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谒见两个造反派头头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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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谒见两个造反派头头

    宁夏大学中文系的杨长春到中宁中学来了。他是宁夏造反派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指挥部最负盛名的演说家和笔杆子。

    “天是蓝的，太阳是圆的，江山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江山，造反派不坐，谁坐？”

    “试看今日之山河，竟是谁人之天下？天下是毛泽东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的 ！”

    这是杨长春贴在自治区党委门口大字报中的两段经典论断。在自治区首府久传不衰。他因此而声名大振，人气如日中天。

    杨是中宁县东华人，我们班海国清的同乡，典型的贫下中农的子弟。1960年以初中文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骑一师而赴甘肃南部剿匪。1964年复员之际，正赶上大讲阶级路线，大学文科专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学毛选积极分子，于是他顺利进入宁夏大学中文系。他是一个个子高挑的大块头青年，宽广而明亮的额头上梳着大背头，一张略显清瘦的脸，棱角分明，在有些冷酷的脸颊中央，隆起着山峰似的弓背鼻。讲起话来，眉飞色舞，大手频频挥动者，善于天南地北，神吹海侃。是中宁人所谓的“谝子”式的人物。加之学了中文，有些新名词和典故，谈吐之间，更是翰墨淋漓，机锋暗藏。

    杨长春是到中宁探亲，并为着扩大指挥部在全区各地的影响顺道中宁中学来拜访师友的。那天下午，在东花园教工宿舍前的那条甬道上，我见他被叶光彩(文革后学校第一副主任)、李忠良老师（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李庭朴（学生会主席，革委会委员）、张富堂（后为农业局长）、海国清、张凤虎簇拥着，意态轩昂地向工字型建筑前的广场走来。阳光照耀着他发亮的额头，那鹤立鸡群的伟岸身材更显突出。我迎上前去，仔细端详着这名闻塞上的人物，看他那侃侃而谈，顾盼风生的神采。

    “这是小C，中宁中学有名的笔杆子。”叶光彩从旁介绍道。

    杨长春伸出手来，不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哦，知道，知道。”

    “久闻大名了，杨老师！”我淡淡一笑。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杨长春大手一挥，神态倨傲地说。

    “这位骑兵出身所谓大学生懂中外古今的历史吗？懂党内军内的派系渊源吗？懂治军治国，兴盛天下的学问吗？”我在心里问自己。而杨早就目光他移，与别人寒暄不已了。

    “一个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的说客而已！”我对自己如是说，也就不屑于他搭理不搭理我了。

    中宁中学的师生如众星捧月地围着杨长春，听他讲银川如何开展文攻武卫。他指挥指挥部纠察队如何攻占西塔（即承天寺塔，西夏古塔），夺取筹备处（另一派所谓保守组织）在银川的制高点和指挥中枢的战绩。

    “嗨，一声令下，数百纠察队员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衣裤，脚蹬高统靴，手持明晃晃的梭标，潮水似地向西塔院中涌去。几十个人抬着一根大圆木，“嗵、嗵” 地朝塔门撞去，硬是撞开了厚重的木门，向西塔发起了总攻。筹备处的人稀哩哗啦全垮了。那个鬼哭狼嚎，狼奔彘突。他妈的，真过瘾！”

…………

    我知趣地退出人群，旁若无人地走向工字型建筑东侧，那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夕阳将一抹红光染红了树梢，那红光之后，仍然是苍翠如盖的枝叶。在斜晖映照中，白杨宛如一排直刺晴空的长剑，挺拔突兀。数字恰好是九，数之盈也。似乎暗藏九天八卦的玄机。大千世界，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兴许无穷变化于朝晖夕阴之中。万物发端于一，归宿于九；盛极之时，便是式微之始。就如这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安知是出世的英雄，还是政坛的匆匆过客？

    （1967年，杨升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宣传口负责人。1968年反对军方专权被革职发往银川师专任教。改革开放后下海经营汽车运输）



    自治区指挥部总指挥安建国（1968年始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1978年被解职）从固原地区视察回来，路过中宁，住进了县招待所。海国清、张凤虎邀康占林、蒋国儒与我去招待所看他。在前院南侧的一间普通客房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青年。

    安建国出身于根正苗红的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文革前系宁夏大学学生会主席。“四清”后期因与工作组矛盾，由积极分子发展为对立派。处境可谓岌岌可危。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安建国由逆境转为顺境，联合宁大另一个颇有声望的革命干部子弟冯贤（其兄冯茂为银川市市长），抗起了造反大旗，逐渐赢得了校园内外大多数师生的支持。冲出校园后，因“一•二七”夺权而声名大振，成为号令四方的指挥部头头。闻其名，确实如雷贯耳。

    这是一个中等个头，颇为富态的青年。红红的脸庞，颧骨略高，一对精警的小眼睛在眼眶里骨碌骨碌转动着，鬓角略微突起的上方下圆的脑袋，梳着蛮精神的小平头。在缺乏营养的年代，他属于少有的满脸红光，保养得很好的天之骄子。

    安建国似胸有成竹，自信地向先期到达，现在坐在他身边的县政府秘书李树杰（他是安建国同学李树俨的哥哥）和我们宣称：“弟兄们，武汉‘七•二Ο’事件以后，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已明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阻力。而造反与保守的界限已日渐分明。这以后，随着‘文攻武卫’使时局加剧恶化，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局。为着稳定社会秩序，中央会由放到收，着手恢复政权建设。到那时，就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中央对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长征时贺龙的警卫排长。文革支持后来的所谓保皇派筹备处，1968年秋被解到北京京西宾馆批斗）到底是啥态度？”李树杰问。

    “中央会考虑解决朱声达的问题的。你们不看，驻宁野战部队到现在并不表态嘛！”

他话锋一转：“但是，筹备处决不会甘心失败，未来的斗争将会更尖锐、更激烈，必要时，我们也得拿起枪杆子！”

    看来，形势逼人，斗争又将升级。我们都沉默了。

    安建国神态不似杨长春倨傲，但也不正眼看与他谈话的对方。他胸脯挺直，意态大方，矜持而又自信；待人接物，不温不火，很符合官场历来稳健、有城府的选材标准。他的谈吐比杨长春更富逻辑性，更有说服力。但那矜持、自负、居高临下的态势使人觉得他与平民百姓心灵有相当的距离。这恰恰使我感觉到不舒服。

   “一个颇有城府心机的未来官僚，一个獐头鼠目，自命不凡的人物！”

    出了招待所，在回去的路上，我对蒋国儒如是说。

    “蛮子又胡乱弹了！”蒋国儒不屑地讥讽我。

    “我看，蛮子说得有道理。”康占林附和着我。

    “唉！”蒋国儒长叹一声。我们不再说话了。其实，我们都不满意指挥部的领导人物。在潮流挟裹下，活动于政治舞台的上层人物，并非一定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并非一定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并非一定是品德高洁，温良敦厚的君子。不过，历史经常会错误地把不该风云际会的人物推上其事业的高峰，而后再无情地把他撕碎或沉于深渊，和芸芸众生开个天大的玩笑而已。对北宋赵佶如此，对南唐李后主如此，对李自成如此，对早期共产党的瞿秋白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