人,当时的感觉是一个大解放,根本不见得是什么灾难。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我说是非常复杂的。文革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有限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崇拜毛泽东,就是在他一人的控制下,进行一种他批准的思想解放,是有限解放,但是毕竟是一个解放。当时所有的党支部组织都瘫痪了,只有百姓的造反组织在活动。当时群众在毛的控制下这是肯定的,这种解放是有限制的,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思想解放。当时我们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而且整个社会秩序非常之好,根本没有小偷,连小偷都革命了,那个局面跟‘***’前后非常之相像。但是时间不长,大概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就不行了,一到夺权闹革命、‘一月风暴’搞武斗,那性质就转移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十月到十二月之间,那确实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思想解放,特别对下层,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在卫校里边挨整,就完全属于校领导的报仇思想,他就不肯给我平反。曾给我平反几天,后来又收回了平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他们抄我家抄出来很多诗。比如有一首诗,就是我刚上大学时写的,当时我意识到中央领袖的仕途不见得平坦,就发了一下‘诗小二’的幻想,诗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人能一马平川。有一首诗我又以踢球来比喻,说球可以踢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那地球的另一面就是美国啊,当时我为了押韵,说我要一跟斗翻到西雅图去,因为西雅图的“图”字比较押韵。这可不得了,当时解释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而我的哥哥又在美国,我们家庭是那么复杂,那么你一跟斗要翻到美国去,你不是想叛国是什么?你解释不清楚,就凭这一首诗,就你甭说别的。我也解释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戴着一顶‘三反’帽子走路。

  “文革后来社会上分两派,你想,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父亲在台湾,是一个高级官员,在贵州那小地方,一听就吓坏了,认为接触我这类人,是很危险的,包括那些毫无理由怕我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越要参加造反派,我非常积极,所以整个造反、革命过程我都参加,我没有消极过一天。后来我自己组织了一个组织,后来又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红卫兵开除,开除又参加,反正乱七八糟,但是他们总用得着我,因为我是写大字报的好手。

  “我这种性格就是反叛性格,先前的校领导我反,革委会成立我又反对革委会,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不过,在我看来,文革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也是现行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当时人们都有把特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文革中我们为什么反对‘新生的革委会’,因为革委会一诞生就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压迫,新的特权。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新特权。而毛主席他支持你反对除他之外的新特权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你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一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很不定的灵魂一样极有反抗性,不断探索,不断地灵验,就凭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是我们以后对他的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化等方面,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更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那后来就是,我这篇文章也谈到了,林彪事件以后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考虑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回到他身上。林彪死了以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紧跟着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我周围就出现了一批青年人,就是文革的中后期,因为我文革这个时候是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在一起,尤其到中后期,我当时的影响就逐渐地扩大。在文革中我的遭遇很多了,有被抓了回来,逃到北京,从北京再抓回去。那么我就团结了一批年青人,这批年青年人基本都是我本校,也有的在卫校教书嘛,后来到师范学院去教书,但是我的影响就超过了,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地区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不断地反抗他们,也是够厉害的了,而且我曾在全城万人游斗,挂着牌子在大街小巷游斗,所以我在那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我,一直到现在,贵州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神话。这个你可别写,因为我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已经不得了了。

  “最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就是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的问题。这是71年以后。我大概74年到了四川去了,住在一座水库旁边,离城比较远,就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工人、知青、民办教师、社会青年这一批人,我在那地方当时是非常最出色的,我自然就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把那个地方的青年人组织起来,紧跟在我们周围,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见面,当时过的是一种毛泽东的那种“身无半文,心有天下”的生活。”

            “阳谋”恩赐“有限民主”

  在没有听钱理群这番话之前,我一直以为高呼启蒙的钱理群一定是个彻底否定文革派,不料他竟是如此说法:文革可分两个阶段,初期是一人之“人治”下的“有限思想解放”,后期,也就是1967年1月后,文革才因“文攻武卫”、“成立革命委员会”、“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专制运动又成为一个新的奴役时代。

有些“点睛之笔”虽然钱理群尚未明说,但“听话听音”,人们顺着“钱语”向前,便可以发现,文革的演变,正是20世纪中国无数次“异化革命”的缩影,反奴役的革命,往往到后期便又成了新的奴役——孙中山的民国革命如此,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政治如此,鼓吹“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蒋介石如此,而亲自加添“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毛泽东更是如此。文革从“红卫兵”阶段到“革委会”阶段的历程,就是一部反奴役者又成为新奴役者的历程。笼统地把文革当作一次从出发点到结果都是罪恶的运动,有失客观,难辞草率与浅薄。只有看清文革初期的“有限思想解放”圈套,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自由思想者狂热地投入到文革中去。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人治下的“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以“阳谋”恩赐“有限民主”与臣民,借以诱骗平民开展“假民主真保皇”运动。

奇怪的是钱理群对毛泽东的崇拜至今不衰。

钱理群说:文革时,“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在我看来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是这个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他说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我们亲身体会,我们为什么反对革委会,因为革委会建立一种新的压迫。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你,而毛主席他支持我反对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他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总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后来林彪事件以后,林彪死了以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

  钱理群为何对文革有如此独特的想法?

  这也许要从他的家世说起。

  钱理群说,他的家庭是一个一家两党制。国共两党、进步与传统都在他家里大有市场。从上辈人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维新派。外祖父项兰生,深受著名维新派学人王韬的影响,是中国第一批维新派成员。因为外祖父的影响,钱理群的大哥钱宁,成为一个投身革命的自然科学家,钱宁早年在美国跟着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研究水利、泥沙,1954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冲破重重封锁,继钱学森之后也回到了祖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二姐与三哥,早在抗战时便参加了新四军,二姐夫丁毅,就是著名革命现代歌剧《白毛女》的剧作者。所以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影响,在钱理群家有着三代相沿的传统。

  但是,到了钱理群的父亲,情况则有变化。钱父是由清华派出的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和胡适同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都是学农(胡适是后来自己转文科),钱父是《科学》杂志最早的编辑,与竺可桢、胡明复、赵元任都是老朋友。钱父1919年回国后,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后来在蒋介石专家入阁的方针下,成为了国民党农林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全国农林工作。其间曾在联合国负责粮油部门工作。1949年,钱父随蒋介石到台湾,为台湾农业复兴做出重大贡献,1972年钱父去世后,国民党人为纪念其对开发金门岛的业绩,在金门岛上为其树立了一个铜像。

  在钱父的影响下,钱理群二哥也加入了国民党,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外交部,后来也去了台湾,成为国民党驻美旧金山领事,虽然后来又脱离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经商,但思想体系是属于国民党的。

  在这样的一家两党背景下,钱理群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人,始终受到的是一种虽无大苦难,却从不受信任的“敬而远之”。当年的“官僚资本家”成份虽然没有剥夺他上北大(后转为人大)的权利,甚至也最终让他加入了共青团,却在最终的职业分配上让他流放到了贵州的一个专区的卫校。以普通人来说,这并非什么坏安排,以钱理群的才学与家世来说,这可是一种无情贬谪与流放。

  正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轻罚生活,使钱理群在反右中没有多发意见,忍至文革初期,终于一朝喷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僚体制的强烈不满情绪。

  钱理群正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感到文革初期尽管有崇拜红太阳迷信,但在一个迷信之下,还是有许多思想解放,也还是在一个大禁区之下开放了一些小禁区。可否说文革是一种绝对限于体制内、皇权下的“有限短期思想解放”呢?

  钱理群认为文革是“两个毛泽东在打架”,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与专制极权的毛泽东打架。这种想法来源,最终可能在于他一家既受过共产党的恩惠与教育,又受到共产党的折磨与摧残。

  钱理群现在不平的是,他家中追随国民党干事的人,身后却受到了海峡两岸百姓和文化界的礼遇,而他家为共产党献身的人,则生前受尽不白之冤,死后不明不白,功绩湮没。他觉得这真是不公平。

            在学术与启蒙中间转换

  钱理群早年禁想当作家,后来发现自己细节感光力不强,自知之明地转为学术研究。1978年以39岁的极限年龄考入北大研究生班,一直以学术为业。可是近些年,他大写随笔、大写思想评论,大编“新语文”,分明从学术转为了思想启蒙。他觉得,有了多年研究鲁迅与现代文学史的功底,应当做几年启蒙工作,因为对社会最直接的帮助,往往是思想启蒙。但是,如果老是“启蒙”,而不做学术,则又会重复老调,没有新思想了。在学术与启蒙中间转换,才能真正做好学术与启蒙。钱理群因此宣布,他目前已感到思想空虚,需要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上去。

  翻读钱理群已有著作与文章,研究文革的专论还不见。此时访谈中关于“两个文革”的评说,此是第一次公布。

  我想,像钱理群这样有实践有理论的“学者型文革亲历者”是不多的,如果钱理群先生能够抓紧把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做出来(不论其中是否有“新左”思维),再尽快变为启蒙话语,那么钱先生将又作出一份新贡献。不论其意见是否正确,都对丰富文革研究有所裨益。

  这也许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附:钱理群简介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45年回南京定居,上中央大学附小、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56年考入北大新闻系,1958年,北大新闻系与人大新闻系合并(因为北大新闻系的记者应博学败于人大新闻系的记者是喉舌之观点),1960年在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办,两个月后回作协报刊精简退回人大重新分配,遂分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师。文革中被批斗。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王瑶教授,1981年留校任教,1985年开始发表自己的声音,1992年成为博士导师;2002年从北大退休, 2004年春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义务教中学语文。

 钱理群著作目录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4.《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5.《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6.《心系黄河——著名泥沙专家钱宁》,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7.《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8.《人之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9.《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10.《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7月出版。
11.《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2.《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世纪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14.《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5.《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6.《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98年11月29日一稿,2006年4 月5日二稿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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