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策：“文革”初期查禁作品的作者一览

bluesky

　　王同策／长春

　　南方周末2000－03－03

　　“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

　　小序

　　１９５８年初，在“反右”运动后的干部队伍清理中，我从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下放到一个乡间小镇的中学。两年之后，又被调到这个县的师范学校教课。其时饥饿正袭击着神州大地，现在从薄一波同志的回忆中得知，为此而丧生的，仅１９６０年一年，其总数即在一千万人以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８７３页）。幸免于难的大都也浑身浮肿，当时讳言为“病”，谓之“无名浮肿”，即周身疲惫无力，腿部、面部用指头按下去，凹陷部分久久不能恢复原状。为此，全国实行“劳逸结合”，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对上下班制度的遵守要求不十分严格，所以能有机会去县里的图书馆看看书报。↑本文作者王同策先生张家摄

　　图书馆房子不大，前面是阅览室，门面全是玻璃隔扇，很亮堂。后面是书库，中间一条小走廊，右侧存放报纸、刊物架，左侧隔出一间小屋，垒铺小炕做值宿室。那时人最密集的地方是大大小小的饭店，确有摩肩接踵之势。相比之下，图书馆则显得很冷清，倒也落得清静。

　　这图书馆虽算县级单位，其实只有３个人：女馆长原是县妇联的干部，另一位男士高姓，原是小学教师，因为职业关系，声带坏了，不能再继续吃那碗辛苦饭，调来这里。几年之后，在那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里插队当农民时，我就同他编在一个公社里。还有一位青年小伙子姓姜，白净面皮，戴副宽边眼镜，温文尔雅。虽然全馆才３个人，但还另有下乡包队搞运动、深入基层了解农民文化生活情况的事。前二位承担这方面工作较多，小姜因父亲在押（解放初期的错案，现已平反），做工作队员诸多不便，大都任留守之职，加之他孑然一身，就长期住在馆里，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较多，时间一长，渐渐地就熟起来。先兄同竹１９５７年在中央编译局“加冕”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妻子与他离了婚，他被押赴京（北京）山（山海关）线上的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为了活命，要药、要吃的信就只能写给我，为了避人耳目，我就让他把信写到小姜处，由我去领。

　　在小姜那里，除了能看报、借书之外，还能了解一些关于图书及其作者的信息。这在一个小镇上，对总想了解一些各方面情况的读书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比如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不太久吧，就有文件规定把《保卫延安》提存，所谓提存，就是把该书从架上“提”出来，“存”放在一边，不再外借。比提存进一步的是化浆，即把该书送造纸厂“化”为纸“浆”，也就是不再让它继续“存”下去。更进一步的是“就地焚毁”，可能是怕“化浆”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不良影响。“文革”初期，上面提到的《保卫延安》就有专门文件升格为“就地焚毁”的。小姜馆里的《保卫延安》焚毁没有，我没有问他，但从他一向奉公守法、循规蹈矩来看，想来一定是认真执行了的。

　　“文革”开始，“横扫一切”。我所在的单位，其时已改为耕读大学。那是当时刘少奇主席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上级就原来的师范学校改建的。学校里的教师大都是各学校在历次运动中视为政治包袱的；而学生也大都是高考政审不合格或其他原因未能录取的。有的学生自嘲说，这学校是“圣（剩）人教贤（闲）人”，大体符实。

　　运动起时，我首当其冲。后来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交锋会上得知，运动开始前很久，我即被定为全县１２名重点人之一。大字报揭露的罪状，除了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与“右派”哥哥划不清界线之外，还有买书订报。有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王同策订的什么报？————《北京晚报》；王同策买的什么书？———《燕山夜话》。

　　写书犯罪，道理容易明白，读公开发行的书报，而后追加罪名，古今中外则不多见。回想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我当时订的是《文汇报》，在几次过关批判时，并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尽管当时已有那篇很知名的定性社论在。于此也可见时代真个是在飞速前进。批斗之后，就监禁劳动。直到批判反动路线的时候，单位的领导者们凭他们在多年政治风浪中养成的敏锐嗅觉，预感到自身的日子将要难过，就及时地拿出钱来“支持革命小将外出串连”，同时，对我们几个当时被叫做“黑帮”的也放松了监管。总算大家方便。星期六下班后准许回家（校址在远郊，教职工均住校），便又可以去小姜的图书馆了。↑其时，“文革”战果展览结束不久，展品胡乱堆积在墙边，散落在地下，我顺手拾起一张夏衍同志挨批斗的照片，回家贴在我《夏衍选集》的扉页上，并在照片下写上“作者近影”四个字，算是为这段人生难逢的历史留下点形象的记录。

　　因为“破四旧”的声势很大，小姜所在的图书馆对外已经关闭，但他还住在那里，我只能晚上去可以遇着他，就便看看书报。同时常去的还有一位在地方剧团工作的上海姑娘小朱，她和小姜相处得很好，所以，我和她也就认识了。其时，各种“造反组织”，已经建立很多，并且很快就有了与之相对立的组织，运用大字报、广播相互攻击。都一样地戴着红袖标，一样地背着绿挎包，一样地里面装着“红宝书”，一样地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有些如真假老包一样不好分辨。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只要自报“革命”，就有点差不多可以算数的意思，即如我们旧日的“黑帮”，也早已自我解放，加入或自建了“组织”，走向街头，参加辩论。只是这种辩论为期十分短暂，因为双方争辩时，不免夹杂些讽刺、挖苦，继之以谩骂，继之以拳脚，继之以棍棒，最后，正如众所周知，继之以枪炮、坦克（四平市两派武斗，一派开坦克上街，为笔者目睹）。

　　小朱除了是她所在单位的运动积极投入者外，还已“走向社会”，在跨单位、跨行业的“组织”中活动，组织，宣传，忙得不可开交。和她众多的同龄人一样，信奉虔诚，身体力行。举止言谈中无一不渗透出投身彻底拔除修根、建立无产阶级红色根据地这一宏伟事业的自信与自豪。健壮的身材，短短的发辫，有神的眼睛，处处显露出勇于批判、誓死捍卫的精神。

　　一天晚上，当她得知我是我所在单位除“当权派”以外惟一未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的人的时候，嘴角泛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如果说这微笑中有一点点鄙夷的话，更多的则是怜悯。但终于还是遵照对落后的人不应嫌弃而应注重教育的教导，劝我积极革命造反，为捍卫革命路线而奋斗。出于对她由衷的同情，我反过来劝她利用串连机会回上海与家人团聚，有时间就读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书和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用以增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修养。她可能感到我已属落后到顽固不化程度的分子，拿起用来写批判稿而挑出来的报纸，和我有礼貌地点点头，走了。几天之后，她被对立派别抓获，动用各种酷刑，把她活活打死，“支左”部队会同两派验尸的时候发现，阴道还被捅了一刀！一株挺秀但略嫌稚嫩的东海幼苗，就这样过早地凋枯在塞外莽原中。她的深沉悲哀不在她的死，而在她至死也未能正确了解她死的原因与有无价值。

　　随着武斗升级，小姜的图书馆已几度被抢，屋里地上到处是书报杂志，一片狼藉。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守在那里。因为他父亲问题的重压，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总是沉默不语，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对小朱的死，他感到十分哀痛，我也后悔没能着力地劝阻住她，心里感到担负着若干责任。以后的一段时间，每次我去，就与他默默地对坐着，各自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散乱的书报。

　　其时，“文革”战果展览结束不久，展品胡乱堆积在墙边，散落在地下，我顺手拾起一张夏衍同志挨批斗的照片，回家贴在我《夏衍选集》的扉页上，并在照片下写上“作者近影”四个字，算是为这段人生难逢的历史留下点形象的记录。下面这份名单，也是当时在脚下踏着的废纸堆里被我无意发现的。

　　材料看来是由某家图书馆编辑油印、逐期寄发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各图书馆用作“提存”时的依据。其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编下去，大约是生活本身已经否定了这件事情的必要。随着“批判”的无限止扩大，不被“提存”的已所剩无几。两年后，我就看到过这图书馆门前贴的“本馆现借阅自然科学书籍，除马恩列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和革命样板戏之外，其他社会科学、文艺书籍均不借阅”的通告。远承秦始皇焚书“所不火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固有传统，近合尽管“大学还是要办”但仅限于“理工科大学”的指示精神，可算得是古今一体、相得益彰的了。

　　虽然生活板荡，长年积习难改。一见有意义的资料，总想设法加以搜集保存。这份名单当时草阅一过，即向小姜借了携回，当晚过录一份保存。几天之后送还他，几次去都是门头落锁，大约他为了避开武斗越来越密集的炮火，再也顾不了人们的是非毁誉，另选栖身之地了吧。

　　鲁迅先生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禁书目录；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收入了更多的禁书令，和下面这份材料比较一下异同，倒可开人眼界，增长见识。

　　首先，就有麻烦与省事的区别。比如《后记》转引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１５９２号”批件中，前面虽也重申３０种图书“严予禁毁”，另３０种“禁止发售”，另３１种“暂禁发售”，另２２种“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特别是还有３７种竟因“系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无碍”，所以“禁令准予暂缓执行”，但总是麻烦得很，远不如后者之简单省事，只要是这个人写的（编辑者苦心搜集了各人的“化名和笔名”，就使得这一工作进行得更能彻底），不问写作时间，不管所写内容，一律禁绝。就如唐初的骆临海（宾王），如生活在“文革”之日，因曾列名那篇讨伐武后的檄文，那就连他７岁时写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也在查禁之列的，省却许多区分的麻烦。

　　其次，还有精明的洗练与过分执着的区分。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禁书令上的查禁书目都分别各书写出查禁理由，如“诋毁本党”、“宣传赤化”等。既然已列入禁书目录，就是需要查禁，其实是无需什么理由的。相较之下，下列名单就显得棋高一着，它深得老杜（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精髓，只简明地在额头上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一切文字即均在查禁之列，无需过分执着，还去分别开列书目，说明什么“理由”。

　　其三，有并非偶然的重复。尽管距三十年代已过了３０多年，国家也有地覆天翻的变化，但新旧查禁书籍的作者，有不少竟同为一人，比如夏衍、田汉、周起应、李达、匡亚明等等。这一并非偶然的重复，构建出了一道难以理喻但确为事实的极为奇妙的风景线：两个绝对对立，乃至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政权，在不同时期，使用同样十分决绝的手段来整治同样一群文士。

　　其四，下列名单中，本还应有不少名声显赫、昭昭在人耳目的名字，但他们大都抢先一步或几步，还未能等到这次空前的“横扫”，早已在一次次运动中（特别是在“反胡风”、“反右派”运动中）分期分批地照章发落。加之当时欲批者众，版面极紧，“死老虎”自勿需再劳武二郎动手。而还有一些后来被大肆挞伐的，其时可能“隐藏得很深”，因无“新动向”可寻，故未“深揭深挖”出来。这两批“人犯”的未能列入，多少削弱了名单的阵容，但过来人也都大体了解，当然也就无必要再作画蛇添足的增订。

　　最后，旧日的查禁图书，多只从政治性的“反动”加以否定，并不着力还否定其书的学术价值，说它如何浅陋，或是文艺作品，就说毫无艺术价值，简直不值一文等等。而“文革”时的禁书，确有创造性的发展，较之过去远为周密、完备。批判政治上的“反动”当然是“第一性”的，但还有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要把它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统统否定，其结论得是政治上反动透顶，学术上、艺术上也一文不值。因而就是已经成为“至圣”的孔老夫子，两千多年后被批判的时候，其罪名政治上当然是“复辟狂”的反动无疑了，而所谓“教育家”、“政治家”等，也统统都不是（即使是反动的）。其后在“教育大革命”中，有意制造传播的什么某教授考一般常识得零分，某医学专家把用于肛门的体温计塞到病人嘴里去了等，“其源盖出于此”。这些，下面的名单确乎未直接显示出来，只不过既然提到查禁，自然引起有关批判的联想。无类可归，暂缀于此。

　　鲁迅先生写过《德华焚书异同论》，他在其他文章中，将中外古今相类的事拿来比较异同的也不少，大抵这种比较，往往耐人寻味，启人深思。师法巨匠，放胆一试：强作冯妇，难免效颦之讥；画虎不成，勿责亵渎先哲。

　　至于这名单本身的情况和我过录它的想法，还需要再说几点：

　　一、我这文章的副题虽名“作品的作者”，实则这里边有些人是并无什么“作品”的，其中有的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阎王殿”、“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美封，用一句当时说这个部门一位负责人的话来说，就叫“在数难逃”，逃出的确乎不多，尽管当时有“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话，但这些好不容易才解放出来的小鬼们，又被列入那“一切牛‘鬼’蛇神”一类而被“横扫”了，那年头文教宣传行当流年不利。与那些著述等身的“作者”比较，他们上此名单着实有些委屈，尤其联想到个人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中之不凡建树，更难免令人愤懑。不过，批判者对“作品”的要求远不像现今评定职称要求得那样苛刻，必须某级某类刊物公开发表。因而，如打印的会议动员、总结报告之类，也均放宽算数。当时的颂辞中常用“大海”一词作喻，这名单也有海洋一样的宏大胸怀，不嫌涓涓细流，一并收下。

　　二、每批材料题目中“化名”的提法很有深意。文化人写文章（有些即使不写文章）起个笔名本属常事，但在造反派看来，笔名只不过是文人学士的成果见诸书刊时用用的文坛韵事，与之相联系的往往只是吟花哦月，最多也不过还有“红袖添香”之类封资修一套，其罪恶深重程度远不理想。相反，这“化名”则常见于公安局的布告，使用“化名”大都是窜犯边境的敌特与抢劫强奸的流氓惯用的手段，而令人联想的情景则往往是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一类。两相比较，真有霄壤之别。于此也可见编辑者文字根柢之深，一字之异，其间包藏着极大的杀机，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

　　三、我的目的只在存真，所以一切照录，“不理解的也照样执行”。如我过去的老校长李达后面注以“前武汉大学校长”，当然是怕与另一同姓名的我军将领相混（这绝非编辑者的过虑，日前读回忆录，得知《红旗》杂志创办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通知与会者名单中有“李达”，结果两位都去了，真正通知的当然是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召集人对武将李达说：“既然来了，听听也好。”但上这名单与那座谈会名单迥异，不好不细加区分），但两见的马识途，均注以“西南地区的”则就不易理解。我身在“东北地区”，似乎还从未听说过此间有叫这名字的写作者。至于原件中的错别字，如夏衍笔名蔡叔声，误为蔡汉声，王西彦又名王西征，则又有西微，颇疑“微”为繁体“徵”字之误。鲁鱼亥豕，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而已，算不得什么毛病的了。而一人前后重出，笔名张冠李戴，笔画计算错误等情，亦均只实录，不加改动，以存其真。

　　四、似水流年，苍黄反复，昔日有些因报纸点名批判而魂不守舍、措颜无所的人们，在现今已视这单上有名为一种光荣了。不是有不少包括“文革”时期在内，大半辈子都在当打手、吹鼓手的，现在也大讲其如何如何“受迫害”么？————倒是那些当时也并不以为意的人，现在依然一如既往的平静。故而这单上之有名无名，就涉嫌是否对上述诸公的新的“迫害”。好在每期材料均标明时间断限，编者复有说明：“因时间紧迫，可能有遗漏的”，该时限内报上确曾涉及而今却单上无名，则责不在我，敬祈谅察。

　　名为“小序”，已经罗嗦不少，就此打住，不再饶舌。在见到这名单的当时，我就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份资料，故加抄录收藏。至于在历经彻底否定“文革”后的今天，读者们可以或者说是应该从中受到什么启示，引出何种教训，那就不是我所可以越俎代庖、妄加臆测的了。

　　“横扫一切”３０周年

　　记于长春吉林大学。１９９９年秋修订旧稿



文章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0003/03/zmjm0301.htm