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上）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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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注释者：
笔名拓荒者，1949年出生，因文革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于1968年随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大潮，去农村务农，离开农村时，又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迫进入超强劳动强度的搬运社工作，经历了多年极其艰苦的非常生活。从1999年开始，有心地收集历史资料，资料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至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藏品得到省档案馆和众多专家的认可。


图：一摘帽右派为适用“文革”生存……下的十四份认罪交待书
一摘帽右派为适应文革生存的认罪书（上）
－－作者：拓荒者


从该“摘帽”右派人这一系列认罪交待材料中，完全可以读懂这位“摘帽”右派人当年为努力适用“文革”这一特殊气候条件下的生存，经审时度势，被动地卷入了甚至可以说是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运动。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以前看到刘强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又经常听到他自吹自擂是个革命干部，联想到‘大联’（当地当年造反派组织名称）可能在九队掌权，我在物资上和生产上讨好刘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强就可以说我几句好话，保我过关，这就是我的思想实质。”思想根源在于“总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力图保自己过关，思想上只有个人，没有革命，这就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思想的表现。”该“摘帽”右派人在“我这次再次犯罪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以后，充分认识到自己唯有披肝沥胆地检查自己，查找家庭根源、查找社会根源、查找思想根源……满纸落下“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并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为自己罗织罪名戴帽子上纲上线……
该“摘帽”右派“在58年暴露出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58年由宁乡搬湘潭”再至“云南”参加“三线建设”，主动要求在所属农场从事蔬菜劳动。终于“在62年一季度摘掉了右派帽子”， 摘掉了右派帽子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努力搞好业务工作和积极参加劳动来取得领导和群众的信任”，长期任蔬菜组生产上的班长负责人。但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动思想仍然是没有彻底改造好”，“因而必然要在日常言行中表现出来”……
这十四份材料的留存，由于该“摘帽”右派人写作完毕均没有标明具体时间，有的结尾处仅标有月和日，这可能是其出于留存底稿的缘故。但从该系列交待材料涉及到一些事情发生在时间上的叙述，如“到69年11月份我回家探亲前和今年2月上旬”，再从该系列材料均紧密围绕“一打三反运动第一阶段”这一时代背景交待的内容综合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该“摘帽”右派系列交待材料写作时间均发生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左右。
这十多份交待材料是该摘帽右派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在三个时间段用三种不同格式的材料纸完成的历史书写，但留存下来较完整的就只有四份。恰好他用不同格式的材料纸书写的交待均各留有一份，四份较完整的交待材料组合更能帮助人们理会到他在那场运动中焦虑不安的极端处境，现将它们一一展示。
最高指示
剥削阶级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有关几个方面的初步交待（全文）

（一）.父亲情况
首先说明一下，我父亲情况，我在1956年，曾向组织作过比较详细的交待，但我没有留底稿，现在相隔了十多年，有些记忆模糊了，现在只能交待一个大概，他具体的职位和时间很不详细和准确。
我父亲有三个名字，在家用□□□，在外用□□□、□□□。1938年以前，我听说他在XX龙湾画眉湾地方教书。1938年日本侵占XX后，我们全家到长沙，我父亲即进入长沙警备司令部作文书，以后，他到了贵州安顺师管区一直到42年在蒋匪军中由少尉升到少校。他大约在此期间内加入了国民党。
1943年至1945年，他由部队转入地方，在湖南新宁、绥宁伪县田粮局任秘书长，46年上半年他曾在湖南衡阳县伪田粮局任科长，46年下半年在湖南桂阳伪县府任秘书长，1947年他曾在XX原和平乡任小学教员，1948年他到青岛伪蒋匪整编54师任副官课长，48年底到49年一季度任该师驻湖南联络科长，1949年5月前后随蒋匪军逃往广东，同年在广东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约在50年一季度遣返回XX，以后在家作田，1957年他在本地民办小学教了一年书，1958年后作田，在家接受劳动改造到现在。我父亲解放前在蒋匪军政机构中具体有哪些罪恶或血债，由于我经常没和他在一起，加之年纪又小，所以不知道。

（二）.我的简历
我出身于1934年9月。
1941年我七周岁时，在湖南湘乡难民学校读书半年。
1942年我八岁时在家没读书（由湘乡住后，43年搬新宁）。
1943年我在湖南新宁县立小学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1944年我在绥宁城关保校读书半年，失学半年。
1945年上半年失学，下半年日本投降后，到绥宁县师附小读书。
1946年回XX老家，失学在家。
1947年入本乡高小读书，同年底毕业于本乡高小。
1948年进入XX县立初中读书，到1949年5月。
1949年6月至8月8号前，我住在姨妈邹吴氏家（中农）。
1949年8月8号我报名考入“湘北建设学院”，学习二个月后，同年十月份分配在XX县新墙区搞秋征、减租、减息等工作。
说明：1947年我生母死后，由于继母虐待，因此除在学校外，寒暑假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我姨妈家，49年我参加工作前即住在他【她】家。

（三）.关于1958年我的资产阶级右派主要问题的交待
由于时间相隔了十年，我没有留底稿，所以很难详细全面的回忆起来。但是我的档案里是很详细的，我愿意再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请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查找即可完全详细，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
我现在只大约记得，我在58年成为右派时的主要罪行是：
1.在日记中写了反动诗歌（日记是我主动交出的），这些诗歌主要内容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毒草。
2.在反右时我说了很多的反动话，放了很多毒箭，攻击了三反，镇反，说解放后的东西有些还不如解放前的质量，攻击了统购统销，夸大了工农生活差别......等等，很多很多。现在详细记不起了，总之是攻击了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声明一次， 我现在记不全了。
另外反右时也批判了我学农业，不安心工作，想回家搞资本主义自发的坏思想（这一条是不是附带的我记不得了）。
对于58年反右斗争，我之成为右派是由于我的确实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言行，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的认识。
我的错误，是当时没有把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抄下来，以便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坚持长期不断的思想改造。
现在我真心请求革命群众到革委会把我的58年档案资料，把我所犯的右派罪行抄来，重新、彻底给我以大批判。我一定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使我能在今后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能重新做人。

四.关于我退出大联和参加大联情况的交待。
1. 1967年9月30号，我参加了我队炮联委五七归口战斗队，到68年3月6号晚上，五七队开会传达炮联委要在3月7号反夺权时，当时我是不赞成夺权的，思想上考虑到反夺权是有问题的，但我当时不敢提出意见。为了避免将来发生问题时联系到自己，另外我也怕发生武斗，所以在3月6号晚上五七战斗队会上，我声明退出大联。从3月7号起到8月上旬前，我没有参加炮联的战斗队会议和其他重大镇压八.二三的活动。
2. 7.31事件以后，炮联以武力镇压和赶走了八.二三造反派，我在八月上旬重新参加了炮联委，当时动机有两个：一个是看到炮联将要在红山掌权，自己如再坚持不参加炮联，就说明自己与炮联对立，自己是右派份子，加之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将来就可能挨整，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又复）参加了炮联委。参加后，从8月到12月上旬前，我在会上是极少发言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红山白色恐怖较重，怕挨打。
3. 12月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队后，经过学习和听了解主任报告，思想上初步认识到炮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八.二三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很明显自己是站错队了，为了表示自己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实质上思想上也是为了保自己过关，所以我在12月22号声明退出大联（即炮联委），参加八.二三。
我为什么两次参加大联又退出大联呢，我不是为了革命，主要是一个私心作怪，总想逃避激烈的阶级斗争，力图保自己过关，思想上只有个人，没有革命，这就是我没有改造好的右派思想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参加八.二三革派，所以就一定倒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大错误，我向毛主席请罪。

五.和刘强的关系交待。
1. 68年元月份刘强向我要了一只小鸡，（价7角5分），我没有收钱，以后他就送了1斤半面条作为交换。此外，我没有在他家吃过饭菜，他也没来我家吃过饭菜。但我现在认识到，我与刘强互相送东西往来，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现在根据揭露，证实了刘强是一个反三（面）红（旗）的反革命份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可是我以前和他送礼来往，勾勾搭搭，这就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
2. 68年上半年，我经常到刘强家去，向他汇报班内生产情况和提出建议。同时，刘强在生产上也是比较相信我，七月份以后，我因要求调班，刘强没有同意，我有些意见，去他家次数就比较少了。9月份刘强没有搞服务班子后（没有进领导班子），我便很少去刘强家了，刘强更是很少到我家。
以上主要是我和刘强来往的主要情况交待。
为什么我要送小鸡给刘强，为什么我那么积极地向刘强提出生产安排上的意见，检查我的主要思想根源是：以前看到刘强在大联好像很吃得开，又经常听到他自吹自擂是个革命干部，联想到大联可能在九队掌权，我在物资上和生产上讨好刘强，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强就可以说我几句好话，保我过关，这就是我的思想实质。也是我所犯的罪过之一。
3. 经过我的检查回忆，在政治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面，我和刘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刘强从来没有事前和我单独谈过，也没有要我开过有关核心小组会议。我平常在他家也很少交谈队上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在他家除提出生产讨论生产方面外，其它很少在一起闲谈，打扑克，这些可以经得革命群众调查。

68年7、8两个月，刘强在班长会议上布置各班自行考勤，并说，考勤要认真些，我就执行了他的指示。在考勤时，在考勤表的反面就详细地写了全班（包括我自己）每人每天具体干的活和时间，并在月底把全班全月实际生产的时间作了统计。这样作，刘强是支持我的，并在会上还表扬了我。在交考勤表时，还附带向刘强汇报了刘开明同志在生产时间内经常和别人扯谈的事。这样，我实际上迫害了刘开明同志。（摘自其另一份交待材料）
六.和走资派文家树关系的交待：

“68年2月份，我曾向文家树老婆刘秀英借了70元钱，电汇回家作我爱人来队的路费（在二季度分两次还了），以后我带刘秀英买了20个鸡蛋。在生产上我和刘秀英在一个班，我安排生产时也照顾了她（没有要她挑粪挖土）。
我和文家树本人很少讲话。
我为什么会向刘秀英借钱，和走资派勾勾搭搭呢？主要是我的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因此对走资派不恨，思想界限不清，就是说，思想上同流合污，因此才会向走资派借钱，这个事实也说明了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这是我的大错，我向毛主席请罪。
七.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四. 以生产压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
1.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只是埋头搞生产，不但自己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且还阻止了其他个别同志的革命串联。如我在一班时，刘开明同志有时在生产时间内和其他同志谈话，我就提意见说：“要用业余时间闹革命，不应该在生产时间内扯谈”，这实际上就是我阻止刘开明同志的革命串联，这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一个例子。
在68年7月份，我有向刘强说“刘开明在生产时间内和别人扯谈，我是提了意见的，将来提意见多了，他便会对我有意见，我怕他将来报复我，不如早走，还可避免更大意见。因此我要求调三班，如不调三班，则要求调回后勤去”。以后我又找干部科要求几次
调回后勤，最后刘强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说，到下次换班时，把你调离一班。
我要求调离一班，是逃避刘开明同志对我以生产压革命的斗争，实质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的翻版。
2. 68年6月份，有一次我因没有很好地照顾郝利民同志的休息，当时，郝利民同志批评了我，以后，我就向刘 强汇报了经过，并说：“我就不愿受他（指郝）的气话，我要求调回三班。”当时在生产上刘 强是相信我的，我这样说法，实质上就是排挤和压制郝利民同志，而郝利民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八二三革命派，这里，我再次向郝利民同志真诚道歉。
3. 68年7月份，有一次赵福来同志对我说：“选刘 强作服务班子，选举时也没有通知我，我没有参加选举，我不知道，因此，我就不承认它。”
在此之前，刘强的服务班子是大联一派单选举的，造反派不承认它完全正确。但是我在听到后，就把原话告诉了刘强。现在检查起来，我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会引起刘强对赵福来同志不满，势必会对赵福来同志施加压力。



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干群关系的又一滔天罪行。
4. 68年元月份，有一天早早上班时，我找赵福来同志爱人要柴刀，态度十分恶劣，言语十分生硬，并且未经同意，擅自跑到老赵屋内找刀，我这种欺压人的恶劣作法是十分错误的。虽然外表上是与他爱人吵闹，但实际上是欺压了赵福来，而赵福来同志是八.二三革命派，这样我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下的又一罪行。我向赵福来同志真诚道歉。
5. 68年9月份农业队斗易祖德时，我打了易祖德一下。
现在检查认识到，农业队当时是以斗易祖德为名，行镇压革命派之实，我参加了这一活动，打了易祖德，也就是镇压了革命派。我是一个右派份子，应该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可是我却动手打人，镇压革命造反派，我真是罪该万死。
以上是我以生产压革命，镇压八.二三革命造反派，我所犯的一连串罪行的交待。
从以上罪行可以看出，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生产压革命，镇压了革命派，以恶劣的态度，生硬的语言，发展到打人，都充分说明了我的猖狂和不老实。以上罪行，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我完全认罪，我甘愿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甘愿接受任何专政处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3.2. 交待 下页待续
八.攻击造反派的错误言行

最高指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认罪书 □□□
首先，我向毛主席请罪。
（五）.我攻击革命派的言行罪恶的交待。
68年6月份我对郑春华说过：“革联站好是好，但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多，知识分子多”。我现在检查认识到，我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个革命派的标准，不是以其中个别人家庭出身成分好坏来衡量的，而是看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衡量的。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混淆阶级斗争阵线，模糊队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血统论攻击了我队革命造反派。
2.68年6月份，我曾说过：‘革联站’就是会搞宣传工作，如许得华一有空就和别人宣传革联的路线如何正确，袁有庆听了他的话才参加革联的，在这方面，大联就不行’。现在我检查，我说这些话，实质上就是挑动大联也大搞宣传工作，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这是我犯下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
3.68年8月上旬，我申请参加大联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说：“过去我认为革联站是一派，是革命的组织，现在王良才骂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宣传鸡巴毛，大家都认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可是革联站却去保他，这说明革联站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因此我现在申请参加大联”。现在事实说明：7.31是毕成之流及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和挑动炮联委部分群众对王良才同志进行的政治迫害，籍以镇压‘八.二三’革命派，达到一派掌权，在红山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阴谋。因此我的申请是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
以上事实，说明了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肆意攻击了革命派，这是我所犯的罪行之一，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
3月2日

企图为右派翻案的言行
最高指示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认罪书 □□□
“先我向毛主席请罪。继续交待我的罪行如下：
（八）.企图为右派翻案的言行：
1.68年3月上旬在一次挖土时，我和高望春同志说：“我以前用业余时间学农业，在58年反右时还受了批判，批判我不安心工作，想回农村搞单干，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58年以后，我一直是搞供应工作，以前我以为农业是空学了，想不到现在意外地能为公家种菜，过去所学的知识又用上了。”当时说话的总意思和表情是为自己能学以致用而高兴。现在检查：我是以过去农业没有空学为籍口，把学农业与反右连起来，我的话里就包含了为自己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影射为自己右派翻案，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罪行之一。
2.68年2季度，有一次我和周望保同志说：“文化革命以前，我的脾气非常坏，态度粗暴，言语生硬，动不动就和别人吵起来，因此，得罪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写大字报报复我。”现在检查我的话完全是哄骗人的假话，长期以来，由于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没有改造好，它就必然地要在工作作风，言语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为了掩盖自己反动思想的实质，把别人揭发我的大字报，反诬是报复我。以此骗人。这就说明我不愿检查自己右派反动思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为右派翻案的另一种表现。
3.69年2月14号在一次班批判会上，我说：“我没有为右派翻案，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还认识不到，请革命群众对我进一步批判。”现在检查，我以上的话是十分反动的，我抗拒了革命群众根据事实对我的批判，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翻了案，也就是不承认自己右派反动思想的罪恶实质，这实际上就是为右派翻案，是我学习以来所犯的新罪行之一。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我是犯了企图为右派翻案罪行的，我完全老实甘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把我的右派思想批深批透，使我的右派反动思想永世不得翻身翻案，我完全认罪。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下面待续，继续交待 3.6


以上是我就革命群众提出的几个问题所作的初步交待。
检查自己，由于自己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思想没有改造好，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是积极搞生产，而在实际上是极不老实的，如利用生产安排拍反革命份子刘强的马屁，和走资派文家树勾勾搭搭，和吴自强在生产时，以谈农业技术为名，却包含了为右派翻案的意思在内等等。在以前的两次检查中虽作了初步交待（共12点），但现在检讨自己思想，是仍然不够老实的。如对自己错误认识不深刻，对革命群众给我的批斗，在态度上不够端正，不够老实。
在这里，我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今后，我一定端正态度，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我一定老实接受批判，把我的右派反动思想坚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
今后，我一定刻苦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右派反动思想，老实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争取重新做人。
最后，让我向毛主席请罪。


从以上罪行可以看出，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以生产压革命，镇压了革命派，以恶劣的态度，生硬的语言，发展到打人，都充分说明了我的猖狂和不老实。以上罪行，完全说明了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我完全认罪，我甘愿接受革命群对我的批判，甘愿接受任何专政处分，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 （1970年）3.2.交待 下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